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确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支持，而且这位殖民主义者还是一个自认英国人的华人。他，就是常被国内正统史学描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香江资本家、孙文的老师何启。
何启最常被国内谈起的事迹，当然是他以各种方式资助孙文进行革命，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孙中山筹划的广州起义、撰写政论文章深刻影响孙文思想等等。然而，少有人知的是，何启同时也自认忠诚的英皇臣民。他不但愿亲自作为商业特务打入内地，「使整个中国彻底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还鼓吹英国人掌握中国的政治进程，使中国四分五裂。
在同时代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包括伍廷芳、郑观应、唐廷枢等人）之间，何启是走的最远的人，也是与西方殖民政府走得最近的人。他与其他人共享中国应引入西式制度、完全投入中外贸易等方面的观点，但何启希望诉诸英国的暴力来达成目标，也一直将大英帝国的利益作为改革的终极目的。
作为孙文在香江华人西医书院的老师，何启曾在1890年代中期协助兴中会组织第一次会议、掩护兴中会在港据点。就在短短数年后的1898年，英国的贝斯福勋爵代表商会联合会，前来考察中国各大城市及香港。当时，何启和其他七个香江华人领袖出席相关宴会，并给贝斯福勋爵写了一封信。
这封今人或许难以理解的信件，其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英国政府掌握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至今沉睡蛰伏，未尽其用——或者是因为有意的忽视，又或是因为无人想到。这股力量就是华人无可置疑的商业头脑。只要向华人血统的英国臣民提供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更大的鼓励，他们就能成为大不列颠在商业事务上的左膀右臂，帮助大不列颠维持她在中国的优越地位，无惧敌人的竞争和阴谋诡计。我们谨此建议，将英国的华人臣民派往中国内地，让他们尽可能地争取贸易机会，充当各个商会的商业探子，或是充当活生生的通信渠道。把这些精明的商人严密地组织起来，指示他们在各自的贸易范围内打探消息，必要时还可深入内陆，以及任何指定地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创造奇迹，协助维持大不列颠的商业霸权。
何启等人信誓旦旦地告诉贝斯福勋爵，以他们——香江的华人买办资本家——为首的英国华人臣民，很有自信可以充当英国打入内地的商业探子和中间人。其理由是，他们保持华人的面目，可以「考察那些欧洲人一去就会惹起怀疑的地方；在那些外国人一去当地人就会闭口的地方打探消息。」
这封信的主旨虽是强调港英政府不应该强迫居港华人剪掉辫子、改变穿着方式，但何启为此所给出的理由，恰恰就是：「内地华人愿意和拥有华人人种血统及华人装束的英国臣民交流观点，外国人却只能得到不情不愿、小心翼翼、吞吞吐吐的回答。」在这里，何启毫无掩饰地坦白了自己的国族身份认同。他自认英国的华人民民，或者是「华人血统的英国臣民」，而不是任何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人。
在这封信中，何启还认定居港华人保持这种清朝治下的面目，有利于帮助急于开拓商业版图的大英帝国深入中国内地而开发市场。他总结道：
有了这些华裔英国臣民的支持和善意，再加上厘金[运输税]壁垒和其他可恶海关规条的撤除，英国的货物就可以凭借优越的运力供应中国市场，英国的商业利益也将在中华帝国遍地开花，使整个中国彻底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大不列颠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民族，这样的局面可以被视为「门户开放」的同义词。
没错，何启倡导的是当时最时兴的「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的这一时间点，本身也十足耐人寻味：当何启说这番话时，义和团运动正在华北迎来高潮，八国联军即将因此侵入中国。此时此刻，何启没有在贝斯福勋爵面前吐露任何能让人联想起爱国主义这个词的说话。他只是冷静地断言道，门户开放政策最有利于大英帝国，而香江华人保持传统风貌有利于整个中国为英国所有，仅此而已。
第二年，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攻入了清朝的首都，清政府的首脑一路向西，狼狈地逃离直隶。正当整个中国陷入混乱时，何启与另外一些革命党人联手，秘密劝说两广总督李鸿章宣布华南独立。他们拟定了一份『和平管治章程』，主张组建议会、向所有外国资本主义全面开放中国，以及在外国监督（！）下重组各级中国政府。以后世之人的眼光视之，这些行动犹如在组建一个中国傀儡政府。何启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是争取港督卜力协助此事。
1900年的何启，正在谋划推动各省独立，再让整体中国接受大英帝国的指引。华南独立计划因为李鸿章与伦敦的冷淡态度而失败以后，何启又转而热情地呼吁英国人亲自动手彻底打倒清政府，将愚昧落后的中国人民拉进自由主义文明世界。
在华南独立流产一个月后，何启在《中国邮报》——属于香江欧洲人社群的刊物——发表了一封写给英国人的公开信。他表示：
你们不能只拿下北京，还要拿下那些不法的满清官吏，以及与之勾结的拳匪首恶……你们想必都十分赞同贵国外务次长以大无畏精神提出的原则，即中国应当由中国人治理，不应遭受外国列强的瓜分。你们不愿把中国变成印度，与此同时，你们切不可走向另一极端，对中国撒手不管，任由她继续走以前的老路。
在这封公开信之中，何启向他的英国读者们雄辩地表示，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事情绝不是说的那样，因为以下的事情都是谎言：外国传教士的轻举妄动激怒了天朝百姓，导致了拳匪的屠杀暴行；拳匪暴行的起因是基督教和中国古老信仰之间的深刻文化差异；中国人的怒气是因为传教士的宗教场所男女杂处，不符合中国的礼俗，如此等等。
何启急不可耐地宣布，西方人的这些认识完全是悖离现实的，可能会使英国人的行动变得不那么「有力、坚定和无畏」。在他看来，义和团运动的真正起因是腐败的满清官员和保守的士人害怕「善政的原则、改革的必要性、人身自由的权利以及[反抗]苛政[的权利]」，而传教士的活动让中国人民理解了这些可贵的原则。这些原则严重地威胁到了利用群众的愚昧和迷信来牟利的官员与极端保守派，他们煽动这些没有开化的群众发起这场运动。
在何启看来，可以化解这一切的药方在于英国人担负起「白人的担子」，接管中国的行政权、改组中国的政权。他请求英国、美国「帮助中国群众摆脱压迫性腐败政府的桎梏」，反对八国联军只是简单地与清政府媾和，签订什么新的条约：
你们只是在中国发财致富，但却不做点事情来改善中国群众的悲惨处境，会不会显得非常自私呢？你们的宗教和文明，难道不要求你们做得更多吗？
……
你们与中国政府达成了空洞的和约，索取了赔款，签订了新的条约，增加了几个通商口岸，割占了更多领土，由此已经捍卫了自己的荣誉，但如果你们从此就让满清政府自行其是，仍然是行不通的。
他并要求英国人不要受利益集团所愚弄，相信华人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纪律严明的强大军队，因为「教导顽劣儿童使用火器，或是把危险的武器和器具塞到他们手里，在任何时代都是既愚蠢又危险的事情」。在中国人没有被英式教育文明开化前，从儿童变成成年人前，他坚决反对中国如此强大。另一方面，他也相信改革之后的中国不会强大到威胁整个世界，因为中国人民天生爱好和平。
有趣的事，何启似乎也深信中国终将在改革的进程之中，走向四分五裂：
不同省份的中国人各自都有几个与众不同的特征，长远看来，他们更有可能分裂成一些独立的邦国，而不是聚合为一个庞大的国家。
为了促使英国人担负起白人的重担，帮助中国进行改革（以及加速中国最终分裂的命运），何启提醒他们说：「许多有才有智的中国子民都对这件事情十分热心」，所以他们不会太过费力。考虑就在这封信公开发表的前一个月，何启还在推动广东独立，这句话大概也包括了何启认为自己和参与这一计划的革命党对分裂中国「十分热心」的态度。
从上文来看，或许有些读者又会产生一种错觉，即何启本质上还是那种忧国忧民的传统爱国知识分子，只是操之过切、太过极端了。然而，早在1887年，何启就清楚地表明：在这场中国的西化改革运动之中，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身为外国人的参与者。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文章，批驳清朝官员曾纪泽希望重新确立中国对剩余藩属国权力的意见。在何启的行文之中，他将热心改革的中国人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那些希望提高自身及本民族地位的中国人，首先得找出他们国家堕落的根由，然后再对症下药。不能把太多的希望寄托于重组你们的军队、扩大你们海军的规模，或者是你们的新式碉堡和枪炮。
何启透过这篇文章，轻蔑告诫中国「先管好自家的事」。在稍后发布的中文版中，何启进一步宣称：「只有在中国觉得自己受到了彻底整治之后，她为管好自家事体而必须做的改变才有讨论的价值。」
如此看来，何启似乎本不应该被视作「鞭策清政府改革的近代改良派思想家」，被纳入到洋务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任何一者之中，他的文章也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那么大的重视。然而，这一切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这都是他的亲密盟友胡礼垣的功劳。清朝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重失败过后，何启在1894～1897年以英语撰写了一系列尖锐批评清朝保守官僚、鼓吹改革的文章，不少发表在供英国人看的《中国邮报》上面。面对中国激荡着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他却嘲笑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后的排外情绪，大肆赞扬西方人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好处，阐释西方帝国主义如何有利于中国。另一方面，何启又断定清政府试图对满洲、蒙古、西域等边疆地区伸张权利的举动是毫无依据的傲慢自大，它只会因为没有管治当地的能力而咎由自取。相反，英国就在与清朝的比较中胜出，因它可以能够有效地控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等海外疆土。
作为何启在中央书院的老同学，何启文章的译者胡礼垣十分用心地「翻译」——或者说二次创作了他的文章，将其中充满殖民主义腔调的部分删掉，进行了大量的加工与润色，才使何启文章成为当时中文读者所看到的模样。不久，被胡礼垣翻译的这些文章就被发表在香江的《华字日报》上，并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上海方面也转载了这些文章。正是由于胡礼垣的这些努力，来自何启的各式各样意见才可以在内地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之中引起很大的共鸣，使何启形象变为享誉后世的华人思想家。
若说是具体的革命行动，那么何启的行为也不足以使人惊奇。当时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它们拥有开化世界上其他愚昧国家及其人民的使命，是传播自由主义等现代文明理念的急先锋。在1890年代长期担任殖民地大臣的张伯伦爵士（Sir Joseph Chamberlain）曾发表一些关于其帝国主义概念的言论：
我相信不列颠民族是世界古往今来的统治民族中最伟大者……我们每获一新领土……就以文明受托者的身份去开发它……在几乎所有事例中……为那里带来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盛世，随之对生命财产提供更大保障，也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物质条件……虽然任重责巨，但荣耀也极大。
自认华裔英国人的何启，自然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确信英国人有开化其他族群、为他们带来现代文明制度的义务。他只是比一般英国人更相信这一点，故而在此凸显出了他脱离伦敦与港英政府的自主性——何启反过来质问他的殖民者主子：你们的殖民主义，难道不要求你们对中国做的更多吗？
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何启才投身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要协助英国人开化愚昧的中国人。在他的头脑中，大英帝国的经济利益、大英的帝国主义文明使命、他的文化祖国——中国获得西式文明的无上好处，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何启的心灵之中的确存在着某种对中国的爱国主义，但这种爱国主义以大英殖民主义的方式体现出来。
事实上，何启曾在中法战争爆发时，将中国公开地称为自己的「父母之邦」，也承认自己「不是没有民族自尊」。1887年2月，何启还在写给《德臣西报》编辑的一封信中宣称：「我对中国所受的种种屈辱深感同情，并与所有赤诚为国的中国人一样，渴望中国有一天能跻身富强国家之列，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受人欢迎和敬重。」然而，对于何启而言，这一切都与英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道德，以及自己的英国臣民身份毫无矛盾。他并不是精神分裂，而是找到了使二者连结在一起的办法。
作为一名祖籍在于中国、在香江长大的买办资本家，何启的身份兼具中华性与英国性。然而，中国与英国的两组概念并没有使他身处两难的局面，更加没有让他为自己的身份而苦恼不已，却让他可以在中国与英国两边左右逢源，成为一名独一无二的「买办革命家」，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如今，在正统史学之中的何启被安上近代爱国主义者的名字，放入展示改良派思想家的长廊之中。正是在何启的身上，人们或许观测到了一种无比神妙的特质，使中国爱国主义与英国殖民主义不是作为相互对抗的二者，而是如胶似漆地粘合在一起。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爱国主义可以如此轻易地被与自己的对立面结合在一起，是它内部所潜藏的什么所导致了这一切呢？为了彻底对抗殖民主义所留下的形形色色的遗产，又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呢？或许，这个问题并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参考文献：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k Chinese（Lo Wing-sang）
The SIX-DAY WAR OF 1899:hk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Patrick H.Hase）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k（John M. Carr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