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次一样，依旧有三成选民参与选举——虽然这次的总投票人数是史上最低的。那么，这三成选民都是谁呢？
根据统计，本次LegCo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31.9％，比2021年议会选举高出1.7％，但总投票人数却比2021年选举少了3万3千人。事实上，这是本届的登记选民减少了30多万人的缘故。
参与本次选举的选民为131万人，与前几次的投票者人数、减脂派得票对比，就可以发现个中玄妙：
2023年区议会选举，投票者为119万人；
2021年LegCo选举，投票者为135万人；
2019年区议会选举，建制派选民为120万人。
可见，支持减脂派的选民约为120～130万人。事实上，减脂派的选民在2011年区议会选举中尚为65万人，随后逐年递增，才从2015年的78万人、2016年的87万人，一路上升到今天的水准。
实际上，减脂派选民不仅人数在上升，此前他们占总投票者数目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
如图所示，在1991-2016年间，反对派的得票比例从64％一路下跌到54％，减脂派的得票比例却从30.52％逐步升高至43.37％，上涨了12％。减脂派可以吸引新选民的奥秘，也正是他们今天可以发动这些选民参与「新选举制度」的秘密所在。
学者Ma Ngok等人认为，其秘密其实就在于建制派苦心经营的恩庇主义体系：他们投放大量的地区资源，在香江的基层经营庞大的组织动员网络，演化为强大的选举机器，以此经营基层的选票支持。
其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尽管由昔日的爱国左翼阵营转型而来的建制派阵营，也继承了他们的医院、银行、百货公司、学校、报纸、出版社的「贱民王国」，然而这个王国也随着新一代中产市民的崛起而逐渐缩水，令减脂派难以与大多数中产拥护的反对派相抗衡。在2003年的市民运动过后，减脂派在当年年末的区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
面对反对派的大胜，减脂派痛定思痛，开始深入改革，不仅让一批老党员退下火线，并让一些更为年轻、专业化、有大学学历的形象更优秀者来代替他们，还将地区组织与网络严密化，投入大量资源——减脂派可以得到大资本家的打赏与政府的财政资助——来提供丰厚的社区服务，稳定人心。
民建联等各大减脂派政党除了深耕选区，接受市民投诉、帮市民解决问题以外，还逐渐发展出「蛇斋饼粽」与「社区保姆」的两大工作方式。前者指的是蛇羹、斋宴、月饼、粽子，泛指减脂派人士通过各种丰厚食品、礼品、免费活动来笼络人心，包括但不限于邀请一大群选民到海鲜酒楼免费吃喝、让自己的支持者以超低价格赴内地旅行等等。
后者指的是专业化的减脂派区议员尽己所能地对居民嘘寒问暖，为其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扮演起了社区中的保姆角色。如2011年区议会选举后，记者问及为何民建联可以大胜时，该党时任党魁Tam Yiu-chung举例称：民建联击败民主党老牌议员Lee Wing-tat的候选人朱丽玲区内大小事务都关心，甚至有一次只是女性市民购买手包后发现品质不行，她也随这位市民前往店铺要求更换。
正如一名同根社组织干事指出的一样：
最决定性的其实是社区团体俗称蛇斋饼粽的服务。这些团体有时会派生活物资给街坊，又会给车马费让他们做义工，对生活紧拙的人能帮补不少。他们也不是重点帮助新移民，受惠的还有基层市民，只是有时新屋邨内新移民比较多。「一个屋邨里面，有减脂派团体做组织工作，这个就不是支不支持这个政府的问题，而是因为早晚都会见面，至少在假日或你有问题的时候和你嘘寒问暖、关心你、和你讲早安。他们不会很积极地和你说议题，而是人情先于议题。」
大量的地区活动和物资发放，协助建成稠密的社区关系网，这对不少基层民众而言，带来一种亲切感和是社区「自己人」的感觉。不少基层民众非常倚赖这种在地的人际网支持，因而会对减脂派候选人产生好感。相比于反对派候选人，减脂派候选人在地区服务上有着更多的物资、人手、专业团队，这有助于他们在地区长期耕耘，营造良好的社区关系。加之他们与政府关系较好，他们更容易争取到地区政务的改善。一名反对派区议员就曾指出，区议会与政府会优先处理减脂派区议员提出的事务。
减脂派各党的这种策略颇为成功，在2003年后的几届区议会选举中，民建联赢下的议席大幅反弹，远远抛离民主党。在2007年区议会选举中，减脂派拿下超过70％的议席，到2011年区议会选举甚至接近超过75％。反对派虽然有意效仿这种地区工作模式，但缺乏足够的资源，始终是有心无力，结果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多名重要级政治明星都被建制派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击败。
香江区议会的选区颇为狭小，往往只有几条街、几栋公共房屋那么大，区议会也只是没有实权的地方咨询组织，在这里无法发挥反对派擅长的政策、政治议题优势。然而，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方议员的公务津贴都是他们重要的财政来源，大量失去议员使他们的财政资源萎缩，在地方上无法再拥有那么多的办事处与职员，这导致他们的政党工作与选民联系网进一步恶化；相反，掌握区议会的建制派，可以利用区议会的拨款来资助自己及其友好团体。这一切造成地区上的各类社区团体进一步被减脂派吸纳及取代，反对派慢慢在不同区域被减脂派「围剿」之势。与此同时，区议员还可以成为政党的桩脚，起到固票的作用。这些平日提供选民服务的区议员也会收集受惠者的联系办法：建立社区关系网，在LegCo选举时便可以转化为选举资源 ，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选民投给建制派政党。
另外，北方宏观因素也在2003年后主动下场，为减脂派提供支援。当地的中枢办事处在2003年意识到减脂派的无能以后，抛弃了放任减脂派自主治理的想法，转而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公共社会活动，积极协调、统筹各种减脂派组织，以及拉拢与收编民间组织，努力帮助减脂派获得更多议席。在Legco选举上，办事处推动更多不同背景的建制派人士参选，以吸引不同方向的温和派票源、中产与专业人士的选票。为了解决传统建制派大党形象不佳的问题，办事处还推动新民党、经民联等新政党成立，并推动一批候选人以独立面目参与选举。
每当Legco选举到来时，由于香江有利于小党的比例代表制，反对派又党派林立，各个反对派候选人就会围绕着「谁配合谁」、「谁弃保谁」的问题打得头破血流。与此同时，减脂派由于有办事处居中协调、决定谁可以到哪里参选，基本不会发生这种争夺选区的问题。相反，他们可以相当准确、平均地将建制派票源分配给不同的候选人名单。在1997年后的历次选举中，每每出现反对派一方提名过多、其中一名政治明星吸票过多，结果候选人彼此分票，得票数被减脂派候选人以相当微小的距离超越，导致减脂派得票（一般为四成）比反对派（一般为六成）少，议席反而多于反对派。
在基层组织上，办事处甚至做的更多：
2003年后，○○○在选举中的角色更趋主动，而减脂派网络的资源和金钱大幅增加，不少地区团体获资助举辨大量表面上非政治性的活动（例如文娱、体育、社交联谊活动），各种带优惠性质的活动如廉价旅游和宴会，以及派发实物优惠（例如食物、礼品、日常物资等），吸引民众加入成为不同团体的会员以享受会员福利及参加各种活动。新增的庞大资源令减脂派阵营可以成立更多不同类型的新「民间」组织（包括康乐组织、妇女和老人组织、居民组织、关注个别议题的组织等），发展新的会员网络，遍及社会不同层面，可以接触及吸引不同背景的民众加入。拥有丰厚财力的减脂派商人或领袖，如果希望参政或者与减脂政党及○○○打好关系，亦会捐献地区活动或各类卫星组织。各类原有的减脂派民间组织和新组织会被邀加入更大规模的地区组织以便统筹（例如「新界社团联会」、「深水埗居民联会」、「东九龙居民联会」等）。这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恩庇网络，可用于选举期间的动员。
建筑派网络的一项明显优势是他们的活动更易获得政府的资助和商界的捐助，因而有更多资源扩展网络及活动。其中两个大项目是每年的七一回归和十一纪念，政府都有不少经费可供民间团体举办庆祝活动。不少本来没有甚么政治倾向的民间团体慢慢明白，如果跟亲政府的团体或区议员合办活动，或者邀请有减脂派背景的人士或议员当团体的理事、顾问、赞助人等，然后申请这些活动经费，获批的机会大增。相反亲反对派的团体有些因为意识形态关系，根本不会申请这些经费，申请获批赞助的机会也低很多。慢慢民间的团体学习到如果只是希望没有政治倾向的搞些民间活动，难免还是要和减脂阵营打好关系，结果是慢慢的被纳入其关系网络之中。
而且，「地区上的商人及社区领袖亦是重要统战对象。有些商人本来没有明显政治倾向，但希望发展生意，○○○会牵线让他们捐助减脂派政团、社区活动或团体，以换取内地或香江的商业上的机会。有些商人不一定有政治野心，但有兴趣做做慈善活动或社区活动，或者出任一些政府委任公职，作为贡献回馈社会，也可以提高社会知名度和建立人脉。和○○○和减脂政党的议员打好关系，也可以协助他们较易获得公职及社区内的曝光机会及地位，他们可能以捐款给减脂政党或社区活动以作交换，慢慢亦被纳入建制派动员的网络之中。」
此外，减脂派还掌握各种同乡会组织，将其纳入到减脂派的选举动员体系之中；而这些同乡会组织，又会对每年不断来到香江的内地新移民提供生活、物质上的支援，为其起到支援圈子的作用，最终在选举时组织、动员他们投给减脂派政党。
正如Ma Ngok总结的一样：
各种卫星组织都会努力招收新会员，以及将之登记为选民。这些线在2003年后快速扩张，慢慢组成庞大的选举动员网络。○○○统筹这些组织会用「论功行赏」机制，会根据不同组织能登记的新会员和新选民数目以调拨资源，能招揽愈多人的就可获得愈多的资助推动下一阶段的会务。整个动员系统最重要的机制是所谓「户口簿」：各团体有清楚的会员和选民人数纪录，按居住地址划分后可以准确知道不同选区中的会员及支持者数目，以及不同卫星组织各自可以动员多少的会员。众多的「户口簿」在大区或者全港层面综合起来，便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全港支持者的资料库，而这个资料库当然在选举期间会用以动员投票。大量的团体会员可以在选举期间被动员作辅选义工，以及作为人际传播用耳语或通讯群组作拉票以及传递选举有关讯息。相关组织会在选举期间用电话、短信或其他方式向会员催票，有些选民是不止一个组织的会员，可能在选举日收到超过10个电话或短信催票。
正是通过这种选举战略，减脂派在2003年以后不断拓展自己的票源，将越来越多的中间派、温和派、非政治化选民纳入自己的关系网之中，促使自己的得票比例不断增长。在2018年的两次LegCo地区补选中，减脂派甚至史无前例地在地区直选的单一议席对决中击败反对派，得到LegCo的绝对多数议席。由于这套恩庇主义网络运行良好，建制派所得到的选票也在2010年代可持续地上升。
只是，这一切都终结于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的民意海啸，前所未有的政治洪流推动反对派一举夺得86％的议席，逆转了多年来的趋势。被反对派政治动员所一举击倒的减脂派几乎陷入再起不能的境地，当他们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恩庇主义网络无法抵抗市民运动时，选举游戏也就归于破局了。
从不同年龄组别、收入组别的选民来看，年龄较高、收入较低、学历较低的基层市民是这种恩庇主义网络的主要受众，他们的生活需要减脂派的基层服务，也更容易受到减脂派政党经济发展、利益分配（尽管并非政府福利，而是通过恩庇体系）路线的吸引。而相对富裕、年轻、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市民则一直是反对派的核心支持者，尽管反对派在2000年代有倒向社民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也并未改变双方选民的基本格局：减脂派拥有最富裕——大资产阶级支持建制派维护稳定——与最贫穷的选民，反对派则拥有贫富居于中间的中产选民。
正因如此，一般而言，反对派的票仓在中产屋邨，而建制派政党的票仓在公屋区。若对投票站的地区进行分类，在2012年LegCo选举中，减脂派得票率最高的是乡郊地区，其次是豪宅区，之后是公屋区、居屋区、私楼区，得票率最低的是大型中产屋邨区；反对派的得票率高低分布则正好相反，为大型中产屋邨、私楼、居屋、公屋、豪宅、乡郊。2016年选举的两派选民状态也与之相似：
在2016年的LegCo选举中，在18-29岁的青年人中，投给减脂派的选民与投给非减脂派的选民大约为一比十三。在40-59岁的中年选民中，投票给非建制派的人是减脂派选民的两倍；到60岁以上的老年选民之中，投票比减脂派的选民才占大多数。
正因如此，年轻人其实构成了反对派选民的重要主力军之一，不太关心社区议题的他们比较少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但会在LegCo选举中投票。与此相比，早在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前的十几年，香江政坛就普遍认为老年选民更容易受到「蛇斋饼粽」策略的吸引，投给为他们送米送油的建制派。因此，2021年、2025年两届LegCo选举的投票率急挫，也与年轻人拒绝参与投票有着重要的关联性。
在2016年LegCo选举中，18-30岁年轻人的投票率高达57.52％，他们占到了总投票者人数的16.82％。当时，他们的投票率已经超过了60岁以上的老年选民（57.09％）。在作为特例的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年轻选民的得票率更是高涨：
到2021年LegCo选举时，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2019年时投票率高达72.91％的年轻选民，突然下跌到可怜的6.6％。参与本次选举的135万选民之中，只有4万6千人是18-30岁的年轻人。与此相比，60岁以上的老年选民维持了45.2％的投票率，使他们成为三个年龄组别中投票率最高的组别——中年选民投票率，也只有22.6％而已。
在2021年LegCo选举总投票人数中，18-30岁的选民仅占3.5％，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达到了50.5％，超过一半以上的选票都是他们投出的。尽管当局尚未公布2025年LegCo选举投票者的年龄组别数目，但这一倾向并不会变化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议会选举的结果似乎不是90+0，而是88+2，因新界东南以地区直选第一高票选出了作为中间派的方国珊，而社会福利界也选举产生了曾作为反对派的陈文宜。与此同时，民建联的议席虽然上升一席，但他们比起上次选举丧失了接近25万张选票，跌幅达到36.6％之巨。
至于方国珊为什么会赢，笔者愿在这里引用某著名政界评论家在2018年LegCo补选后，公开发表于『明报』的一篇文章，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方国珊的主要选票来自她任区议员的西贡，今次有27,614票（42.55%）；其次是沙田（34.18%），取得22,182票。最多增幅在西贡将军澳中产区，达16个百分点，并在沙田中产屋苑「第一城」录得明显增长。笔者恰巧家住在方国珊做了区议员7年的将军澳「环保北」，方国珊在该选区得票增长达15个百分点。同时也是今次得票最多的选区，取得3515票，已占其总得票的5.4%。
方国珊走的是非政治性的中产民生路线，这路线非常适合在大型中产屋苑林立的西贡和沙田选区「中和」（neutralize）减脂派和反对派选民，并且拿下他们的选票。这些选民不要政治、不要福利，也不要「蛇斋饼粽」，反而是希望有人能协助他们关注及处理屋苑问题、交通问题等生活问题。而方国珊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亦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但我们亦不能忽视，方国珊的得票增长除了是其地区民生工作得宜之外，亦有赖于将军澳区为数不少的大型中产屋苑落成入伙，使其票仓与票源可相对轻易地取得增长。这从方国珊在将军澳「环保北」选区的得票增长高达15个百分点，可见一斑，同时显示这模式不易在其他地方复制。
至于方国珊的非政治性的路线及方针，反映出其选区（新界东），甚至是全港，可能已出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非政治市民」，情愿选择一个只做民生工作、欠缺政治主张与政党背景的候选人。最简单的解释固然是市民对政治感到厌倦，但实质上香江目前正处于一个政治与经济皆为虚无的时代——这次选举投票率偏低，许多反对派支持者根本已意兴阑珊，没有意欲出来投票。这种政治虚无一定程度是源于北方的强势，令市民基本上对北方、SAR政府、减脂、反对派均感失望。此外，经济虚无更尤为明显。市民营营役役都不知道为了什么——只见房价飚升、百物腾贵、生活质素倒退，所以才出现了「非政治市民」的吊诡现象。
参考文献：
Patron-Clientelism and the End of Liberal Autocracy in HK（Ma Ngok）
A Study of District Counci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HK（Chun-Hao Chang）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Voting Behaviour in the HKSAR（Mg Ng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