这下面的两个回答提到了六七暴动，那就提一下1966年天星小轮暴动事件吧。
众所周知，在战后香江有过三次大规模群众暴动，分别是双十暴动（1956年）、天星小轮暴动（1966年）、六七暴动（1967年 ）。在冷战阵营俨然对峙的香江，相比于爱国左翼群众发动的六七暴动，如果说「双十暴动」是由亲KMT的右派群众造成的，天星小轮暴动则相对更具有「一般HK市民」参与的性质。同时，这场暴动中的爱国统一性虽然没有六七暴动那么强烈，知名度也没有六七暴动那么高，但这场群众暴动却同样是港英殖民地一百多年历史上，反殖、解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9年香江正式成为工业出口港、1962年启德机场大厦启用、1963年港中大成立，这些都是香江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印证。但是，在歌舞升平气象的背后，却有着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
尽管1949年后陆港人口流动正式断绝以来，港英政府已经收紧了收纳外来人口的政策，致力于建构、加强陆港边界。但是，在1960年到1965年间，还是有接近60万人从北边涌入香江，使得香江人口继续爆炸性增长，1966年人口统计总数达到370万人，加大了这个殖民地社会的压力与紧张程度。1961年大约240万个住在「永久性住所」的居民中，有13万多万人住在地窖、阁楼、楼梯底等居所。 到1964年，香江已经有接近50万人住在山边木屋或者天台小屋（还有人就住在小贩档口）。香江民众的生活情况如果用五个短语来形容，就是：居住环境拥挤、贫富极度悬殊、工作环境恶劣、缺乏政治代表、政府贪污猖獗 。1960年以前，港英当局几乎不提供任何社会福利，也不为劳工权益提供任何法律保障。
为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的，是1964、1965年的银行倒闭潮、银行挤兑潮，「许多穷人因银行过度投机而失去他们毕生的积蓄」。一方面是工业化急速发展，一方面却是底层人民生活愈发困苦、社会问题继续加剧。尽管1964年上任的港督戴麟趾尝试改善状况，在爱国左翼群众间依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死鬼佬、住洋楼、养番狗、一听到、就想呕」。在市民之间，一种模糊的郁闷、不满与愤怒，在湿热的气候间弥漫开来。
1965年10月，天星小轮董事会向总督府提出多项船价加价申请。尽管社会舆论强烈反对此事 ，1966年3月总督府还是形同批准天星小轮的加价要求，允许天星小轮头等票价增加五分钱，同时还增加寄往内地的邮票价格、与增加部分公共屋邨租金10％。在许多市民每天只能挣到一两元的1966年，五分钱可以做到很多了。正如苏守忠所说：
「為何當年『斗零』（五分錢）對小市民那麼重要？當時『斗零』可以買一碗白粥和一條油條，相當於一份早餐。小輪公司加價背後的 big issue , 是殖民地政府漠視民意的事實。」
苏守忠，就是这场暴动中的重要人物。1949年与家人来港定居的他，逐渐对殖民地统治心生不满：
「我家住油麻地，經常在普慶戲院（已拆卸，現址為逸東酒店）看到印度籍警察踢三輪車伕的屁股、踏他們的腳趾，極盡侮辱之能事。我覺得香江的氣氛令人窒息，有種此地『非吾土，非吾民』的感覺。」
认同甘地非暴力抗争理念、自觉「成长过程中一直渴望做点事」的他，于是开始在1966年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示威。
1966年4月4日早上，苏守忠致电『英文星报』告知自己行动后，就来到港岛天星码头（渡海小轮搭乘点）的入口行人走廊，开始绝食示威 ：他突然展示背面分别用中英文写上「绝饮食，反加价」的外套，左手衣袖用中文写着「支持叶锡恩」的字句，右手衣袖则以英文写上「支持叶议员」。①苏守忠表明，他打算绝食至天星小轮公司取消加价决定为止。这种尚十分罕见的请愿场面，吸引了不少路人的观看与同情，更有十一名青年男女加入绝食。 苏守忠回忆说：
「绝食期间一名英国人路过，向我静坐的地方掷下一枚五角硬币，遭在场群众喝倒彩。」
他1997年4月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没有把反殖民的字眼喊出来，心底里想的却正是这回 事。」
4月5日下午，向周边路人与记者公布自己姓名、住址的苏守忠，在各一名高级警司与警员的警告下拒绝离去，结果被警方拘捕，押到中央警署。苏守忠被捕后，卢麒十多名支持他的青年前往港督府请愿，到晚上九点十多名青年在天星码头、弥敦道游行示威，高举反对加价的标语与高呼口号，随之4月6日凌晨，警方拘捕了四个示威者。最终抗议行动在4月6日晚升级成一场骚动：
晚上十時許，油麻地及旺角一帶眾集了四千名群眾，防暴隊與群眾衝突，混亂中有人向防暴隊及在場警員投擲石塊，防暴隊向群眾發射催淚彈，群眾四散奔逃，沿途將垃圾箱、交通標誌、巴士站牌、商店招牌搗毀，彌敦道交通陷入癱瘓狀態。踏入凌晨時分，警民衝突不斷升級，部分行走彌敦道的巴士和警車遭滋事者襲擊，並在九龍數處地點以石塊、玻璃瓶攻擊警員，警察及防暴隊則不停施放催淚彈。九龍各處共有數十輛巴士遭嚴重破壞，部分更遭縱火焚燒，九輛在旺角匯豐銀行旁停泊的私家車被推翻焚燒。多處巴士站被搗毀，角子老虎機（路邊停車收費咪表）也受到破壞，旺角瑞興公司櫥窗玻璃被滋事者擊碎。騷動爆發後，港督戴麟趾頒布宵禁令，由四月六日至八日全面實施宵禁。港府特別調動啹喀兵參與鎮壓，並發射近百發子彈。……
根據《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査委員會報告書》，一干四百六十五人因參與騷動被捕，其中九百零五人被控破壞宵禁及其他罪名。騷動期間一人死亡，二十六人受傷。事件中三十輛政府車輛損毀，消防局、市政事務署、郵政局等政府機構也受到騷亂群眾破壞。 由於天星小輪騷亂肇因為票價增加五分錢，故此又稱「五分錢暴動」。
事后，卢麒不但遭到警方毒打，还「被自杀」。1967年4月，苏守忠与几个青年在旺角高举「卢麒追悼大会」的旗帜，随即被逮捕，苏守忠被判入院观察十四天精神有无问题。②
这件事情虽然震动港英政府成立骚动调查委员会，骚动调查委员会也指出港英政府的各种问题，以及港英政府必须改善施政以解决各种危机。然而，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准备袭来。来自北方的炽热革命气流，即将为香江带来一场更大的革命运动，不过这就不是本文的表述范围了。
值得一提是，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大方针下，爱国左翼阵营基本不但不支持这场群众运动，反而站在港英一边，强调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文汇报』当时就以社论强调，所谓香江市民都希望社会秩序能迅速恢复，好让大家能过正常生活。时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罗孚甚至说：「左派甚至怀疑可能有沱牌插手，所以保持中立」。
假如爱国左翼阵营当时选择响应暴动者的求援，发动力量与港英政府来一次硬碰硬，事情是否会与六七暴动有所不同呢？然而，这已经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①时任市政局议员的杜叶锡恩在1965年11月，收集超过两万个市民签名，反对天星小轮升价。
②值得一提的是，苏守忠1991年出家了。
参考文献：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張家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