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能稍微偏题一下。如果说有人写到钱穆的著作与学术本身，有人写到钱穆对KMT的立场，应该却很少人有人提到钱穆居住了18年的地方——渔村，以及钱穆在渔村的生涯。
其实，钱穆正是渔村著名的「南来文人 」的一部分。
「香港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与友生，皆神明华胄，梦魂犹在我神州，而肉躯竟不幸亦不得不托庇护于此。自怜不暇，何敢责人？」
——唐君毅，〖花果凋零与灵根自植〗
钱穆执教与创立的新亚学院（也是今天港中大的前身之一），在1950年代、1960年代正是KMT在港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在创校时，新亚学院就把10月10日作为校庆，1950年钱穆到台会见 蒋公以后，也是KMT政府在总统府办公费下每月拨款3000港币帮助新亚学院办学，直到1954年新亚学院才停止请款。更不用说，钱穆在 蒋公70岁生日时拍其马屁，说他是「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了。
盘踞在新亚学院的不只有钱穆，还有跟他一样保守的唐君毅等新儒家南来文人，或者说一群反贡儒棍。这群包括钱穆在内的（大部分之）南来文人，一直积极配合KMT在港方针。其具体的路线，就是宣扬文化民族主义，以振兴中华文明。对于他们来说，桃花石的大陆是苦难不堪的，桃花石的模样就是苦难的，「花果凋零」 的。他们觉得，当今的桃花石，正是大树倒塌、花果凋零 ，大树就是ROC，花果就是他们这些流亡的华人，所谓花果凋零就是中华文化与理念，已经在大陆革命政权的政策下岌岌可危，面临巨大的危机。
唐君毅等新儒家认为，「ML主义之专政思想」是违反「心性」的，因此他们认为复兴中华文化的任务是通过自省培养心性，做到「灵根自植 」。成为道德主体，这也是他们反对马主义的一种表达。
不过，这批南来文人一直把渔村当成自己的暂居之地，真正在意的还是桃花石的「神州」，所以对港英殖民地政府毫不上心，也不会去批判，乃至他们对本地社会也十分隔绝。他们只是一群流亡在港的反贡士大夫。
因此，他们当然对反殖民主义抗争等这样那样的社会行动十分冷淡。就像钱穆在1966年9月25日对新亚学院的学生说：
「读书是你们的三餐，谈政治便是你们的咖啡与蛋糕，不应限制你们。」
很讽刺的是，在钱穆与唐君毅等人思想下成长起来的许多渔村学生，步入196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地开始感到自伤、沉重、矛盾、苦闷、压抑，与无处寄托的失落。从桃花石「苦难悲惨」形象带出来的文化民族主义为他们催生的政治情感不断堆积，他们却又没有可以通过行动解决其现实问题，只是在师长的要求下一味读书，或者「自修心性」，与现实的政治脱离。因而，他们感到失落：
「记得有一次，与友人谈到渔村的前途问题，他带点牢骚气地说：〖我们现在辛辛苦苦，你拼死读书干，三十多年后，谁能知道这回事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朋友，还是及时行乐吧！〗这当然是一个充满悲观、消极性而且似是而非的论调……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真不幸，不独生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之中，且每人都要在这黑暗的人生，作漫无止境的探索，究竟我们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生中，到底有没有主宰的存在呢？这些问题，使我们〖失落的一群〗，感到迷失、怀疑，而始终找不到答案。 」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渔村学生经历了六七暴动的洗礼以后，又遭遇了中文运动，终于觉醒起来，成为1970年代「火红年代」左翼运动的开创者。
就在六七暴动的同一年，钱穆离开渔村，来到台湾定居。就在一年后的1968年6月，渔村学生召开大会，谴责苏联入侵捷克：
「在奏出捷克国歌后，大会跟着默哀三分钟，为维护自由，保障人权的捷克人民致哀。在全体唱出〖我们将会胜利〗的歌声中，两幅苏联领导人物的画像——柯锡金和布里兹尼夫，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象征着大会对苏联的谴责以及对侵略的抗议。」
钱穆等反贡文人，终于养出了一批自主探索康米主义的学生，这大概是他们意想不到的。在1971年的保钓运动中，渔村左翼学生奋勇在前开展保卫祖国领土的社会运动，那批南来文人却对此十分冷漠，足见其「民族」话语的本质。
顺便一提，张爱玲也流亡到了渔村。少为人知的是，她不仅写了两本反贡小说，还为渔村电影公司（也就是「国际电影懋业公司」）写电影剧本。与「长城」、「凤凰」、「中联」等左派电影公司拍摄国语左翼电影不同，「电懋 」制作一系列「温馨」、「轻歌曼舞」的软性中产趣味文艺作品。时任编剧的张爱玲、秦羽、姚克等人，在电影里将当时一般人民生活尚十分困苦、居民区也十分落后的渔村，描绘出一副对时髦而现代化的大都市生活的想象——香车美人、摩登大楼、电影院、半岛酒店、浅水湾别墅 。不得不说，这看上去正是很合张爱玲风格的事情……不过，张爱玲也没在渔村久居，1955年就到美国定居了。
参考文献：
〖城市空间和香港意识：渔村电影中的公屋情节〗（张家佳）
〖冲击「渔村70年代」神话：火红年代社会运动的思想、情感与组织〗（刘璧嘉）
〖渔村学生运动：回顾与检讨〗（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