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说，民主党的很多元老派都是大中华主义者，都是想做忠诚反对派的，比如某位教师工会领导人，年轻时是地下党成员，很晚才与组织失散，去世时都要「把火化后的骨灰一半撒在海中，北望神州祖国大地」，还被官方认定为爱国主义者。
另一位元老李大状，在1985年第一次参选时，被对手攻击是亲中派，「立场太靠近」PK。直到2019年，他还在怀念那个时代的风景：「大时代下，有一个画面让他很难忘。有一次他到中环洗车，看到两名司机因为撞车而吵架，他走上前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人随即握手离开。」
老一代反对派大多如此，还有某个最早参选区议会的人——他组建的社民政党如今还在——其立志参与政治的原点就是两岸统一。他在「小学的时候，有同学的家人因国共内战而分散大陆与台湾，面对同样的家庭离别，他决志要从政，使中国统一，不分国共，让『所有中国人能同桌吃饭』。」
直到承上启下的那一代领导人，事情依然是这样的。在2006～2010年担任该党党魁的人，曾在1990年代末四度亲自乘船前往钓鱼岛，参与保钓运动；他也曾参与新世纪之交的对日索偿运动，辗转各地，要求日本政府正视问题、赔偿谢罪。在回忆录之中，他如此描述第二次保钓的景象：
约在清晨三四时，我乘搭的指挥号一马当先，已到达离钓鱼台三十海里的海域。瞬息间……多艘日本舰艇加速阻挡我们的去路，我的指挥艇首先被三艘中型的巡航舰困住，摆脱不了。我用对讲机呼吁后来的保钓船只继续前进，不要等候。由于我们的船队有三十艘，日本军舰一下子亦未能应付得来，开始紊乱，指挥号便乘机摆脱。到四时半至五时左右……此际，自己犹如进入战场，天空已有数部定翼战机飞行。突然，有人投掷照明弹，令原本漆黑一片的天空，突被白光划破：另一边厢，警报讯号响彻云霄，日军更特别找来操普通话的人警告我们不可再向前航行。当然，我们对有关说话完全充耳不闻，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继续力图突破军舰的阻挠。①
在他投身当地的运动以后，他那个一直担心儿子难以从政的父亲，说了一番这样的话：「他是优秀的中华儿女，但他也是我的儿子啊！」在这里，参与反对运动成为了「优秀中华儿女」的保证金。
事实上，这并不奇怪。正如张文光所说的一样：「……很多𥜐渚派骨干均在七十年代对祖国的社会主义有著很大的向往和憧憬，亦为此饱尝梦想破灭的苦涩，因此转而把希望及寄托放回本土𥜐渚运动上。」就像是他们的反对面——establishment派一样，他们也是从1960、70年代「祖国」社会主义的强烈光影下走出来的。追溯到更久以前，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地下党成员、共青团团员——后来是民主党的两大元老之一，也曾在年轻的时候渴望祖国解放当地，并在与内地朋友和诗时，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共泛激流不共舟，相思两地竞风流，红旗插到炉峰日（注：炉峰即太平山），慷慨同温少小游」。剑制派、反对派，两拨人似乎不约而同地不再相信𨺸时代的左翼理念，却依旧是对𨺸时代共振给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始终念念不忘。
即便看向大海的另外一边，情况也一样。英殖政府为了遏制左翼思潮蔓延而采取的传统文化教育方针，反将这一代人陶冶成了坚定的大钟骅主义者；另一方面，回到祖国怀抱前的当地居民，只能拿「英国属土公民护照」（BDTC）离境出行，在国籍上写「英属（𢄵焵）」。然而他们到对岸时，对岸的入境官员总会在「英属（𢄵焵）」一栏上，写上一个大大的「中」字，将他们视作旅居外国的中国人。不管何种阵营，民族主义是不变的元素。
由于民主党在很长一段控制了反对运动的主流，这种大钟骅意识也在运动的深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即便是在反对民主党的青年学生领袖身上，这种思维依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存在。直到2014年的时候，某位黄姓学生仍然在采访时表示：「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我也爱国，但渔村是渔村，大陆是大陆，我们与……那代人的想法不全然相同。」
这种藕断丝连的情愫，偶尔会产生在一些在这边被忽视，在当地被过分强调的化学反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2010年携手促成超级区议会改革。2015年夏季，西环副主任主动与民主党党魁秘密聚餐，邀请他们做更加忠诚的反对派；2018年，民主党成立23年纪念晚会上，新任的女知事给民主党捐了三万元。该党也有不少时候投桃报李，上至2000年代初各种赞美宏观因素最高领导层的发言，下至2016年快速谴责骚动事件、宣誓事件，乃至于被激进派讥为「谴责速度还快过民建联」。
民主党的老人们确实相信，若比单纯的民族主义热情，自己不仅甚至能够比肩，甚至有时可以超越内地。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以视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对民族主义影响深远的1999年北约轰炸大使馆事件当时，民主党的议员是如何表态的呢？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南斯拉夫已逾一个半月，中国大使馆竟也受到北约导弹的蹂躏，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会异口同声谴责北约今次的轰炸，而且北约理应负上全面责任。……民主党深表沉痛哀悼，而𢄵焵的同胞亦难抑内心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
使馆是一国的领土，按照国际公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纵使在战争中，也须受到保护。中国使馆遇袭，中国主权受到侵犯。武装袭击造成了使馆内国民伤亡，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违反了联合国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中国完全有权要求国际法庭向北约追究人命伤亡及财物损失的责任。……如今中国的使馆遇袭，然而，美国及北约意图淡化事件的严重性，对于为何出错、会对中国及受害家属作出怎样的赔偿及补救，一切欠奉，民主党深表遗憾，并强烈愤慨。
另外一名民主党议员，也明确地发出了类似的呼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国大使馆被人无情地以武力袭击，导致我们的同胞受害丧生，岂能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大使馆象征国际和平沟通的渠道，中国大使馆更象征我国主权管辖的领土。今次袭击大使馆，是否表示要侵犯我国的领土主权，更要闭塞与我国和平沟通的渠道呢？」
由上面的各种例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宣示民族主义的自信。这种民族自信心的策略，本质上是他们整体方针路线的一部分，而学者罗永生曾经将其概括为「虚拟𣥨𧠶主义」，即对话沟通的态度、以议会问政为中心的𥜐渚观念、自我设限与仪式性的抗懿行动、以中产绅士理性辩论为本的文化、以社会怨气疏导者自居的态度，等等。以上的这一切，构成了他们忠诚反对派理念的底气。
或许也因这种民族自信心，愿做忠诚反对派的决心，以及对话路线、议会温和论政路线的核心，在跨入2000年代之际，一个模糊而桃红色的前景，曾在他们眼前飞跃般地展开。不唯前路似乎还有盼望可言，在他们面前的establishment派领导人也多属开明的温和派，不管是曾钰成、李鹏飞还是田北俊都是如此，是他们可以有商有量的对象。在畅谈之中，他们有时一同设想未来的场景：
回归的时候，我是民主党渚席、李鹏飞是自由党、曾钰成是民建联，我们三人有无数的机会，在电视上、电台上谈论这个问题。当时他们说，07、08年这里一定有𪄴主啦，他们将霜蒲泫写入了党网，我们没有写入……当时李鹏飞跟我说，马丁，民调看来民主党是最受支持的，第一次的蒲泫在2007年，应当是你执政，但你会做的不好，下一届应该就是民建联了。
说这番话的人，是如此看待这个two systems的体制的：「我当时说，……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很不容易。就像是大人跟小孩要坐跷跷板，怎么办？大人应当主动往前，这样就可以了。……大人应该跟小孩说你坐在那里，别怕，然后主动往前，让他知道，我们是可以平衡的。」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劝说大人主动向前走，为此表示自己的恭顺。这种话实在不少，比如：「每一个𢄵焵人都希望𢄵焵繁荣安定，中国国泰民安……真心爱焵爱国的𢄵焵人，怎可以说得出我们还没有资格……呢？」在反击对手时，他们也是指责对手「让中国丢脸」、「中了殖民地的毒」、「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对待对岸的民进党时，他们早期也往往「不是态度暧昧，就是意兴索然，甚至一派蔑视。」
然而，这些事情从来只能是虚无缥缈的泡影。他们看自己的立场微妙之处看的太重，却不知道PK不会对一个毫无信任的人委以重任。大约在十年前，曾钰成将这番话说的很清楚：从三十多年前开始，PK就对𥜐渚派毫无信任感可言。即便有一个夸下海口、声称自己绝不与PK对抗的人，PK也不愿意冒这个险：他们最担心的，是在面子问题与National security问题上，𥜐渚派可能因为自己的立场而无法完全紧跟PK，给PK造成损失。
面子问题自不多说，比如𥜐渚派知事是否愿意为来焵的首脑部成员，彻底屏退一些激进分子；NS问题则是𥜐渚派能否在NS意识上向PK高度看齐，比如𥜐渚派知事是否要驱逐一些当地现存、但与PK彻底敌对的组织与个人。除此以外，还有资本家的问题。虽然民主党自认「在欧洲是中右翼政党」，但也曾遭到大商人议员的指控，说他们在议会「逢商必反」、比CR更恐怖。这对重视自身与当地商界关系的PK来说，并不是一个很美妙的名词。以上问题都是PK无比重视，但对该党很不放心的。
尽管2010年代中叶之时，很多人预言𥜐渚派将因各种原因，无法在第一次蒲泫中获胜，甚至某个身为反对派中人的教授，也预测𥜐渚派要到2027年才可能获胜；然而，PK始终担心变幻莫测的选举。选举的结果是难料的。2003年的区议会选举，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年民建联本来以为自己不可能败选，最后投给民建联的选票也比过往的选举要多，但民建联还是以大败告终。曾钰成自己认为，如果PK真的担心某人会当选，大家就应该：「准备打一场漂亮的选战，面对选民，争取他们的支持，把对手打下来。」遗憾的是，PK并不相信他们的选举能力，很可能也不相信他们的治理能力。然而，忠诚废物虽然是废物，但他们也是PK可以绝对放心的人。正因为那里是国际的舞台，PK更加不会允许一丝风险造成巨额代价。
曾任当地政府首席顾问、身为著名保守派政治学家刘兆佳，也将这一点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许多人在谈蒲泫的方案，谈怎样较公平？怎样是𥜐渚？但是问题的症结根本就不在这里，关键在燕山府的想法。燕山府会想，我在当地搞一○○制究竟为了什么目的？一定是要对整个国家有利，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党有利，如果搞一个制度让中枢有了损失，谁来负责？……你觉得中枢会有一个人出来帮当地的樊𪄴担保说，这一次不会有问题，未来每五年的选举也不会出现问题吗？」
由于他们反对直接行动、坚持温和立场，民主党是能得到这边的一定礼遇，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这个组织的死刑也就早早地被宣判下来了。即便不至于亲自「下厨」，该党也会因为路线的接连挫折而陷入分裂、动荡、衰退之中，而这正是它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面临的命运。2010年的对话路线最高峰，以及在最高峰后的运动大破裂，并不是一种偶然；相反，这是一种可悲的必然。对话路线的乏力早就让对抗路线的鼓吹者崛起，而他们亦绝对无法接受密室对话的「成功」。从这个时候开始，试图将温和对话路线贯彻到底的黄成智、狄志远相继脱离该党，投入建制的怀抱；更激进的一翼则高喊着「票债票偿」，狙击该党的选区，乃至有人辱骂其为「大钟骅情花毒」。在跌宕起伏的戏码之中，它很快被埋没在时间的激流中。
离心力不仅来自于反对派的涡旋内部，还来自于更广大的外部。刘兆佳在第二个十年的很早时候，就指出了这种离心力的来源。随着两地经济融合进程的加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开始爆发：「内地基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价提高：对内地自由行的不断开放，让涌港人数暴增，小店因为租金高涨而无法生存，民众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有一些人来涌入当地的公共服务（孕妇与儿童），有一些人来抢购生活必需品（水货客），有一些人来拿走工作机会（学生等）。刘乐观地预言，大部分人有共识，当地经济离不开内地，这些问题不会闹大；然而事情却事与愿违，大多数人没有因旅游业的利益而欢喜，反而因这些方面的损失而恨屋及乌。
被这边称为「反钟乱冮」的激流，就是从此爆发的。一言而概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进程，又惹出了一桩排外主义与右翼地方主义的悲剧。面对在舆论场中愈演愈烈的两地矛盾论，此前控制当地社运主流的泛左翼青年尚无法招架，被视作只会奢谈和平、博爱的老反对派更加不是一合之敌。他们是在当地资本主义远远超过内地的时代所呱呱坠地，自然无法理解这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更别说在这个新时代，找到可以载上自己的船了。也难怪，在那个时代出生，才会有对等结合的奢望，才会无法懂得最后那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感吧。
上面那段「执政论」所标志的反对派温和岁月，对于宏观因素而言，也是最后的一段蜜月期。回到彼时彼刻，蒲泫这个议题还无法动员不了太多人，这种议题的大会出席者不过一两千人，激烈行动者不过一百人；在2007年的知事选举中，面对樊旻候选人的竞逐，曾知事也可以长期在民调中领先。然而，随着对话路线与「以对抗求对话」这种畸变路线的相继崩坏，情况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曾将民主党标记为激进派，而如今，比民主党还要激进许多的各路人物相继登场，将民主党挤到了舞台的边缘，而他们领导的群众浪潮也更大。从这个意味上来说，2010年主动合作的一瞬间，却是燕山府与民主党共同步入一段不幸历史的转捩点。
洪水已经决堤，民主党只是洪水上的一叶孤舟而已。在localist的时代高潮里，民主党既无法大方地宣示自己旧日的忠诚反对派信念，也悲哀地发现自己做不了一个受人认可的localist政党——它毕竟是一个党歌都在称颂「香江从此归中国，两制相辅开新天」的政党。故而，它总是扮演一个无奈的角色，又想迎合大众的激昂，又欲急不可耐地与过激派切割，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在选举中失利。即便是该党过去在当地社会名望较高的人物，只要有一些温和的说话，也难避免一番舆论围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党老人相继退出主流舞台，试图交棒给可以与激进派接轨的新一代议员，但效果不彰。在最后的几年里，该党总是背负着各种骂名、丑闻而行②，内讧不断，老化严重，名字早已失掉了九十年代的色彩，就连它的存在价值，也仅仅被视为可以利用的雄厚组织基础而已。
在这个时代的最后一幕戏之中，某位激进localist派的初选候选人在论坛中宣布：「我不要三分天下，我只要两分天下」，要抹杀传统反对派的存在。事后，民主党的区议员面对这位候选人的义工，不禁口吐名言：「你们localist与○○○根本没区别！」未来的世界，究会如何评判这番话呢？
苟延残喘，以至今日。有人在电台表示，该党突然宣布解散，事出有因：密室谈话时，某位「中间人」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他们在今年议会大选中出选的可能性，还告知之以：「你们的历史任务结束了」。在宏观因素的心中，民主党的历史任务到底是什么呢？或许，这将成为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
最后，就用也斯的一篇早期诗作，权作为这个党的诔辞吧。
不等我說完，你不耐煩地轉向
他人注視的目光，那些習慣認可的修辭
我想我的話到頭來終會落空，不能令你
放棄劃定的方圓，實在感覺冷暖
你若是站在堂皇的那一邊 自會以我的沒有裝飾為襤褸了。
我終於也沉默下來，只是仰望遠山
看一脈一脈的淡藍和灰綠
洶湧而來，撞破對稱的秩序
①激进反对派后来一直嘲笑民主党，说他们在反对某教育议案时，民主党人却在要求中国出兵解放钓鱼岛。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也是民主党破坏中日关系的阴谋的一部分，但请不要忘记，从2010年开始，特别是当年9月的撞船事件开始，中日关系就已经很糟糕了。而且，当时这边的表态是什么呢？是官方电视台的记者：「我们一直跟着……的保钓行动委员会，在他们的总部一直了解关心保钓船『启封二号』的情况……对于这14名保钓人士的安危，我们十分牵挂」，MoFA方面表示「一定强烈要求日方必须确保我国保钓人士的人身安全」。
②2013、2014年改革以及动荡当时，该党为了确保PK有接纳改革方案的可能性，一直拒绝与激进派的学生团体合作，指必须加入激进改革是「绝对不行」。结果这种态度虽然得到这边的一定认可，却遭到激进派的攻击。早在2010年过后，该党就已饱尝这种攻击之苦，在2013年末的电台对谈节目上，它的党魁曾直接发飙，说有人一直要「摧毁民主党，到处大骂，派几十万份东西，又用人身攻击，又用肢体冲击」；对此，与她对谈的某激进派政党党魁只是回应道，民主党才是一直在「出卖反对派」、「摧毁运动」。就在几个月后的仪式上，说出这番话的民主党党魁与另一位前党魁，果然被前来闹场的激进派支持者以物品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