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聊一下别的。在二战前夕，作为一个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自由主义者，本来绝无理由要反转过来支持军国主义战争；但是，发生在1930年代的，却是不少大正民主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转向而支持了军国主义大战。像鹤见祐辅一样的自由主义者、青野季吉一样的普罗文学家、麻生久一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家……荒正人就对往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争相协力战争的丑相说：
「曾经人民的朋友是如何堕落为仆人、堕落为幸福的居民无数事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曾经无论在哪里都能听到他是个好人，现在正好相反，那个人也不行，这个人也不行，造谣、中伤、不诚实……这是同志般友爱的悲惨下场。」
他们的转向有很多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致命缺点——天皇制意识形态（很多人对于废除天皇制这种事是想都不敢想），对军国主义政府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反对即失业+入狱）的恐惧等等。但是，这里想谈的是更现实一点的。
面对一个被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浸透的社会，日本的异见者不像今天，可以有网络作为可以报团取暖的空间，只有他们的一呼一吸都被伪装成大义的军国主义氛围包围着。给他们日常的每一天带来冲击的，是身边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行动；是报纸上各种虚假扭曲、讴歌自己的新闻；是不知道何时，甚至是否会迎来光明与解放的恐惧；是昨日同行的同志已经转向成为新阵营的大员的震撼。
马克思曾经说：
一个人生活在千百万人之中竟感到极端孤独， 一个人竟能被不可动摇的自杀念头所征服而无人察觉，像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这种社会不是个社会，正如卢梭所说，它是野兽栖身的荒漠。
一个异见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像置身在「野兽栖身的荒漠」之中，不能不「感到极端孤独」。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这个时候以自己过往的分析法看待社会与他人，犹如沙耶之歌的男主一样，看到的都是丑陋不堪的血块肉团，他们不能不怀疑自己的分析，动摇起来。一旦跨过了自己良心的大门，迎接他们的就是一片「丰裕」的思想大海——日本传统主义，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他们依然可以怀揣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描绘着自己心目中的法西斯主义蓝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加入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大合唱来。就像赤松克麿，他觉得自己的思想生涯就是虽然到处品尝了很多种外国料理，最终果然还是回到常年亲近的、朴素的日本料理中去。
像是监狱里的绝大部分日共成员一样，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审讯官的怀柔政策——猪排饭、细致说服（甚至会为了避免激发反权威意识，不提父亲而提母亲）与出狱后安排工作，回首自己过去无谋地抱着一腔热血与政府作对，在监狱里捱日子，于是他们战胜了自己，不由得转向了，思想上出走半生归来于日本传统了，投降于军国主义了。纳粹的盖世太保曾经在交谈中震惊于日本特高的不杀人，这正是特高（基本）不杀人的奥秘。
或许，想要保住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极其坚强的意志力，没有顽强战斗的精神，敢于以自己精神的利剑刺向身边的「无物之阵」，就只好去像大山郁夫一样离开日本这篇恶之花盛开的土地十几年一去不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