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似乎不少人鼓吹稻盛和夫对于劳动者「有良心」的态度的，这里特地介绍一下稻盛的政治态度。
众所周知，日本是允许设立独立工会的。然而，在日本民营企业中的工会，却大多是「御用工会」、「黄色工会」 。2006年，在丰田甚至发生过公司伙同正式员工的「多数派工会」，打压试图保卫临时工权益的「少数派工会」的事件。而稻盛作为日本大资产阶级的牌面人物，其观点自然也更胜一筹。「京瓷 」的工会的宪章，就忠实地反映了他的观点：
「……这并不像世界上大多数工会那样，只是单纯地考虑『只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持有这种想法的工会顽固地认为，“所谓工会，就是夺取被资本阶级压榨的劳动阶级应得的份额”的斗争组织。(中略)然而，如今专制体制已经崩溃，一手掌握的资本被瓜分得越来越小，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资本。另外，资本和经营实际上是分开的。实际上，我们也作为大众股东和员工股东参与经营，并负有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的幻想消失了。现在，劳资双方不再是应该被斗争的资本家阶级和应该被虐待的工人阶级，而是作为创造喜悦和幸福的伙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绝对不能采取『劳动者-资本家』这一相互对立的想法。因为在对立中不可能产生快乐和幸福。」
「我们经常听到『劳资调和』这个词，但在京瓷的劳资关系中，『劳资调和』这个词并不适用。『劳资调和』是企业的一种思考方式、哲学、目标、方针、判断…等东西上，隔着一步观望，进行调整和妥协，进而得到合作的恩惠。不过，那只能是『同调』这种被动而消极的声音。与此相反，劳资关系必须是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人类集团共同开拓命运的关系，是在同一思维方式下分享喜悦和悲伤的严峻关系（劳资同轴）。劳资双方在采取行动和做出判断时，必须使其目的和思考方式统一而共同工作。所谓『劳资同轴』就是这样的想法，京瓷劳资应该采取的态度就在这里。」
这里继续介绍他本人的政治态度。稻盛和夫正是在1990年代开始在综合杂志上发表政论文章的。虽然稻盛直到1990年代依然忙于各种事务，但是以1997年做胃癌手术、出家为僧 为契机，他开始将自己的重心由公司经营的第一线转向社会活动。到2000年代，他进一步退出了经营与公职事务的第一线，并在各种社会活动上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1990年代日本掀起新自由主义改革 狂潮时，稻盛也是其中的一个旗手。1992年，稻盛在「大藏省课长懂得什么」中批判说：
「政府机关的说法是，一旦（企业）乱立就会两败俱伤，或者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需求。难道不觉得政府机关有这种担心本身就是反常的吗」？
「……自由经济体系的基础是相信市场上自由竞争的结果，自我负责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如果不允许失败，必须让被允许的人大家一起活下去，就等于否定了市场经济的优点。」
「官员代表了日本，官员成为了国家的内容。（这也）常常（被）说是官主主义，与欧美型民主主义是水火不容的」。
「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要戒掉对官僚的依赖，戒掉对官僚的谄媚，要有挑战官僚的勇气。」
显然，稻盛对日本战后通过政府官僚的行政指导，控制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发展的模式很不满——也对官僚在国家生活决策中发挥巨大作用存在不满。
1996年3月，他又在「日本的自己变革——向着新世纪的经济人的责任」中大谈：
「从结论来说，现在的日本政治体制是官僚主导型的体制，用严厉的话来说，可以说是官僚独裁的体制。这种官僚主导型体制的特点是，以稳定现有社会秩序的安定为首要目标，在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中，这是最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的体制。」
1991年7月4日，稻盛和夫在「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中的报告中提出：
「…就行政而言，迄今为止的中央集权性的行政，往往把重点放在国内的问题上，现在要重新审视这种行政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国家行政应该把全部精力放在外交、防卫等与国家基础相关的课题上，而与民生相关的权限则必须尽可能地移交给有责任的地方自治团体」。
这一时期，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言论还有：
「现在正在推进的规制缓和，即使有一天美国提出反对意见，也仍然是应该推进的改革。这并不是为了照顾国际社会。也不是因为时代的潮流。因为这有利于日本的国民大众。要以这样的理念推进规制缓和。以维持国际竞争力为由反对规制缓和的人，不管他们准备了多么巧妙的理论，都是违背大众利益的既得权拥护者和利权追求者」。
「明治以来，日本确实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增强了生产力，作为一个成功的贸易国家。日本成为了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但是，日本的大众对日本的现状满意吗?难道不是日本“国”可能很富裕、但日本“人”并不富裕那般，日本其实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吗。时至今日，国民终于开始意识到，由于行政和生产者的原因，消费者一直被迫忍耐，以至于不得不高呼‘迈向生活大国’ 」。
「要想规制缓和，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将官僚体系的改革、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的话，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就像是一场革命。 但是，不是有意外简单的解决方法吗?只要民众切断对官员的依赖，以勇气面对，就能争取到规制缓和。每个国民用智慧和勇气面对官员，这不是有必要的吗」。
所谓的「规制缓和 」，就是政府在各方面缩小对经济的控制，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要部分。
对于稻盛来说，这一时期他一方面自居「市民、国民、大众」的一份子，要反对国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代表自己作为资产阶级一份子的身份，主张推进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进行「规制缓和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稻盛自己就是中曽根内阁新自由主义改革 的受益者。
然而，随着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小泉内阁时期的「构造改革」后，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刻化。结果，这一时期以后稻盛和夫的观点又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2006年4月，他在「化为魔物的资本主义——为了不让『活力门』再次诞生」中批判金融资本主义 ：
「从常年从事我们制造业，反复钻研与制造1个价钱不满1円产品的人的立场来看，甚至抱有这样的观念——现在的世界经济完全没有实体，虚构的事物有着很大的力量而横冲直撞」。
「环境问题的原因可以定义为『人类随意的生活方式破坏了环境，结果遭到了报应』，现在的资本主义不也可以说是人类趋向利己的欲望而行动，（结果）不断遭到了其报应吗？」
2007年10月，稻盛又在「向着两大政党制的期待」中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中，只有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是无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如果民主党执政，预计会进一步引入针对农户的户别收入补偿制度等、纠正自由化的过程中生出的差距的政策。如果采取这样的政策，自由竞争就会遭遇阻碍，虽然也有认为这会削弱经济活力的意见，但民主党提出的政策始终是为了『安民』的弱者救济，不一定是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
对于2012年小泽一郎等人分裂离开民主党、建立的「日本未来之党」，他是大力协助的。而「日本未来之党 」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针对「面向市民的改良主义」。从这里就可以见到，可见稻盛和夫确实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明白人，明白新自由主义不能走竭泽而渔的歪路，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民主政治上，稻盛和夫也很有一番见解。1996年，稻盛和夫提出：
「战后50年，我们的经营者在政治问题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多地参与政治。对政治神魂颠倒的经营者，大家都认为他是在玩不务正业的政治游戏， 因此也就疏于自己的企业经营。为了不让经营破产，要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不参与政治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公司的职员，也就是上班族，都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造就了很多对政治不关心的阶层。我认为，我们的这种立场可能扭曲了现在的政治。选出日本政治家的组织，有时是工会，有时是以建筑公司为中心的一个拉票机器，有时可能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拉票机器在工作，从而选出了日本的政治家。如果有良知的普通经营者，以及在普通民间企业工作的工薪阶层，对政治抱有一颗虔诚的心，行使宝贵的一票，把优秀的政治家送到国会的话，我就能做到一种不同的政治体制」。
「我想要对现在的经营者们说『鼓起勇气吧』，对工薪阶层说『把一直假装不关心的政治拉到自己身边，把自己所希望的优秀的政治家送到国会，然后通过那些政治家来推进日本的自我改革』，并大声疾呼，将剩下的几年作为日本自我改革的时期，而不断地创造一个在21世纪有着极好的趣味、获得世界各国的信任和尊敬那样的日本」。
1996年6月，稻盛又在「经营者啊，谈论政治吧——一言不发的企业人才是招致今日政治危机的元凶」中说到：
「我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使民主主义的落实变得缓慢。有良知的经营者、善良的工薪阶层，现在应该停止漠不关心的态度，用自己的双手选出自己喜欢的人担任地方政府的长官。国会也应该派遣我们真正信赖的人」；
「……这取决于我们经营者和工薪阶层是否对政治有清醒的认识，能否用自己的手将真正值得信赖的人投入政治。日本的自我改革，首先要从我们自身的自我改革开始」。
这里，稻盛指的应该不是之前日本大资产阶级通过为自民党等保守政党募集资金、保卫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样「参与政治」；也不是日本资产阶级通过与自民党、官僚的糅合关系牟利，这样「参与政治」。而是企业家与市民阶层一道，积极地建设他口中的「民主主义社会」 。
稻盛和夫作为财界资产阶级中支持民主党的少数派之一 ，其实早在新进党时代就支持小泽一郎 ，民主党时代则支持前原诚司与小泽一郎 。在前原与小泽决裂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双方都支援，还成为了双方的纽带。特别是「日航重建 」中，就是当时担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三顾茅庐恳求他出马，而稻盛也担任过前原诚司的东京后援会长 。后来一直到2018年、2020年国民民主党的组建，他还是前原的东京后援会的代表者。
不仅如此，稻盛和夫还被看做是2009年民主党上台、实现「政权交代」的「幕后主谋 」。当时据说小泽经常偷偷到京都拜访稻盛，而稻盛作为前原的东京后援会长，还照顾了不少民主党议员。
对于他的去世，前原就评价说，他对于日航是「感谢也感谢不完、拯救了日本」、「誓要再一次打造能取代自民党的在野党，实现政权交代」，小泽一郎则如此说到：
「我想趁您身体健康的时候，再一次进行政权交替，以报答您的恩情。真的很遗憾」
立宪民主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安住淳 也说，稻盛一直支援他们。
「曾多次得到（稻盛的）指导，说『两大政党（间），权力保持紧张感会比较好』。为了体现那个志向，（我们）想努力下去」。
在外交上，稻盛和夫也有一套自己的认识。在稻盛看来，日本在外交上应有的姿态有两个，第一个是：
作为人，我们是一个重视同义，并按照原理原则进行判断和行动的民族和国家；
第二个是：
率直地感谢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帮助，让我们变得如此富裕，今后即使自我牺牲也要帮助世界上的人们，拥有“利他之心”的民族和这样的国家。
1997年1月，他则在「设立『日美21世纪委员会』的愿望」上说：
「我认为今后日本是不持有军备、不以军事大国为目标的话，应当以……乡贤一样的国家为目标」。
「（对于）亲切的国家，即使想侵犯，也不会侵犯。反而比持有不高明的军备还要远远强大的多」。
这到底是战后人民的平和主义思想，还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想法（松下幸之助 也有过类似的想法）？相信历史会有自己的答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保守阵营日益发酵时，稻盛自己充当了反击这种思想的防波堤。他在「日中共荣的王道——以『自利·利他』的精神与实践构筑良好的关系之时」中谈到：
「中国威胁论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企业经营者对从中国大量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感到焦躁。出于『如果继续进口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日本企业的国内生产将无法再维持』的危机感，现在日本制造业的空洞化呼声很 高」。
「综上所述，如果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这是日本国策所不能避免的，那么要让其成功，就不要玩笑一样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而应该考虑如何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好的关系 ——这大概是有必要的」。
「这个时候，对日本来说，需要的是『自利、利他』的精神。这就是佛教中所说的『为了自己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也必须有利于他人』的思维方式」。
「这也意味着日本人要从一直以来带有的一国繁荣主义思想中摆脱出来。中国的繁荣与日本的繁荣两件事是有联系的，为此日本必须积极帮助中国的发展，进而带动日本的发展，日本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例如，战后成为废墟的日本，在受到美国支援的同时，发展到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这个时候，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向着日本企业所开放，也就成为了比什么都重要的、发展的飞跃台。从而现在，日美建立了共存共荣的关系， 日本经济（也）在某种意义上支撑着美国经济」。
「日本应该效仿美国，以宽广的胸襟向中国企业开放日本的市场。中国的实现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的变得富裕，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飞跃性扩大，大概一定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种哲学，是遵照中国革命之父孙文过去所说的『王道』的思考方式。……日本人今后应该拥有的哲学，也是像那个『王道』一样，植根于作为人应该拥有的基本道德律的思考方式吧。在日中两国间筑成、植根于过去我们从中国学到的『仁』、『义』这样的『德』的关系，对今后的日中两国来说，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我相信，处于一衣带水关系的日中两国国民，如果就这样超越利害关系，致力于相互关系，互不自满，总是谦虚地体谅对方，能建立『以德报德』这样的关系，不仅能在日中两国之间建立不亚于美日之间的共存共荣的关系，还可以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2006年5月，他还在「日本是企业人支撑的——『民富则国富』这样的主意」中说到：
「现在可见似乎日本社会正在向右倾化的方向发展。就连在野党领袖也提倡“中国威胁论”，这让我很痛心。在被称为战争不断发展的昭和初期，社会不也形成了这样的氛围吗。说什么『与中韩两国友好相处』，就会被骂『国贼』、『非国民』。如果勇敢地说『没有必要向中国低头』，就会被当作是正论一样地受到特别的赞扬。就这样，真正正确的言论逐渐被封杀」。
这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事实上，2004年他也确实从「中日友好协会」处被授予了「中日友好使者」 的称号。
参考文献：「現代日本における労働組合の課題 ——非正社員の労働組合員化問題を中心に——」（小松史朗）
「稲盛氏、政界からも悼む声 旧民主党「応援団」」（「産経新聞」）
「稲盛和夫の政治思想——その特徴と理想——」（吉田健一）
「稲盛和夫さん死去受け、国民民主・前原誠司代表代行「政権交代の実現誓いたい」」（「京都新聞」）
「稲盛和夫氏、なぜ1人で政権交代をバックアップできたか」(NEWSポストセブ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