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现实就是左倾，你会反抗日本统治，就会反抗我们的政府！」
1949年末，台湾左翼作家杨逵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时，军法处法官对他如是说道。随即，杨逵被流放到孤悬海外的绿岛监狱。
当时，杨逵已经为反对日本殖民者的斗争献出了二十多年的人生。1905年出生的他，很小就有了反抗日本的意识。在前往东京求学期间，杨逵因声援朝鲜人反对侵略而第一次被捕，遭拘留三天。
这是日本治下，杨逵十次被捕的第一次。回到台湾以后，杨逵又投身到遍及全台的农民运动之中。他作为台湾农民组合的执行委员与台共党员来到各地领导运动，一年之内先后在竹山、小梅、朴子、麻豆、新化、中坜被捕。24岁那年，杨逵本要与自己的妻子叶陶参加台南总工会演讲后，回新化举行结婚仪式，却因日本总督府的大逮捕行动——「二一二事件」而被一起逮捕，手铐脚镣扣在一起。
由于杨逵支持山川主义而卷入台农、台共内部的激烈路线斗争，他逐渐淡出社会运动，转为以笔为矛撰写大量左翼文学，从此成为作家。进入二战时分，总督府强推皇民化运动，杨逵无法再创作控诉社会现实的小说，便回到台中务农，开设「首阳农园」。首阳二字正来自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的首阳山，杨逵以此暗示自己继续抗日的决心。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台人遂急不可耐地要把殖民地的家园改造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在此潮流之下，杨逵也以光复的「一阳来复」为义，把首阳农场改名一阳农园，并出版《一阳周报》来宣扬三民主义学说。
杨逵的这种举动，首先是因为他从孙文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主义」的话语中发现了希望，将三民主义视作某种工农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杨逵的行动也与台湾社会的动向所紧密结合。「光复」乍来之时，出于对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厌恨，台湾的「报上打出了『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口号大肆鼓吹，全民一致发了狂一般向这个理想目标前进」。吴浊流在自己的笔下，如此记录国军入台时的场景：
全市（指台北市）像沸腾似的，为了祝贺而把长年匿迹的花灯、花篮、绣彩拿出来装饰，大放鞭炮，全市已化为欢呼的漩涡了。……
从五十年间的殖民地的桎梏解放出来的本省人民，已经是兴高采烈而得意忘形。这种自尊心的血液膨胀起来，而想到唯有热血必定能够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于是六百万岛民都十分兴奋热切地希望能立刻把台湾改换为比日本时代还要好的一所乐园。
这并不是吴浊流一个人的感受。日本学者若林正丈曾经在青年时代，听闻一名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人士在海南岛从事训练工作时的经历：战争一结束，这位特务部下中的许多台湾青年们立即满口三民主义，并十分了解三民主义的内容，令他十分吃惊。
然而，来台接收的国民党当局很快展现出了自己「无孔不入、无官不贪」的腐败无能本质，让台湾人对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此时任职于新生报的吴浊流，也敏锐地感觉到民间情绪的转变：
原来，政府和党都完全不信任台湾人。与日本时代一样，政府机关的上层部分，由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而台湾人依然是龙套角色。熟知实情的本省人在下，完全不懂状况的外省人在上，……加上外省人比日本人更官僚化……贪污是家常便饭……十二月二十四日，来自台南的消息说，白米一斗终于冲破一百元大关。于是责难之声四起，终于以「猪」来称外省人了。
过去被热捧的三民主义，甚至被讥讽为「三眠主义」。正如杨逵所说，大部分人很快意识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民权、民族与台湾实情截然相反。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没有人愿意理会三民主义：「战后……我（杨逵）想宣传三民主义，印『三民主义』。但发生事件，没人要看『三民主义』。五千本都成废纸；朋友出了三万元，都成废纸。」
印刷出版的五千本『三民主义』无人问津，只能捐给台中图书馆。以宣扬三民主义为己任的《一阳周报》，也唯有在1946年面临停刊的命运。
全台的不满一触即发，演变为二二八事件。其时，杨逵撰文支持武装斗争，结果与妻子一起被捕，判处死刑。就在行刑的前一天，新任台湾省主席宣布非军人改由司法审判，两人才逃过一劫，仅系狱105天。出狱后的杨逵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他本来在1945年末就加入了国民党、参与了国民党台中党部的筹建，但如今也通过不交党费的方式自然退出。此后，杨逵组织文化界联谊会，与编辑友人决定发表『和平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还政于民、不要将各党派「逼上梁山」，要求实现和平建设。此文恰好被陈诚在《大公报》上看到，陈即怒斥「台中有一支共党第五纵队」。
1949年初，台大师生与国民党警察的冲突演变为「四六事件」，陈诚当局趁机扩大事件，全面抓捕岛内的反对派分子，而杨逵也名列其中。同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台湾发布戒严令，自此开始接近40年的戡乱戒严时代。在黑牢之中，杨逵遭到秘密而快速的军事审判，现场没有律师，只有「一个法官、一个检察官、书记官和警卫，如此而已。」
他的罪名是「为匪宣传」，被法官判刑12年。对此，杨逵曾在晚年感叹道：
军法官说我不满现实，就是左倾。过去我会抗日，就会反抗我们的政府。
这场非常粗糙的审判过程，就这样决定了杨逵之后的命运：「审判官：『还有话说吗？』我要开口辩说。审判官抢入： 『免讲啦！免讲啦……』宪兵拿我押下。」没多久，杨逵就被遣送到绿岛服刑。
查看法官的判决书，里面所列出的杨逵罪责居然包括他在日据时代鼓吹共主义：「被告杨逵在日本大学读书时曾研究共主义理论，自称为共主义理想者。」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在反贡的课题上，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殖民政府完全是共构的。吴浊流就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了其中的奥秘：二二八事件当时，刘启光（侯朝宗）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日本殖民者编撰的《警察沿革史》，以此作为抓捕共党党员的依据。日本殖民者过去与台共斗争所积累的知识，如今又被国民党活灵活现地运用起来。
如此漫长的刑期，使杨逵颇感意外。在日据时代，台湾的日本警察虽然拥有可以当场判决监禁的权能，但是实际执行上通常以1个月为限，不会超过 29天，且一般是在警署的看守所而不是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杨逵虽然被捕入狱次数多达十次，但是总刑期却不长，不过合共短短45天而已。
甚至还有一次，是杨逵很高兴地坐了7天的监狱，就又被放出来继续从事社会运动。1976年时，他对《夏潮》如此回忆这次愉快的监狱经历：
对了！被捕坐牢十多次中间，竟有一次「坐得非常愉快」的经验，也许可以提一提，我从日本回台参加农民运动的第二年（1927年） ，在梅山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农民大会，大会决议通过一件抗议文，由我执笔寄给日本总理大臣和台湾总督府而被捕了。经过三审在台南高等法院开庭，法官念起诉书时，竟把抗议文中的一句话「日本政府是土匪」也念出来，引起了热烈的掌声。结局，虽然被判决拘留七天，但坐满刑期出狱时，监狱看守却向狱友们，把我的所作所为大大的捧了一场，说我是替台湾农民牺牲的义士，还教训他们好好学我，不要再做盗鸡换狗的小偷。这是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竟然也在狱卒中发生了影响的实据，也许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成功。
然而，杨逵在国民党政府下坐的两次牢，一次就多达足足12年，监狱时间是日据时代的一百倍。
晚年的杨逵在接见来客时，与客人谈起此事：
辞行前，我考虑了一下，向老人问道： 「日本帝国那么严酷，您为甚么那么不怕死呢？」
杨老开怀笑道： 「我也是怕死的。只是日本帝国再严酷，它也要依法办罪，因为它是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要演说、写文章，只要翻查一下『台湾六法全书』 ，便可算出自己可能被关几天，结果只会少不会多的。大致来说，以演说、写文章攻击帝国政府，最重是坐牢二十九天。所以台湾话有句口头禅『拘留二九工』 ，就是说，了不起你关我二十九天好了。」杨老停了一下，脸上一沉，接著说： 「不过，回到祖国怀抱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它有宪法，也有六法，但怎么算就莫宰羊了。我写那篇『和平宣言』 ，总共不过五、六百字，结果关我十五年，平均一字关十天，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稿费。」
被流放到绿岛监狱以后，年届五十的杨逵一边承担挑石头（早饭前与晚饭后各五次）、砍柴、挑石头等沉重劳动，一边撰写各种「『反贡八股』 、 『歌功颂德』 、 『无病呻吟』的文章给『政战部』 。」每天一大早起床后，杨逵就要被迫高喊口号、唱反贡歌曲，这是他最厌恶的事情；轮到上课日，他又要忍受教官给犯人灌输政治思想，吹捧蒋介石的「领袖言行」、宣扬妖魔化左翼的言论。
这些严密的思想课程，旨在以极端的反贡教育，使政治犯服膺蒋介石当局。课程之内又包括了小组讨论，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他们没有沉默的自由。讨论时，「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官长干事做旁听，随时注意每个人的发言」，发言内容必须是监狱想听到的话，否则就是犯人的「厄运的开始」。绿岛监狱甚至给犯人们发放了一本叫做『猫批判』的书，要求「天天读，上面出题目」。杨逵作为国民党当局重点关注的作家，「没有不发言的自由」，只能消极地逐字逐句念出发言稿。
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杨逵依然没有向国民党低下头来。1958年，国民党曾想过派杨逵到日本，作为卧底打入廖文毅的台独组织之中。当年1月19日，国民党将他带回到台北，要杨逵利用声望借机收集内部资讯，并且以功名利禄、剩余刑期抵消等条件，恩威并施地企图劝服杨逵接受任务。
一开始，杨逵有些困惑。不过，他很快调整了心态，打算到了日本以后趁机跑回到大陆。狱中问过杨逵当间谍心得的钟逸人曾说：
接到消息时，他也很伤脑筋，心神不宁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想到台湾的「解放」暂时无望，蒋帮既然要派他去日本，他便能离开绿岛和台湾，也等于挣脱枷锁回复自由身。他在日本朋友很多，只要让朋友们知道他已到了东京，再透过关系给北京方面知道，相信他们一定会派人跟他联系，安排他前往。
然而，或许是由于杨逵与特务谈判破裂，又或许是因为1958年金门炮战后的国际关系有所变化，国民党最终打消了派杨逵到日本做间谍的年头。杨逵就这样回到绿岛，度过了他剩下的三年刑期。
1961年杨逵出狱后，他虽然与家人团聚，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经济窘迫和身体的病弱，只能将心力放在东海花园的经营上，过着不问世事的生活。直到1976年作品《春光关不住》被编入教科书，他才作为一个作品进入国文课本的日据时代台湾作家，再度回到大众视野之中。七十年代复出的杨逵，在当时乡土文学复兴的潮流之中提出草根文学的理念，希望重建在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政治下趋于断绝的台湾文化史、台湾抗日史。
晚年杨逵同样倾向社会主义大陆、反感国民党，但他在1977年审判四人后，对大陆的发展「出现很茫然的态度反应」。不过，他一直到去世，依然坚持自己人道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1982年，他受爱达荷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以77岁高龄第一次出访美国近四个月，发表20多场演讲。面对海外台湾人因独统问题而分派斗争、相互攻击，杨逵主张要「统一」不要「一统」，要通过民王、自由的方式实现意见的统一，反对思想、文化上强制的大一统，主张两岸在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和平统一。
返台后，杨逵在1983年积极投入到党外运动之中，为党外人士助选。1985年3月，杨逵清早在家中读报时骤逝。后来声名鹊起的统派知识分子王晓波，在他当时悼念杨逵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当时，台大哲学系事件发生不久，我的处境极为恶劣，警总人员还会经常来访，那一时期我没有去拜访杨先生这也是原因，怕自己的问题会再惹起杨先生的麻烦。记得，有一次和来访的警总人员提起杨先生的事，他也承认杨先生早年抗日爱国，他说：「不过，后来他（杨逵）也反对政府。」我一向尊重情治人员的职务人格，但实在忍无可忍，才反驳说：「他在政府还没来之前就在台湾反抗日本统治，政府是后来才来的，怎么是他反对政府，应该是政府反对他才对！」我凛然的态度竟也使那位警总人员为之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