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推荐一位依然健在的人物——曾钰成先生。
曾生幼年在圣保罗学校 就读，当时这所学校里的不少教师都长期诋毁与污蔑生养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这样乌烟瘴气的情况下，曾生的父亲每天回家会带一份「文汇报 」，曾生就从这份报纸中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实情。当时，他非常崇拜自愿回国的钱学森。
1965年，曾生顺利考入香港大学 数学系。1966年6月，曾钰成为避免被港英政府发现，取道澳门前往广州，后来他回忆说：
「当时大陆民风淳朴，社会秩序良好，虽然民众很贫困，但年轻人很有理想，对国家前途抱有希望。」
到1967年，他已经自认马克思主义者 ，常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研读马克思与neko的著作。当时绝大部分大学生认同港英政府，因此曾生几个作为觉醒的少数人是非常难得的。
此时的香港已经风雨欲来。在严重的剥削下，香港的劳资阶级矛盾走向尖锐化。同时，澳门的「一二三事件」与内地的红旗浪潮，又鼓舞了香港左派的士气。1967年4月，新蒲岚人造花厂爆发劳资纠纷 ——后来，正是这件事，成为了「六七暴动」的导火索。在本地「爱国左派」领导工人群众对港英政府一再地发起英勇斗争时，曾生对此非常关心到很少回校的地步，又给左派工会捐款。当时他认为人造花厂事件是：「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香港爱国同胞反抗港英暴政的正义行为」 。
1967年5月、6月「花园道事件 」前后，中环常常出现爱国群众游行时，他也参与其中，结果被英文报纸「星报」的记者拍下了他的照片，并在第二天头版刊登。当时他父亲对于他被香港记者拍到这件事就大感不妙。由于信奉社会主义的曾生与大部分受西方思想影响更深的学生南辕北辙，他很是孤立。后来回忆时，他说：
「当时只有极少大学同学同情左派，基本上绝大部分同学站在港英那边。」
因为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反对左派行动，他自建刊物「新港大」；因为与同学一同观看电视，见到示威者游行、投石的举动，他又常常与同学争的面红耳赤，甚至被质问「你为什么老是帮左派说话？」。有一次他经过宿舍休憩室时，本来在那里聊天的同学立刻不说话并走开了，这让他非常尴尬。
1967年左派斗争时期，他先后在「学苑」上发表了两篇体现其政治觉悟的文章，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资本家剥削工人 等，结果发表后就有同学警告他「小心点」。到斗争高潮的1967年6月、7月，当时他已在盼望祖国早日解放香港。
曾钰成一家不只是他一个支持左派斗争，事实上他的弟弟曾德成因在学校散发传单被捕入狱两年，他的16岁的小妹也因卷入此事被捕入狱一个月。这段时间对他们家特别困难，他被同学视为「危险分子」，而他的母亲每日以泪洗面，「我还记得母亲当年每天哭成泪人的情况。」
这里插句话。曾德成在生活条件、人权条件极其恶劣的狱中度过了两年，吃不饱、穿不暖，「经过大风大浪锻炼」，1969年才被释放出来。被释放出来时，「文汇报」夸奖道「烈火可以炼成真金，黑狱可以炼出英雄汉」，
「一个被蒙骗在奴化教育堡垒的书院生，一枝温室里的花朵，在伟大的教员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下，终于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的抗暴战士了。」
1968年初，本港左派斗争终于在港英政府的暴政打压下不幸失败。对于幽京「到此为止」的态度，他坦言感到非常失望，不得不回到学业重新努力读书。1968年夏，曾钰成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一级荣誉学位。当年港大数学系毕业生如果想要出国深造，一般先留校做一年助教，再出国留学。曾生与其他三位取得一级荣誉学位的学生一级申请助教，但他迟迟都没有收到校方通知，最后才被录取。被录取前，数学系教授黄用诹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应当好好做学问，当时曾生回答说：
「我很明白你的道路，但当你觉得周遭事物不公平，心里很不安，即使你想躲起来做学问功夫，心情也很难平静。 」
后来曾生才知道，是港大校长亲自指责他为「捣乱分子」，而黄教授与校长理论，才力保他过关。当时校外出现了「真假菠萝阵 」，校内还有流言，指港大校园出现炸弹，旁有曾钰成照片。对此其回应到：
「如果真的是我放炸弹，我怎可能放自己的照片在旁？难道像武松杀掉西门庆后，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1969年，面对四家美国名牌大学的邀请，曾生毅然拒绝了这个机会，原因是当时反越战运动高涨，国内外充斥着革命气氛。曾生本来希望回到内地工作，苦于打听没有结果，只好到了培侨中学教书。
培侨中学，是当时本地左派的教育战线基地之一，属于爱国左派学校之一。这些爱国左派开办的学校，要求「将康米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给新一代，并使他们获得建设社会主义与康米主义的必要知识 」，要「令学生反对剥削体系，保卫社会主义体系，热忱地建设没有阶级差别的康米主义社会 」。曾生是极少数投奔左派教育战线的高材生，因此当时引发轩然大波，有人甚至认为港大有「康党潜伏分子」，而他被左派「高价收买」。其实，曾钰成在港大当助教的工资，比培侨中学的校长还要高两倍以上，而培侨中学也只能开出600元月薪——虽然比校长还高。中英文都好，书法也出色的曾生，很被校长欣赏。
有着「保钓运动」、「葛柏贪腐事件」的1970年代，陆续有满怀信仰的大学生步曾氏后尘，加入左派中学。但1976年「一举」后，他们精神幻灭，大多离开左派阵营。比如据闻杂志「七十年代」批判极左思潮，就在左派圈子里引发了震动。曾钰成对此说：
「随着……务实路线抬头，大家讲求实际，反英抗暴和CR期间左派阵营与主流社会对峙的心态随之消失。大家不禁反问自己：为什么还留在左派阵营？是不是应该到外面闯一闯？」
1980年代，爱国左派学校基本重新定位，以市场为发展导向，甚至也开始像主流学校一样强调公开考试成绩的重要性。比如培侨中学的校刊，之前充满了爱国新闻、评论与文学，1980年代则越来越多地强调学生在公开考试中的优异成绩 。乃至由于日益增大的学业压力，这些学校的学生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花时间在课外活动上，结果这些学校的体艺成绩在1980年代开始落后。
对此，曾生也受过精神冲击、动摇过，开始质疑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但最终，已经晋升为学校行政人员的他还是决定留在培侨中学 ，为学校继续解决难关。1980年代中期，他更成为培侨中学校长。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1980年代「基本法 」的制定以后，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倒计时。面对新形势的变化，本来孤守海天一角的爱国左派阵营也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定位。在这一体制转换期，港英政府抱着不可说的目的试图开始直选改革，到1991年9月进行了第一次立法局直接选举。出于在西方民主制度面前捍卫祖国主权与利益的需要，爱国左派进行了重新导向，逐渐成为了今天的「建制派」。
1992年7月10日，「民主建港联盟 」（DAB）成立，其中不少人都是爱国左派学校的毕业生与成员。曾钰成则成为了「民建联」的建党主席 。1995年立法局选举中，他败给了对手廖承利；1998年立法会选举中，他在九龙西成功当选。2008年他当选第四届立法会主席，此后担任这个职位八年之久。他还成为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曾生所在的政党一直坚持在爱国爱港战线 的第一线，比如1997年临立会时，包括曾生在内的该党议员一眼识破了英国人利用工会破坏大局的阴谋，勇敢地拒绝了Collective Bargaining的法律，最终使得这部法律被废除。这个政党也一直坚持以「蛇斋饼粽」的方式为民生服务，比如：
同时，曾钰成本人也很幽默，比如他在2012年12月20日立法会会议结束前，宣布「本会尚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明年必须续会，所以我不能批准明日为世界末日 。我现在宣布休会，本会2013年1月9日星期三上午11时正续会。」
2016年4月，他更与同样崇拜马克思主义的Leung Kwok-hung一起在节目中同游波兰，探访低下阶层家庭、派发礼物，体验圣诞。节目中他对Leung Kwok-hung直言：「你做圣诞老人，我做你的小鹿」，引发网友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