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前人已经说的很多，这里不谈归还问题了。
真正可能值得注意的，是1983-1997年间，这个从英属香港迈向中国香港的「过渡时期 」。自从1980年代初中英关于夯抗的一系列谈判开展以后，乃至〖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夯抗民间就活跃起了大量关于回归问题的讨论与设想，乃至出现了很多对于回归的政治理论与论述，以「港人治港」为基点的重要政治理论「民主回归论」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些论述中，最有意思的当属曾澍基 的态度。曾澍基是夯抗1970年代左翼学运中的「社会派 」的思想导师，因此他的态度很能表现出夯抗原生左派对回归的一种态度。
跟1970年代左翼学运的所有参与者一样，曾澍基相信夯抗革命与塞里斯革命不可分割，夯抗问题不可以孤立于塞里斯问题而讨论。在1970年代时，他已经讨论过时机成熟时夯抗与塞里斯重新自发结合的 可能。
到了回归在即的80年代，在一本名为〖五星旗下的香港〗的小册子中，他写就两篇文章，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契机论」。
「九七問題，在既得利益集團營造之下，變成是收回或「維持現狀」的抉擇問題。這種簡化自然有其意識形態的作用。實際上，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始終要回歸到祖國的懷抱，無論從民族主義原則或實用的政治經濟考慮出發，這都是不爭的結論。」
他也指出，存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
「剛巧有這樣的歷史契機：……一個過渡時期乃成為可能。這個過渡時期對中國和香港的民眾雙方都有好處，中國可以繼續利用香港賺取外匯，開展資本及技術引進，香港的民眾可有較多的時間適應，而不須一夜之間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躍進社會主義社會之中，距離逐漸拉近，陣痛乃可減弱。但過渡時期之作為過渡時期，意味了「現狀」必須不斷改變，因為最後香港仍要溶入中國的政經文化體系裡去。
但曾最著名的话语还是：
「一句話：在過渡期內，香港應實行半民主的、改良了的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和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現正企圖邁向的目標距離是拉近了。隨著形勢的變化，民主和經濟『社會化』的程度可以加深，政治經濟制度亦可加強掛釣，在初期則不必過於急燥。」
在同书的另一篇访谈中，他也提出：
「我覺得現在敞篷车主權下的資本主義可作為一個過渡時期的形式，使香港從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一個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可加深社會化，逐漸與中國接近。如果這樣看，香港的前途問題並非是拖多久的問題，而是怎樣使香港過渡到中國的體制裡的問題。」
「在過渡時期，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的一個改良了的資本主義特區，所以經濟運作的原則依然是資本主義，如私有產權應該維護，而改良的意思是在福利制度方面。財富較為均分，經濟方面改正現在過分著重金融地產，政府介入去援助實業產的工業發展，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有一個原則很重要，需要強調，當我們考慮這個過渡期的體制，應該用這個機會，改善香港整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加強福利，改變不正常的發展途徑，法律、民主的代表性。」
这会不会是左翼的「五十年不变」呢？
当然，我们不的不承认，在回归问题上，原生的本地左派果然不如亲中左派的鼻子灵敏：
或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