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何君尧的激进建制派生态位，一直与他在新界地主乡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密切相关。讨论何君尧的基础，首先是对背后的新界乡绅恶斗有所了解，可惜不少内地人只是傻傻地以为他爱国而已。
促使何君尧走到这个激进建制派生态位之上的，是他向「新界皇帝」发起冲锋的行动，以及这一行动的意外失败。这是一段长达十年以上的过程，可以追溯到港府深陷政治危机的2000年代末。
乡事天皇的三角体制
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新界乡绅阶级刚从自己港英殖民者主子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向北边大国投怀送抱、献上忠诚。作为代价，北方也特许他们继续对广袤的新界土地享有丰厚的既得利益。
1899年六日战争后的投降臣服，为新界地主阶级换取了代表英人统治新界的权力；1959年乡议局分裂后的全力配合，则让地主们在港英政府的土地开发中赚的盆满钵满，转型为具有封建残余的乡绅资产阶级。如今，1997年后的新政权也需要直面这些透过宗族、村落体制支配新界的资产者们。
他们果断投靠深圳河以北的时间点，恰恰就是在中英前途谈判尘埃落定的1984年。就在前一年时，上京参访的新界乡绅代表团还在建议北方不要急于全面收回香江，何君尧家族当时最重要的人物何新权（何君尧的伯父）更在北方大员的面前，举馄饨店为例，建议北方接受英国主权换治权的方案。
不管如何，他们的果断投靠为自己换取了丰厚的报偿，使自己从港英政府的下级合作者一跃而起，与港岛大资本家一起成为新政权的主要「股东」之一。与此同时，深圳河以北也无法对他们完全心安，总是想方设法地要将这些乡绅阶级管理起来。
新界传统上分为「三约」，即元朗约、大埔约和南约。元朗约包括屯门、元朗、锦田等地，即新界西北方的元朗平原一带，是新界乡绅地主、传统宗族政治的中心地带；大埔约包括新界中部的大埔、沙田、上水一带，而南约则涵盖荃湾、西贡、离岛等地。1950年代时，来自大埔约与南约的客家地主曾形成拥护港英政府的「荃湾派」，与来自元朗平原的本地人地主宗族所构成的「元朗派」对抗，后者反对港英政府对新界的收地开发政策。虽然双方对垒最终以荃湾派胜利告终，但这也讽刺性使得他们的地盘更早遭到城市化。随着大量市民涌入新界，乡绅地主阶级对当地的控制力度日益下降，惟在元朗约一带形成盘根错节的地头蛇势力。
故而，北方也对新界三约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自八九十年代开始，北方就开始扶持「新界社团联会」（1985年成立，后成为民建联下属组织），在新界各地收编乡绅势力。其中，势力衰微的「南约」最早遭到收编，交由坪洲人林伟强搭理；不久以后，「大埔约」也转由「新社联」派的大埔人张学明掌权，只剩下最后的「元朗约」是「新社联」久攻不下的乡绅重镇。「元朗约」包含厦村、十八乡、屯门、新田等历史最为悠久的新界村落，它作为传统乡绅固若金汤的地盘，自1980年代起由「新界皇帝」刘皇发统率。这一切反映在代议机关上，就是林伟强、张学明、刘皇发长期担任议会建制派中的乡事派议员；与此同时，在新界乡绅阶级的政治代表机关——「乡议局」之中，刘皇发一直担任乡议局主席，被视作新界乡绅的领袖人物。
新界乡绅政治实行「村代表-乡事委员会-乡议局」的三级体制，其中乡议局是最高一层的代议机关。由于上述的三约形势，长久以来在乡议局中存在两派势力，其中一派是以民建联议员张学明为首的北方「嫡系」，另外一派则是传统的乡绅地头蛇，包含元朗、上水等地的乡事委员会主席，如后来的上水乡事委员会侯志强。与绝对服从北方的前一派相比，后者只是与北方保持「合作」关系，将乡绅阶级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在两派之上，就是被称为新界皇帝的刘皇发，他地位超然，并不倾向于其中的任何一派。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刘皇发「是『英国佬』时代出身的，比较懂得『能收能放』。」
当然，两派以及新界皇帝本人都是建制派内的「乡事派」。无论是在议会就重要议案表决时，还是在选举中接受西环协调时，三方永远积极服从于「爱国者」的指挥。然而，民建联嫡系、乡事地头蛇、刘皇发本人虽然立场相似，却并不能遮掩他们底下的利益矛盾：一系列偶然事件，令这个不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在1997年后的十多年间不断逼近崩溃。
刘皇发虽然富可敌国，身为地位超然的乡事天皇，然而这个超然中立的皇帝并没有这么好做，总是要在乡绅自身的利益与政府的要求之间走钢丝。1997年以后，刘皇发领导下的乡议局在多个议案上支持政府，但这也使他被指控为出卖新界利益。如2000年12月香江政府因应终审法院判决而制定双村长制选举时，宗族社会下的新界原居民——1898年割让新界前，已居住在新界的农渔民的后代——便激烈反对这个摊薄他们权力的决定，指控其「毁宗灭族」，妨碍他们宗族治村的传统。当时刘皇发领导下的乡议局支持政府的这一议案，结果大量村民质疑乡议局的定位，时任立会议员的邓兆棠便指控乡议局已沦为空壳，不能代表新界居民。而且，当时担任上水乡事委员会主席的简炳墀也扬言代表新界传统的五大地主氏族，成立分庭抗礼的「新界原居民议会」来抵抗双村长制落实。
尽管简炳墀的反叛举动最终未能成功，但这件事无疑让刘皇发治下的乡议局十分难堪，而这还只是新界乡绅大大小小内斗的其中一起而已。2008年议会选举时，北方在当地的代理机关「西环」将民建联的利益凌驾于乡绅之上。他们在区议会功能组别换走乡议局副主席林伟强，以确保民建联的叶国谦当选；另一方面，在新界西的选举中，为确保民建联的Tam Yiu-chung当选，西环故意将他放在第一位，而将张学明放在第二位。前者的举动导致林伟强落选，后者的举动要求乡议局主席刘皇发亲自下场为民建联拉票，结果令刘皇发所在的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失去乡绅票源而落选。事后周梁淑怡向自由党代主席投诉此事，刘皇发只好退出自由党。此事暴露出民建联与新界乡事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此不复往日般协调、友好。
祸不单行，2009年的菜园村事件、2011年的新界僭建风波接连暴露出刘皇发的领导力问题。受香江政府邀请，刘皇发从2009年起担任行会的非官守议员，希望他可以帮助政府顺利推行在新界的多项基建工程。也是在同一年，兴建高速铁道的大规模工程要求清拆位于锦田附近的菜园村。菜园村的居民大多是1949年后逃入新界的，他们向当地新界地主租用土地耕种为生。由于他们没有原居民的身份，菜园村的佃农们被排除在新界乡绅体制主导的土地开发分肥机制以外。正因如此，当他们在农作物赔偿、新村路权等问题上未能与港府达成共识，而发起拒绝拆迁的运动时，身为乡绅之首的刘皇发一直未能安抚他们。随着反对派和社运青年的介入，菜园村事件越闹越大，到2010年甚至演变为大规模冲突。当年舆论相信，菜园村事件直接削弱了香江政府对刘皇发处理新界议题的信心。
另一方面，2011年的新界村屋僭建问题则使得反叛自新界乡绅内部爆发开来。面对在新界地区广泛存在的村屋僭建现象，时任发展局局长的Carrie Lam下令在执法工作上「一视同仁」，一律严打僭建。新界乡绅要求她网开一面，她则强硬地拒绝道：「这是不可以考虑，想都可以不可以想」，结果导致她与乡绅阶级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新界乡议局很快动员上千人前往议会前激烈抗议，后更聚众焚烧港府发来的清拆安排小册子。当时担任乡议局执行委员的曾树和，甚至在会议上公然说道：
文有文斗，武有武斗，一定要进行革命，革命成功一定要流血！
由于刘皇发当时依然是行会成员，不少乡绅认为他的态度不够强硬，未能在政府内发挥作用，保住新界的村屋。2012年4月，香江政府提出「新界村屋僭建物申报计划」，要求业主在限期内主动申报僭建物，换取5年内豁免清拆。刘皇发本想以此为突破口顺驴下坡，带领乡议局转为支持清拆村屋僭建，却引来新界乡绅阶级内部更大的反弹。
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了。刘皇发长达数十年的超然统治，结果导致他同时不受支撑自己权力两端的势力——新界乡绅阶层与北方宏观因素——待见，双方都不认为刘皇发能扮演好他们的政治代表，刘皇发的政治权力深陷危机之中。
更糟糕的是，这场关乎刘皇发本人政治命运的夺权风暴，就在刘皇发的核心地盘上突然爆发。引领这场风暴的人，正是时年49岁的何君尧。
何君尧的夺权斗争
1962年6月初，何君尧出生在一个新界屯门的乡绅望族之中，祖上两代皆是良田村村长。何君尧本人曾受英女皇授勋，早年于元朗从事收地工作。
与此同时，何君尧一家也与1959年获胜的荃湾派人物有着一定的血缘联系，何新权即是「新界教父」陈日新的妹夫。换言之，亲英派乡绅的血脉，最终却孕育出了一名极端激进的建制派政治家。
不过，何君尧开始登上政坛则是在2000年代，当时「西环」有意培养可以胜选的建制派新生代人物，于是推出一只「西环部队」，以年轻、中产、专业的形象出战选举。「西环部队」包括庞爱兰、叶刘淑仪、梁美芬、陈健波、谭伟豪、谢伟俊等人，而何君尧也是其中之一。他参加了2008年的议会法律界功能界别选举，但最终落选。
等到何君尧再次出现在政坛，已经是2011年。当新界僭建风波全面延烧之时，何君尧不是以自己三年前的法律界专业人士形象，而是以乡绅激进派的身份崭新登场。在僭建风波期间，他批评刘皇发的前后态度「转向」，更讽刺港府推出的登记制度是「糖衣毒药」，呼吁新界村民不要参与登记。
何君尧的这一立场并不止步于口头本身。2013年5月，他与50名村长、村代表与区议员自行成立「新界关注大联盟」，反对港府清拆新界村屋的僭建部分。当时刘皇发在回应传媒采访时，对此暗讽道：「树大有枯枝，村大有乞丐」。这一组织曾在2013年7月举行「小雨点行动」 招揽各地村代表与村民参加，力求表明自己远比新界乡议局激进的立场，形成与新界乡议局分庭抗礼的局面。此外，在一年前的11月，何君尧更在元朗率领一千多名村民进行抗议，要求港府修法使新界境内现有的僭建物合法化。正是何君尧这种坚决反对港府的态度，为他在新界村民间赢得了「新界洪秀全」的名称。
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新界村民原计划在这次抗议中打出港英旗帜，以表示殖民地政府更尊重新界传统权益，这似乎显露了何的乡绅激进派立场与「恋殖」问题不清不楚的关系。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何在此次抗议中的身份——屯门乡事委员会主席。
在2011年初，何君尧成功利用新界乡绅阶层对刘皇发体制的不满，在屯门当地拉拢了足够多的村民和村长，推动他们修改屯门乡事委员会规章。规章修改以后，禁止任何人连续三次担任乡委会主席，并不再允许村代表的太平绅士自动成为乡委会当然执行委员。前者的规定导致刘皇发无法竞选当年的屯门乡事委员会主席，让何君尧在无其他人挑战的情况下顺利赢得这一职位，结束了刘皇发在屯门乡事委员会40年的霸权地位；后者的规定，则导致刘皇发不能以「当然议员」的资格竞选连任屯门区议会主席。换言之，何君尧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几乎夺走了刘皇发在自己地盘上的一切要职。
何、刘两家本是世交，正如何君尧自己所说：「发叔（刘皇发）同我家关系很亲密，同住一条乡，何家有很多生意与发叔一起做，我称呼他刘Uncle，我父亲常说：『我和发哥一齐饮牛茶（即奶茶）从三角钱喝到现在』。」然而，何君尧的举动却使他和刘皇发成为「死敌」。如何所言不虚，他早在2008年落选后，便在屯门乡间活动以寻求乡委会主席一职。何君尧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一些细节，充分地体现了何、皇二人间微妙的关系：
「当时我有同发叔沟通，发叔刚拿了大紫荆勋章，同时又是行会成员、立会议员、乡议局主席，已到人生最巅峰的阶段，我希望发叔把屯门乡事委员会的位置让给我，当作培育年青人，但他听不入耳，不愿谈。……
（后期形势明朗，刘不得不放弃竞选乡委会主席后）发叔做事很有部署，他先找了我身边的朋友谈，然后找了我父亲，再直接找我谈，当时他跟我说，『阿尧，你给刘Uncle做多一届，然后我铺好地毯，架好金楼梯给你上去』。但已经太迟了。」
何、刘二人似乎曾有多次谈判，但最后都以谈判破裂告终。自然，对于何君尧来说，他也没有退让的理由：「每件事也有终结时，他做得差不多了，我接棒，有什么要生气？当时人心思变，发叔（刘皇发）做了那么久，也是时候休息。」
据说刘皇发劝说何君尧和平交接无果后，又亲自前去CE处谈话，不久即有人举报何君尧涉及黑社会活动，警务处也介入调查，但最终何君尧还是成功在2011年当选屯门乡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何君尧自承自己在2011年7月成为足总非执行董事以后，CE、政务司司长等多人打电话来过问这一人事安排，可见何君尧与刘皇发体制间的紧张关系。不过，正是在夺走刘皇发的核心地盘以后，何君尧才成功在政治上发家，他在2011年以屯门乡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出任屯门区议会当然委员。
自然，刘皇发一派不会坐以待毙。2012年时，刘皇发通过政府委任的方式重返屯门区议会，并顺利大比数击败对手陶锡源，再次当选屯门区议会主席。刘皇发得到政府委任时，何君尧便发动过百名屯门村民到场抗议，要求政府撤回任命；刘皇发再当选区议会主席时，何君尧更带领两百多名屯门乡事委员会成员与屯门村民来到屯门政府合署前抗议，高喊「打倒封建筑席钟身制」、「反对政府擦『刘』鞋」的口号，刘则对抗议人群不屑一顾。
刘皇发虽然失去了他的老巢，但依然是新界乡绅阶级的当然领袖。在2012年的立会选举中，何君尧虽在新界西选区参选，但未能得到新界乡绅支持，结果以10085票落选。分析何君尧的票源可知，他得票率最高的选区并不在乡绅的重镇屯门、元朗两区，反而葵青区占到了何君尧得票的三分之一。在何君尧得票率最高的十个选区之中，有五个都是位于葵青区的屋邨，其中又以安灏、华丽、祖尧、长青邨四个地区最高。这四个地区的时任区议员卢惠兰、黄耀聪、谭惠珍、李志强都在选举后加入新成立的建制派第二大政党「经民联」，故有学者推测是「西环」事前向四人协调，给何君尧的选举配票。值得一提的是，何君尧其他得票率高企的选区如长亨、葵盛东邨的时任区议员来自反对派。
与何君尧得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任坎通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的陈强，他是被刘皇发钦点出选这次议会选举的。在屯门乡郊与宝田区，陈强的得票是何君尧的数倍之多。何在元朗的得票大多来自乡郊地区，一共得到接近一千张选票，但与陈强取得的8000票相去甚远，其中陈强在元朗乡郊地区如十八乡北、厦村均抛离何君尧接近一千票。由此可见，何君尧并未在这次选举中得到新界乡绅阶层的支持，因此也未能攻入乡绅最核心的重镇。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陈强的另一个身份——「城乡居民共和协会」的创立者，该组织成员包括黑社会人物张铨汉、新田乡委会主席文志双、厦村乡委会主席邓励东（绰号田鸡东）、锦田乡委会主席邓贺年。「城乡居民共和协会」后来转型为「第三力量」出战12年议会选举，选举期间多次受「西环」劝退，但依然获得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梁福元支持，但因中途出现贿选问题而最终落选。
这支「第三力量」会突然出现，正是在新界乡绅阶层与民建联的矛盾日益升温的情况下，他们拒绝再将自己置身于其他建制派政党的门户之下，试图自立一方天地。在Tsang Yam-kuen末期，港府因CE本人的疑似贪污的丑闻、贫富差距严重恶化的问题而深陷政治危机，就连民建联、工联会等不少传统建制派政党也为了争取民意而频频表现出反政府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刘皇发在内的新界乡绅阶层不愿再扮演单纯服从港府和建制派阵营决议的角色，开始积极谋求自立门户的可能性。
「乡绅独立」的兴亡
在2010年代前半段的时间里，新界乡绅阶层与民建联的关系可说是不断恶化的。随着建制派阵营的内外动荡，乡绅们已经不愿再次甘居人下。
2012年9月的议会选举前一个月，民建联候选人梁志祥（元朗八乡人）因十八乡乡事委员会主席梁福元支持「第三力量」，而向廉政公署举报选举涉嫌黑金政治，矛头直指元朗乡绅。当时梁福元回击道：「乡事没有『抬轿』，民建联就报廉政公署！」，他还一度动员村民抵制梁志祥。一段时间以后，梁福元才改口称支持所有建制派人士。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4年8月时，反○○大联盟在乡议局大楼举行誓师大会，但所有27名乡事委员会主席缺席大会。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一举动让乡议局沦为民建联的背景板，而由于此事正是民建联成员张学明的安排，他们又谴责道：
张学明是乡议局吴三桂、民建联狗奴才！
2016年1月时，梁福元支持没有政党背景的沈豪杰，与争取连任的梁志祥争夺元朗区议会主席一职。梁志祥本来已确认自己取得超过半数选票，有信心连任自己的职位，结果败于沈豪杰。就这样，梁福元完成了自己的复仇，成功「踢走梁志祥」。
在新界乡绅阶层、建制派阵营剑拔弩张的矛盾之下，乡绅自立建党、自成一体的暗流早已波涛汹涌。早在2014年1月时，以刘皇发为首的乡议局就计划独立建党，参与2016年的议会选举。当年1月9日乡议局代表应「西环」新界工作部邀请参与新春茶话会。会上乡议局的代表表明了新界众乡绅想要建党的态度，但遭到「西环」含蓄拒绝。
一时的顿挫，并没有导致新界乡绅阶层放弃自己的执念。在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之中，新界乡绅一反自己此前支持建制派候选人的态度，在大埔康乐园、林村谷、上水乡郊等多地派出候选人，与建制派候选人硬碰硬。到2016年初，作为乡绅地头蛇代表的上水乡事委员会主席侯志强更尝试与梁福元等人组党，建立「新进步联盟」。从侯志强当时接受采访的话语来看，他意在彻底脱离建制派阵营的影响力，建立面向全香江市民的中立派政党。
在准备建党时，侯志强相当详细地阐述了新界乡绅阶层一步步走向尝试独立建党的心路历程：
我们拥护你（民建联）都有二十年了，大家一片忠心待你，当你席位增长越来越多，却将乡事完全排挤。……
你觉得上一届区议会中乡事派有地位吗？连一个区议会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想跟他们协商让乡事派代表来做，他们都回应说没办法，一定要支持他们自己的党员。最后不要说区议会主席、副主席，连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份儿都没有。为何你们（民建联）要做到这个地步，人家捧你上位，是否要协调一下，也留一块饼给我们吃？你现在却连饼碎都吃掉，叫我们怎么甘心继续帮你？
……
民建联是否利用我们呢？唉⋯⋯我只可以说我们以往是甘心情愿帮人家「抬桥」。但今天发展下来，你看他们如何对待我们，之前两届我们「含泪」支持他们，到今天这滴眼泪还含得下吗？倒不如化悲愤为力量，自己组党出选好了。
简而言之，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所致。当记者问及此前乡绅在建制派阵营中也有政治代表中，侯志强更赤裸裸地回答道：「即使我们乡事派代表有四名立会议员，算是最多人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寄人篱下』，我形容他们并非『亲生儿子』，只是『基因配种』。其中李国英和张学明，二人都是民建联的，他们有政党联系、跟政党名单在地区出选，即使想要发声都要通过民建联，不能够自由发挥。所以说那时乡事也没有很大的话语权，始终他们是借种回来的，都要听养父母的说话。」
充满暴发户土皇帝气质的侯志强相信「利益」是自己世界的依归，不允许有人「挡人财路」。他为了筹备建党，先是邀请退休公务员参与鲍鱼饭局，又在4月6日发现有15个乡委会主席于在沙田乡委会召开记者会反对他建党时，亲自率领多达70名上水村民来到现场反驳对方。在面对记者采访时，侯志强满怀自信地表示自己「一定会组党」。当然地，这15个乡委会主要来自于「南约」地区。
然而，「西环」当然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在政党成立晚宴即将举行前，这场晚宴突然取消，建党计划也随之突如其来地流产了。建党失败的侯志强在2016年的议会选举作为独立人士在新界东选区竞选，与民建联的陈克勤候选人对抗，最终落选。
侯志强在建党失败前，曾经表示刘皇发之子支持自己的举动。在2015年5月时，刘皇发因年事已高而表示不再竞逐自己担任35年之久的乡议局主席，其子刘业强随后在无人竞选的情况下自动当选下一任乡议局主席。如侯志强所说：「刘业强其实也很支持我们组党，他自己也知道不组党就死定了，只是碍于『压力』不能公开说什么。」刘业强的这一举动早有表征。2016年1月，刘业强在自己上任后的第一份民情报告中，即指控民建联「背信弃义、落井下石」，没有积极为新界乡绅阶层发声。当年3月15日民建联主席李惠琼带领6名立会议员前去拜访乡议局，形容双方一直是「兄弟」，但此举显然没有消解新界乡绅与民建联之间的矛盾关系。
显然，刘皇发父子见到自己无法继续在两个鸡蛋上跳舞时，即背离了北方主导的阵营，倒向了乡绅的一方。考虑到刘皇发本人正是在1984年促成基本珐第40条保障新界村民「丁权」房地产权益的最关键人物，他的首要身份其实一直是新界乡绅利益的代表者，会做出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这并不是建制派所乐见的，也不是「西环」所能容许的。2015年6月政制改革方案遭到否决时，曾发生著名的一幕，即建制派议员突然几乎集体离开立会议场，试图制造流会的场景。然而由于他们事前沟通不畅，仍然有部分建制派议员留在现场，结果导致会议得以继续进行，政改方案被大比分否决。事后建制派议员共同将此事归咎于刘皇发，称众人是为了等候他到场才一起离开议场的，使他成为政改流产的罪魁祸首。在当年，这一事件被视作新界传统乡绅势力与建制派矛盾的表露。
刘皇发的尴尬处境并非仅限如此。2016年议会选举时，曾长期跟随刘皇发的自由党候选人周永勤也被「西环」以及「西环」动员的道上朋友强行劝退，在当年8月25日晚上举行的选举论坛上声泪俱下地宣布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当年外界相信周永勤与刘皇发关系密切，他在新界西选区出选，正是要为刘皇发出面，阻止同在新界西竞选的何君尧胜选。在当年的选举结果公布后，自由党的荣誉主席田北俊就在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西环早在7月就要求劝退周永勤，但依然担忧何君尧选情。
刘皇发继2015年离开乡议局主席的位置后，又在2016年辞去屯门乡事委员会主席（2015年重新夺得）一职，同时失去屯门区议员的身份，他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随之结束。第二年7月23日，家财万贯的刘皇发在自己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岁。
随着刘皇发时代的落幕，新界乡绅长达数年的独立建党运动也随之熄灭，画上了一个句号。
何-曾联盟的冲击
在刘皇发体制的末期，这个三角体制承受着来自两边的冲击。其中一方，即是上述以梁福元、侯志强等人为首的「乡绅建党运动」，这场运动最终遭到「西环」挫败，只留下可能性的幽谷足音。
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冲击，则与何君尧所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是以何君尧、曾树和为代表的新乡绅势力。两派虽然政治立场未必相同，但他们都源自试图结束刘皇发体制的新界乡绅政治势力。
与前一方面的势力相比，何君尧派有两个特点：其一，与前者遭到「西环」大力打击所相反，后者的力量则得到了「西环」的鼎力支持。其二，前者是因「新界乡绅-建制派政党」的矛盾而生，而后者却诞生于「新界乡绅-香江政府」的冲突之中。
当何君尧推翻刘皇发在屯门的长期霸权，试图通过僭建风波而更进一波时，他找到了自己的关键盟友：时任屏山乡事委员会主席的曾树和。曾来自于横洲东头围，自1982年开始参与村内选举，2011年经选举成为屏山乡委会主席。也是在同一年，曾树和在僭建风波中表现突出，不但率领村民进行抗议活动，更一语惊人地表示要「进行革命」。
曾树和的这些言行，使他在「元朗土皇帝」的绰号以外，又被时人目为「乡事鹰派」。同在僭建风波中立场激进的何君尧，当时与曾树和一起成为新界乡绅阶级反对香江政府的最前线人物，两人一起组建了上述的「新界关注大联盟」。何-曾联盟，正是在反对香江政府清拆计划的统一战线中产生的。
不过，何-曾联盟与梁福元、侯志强等人的所思所想并不相同。如果说后者尝试通过摆脱西环、建制派的影响力以开辟自己的政治阵营，前者则是积极地向西环、建制派靠拢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曾树和在比较早的时候，就通过梁志祥的关系认识了Leung Chun-ying，两人关系密切。在元朗的六个乡绅地区之中，只有屏山的曾树和主动力挺Leung Chun-ying。当2013年8月Leung Chun-ying来到天水围，以CE身份出席论坛时，曾树和便安排人手包围、殴打一旁的抗议者，后更在接受《明报》采访时表示「最想有流血冲突」。此后，曾树和也参与协助推进Leung Chun-ying政府力主进行的横洲发展计划，并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土地发展利益。
事实上，何君尧也正是通过曾树和的关系，成功与「西环」搭上了线。在这段时间里，何君尧积极地以「新界关注大联盟」为平台，努力构建自己在新界乡绅之中的人际网络，以此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其实，这一切并不奇怪：何-曾联盟的反对对象正是Tsang Yam-kuen主管的香江政府，以及与Tsang Yam-kuen政府关系密切的新界乡议局，即刘皇发的政治堡垒。当刘皇发与乡绅地头蛇感到危机而试图自建新党时，这便是何-曾联盟积极靠拢「西环」，意在成为「西环」新代理人的良机。
另一方面，「西环」也发现了何君尧的政治价值。正如前述，在刘皇发体制之中，存在着以张学明为首的民建联嫡系、以梁福元等人为首的乡绅地头蛇两派力量。然而，随着三角体制濒临崩溃，乡绅地头蛇独立建党的运动越发高涨，这并非西环所乐见。结果，西环渐渐地「西开始觉得两派人都信不过」，试图亲自下场，重新整顿乡绅的政治秩序。
从大的角度来说，2010年代的西环已经开始介入新界的民俗活动，「现在连一些乡事活动，比如打醮、节庆，都由西环新界部管理打点。」从小的角度来说，西环则找到了何君尧，使何君尧能够以自己为依仗，在新界乡绅的政治系统中愈走愈高。
就在2016年9月议会选举前的准备工作来举例，何君尧2015年10月被委任为岭南大学校委，同年11月又当选屯门乐翠区议员。2016年7月15日，何君尧被政府委任为新界太平绅士，这一职位不但可以参与乡议局日常投票与事务，还可以竞选乡议局主席的职位，令何在新界乡绅秩序内的影响力瞬时扩大。据传，太平绅士一职正是为了帮助何君尧击败乡议局中的刘皇发派势力，奠定他在局中的政治基础。在这一切结束后，何君尧才宣布竞选议员。
在选举的当年，有内幕人士向传媒透露道「西环」计划在未来数年「逐步收服三大约」。为了这个计划，「西环」需要一个「自己人」来控制尚未屈服的「元朗约」，而何君尧正是这样的人物。这个内幕人士形容道：「现在北方想逼不支持何君尧的人，也要支持他，是第一次那么直接的干预。」以何君尧的支点，北方便可以完成彻底收服新界各乡绅的历史大业，解除新界乡绅阶层的隐患。
两方面的合力，促使何君尧与北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两个方向的合力，则为何君尧指明了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刘皇发、侯志强等人对建制派的立场未必十分忠诚，如刘皇发的亲信周永勤就在2010年代上半叶与反对派十分亲近；为此，何君尧需要一个激进建制派的占位，来与刘皇发派抗衡，以此获得西环助力来彻底粉碎刘皇发体制的历史霸权。
从另一方面来说，「西环」也不愿见到新界乡绅阶层再次叛变。对于「西环」来说，在政治局势变得十分险恶的2010年代下半叶，新界乡绅阶层的反叛是无法容忍的，他们必须成为爱国秩序的坚城。为此，「西环」的代理人也必须是足够忠诚的激进建制派，如此才能确保新界乡绅不再离心离德。
正是在两方面的因素下，何君尧选择了自己的激进建制派立场，以毫不含糊的爱国者身份出现在政坛之上。在2016年9月4日的议会选举之中，何君尧得到北方的全力支持，一举得到35657票，以最后一席当选新界西选区的立会议员，从此正式开始了何君尧作为激进建制派政治家的人生历程。
何君尧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可谓来之不易。他在市区20个得票最高的票站之中，有13个票站所属的选区是建制派三大党（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没有竞选，可见此次他的得票不再依赖于其他建制派政党让渡选票。他在这次选举中得票率上升接近两倍，要归功于传统乡绅地区的票仓。
对比何君尧2012年在元朗乡郊仅仅得到接近一千票的成绩，这次他在元朗六乡——屏山、十八乡、厦村、八乡、新田、锦田的19个票站中一共得到了5875票。在曾树和主导的三个八乡票站之中，何君尧更是建制派得票第一名。与此同时，六个元朗的乡事委员会主席不再支持乡议局代表，而是将自己可以动员的所有选票全部提供给何君尧，其结果是显著的：在元朗八乡中心小学票站，何君尧从2012年仅仅得到80票，一举跃升到1157票之多。
没有别的什么，比这个票型更能体现出元朗六乡——新界乡绅阶层的核心地区——已经臣服于何君尧派与「西环」的事实了。在2016年，当传统乡绅势力随着建党计划的流产而一败涂地时，何君尧则得到西环的支持而冉冉升起。在形势转变的大潮中，何君尧派似乎已不再是乡绅阶层中的少数派。
当然，何君尧的当选也要归功于他的运气。在2016年的新界西选区选举之中，民调与何君尧相仿的三张反对派候选人名单最后相互分票，成为第十名、第十一名与第十二名。三张名单的得票加起来超越了何君尧的得票，而何君尧则利用反对派的高度分裂，成功夺得新界西九议席中的最后一席。
一雪前耻的何君尧，终于打开了通向议员身份的大门，开始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那个激进建制派人士。在2017年9月17日时，他的盟友曾树和在大会上说出名言：「若不认同自己是桃花石人，就是外来人士，必须要杀！」何随即附和道：「杀无赦」。然而就在一个月前，何君尧成为所有建制派议员之中唯一一个支持反对派议员某一议案的人。
此时的何君尧，在想什么？天知道。
意外失败与继续激进
经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新界现代政治史其实就是三个乡绅派系之间的相互斗争：①以梁福元与侯志强为首的传统乡绅派、②以张学明与梁志祥为首的民建联派，以及③2010年代快速抬头的的激进建制派，即何君尧、曾树和一派。
原本志在平衡①派、②派的刘皇发体制崩溃后，继承父亲衣钵的刘业强加入了①派，使①派在败落中维持蛰伏的状态；在同为西环派系的②、③派之中，②派逐渐不受北方重视，③派则在2016年议会选举后渐渐垄断了乡绅阶层的对外发言渠道。
尽管激进建制派因何君尧2016年后的言行而出尽风头，但传统乡绅派、民建联派也并非已经彻底臣服于激进建制派。就以政见相同的后两派来看，民建联派的领袖梁志祥长任「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曾在2008-2016年出任两届区议会主席，他依然是何君尧在建制派内无法完全逾越的人物。
北方对何君尧派报以重望，希望他们可以取代传统的新界土皇帝，完成政治上的改土归流。然而，这个任务并没有那么容易达成，传统乡绅派并不甘心失败，民建联派也不愿意就沦为他人的下属。
2019年3月，曾树和在屏山乡事委员会选举中输给屏山邓氏——新界乡绅大族——的候选人，使何君尧失去了自己重要盟友；在七月的新田区议员补选之中，传统乡绅派支持的文家驹击败了何君尧支持的文嘉豪。在这一年里，何君尧接连两次输给传统乡绅派，显示他在新界的政治权力远非巩固。
在新田区议员补选的同一个月，在元朗发生的○○事件也暴露出了传统乡绅派、民建联派联手对抗何君尧派的情形。事件中参与行动的人士来自元朗六乡与屯门乡七地，而此事也得到何君尧的坚定支持。然而，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乡议局、由乡绅与建制派人士主导的元朗区议会都相继针对此事件表态，但二者召开的记者会上都没有何君尧出现。
以此同时，元朗区议会主席沈豪杰在事后呼吁乡民保持克制，而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也在三天内两次对传媒表示，他对这一事件不知情，愿责成元朗六乡要求村民不要外出。此外，梁志祥也在事件之后接连向媒体表态，以息事宁人的立场迅速出现。
与沈豪杰、梁志祥和乡议局主流派的温和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后依然态度强硬的元朗六乡领袖和何君尧。二者在表态上的明争暗斗，恰恰表现出新界内部的政治秩序仍在潜流暗动之中。
正在此时，延烧长达数十年的新界政治斗争，终于以令人意外的方式画上句号。当何君尧派与乡绅派正在暗中角力时，某事终于使此地的一切政治纷争归于宁静，二者的斗争似乎也随之戛然而止，时间就此停留在摆出阵型的两军交战的前一刻。至今，刘皇发之子刘业强依然担任乡议局主席一职，而太平绅士何君尧也依然是乡议局的当然执行委员。
不过，这种强行画上的终点，大概反倒促使何君尧必须更加坚定他作为激进建制派的立场。当北方未必再如此强烈地需要他成为新界乡绅之首时，当他的夺权斗争已经不得不暂时中止时——换言之，当何最重要的政治事业就此烂尾时，为了巩固他现有的政治地位，他从未如此需要过激进的话语。
如今只是议员的何君尧，未来进军司长甚至CE的最大困难，恰恰是他甚至尚未掌握自己的基本盘：新界乡绅的政治板块。在新界乡绅政治离他日渐遥远时，如果没有更加激进的建制派身份作为补充，他就会在「新秩序」之中无法更进一步。
为此，何君尧至今依然扮演着激进建制派的角色，有时甚至不惜强烈反对政府，如此前反对政府财政预算案、如今反对政府设立同性伴侣框架。不过，无人知道这一切努力到底会让他离CE更接近，还是会让他离CE更遥远，正如从来没有人知道，何君尧到底在北方心目中拥有着何等的形象一样。
参考文献：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29-hongkong-legcoelection-ntw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07-hongkong-legcohau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190730-opinion-how-ho-kwan-yiu-get-his-place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0224/mobile/odn-20150224-0224_00176_106.html
https://news.now.com/mobile/local/player?newsId=21884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0106/00176_015.html
末注：这是笔者第一次尝试写现代新界乡绅政治的相关问题，由于研究尚浅、涉猎未深，文中若有疏漏或谬误之处，恳请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