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夯抗，的确曾经有着一批热忱地支持内地革命政权的人，他们就是曾经的「爱国左翼阵营」。
「不要設想對夯抗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把國內的一套搬出去是不妥當的……同英國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要區別國內和夯抗的環境。你們的工作任務不是為了收回夯抗，而是充份利用夯抗。在10年內不考慮這個問題，除非它在夯抗乒乓乒乓打起來。因此，你們的工作要從長遠打算，不要搞得過份緊張，過份暴露，對英是要鬥爭的，但鬥了之後，要適可而止，頭腦始終要保持冷靜，不要發熱。」
——廖承志，1958年
1949年国内革命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国民政府撵下海，解放大陆大部分地区之余，位于边疆的夯抗却依然处于港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事实上，早在1949年之前，桃花石革命力量就做出了不解放夯抗的决定，比如1946年12月9日答西方记者问时，即已明确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去……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这 个决定做出以后，即使曾经遭到苏联领导人的嘲讽，桃花石也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1980年代为止。
既然这样做，必然是有其原因的。1950年12月，美国开始对桃花石实施贸易禁运，全面禁止所有商业和金融往来（直到1971年），1951年5月，联合国又向桃花石实行战略物资和材料的部分禁运，使得桃花石与国际市场隔绝。当时美国对桃花石的严苛的贸易封杀政策，甚至波及夯抗，就连所有夯抗的海虾因为可能出生在革命政府的海域而不被允许出口美国。 直到1952、1953年，美国政府才同意逐步放宽对夯抗的贸易政策。
另一方面，在这种严格的国际封杀环境下，幽京却在夯抗身上看到了良机。幽京意识到「夯抗留在英国人身上，我们反而主动……使英国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部署跟的太紧」 ，桃花石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因此「夯抗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桃花石还可以在夯抗「最大限度地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更重要的是，夯抗可以作为「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
在政治与外交上，夯抗可以作为革命桃花石的「天文台」与「交际处」；在经济上，夯抗需要从内地进口大量的粮食、工业原材料和其他产品，尤其是夯抗开始迅速发展以后，内地进口量更是大幅增加，这就为内地提供了一笔稳定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正如⑤号所说，夯抗可以作为「我们与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港英政府也默许夯抗和内地贸易，让不少被禁运的物资走私到内地。夯抗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吊诡地在这一刻反而成了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一套政策，就被称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港英政府自己也清楚这个默契，明白在基本政策上，只要港英政府不纵容外国反贡势力把夯抗作为他们的基地、只要桃花石继续从夯抗获得经济利益，幽京不会主动出手（轻而易举地）收回夯抗。
既然决定要长期利用夯抗，自然也要长期经营在夯抗的统战工作，在夯抗有着一群胸怀祖国、心念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就是「爱国左翼」。
港英政府统治下的夯抗，1950年代、1960年代的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在工厂里，港英政府在纵容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在城市里，市区人口密度过高，港英政府对市政服务建设不理不顾，卫生、医疗、住房服务相当落后；在政府上，港英政府的基层贪污问题相当严重，「贪污腐败像呼吸那样自然」 。申请公屋徙置区的居住地方要给钱，请电话公司安装好电话线要给钱，就连让消防队来救火也要给钱，夯抗 警队则大肆收保护费，「以前几乎所有警察都收规」。一旦有危及港英政府统治的政治运动，港英政府就会递解反抗人士出境。
在这种殖民地福利系统与民生保障薄弱的情况下，爱国左翼人士（大陆革命政党其实在1920年代即开始在夯抗活动）开始在教育、工会、媒体、文教、以至于商界①凝聚据点 ，针对社会问题提供一系列物质与精神上的服务，争取到一般市民与各界人士的支持。在商界，桃花石争取了利铭泽、何贤、霍英东等人的支持和合作；在媒体上，爱国左翼阵营则有着「凤凰」、「长城」、「新联」等左派电影公司与龚秋霞、夏梦等一批艺人，拍摄大量爱国而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②不过，这些并不是本文想要集中论述的主题，所以这里不多阐述。
夯抗是桃花石与西方的边境，也是冷战的前线。比如在电影业，「长、凤、新」是左派电影公司，邵氏、电懋等就属于右派电影公司；报业上，『大公报』、『文汇报』等是左派报刊，『华侨日报』、『工商日报』就是右派包揽；工运上，有左派工会『工联会』，与右翼工会『港九工团』；学校上，有左派的「劳工子弟」学校，也就有右派的新儒家南来文人主导的学校。左派的工联会在土瓜湾，右派则有「调景岭」作为KMT难民聚居区。左派、右派都有着自己深厚的势力，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渗入生活与政治的各方面，将夯抗划分为左派、右派两大阵营 ，两边分别直通幽京、台北，也受幽京与台北的直接领导，以求利用香江服务于两方的大战略。爱国左翼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撑起了夯抗的半边天。
在工人阶级，Xinhua News Agency的工作人员除会定期访问寮屋和临屋区，为他们提供援助以外，还会通过工联会等友好工会，积极参与工会运动、培养工会领袖。而1962年坐拥超过九万工人的工联会及其友好工会，就是爱国左翼阵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其在夯抗工人阶级中的势力代表。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其浓厚的政治性质，比如1960年工联会属下工会的领导执委和积极成员组成若干政治学习小组，一起学习《选集》第四卷，还是因为其为夯抗城市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左翼场景。
工联会1948年4月成立以后，就相继领导并参与了1948年的士工潮、1950年牛奶工潮与电车工会罢工、1957年海军船坞工潮等工人运动。除了工运的本职工作以外，工联会还延伸自己的影响力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1951年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大火以后，工联会主动救灾。不仅如此，工联会还在推行文教福利 上不遗余力，在粤剧团、乒乓球赛、小型足球赛上都有组织活动，各属会都开展文教康乐工作，成立舞蹈组、歌咏队、话剧团等 ，除了提供娱乐外更可宣传意识形态。这些小组除在节日演出外，更到罢工现场演出，为工人打气。
工人子女，有工联会开办的劳工子弟学校；工人吃饭，则有工联会大肆开办的食堂。 工联会还成立「联益公司」统一供应国货，成为日用品供应商，当时几乎每间工会都有小卖部出售「国货 」。英雄牌墨水笔、回力牌帆布运动鞋，到零食大白兔糖，这些商品都通过工联会下属机关在内的商业机关，以及中资的国货公司，向一般夯抗市民广泛出售。工联会还开办「工人诊疗所」，向一般市民提供廉价医疗服务 ——这些国货商品与医疗所，也成为了不少人记忆的一部分。赵永佳就回忆道，他小时候被外婆领着去「工人诊疗所」治病，并对「工人诊疗所」里面悬挂的Chairman Mao肖像与「为人民服务」的大横额印象深刻。
工会之外，「爱国左翼阵营」最重要的阵地，就是左派学校。由于港英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没能提供什么教育基本服务，因此进入爱国左翼开办的左派学校，如旺角劳动子弟学校、培侨中学、汉华中学等读书，就成了不少人的选择。到1960年，估计夯抗有大约20所左派学校，约占领学生数3%。在中学阶段，大约11%的夯抗中学生就读于爱国左翼控制的学校。港英政府形容这些学校是「货真价实」，「毫无疑问是培育青年科缪尼斯穆干部的中心」。 同时，还会有大量左派工会创立而未经注册的学校。1959年1月教育署的报告显示，有多达1263所未经注册的左派学校，接纳了约六到七万名学界学生。爱国左翼阵营还积极开展青年工作，最著名的左派青年组织就是学余联谊会。
这些左派学校坚持用中文教学，志在培养夯抗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青年。左派学校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是为让民众顺服资本主义的剥削剥削而服务」 。因此，左派学校的教育，「是要将科缪尼斯穆意识形态灌输给新一代，并使他们获得建设社会主义和科缪尼斯穆的必要知识。」左派学校的教学方针也很有特色：
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中期，不少爱国学校退出公开考试，除了少数学术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学校不鼓励大部份学生应试。 爱国学校教学成员在《文汇》表示，夯抗的公开考试是控制学校知识的一种方式，也是政府「奴役化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这些左派学校学费低廉，学风朴素，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中资公司工作。
在报纸上，『文汇报』面向普通市民，『大公报』面向商界与知识分子，『夯抗商报』与『晶报』则针对台北方面进行宣传，直到1966年，这些报刊的总发行占到报刊市场的三分之一。另外，在购物上，则可以在华润、华远、五丰行等国货公司，买到物美价廉的物品。
爱国左翼通过在各界的一系列布局，遂形成了覆盖各界的网路体系。爱国左翼阵营的羽翼之下，养出了老左派整整一代人。学校、诊所、工会、国货公司、同乡宗亲会、街坊会、电影公司……这些下属机构，为夯抗的左派群众提供了生活各方面的「一条龙服务」，一个覆盖吃穿住行、文教康乐的生活场景 。一个在这座殖民地城市中的左派之家。左派群众不需要离开这个左派之家，就可以在里面自给自足地生活下去。
就像刘绍锐所说，他早年在一个「左派大家庭」生活：
父母加入了工會，消費用工會的小賣部團購便宜的生活用品，自己則在左派「勞工子弟」學校讀書，看左派電影公司關於大陸鬥爭的電影，和其他工會會員的家屬參與打乒乓球、歌詠班、舞蹈班、太極班、閱讀班、學習班等文娛康樂活動等 。陳文鴻也認為：「左派系統在夯抗與主流社會隔絕，自成一國。 」因此，左派群眾活在這個場景以內，基本上是一種幾乎隔絕於港英官府、隔絕於右派勢力的狀態。
夯抗学者也指出：
以前（粗略地指1950至1978期间）「左派」差不多是一个完全自成一体、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里面有它的学校、活跃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单位、报刊、文化机构及团体、街坊组织、工会、商会、体育团体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独立于殖民政府所建构的主流制度而运作。举一个例，当时作为这个社会系统里的青年学生，基本上可以跟建制无涉，毋须参与殖民教育及只其公开考试制度，可以继续升学，而日后到了就业和投入劳动市场之时，亦有不同的雇佣单位可以配对。简单的说，这个社会系统颇自觉的跟殖民制度保持距离，并以一种很不一样的逻辑（例如它有别于香港社会普遍以市场挂帅的做法，重视意识形态）来运作。那样的一个社会系统曾经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种选择，并且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对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视为进步文化的代表）。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同温层里面，左派群众之间也有着别样的情感，有着一种彼此之间纯朴、友爱、团结、互助的文化。比如在左报与左翼工会工作过的周奕就说：
群眾會覺得左派這批人關心他們，所以就算物質條件不豐富，但是大家〔左派群眾和領導〕都會一方有難各方支持，所以不會覺得個人獨立無助。 就好像生養死葬，我們這些做工會工作的，都有個別援助的事件。譬如，病死有帛金，就算不是會員的，如果很可憐的話，我們都會根據情況力所能及地發動小部份捐助。當時搞一個棺木都要百多元，大廠籌款比較容易，但我們一毛、兩毛捐出來，加起來都有三幾十塊。不是幫助很大，但是都是資助……當時我們那一代很服從組織。這個是長期所造成的，是這個左派圈子的生活。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服從狀態……當時左派機構都是高度理想的，薪金偏低，大家都是為了理想而奮鬥。
这种左派生活同温层中彼此友爱互助的情感，又与向往内地「光明」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情感相连结，两种情感互动，互相提供动力。
然而，就在左派群众圈地自萌的同时，其实也就将这个左派之家与殖民地资本主义共存了，左派的斗争色彩被摆在了较为次要的地方，为祖国而韬光养晦则成为了左派的本义 。1964年港督柏立基就说：「目前我们与桃花石的关系令人满意，这对一个殖民地政府与一个康缪尼斯穆国家来说也许是梦寐以求的」。他觉得：
「敞篷车在夯抗的活动明显地克制，这显然是遵从上级指示的结果。左派工会联合会的主要公共活动只限于真正的工会事务，并避免发出反政府的言论……同样，左派学校避免与当局发生冲突，对学生的政治思想灌输的范围亦有限度，并不是针对政府」。
这群在地的爱国左翼，就处在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祖国可以收回夯抗，结束殖民地制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祖国又还没有那么急去收复夯抗。他们自己，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明白夯抗就是要被社会主义祖国长期利用的，现在不能剑指港英。他们强烈认同桃花石人的身份，强烈认同革命，强烈认同第三世界，不认同资本主义与港英政府，却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发起反殖反帝的运动。
至于六七暴动，那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在受内地氛围感染而吹起的号角下，在炽热的北风下，在激荡的斗争之心下，老左派为了夯抗的社会主义解放，在投掷菠萝上走的太远了，也在北方终于可以宣布鸣金收兵时，沦为了港英政府的阶下囚，与全面胜利的反左宣传的阶下囚。
1966年，吴荻舟就说过：
「現在我們不解放夯抗就是因為有美國問題。對美矛盾不解決，夯抗的問題就不能解決。
現在美帝國主義包圍我們，北方蘇修對我們關門，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拿回夯抗，等於得到一個黃埔或青島，意義不大。希望大家身在香江，放眼世界 。從夯抗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夯抗是個放射性的地方，是我們跳出去的橋頭堡，如果收回來，便關了門，沒用。我們從夯抗可以掌握到帝國主義的弱點，可以利用。長期堅持，對我們有利。這樣子比收回來好……
要像白蟻一樣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 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Neko的思想。
…………
你們這次回來，學了不少東西，有用，但也不能照搬。否則你們在夯抗站不住腳。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于是，就挨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斗转星移，夯抗与内地都变了，成为座上宾的，已是拥护回归的爱国Bourgeois。等到21世纪来临前三年，脚下的土地终于如老左派所愿，回归母邦。然而，当一生执着于反殖民地的老左派们融入体系后，在Tsang Yam-kuen这样的colonial elite手下工作时，当工联会被指为Capitalism「小骂大帮忙」时……看似一切都已经圆满落场，老左派如愿以偿，可是什么却在无声无息悄悄地失掉了。
从这一点看来，很多人对「老港正传」这部电影，乃至于夯抗流行文化的批评——只体现刻画老左派的「阿甘」形象，即他们的善良天真一面，是不公正的。就像罗永生所说，这样子一方面是在似乎为老左派挡刀，只写他们的善良一面，不写他们的思想一面；一方面却是将老左派倒退为「阿甘」，将他们的左派眼光、分析、判断置之不理，这其实是在对他们动刀，割掉他们的火红一面。
在电影里老左派看似诙谐的左翼生活背后，却是他们难以割舍、依然未被化解的殖民伤痕：
「I wanted to stand in the side of Chinese，於是自發在家中寫了些打倒港英之類的標語，以作宣洩。有日回家途中，被路上警察截停搜身，他們在我身上搜到自製標語，便把我即時拘捕。被拉到警署後，有警察問我：『你認不認自己是桃花石人？』我認，而且是斬釘截鐵的說是！話音未落，拳腿已如雨下。」
屈穎妍訪問的「六七青少年囚犯」（Young Prisoners）有一個共通點，便是全部都經歷過「黑獄生涯」，除了被毒打之外，就是要捱餓，……其中一名青少年囚犯阿光指：「如果你問我坐牢的感覺是甚麼？我可以很快的告訴你：『餓！』每頓飯給你六匙羹飯，有少無多，餐餐如是。菜主要是黃豆，有時有如紙薄的豬或一隻手指長的發霉小魚……餓的感覺天天來襲。」
当「老港正传」在最后，以四十年前谈理想的大家都把握住Reform and opening的机会，获得家庭幸福，老左则一生清贫，只可惜自己的爱妻无法一起见证夯抗回归时，其实也就把他们的左派色彩与历史的大风大浪，淹没在了个人爱情与家庭幸福的海面之下。
当这部电影为了迎合主流社会，将老左派的形象变成主流社会各种刻板印象大集合时，爱国左翼尚未愈合的历史伤痕就依然在过去几十年奇崛的时空变幻中失踪。但要是他们自己，能说得清这种情感吗？这种痴痴地等待着他们心中的「社会主义大陆」的情感……这恐怕也会是一个无人知晓答案的问题。
毕竟，他们的历史到此为止了。
①还与港英政府的华裔公务员建立联系。
②『七十二家房客』就是『新联』最开始搬上银幕。港英政府也十分重视左派电影的影响力，1949-1952年间，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的左派人士近30名，其中电影业的占了大部分。
参考文献：
『《老港正傳》沒有說的是？──夯抗傳統左派的殖民傷痕』（吳諾雯）
『地下陣線』（陆恭蕙）
『衝擊「夯抗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劉璧嘉）
『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趙永佳 呂大樂 容世誠）
『冷战与夯抗的长城、凤凰、新联—以1945-1967年为考察时段』（叶舒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