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是日本的千年古都，也是日共在战后八十年的「京都根据地」。亲近日共的左翼知事——被人批评为只听取日共要求的——蜷川虎三，曾在这里连续执政二十多年，担任七届京都府知事。至今，他的这个超长执政记录依然未被后人打破。
多少有些讽刺的是，京都的传统风貌可以「保存」得这么好，也要归功于这位日共知事。由于京都不是自民党人执政，东京的中央政府自然也不会让京都分到那么多现代化开发改造的项目。时任自民党首相的佐藤荣作，就曾在京都府知事选举时，做了如下的助选演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
只保存古迹、历史的话，对市民来说也是一种遗憾。二十年来，我一次也没见过蜷川君。我从来没有受到委托，说京都政府想要一些建设新京都（的项目）。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在产业招商引资、开发新电源、建设地铁、充实教育设施等方面，京都需要我们中央政府的协助。
不过，本文的重点不是身为社民的日共如何宰制京都，而是身为革命政党的日共如何大闹京都。70多年前，日共曾经发起了一场教育革命，从组织学生集体抵制考试、与日警大打大学围城战，再到发动学生下乡斗争地主……与后来的新左翼运动不同，这场教育革命还广泛发动左翼教师参与其中，让各地的教师工会也加入攻防战之中。
而当时深受日共党组织控制的「京都教师工会」（京教组），就是本文的主角。它的敌手是京都市教委，斗争的舞台则是市立旭丘中学。本文的主题，即是五十年代「日本教师工会」（日教组）三大事件——「山口日记事件」（1953年）、「旭丘事件」（1954年）、「令人忧虑的教科书事件」（1955年）之一的，「旭丘中学事件」。
一、旭丘中学事件的发轫
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教师工会不可谓不强大，几乎是十个教职员之中，就有九个属于「日教组」（日本教职员组合，JTU）。「日教组」不但人数众多，还积极地参与到左翼政治运动之中。在学校内，自1951年的日教组八大（城崎大会）通过「不要再将学生们送上战场」的口号以后，日教组就一直致力于体现「和平四原则」的「和平教育」；在学校外，日教组也常常与社会党、日共等左翼政党为伴，以总动员的力量，投身于各种反对保守阵营、保守派政府的政治活动之中。
在1953年的众议院文教委员会公证会上，北一辉的弟弟——作为新泻县议员的北昤吉，亲自来质问日教组的代表。他将日教组比作战前的在乡军人会，询问他们到底如何看待参与政治运动的行为。对此，身在国会的日教组代表只是淡淡地回答道：「日教组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活动，或者决议支持过特定过」。对此，北昤吉陈述道：
真的是这样吗。我去年选举时可有经验了。一台卡车的人还不够，教师工会又拉了一卡车的人来。立起旗帜，说什么要战争还是和平。总之，保守党全都是战争党。……由于他们喊着什么反美思想，并反对增强国防力量，最终被县政府禁止活动了。这就是新泻县的教师工会。五月份的时候，新泻又召开了日教组的大会，决议要打倒吉田内阁，建立民主政府。这不是日教组作为团体参加政治活动吗？
1953年12月，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室对「和平教育」进行了舆论调查。根据东大的调查结果，20％的小学、高中男老师是「和平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在此之外，认为「和平教育」不错的老师也占到了小、初、高全体老师的一半。
另一方面，『读卖新闻』在1954年1月进行的全国性舆论调查，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学校里的老师工会，进行一些反对再次武装日本、反对修宪的政治活动呢？」认为「现在这样就好」与「应该干得更多」的人，达到了38％，压过了认定「已经过火了」的34％。可见，日教组的左翼运动曾在校内外都得到相对广泛的认可。
根据学者竹内洋，当时高涨的日共左翼运动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学校里的幼年孩童：他们在看了描述日共游行队伍的新闻短片后，会尝试模仿这种热闹的行为。他自己就曾经和学校里的同学，在没有政治意识的情况下，放学以后「制作红旗、制作上面绘有吉田茂样子的标语牌，打扮成相当贫穷的样子，以此一同结伴缓步前行，不断高喊『打倒专制者吉田茂』、『税金小偷』的口号」，以此作乐。
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引起保守派政府的警惕与打压。1952年日本签订旧金山条约、被「公职追放」的各个战犯相继回到主要政治舞台以后，日本政府在教育方面开始推行「开倒车路线」，一方面推行强调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教育方针，一方面重新强化文部省对基层教育的控制力度。这是一场日本保守阵营否定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失地收复运动」。
从1952年的文部大臣冈野清豪开始，文部省就不断发起教育政策的攻势，日教组则坚决抗战。翌年一月，冈野推出暗藏限制教师政治活动意图的『公立义务教育学校职员法案』，结果这一法案遭到日教组激烈抵制而流产。后任的大野茂雄，也以赤裸裸地攻击、抹黑日教组而著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1953年的「山口日记事件」——山口县教师工会编撰的『小学生日记』与『中学生日记』被县教委攻击为赞美朝鲜与苏联——为发端，保守派控制的日本政府决定趁热打铁，就此推出『教育二法』法案，禁止教师参与政治性活动。面对保守派政府的打击，日教组立刻着手反击，全体成员总动员，进入了政治斗争的统一行动之中。
即便是在这个左翼教师工会之中，也存在温和派的社会党系、激进派的日共系之分。比如，在『公立义务教育学校职员法案』当时，日共系的成员就提出了全国所有老师一同请假不上课的激进战术，只是最后未遭采纳，使他们愤怒地指责「社会党分裂主义者……再次镇压了工人阶级的斗争」。
而且，日共也有着自己的教育方针。战后初期的日共一直主张，要让教育业工人与地方上的民主势力结合，通过教育，教出一批敢为和平与民主斗争的青少年。身为日共党员、在激进派青年教师之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教育学者矢川徳光就曾说道：
若将教育视作社会实践……就日本的现实情况而言，就是将教育作为文化革命。根据这种理解，学校就应该是变革社会的认识基础上，展开交易实践的。学校的目的，就应该是基于孩子的立场，通过教育，使孩子能担负起人民革命的一部分任务。我们把这称作正确的教育。
1950～1955年的日共，正在进行激进的反美武装抵抗运动，号召自己旗下的人民拿起燃烧瓶、拾起木棍、制造炸弹，与日美反动势力作斗争。1953年10月，日共再次下发『教育业工人的当下要求』，要求教师们「与地方上的民主势力紧紧结合起来，让学校教育脱离美日反动势力以崇拜美国为基调的、复活与强化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方向，让这种教育发生转换，使其教育出为和平、独立与民主主义而斗争的青少年」。京都的「旭丘中学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轰然发生的。
市立旭丘中学坐落在京都市的西北角，大德寺附近，至今依然存在。出了京都站，坐乌丸线到北大路站，出来走三十分钟左右，就是市立旭丘中学。旭丘中学一开始并不在旭丘，它1947年5月建校时的名字，是侍凤中学，校长是1897年出生的桥本荣治郎。最初来到这所中学的老师，就是后来扰动风云的三个老师之一，英语老师寺岛洋之助。1949年4月，侍凤中学又搬到了洛北的丘陵地区，翌年一月正式改名旭丘中学。来到新地方以后，其后深陷旭丘事件的其他两个老师，即国语老师北小路昂、理科老师山本正行也上任了。后来成为日共众议院议员的社会科老师寺前严，也是这个时候来的。寺前时任中教组（中学教师工会）执行委员，后来就在旭丘中学事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成为旭丘中学以后，这所中学的学生与老师都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半那么多，其中新老师占到了一半，「大部分老师都不熟悉过去日本义务教育的一些因循守旧的习惯……有着一种无拘无束的风格」，校风比较自由。1950年初开始，在老师们的活动们下，旭丘中学的学生开始自由进行学生会活动，全校学生投票选举学生会干部。同年七月以后，校报『旭丘新闻』也改由学生会发行，变成了学生会的机关报。第二年四月，教导主任北小路昂成为了京都市中学教师工会的副委员长。在1951年8月的日教组第一次全国教育研究大会上，寺岛老师做了报告，由此校内的和平教育氛围也更为强烈。
事实上，寺岛洋之助、北小路昂、山本正行、寺前严都是日共党员。根据日本政府的『公安调查月报』，除了他们以外，学校里还有女国语老师、三个社会科老师是日共党员，六个老师明显支持日共，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校内的日共党支部。旭丘中学也就四十多个老师，其中一半老师都是20多岁。在这种情况下，心向日共的老师们很快在这所新生的「市立旭丘中学」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
学生的生源情况也对他们有利。旭丘中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其家长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与工薪族；不过，学校周边就是从事纺织业的西阵工人居住区，他们或在小工厂里工作，或者在自己家里负责加工布料。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纺织工的孩子。学校里还有在日朝鲜人的子弟。包括失业者与日工劳动者在内，超过一半的学生都属于贫穷家庭，大约五分之一的学生家里是低保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旭丘中学算是半个工人阶级子弟学校。事实上，后来最积极地支持左翼老师行动的，也是这些工人阶级的学生。「旭丘中学事件」发生两个月以后，担任董事、上级职员的家长超过六成认为旭丘教育有政治偏向，从事公务员、工薪族、工商业的家长也有超过一半人持相同观点。然而，在贫穷的工人阶级家长之中，认为旭丘中学「无偏无倚」的人，达到认为旭丘教育不正确的人的两倍。
虽说都是日共的老师，但他们也没有直接进行宣扬社会主义的教育。无论是日共的指示，都是当时左翼教育界的风潮，都促使他们在旭丘中学内兴致勃勃地实践起了「和平国民教育」。他们在机构的问题上，致力于教育环境的民主化，推动学校职员会议的议长改为由老师选出，不久又变为老师轮流担任，实现了办公室的民主改革。随着校外的家长会干部，其产生方式在1953年由推荐制转为选举制，过去被大学教授与老板等地区名望家垄断的家长会，也出现了一般工人担任的会长。在这种情况下，旭丘中学的左翼老师得以更得心应手地实践他们「学校化的工人阶级文化」左翼教育。
一言而概之，这种和平教育是这样的：老师们强调和平主义、反战主义、民主主义，攻击保守派政府为反和平、反民主的政府，并告知孩子们，未来要建设一个「人人生而得其所」的美好社会。在左翼老师们看来，学生不爱学习、乱唱不良歌曲、调皮捣蛋、不搞值日、爬到天花板上面等等，都是「柏青哥的流行，以及广播、电影等等，都在助长殖民地的氛围，侵蚀孩子的心灵」（『理论』1954年8月号），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为未来没有美军、没有美国傀儡保守派政府、没有再军事化威胁的日本，养成一批志在建设新社会的青少年。
在具体的实践上，他们会教数学、理科时，谈起美国军事基地与再军事化的事情，在上课时让学生阅读日共机关报『赤旗』，播放『姫百合之塔』、『广岛』、『蟹工船』等左翼电影，乃至在学校文化祭时，组织反映内滩斗争的戏剧等等。校内不强调学习至上主义的氛围，「老师们严厉地批评，学生们陷入了——为提高自己成绩而埋头学习的——利己主义……学生为了考试而问问题或学习的态度，绝不会得到赞扬。所谓培养能力，就是培养正确生活、创造幸福社会的能力……」
1950年12月当时，该校放学的三个六年级学生在谈论一些胡思乱想的话题时，被路过的巡警误以为是在侮辱警察，于是巡警将学生们带到派出所，严厉地训斥了他们一顿。学生回到学校以后，立刻向学生会汇报此事，并在学生会会报上申冤，老师也支持学生的主张，最终发展到旭丘中学校方向警署过问此事。尽管警署道歉了，但旭丘中学的师生依然没有接受，此事一直闹到京都市议会。经此一役，旭丘中学赤化的传闻渐渐流传起来。
担任年级主任的寺岛洋之助①，从1953年4月开始，到1954年3月为止，与十二个学生一起，一同发行了十二期的年级报刊『积雨云』。从这份报刊之中，我们可以窥见旭丘中学的一些实际状况。
反对优绩主义教育：
「想要升学的人，也将面临『龙门难登』这个恼人的问题。无论自己多么努力，如果别人比自己更努力，最终还是会失败。说什么合作啦、和睦相处啦，最后不把别人踢下去的话，就无法在竞争中获胜。……升学还是就业也不是由自己的能力和适应性来决定的，而是由家里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这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我们要创造未来的社会，现在的学习对于解决这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是有多么的重要。」
——1953年4月13日，『积雨云』第一号，『新学期的开始』
向孩子们直接灌输反对保守派政府的意识：
「（1953年4月29日旭丘中学失火以后）为什么烧得那么厉害？因为是木造的破校舍。为什么只能建这种破校舍？因为我们的预算不足。为什么会不够钱？因为政府要建立保安队，把钱花在不值钱的事情上。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政治家不为我们着想。希望世界上的大人们，投票给那些能让我们安心上学的人！等到他们选择取消军费，选择增加教育费、建造起钢筋校舍，要等到学校的几周年纪念日呢？」
——1953年5月4日，『积雨云』第四号
主张左翼和平主义的意识（以下是寺岛1953年5月在家访时的对话）：
寺岛：「特需是日本经济的不正常现象。」家长：「不，日本没有战争是不行的，经济不会好转。」寺岛：「……我们努力地不让自己的学生上战场，这是因为：即便战争让经济好转，那也只是暂时的，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物价上涨，始终还是一样的。最后只会剩下大资本，百分之九十九都会过得很惨。」家长：「但既然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中的其中之一，那也没办法啊。」寺岛：「……不要那么简单地放弃了，再考虑考虑吧。怎样才能让八千万人民在这狭小的国土上和平地生活下去，我想是一定有出路的。」
随着旭丘教育的推进，该校赤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1953年8月当时，旭丘中学合计180多个学生、家长、老师，前去参加了日共在浜甲子园举办的「和平与民主主义」大会，此事更加刺激了保守派的神经。1953年11月的文化祭上，旭丘中学的学生上演了以内滩人民反美军斗争为题材的戏剧，结果引发了学校内外更大的赤化论呼声。
同月24日的『积雨云』（第33号），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有参演戏剧的学生表示，「『嘿，共○党』、『这群家伙是共○党』等嘲弄的声音……在那个时候，我只能听到这种嘲弄的声音，不甘心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文化祭上，我们演了『内滩』的话剧，就好像我们都是共○党员，又好像共○党是坏东西一样，讨厌，讨厌啊。」寺岛洋之助对这位学生说道：
「你也说过：『很不甘心，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无论谁被说成『赤化了』，这都是很大的打击，也相当惹人担心。正因为如此，这句话在打击对方时很是方便。但是，如果输给了这句话，就这样退缩了，想说的话也不说了，那又该如何呢？所有人的沉默只会加强当权者的力量，使日本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就像『积雨云』这本杂志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旭丘中学的未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53年初，京都市教委就向旭丘中学发出调职命令，要将寺岛老师调走。在全校老师的反对下，校长拒绝将寺岛洋之助调出本校，此事才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1953年6月的『积雨云』上，就有一名老师对学生们发出呼吁：
「『积雨云』的大家啊！前路艰苦漫长。『积雨云』要成长到拥有像『旭丘新闻』那样的力量的时候，就必须要下定决心面临激烈的压迫。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真正价值就会得到考验。为此，我们应该切身体会到，『团结与抵抗』是最高尚的道路。」
「团结与抵抗」的道路，在其顷刻之间，已经向旭丘中学的左翼师生们敞开了。
二、直到九天的「分裂授课」
1953年11月24日，京都市政府一如既往地举行了「二十日会」，即京都市长高山义三（1892～1974年）与妇人会领导者的会议。当天的会议事关教育，故而教育委员长、教育长也出席了。
在会议上，一名妇女语出惊人：「请取消学区制。有些学校都不想教孩子的。」接下来：
「是哪个学校？说说它的名字。」
「是旭丘中学。如果放任他们搞那种教育的话，整个京都的学校都会赤化的。」
……
「针对这个学校，市长也感到很愤慨。（他说：）请把资料收集一下给我。」
事实上，高山义三的行为绝不是一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1954年2月就是下一届京都市长选举，京教组又是支持左翼候选人的，在选举上威胁到了高山义三的切身利益。为了杀一杀敌对选举阵营的势头，高山选择了旭丘中学作为自己打击的对象。
就这样，不满旭丘中学教育方针的家长开始聚集起来，商量如何对付旭丘中学的校方，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京都大学历史学者坂田吉雄。最终，他们选择在12月5日派出代表，向校长当面提出抗议，要求其做出改正。其递交的文章，列出了如下三条意见：「一、学生的行为毫无遗憾之处吗？二、在充实教育这点上，毫无遗憾之处吗？三、含有政治倾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搞得太过了吗？」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保守派的家长们又向媒体透风，于是12月8日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一篇指责旭丘中学的老师将学生们集中带去「全关西和平大会」的投稿（即上述1953年8月的日共大会）。不过，由于『朝日新闻』的立场比较左倾，它的记者又在探访了旭丘中学的老师以后，接受了寺岛的「没有政治偏向」的辩解，总体来说还是倾向于旭丘中学校方的。然而，到了12月13日的『读卖新闻』晚报，这份右翼报刊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报道文章的标题就是「学校里的革命歌曲与红旗」，攻击旭丘中学的教育问题。翌日，『读卖新闻』又在早报刊登了一份这样的传单：「旭丘中学的家长们，为改变畸形教育而奋起」。这份署名为「志同道合的全体家长」的传单，如是写道：
大家都公认，市立旭川中学的教育赤化了。讲坛上的老师，对年幼的孩子们灌输道：「歌颂教育中立的人，是反动政府的走狗」，上课就教和平歌曲，反正就是给孩子们灌输各种激烈的词句，导致一无所知的孩子们，不知何时就开始将这些东西宣之于口，不听家长的话了。……学生会里都有红旗，被说是赤色学校也没办法吧。希望你们改正！
奇怪的是，此前参与抗议的家长们都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份传单，表示自己「全然无关」。同早12月14日，旭丘中学的校长桥本荣治郎终于做出了回答：旭丘中学的教育是根据宪法与教育基本法来进行的，没有任何问题。怒不可遏的保守派家长们，这下决定跑到京都市教委抗议，提出了自己的声明。
在1954年2月5日的京都市长选举中，高山义三以接近六万票大胜左翼候选人，连任市长。志得意满的高山市政府立刻指示京都市教委，在同月11日向桥本校长递交了一份严厉劝告书，要求其改正教育方式，限制老师们的政治活动，其中里面陈列了七条具体内容，包括使用特定政党的「机关杂志」违反教育基本法等等。紧接着，保守派的国会议员又于3月3日，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报告了全国24件「有政治倾向的教育」问题，旭丘名列其中。尽管左派社会党的议员表示：「事情被夸大了」，但自由党与改进党的议员都一扑而上，谴责道：此事中的旭丘中学「比想象得还夸张」、「得到了相当的政治指导」。到3月24日，京都市教委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下令将教导主任北小路昂、教谕寺岛洋之助、教师山本正行②调离旭丘中学。此后，他们就被合称为「旭丘中学事件」的三个老师。三人都是激进地推行和平教育的左翼老师。
由于京都市教委的五个教育委员之中，有两个人也是京教组的，所以这次的调职命令并没有那么严厉，只是将三个老师分别调开，而且都安排去京都市内一流的学校。这次京都市教委的定期调职命令除却旭丘中学的三个老师以外，还包含了小初高的众多老师，达到战后最多的897人，其中很多人也是左翼老师。可以看出，这是京都市教委意在打散全市左翼老师的一次集中行动。不过，旭丘中学的左翼师生无意就此屈服。3月27日，旭丘中学大约五十个老师、学生与家长来到市政府前抗议，要求撤回调职命令，让三个老师继续留任。翌日，其人数达到了100人，第三天又达到了200人。31日，要求三个老师留任的三百名学生来到市政府前抗议。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京都市教委的意志，1954年4月1日，这份调职命令正式生效。
三个老师拒绝接受调职命令，全部继续在旭丘中学照常上课，因为「如果接受调职命令，就是承认旭丘中学的教育有政治偏向，所以直到理解为止，都不会离开」（北小路昂）。被夹在中间的桥本校长在接受调职命令的同时，也在3月24日提出了辞呈，京都市教委则不予接受，在4月1日将其调往洛北中学担任校长。5月5日，京都市教委召开临时会议。在会上，教育委员们围绕着三个老师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其中两个由京教组推荐选出的教育委员，表示无法接受「委员会以职务处分为原则」，当场退席。结果，京都市教委通过了决定，要对三个教师予以惩戒，将其免职。
在4月7日，来自上桂中学的新校长北畑纪一郎正式上任旭丘中学。然而，北畑很快就让自己变成了校内左翼师生攻击的靶子。后来，寺岛洋之助如此回忆此事：
就在开学仪式的前一天，刚刚上班的新校长北畑（纪一郎）根据（日教组）分部的决定，约定要保护受到不正当调职的三个老师。于是大家就按照之前准备的顺序，进行了开学仪式，新学年开始了。
然而，校长在那以后受市教委所指示，不断尝试违反约定，在9日的监护人会议上发出宣言道：「我想请三个老师，从今天起滚出这个学校。」
对这件事，双方基本是各执一词。作为对此，北畑校长在1954年5月19日的『京都新闻』报道中，如此回忆此事：「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啊。先稍稍吧。他们是把『你会保护三个老师吗？』，用笔涂改成了『你会为了保护老师，而和我们一起斗争』，再把文件交给我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从一开始，老师们的头脑就被这样一种想法所支配了——要把新校长拖入斗争的漩涡之中，而且，要让他站在友军的最前线。」不过，我们可以确认的事实是，朝丘中学的老师们试图逼迫新校长站在自己一边。
事情激化的速度比预想中更快。上任以后不久，北畑校长就劝告三个老师接受调职，「假如事情引起纠纷的话，我就跟市教委商量，考虑要不要让警察到学校里来」，结果成为了学校老师的集中批判对象。5月6日正午，70、80多个人，有家长代表、也有教师、学生会代表，都跑来找校长交涉，一直交涉到5月7日早上五点，足足谈了十七个小时。他们主要是要求校长，即便事态进一步恶化，也不要引入警察，而且要让三个老师继续在旭丘教课。也是在5月7日的时候，北畑校长的严重丑闻暴露了出来：他在上任的第二天，即4月23日，开了一个恳谈会，并且在恳谈会后，把十几个年轻老师带到酒吧，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喝酒也好，玩女人也好」，「到我这边来吧」。一部分老师感到愤怒：「这明显是要收买我们」，离开了那里。这件事就是在5月7日的交涉会上暴露出来的。
1954年5月7日下午的时候，学校召开学生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校长辞职。下午三点北畑到校时，朝丘中学的老师、学生、家长，一共差不多100人把校长包围了，要逼校长辞职，并要求他写一份辞职理由书。辞职理由书的各个条款都是按照在场者的意拟定的，不少地方是在场的人指出：「这太暧昧了」，立即要求重新写过。最后，这群人逼校长确认：「这是按照我自己的意见写下的。」一旁的学生纷纷大骂北畑校长：「喂！老头子，还不写吗？」辞呈写完的时候，学生又大喊：「老头子，你都写了辞呈了，就不是校长了，快点滚回去吧」。北畑校长被学生与家长重重包围的一幕，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翌日的『京都新闻』版面上。
当天下午6：40，北畑校长将辞呈正式递交给了市教委，但由于市教委的上级不在，市教委并没有收下这份辞呈。这份辞呈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4月22日的恳谈会后，我出入菊水酒吧，污辱了作为教师的身份，还把学校的老师带到这种地方，我承认这是十分恶劣的。
二：我没能保护三个老师。
三：因为我不适合成为以和平与民主自由为教育方针的学校的老师。
四：作为以自主行动为第一要义的中学生指导者，我不称职。
他离开京都市教委后，与京都新闻的记者进行了一些问答。
问：辞呈是自发的吗？
答：因为就这件事发言，会让问题更加混乱，所以我对此不置评论，但我是在很多人面前被劝着要写辞呈，处于一个不得不写的状态之中。总之，是自爆了。
问：这个辞职理由似乎很难让人接受……
答：我遭到了长时间的批斗，最终被迫写下的。不按洛北民协（洛北民主协议会）的片冈与其他人的意见写成，就不OK，所以不得不写。
问：如果您意志力强大的话，不就可以不用写了吗？
答：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怎么都很难啊。
问：做了一个月校长，您有什么感想？
答：真的，一直都觉得很寒心。希望大家好好想想，在所谓和平教育的背后，到底都隐藏着什么。
问：今后谁来管理学校呢？
答：就交给职位第二高的浅野老师了。我当下准备按照医生的建议，修养一下。
这里的「浅野老师」，是京教组旭丘班的班长。换言之，从5月8日开始，市立旭丘中学就脱离了京都市教委的管制，改为由京教组自治了。
京都市教委以北畑校长遭到逼迫为由，拒绝受理他的辞呈，反而以北畑校长的名义，通知该校教职工，从10日开始停课。此后，署有北畑校长与京都市教育长名字的邮件，也被寄到全体教师那里，要求他们回家自主研修。然而，旭丘中学的老师们坚持继续上课。除了请病假的4人、出差的1人以外，其他四十四个老师照常来到学校教课。京教组与总评纷纷赶来支援旭丘中学，于是校内红旗林立，迎风招展。报社记者也纷纷赶来。学生们组建行动队，封锁了校门口，阻止可疑人员进入学校，并要求来访者在门口登记。5月10日当天，一共1234人、大约七成的学生来到旭丘中学上课。
京都市教委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他们5月11日就在京都劝业馆另外开了一个课堂，跟旭丘中学大擂台。这里的京都劝业馆位于岡崎，距离旭丘中学大约七公里。当天早上，京都市教委出动了三十辆巴士，要把学生带到京都劝业馆。在学生们坐车上学的上堀川市巴士车库与北大路千本，京教组的老师与支持京都市教委的家长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一方说：「不去旭丘吗？」，一方说：「快点从巴士上下来！」怒声四起，场面一片混乱。带着红色袖章的左翼大学生也赶来那里，拼命地劝说学生前往旭丘中学。工会的宣传车与市政府的宣传车将声音开到最大，想盖过对方的麦克风声量。前来报道的摄影师、记者、录音班也蜂拥而来，包含看热闹的人在内，道路上聚集了大约两千人左右。
由于市教委唱对台戏，5月11日来到旭丘上课的学生只有449人，来到市教委的岡崎补习学校的学生则达到了818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分裂授课，故而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电台、报刊、新闻、周刊杂志争相报道此事。在保守派看来，此事无疑属于日共的阴谋，时任的京都公安调查局局长，就在『京都新闻』上发表谈话（1954年5月12日）曰：「京教组打算让政禁法（禁止老师政治活动的法律） 实际失效，才采取了这样的作战，这一切都是京教组内部的日共党部在搞怪。战术也不像是教师想得出来的，根本就是日共的战术，正是孩子们成为了京教组战术的牺牲品。」从他们的语气之中，可以听出他们极其迫切的恐慌心情。
由于舆论对旭丘中学赤化的攻击，自5月12日开始，校内就撤去了红旗，换成写上组织名字的白旗，而校内的「斗争总部」也改名为「联络总部」。除第一天以外，在市教委那边上课的人，总是能够达到在旭丘上学的学生的两倍左右。如图：
分裂授课持续了九天。担心事情无法收场的京都府教委出面，对京都市教委、京教组居中调和，最终成功在5月20日达成斡旋，双方进入停课。经过艰难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结论：三个老师遭到免职，其他46个老师虽然未受处分，但也被调职到其他学校，市教委将新校长、新老师调入旭丘中学。6月1日凌晨三点半，双方在条约上签字，当天下午三点，新校长与新老师进入旭丘中学，为学生们再次举办了开学典礼。旭丘中学事件就此结束。
事后的6月10日，洛北民协、京教组、京都总评编撰了一本小册子，如此记叙旭丘中学事件的结束：
特别是奋斗到最后的大约五百个孩子，基本都是西阵工人的孩子，以及人称生活窘迫之人的孩子。迄今为止成绩不好的孩子，也写起了传单的原稿；无药可救得被人放弃的、顽皮捣蛋的孩子，也拼命地到处奔走散发传单。在此期间，他们也开始觉得不学习不行，重新变得纯朴起来。直到现在，他们的老师和父兄才为这些迄今为止被放弃的孩子所展现出来的顽强、意想不到的力量，而惊讶地瞪大眼睛。我们感到创造新社会的力量就在这里，教育的另一面由此敞开了。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事件是以左翼师生的全面败北而告终。那么，京教组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不得不向市教委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呢？
三、旭丘教育的思惑
就如同其他斗争一样，这次「旭丘中学斗争」败北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社会党的背后一击。就在分裂授课的第三天（1954年5月13日），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反动的吉田内阁会利用此事，强行通过禁止教师政治活动的教育二法。两个社会党的共同声明，又紧接着否定了旭丘斗争的价值：「即便是有良知的公民，也会因为（旭丘中学）采取『学校自主管理』、『将孩子们卷入斗争』的斗争手段，而对事情的真相产生误解，（旭丘中学）是自己掉进了反动政府的陷阱。这种斗争手段绝不是民主工会所能容许的。」
左派社会党随即指示京都党支部按声明办事。事实上，由于京教组受日共控制，日教组总部与社会党早就看京教组不爽了。左右两个社会党发布共同声明的同一天，日教组也发布了自己的见解，表示不应该将孩子们卷入斗争；面对不合规的人事调动，应该进行合法斗争。在短短几天以内，旭丘中学的左翼师生很快陷入全面孤立之中。唯一帮旭丘中学说话的，只剩下日共，如『赤旗』不断刊登相关报道（如5月15日的『守护和平与教育的旭丘中学，政府挑拨分裂授课，坚定的老师、父兄的团结』、5月26日的『主张：旭丘中学的问题』、5月28日的『旭丘中学的孩子们』等等）。然而，当时的日共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根本无力保护旭丘中学。
两个社会党的共同声明切割旭丘中学，是在1954年5月13日早上。当天傍晚，文部省次官亲自给京都市教委发来通知，给他们的撑腰，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支持他们镇压旭丘中学事件。这对于旭丘中学的左翼师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更糟糕的是，当时执政的保守派政府利用此事所激起的舆论波澜，于5月29日在国会加速通过了『教育二法』，给日本老师的政治活动落下了一道铁闸。故而，这不仅是旭丘中学的左翼师生败北，还是日教组的败北，进而是全日本的左翼教师战败了。
旭丘中学事件以后，被左翼知识分子主导的日本学界普遍对旭丘中学抱有积极、赞美的态度，写出了大量赞赏旭丘教育的文章与书刊。即便是在事件当时，也几乎没有杂志文章是支持京都市教委的，左翼学者们普遍站在旭丘中学一边。上面曾经提到，著名的京都大学历史学者坂田吉雄加入了保守派家长的行列，发起了炮打旭丘教育的第一枪。坂田本人并不是那种顽固的极右派反贡分子，更接近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史学立场；然而，旭丘中学事件过后，他在学术圈被视作知名的保守反动分子。他有一个学生曾经向进入国立大学任教，但也因为坂田的缘故，被贴上了保守反动学者的标签，最后只能在私立大学任教。坂田自己对此也感到，自己的行动妨碍了学生的前途，他感到「不胜惭愧」。
不过，知识分子以外的日本市民社会，完全就是两个世界了。1954年7月下旬，有人对大约六百个京都市民做了舆论调查，询问他们对「旭丘中学事件」的意见，结果认为旭丘教育有政治倾向的人多达41.3％（包括「有政治偏向」的21.6％、「赤色教育」的8.7％、「日共教育」的4.3％、「左翼教育」的2.3％、「工会教育」的1.7％、「搞过头的教育」的2.7％）。支持旭丘中学口径的人，只有可怜的14.5％（包括「和平教育」的7％、「正确的进步民主教育」的4.3％、「普通的中立教育」的3.2％）。若排除回答「我不知道」的36.5％，旭丘中学可以说是在舆论场上一败涂地了。
就连日教组的老师，也以否定旭丘中学者居多。事件发生半年后，日高六郎与佐佐木三男以『教师的工会意识』为题，对日教组成员进行了舆论调查，结果发布在1955年3月的『知性』上。面对「您对旭丘中学事件有什么感官？」这个问题，结果为：
将孩子带入斗争，这不好：50人
被利用来通过教育二法了：40人
工会搞得太过了：14人
工会应该更进一步斗争的：13人
日教组中央太软弱了：6人
孩子们斗争得好：5人
社会党委员长警告得不错：4人
对于左翼老师来说，还有着一个更为致命的事实。
在校内的学生群体之中，积极支持左翼老师的核心是旭丘中学学生会。然而，学生会会报『旭丘新闻』上的一系列文章，向我们暗示了一个事实：校内真正属于左翼的学生人数相当有限，不占多数，真正的多数派是政治冷漠派。『旭丘新闻』反复报道，校内的学生对学生会漠不关心，他们或是不参加学生大会，或是即便到场，也在后排嬉笑打闹。
为了解决学生会活动低迷的问题，寺岛洋之助决定按照三年级学生的提议，举行是否要解散学生会的全校公投，以此刺激学生们的热情。在同年三月的全校投票之中，反对解散者740人、赞成者354人，无效票11票，从而决定继续学生会的活动。然而，这次全校公投的投票率仅为70％，也就是说，赞成学生会解散的人、投了无效票的人、弃权的人，合共起来达到了全体学生的52％之多。
就在旭丘中学事件即将爆发之际，学生会又针对全校学生做了一次舆论调查，问题是「您认为学生会有用吗？」当时是1954年3月18日，社会认为旭丘中学教育赤化的声音已经沸沸扬扬，不少人传闻三个左翼老师将被调职。即便是在这种相对政治激化的情况下，舆论调查的结果依然相当不乐观。根据调查结果，认为「学生会对我们有用」的人仅占全体学生的16.6％（167人），选择「聊胜于无」的人最多，达37.3％（364人），其次就是「有没有都一样」的19.5％（206人），以及「我不关心」的11.8％（125人）。回答「有时有用，有时没用」这种模棱两可答案的人也只有百分之六（56人），还有8.8％（86人）认为学生会没了更好。
很显然，正是这些疏离于校内「和平教育」的大多数学生，最终决定了旭丘教育的命运。
评论家𦥑井吉見（1905～1987年），在事件当时亲身前往探访旭丘中学，并写下了『「旭丘」的白虎队』一文。在旭丘中学的左翼老师终于接受府教委的调停，结束分裂授课的那一天（5月20日），𦥑井前往旭丘中学，看到了很受一部分学生欢迎的三个老师，也听取了北小路主任的说明。他的第一感觉是：「我在探访之前，就认为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大概在于：老师们在复杂的国际政局斗争中，把拥护和平的口号教条地施加到义务教育之中。这个估计是似乎不是错误的。」在北小路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北小路对𦥑井如是说：
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班级中，即便有纠纷，也可以通过对话和睦相处，这是基本的态度。长大后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才能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这些都要结合教材，循其具体方式而进行思考。但是，实际的社会、国家状态与我们追求的（理想状态）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认真地上好社会课的话，不管愿意与否，学生们都会把目光投向社会的矛盾，对政治产生疑问，并由此出现新的自觉性。学生学习越认真，就对政治越感兴趣，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学校的学生早上起床洗脸前，就开始认真地读报纸，并如饥似渴地阅读第一版的政治报道。他们对政治有强烈的要求，因此也对政治进行严厉的批评。
然而，臼井在文章中，对这番话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驳。在他看来，「中学生早上一起床就看报纸的头版，对政治唉声叹气——无论如何，这都是异常的，我也不认为这是可取的行为。」臼井的视角，其实也就是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观点的一个缩影：旭丘中学的教育有问题，而且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他们通过具有左翼政治偏向的教育方式，有意识地唤起学生的政治意识，污染了学生的心灵。
臼井吉見作为一个评论家，或许还是不如作为转向左翼的平林泰子高明。在1954年5月17日的『朝日新闻』上，她撰写了『有害于孩子之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社会的人们并不会将儿童假定为不受政治影响的纯洁幼小者：「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向成长中的儿童灌输大人的什么什么主义，这件事的本身。每当我看到浮世绘中出现的小孩的绘画姿态时，就会感慨，古人认为小孩只是小型化的大人。在这种认识下，教八岁的孩子『子曰』也就非常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孩子与大人在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应该明白，与其强迫孩子们接受结论，不如为他们打下基础，让他们可以长大以后自己寻找更好的结论，这才是教育。」
的确，问题根本不在于学生的政治化本身，而是在于学生政治化的多少。这种将孩童隔绝开「大人的政治社会」的想法，本身也只是20世纪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事情而已，实则不足为训。反过来说，拯救教育的希望，反而就在学生的政治化之中。
旭丘中学事件过后，日本的左翼教师工会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想方设法地重振旗鼓，最终使「日教组」之名在60年代响彻日本，而「京教组」也在蜷川知事的庇护下，继续深刻地塑造着京都教育的形态。日教组试图在体制内温和地摸索足以与官方教育模式对抗的新教育模式，就是在京都获得了相当大的突破。然而，日教组无法阻止的是，1950年代末日本踏上资本主义高速经济增长期之际，原本温情脉脉、自由自在的「和平教育」与「民主主义教育」，被强调高度竞争的内卷教育——不断循环的补习班、学力测试、考试战争所取代。
在旭丘中学的年代，日本的大部分学校里依然是「孩子们之间也有自治的时间与自由的空间。大部分的孩子根本不接触补习班和家教老师」；然而，到了下一个十年，这一切就毁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数学测验、汉字测验、作文测验、学力测验、全校测验、测验、测验、测验，测验追逐着我们没空休息」（1962年『朝日新闻』刊登的诗歌）。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和平主义的教育基调依然讽刺般地得到了保留。然而，校方强调教育竞争而限制一切学生自主活动——也包括政治活动的——的教育模式，不可避免地激发了学生对现存体制的强烈怀疑。1968年2月，『朝日Journal』刊登了如下的中学生匿名投书：
……昨天我朋友贴出越战照片与反对越战的标语时，老师却告诫把「反对」二字拿掉。我认为反战是人类的义务，绝不是坏事，那为何不能写「反对战争」呢？社会科教科书上写着「防止战争是世界人民的责任」。中学生算不算是人民呢？……身为教育者，希望老师说明「不妥」的根据。……如果在投书中写下住址、姓名，可能会给我招致危险，所以略去不写。我仿佛置身在军国主义的国家之中。
一场反抗一切既存体制的学生革命运动，就要在1960年代走向全面爆发了。只不过在这一次，学校革命运动的主体不再是老师，而是学生，昔日的「左翼老师」已成为了敌对学生革命的一方。
①他同时也是英语老师，曾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份多达90页的英语语法作文参考书，分发给学生，也给贫穷的学生购买文具，给因贫穷而无法参与修学旅行的学生借钱。一份赞美旭丘教育的左翼文献指，「现在所有阶层的人，都对寺岛老师有一致的意见：他是一个相当热心的老师。……他的性格有着一种不容妥协的率直，是所谓的『奇人』。」故而，左翼老师得到学生拥护并不是一个偶然。
不过，寺岛洋之助也因为上课时十分严厉，比如学生上课说话会被他扔粉笔等等，也被很多学生所畏惧。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旭丘教育的两面性。
②北小路昂，1908年出生，毕业于京都师范本科与立命馆大学专门部文学科，当时45岁。他在1951～1952年间担任京都中学教师工会的副委员长，53年成为这个工会的委员长。他也是「洛北民主协议会」——日共支部在1953年7月建立的组织——的代表。事件发生后的1959年4月，他代表日共竞选京都市议员成功，此后一直担任市议员，直到1965年10月去世。北小路昂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新左翼领导人北小路敏。
寺岛洋之助，1922年生人，时年31岁。他毕业于旧制大阪高校理科，是京教组的文化部长。
山本正行，1925年生人，毕业于京都高等工业学校（后来的京都工艺纤维大学）。1954年1月，他才刚刚在日教组的第三次教研大会（静冈大会）上发言，做了名为「守护和平教育的旭丘中学的斗争」的主题报告。
参考文献：
『革新幻想の戦後史』（竹内洋）
『旭丘中学事件が示す政治教育としての学習の方向性——事件化に至るまでの学校現場における教 師の指導を中心に——』（後藤雅彦）
『戦後教育政策における対立と政治──1980～90 年代の広島県におけ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教職員組合の政治過程（一）』（劉嘉雯）
『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小熊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