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不行。以日本战前的天皇制国家机器体制与国内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一战后国外局势不发生大变动，其唯一的高度集中点与最终归结点，必然是来到大东亚战争与太平洋战争。
至于具体而言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了。就在第一次大正政变 的同一年，主张对华务实的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 遭到极右派刺杀身亡；就在俄国革命的同一年，1917年发生了沉重打击报界自由精神的白虹贯日事件 ；就在第一个「平民首相」原敬的治下，发生了钳制思想的「森户事件」； 1920年代初短暂的开明政策以后，就是臭名昭著的恶法「治安维持法」； 在帝国的第一次普选后一个月，最大的合法无产政党——劳动农民党就遭到了帝国政府的解散。在立宪主义与议会主义长驱直入的同时，帝国主义的国民心理与天皇制国家的绝对权威却始终如影随形。日本战前的明治国家体制与天皇制社会都绝非今天意味上的「正常」国家与「正常」社会，更多地被后人「再发现」的「大正民主」，到底能多「民主」，是十分可疑的。
在大正民主最可宝贵的核心成果——「普通选举法」前，护宪三派在议会提出普选案时，说明演说中就是：
「为了谋图我国三千年来的国情与其良风美俗，与现今世界的新文化的调和，比断然实行普选，使得六千万同胞都激发对国家的责任观念，承担起国家的双肩还要紧要适当之事是不存在的……使得我之皇室与国民的关系密切，使得国民日益旺盛起忠诚奉公之念，巩固国家的基础，以此顺应世界的大势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这样实行普选让多数国民参与政权就是唯一无二的政策……使得国民对现在结束了华盛顿会议的我帝国在太平洋上的地位自觉奋发……在这一国家重大的局面之际，国民一同做好卧薪尝胆的大觉悟，就是做到了国民总动员的准备……考虑到立即断然实行普选使得全体国民参与政权，由此使之彻底地觉悟到对国家的大责任那样的且急且迫之事， 是提出本案的所以」。
「普通选举法」成立时，时任首相加藤高明也这样说：
「这次的选举……是所谓使得对我陛下忠良之臣民本身，为了国家而承担的人尽可能地更多地增加……作为极其忠良之人民，所谓的选举不仅是当然的权利，还是义务，所谓使实践其义务的人数大为增加，就是对陛下尽其忠义的人民增加」。
难怪曾经到访过中日两国的杜威，如此评价两国的自由主义：
在中国一侧看来，日本所谓的自由主义，就好比演戏时为了救场而预先设置道具，然后突然出现在舞台上的怪神，看上去很是古里古怪… …
这里不愿长篇大论地加以论述，只愿意介绍一个大正民主浪潮催生出的「大众政治家」——永井柳太郎 ，与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鹤见祐辅 的思想。
永井柳太郎，是石川县金泽一个贫穷的小学教师的长子。作为旧士族的子弟，他一路进读到早稻田大学 ，随后又在演说中得到了大隈重信 的赏识，毕业后直接留学牛津大学 ，1909年归国后不久就回到早大当上了一名教师。1911年，他还做上了杂志『新日本』的主笔。
作为一个未来在政坛上大显身手的政治家，其实早在他入读早大前，当时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 就成为了他的师傅。永井还曾经去过安部任会长的「社会学会」，听了堺利彦 与片山潜 的演讲（这两人也是大名鼎鼎的社会主义者）。他得以留学牛津，也有安部在其中斡旋的结果。
永井本来可能跟随着1900年代明治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风潮，变成一个光荣的社会主义者，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受演说的影响，有些变成一个劳资调和主义者 的他，虽然对社会主义抱有一定的共感，却也对之表示警惕 。1904年，永井提出「真正的产业保护政策」，是要「保护事实上构成产业基础的劳动力本身」。
在英国留学的岁月里，永井大赞英国社会是：「在彼等间尊重个人的社会，也珍重社会的个人」，是一个「排斥极端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 」，将二者调和的社会。
然而，永井在英国的民族主义与种族歧视这件事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见到英国人因为肤色就对人种划分等级，他感到「不管如何也必须抑制白种人的横暴 」。尤其是当他得知当时美国加州的排日运动后，他就更加反感白种人，直言美国一方应该开放土地，让日本激增的人口得以移民与开拓，「应当向亚洲、美洲两大洲扩张的觉悟」 ，赤裸裸地表露日本帝国主义。
回国以后，永井作为『新日本』的主笔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
「所谓社会问题，今天不管何处都主要意味着，因在那经济的弱者与经济的强者之间分配上的不平均而起的阶级的冲突。比如像是工厂主与职工的冲突、地主与佃农的冲突就是如此。因而社会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的问题。 只是在其解决上，在特别地政治权力是有必要的这一点上与一般的经济问题有所不同」。
对此，永井希望「弱者自身觉悟到分配之不平均，与强者争其权利」。而他的主张，并不在于社会革命，而是寄望于「上层构造」实行「社会政策」，对经济利害等实行均等分配。 在「社会政策」难以解决问题时，也应当实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他认为康米主义就是「将一切私有财产收归社会，将其全部取消」，并加以批判。相反，永井主张「上层构造」在保险、养老金、制定工厂法、仲裁劳资纷争上做出贡献，实现一种在于「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间」的「社会改良主义」。
在调整工资等政治权力不方便介入的地方，他也认为需要工人自己的工会活动。在农民问题上，永井倒是认为，由于人口问题，相比于农村人口农村耕地太少了，农村的副业也在大工业下败亡了，因此农村生活才会难以安定。但是，都市工业是难以发展到吸纳农业剩余人口的地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永井主张海外移民。他确实认为社会政策与移民政策就是剔除社会问题的温床——贫民的对策。
所以，永井视「殖民」为「开发富源」、减少「贫民」的，以扩大经济规模为目的的「一种国民的运动」 。他还主张要「同时教化其土人」，「以此永久地建设可以作为其本国的同盟者的新社会」，否认「殖民」是侵略本身，提出只要可以增进「土人」的「幸福」，就不会发生殖民地独立论。
永井批判「门罗主义」是「反对对西半球的欧洲诸国的势力扩张，在那里主张美国优越性的宣言的宣言」。1911年辛亥革命 当时，他虽然对中国人可以自己建设中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却忧心革命后中国会被俄国侵略，为此主张中国要通过卖掉蒙古设置中俄缓冲地区，将卖掉蒙古换来的钱用来充实中国的军备。当然，作为帝国主义者的永井不忘自己的本色，一向鼓吹日本资本家要积极进入中国的他 ，这次看见中国陷入内乱、欧美诸国纷纷侵略中国，就担心起来日本「在中国本土的经济的利权」遭到威胁， 日本对华外交变得不划算起来。
作为日本资产阶级的战士，1915年「二十一条」时，永井「主观地将其定位于对日中提携的尝试 」，拥护「二十一条」。永井既然将当时的国际关系把握为「帝国主义的时代」，就主张为了在时代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有着采取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必要」。为此，永井认为与中国的协力、对中国资源的利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他倡导为了打破「白人专制」 ，要有「为了进行人类共同自治的世界维新的日中提携」 。在他看来，由于世界的趋势「由国家间的竞争向民族的竞争转移」，为此「与『同文同种』的中国的提携就是必要」 。
事实上，永井会有这样的思想一点也不奇怪；就连大正民主主义的旗手——吉野作造，也拥护过二十一条。因为「众所周知」，大正民主运动的前期思想中，一面是立宪主义，另一面就是帝国主义 。日本的思想界与舆论界完全浸润在这种帝国主义的氛围之中，因为在对华方针上，如果说激进派的「对华强硬」是赤裸裸的、以武力显露出来的帝国主义，那么温和派的「日中提携」也只不过是隐蔽在经济里的帝国主义罢了，二者在「维护日本在华利益」这一点上别无二致。何况所谓「日中提携」，不也是每每是日本不把中国放在对等的地位上，而是自以为师、自以为父要来高高在上地「提携」中国吗？
当日本武装干涉苏俄革命，出兵西伯利亚时，永井写了一篇『西伯利亚论』。其中他将英美进驻西伯利亚视为威胁，强调「在日本人移居西伯利亚，与俄罗斯人提携而开发西伯利亚上，『不只是为了日本，对于东洋和平也有必要』」。
就在俄国爆发革命的同一年，永井执教的早稻田大学发生了「早稻田骚动 」。在天野为之 以后，谁来继任学长的问题上，早大爆发了一场校园里的学生运动，事情一度闹到「革新团」400名学生封锁学校门口的地步——而作为早大教授的永井正是「天野派」的谋士。骚动结束以后，永井遭到了罢免，从此投身政界 。值得一提的是，位列「天野派」大员的还有后来的首相石桥湛山 ，而在这次骚动以后辞职的人中，就有着日本无产运动中大名鼎鼎的大山郁夫 。
1917年当年，他在金泽（石川1区）参与众议院选举 ，以203票之差遗憾落选。1918年他再度出游欧美，1919年回国，1920年众议院选举中再次代表宪政会 参选，终于第一次当选，以后他连续八次当选众议院议员。
当时永井进入政界以后，就继续着「进步的主张 」。毫无疑问，一战结束后面临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决战的欧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苏俄革命的胜利的冲击甚大。他决心要避免日本遭到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他看来，为了避免布尔什维克主义 的威胁，面对阶级分化、工农运动激昂化的现象，应当认识到：
「自由放任主义容易陷入弱肉强食。在此又生出了，在以国家的权力统制各个人及各阶级的生活、预防弱肉强食的同时，想要实现社会共存的目的的倾向」。
永井主张改革，主张修正资本主义经济的弊害。在众议院的演说中，永井直言存在着工人、农民、资本家、手工商业者 等不同的阶级，主张：
「（要）如何地协调这些阶级，努力建设一个最能协调这些阶级，使其阶级可以成为国家的身体和（实现）个性的发达的国家组织」
在战前的日本，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的原发点与目的就是天皇制国家 ，在这一点上主张普选与议会的自由主义并不例外（所以某种意义上才会那么脆弱），而永井的阶级调和主义自然也在其中。
面对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永井所恐惧的正是：「一君万民」的「共同体的社会」的破裂。 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要主张阶级调和。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君民同治」。不承认「统治者的道德」与「奴隶的道德」的永井，认为：
「我们是以兄弟之心共同经营国家。支配今日的政治界的根本的道德不过只有这一个。天皇虽然在国体上全然有着分别，如果像我们一样的国民不是站在同等的立场上、共同干政治，就会不完善起来。我们不能承认存在着支配阶级这件事。
我们全部都是支配的阶级，同时我们又全都是被支配的阶级」。
在天皇之下，所有的国民以「兄弟的道德」，站在同一立场上风雨与共，这正是永井理想中的「一君万民」的社会共同体。
在这之外，在巴黎和会上，当日本对欧美代表提起人种平等的要求时，美国的新闻不无道理地嘲笑道：「日本如果要求人种的平等待遇的话，先平等对待所有的日本国民吧！ 」永井受此冲击，痛感为了自己国家的权威，必须实现内政改革 。
1919年归国的永井开始主张确立四种人权，即「生存权」、「劳动权」、「机会均等权」、「自治权」 。永井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希望——要建设「具备对确保与提高民众整体的生活，必要的机会及手段的新国家」，才作为一个「进步自由主义者 」再次踏入了政界。
当时正值大正民主运动的高潮，永井把自己「阶级调和」与「一君万民」的热望，也寄托进了「国民普选」与「议会改革」 的大热门话题之中。追求「普选」的永井要求废除「阶级制度」，对贵族院进行「华族一代制」与「公选公民 」的改革。同时，他也赞同「政党内阁制」 。
与认为普选会促进阶级斗争的原敬 不同，永井尤其把社会政策与普选，作为国内阶级对立等社会不稳定的对策。当时永井柳太郎在众议院的演说中嘲笑「西有列宁、东有原敬 」，还觉得列宁是工农专政，原敬是资本家阶级专政，两个都失却了「民本主义的大精神 」。他认为当时议会的众议院与贵族院都在特权阶级手中，跟基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一样都值得批判——永井从拥护议会政治的立场，主张改组贵族院，实现劳资双方选出同等数量代表的「职员代表制」 。正如他所说，是要一个：
「在上之御一人与下之万民的中间，扑灭那些如同想要垄断政权的人，真正以共存共荣为根本精神的新社会」。
他认为：
「我国的立法政府，贵族院、众议院两院都在大体上，是特权阶级的代表机关，其政治团体的多数是纯然之保守党」
所以，他也批判自己所在的「宪政会 」，虽然主张自由主义的理想与普选的必要性，「在作为谋图劳动者乃至无产阶级生活的安定及其提高之物上，尚有不彻底的地方颇多」 。所以，永井也希望出现有着一个第三党，可以有着「既成政党不能满足的劳动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要求，在政治以及经济上实现 」的性格，最好是一个「青年政党」。
随着1920年代初，普选落实已经成为必然，永井也更在宪政会党内改革上倾尽心力。他在党内痛陈：
「如果欲要免于工农革命的侵略，确立社会政策，实行以有产、无产两阶级的共存共荣为目的的新政治就是有必要的」 。
他主张，应当要以「经济上的立宪政体 」实现这种目标。这是因为：
「在一君万民的大义之事实上，直到政治上以及社会上（这种目标）被实现为止，有着社会依然分裂为压制者与被压制者两大阶级，压制者肆意妄为威胁被压制者的生活的危险」 。
1927年6月，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形成两大政党之一——立宪民政党 之时，永井主张：
「民政党按照作为开国以来的国是——一君万民的大义，在政治上抨击一切之特权，在确保四民平等的权利自由的同时，在产业上确立劳资对等权，以此将劳动大众从生活不稳定中解放出来，不通过革命手段，而通过立法手段，想要建设共存共荣的新社会」 。
除此之外，永井还主张「经济组织的合理化」与「国民生产力的总动员」 。他认为当时经济之所以不景气，贸易之所以不振，就是因为「地主资本家的阶级」在追求眼前的个人利益，与「劳动阶级」完全不是合作的。
议会上主张法团主义，经济上主张国家实现劳资调和，又要反贡，这样的永井自然直奔法西斯主义 而去。在这之前，永井就认为「青年政党」应该是「法西斯主义者」的。1927年他再次高度评价墨索里尼 ，认为：
「不得不承认，只有墨索里尼关于民族个性的根本思想，在经第三国际世界将要被导向革命的大动乱时，（是）作为可以特别地导引人类的一大思潮的其价值」 。
到了1928年，他又鼓吹起「国家主义大众政党」，将康米党作为「革命主义大众政党」的他，主张对于「阶级」要强调「国家」与「大众」。
永井不但与北一辉有所私交，还与著名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产生了共鸣。于此，他甚至考虑起了通过军事力量的「革新」。
外交上反白人霸权、兴亚洲民族；内政上主张阶级调和、重建国家；思想上主张一君万民……在1920年末就具备了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 几乎所有要素的永井，果不其然在1930年代成为了在资产阶级政党中搞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一员大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越来越合流到「大东亚战争」的话语模式中来；在立宪民政党内，他更是亲军派的中心 。就连近卫文麿发起新体制运动时，他也是第一批响应的，最积极成立大政翼赞会的人之一。
在为了逐步迫近的侵略大战而构建的「国民总动员体制 」中，他看见了借机实现对内阶级调和、君民一体，对外实现灭白兴亚的希望。1944年12月，永井因病去世。当时针对东京的空袭已经逐步开始，永井留下最后的遗言：「对不起国民」 ，就这样去世了。
1885年，鹤见祐辅出生在群马县纺织工厂 的社长家中。在青年时代的鹤见心中，是祖先作为备中松山藩武士 的家世，以及要复兴因为父亲的纺织事业失败而没落的鹤见家的决心。
在鹤见读书过的「第一高等学校」（一高），时任校长的新渡户稻造给予了他很深的影响。当时的鹤见跟很多青年一样，因为「三国干涉还辽」流下了不甘心的泪水，也为日本海海战而天真地兴奋，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 的信徒。就如鹤见本人的回忆一样：
「我们的时代是简单的。所有人都有一个所立的不动摇的基础。那就是……日本国家这样的东西」。
新渡户教给了鹤见一种「官僚的自由主义 」，给了他国际的视野，让他明白了民主主义与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告诉了他如何将个人主义与国家的发展相调和。
擅长英语，才气焕发的鹤见在「一高」时已经是辩论部的中心成员，1909年在东大毕业后在高等文官考试中合格，先后在内阁拓殖局与铁道院工作 。但其实当时的鹤见以自己高超的英语水平与雄辩的才能，其实更倾向于自许外交家——当然，这并没有发生。
以在巴黎和会前，鹤见见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 为发端，鹤见的自由主义又高涨起来，当时鹤见在「一高」主办的学生集会「火曜会」又有了「威尔逊俱乐部」的别名。在鹤见做公务员的时代，他还找到了后藤新平 作为岳父，由此受到后藤很大影响。
在第二次护宪运动爆发的1924年3月，鹤见在与岳父后藤新平 激烈辩论后离开了铁道省，不做技术官僚发迹，要做一个政治家。然而1924年众议院选举 中，他作为无所属的新人候选人在冈山7区落选，1926年补选中又再次落选了。
鹤见之所以明明下定了决心要走竞选与议会的政治家的路子，却没有加入当时政坛上政友会、宪政会、政友本党等纷纷杂杂的政党，其原因在于他信奉「新自由主义 」。这里的「新自由主义」不是里根与撒切尔的主义，而是鹤见自创的一门主义。
相信「世界的民心 」正在逐渐叛离社会主义与康米主义，即将重新回到自由主义的鹤见，在自己落选的「浪人」时光里，逐渐钻研出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他提出：
「与旧之自由主义以个人的自由伸张为目的，由此以个人主义的哲学为出发点相反，新之自由主义是以human progress的……团体主义 为目标出发的。也就是和旧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人格的伸张、个人心灵的发达、个人利益的拥护为目标的，为此承认必要之社会与国家相反，新自由主义以社会的进步、人类全体的发达为目的 ，为此一直采取最能相当地根据个人自由的主义的立场。」
以「新自由主义」为信念的鹤见，1928年第一次普选中在冈山1区当选 。当时，鹤见的政治目标，短期上是在两大政党间把握关键少数的地位，使得既成政党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长期上是集合不满于既成政党与无产政党两个极端的势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组建「新自由主义」的政党。为此，他组建了内含七名成员的「明政会 」。
而具体的政策，是「言论的自由」、「产业上的自由主义」、「关税整理」、「农业最低限度的保护」、「劳动者待遇的改善」、「裁军」 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非常重视「外交政策」，以「国际协调」为重点，在立宪政友会与立宪民政党中更接近立宪民政党。鹤见当时还曾经指望着与滨口雄幸会面，一起猛然使政友会倒台。
在第五十五次议会上，在只要明政会赞同，针对田中内阁的不信任案就会通过的情况下，他与尾崎行雄谋图通过拖延议事，一直拖到会期结束，议会闭会。因为这种策略，他得到了大众的瞩目，那也是鹤见政治生涯的顶点。
然而，随着1929年4月岳父后藤新平的去世，以及「明政会」的崩坏，鹤见昙花一现的政治生涯很快又走上了下坡路。确实就像吉野作造对后藤的政治伦理化运动与上田贞次郎的新自由主义的评价一样，「明政会」得到了既非保守，也非革新的一部分人的支持。然而随着两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的夹击，「明政会」难免是要走向没落的。给「明政会」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因为鹤见拖延了针对田中义一内阁的不信任案，对鹤见收受政府贿赂的怀疑 。他的弟弟遭到了起诉，鹤见本人也辞去了议员一职，结果拒绝进入民政党的他，在谋图东山再起的1930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 中落选。
鹤见在这一时期，思想上比较接近今天定义上的一般的自由主义。尽管鹤见自己都说：
「自由主义的定义不是像社会主义那样，有着一定确定的原则的主义那样的东西，而是自由主义的心情。有着自由主义的心灵的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就是自由主义的。」
但是，他的思想还是有迹可循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尊重言论自由 、学问研究的自由，以卢梭、威尔逊、门罗这样的人物为楷模。想要打造可以发挥自己个性的社会，主张授予女性参政权 ；
②支持议会制民主主义 ，反对独裁统治、军国主义政治；经济上虽然支持资本主义，也主张政府一定程度的介入；
③国际政治上支持国际法、国联以及「不战条约」，高度评价伦敦军缩条约 ，重视国际协调。重视对英美的友好关系，特别是美国，一直试图消解美国的误会，实现日美友好， 曾经宣誓要「追随先生（新渡户稻造），成为太平洋的悬桥」。
在对于中国上，鹤见认为中国被民族主义者统一以后成为一个丰裕的国家，得到日本、英国、美国的扶助，对于日本是有利的。日本与作为「市场、原料输出地、食粮供给地」的中国 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经济上要充分进入中国。对于苏联，鹤见虽然厌恶苏联的意识形态，却认为如果是一国社会主义与新经济政策，那还可以共存。
当然，这一时期的鹤见思想上也有着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元素。即使是一直批判日本法西斯到底的自由主义评论家清泽冽 也自许：「像自由主义者一样耿直的爱国者很少 」，何况是相比吉野作造与清泽冽两名老牌自由主义者，很少做出冷静观察、深刻批判，反而比较乐观的鹤见呢？鹤见自己在1926年说：
「我想我们要认识到，现在作为成为了三大强国之一的日本，在世界上日本人这样的位置，既然要使得自己自己自身伟大起 来，必须要让进一步为了世界而尽力这样的一种服务的精神国家地、国民地振兴起来」。
在鹤见的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南进论 。他一直是认为，优秀的民族应当进入资源丰富而暖和的南方；鹤见先是主张政治扩张，后来又主张经济扩张 。同时，鹤见本来就认为，优秀的民族不应该被限制在狭小的土地上，欧美列强应该对面临人口膨胀的命运的日本，开放移民与通商的自由——偏偏美国严格限制日本移民，就是日本国内反美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论据。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基本统一中国，鹤见的和平外交主张却渐渐发生了转变。
鹤见在1928年提出，对于恼于人口问题的日本来说，作为市场、原料与食粮供应地的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鹤见认为，虽然过去要以武力的、政治的方法确保中国对日本的价值，现在应当以经济的方法加以确保。虽然他也认同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 他却认为政治的手段，也就是日本的军头肆意妄为地乱搞会引发中国的无秩序，所以应当尽可能地避免，特别是避免军事的手段——他将其视为「无谋加之落后时代的思想」。
然而，随着国民政府开展的「革命外交」 ，他对中国的看法却渐渐发生了转变。
到1929年时，他虽然主张日本应当在中国修订不平等条约时加以合作，却认为日本不能屈服于所谓没有法律依据的无理要求。主张拥护日本「满蒙权益 」的他直言不讳地说：
「日本担任着东洋全体的警察的职务。将这件事在日本人间贯彻，在中国人间也好好地得到理解的话，即使是蒙古、满洲立刻全部归还这样无理（的要求），中国人也就不会再说了吧」。
1930年5月鹤见访美前，后来做上首相的吉田茂 曾经跟他有过一番对话。吉田直言：
「中国liberal化的话，满洲也可以归还，也就是假如日本可以自由地获得满洲的天然资源的话。像今天这样在满洲一点根据地也没有，会把日本国民置于不安」。
同年七月，鹤见干脆鼓吹起了「新国际主义」，也就是「不通过战争方法的领土扩张，与提倡世界领土的再分配 」。
九一八事变以后，跟鹤见一样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加以反对，民本主义的旗手吉野作造 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的评论家清泽冽与石桥湛山 ，甚至跟鹤见一起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上田贞次郎 从得到满洲市场却会失去欧美市场、破坏大局的角度，反对侵略中国东北。后来上田直到自己1940年去世的一刻都主张日美友好。鹤见的恩师——新渡户稻造 在来年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直接嘲笑所谓日本的军事行为是「正当自卫」的观点是「玩弄诡辩 」。然而，鹤见对此却一言不发。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主张用政治与军事手段对中国强硬施压也好，主张以经济手段和善中国也好，其根本目的都是最好地确保日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权益与中国对日本崛起的价值。一旦中国加以拒绝，甚至还要驱逐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或者是对中国开战，也不用再顾虑这样做可能对日本在国际上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时，即使是之前趋于对华和平友好的人，也会轻易地一转为对华强硬派。何况，对华友好派的「日中提携」只是建立在「日本自身权益得到保障」之上的，一旦中国拒绝这种高高在上的提携，还要反对日本的权益，他们自然会趋向对华强硬。
鹤见正是这样虚有其表的「对华友好派」。对于鹤见这个人来说，日美友好很重要，但是日本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也是很重要的，一到「国益论」的问题上，他就不能将自由主义的原则贯彻下去，而完全将自己帝国主义者的面目暴露出来了。鹤见在外交上，只是一个「主张和好英美的帝国主义者 」。这个致命的缺点，或许正是他在自由主义的精神上，与清泽冽、石桥湛山等人的根本区别，也是他以后转向的伏笔。
在日本不断侵略中国东北的1931年末，鹤见到访满洲，与军人、外交官、满铁的人广泛会面，最后得出结论：
「实际感觉到日本民族对北满的打入。像Anglo-Saxon作为世界不毛之地的开拓者（到处）打入一样，virile的日本民族被生活的必要紧逼着前进。……强力的人胜出。」
认定满蒙权益是日本生命线的鹤见，1932年1月访美，专门忽悠美国人。他诡辩说中国秩序是不安定的，为了自卫必须运用自己的军事力量。一开始，他有着自信心可以使得美国舆论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展开；然而，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爆发与日军虐杀平民的消息传到美国，美国的舆论沸腾起来，鹤见的这种信心完全遭到了粉碎。一贯坚信要日美协调的鹤见，从这个时候也开始有了日美协调不可能的想法。
当年二月，他打电报给陆相荒木贞夫与西园寺公望的秘书，表示假如日本不在军缩会议上表示诚意，向世界展示自己要外交协调的决心，他担心日本可能在未来十年成为被国际排除出去的人。沮丧至极的他如此说：
「我在过去十年间，相信日本的太平洋政策，在于日美英三大海军国的cooperation，为此一直致力于日美相互了解。然而这次因美国对满蒙与上海的日本行动的态度完全失望。既然美国的意志在于想要阻止日本在中国势力的normal growth的这件事，像这次一样清晰，日美提携是不可能的。」
为了给日本辩护，鹤见又来到国际联盟 协会，通过友人的工作成功变更了谴责日本的决议案，还在开场时发言道：「领土的现状维持的原则，如果不伴随着移民自由与通商自由，无论怎么样实行之都是不可能的」，获得了一片掌声。
然而，鹤见到底还是不得不承认，日本「正逐渐走着国际的孤立之途」 。鹤见虽然下定决心要让日本重新确立国际协调的方针，既不是议员又不没有外交官僚人脉的他完全一筹莫展。当他听到在斋藤实内阁拙劣的外交下，日本强硬反对将美苏纳入国际联盟和协委员会时，鹤见不禁写到：「越来越要脱离国联了吗。失望啊 」。
到1933年春天，就像是自然界冰消花开一样，日美关系也稍为回温。由于塘沽协定以后「满洲事变」的终结、日本已经离开了纠纷不断的国联，同时罗斯福上台开始了菲律宾独立等新政，1933年春日本的舆论界里，亲美的风潮再次抬头 。鹤见作为一个老资格的亲美派，自然也加入到这种风潮中来。
从他1933年6月的对外政策论中，可以发现鹤见一直在寻找的其实是欧美中「预见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日本的勃兴」的现实的人物。鹤见一直基于日本国内人多资源少的人口问题，主张日本必须对外发展，为此甚至幻想西方可以和平地把自己基本不使用的热带地区——比如新几内亚——让渡给日本 。在鹤见看来，美国之所以批判日本，不外乎是因为第一「偏袒中国的感情论」、第二「纯理论的条约尊重论」、第三是担心日本势力打入中国会破坏门户开放的政策。对此鹤见觉得在第一上根本没那么重要，在第三上日本只要做到门户开放就可以了；至于在第二个上，鹤见虽然知道日美间的最大问题是美国担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但他觉得只要日本内政安定下来，拂拭一下，就不成问题了。
执着于开外交药方的他认为，为了缓和国际的紧张关系，日本完全脱离国际社会是完全不可取的，也会违反五条御誓文的精神；相反，要与国联协调，要与美国做好协调，首先美国一方要「承认在西部太平洋的现状」，维持东洋的和平，承认日本的生存条件， 日本则要证明自己的政体是自由主义的，使得欧美对日本政治安心起来。
当然，鹤见也接受了当时流行的「富有国」与「非富有国」的论调，加入到了近卫文麿 等人的大合唱之中，觉得像日本这种领土狭小、人口过多的国家，却要为了世界的高关税政策与移民禁止政策做出「非常不正义」的牺牲是不应该的；而对于像英国那样为了确保自己广大的领土高唱现状维持的国家，他寻思「不打破（它们的）『不正义』真正的和平就不会到来 」。对于鹤见而言，他念念不能忘的还是日本要从人口、市场、国防的角度确立「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换言之要确保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存。
在1933年8月加拿大的第五次太平洋会议上，鹤见所乐见的、以日美苏三国为核心的太平洋和平机构虽然被提出了，但却没有通过。非常不满的鹤见，想来想去，还是觉得：
「关键是，如果不尖锐地批判英美想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要维持其领土与民族的现状的本体，就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从而像满洲问题，也只不过是其派生的一个现象罢了…… 」
虽然如此，鹤见依然不觉得要以武力改变现状。对于立宪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在众议院批判过分军扩的炎上发言：「牵动炮车的骸骨」，他认为这是「今天日本的自由主义的心绪发言 」。当德国退出国联时，鹤见也恐惧着世界再次跨向大战这件事。鹤见虽然从害怕卷入世界大战这件事孜孜不倦地主张国际协调 ，甚至为此考虑到了日本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更钟情于帝国的问题。1933年他在日记中写到：
「现今应当是日本民族扩张的时代。将这种机运好好地导引是（为政）家的任务 。日本扩张的方向不能是北方。是与俄国斗争的Napoleon的败亡，Kaiser的败亡的道路。南方正是日本应当前行的方向。日本不应该作为大陆国民。应当要是海国。太平洋是日本民族的海。征海常兴，失海则亡。」
一直到1934年，他还是觉得日美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只要有话好好说，双方把误会弄明白了，两国就会和好了 ，日本也就可以继续国际协调了——或者说继续安心地在世界帝国主义秩序里宰割中国等国了。从这一点来说，很难说他比当时的宇垣一成水平如何，毕竟连同样重视与英美关系的宇垣都知道「只看到华北看不到世界的家伙是令人操心的人 」，要反对华北分离工作 ，鹤见却只是盲目地说道理。
另一方面，曾经对国联评价很高、执着于要让日本回到国联的鹤见也对国联越来越失望。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为标志，在他看来国联已经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暴露了不去改革现存世界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自身，只是凭着一张国际联盟条章，就想要实现永久和平这件事的内在矛盾」，「League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 。在国际联合型组织纷纷凋落的这一时分，鹤见这人是很怕日本在极权主义的「德国、意大利」，与民主主义的英美之间，被看作属于前者阵营的。为了使得日美和好 ，他先后想过日美共同防共、日英美大合作、日美解决太平洋势力问题等药方，可惜没有一个可以实践下来扭转时局。甚至未来欧洲还爆发大战这件事他都考虑到了，他决心不能在那时与美国开战。
在1936年8月的第六次太平洋会议前，鹤见发表了演讲，提出日本的扩张不是政治的，不过是经济的，而且「日本人的理想是cultural expansion，强调东洋文明 」。这之后鹤见有一段时间巡回欧洲，到处寻找英美中可以与日本合作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英国外务省官员直言不讳地告诫他们，只有当日本不再不断夸张地要求各国承认满洲国，暂时老实一会，国际社会才会忘却满洲问题。
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日本国内的1929年。
1929年-1932年间，日本经济遭遇了世界大萧条的袭击。就像很多日本人一样，鹤见（还要是当时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念也动摇了。特别是当他看到评述纳粹党上台的社论时，他感觉到自己之所以没法充分激发青年的兴趣，是因为没有像法西斯一样明了的program （原文）。
对于资本主义，就连鹤见都明白起来，他看出了大萧条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暴露了美国社会组织内在的缺陷」，他认为美国20年代的繁荣是牺牲「农民、小商人与职员」，换来的大资本与工业劳动者的繁荣。另一方面，苏联的五年计划又进展不顺——所以，在德国、意大利、英国（莫斯利）等地发生了「修正资本主义运动 」。由于实行这种修正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就无法进行，所以「议院政治的修正」成为了世界的现象。非但如此，鹤见还感受到在英国经济优势崩坏的今天，英国模式的19世纪的议会政治，以及以其为根本的自由主义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 。
「近来我对基于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的liberalism（自由主义）生出了疑问……今后日本前行的道路不在于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而在于新之collectivism（集体主义）。需要以前的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的一大回转」 。
在鹤见1930年代初环游欧美时，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念遭到了打击，他开始动摇了，开始大脑降级。在一二八抗战期间，他甚至开始觉得美国的商人文明与日本的武士文明是不是根本上不相容，在根源上就无法对话。
「因为在日本我以前一直进行的自由主义运动违反日本文化与日本国民性的根本，只有困难（而）没有很多成绩。今后由日本的方向与世界的大势出发，使得liberalism（自由主义）运动转向的时期渐渐不断接近了吗？」
迷惘起来的鹤见乃至丧失了自己思想上的目标。他这样在1932年的笔记中写到：
「今日如何。我的心中失去了这样的目标。……今后的目标是『俾斯麦与林肯那样』以前就强大的人们。……今后日本有大动乱。是铁与火的时代。」
鹤见在议会改革的问题上，甚至开始在一人一票的原则上开倒车。他对于每人的投票权平等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这件事十分敏感，为此曾经想过导入等级选举 ，让有见识的人、有德的人个人票数可以增加——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做到政治演说的高度化，国民为了得到多数票的名誉而努力向上。他在1930年代欧美初旅行的结果，就是觉得欧洲陷入了不承认精神上个人价值的差别的、民主主义的「恶平等 」，导致国民全体都巨婴化了。
当然，直到这个时候，他依然反对军部的独裁统治。在冈田启介内阁 成立时，他在日记中记下：
「在矫正party corruption（腐败），避免Fascio（法西斯）的危险的意思上，元老西园寺公的recommendation的确令人钦佩」。
太多了……就暂且写到这里，后面的转为文章形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