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主要是对 @张泰玩 くん在本问题下的回答中，关于日本社会党建党过程的描述的补充，所以可能有些偏题……
首先是德川义亲 的问题。事实上，在日本战败后（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以后）的一段时间中，由于原本法西斯体制的影响，在国会内外，日本政坛的政治家与社运家都处于一种普遍无组织的状态：法西斯体制解体后，一时之间既没有政党，也没有工会与农会。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在战前原本隔绝的各界人士纷纷活络起来，或横向或纵向地谋划着建立新党，其中试图建立政治光谱跨度性大之政党的人士也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钱多又有知名度的人，自然比较容易发起自己的新党运动 ，德川义亲（尾张德川家19代当主）正是这样的人。
首先根据铃木茂三郎的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麦克阿瑟元帅的占领政策会是如何之物，其政策下怎么样的形势会展开起来，（对次此）马上进行判断是没有把握的。
在首先复活因战争而被分离得七零八落的同志之联系的同时，以宽松的形式重建战前组织的运动，也在这里那里进行着。在预测到这一点的德川义亲伯爵，与……〖天下的浪人〗藤田勇发起下， 〖为了组织救济难民的国民运动，拜托聚集到德川府上〗——来了这样的一封邀请函。那应该是与藤田关系好的加藤勘十主持的。片山哲、水谷长三郎、三轮寿壮、浅沼稻次郎、西尾末广、荒畑寒村、山崎常吉、平野力三、黑田寿男、冈田宗司、我等 二十余人收到了邀请函。参加的成员都可谓是从战前无产政党运动的战斗队伍中来的，是以除日共以外所有合法无产政党的左、中、右派为中心的。
被称为天下的浪人的藤田勇的构想，是皇室财产一定会因占领政策而遭到没收。既然如此，在没收以前通过德川侯爵，在国民面前释放（皇室）财产，借此打造，以救济因战后混乱而起的难民为目的的、国民的政治组织……」
遗憾的是，在场的人都对藤田的构想不感兴趣。无产政党的左派这个时候多半还是治安维持法的被告，比起当场签订这样的一份政治契约，他们更担心自己；而无产政党的中间派、右派基本是战争协力者，他们在战时已经公开抛头露面，又因为战败而更加显眼，故而他们不情愿因为这件事又公开露相。反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战前无产政党的左派、中间派、右派第一次重聚起来，在日本百废待兴的时刻，这激发了他们扫清过去的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热望。
藤田勇①又是谁呢？这就要参考加藤勘十的回忆：
「在败色渐浓的四月（1945年）末左右，近卫文麿为了打听关于苏联讲和与居中调停的事情，有了想要派人出去的构想。收到近卫的意思后，德川义亲与使者人选藤田勇协商了。藤田过去斡旋了卡拉汉与后藤新平的会谈，将卡拉汉带到北京的正是藤田。与军部也有关系，对工运界也有兴趣，（还）在二二六事件中发挥了作用，为麻生久与军部搭桥牵线的是他。做着东京每日新闻的社长……是各方面都很突出的男人。
藤田虽然对我说〖不去苏联吗〗，我还是拒绝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卡拉汉·后藤时代的局势了。我去了的话会被杀的。以前大庭柯公这位新闻记者——他是建立社会主义同盟时的发起人之一，是会俄语的苏联通。这位大庭去苏联视察，在西伯利亚人间蒸发了。恐怕是被杀掉了吧。我去的话，就会重蹈覆辙。因为这是我实际感觉到的，我拒绝到苏联去。通过这件事我认识了德川义亲。于是在终战前不久，为了收拾战后的混乱，只有建立新的政党，故而和他商议了。
一终战不久，德川就说：〖因为现在我还有剩下的钱，想要以此建立恒久和平研究所。你也来帮忙吧〗，支出了一百万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加藤勘十与德川、藤田的孽缘，加藤一度加入到德川的新党运动中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被请到德川府邸的社会主义者们并没有加入德川的新党运动，反而激发了策划自己新党的热情。
对于这件事，西尾末广却有着不同的回忆。根据他的回忆，同样是社会主义者在德川府上的聚会，为众人准备食物的是铃木茂三郎与加藤勘十。不仅如此，西尾将藤田看作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更重要的是，在西尾的回忆中，这次聚会主要是讨论和平运动如何开展的，而且本来打算讨论筹备新党的实际的问题，最后却没有讨论到。
双方的回忆，到底孰真孰假呢？只有天知道。我们只知道，后来德川义亲在社会党建党时被选为顾问，而且1955年担任了左派社会党在爱知县知事选举中的候选人。
其次是鸠山一郎 的问题。根据西尾的回忆，他在筹备新党中，确实通过平野力三的关系，与鸠山发生过接触。1945年8月25日，他在银座会见了鸠山，与鸠山同行的还有芦田均、植原悦二郎、大野伴睦等 人。植原开口邀请道：
「因为想要从战败这样的非常事态崛起，重建日本，想要大家相互协力，建立新政党」。
西尾的确在战时，因为一起反对东条英机，与鸠山有过关系。但是他考虑到自己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当场回绝了他们，表示很难在大局上作出协调。
听到这句话的鸠山，笑了一笑，表示西尾他们与自己不同，「到底……合为一体大概是没有道理的」。于是鸠山招揽西尾的计划就失败了，这也才有西尾的那句「政治的余韵还残留着就相互离别了。」
鸠山一行人在建立自由党前，还邀请过片山哲入伙，但是片山考虑到自己那边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那边是保守派，于是也回绝了。
到这里，就可以提到西尾末广。在全体日本社会主义者中，西尾末广可能是日本战败前的那段时间里，第一个想到要重建政党的，也是战败前最早开始行动的。 根据他的回忆，他之所以会想到要重建政党与工会，是因为在1945年看到两则消息，一则是美国代表在泛太平洋会议上提出要在战后培养日本的民主主义势力，第二则是中国代表在ILO上提出要在战后培育工会。西尾看到这两则新闻，遂觉得自己大有希望。
西尾末广在战败的那一天，就搭上京阪电车前往京都与水谷长三郎 商议（尽管水谷一开始很消极，还说不如先迁都到京都），8月17日又挎上背包坐上前往东京的火车，劝说自己的老伙计松冈驹吉 ——尽管松冈一开始也就是抱着先观望一下再说的态度。
当时在国会拥有议席的原社大党议员，在西尾以外，还有水谷长三郎、平野力三等人，而在翼赞选举后相互熟络的西尾、水谷、平野，遂组成一个三人帮，在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动向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所以后来西尾才会说，在建立日本社会党的过程中，社民系发挥了中心的作用。
除此之外，参与到新党运动中的还有片山哲。不过片山哲不是直接谋划着建立新党，而是1945年10月1日建立了一个名为「自由恳话会 」的文化沙龙，让各界人士畅所欲言。根据他的回忆，在发起人中有着马场恒吾、有泽广巳、加藤勘十、水谷长三郎、铃木东民 等人的名字，安倍能成、贺川丰彦、铃木义男、清水几太郎 等人也出席过几次。他后来认为这个机构，发挥了助推社会党建党的作用。
那么，真正试图将「左系党」「卖身」给保守系政治家的人是谁呢？没错，正是日劳系的人们，比如说三宅正一。在战败前为了反对东条而组建的「护国同志会」中，除了保守系的船田中、井野硕哉、赤城宗德，还有原属社大党的杉山元治郎、川俣清音、三宅正一 等人（基本都是日劳系）。在战败以后，三宅、川俣响应了船田中、岸信介等人建立新党的计划。根据船田中的构想，新党将会以有马赖宁为党首，而将在纲领上采用协同主义（一种日本阶级调和主义）以招揽社会主义政治家。 怎么招揽的呢？这里可以从三宅正一在1945年9月7日投稿给每日新闻的文章中看出：
「我们现在要求什么样的政党而想要向其之实现开始努力呢？一言而蔽之，协同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现在劳动大众所要求的，是政治的自由、经济的自由、社会的自由……
在右侧鸠山氏等人的自由党、与左侧的康米主义之间，对着日本的国体、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与社会的现实，深深地扎下根来，沿着世界历史的潮流，立足于日本特殊性的——协同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不正可以说是我们所希望的政党之所在吗？
除了工人、农民以外，（还要）作为广泛劳动国民大众的同伴、劳动大众的政党主张其存在，那就不只是旧无产阵营的同志，还要将同一理想的学者、知识分子吸纳入党，必须成为全日本劳动大众的政党。
但是具体而言，新党必须以农村的协同组合运动、城市的产业中理所当然的工人运动，与消费组合运动，此所谓三大协同主义运动为底盘，并立足于其上。
在产业政策上，虽然在铁道、炭矿上可以实行国营，但所谓从来主张的、主要产业的国营化却是不可以的，毋宁说从中小企业构成了日本工业的特点这点出发，无论在都市还是农村都贯彻协同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可以是活化日本特殊性的、工作者的政党。
但是在国际的一面上，我相信不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以只顾自己的武力为背景，也就是军备扩张的国权伸张，而是日本自身先没有武力，由此应当变化而显现为——要求世界彻底的军备缩小、军备废除的，向着世界和平的国际协调。
当然，这个我们所希望的政党，在现实上要以经历怎么样的过程而诞生，这将是今后的课题，而至少在是保守还是进步的情况下，进步就是社会主义，我不惮断言历史是从资本主义不断向着社会主义的步伐。在这里，就有我们所要求的政党的未来。有着光明。」
简而言之，三宅准备卖身的这个新党，这个船田中的新党（或者说「协同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协同主义，专注于通过民间力量，阶级互助调和的政党。只能说，这个想法，很有过去日劳系投身法西斯主义运动而残留下来的味道。
不过，三宅、川俣等人终究还是与船田中以及岸信介诀别，而接近了社会党那边。很难说，这有没有社会党建党是所有新党中第一快的原因——事实上，日本社会党在1945年11月2日，距离战败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就匆匆忙忙的建党了。 某种意义上，这也与日共的大员已经被释放出狱，社会党的人们急着与日共竞争有关。
正是基于前面所说的内容，日本社会党的建党是社民系主导的，这从建党时书记长由同为社民系的片山哲担任可知。在三人帮中，西尾已经是社民系核心成员，水谷又亲近社民系，而平野更是战前左翼中右派阵营的一员；另一方面，西尾在建党时也会主要动员社民系方面的同志与工会资源（比如总同盟）。
战前日本的合法左翼政治到最后有着三大源流，分别是右派的社民系、中间派的日劳系、左派的日无系。日劳系可能是自己心里明白，自己就是1930年代带领日本左翼运动走向法西斯主义不归路的人，对于参与社会党这件事情比较消极。何况就算他们参与了，也会在1946年遭到「公职追放 」。对于日无系来说，由于帝国政府残酷的追杀，左翼中的左派在战前的左翼政治中本来就比较势单力薄，到了战后也是如此。
正是因为如此，在建党时只有社民系与日无系积极参与的日本社会党，当然是社民系一家独大 。何况，社民系内部对于要不要放日无系入党很大争议， 但是到最后日无系还是成功进入社会党内——某种意义上，也与西尾亲口承认他觉得日无系就那几个人，翻不起什么风浪有关 。
这种社民系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党之政治人才不足的问题。比如片山内阁的时候，由于党内实在找不到大藏大臣的合适人选，最后只能让民主党来出任大藏大臣——结果民主党即凭此在社会主义改革上，通过财政预算卡社会党脖子，最后引发了社会党内阁的倒台。以及松冈驹吉在要重建工会时，虽然表示与产业报国会有关系的一律禁止入内 ，却特别希望日劳系的河野密、杉山元治郎、河上丈太郎、三轮寿壮加入政党，这也足以体现社民系人才不足的问题。
到了1945年9月，在新党建党前，社会党内已经有要不要废除天皇制的争议。对此，西尾曾经说：
「虽然作为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承认天皇制是不行的，一部分人却有着意见」。
这或许与影响社会党建党的高野岩三郎 有关。一度亲近日劳系后来又疏远的高野岩三郎，其实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在社会党建党前，高野岩三郎与安部矶雄、贺川丰彦 两人一起，三人一起在「社会主义政党结成准备恳谈会」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他们也可以说是，社会党建党时的「三老」了。安部矶雄其实在战败前一段时间已经决心从政界引退，是经过了原彪的劝说，他才又为社会党建党而站出来。
这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结成准备恳谈会」 ，其实就是社会党建党前的最后一幕，是建党前最后的准备。然而，荒畑寒村在回忆中，提到了会上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我出席结成恳谈会时吃了一惊的，是与社会主义几乎毫无关系的人们都在现场，也有人发出〖这就是实际上的建党仪式吗〗这样的疑问。比如，……名古屋的〖忠孝劳动组合〗的山崎某也在，右翼的津久井某也在（注：二人均为战前法西斯主义活动家）。浅沼稻次郎君在大会的谢辞上，不知羞耻地高唱拥护国体，最后则是贺川丰彦君领唱天皇陛下万岁等等，我被这过分的行为完全吓呆了。
正在我们愤慨于一片天皇陛下万岁的唱和，而打算退场时，故小堀甚二君站起来高喊：〖在这里有着战争中干劲满满地协力于战争进行，为军部打下手的战犯。与这样的人一起，怎么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呢？〗于是因为会众中的大部分都赞同（这个意见），会场一时之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因为西尾君发誓道：〖每个意见都很合理。这样的家伙决不让他加入到党的干部中来〗，会场终于平息下来。
然而，在随后的正式建党大会中，不仅明白无疑的战犯被选为党的干部，完全证明了西尾君的食言。加藤君对于自己提出的〖战犯责任追究决议案〗也不负责任，对于小堀君的抗议以〖暂定的措施〗为借口，将其封杀」。
其实，如果要追究日本社会主义者战争责任的话，没几个人无辜的，大概只有日无系的一支可以免于责难，在社会大众党中其他全部人都沾上了协力战争的鲜血，手上都不干净。即使战争已经结束，「天皇制国体」、「日本传统」、「阶级调和」这样的观念依然在一段时间内纠缠着他们的头脑。
不过，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在社会主义政党结成准备恳谈会，存在着不同意见，比如有日本学者就根据片山哲的研究，认为这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日的日本社会党建党大会上。
日本社会党，是一个战前社会主义者左、中、右三派「大同团结」的政党。在决定党名时，社民系想要将新党取名为「社会民主党」，比如片山哲等人就对此坚持到底，然而在日无系与一部分日劳系的反对下，最终以一票之差通过了「日本社会党」的党名。 出于折中，在社民系成员米窪满亮的提议下，将党的英文名取为「Jap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在筹备建党时，实际上只将片山哲定为书记长，而最重要的委员长（党首）一职空缺。这固然有着像西尾末广所说的因素——本来想让有马赖宁出任党首， 却遭到了他的拒绝，为了不让外人认为社会党内在封闭，于是将委员长一职空缺，在这以外，恐怕也有着难以调和三派力量的因素。
就这样，1945年11月2日，在日比谷公堂，日本社会党召开建党大会，「日本社会党」第一次诞生了。据说有从福冈来的与会者，因为东京化为废墟而无处可居，只好在新桥的铁桥下过了一夜的佳话。与会者人数也不清楚，水谷长三郎说1000多人，片山哲说2000多人，浅沼稻次郎说三千多人。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样，在建党大会上，小堀甚二等人提出了战争责任追究动议。这是因为，作为司会者的浅沼稻次郎发起了「遥拜皇居 」的号令，贺川丰彦则在最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台下唱和之声一片。小堀无法忍受，高呼「这里有着战犯，怎么能与这样的家伙一起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呢？」会场也到处响起赞同的声音，松冈驹吉议长通过宣布休息的方式收拾了事态。根据渡边年之助的回忆，在小堀提出「战争责任追究决议」时，渡边对之置之不理。在渡边前往等候室时，人潮涌动起来而传出怒吼。他分开人群一看，原来是小堀甚二与社民系的土井直作要打架。 在西尾的回忆中，他也指出荒畑、小堀等左派一直把日劳系诸人作为战犯来对待；虽然如此，在会场上，铃木茂三郎指责的只有平野力三一个人。
日本社会党在它刚刚诞生的第一天，就在会场上演全武行。这种暴力的开端，为它此后五十年间的苦斗，暗示了为了人民而斗争到底的命运。
现在稍微回到正题，这里简单讨论一下立宪民主党（为了不被说偏题太多）。以下是个人的观点，不喜勿喷的说……
不得不说，立宪民主党的建党，那种枝野幸男孤身一人建党，从前原诚司与小池百合子惹出的乱局中拯救リベラル的气魄，就很有剧场政治的意味。立宪民主党可以刚刚建党就在2017年大选中成为第一大野党，与此不无关系。
枝野幸男的建党，以及立宪民主党此后的壮大，也使得リベラル——或者说护宪社会自由主义，第一次在日本的政坛如此发扬光大。在旧民主党系的左右两派的反复纠缠中，作为左派的リベラル路线终于脱颖而出，占据了形势的上风。在枝野路线的带领下，在野党的大部分（立民、日共、社民、新选组）都团结在リベラル这同一面旗帜下斗争，这是此前没有过的。
然而，リベラル路线的缺点正是在于，其一味地强调温和、和平、包容、改良、社会共融，可以说是温吞有余，锐进不足。这种路线一旦看腻了以后，很难吸引年轻人的支持。反而是维新会那种经济上与政治上锐意改革的气象，更能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
立宪民主党如今可以说缺乏一个，将自己的主义鲜明锐利地呈现在年轻人面前的方式，只能一直老调重弹自己的主张。立宪民主党也缺乏将自己理念的优点凸现在国民大多数面前的机会，而唯有在自民党在国会提出各种法案时，尽一反对党的责任，对自民党进行牵制，或者说通过国会质询的方式想方设法给自民党大员带来阻扰。这就很容易被人误解为立宪民主党只会反对，没有建设性。
由于日本现行的政治体制对于自民党的优势，立民可以说严重缺乏政治明星，因此无法吸引人气——立民可以在剧场政治里如鱼得水的人已经太少了。立民只剩下各种民主党时期就已经担大梁的老将。而且，立宪民主党也没有办法像维新会一样走地方包围中央的路线，通过「大阪执政经验」，让全日本的选民看到自己政策的魅力，他们所做的只能是国会想方设法地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正是如此，立宪民主党无法吸引国民的注意力与兴趣，只能依赖着自己的基本盘与政治惯性而存在。更糟糕的是，立宪民主党虽然收容了旧民主党系的大部分残余，却是由リベラル一派主导的，换言之是左派主导的左右联合体。这种扭曲的党内局势，在出身右派的泉健太当选党首后更为扭曲。在年内特别是参议院选举以后，泉健太已经试过几次试图将右派的所谓现实化路线搬上台面来，与リベラル一派的护宪平和路线正面颉颃。故而，立民党内的路线斗争还没结束，党依然存在着解体的可能性……
①藤田勇这人外号不少，有「贵族院的黑幕」、上海青帮口中的「大魔王」等称号。这人不但协力过十月事件，先后协助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的顺利开展，九一八事变后还得到了关东军100万日元的谢礼。
战后他虽然对日本社会党建党提供了资金援助，却因为是战争协力者，被水谷长三郎等人拒之门外，被拒绝加入日本社会党。
参考资料：
「片山内閣 片山哲と戦後の政治」（松岡英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