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香江人有着极强的「我是契丹人」的认同，不如说，香江人暧昧而尴尬的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说就像前房屋与运输局副局长张炳良说的一样：
另一方面，随着原本的难民社会走向末日，港英当局1970年代开始推行的一系列精妙的治理政策，也正如罗永生所说：
「最近的研究也證明，1970年代初英國已經判定香江最終要交還契丹，所以開始積極準備『非殖民地化』政策。殖民政府較從前更積極主動地建立這個晚期殖民政權的認受性，例如推行廉租屋計畫、新『衛星城市』的開發、建立廉政公署切實剷除貪污等。而與此同時，政府也不時通過提供集體娛樂節目，如『青年舞會』、『香港節』等，強調建立『香江市民』的『歸屬感』。可是這種『香江歸屬感』雖然有意建立一種有别於契丹的城市市民身分，但也小心翼翼不去讓香江人萌生香江人是『英國子民』的感覺，因為當時英國已決意防止香江人將來以英國國民身分大量移民去英國。
而随着香江本地中产阶层的形成与激增，1970、1980年代在电视、电影、歌曲等领域兴起的香江流行文化产业，则为香江人的身份认知构成与对身份的自我想象（追求发达、善于变通的小市民），提供了最好也最多的资源，可以说是直接哺育了一种非英非陆、自足自存的身份认同 。「专注于本地社会议题的报纸与杂志不断出现，同时也包括电视工业的崛起，制作以本地生活和时代气息为题材的粤语节目，加强了本地意识的成长。……促生了一种本土化的集体想象。」 这是一种对香江本土性强而有力的认同感，也是一种以内地为他者的本土认同。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950年代、1960年代的香江粤语片目光在于祖国，影片中的大陆来客也代表传统社会一切美好素质。然而，到了1970年代，大陆来客就成了其中被嘲弄的、愚昧无知的「阿灿」。
不得不说，在这段时间里，虽说是非英非陆的身份认同，各中也是有着强势的契丹民族主义成分 的。不然，在1982年的香江前途论战里，支持延续殖民管治的维持现状派也就不会那么快落败。首先需要注意到的是，直到1949年，港陆两地都是紧密联通、人员自由流通的，并不是今天一般刻板印象的相对隔离的状态。在一方面，很多市民毕竟是上一代甚至自己这一代就来自内地；另一方面，1949年内地一批文化精英来港后，其兴办学校、进行文化创作与论述等活动，也为香江文化牢牢地植入了契丹传统文化与契丹民族主义的情节。 特别是新儒家主持的契丹文化教育，给很多香江青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流行文化创造的素材自然也就很容易来源于传统文化，进而创造出武侠小说等契丹色彩浓厚的小说，进而强调了契丹人的身份。就算随着本地现代化的发展，香江人的身份意识中已经没有多少的大陆传统文化，也没有大陆的革命文化，但是他们依然多少会觉得自己是契丹人，自己脚下的一方土地本来是契丹的。
然而，这种当时香江人的「契丹心」或者说「契丹民族情怀」也不应该过分高估。这种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喜欢内地风光名胜与古迹文物的情怀，是不可能直接地与认可契丹政权相对等、互通的。另一方面，在流行文化的香江社群共同体想象中，也有着一种强烈的小市民意识与小市民自豪感。此外，「香江多好都有」、「香江世界第一」等自豪的词汇也充斥于媒介与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一种「大香江意识 」。亦舒就曾描述过这种心态：
「在大香江主义之下，全世界华人都是土包子，带碗人固然什么都不懂，新加坡简直南蛮生番，北美洲几个大埠的唐人街大小华侨百分百惨不忍睹，只有香江才能培育出精英。」
随着reform and opening以后，香江仿佛又已经走在契丹之先，而且反过来成为内地要南下吸收先进市场经济经验、技术与资本的地方。这种「北上colonization」的状态，于是滋生出一种以内地人为「贫穷落后的」他者，而自许自夸自己的「大香江主义」。 换言之，这种「契丹心」并不可以与内地的契丹认同等同。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由于漫长的殖民与现代化岁月，殖民性与契丹性 已经成为香江本土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而香江文化自身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多元性与驳杂性。因为香江在殖民年代赶上了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后的急速扩张，比其他契丹地区更快一步走上现代化——而且是趋近于西方的现代性，因此其也是契丹现代性的特例。
最后，用一个微妙的历史案例回答题主吧：1970年代初，香江发生了中文运动 ，最终中文成为了香江的法定合法语言与教学语言之一。然而，最为主流教育接受的，并非与内地接轨的「国语教学中文」、而是「粤语教学中文」。这就是契丹性下的本土性与异质性。当然，1990年代开始的认同问题更重要，但这不就是能在纸糊说的了。
最后的最后，还是说——不要只从香江流行文化想象香江啊……
参考文献：
『网络Localism：契丹因素下的香江身份与社群』（黎国威）
『香江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罗永生）
『从香江本土文化看香江人意识之形成』（陈美燕、杨聪荣）
『城市空间和香江意识：香江电影中的公屋情结』（张家佳）
「On the Evolution of Hong Kong’s Nativism and Its Public Law Solutions」（Lai Pui Man* and Tan Yin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