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东亚战争」本身被批倒批臭了，「大东亚战争」的牌坊却没有被批倒批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留下了伟大的历史，与其说是为了日本，不如说是为了那些通过战争获得利益的国家。这些国家就是包含在日本提出的短命理想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日本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功绩的意义在于，在西方人以外的人类面前，明确地表明了支配亚洲和非洲的西方人并不是过去二百年中所认为的不败的半神。
——阿诺德·J .汤因比，英国《观察家》第11版，1956年10月28日
早在「大东亚战争」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就是在各种自许正义的旗号下进行的。比如第一种的典型，就是对于1895年被日本殖民者掠夺的「台湾」就是以「文明开化」 的名义，进行殖民统治。比如1916年的「台湾殖民发达史」中就是：
「我们已经做到令人赞叹的成就，我们改变了混乱的局势、恢复平静、建立秩序、实现财政独立、注意到自然资源的发展、促进工业化，并确保岛上人民的身家与财产安全……」
一言而庇之，就是「为当地人带去现代化」 。然而，这种「为当地人带去现代化」，是把当地人当成被「文明开化 」的客体，真正实动的主体只在于日本民族自己。
另外，这种「现代化」也非常纯粹地服务于日本帝国自己。日殖时期，台湾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依附于日本资本主义的。日本总督府之所以修建道路与铁路网、发展灌溉系统、建设港口，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商业化，「台湾所有米和糖的输出几乎都是销往日本」，好让台湾的农业供养日本的工业人口、成为其「后勤基地」 。这种借口到二战时还在用，比如所谓帮助东南亚国家搞了建设云云。
第二种借口就是「黄种人的崛起 」，这个乃至在台湾遭到日本殖民的一开始就存在了。「并吞台湾与殖民台湾……意味着日本有能力承担殖民主义这项……过去只属于西方国家的任务。 简言之，处于唯一一个非西方（白人）殖民强权这样的关键位置上，日本对其东方殖民地臣子那种盛气凌人的凝视，必然会改写他自身在西方帝国主义中的形象。……殖民地台湾首先是用来展示日本与西方帝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其次则是要证明日本可以超越西方，为征服的领土带来更大的福祉」。
这种更进一步，就是「亚细亚主义」。评论家奥野健男则评价了1941年12月日美开战的一幕：
「……在日本人眼中，优先攫取并独占财富的欧美先进国家，欲妨害作为新兴势力的日本。……这其中隐含着亚洲民族近百年来饱受白人侵略和残暴民族主义的愤怒与怨恨。……随着战果一个接一个被报道，紧张感转化为解放感，恐怖感转化为优越感、喜悦感、自豪感。人们从有色人种和落后国国民面对白人和发达国家的自卑感中一举解放出来。陷入泥潭的对华战争的愧疚感与郁闷感，也因得到同英美开战的大义名分，心情竟像拨云见日般舒展。」
但是，这种「黄种人」的荣光，只许由日本来代表，其他国家不在其列。至于「黄种人联合起来」，也是日本高高在上地「提携」其他国家。接受日本这种「恩赐」的良民犹自可，不接受的当地人，自然就会成为「实现东亚联合大业的耗材」，尽管他们才是东亚人民的主体。
第三个借口是「建设新的理想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被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它的宗旨是「王道 」与「民族协和」 。关东军之所以主张「王道」是建国宗旨，是受到了橘朴 的影响——他主张，排除军阀后的东北政权，应当以农村社会的自立性为基础，成为自治国家。
在所谓的「满洲建国宣言」中，他们还自吹自擂：
「政治本于天，道本于天，新国家建设之旨，以顺天安民为主，施政必恂真正民意，不容私见之或存。凡我国家领土内诸民族无贵贱之别，受平等待遇，权利不被侵害……当惟礼教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国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持东亚永久之光荣，成为世界政治之模范。」
在「满洲国执政宣言」中，更宣布：
「（执政将）以道德仁爱为主，剔除民族偏见与国际纷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现实」。
当然，这些全是假的，而且一旦实践起来，比如试图改良劳苦农民生活的「绥化县北满农村合作社运动 」，很快就遭到了关东军的铁拳。另一方面，关东军推行的残酷殖民统治，与上文描述的「理想国」——现代版「儒教仁政国家 」半点关系都没有，然而他们却很懂得利用这个「理想国」来向国内加以宣传，好像他们不是在摧残各族人民，而是在建设与开发理想的国家。这种手段是非常恶毒的，接受了这种滤镜，关东军的作为就变成了「虽然日本心是好的，底下的人执行坏了」。倒不如说，一开始心都是坏的。
以上三个借口中，没有一个是「亚洲各国人民」作为主体的，全部是围绕着日本运行的。这样，日本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军队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犯下的暴行是那么宽容，也不足为奇了。
至今不少极右翼依然沉浸在这个三个借口交织出的历史幻想中，而将真正的历史事实置之不理。
那么，当日本文化人直接来到中国，身体力行地感受中国时呢？这种时候，原本的视角依然存在。这里介绍典型的二人，和辻哲郎 与中里介山。
和辻哲郎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对日本的哲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也像很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曾经来到过中国，并撰写了游记。后人酒井直树在分析其游记时认为：
「当和辻哲郎将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屈从归诸印度的民族性而非英国的扩张势力时，他是认同西方的。然而，当他来到上海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得以充分展现的半殖民都市，置身在蛊格鲁撒克逊这个名词可以轻易由日本人取代的殖民情境中，和辻哲郎却刻意否认蛊格鲁撒克逊与日本人之间有任何模仿关系。虽然和辻哲郎在中国具有帝国主义者的地位，他却拒绝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结构相似性。相反地，他还对英美帝国主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提出强烈的谴责。他所操弄的策略是『把描绘英美帝国主义的残忍当成一种宣泄口，藉此转移掉他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所犯下的某些殖民罪行。』他所否认的不只是日本与蛊格鲁撒克逊之间模仿关系，还是日本与中国及其他亚洲人民之间的敌对关系。他以家父式与种族主义式的号召，呼吁将东方各民族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藉此转移掉日本与其亚洲殖民地之间的敌对关系。」
和辻哲郎的思考，几乎是日本国内对殖民统治的描述的一种范本。
另一个例子就是中里介山 。中里介山在日俄战争期间就是反战主义者 ，毅然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战争，到1920年代更成为了农本主义者。但当他1931年7月、8月到中国旅行后，却大幅失去了他原本的姿态。1931年12月，他就此刊行了『作为日本之一平民与中国及中国国民书』。根据中里，他虽然一直很憧憬中国的历史、文学与风物，以游历中国为志向，却在游历过程中有了很大的感慨。于是，他抱着「给予中国国民忠告」的念头，写下了这本书，这也是他「必须自东亚的天地开辟真正的和平的光明的使命 」。因此，写作时他总是满口「你国」。
在顺着铁路旅行时，中里遇到了很多不快的事情，而他认为这是「说明了一切你国国民性 的不足之部分的有力材料」。在他看来，中国当时的体制就是「所谓只以努力达到世界的列强的地位（为目的）之物 」，因此他无法理解当时中国高喊的「打倒帝国主义 」的口号。从「帝国的国体」这个日本国内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来说，他也无法理解这个口号。
「不待言，日本是帝国，日本作为帝国的地位比英国作为帝国的地位还要不可动摇，这是因为只要日本不灭亡、就会存在的，万国无与伦比的国体。 尽管帝国（这样）的文字让人喜欢也喜欢不上，尊戴日本的这个（指国体）的立足点，却是以不管什么也无法替代的、历史的规定。……虽然所谓帝国主义，在欧洲大战（一战）中德国战败时已经告一段落了，却不是帝国主义本身在什么样的国家都一点不剩。在现在国家这样的东西其成立本身没有了帝国主义的要素就无法维持的同时，为了这种帝国主义的要素世界各国是多少地受苦，就是想象之外的了。」
同时，对于日本，在他看来：
「日本的帝国主义虽然可能对世界造成了威胁，但是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之物（如果有着这样称呼的东西），在战争后的民主主义风潮前已经一时闭塞，而到了今天其已经不再被看作威胁了。现今世界的威胁，毕竟还是不外乎苏维埃的新组织以及美国的金钱力量。」
所以，对于中国在各地的抗日民族运动，他感到十分不解。对他而言，所见是「对日本极度的憎恶与凌辱」 。结果，他嘲笑中国国民毫无反省「自己国家的私欲太多、怠慢与无力」，是一个「丝毫不考虑他人的恩德，只想要记住那怨恨的国家」 。这种一点也不知道要改造自己国民性的国家是「比帝国主义国家的存在还要危险几十倍的国家」，「（这种）急于将比帝国主义还要危险的国家打造出来的样子，是这个世纪的一大谜团」。
所以，他认为，「中国国民」「必须理解」的，是：
「侵略等这样的事情，怎么也不应该被认为成当真的行为，与此同时也不是为了野心的侵略，而是为了文明的天职，在被给予了所谓代天行使这种天职下去、这样的使命的场合，（那）就又渐渐变成了别个的东西。……将其称为侵略的话，这种侵略大概正一直是你国的国民所渴望的王道。」
事实上，正如后人概括的一样，与其说是「作为日本一平民与中国及中国国民书」，不如说是「作为帝国日本之一平民 与中国及中国国民书」。
不管说的有多好，执行下去就是那种极致的野蛮与残忍。这一点，当时的日本人自己也有体会。
社会大众党在1937年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三个「慰问团」，自然是慰问日本侵略者的。而棚桥小虎， 则参与了华北的慰问团。一路上，他们受到重兵保护，比如在山西战线游击队时有出没的路段，他们受到了军方50-100台汽车的保护。自然，军方也不可能让他们看到在国内的三光政策、各地的大屠杀之类的。然而，来到北京后，半夜下宿在北京的旅馆 ，看到这里的日本人，棚桥小虎却心有所感：
「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其无规矩、无节制，绝不是与作为东亚盟主的日本人相应的态度。中国人、欧美人中对日本及日本人的反感，就是在这里发芽的」。
同样作为社会大众党议员的冨吉栄二，也看到了一点东西。1939年10月，他到殖民地朝鲜去巡视干旱情况时，看到即便是在京城的朝鲜儿童中，小学4、5年级的学生139人中也有34人没有便当。「不得食的儿童的面色青白，颜容歪曲，（我）不忍直视 」。对此，他还用手巾拭泪。
他虽然对于自己产粮1200万石、200万石都被运去日本的朝鲜很同情，也知道朝鲜 有着600万石粮食的缺口。但是，他本质上还是站在认同殖民地的态度上的，他记下了这样的话语：
「从心祈愿，克服今日的受难（后），在和平与繁荣中，作为皇国臣民饱尝欢喜的日子可以早日到来」。
「大东亚战争」是近代日本的「归结」，也是近代日本的「终结」。「大东亚共荣圈」如果可以是用什么话来概括，就是：「日本的心是坏的，底下的士兵执行得更坏了」。
参考文献：「1937年における棚橘小虎と社会大衆党」(中島さくら）
「“Becoming Japanese”: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ndentity Formation」(Leo.T.S.Ching)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小熊英二）
《伪满洲国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
「中里介山の「日本」ーー超国家主義の一断面」(崔惠秀)
「翼賛選挙無効判決を勝ち取った大衆政治家・冨吉栄二伝」（宮下正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