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平民的责任问题，许多左翼知友已经进行了深入阐述，这里无意再做补充。借此机会，笔者希望揭露、驳斥一些人传播的「二战左翼阴谋论」，尤其是简中互联网上针对尾崎秀实的谣言。
某位先生如此钟爱日本右翼的历史潲水——日本要与中国打到底，是尾崎秀实害的——为什么只搬一半，不把这个日本战犯的论调全套搬上来看看呢？
以及：
作为一个系列诞生的「尾崎秀实阴谋论」可不止战败革命、祸水西引那么简单，而是全套意义上为日本战犯全面翻案服务的。人家直接宣布东条英机、近卫文麿都是被尾崎秀实、斯大林所操纵的人偶，真正应该坐在东京审判战犯席上的人是斯大林：
「我越看，越是不禁发出『嗯』的感慨。……使中国事变（注：侵华战争）一直持续下去，扼杀日中和平的希望，让日本的对苏北进战略，转换为对美、英、法、荷的南进战略，最终诱发大东亚战争的罪魁祸首，正是苏联的斯大林所领导的第三国际，正在日本国内巧妙地加以引导的共主义者尾崎秀实——这本书不正是赤裸裸地描述了这样的事实吗？以近卫文麿、东条英机两位首相为首，也包括我，在中国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期间领导（日本）的我们，都可以说是被斯大林与尾崎秀实操纵的人偶。……（真正的战犯）必须是斯大林。」
——岸信介，1950年『战争与共主义——昭和政治秘录』序言
换言之，战时日本所有的侵华决策都是赤色阵营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真正应该坐在东京审判战犯席上的人是所有的共主义者。奇怪的是，这位先生在搬运潲水桶进国内的时候，如何就把这段内容删除了，却潜移默化地强调其中「反日」的元素呢？在日本的尾崎秀实阴谋论之中，战败革命论、日苏和平至上论、斯大林幕后操纵论始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为何要裁掉阴谋论中的赤色阵营部分，只留下其中的日本左翼呢？还是得佩服他呀，能够将日本战犯发明的帝日无罪论妙手提纯成反日理论，多少也是一种玩弄语言的天分吧。
何况，将日本左翼列为「最大帮凶与鼓吹手之一」，把我们忠实的军国主义鼓吹手永井柳太郎、中岛知久平、久原房之助……算什么了？
比起政友会、民政党的党人，日本左翼怎么也算不上最大帮凶吧？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伪满问题，势力不到两大党十分之一的日本左翼还在奋战的时候，两党已经果断滑跪了：在1932年大选中，就连后来转向法西斯主义的麻生久都在高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此时此刻，坐拥众议院大多数议席的两党都在干什么呢？政友会得意洋洋地说：「众所周知，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排日抗日运动最终将违背世界正义，与国际信义相抵触。当满蒙独立国重新高举蓝、黄、红、绿、黑五色旗的时候，张学良将凄凉地举起白旗」（党报）；民政党则宣布，「不管怎么攻击我们，都没有必要害怕」，其议员松本忠雄辩护道：日本帮助满洲「独立」，犹如法国帮助美国独立。美国不也为了运河而让巴拿马独立吗，美国「没有指责、攻击日本的资格。」
当然了，之所以两党会这样，是因为倾向反军的鸠山一郎、芦田均、斋藤隆夫等保守自由主义者本来就与军国主义者共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内国际政治观念，他们难以提出不同于「侵略扩张」的发展路径。在军部屡次成功的军事冒险中逐渐失去了「温和、稳健」的话语权。而森恪、永井柳太郎、中岛知久平、久原房之助等人更是迫不及待地选择迎合军部，最终发起旨在促进军民协调的新体制运动，乃至迎合军国主义。就这样，由于无人敢于从意识形态的根基上挑战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基础，政党政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向自我解体，多数认清时局的人转而支持独裁的新体制运动。另一方面，潜藏在两党主张背后的争权夺利主义——或许是两党真正的底层逻辑——也主导了这种过于轻易的屈从。相当典型的例子，就是两党在1938年面对『国家总动员法』时，明明内心并不赞成，却因为不想被权力中心疏远，而先后转向赞成法案，造成全体通过总动员法，可谓丑态百出。
还有人或许会提到，二战期间党人积极的反军部的活动。然而，反军部本来就不等于反战，战时有哪一个党人是反对「贯彻圣战」、「举国一致」的呢？作为反军部小团体核心领导人、素称自由主义者的鸠山一郎，不也在1937、1938年赴欧洲长途旅游时，盛赞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治吗？值得一提的是，鸠山这么说并不是迫于时势。到战后的1946年，他被美国记者伯顿·克莱因（Burton Crane）问起此事，依然死不改悔，就当时支持侵略战争的言论，表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缺乏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续的力量，要么屈服于苏联的红色势力，要么接受日本的保护，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日本左翼与其他国家的左翼搞混了：战前日本的左翼势力一直十分弱小，根本谈不上什么左右两派势均力敌，左翼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远小于日本统治阶级的力量，这一点从「大正民主」历次大选期间，无产政党的惨淡成绩即可看出。统治阶级只要真的下定决心，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名副其实地一举粉碎左翼势力。日本左翼之所以转向，不是因为他们也开始认同侵华战争的合理性，而是他们为求自保，选择屈服于法西斯主义政府，希望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寻求国内社会改革与做大官的机会。换言之，日本左翼势力无论转不转向，都无法改变日本统治阶级实行侵华战争的命运；反过来说，日本统治阶级甚至也不需要他们去帮这个「凶」，不需要日本左翼鼓吹战争、组织工农，日本政府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如果转向左翼的统战价值真的那么大，何至于龟井贯一郎、赤松克麿等人，纷纷在1942年翼赞选举中沦为非推荐候选人，不少人被迫放弃参选？
左翼之所以弱小如斯——只能在转向地维持组织，与不转向而组织毁灭中选一条路走——也离不开日本政府持之以恒、不分温和激进的打压政策①。即使是在大正民主最鼎盛的时代，非日共乃至反日共（如下文的社会民众党）的一般左翼候选人，在选举之中也总能得到最顶尖的「安保待遇」：
在竞选演说中总是到场的警官，打断其认为是太激进的演讲，向演讲人提出警告，逮捕那些不顾警告继续以同样调子演讲的发言人。竞选运动的工作人员常常被警方以诸如在选举中挨户游说“宣传暴力”的嫌疑罪名拘押，还常常发生候选人到地方竞选总部去只见空无一人，因为所有那里的人都被警察赶开了。当另一个县的演说者来本县支持某候选人时，警察便将他们逐出，似乎本县仍是一块封建领地。著名新闻记者长谷川如是闲描述了发生在1928年大选前夕的一件事，当时他正在为社会民众党竞选。他对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讲每次都中途被要求停止感到厌倦，因而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这次演讲和大学中的演讲没有不同，但警察立即命令他停止演讲。
熟悉无产政党运作情况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政党无论温和与否，一旦召开大会，都逃不开警方的监视。即便是在党的大会上，只要警察认为发言内容有问题，就有权随时打断地区代表的发言，乃至有权勒令大会立即解散。更有甚者，在政党成立之初时就遭到了严重的阻碍，例如「社会民主党」（1901年）、「农民劳动党」（1925年）这两个完全非共势力组建的政党，在建党后不足一天就被解散，或者不得不删去党纲中的关键条款，如「根本的改革」、「废除贵族院」、「土地给农民」等等。这位先生一开始所列举的社会民众党的例子，其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转向」法西斯主义——结果是支持法西斯主义者的一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不得不自己脱党——的直接原因，就是社会民众党在选举中连战连败，以至于社民党内的赤松派丧失了对议会主义、社民主义的道路自信，又因坚持反龚，结果心仪于可能的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有念于此，某位先生还在自己的回答中宣称，当时的日本「投票过程没有争议」，「允许非康米系社会党参选」（真是恶意满满的「允许」啊），无疑暴露了他对战前日本左翼状况的极度无知。
在这里，不禁想问这位宣扬日帝有多么民主的先生几句话：你认定日帝是民主国家，日帝承认自己是民主国家吗？倘若您能穿越回1937年的东京，在大街上高举「日本民主主义万岁」的横幅，不考虑您可能是中国人的身份背景，其结果将会如何呢？再者，1937年的大选之中，社会大众党是什么社民政党吗？您宣布社大党是社民政党，公然宣布我们不走第二国际邪路、要走日本特色革新道路的社大党，知道自己是一个社民主义的政党吗？
至于奢谈日帝有媒体的报道自由，这一点更是可笑。不用什么国家总动员法，日本军队的地方司令部、在乡军人会历来有检阅报纸的传统，只要你发表一份反军社论，军部立即就会采取措施，派遣宪兵问候你的健康，发动「亲军群众」——由地方司令部指导在乡军人煽动「不买运动」，采用威胁、骚扰的手段强迫读者退订你的报纸，派遣右翼暴力团体对报社老板进行恐吓，迫使其改变立场，威胁广告主撤销广告投放。在战前的日本帝国，报刊行业本就竞争激烈，这样的行为无疑会给报社带来巨额经济损失。正如战前朝日新闻社的主笔绪方竹虎所言，一旦出现争议言论而引起强力机关或右翼团体的注意，「无条件投降」便是唯一的出路。
1918年白虹贯日事件中，被右翼团体绑架的大阪朝日新闻社社长村山龙平本想动用法律武器斗争到底，但最终，他在司法部门的干涉及报社中止发行将导致数百职员生活无以为继的威胁下被磨平了棱角。昭和时代的『大阪朝日新闻』又因为坚决主张裁军，而遭到军部上述方式的软性施压，在发行量大减的困境下不得不将编辑部的反军派员工撤换下去，以这种方式实现了舆论的自肃，毕竟「报纸发行量的减少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下村定）。
作为战前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可不是什么左翼人物或者反体制派——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就在1933年1月13日的帝国议会上揭露了真相：
在今天舆论和国论都完全被消灭了。只要一说对军部不利的话，宪兵马上就会过来把剑弄得咔嚓咔嚓响，或者是用手枪威胁。舆论和国论已经绝对没有了。言论的压迫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
而这仅仅是软性的压迫。若有人连商业利益的严重损失和人身死亡威胁都不放在眼里，军部甚至可以对其进行直接的封禁，如图：
正如『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指出的一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②，报纸、出版物遭到禁止发行的案件呈指数级上升，1932年因涉嫌「扰乱社会安定」遭到封禁的总案件数为4945件，其中违反『报纸法』的有2081件，违反『出版法』的有2864件，是大正时代的近十倍之多（1926年数据）。1933年表面上的案件数据下降到4008件，但这也是日本当局加强舆论严打严控，使出版业界自肃加强的结果，到了1934年进一步下降至1300件，意味着当时日本记者已经默认了自己在书写报道和评论时，如果不时刻警惕自己的文章内涵、表述，就可能面临「禁止发行、不许刊登」的处罚。
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还在政党内阁治下时，写一篇抨击军阀乱政的社论，当地的连队司令官就会带着县特高课人员与宪兵冲进报社总部威胁（见『河北新报』），这是哪门子的报道自由？
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当局对民众获取信息的途径进行了严格管控。任何不利于侵华战争扩大的信息，如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事变是日军阴谋等内容，均被严格禁止报道：
7月8日、7月11日、7月13日、7月27日，日本当局四次下发行政文件，要求加大书报审阅的力度。单在1937年7月份，日本警察就给国内报纸批了68起、海外印刷物批了129次禁止发行的命令。
遑论什么可笑的「日本比国民政府更民主」了——在这一点上，诚如 @当代张敬轩 所说，无论相不相信大日本帝国民主作为一种劣质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性」，这种辩护的说法都是无法成立的：
第一，如果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追求的是真实的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的话，那么当时中国存在真正人民民主的地方政权而且其代表也参加了重庆的政治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所以无论如何比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日本要更民主；
第二，假如真的相信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相信日本的国会普选要比中国当时的制度更加民主，因此相信至少日本政客形式上公开提出的兴亚选举纲领是得到日本老百姓批准的，那么就会得出日本老百姓支持战争的同时就得承认日本老百姓真的想要提携中国、不想灭亡中国之类的“结论”。
1940年的「斋藤除名事件」中，帝国议会以多数票将鼓吹日帝应撕下伪装、公然实施帝国主义掠夺的斋藤隆夫开除议员身份。若当时日本的民主制度真实有效，这一事件无疑表明：选举出这些议员的大多数日本民众，确实信奉兴亚理念，渴望与中国合作，而非压迫与剥削中国。显然，显然，上述的那位先生也不会愿意接受一个这样的结论。
此时，或许有人会嘲讽道：笔者至今尚未提及尾崎秀实，是否如我所言，「左派」根本不敢正视此人③？若真如此认为，那便大谬不然了。本文的主旨，正是深入剖析尾崎秀实的思想与行动，揭露右翼势力所编织的关于尾崎秀实的阴谋论之虚妄。
本文乃笔者与 @深山聳峮 共同撰写，在此感谢 @深山聳峮 的无私奉献。
一、四重棱镜：战败革命还是战胜革命？
众所周知，尾崎秀实在1941年的佐尔格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是共主义者，还是名苏联间谍。同时，他也确实表达过支持日本帝国推翻蒋介石领导下中国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但在有关这段内容的阴谋论叙事上，某些人不敢说出来的是：尾崎秀实赞成这种观点的原因，也在于他期望利用这种办法推翻蒋介石的半殖民地买办政府，加速○共夺取全国政权的进程，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促成人民中国的诞生，而这个新生的人民中国可以在战后援助日本，共同推动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此外，尾崎秀实还积极努力防止日苏战争爆发，旨在为战后中、日、苏三国同盟奠定基础。
如今，这段历史真相听起来如此惊世骇俗，正是因为中日两国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神圣同盟，他们不遗余力地歪曲尾崎秀实的形象，散布谣言，使得尾崎秀实的真实面目被重重历史迷雾所掩盖，而这种过程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发生在二战末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著名的『近卫上奏文』。在这份上奏文书中，近卫文麿宣布已有大量左翼分子潜入日本政府与军部，操纵军部发动并延长战争，一边破坏国内稳定，一边配合苏联的全球赤化战略，与斯大林里应外合地发动共主义革命，企图通过战时体制革新政策将日本赤化。有鉴于此，近卫文麿警告昭和天皇，日本社会正面临共主义革命的迫切威胁，为了拯救国家命运，必须紧急清除军部中的所谓意识形态分子。
『近卫上奏文』的内容大致如图所示：
在『近卫上奏文』的框架之中，尾崎秀实与佐尔格、浅原健三等人一道，被列为「皆有左翼分子之暗跃操纵」的一份子。1941年爆发的「佐尔格谍报团事件」对近卫文麿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致于他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后来与重光葵谈及此事时，也只是沉痛地感慨道：「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他从未想象过自己的身边人会是一名政治间谍，被问及与尾崎的关系时，近卫只是反复地重申：「我从未与尾崎单独会面，有且仅在集体场合见过他两次。我坚决反对共主义，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厌恶的了！」事实上，不过，尾崎只是其中一个促成『近卫上奏文』的因素罢了。近卫文麿不是在尾崎事件发生的1941年上奏，而要拖到1945年2月才上奏，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如近卫文麿的亲信所言，这份文件「半是认真、半是出于政治的考虑」。
近卫上奏文与日苏媾和论争
战败前夕，日本统治阶级急于寻找出路。不少人病急乱投医地将苏联视为救命稻草，希望通过苏联与同盟国媾和，除却让莫斯科帮忙斡旋以获得更有利的停战协定外，还有人抱有使苏联保持中立乃至援助日本的想法。如此作想的人很多，从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长松谷满、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等人，到前首相冈田启介、前外务省大臣重光葵，乃至天皇的头号近臣木户幸一，他们都在日苏媾和上有所共识。有人相信美国要「废除天皇制，把日本变为焦土」（梅津），有人相信「比起直接向英美投降，应该请求苏联调停……立刻开始与苏交涉」，因为苏联可以「保持日本作为最小程度独立国家的体面」（冈田），更有甚者的理由是美英是蛊撒，中苏才在亚洲（木户）。
自然，苏联会为此提出自己的条件。军部等部门内部商议的条件，包括将北满铁路让渡给苏联、北千岛群岛与库页岛让渡给苏联、废除日德防共协定、推动蒋介石政府的地盘成为苏联地盘等等。面对苏联有可能对日本国内政治提出要求，不少人也做好了觉悟。1945年3月3日，木户幸一对银行家宗像久敬说：「说是共主义，但在今天，共主义不也没那么可怕吗？全世界都是共主义了，欧洲也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差不多只剩下美国了」，并表示即便苏联要让共主义者入阁，也应坦然接受。这种为了日苏媾和，而宣扬共主义不可怕的氛围一时在日本统治阶级之间蔓延开来，就连皇族的高松宫也表示「惟神之道与共主义，不也一样吗？」
自然，这种现象造成了日本统治阶级中另一批人的恐惧。真崎甚三郎（前皇道派陆军大将）、真崎勝次（海军中将）兄弟，评论家岩渊辰雄，原拓务省长官殖田俊吉……这群在在日本法西斯政府的早期权力斗争中因失势而边缘化的人，自侵华战争之始，就开始鼓吹赤化阴谋论：战时体制的各种「革新」政策，如加强集权、推动统制经济与经济国有化等等，都是赤色分子乘战争之机来赤化日本。进入到战争末期，除了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两人均为皇道派军人），战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以外，这个「失败者联盟」还找到了同样在宫廷内被边缘化的近卫文麿，由他散布赤化阴谋论抨击当时的政府、陆军指导层（统制派军人、革新官僚），通过指认他们是赤化分子和苏联特务，为自己的上台舆论造势。这除却促使日本统治阶级放弃与苏联谈判——在他们看来是赤化阴谋——的想法外，还希望动员天皇向英美投降。正如近卫文麿的秘书细川护贞所说，比起赤化，他们更愿意「美国化」。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一样，这跟『近卫上奏文』中隐藏了诸多现实的政治考虑：既然是准备向美国投降，现在就要准备一些材料、编造一套理论，好推卸自己在日美开战上的责任（从日本投降后的近卫举动来看，这一点极有可能）；为了说服天皇采取行动，需要一些夸张的阴谋论来说服天皇；更重要的是，近卫此前遭裕仁冷落已久，已有三年四个月没被允许拜谒裕仁，他急需一些震撼性的内容，来重新获得裕仁的信任。最后，这个集团希望通过舆论造势，推动军部与政府大换血，组建皇道派主导的新政府。时人指出，「可以认为，他们的谋划是拥立近卫（为首相），以柳川或小畑为陆军大臣，真崎为参谋部长，以此取代东条军部。」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赤化阴谋论是真的。如果信仰他们的赤化阴谋论，何止尾崎是赤色分子，石原莞尔、武藤章、秋永月三、池田纯久等人都是赤色分子。从另一方面来说，海军的米内光政、冈田启介也相当期待日苏媾和，裕仁则对近卫上奏置若罔闻，难道海军与日本天皇也赤化了？
更可笑的是，『近卫上奏文』发表仅数月后，眼见阴谋不成的近卫文麿，就接受了昭和天皇委任他担任日苏和平特使的职务，欣然接受了与苏联斡旋的使命（1945年7月），他真的相信自己上奏文里面的内容吗？不过是东京战犯圈子里的游戏罢了。
事实上，与近卫这种公子哥不同、真正活跃在镇压日共第一线的东京宪兵队司令官大谷敬二郎，就明确否认了赤化阴谋论的真实性。近卫臆想道，1945年当时，日本国内的共主义势力正在迅猛发展；对此，大谷指出日本共主义者的绝大多数已然被捕，若非瘐死狱中，就因『预防监禁法』而身陷囹圄，唯一值得警惕的只有朝鲜的吕运亨，但他也不是什么可以决定日本命运的人。近卫在上奏文中暗示军部已经被赤化的革新军官所占领，大谷敬二郎则陈述了一个事实：当时的陆军中央之中，有的只是富永恭次、吉积正雄、綾部橘树、宮崎周一……根本没有什么革新派人物可言。而且，「军队的中央幕僚……时间再长，也不过两、三年就要不断地转换职位」，不可能存在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秘密联盟。大谷在1945年3月，以散播反军言论为名，逮捕了殖田俊吉，要寻根问底地查清楚「赤化阴谋论」的思想基础。在他不断逼问之下，殖田只好说：「我举不出那么具体的东西」，最终向大谷道了歉④。殖田已是最早鼓吹赤化阴谋论的人，其他人可想而知。
更可笑的是，时任日本外务省调查局苏联科长的尾形昭二，因持有「亲英派」观点——认为苏联仍在图谋赤化其他国家，而与近卫集团成员接近，受到当时政要的频繁邀请现身于贵族院及重臣面前宣扬他「日本应该请英国帮忙，加入防止赤化的队列」的主张。近卫文麿对此深以为然，邀请他到自己家中谈话，抄录他的观点意见，对后来的『近卫上奏文』内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这个尾形昭二自己在战后就赤化了，成为日苏外交协会的理事。当他日后回忆起那段经历时，尾形昭二一言道破了当时政府内「赤化阴谋论」的本质：（日本）当局对共主义的警戒心，出人意料地敏感……在统治阶级之间，反贡的恐惧心构成了强烈的暗流……对于『当局』来说，比起阿图岛、菲律宾、冲绳，这方面的事情更为重大」。除此之外，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统治阶级利害关系，已经以心传心地与美帝国主义者的利害关系相通了……我国的统治阶级，比起联合国军进驻，更害怕赤色蔓延」。
当然，按照阴谋论者的逻辑，一日为贡，终生为贡，尾形昭二既然投了贡，『近卫上奏文』本身大概也是赤色分子的阴谋吧！
正因如此，二战结束以后，『近卫上奏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过日本国内的正视。历史学家藤原彰称其为「奇怪的幻想」，文学家堀田善卫则评论道：「我不是像嘲笑或者带有恶意地讨论他（近卫），但我还没见过如此严肃而缺乏常识、如此认真而滑稽的文件。就连『叫嚣一亿玉碎之声势』，也成了『臣睨视其实为共○分子也』，只能说是疑神疑鬼到了悲惨的地步。这比麦卡锡的放大镜还要夸张。」就连一向坚持反龚的政治学者猪木正道也认为，这份文件「将什么都归咎于共主义阴谋论……真是一份猎奇的文章。」
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右翼阵营的历史修正主义浪潮兴起，这种赤化阴谋论才再度堂而皇之地在日本复兴。传播这种论调的人大多是臭名昭著的极右派分子，比如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田母神俊雄等人。他们列举的证据也大多异想天开，如所谓国民政府驻扎在伯尔尼的陆军武官齐焌打电报宣称「为了拯救国家，要让日本政府的重要成员心醉神迷于共主义者（对共主义者投降）」云云（详见2013年8月11日的『产経新闻』报面）。这种垃圾史料都能被他们捞出来二次享受，沉醉于片刻精神胜利的快感之中，可见这种论调之所以被重新挖掘利用，离不开法西斯战犯的胡编乱造。
赤色光明会传说
1945年盛夏，面对苏联的北方攻势，陷入绝望的日本统治阶级，终于慌不迭地向美国举起了白旗。事实上，吉田茂等人赌对了——美国在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民主化改造以后，就迅速驱使日本成为自己冷战反龚前线的防波堤。日本投降还没几年，一个日美统治阶级的共构压迫体制便应运而生。
在此背景下，过去主导日本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战犯们纷纷被起用，成为战后新日本的政治大员。为了迎合新的反龚政治正确、洗白自己的尴尬历史，他们立刻着手炮制篡改历史的著作。这些历史著作的政治任务，不外乎将反龚主义与「战犯无罪论」结合起来——于是，以『近卫上奏文』为代表的战时赤化阴谋论，再度被他们召唤而出。
战犯们应当庆幸，美国占领军也对「尾崎-佐尔格事件」颇感兴趣，搜集大量资料展开详尽调查，就连尾崎秀实的审讯笔录也被美军带走并收入囊中，直至1952年旧金山条约签订，美军大部撤离日本，准许日本恢复「主权」数年后才予以归还。如鹤见俊辅所言，美军对此事的高度关注，源于他们对「苏联间谍网」的警觉。1949年，随着亚洲冷战逐渐升级，美国占领军完全暴露出保守、反巩的一面，开始大力打击以日共为首的左翼阵营。为此，美军特意炮制了『威洛比报告』。一方面恶意地描述「尾崎-佐尔格事件」是远东的共主义阴谋，一方面指控日共大员伊藤律为出卖尾崎秀实之人，借此打击日共与日本共主义运动的名声。
美军既然亲自下场给日本统治阶级输送思想弹药，战犯们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右翼政客三田村武夫在1950年的『战争与共主义——昭和政治秘录』。三田村战前曾在内务省警保局、拓务省管理局任职，战前战后曾任五届众议院议员。他在书中宣称，日本法西斯政府的出现、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都是共产国际指挥下的共主义分子所为，而最高负责人正是尾崎秀实。这种论调既符合反龚主义的日本战后资本主义政治基调，又为旧日本统治阶级巧妙推卸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罪名，因此广受赞誉，包括东大校长南原繁、前庆应私塾大学校长小泉信三、最高法院法官田中耕太郎等在内的各界要人均推荐此书。在序言中，岸信介也撰写了推荐序，认为尽管自己被视为甲级战犯，但真正的甲级战犯、应坐在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的，必须是斯大林。
在『战争与共主义——昭和政治秘录』出版前的一年，即1949年，山崎伦太郎也出版了自己的历史幻想小说——『赤色革命要来了』。这本书的内容也跟三田村武夫一书雷同，认定「日本战败的历史，正出于第三国际的构想」：
「被所谓极其血腥的侵略战争所点缀的历史，难道就完全是由日本人一手创作完成的吗？我们虽不能说事情全都是这样，但也必须不幸地指出，在这一切的背后，有着一个怪物——共○国际，而这个怪物的毒牙已经深入日本中枢神经。在这个怪物面前，日本和日本人只不过是悲剧性的存在。」
那么，「怪物的毒牙」是谁呢？根据这本书的介绍，他们是「以陆军军务省为中心，以参谋本部、企划院为两端的……战败主义者」，他们与第三国际的使者「佐尔格、尾崎一道……成为了将日本推向深渊的马前卒、急先锋」。在山崎的构想中，这个特务体系的顶端是第三国际，在日本的最高指挥部门是「佐尔格尾崎共○机关」，直接与陆军次官、陆军省军务局保持联系。赤化的魔手又从军务局兵分两路，一路扑向参谋本部的各部门，一路则掌控着「大陆派遣军」、「各政党」、「亲军右翼」、「反苏右翼」、「抗英反苏派」，可见日本赤化分子的大本营就是陆军省军务局。由此可见，日本赤化势力的核心便是陆军内部的苏联间谍。
山崎伦太郎将武藤章视作陆军共主义圈子的核心人物，认为武藤章一边领导这群军官将日本引向战争，一边企图通过战败来发动革命。引用了『近卫上奏文』作为思想素材，认为近卫文麿独具慧眼，识破了这群战败主义者即共主义者的阴谋，正因为战败主义的战术与共主义的战术是相辅相成的，近卫要求清除这些赤化分子，却未能战胜苏联特务的阴谋，被迫服毒自杀：「近卫在思想斗争中败下阵来，在共○国际的战术面前，轻易地投降了」。
三田村、山崎的这两本书，是日本战后初期「日本赤化-战犯无罪」论的代表性著作。由于这两本书的内容过于荒诞不经，过于被害妄想，当时就被日本社会视作自由主义的反龚宣传书，缺乏认真对待的价值，也几乎没有引起什么人的评论，之后长期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1990年代，日本右翼阵营鼓吹的新国家主义、新保守主义在文化领域强势崛起，为了保存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自尊心，他们自然迫切地需要重写「法西斯日本」这段漆黑一片的历史，抛开二战给日本戴上的「旧法西斯国家」帽子。为此，「日本赤化-战犯无罪」论又被他们拾了起来，不断地通过他们掌握的舆论机关、意识形态机器来灌输到日本市民之中。在右翼阵营批量生产的各种伪学术书籍、网络舆论之下，不少日本市民开始相信这种尾崎秀实阴谋论。
在这套阴谋论下，帝日统治阶级的人物个个犹如喝了共主义者的迷魂汤，居然不顾蒋介石政府、帝国日本政府同为东亚反龚自由前线盟友的身份，与蒋介石政府打起仗来，最后导致赤色分子乘虚而入、趁机壮大，中国被○○赤化，日本也走向灭亡……这种阴谋史观过于离奇，几乎被日本的历史学术界完全忽视。即便是倾向右翼的历史学家秦郁彦，也将其与犹太人阴谋论、光明会阴谋论并列，将其视为经典的阴谋论之一：「大概（共主义阴谋论）比起说是固执己见产生的幻想，更像是妄想。」
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后，网络平台成为日本右翼思想流向中国的便捷渠道。尾崎秀实阴谋论起初也是被部分持自由主义、亲国民党乃至逆向民族主义观点的人引入中国，用以证明「苏联、共党邪恶」的亲日观点：不是日本要侵略中国，而是苏联、共党操纵日本侵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阴谋论进一步传播，不再局限于亲日反体制派人士，而是向全体网络右翼蔓延。于是，尾崎秀实阴谋论经历了从「亲日反体制派」到「网络右翼主流」演变：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根据自己的政治话语需求，剔除其中的亲日、反苏反巩部分，只保留可供反日的部分，并强调尾崎是日本左翼的代表，以此论证日本左翼深度参与侵华战争，日本全民支持战争。就这样，他们成功地改写了这个由日本战犯提出的亲日反赤阴谋论，将其重组为爱国反日阴谋论。尾崎秀实阴谋论自诞生以来，经过七十多年中日两国右翼的不断修改、重组、润色，最终变成了今天在知乎上，大家所可以看到的模样。
由于方法论和资料获取的限制，笔者无法对尾崎秀实阴谋论在桃花石网络上的传播谱系进行详细的考证，希望有志者能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在探讨了诸多阴谋论历史后，我们回到本文的核心议题：在1930至1940年代波澜壮阔的东亚战争背景下，尾崎秀实究竟秉持着何种鲜为人知的思想主张？而这些思想又是如何具体化为行动，为我们勾勒出共○主义者尾崎秀实的真实轨迹呢？
二、真实的尾崎秀实：境外力量的革命剧本
毋庸置疑，尾崎秀实是个性格复杂、多面，乃至有些变幻莫测的人物。这种纠缠不清的立场特质，使他离世不过十多年后，众人对他生前经历的评价已经呈现高度分化的状态，而他们眼中的每一个尾崎似乎都是充分饱满而真实的。
根据他在狱中对个人生涯的定性：「我的政治目标始终是追求实现全球性的共○主义社会、大同社会」，相信自己一直在为第三国际这个「超越国界的组织」效力，也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自豪。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公认的共主义者。
尽管如此，尾崎秀实因叛国嫌疑被捕入后，许多与他私交甚密的右翼、保守派人士依然对他怀有亲近的情感，其中包括法务大臣风见章、法官高田正、自愿为尾崎担任律师的国粹主义者竹内金太郎等。高田正作为尾崎秀实的老同学亲自对他下达了死刑判决，但在私下对风见章说：「尾崎真是令人钦佩的人物。关于他，有人传谣说他有金钱问题，也有人说他私生活混乱，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尾崎在私德方面没有任何值得指责的地方。不仅如此，一想到过去牺牲的志士仁人也是这样为他们的信仰殉难的，我也只能对他肃然起敬了」。1944年4月5日大审院（战前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尾崎秀实的上诉请求后，高田正特意赶来慰问尾崎。两人打开自己的饭盒，一起共进午餐，并畅谈了往事。
最后为尾崎秀实担任律师的竹内金太郎，本人是一个顽固的忠君爱国主义者，自认尾崎是自己的保守主义同志。他自许南朝遗民，连续三十多年参拜吉野山的樱花，还将自己最爱读的『南朝外史』埋在了吉野山。就是这样的人，却与尾崎有着很深的交流；事实上，竹内曾经为日本在二战中陷入困境，尾崎这样的人才却无法为国所用而哭泣。战后，竹内金太郎主动为尾崎撰文辩护，表示尾崎虽然向苏联特务报告了自己关于政局的见解，但其内容大多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政局信息和他自己对局势的意见，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尾崎的政治活动是为了反对军部赌裁，其精神是「忧国之至情」。一直到去世为止，竹内都坚信尾崎是「真正的爱国者」。
与此同时，尾崎秀实的左翼朋友也不甘示弱，在战后初期就着手整理尾崎秀实的生平。但即便在他们之中，不同人的观点也是相互对立的：与尾崎一起参与共主义运动，亲密到谁入狱就轮流照顾对方家人的松本慎一，基本上接受了「战败革命阴谋论」的世界观，只是将其简单地扭转过来，宣布尾崎作为左翼才是真爱国主义：「军阀们又主张美英两国助长东亚祸乱，必须击破他们。实际上东亚祸乱的罪魁祸首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尾崎）始终如一，首尾相应，始终朝着一个目标行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他的目标，是他的结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因此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是阶级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尾崎秀实最大的政治目的。他是企图通过战败主义的实践，来达到这个目的。」
同样是尾崎朋友的风见道太郎则独自搜集文献，为尾崎写作传记，最终成为『尾崎秀实传』一书。此书第一次运用丰富材料，详细叙述考察了尾崎的思想与生平，「塑造了他既充满矛盾又满腔赤诚，为祖国未来和世界和平不惜牺牲生命的『爱国者』、革命家形象」。受此书影响，著名戏剧作家木下顺二写作了戏剧『叫作奥托的日本人』（1963年），强调尾崎的行动凸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统一。由于这部戏剧也大获成功，风间刻画的尾崎形象深入人心。在风间道太郎的眼中：
「他（尾崎）的政治立场，正如他在狱中所写的书信和呈报书中反复坦白的那样，他一方面是国际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日本民族主义者，二者在他心中共存，互不感到矛盾……佐尔格不愧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但与尾崎有祖国不同，佐尔格没有祖国。国际共主义才是佐尔格的绝对真理，只有保卫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联邦，才是佐尔格的最高信条。……若是日本未来要抵抗帝国主义各国的压力，同苏联及新中国在经济上密切合作，当然可以预想到日本国内会有变革。对此，尾崎不是像一般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应当通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一切），而是专心通过现有政治力量的内部工作，即『由上而下的革命』来完成，他是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也是想这么做的……在这个意味上，尾崎不是纯粹的共主义者，而是别的什么。」
在『叫做奥托的日本人』中，木下顺二托尾崎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他的理解：「约翰逊（佐尔格化名），听好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就是如何去改变日本的统治阶级。不，更正确地来说，是要如何利用日本统治阶级的力量。」这部剧中的尾崎，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苏联、新民主主义中国、日本的联盟。而剧中的约翰逊（佐尔格），则被安排说道：「然而，他（尾崎）太过于日本人了。他将过多的日本放进了自己的心里。」
此外，风间断定尾崎在狱中所写的『呈报书』，「其内容都吐露了他的真心话，并不是所谓的转向宣言」。换言之，尾崎在战时的各种兴亚主义言论并不只是虚饰，其中也有寄托尾崎内心理想的真心话。此外，风间将佐尔格视作非民族主义的纯粹国际主义者、将尾崎视作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者，并将二者对立的思维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今天。
同样是尾崎秀实的同志、也同样是潜伏在日帝内部的间谍，曾与尾崎一道写作『中国抗战力调查』的中西功，在1968年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风间道太郎的尾崎观。中西功针锋相对地提出，尾崎秀实的一切革命行动就是为反战而斗争，即尾崎和自己的路线是「为了避免日苏战争和日美战争，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这是第三国际七大的反战方针的立场，是正确的反战、和平斗争的方针，但绝对不会从『战争不可避免论』和『战争革命论』中推出这个方针。」中西功认为「佐尔格和尾崎情报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无非就是日苏和平」，而「世界共主义革命」这一用语本身就是特高的用语，尾崎自己不可能使用过。就尾崎的革命论，中西如此说道：
「尾崎当然有革命论，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导致其崩溃，日本以及亚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日本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尾崎在接受审讯时，应该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及由此引起的亚洲革命变动进行了一番阐述。日帝失败以后，社会主义苏联、新中国和战败后崛起的新日本作为亚洲三大国来携手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点也不只是尾崎的独特见解，我自己也在接受审讯时，也把这个预测说得很清楚。但是，尾崎身处时代的特征是：上述这种对未来革命的种种思考，并不是共主义者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是共主义者要不要为了反对当前的战争而战斗，这是身为共主义者的最大考验。如果尾崎支持战争，讲述『东亚新秩序』的『革命』意义的话，帝国主义者完全没有必要判处他死刑。」
换言之，中西功自己作为「纯粹的共主义者」，也捍卫尾崎秀实作为「纯粹的共主义者」的身份，暗示道：尾崎秀实心中的革命观，也必定是正统的社会主义革命观点——工人阶级革命，而不是什么「战败革命论」（不反战，反而采取加速主义的态度），或从兴亚主义中看到了革命的曙光。在这一基础上，中西功进一步指出：「作为『幸存者』的我，想要说的、必须说的，是：尾崎『不是纯粹的共主义者』，因此他是真正的共主义者。」
如上所述，即便是最亲近尾崎的友人、同志，也无法准确地诠定尾崎秀实的思想，对真实的他莫衷一是。那么，真实的尾崎秀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考虑到尾崎秀实生前大部分时候都在伪装自己的左翼信仰，想要了解他的思想，真正能够参考的资料很少——那些他曾写下的兴亚思想相关著作很难说道有多少伪装、刻意的成分，因此，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于狱中所做的笔录显得弥足珍贵。即便他已经养成了说假话、打掩护的习惯，在结局注定的时刻恐怕也没有必要说假话，更何况他所说的内容完全不利于为个人争取减刑。1942年3月15日，尾崎秀实向检察官玉泽光三郎，袒露了自己的所见所思：
……1935年（昭和十年）左右，我从欧洲局势以及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角遂等国际形势，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后又根据七七事变的爆发做出了以下的的判断。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苏联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会从战败或疲态的一方，开始产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不久还会实现世界革命。我把这种关系，在过程上概括为：
（1）苏联应该一直贯彻和平政策，避免参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争斗。
（2）日德意对英美的抗争（扭曲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原本形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抗争）将是一场重大的持久战，其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或其中一方取得胜利，如果是前面的情况，失败的一方会发生社会革命。
（3）日本……虽然有暂时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但最大的可能性是它因国内的疲敝而走投无路，最终在内部爆发社会革命。日本向这种社会革命所迈出的第一步变革，最早在昭和17年（注：1942年）上半年、下半年就会出现。我预测它会在昭和16年（注：1941年）7月发生。
在尾崎看来，日本资本主义有着许多缺陷：第一，日本在社会经济体制中仍残留着封建残余；第二，国内资源匮乏，依赖英美市场；第三，军部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基于这些分析，他指出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全面冲突在所难免，且日本必将加入法西斯轴心国的行列。即使初期的军事冒险可以让日本在南洋开疆拓土，考虑到日本经济的固有缺陷，以及中日战争造成的损耗，日本的帝国主义终将覆灭。
也就是说，尾崎秀实认为，日本帝国的战败是出于社会与经济分析的必然结果，无需外力刻意引导。只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可以明确否定右翼的论调：尾崎秀实不是「战败革命论」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西功也说对了某一点：尾崎秀实的确不是狂热的加速主义者，他的内心依然是一个反战主义者。面对检察官时，尾崎说道：「近年来，我心中对日本政治有所愤慨：日本的政治领导人对世界发展的形势没有明确的认识，一味地推动日本采取危险的冒险政策。九一八事变以来，军部一味地试图掌握政治领导权，他们指责政治家无能，缺乏控制局势的见识和能力。军部的目标，是在对外政策上与德国紧密合作。而我相信，其必然的结果是引起日本与苏联或英美的战争，并驱使日本投入灾难性的世界战争，对此我心感愤慨。」「……本应在破坏和生命的宝贵牺牲之后出现的事情……却引发了新的对立，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多么愚蠢至极……难道（日本）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吗？」
为何尾崎秀实不是「党生活者」？
然而，尾崎秀实并没有像不少人一样，直接选择加入日共来对抗帝国政府。这种抉择可能是出于两种原因，首先是他对日共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其次他不认同日共的具体实践路线。在尾崎秀实看来，日本资本主义的现阶段特征在于内部的均衡性，而不是发展的后发性。由于封建势力直接转化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柱，日本的资产阶级并未掌握直接领导权，官僚与军部也并非直接为资本家利益服务，但是他们通过与资本家建立联盟的方式构成了日本政治的核心驱动力，使军部与官僚最终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在这种不完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管宪法所赋予「天皇」的地位很崇高，但这种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虚拟，故而不应将日本的统治体制称为「天皇制」。基于这样的认识，尾崎完全否定了日共的『1932年纲领』，也否定了日共以「打倒天皇制」为首要使命的基本革命路线。
在尾崎秀实的未来构想中，同样没有天皇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天皇的制度当然会遭到否定、遭到解体。」而且，「从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而言，『天皇制』当然是与我们不相容的，必须要以打倒天皇制为目标。」然而，他认为日共实在不应该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这一点倒是与此时身在延安的野坂参三的不谋而合。其理由是：
「更进一步来说，即便从共主义者的战术性考虑来看，我也认为（日共）不应该将『打倒天皇制』作为自己的口号。其理由是，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天皇』并不是直接压迫民众的人；即使今天皇室自己就是大财主，民众也不感到皇室是直接剥削他们的人——从这些事实出发，事情就很清楚了。我个人与皇室没有任何关系可言，双方既没有恩情，也没有怨恨。这个说法很奇怪，但我想，这至少是信仰『天皇』的日本人以外的普通日本人的看法吧。革命口号必须是能直接调动民众热情的口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应该将『天皇』作为直接打倒的对象。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结构——作为日本真正的统治阶级的军部资本家势力，在『天皇』的名义下行动。因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搞清楚真正统治者的作用、真正统治者对群众的意义，并将他们作为直接攻击的对象。」
因此，他至多在外部为某些人重建日共的运动提供协助，而不可能加入日共。鉴于所谓的日共组织已在1935年瓦解，如果尾崎想要投身日共运动，就必须参与个别秘密小团体的重建活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做法并不切实际。1935年后的各个重建集团，没有一个幸免于大逮捕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尾崎秀实的确有着自己的革命构想，一个与传统社会主义所截然不同的设想。1942年3月5日，他在给妻子尾崎英子的书信中写道：「我本来就不是单纯的共主义者，而是非常注重政治考量的人，最近几乎成了民族主义者。众所周知，我认为日本与英美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认为东亚需要自主解放，并一直主张这两点。与此同时，我的理想又是完成国际和平。我的错误就在于，自己太过于空想了。」此后，他又在呈报书中大胆表示：「的确，近年来我既是国际主义者，也成为了——假如我们是不能容许日本国家主义者的话——日本民族主义者。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说，二者至少在我内心是长期共存的。」最后，尾崎秀实也曾表示：自己不是纯粹的共主义者，而是一个与民族主义者几乎接壤的共主义者。
日本革命与民族主义者
既然尾崎秀实认定自己既是共主义者，又是日本民族主义者（甚至日本国家主义者），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思想上转向了呢？事实上，尾崎秀实明确否定自己是转向者，表明自己不屑与某些因为生命受威胁而转向的肤浅「左翼」为伍。1943年10月23日，尾崎秀实在狱中书信中写道：
「对我来说，思想和主义主张本来就是要名副其实地赌上性命的东西，这一点毋庸多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就像死而复生一样困难。但是，一旦成功以后，就会达到几乎无法想象的稳定的境界。这不是初出茅庐的马克思男孩，这种所谓的转向者所能理解的。」
更有趣的是，尾崎秀实身为一个日本民族主义者，认为大日本帝国并不是日本民族的民族国家。
尾崎口上说自己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却对世界革命有着强烈的欲望。他所吐露的未来乌托邦，是这样的：「只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有了世界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建立了全世界范围内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世界和平才能实现。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以重新分割世界为目标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们，只在大地区集团化、比如说『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以内思考，这是很不彻底的。因为接下来全世界一定会爆发激烈的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性的共主义大同社会成功建立时，国家、以及民族，大概将会作为一个地域性的、或者政治结合体的单位生存下去吧。这就是我对未来国家的设想。」这种对世界革命的强烈追求意志，是尾崎独有的特色。
除却对世界革命的强烈追求外，尾崎秀实对中日关系也极度关切。正如下文所说，尾崎秀实不仅想要阻止中国的殖民地化，还热切地盼望中国可以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显然就在于中日关系。在尾崎的心中，他将世界革命与中日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便是被捕以前、在公开的场合里，尾崎秀实也多次暗示这件事。1941年1月20日，他在『中国问题的国际性』一文中写道：「就像是日本的地位在国际上被强化一样，最终重庆的地位也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东亚。……这件事意味着，没有世界形势的根本性解决，是不可能实现日中关系的本质性解决的。」
然而，无论是何种色彩的世界革命，都必须从本国的革命起步。那么，他心中的日本革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一点上，尾崎的同志川合贞吉曾经透露道，尾崎秀实在1939年对他说道：
我们这次，是抱着相当大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现在日本的党，其力量还很弱小，很难想象现在会发生由下而上的革命。只有军队是强大的。在今天的日本，只有军队是全能的。所以，军队过分地迷信自己的力量，在政治上无论干什么都生拉硬拽，这种愚蠢的政治理念肯定很快就会陷入僵局，被人放弃。于是，最后的王牌果然还是近卫。到那时候，这次一定要向军方提出明确的条件，让他们无法耍赖，再派出近卫。也就是说，我打算让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理念，就这样转换成社会主义的理念。当然，这是建立在日本与苏联、敞篷车的紧密合作上的。然而，我当然不认为依靠近卫的力量，就能把这件事干成。近卫啊，他最终就是克伦斯基政府。是通向下一阶段政权的桥梁。我现在是近卫四人智囊团中的一员。支持这个克伦斯基政府，就可以为即将到来的真正革命政权铺下道路——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干活的。
这番话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几乎将尾崎革命构想中的所有要素都提到了：军队、近卫、「东亚新秩序」，以及著名的「近卫就是克伦斯基」。
近卫文麿＝克伦斯基
我们不应讳言，尾崎对大亚细亚主义有着深厚的感情。尾崎虽然生在东京，但他是在台北长大的。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尾崎秀真当时在『台湾日日新闻』担任记者，而尾崎秀真是一个极其坚定的大亚细亚主义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中，尾崎从小就有着强烈的亚洲主义倾向。他在狱中承认：
「我思想立场的特点是：第一，中国处于所谓半殖民地的地位；第二，我确信，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共同的、最大的敌人。上海公园里『狗和中国人禁止进入』的告示牌已经撤去了，但上海的主人公实际上是英国人。我深信，要开启世界的新历史时代，首先就必须打倒英国。」
尽管或许是为了欺骗检察官而大表忠心，但尾崎秀实依然在自己的『呈报书』中写道：「一、与英美一战，并取得胜利是本世纪日本的课题。我也一直相信这一点。现在正是无条件战斗的时候。我们应该战斗。……而且，日本与英美的战争，远比日本人要想象得困难。我有幸生于日本，发自心底地觉得，为奔赴国难而死也是我的心愿。」
那么，这种兴亚主义到底要如何与共主义共存呢？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难题，尾崎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不像其他所有左翼转向者一样，将日本视作亚洲人民解放革命的中心，而将这个命题颠倒了过来，将日本视作亟待被亚洲革命势力拯救的客体。
在他看来，帝日终将战败，而且很快就要战败：「可以想象，在此后的持久战中，日本本身的经济弱点、七七事变带来的消耗不久就会变得足以致命。而且，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统治阶级不会具有将日本社会从悲惨局面中拯救出来，进行转向或者重建原本体制的力量。最终而言，我想，只能是直面苦难的群众以自己的力量，谋求民族国家的重建。」然而，日本的无产阶级缺乏政治力量、政治经验，也没有自己的党组织，只靠日本无产阶级自己，是无法完成社会变革，将日本成功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来，日帝落败于英美帝国主义以后，陷入全方位崩溃的日本就会被帝国主义所征服，陷入亡国灭种的境地。不管是民族主义者的尾崎，还是身为兴亚主义者的尾崎，他都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就这样发生。
于是，尾崎就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革命构想：「我认为，有必要让苏联、完全脱离资本主义机构的日本，以及○共完全掌握主导权的中国，这三个民族实现紧密的合作、援助；而我的目标，是以三个民族的紧密结合为核心，先行确立东亚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这个「东亚新秩序社会」将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尾崎秀实针对这一点，继续说道：
「毋庸赘言，东亚新秩序社会理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社会的一环，因此世界新秩序的完工方向与东亚新秩序的形态当然不会相互矛盾。另外，我预想日本在社会体制转型时，应该采取的手段是：在日本社会的旧统治体制急剧崩溃之际，要迅速整顿、加强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党，（而这个党）应该单独地、或者与其他可以联合的党派联合起来地，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而展开斗争。鉴于目前日本无产阶级可以依靠的日共几乎处于崩溃状态，这种预想会面对很多困难。但考虑到（这个党）或许可以通过建立自己与其他友党的统一战线、通过受到国际友好势力——特别是苏共——的援助，在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强化自身，我认为这个党可以作为核心，实现社会变革。」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尾崎秀实通过把握一战到二战的客观形势，预见到中日战争将扩大发展为世界战争，并坚信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导致世界的变革。他认为，日本与英美的全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会战败于英美。为了从这场悲惨局面中脱身，由于日本自身的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必须与苏联合作，进行日本社会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将与○共完全掌握主导权的中国紧密合作，创造出亚洲革命的联盟。
当日本面临预言中的战败之际，唯有借助人民中国和苏维埃联邦这两大外部革命力量，加速日本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方能实现日本的革命。简而言之，尾崎的思路聚焦于：日本战败之时，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单凭自身力量均已无法挽救国家；因此，他呼吁中国与苏联这两个红色国家伸出援手，助力日本革命，使新生的日本能与中苏结盟，从而拯救日本于危难之中。一个潜在的具体实施策略，体现在之前提及的「近卫＝克伦斯基」的言论中——尾崎至少期望，在日本战败前夕，能推举近卫上台，促成近卫内阁领导下的日本与革命中的中国、苏联结成联盟，在国内推行一系列进步政策（以此强化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最终通过内外结合的方式，发动革命，推翻近卫的过渡政权，完成日本迈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变革。
时任特高课第一课第二部长的宫下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精辟地阐释了尾崎秀实的理论：
（尾崎）在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战斗，陷入疲态。日本与中国长期地打仗，又在与美国、英国的战争中疲惫不堪、陷入僵局，最终一定会发生变革。然而，日本国内的革新势力并不强大，而这又是在日本与美国、英国的紧张关系中进行的变革，所以只靠（革新势力）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必须与苏联，以及在中国掌握革命主导权的敞篷车同心协力。尾崎就是这么看的。然后，与苏联、中国关系密切的自己就会成为首相。
除了「成为首相」的部分以外，这番话基本就是尾崎秀实的革命剧本。
社会主义的东亚新秩序
1942年2月14日，尾崎向法官描述了自己对「东亚新秩序社会」的构想：
「……日、苏、中三个民族国家紧密而友好地合作，推动东亚各民族解放。获得解放的各民族共同体并不一定要立刻成为共主义国家，它们选择最适合各民族独立和东亚互助联系的过渡性政治形式也无妨。当然，在这个『东亚新秩序社会』中，除了各民族之外，蒙古民族共同体、回教民族共同体、朝鲜民族共同体、满洲民族共同体等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其中就朝鲜民族而言，我认为：是让朝鲜作为民族国家独立，还是朝鲜作为日本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呢？（这个问题）应该由朝鲜民族的需求、其经济自立性，以及这一时期东亚全方位的各种观点来决定。」
日本革命完成以后，将出现一个由「中、日、苏」领导的「东亚新秩序社会」。由○共领导的中国、转型后的日本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共同引领「东亚的新秩序」，为东亚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中日苏三国将与英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是尾崎的「东亚新秩序」的构想，也是他「东亚共同体」论的核心。尾崎秀实也相信，「世界新秩序社会」和「东亚新秩序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下面所说，他考虑到日本在全球共主义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角色，认为日本社会的变革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设想了他的政治计划——「东亚协同体」。尾崎秀实曾言，「东亚新秩序社会」是「实现世界共主义社会的一个过程」。
作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为了确保预言中的战败降临时，中苏能及时伸出援手助力日本的革命，尾崎秀实决定与苏联建立关系，基于个人见解，为日苏同盟的构建提出了以下基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之际，推动东亚新秩序社会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始终坚信，这一社会形态的实现，将必然以七七事变为转折点。至于此时日本与苏联的合作，得益于我十多年来与佐尔格在情报领域的紧密合作，以及我们与共○国际及苏联权力机构的深厚联系，使得合作之路变得顺畅。在此背景下，我对日本与中国的携手合作同样充满信心」。有鉴于此，「我们并非初衷即为从事间谍活动。在我们的工作中，保卫苏联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日本共产党力量薄弱，几近消亡，我们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为了保卫苏联，将日本内部的各种动态精准地传达给共产国际或苏联政府，以便其作出相应决策。身为日本的共主义者，我私下里认为，从事这种既困难又恶劣的工作，反而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如后文所提到的——尾崎为苏联提供情报以防止日苏战争爆发，其目的也在不使日苏战争消耗苏联国力，可以让苏联在日本战败时最大程度地帮助日本革命，由此进入日苏同盟。
尾崎看来，蒋介石政府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中国的典型代表，其本质由官僚、军阀和买办阶层的意志所决定，无法赢得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在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下，中国只会进一步滑向殖民地化的深渊。1937年日本舆论界掀起「中国统一化论战」时，面对「日本应积极评价并支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合作协调」的观点时，尾崎秀实拒绝给予南京国民政府任何正面评价，并断言南京政府无法实现中国的统一。当时，日本对华政策主要分为强硬派和友好派，两者均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对象，只是友好派主张日蒋合作，而强硬派则要求打击国民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尾崎的表态意味深长，扮演了独特的第三者形象——也即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可以独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在『风暴中的中国』一书中，尾崎写道：
我相信自己之所以能挣脱那些唯心、教条且易于使人陷入迷雾的（关于日本对华关系的）理论枷锁，持续不断地以客观视角审视中国的真实面貌，关键在于我始终铭记一个原则：绝不让视线离开中国人民。他们或许在某些时刻显得迷茫，缺乏明确的方向，但正是凭借那份令人钦佩的坚韧不拔，他们牢牢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上，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正如鹤见俊辅所述，尾崎秀实对中国怀有深切的期望，其核心在于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化的深渊。他渴望与之合作的，并非由官僚、军阀和买办所操控的蒋介石政权，而是由○共引领的、已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枷锁的「人民中国」。在尾崎的思考框架中，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与未来的「人民中国」存在着鲜明的界限。从他的时事评论中不难发现，尾崎始终对日蒋媾和的可能性持坚决反对态度。这种反感不难理解——倘若日本帝国与国民政府在抗战途中达成和解，中国的未来无疑将笼罩在悲惨的阴影之下。尾崎秀实心目中的中国，即便不是由共党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是一个实现民族统一、摆脱半殖民地身份的国家。
说到这里，尾崎秀实鼓吹日本帝国打击蒋介石政府的理由就水落石出了：为了未来的人民中国诞生，必须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彻底的军事打击，推动其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之解体，从而为○共崛起提供条件。唯有加速中国革命，推动「人民中国」的诞生，才能保证未来日本战败之际，这个高举革命旗帜的中国可以帮助日本进行革命。从这个视角出发，尾崎的文章就不难解读了。
事实上，尽管尾崎秀支持日军对蒋介石政府进行军事打击，但他并不是近卫智囊团中的所谓激进好战分子。著名的战前自由主义者清泽冽，在1944年1月2日的日记中提及：
在昔日的近卫内阁时期，首相官邸每周都会举行一次谈话会。其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是以尾崎为中心的。在那个小组中，尾崎表现得最稳健的。
只从这一点来看，也谈不上尾崎秀实凭一己之力，推动近卫内阁大打侵华战争，阻碍中日和平。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尾崎秀实参与制定的并非「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近卫声明（1938年1月），而是促使日本从军事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的第二次近卫声明（1938年11月）。这一转变的背景是，日本军政界内的「和平派」在侵华战争陷入胶着的背景下，认为第一次声明对国民政府态度过于强硬，希望通过降低姿态与蒋介石政府讲和。尾崎秀实以自己的公开身份参与此次声明的制定，与其立场是相符的。显然，那些宣扬所谓赤化阴谋论的人，连三次近卫声明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即便是二战时期的赤化阴谋论者，也未曾将第一次近卫声明作为尾崎的「罪证」宣扬，这不禁让人感叹，某些某些人的逻辑之跳跃，竟超越了他们的前辈——法西斯战犯，真可谓「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至于尾崎秀实是否主导了第二次近卫声明（1938年11月）的制定，也是个非常可笑的事情，任何对日本侵华战争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份文件背后是宇垣一成、小川平吉等军政界、外交界的要人，以及在中国内地策动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军部势力。他们的决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复杂的历史背景。无论是关于侵华战争，还是后续的日苏关系、日本南进战略，任何个人都很难单凭一己之力左右日本的历史进程。从伪满建立开始，这一切始终是日本统治阶级的集体智慧、集体决策。
退一步讲，那些在侵华战争、日苏战争、太平洋战争等重大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不乏首相、参谋本部高官等权高位重者，凭什么他们就被尾崎秀实这样的小角色所战胜、左右了呢？显然，尾崎的行为更多是顺应了日本国内的大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策略调整、因势利导而已。
在尾崎秀实的所有政治活动中，最有争议的可能是他参与制定近卫内阁关于向武汉进军、侵略华中的国策，本文也无意回避这段往事，而是直接呈现尾崎如何「鼓吹」日本军队攻打武汉的必要性。在1938年9月号的『大陆』杂志中，他撰文『为什么要攻打武汉』指出：「徐州会战前夕，进攻汉口已成为讨论的焦点。……尽管存在反对进一步深入内地的声音，但为了巩固战果，进攻武汉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此断言日军已经做好了进攻武汉的准备后，他又说道：
日本进攻武汉的主要目标，表面上看是摧毁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要地，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其结果可促使蒋介石政府迁往内地、降级为地方性政权，从而诞生人们可以期待的两大重要事实……第一，所谓的赤色通道被切断，国共两党的根据地被分隔，有可能促使两党分裂。第二，使列强对沦为地方性政权的国民政府失去信心，停止对其援助。
虽然这仅是一种推测，但若回顾笔者之前对尾崎思想的总结，便不难理解他当时如何自我说服以支持日军进攻武汉。在尾崎看来，攻打武汉有多重益处：首先，他最厌恶的半殖民地政权——国民政府将沦为地方性政府，由此走上灭亡道路了。其次，此举可能加速国共分裂，为○共在国民党政府衰落时夺取全国政权创造条件。而在武汉战役结束后，尾崎秀实也与众多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一样转向了向鼓吹中日关系缓和的立场，利用自己「中国专家」的身份劝说日本统治阶级不要继续进攻中国，以此为○共夺取全国领导权争取时间。
而他所提到的「推进国内外改革」，则应结合这一时期的「国民再组织运动」与「东亚协同体」两个政治口号来看待。前一个与近卫内阁试图组建的一党制国家有关，后一个则是尾崎等近卫智囊提出的东亚国际关系构想。对于尾崎来说，二者都意味着他要趁着战争的机会，鼓吹日本推行自己国内的政治、社会改革。他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一点：1938年4月，他在『长期抗战的未来』中写道，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中国因战胜……总体而言，力量被削弱了，国家性的抵抗也被削弱了，这是事实。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恐怕（这场战争）的性质，是日本不本质上、根本上改造自己，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1939年近卫内阁倒台后，尾崎再次在自己的时事评论文章中强调：「我们感到近年来日本人表现出的一种轻浮倾向是危险的，今天日本人不倾全力完成『东亚新秩序』建设的中心目标，却只顾追求新的目标。」
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转向左翼不同，尾崎秀实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日本应当进行什么样子的国内改革。且不论什么社会大众党的法团主义议会等等，要知道，就连石原莞尔的智囊团都曾大胆地提出过实行五年经济计划、推行大幅度国有化政策的构想。然而，尾崎却很少谈论这方面的事情，只是模糊地支持这一时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改革方向。之所以会这样，或许是因为尾崎比所有转向左翼都清醒，知道这些可能带有一定「左翼」色彩的改革并不会把日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只是支持日本当权者通过法西斯主义改革，加速建成日本国家资本主义，为战后的社会主义经济打下直通车的基础。
至于尾崎秀实在1938年后鼓吹南进论，推动日本与英美开战，其理由就更加不问自知了。比起说尾崎认定为了避免日苏战争而必须存在日美战争，倒不如说尾崎本来就是日美战争的支持者，他本来就支持日帝与英美帝国主义开战。1940年12月，尾崎称：「南方问题所包含的最大意义在于这些领域所具有的民族性问题。各民族打破这些压迫的的自我解放运动，才是确立东亚共荣圈所不可或缺的要素。」1941年8月，尾崎再次在『表露出自己全体面貌的「危机」』一文中，强调：日本的政治领导人要么屈服于英美而维持国家生存，要么将希望赌在日美战争，谋求进军南方；尽管美国对日本很有优势，但一般人民都是反英美的，不可能实现什么外交政策的改变。他警告道，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年军事政策的结果，「战败之后才有可能屈服」。日本学者也指出，尾崎有时在撰写时事评论文章时，会强烈突出自己「民族主义者」的一面，甚至做出所谓「多半是国策性的、日本立场的评论」，与当时的超国家主义者和大亚洲主义者并驾齐驱。尾崎秀实作为一个亚洲主义者，确实支持「打倒英美」的口号，这一点无须讳言。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就对尾崎秀实的思考做出总结了。在思想上，尾崎秀实是半个旧日本的兴亚主义者，半个新日本的共主义者。在身份上，尾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日共党员、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家，而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当他开始活动时，日本革命的先锋队——日共已经崩溃，日本的工农运动也为统治阶级所收编，通过人民运动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已几乎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困境，尾崎秀实选择了一条打入主义的道路：他决意亲自渗透进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中，试图引导这些活动向有利于战后革命的方向发展。尾崎的具体策略包括：一是支持日本官僚等当权者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改革，以期为战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二是削弱日本与蒋介石政府和解的可能性，推动日本加大对蒋介石政府的打击力度，以协助○共夺取全国政权，从而实现他心中的人民中国愿景；三是为苏联提供情报，避免日苏战争爆发，确保苏联能在战后支持日本革命。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尾崎秀实的革命战术。
尾崎秀实的终极目标是拯救战后陷入民族危机的日本，希望在日本在中苏的帮助下，重建真正的民族国家，并走上他所倡导的左翼乌托邦式的兴亚主义道路——这也是为什么他自称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尽管尾崎秀实天才般地预见了东亚侵略战争的走势，他的理论在今日的中国读者看来或许显得有些不切实际，考虑到他毕竟是个脱离了群众的孤立知识分子，缺乏实践理想的能力，他的理想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终究只是南柯一梦。
佐尔格的圈套
1941年被关押入狱后，尾崎秀实冷静地审视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对自己的理论有了新的感悟。在1943年10月23日的信件中，尾崎忏悔道：「我被时局的紧迫性所压倒，突然清醒过来，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了『顺序』上的错误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躁感。」尾崎并在『呈报书』中，再次陈述了这一点：「我自从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以来，想到自己过去搞错了道路的『顺序』，就感到无处容身的苦闷和无限的焦躁。想到这里，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丧失了。」什么是「搞错了道路的顺序」呢？
当我们梳理尾崎的世界革命构想时，就能读明白尾崎秀实没说出来的东西了。入狱前的尾崎秀实相信，革命的顺序应该是国际（世界）→东亚→日本，即先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增进国际上革命阵营的力量，再让他们来协助日本进行革命。所谓「搞错了道路的顺序」，即革命路线应当先从日本国内出发，再朝向东亚、世界进发。换言之，尾崎秀实意识到自己过去的革命战术全盘错误了：自己应当先团结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发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日本，再联合国际上的中苏革命阵营，而不是反道而行之。尾崎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国际主义的「国际革命」有多么虚无，结果只能是：「想到这里，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丧失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件事情，给了尾崎秀实更大的打击。当时，与尾崎共同被捕入狱的佐尔格，向日本当局倾诉了苏联谍报团在日本活动的真相，而他的说法令佐尔格间谍团内幸存到战后的日本人都极为震惊：佐尔格间谍团并不隶属于共○国际，而是苏联政府，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赤化日本。
在这一点上，佐尔格说的非常清楚：1929年以后，他就不再属于共○国际，转而属于苏联红军第四总部，他所有的情报资料「都送向第四总部」。佐尔格如此回顾自己的经历：「我职务上的联络，仅限于自己与第四总局的关系。1929年冬，我脱离共○国际机关，与之断绝职务关系。……我被禁止同○共、日共进行一切交涉，也被禁止随意同他们见面。……我必须时刻记住我不是共○国际的一员。」佐尔格甚至表示：如果自己事先知道尾崎与○共有密切关系，自己就绝对不会与尾崎秀实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佐尔格间谍团的成员，也是从与共党无关的人中精心挑选而出的。
佐尔格之所以要这么做，当然是因为苏联情报系统与共○国际的各国共党之间有着严密的隔离。更重要的是，佐尔格间谍团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发动日本共主义革命。佐尔格回忆道，他在1935年来到莫斯科时，红军第四总部的负责人亲口对他说：「你们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你们的情报阻止日苏开战。有了你们正确的情报，就可能避免日苏之间的军事冲突。要将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情报传回苏联。这就是你们的情报活动的任务。」
1942年3月，检察官吉河光贞对佐尔格询问道，你们「间谍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对此，佐尔格爽快地回答道，那就是避免日苏爆发战争，「意在保卫苏联」。在审讯笔录中，佐尔格宣布自己不是日本的敌人，只想努力促进日苏之间的和平。这份审讯笔录的名言如下：
「我们向苏共的首脑部收集、通报了日本的各种情况，其目的的积极面是『维护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消极面是通过阻挡反苏的政治、军事攻击，『保卫苏联』。……1935年在莫斯科，红军第四总部负责人对我指示说，你们的工作是『尽力避免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事实上，我们的活动『为日苏之间的和平关系做出了贡献』。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一般间谍在思想上的立足点是不同的……。我在被捕的前一天晚上写了一份电文稿，发信给莫斯科红军中○第四总局，其中写道：我们在日本的任务结束了，『避免了日苏战争』」。
直到1943年9月，高田正法官以「意图赤化日本、颠覆日本国家体制」为名，对佐尔格宣布「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时，佐尔格依然在最后一次开庭时，做了自己的抗辩：
我在日本既没有发动共主义革命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共主义思想的意图。仅仅只是自己承担谍报网的全部责任而已，这就足够了。
被法官判处死刑时，佐尔格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半句话都没有说出来。正如他意识到自己跟尾崎秀实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差异那样，尾崎秀实天真地以为苏联政府与第三国际是一体的，以为自己在为共○国际的革命计划而努力，在狱中表示：「我始终以为自己是在与共○国际合作，而且相信佐尔格本人也是共○国际派来的。共○国际的本质本来就是一个超国家组织，我的政治目标也总是志在实现世界性的共产社会、大同社会。」
尾崎秀实相信苏联政府与第三国际是一体的，而且「共○国际（国际共○党）是全世界共主义者的国际联合机构，标榜进行世界革命、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实现共主义社会。而且，共主义者大都属于各国的党（共○党），所以共○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总部。共○国际标榜的目标，是实现世界共主义社会。因此，（共○国际）作为其世界革命的一环，针对日本的目的，也是同样是实现日本的共主义社会，即与日共的目的相同。日共……是共○国际的日本支部……」他一直相信，自己斗争了那么多年，都是在为共○国际的革命计划而努力。
虽然佐尔格知道尾崎秀实从来不是第三国际的成员，在第三国际没有任何地位，但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位老友知道真相会非常伤心，所以在审讯中表示，正因为自己这样想，所以含糊地表达过『尾崎在广义上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但他也明确表示，这样的记叙必须加以取消。尾崎秀实不但在第三国际之中没有任何地位，甚至也不是苏联政府情报系统的正式成员，只是佐尔格个人的合作者而已。
佐尔格也坦诚地承认，自己为了吸引尾崎秀实等人加入自己，特意让他们以为自己加入的是第三国际的网络。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共○国际的理想主义是吸引成员加入的说服手段。」
在面对尾崎时，佐尔格只是按照尾崎的愿望，在1935年向苏联红军第四总部报上了尾崎的的名字，却让尾崎以为，佐尔格是向第三国际的莫斯科总部报了自己的名字。1935年以后，尾崎就坚信自己「被登录为共○国际的正式成员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佐尔格间谍团里的其他日本人，如宫城与德等人，也相信佐尔格来自第三国际，但佐尔格却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起自己的真实来处——第四总部，只是模糊地说自己是莫斯科的人，描述间谍团为「我们的团体」。很长一段时间内，尾崎对此信且不疑，也认为自己身为共主义者，不应该非要问个水落石出，因为这样不是共主义者的所为。
直到佐尔格间谍团全部被捕入狱，佐尔格也坦言了这一切以后，被告知这个秘密的尾崎秀实依然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点。一直到死为止，他依然坚信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员，在为第三国际而服务。
换言之，佐尔格间谍团的实际任务根本不是赤化日本。苏联派佐尔格等人来到日本，也不是要在日本掀起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要维持日苏和平。尾崎的革命战术毕竟只是他自己心中的空想，佐尔格间谍团并不志在日本革命，才是冰冷的事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按照尾崎秀实革命计划来一步步执行的人，由始到终只有尾崎秀实自己一个人而已。
纵使在想象的世界之中，将中国、苏联两大国家引为援手，描绘出红旗迎风招展的日本革命景象——尾崎秀实，依然是一个孤独的革命者。
三、并非间谍的人生轨迹
1901年5月1日，一个被取名为「尾崎秀实」的婴儿，在东京市芝区伊皿子町呱呱坠地。很小的时候，尾崎秀实就跟着自己的父亲尾崎秀真移居台湾，在台北度过了自己的整个童年。一直到中学毕业，尾崎才回到日本本土以继续学业——他是只身回国，尾崎一家则继续长期地住在台北。
尾崎秀真之所以要来台，是因为他被聘任为『台湾日日新闻』的汉文版首席记者。从小就喜欢汉诗的尾崎秀真（笔名尾崎白水），到了台北也热衷于吟诗、镌刻，是战前台湾文人圈子里的重要人物。或许因此，尾崎秀实从小就受父亲耳濡目染，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可谓十分熟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自从我在台湾生活以来，我就与中国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于当时的不少日本人来说，台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日本治下的中国」，而尾崎秀实显然也体味到了这层含义。
然而，尾崎秀实比起中国传统文化，更关心台北社会的实质——日本的殖民地社会。饱受日本人殖民统治所压迫的台湾人民，在幼小的尾崎心灵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成为了他政治上的原点：
旧时代的殖民地日本人一般都很粗暴。他们旁若无人地对待台湾人。我出于孩子气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对此很反感。我的父亲是个『温厚君子』，但有一次他从外面坐完人力车回来，似乎是支付了适当的车费，人力车夫还是追上来缠着（要更多车费），我就看到他默默地挥动手杖赶走人力车夫。记得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我，狠狠地骂了父亲一顿。
在台北一中毕业后，尾崎前往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继续学业。1922年，尾崎秀实像众多一高同学一样，顺顺当当地升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到此为止，尾崎都还是在成为帝国日本栋梁之才的大路上走着；然而，大二时的一系列社会巨变根本性地刺激了他的思想基础。「大正十二年（注：1923年）这一年，在这个意义上，对我的一生来说，也是画上转折点的一年。那年夏天，日本政府第一次大逮捕日共，抓了很多佐野学、猪俣津南雄等早稻田系的人，我当时住在早稻田附近的户冢町源兵卫，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对于当时身处其中的人来说，9月1日的大地震甚至有一种世界末日已经到来的感觉。在此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所谓朝鲜人骚乱的实际情况，不得不对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深感痛心。先是南葛的工会干部惨死事件，大杉荣父子被杀事件，现在又亲眼目睹我隔壁的农民运动社在半夜遭到袭击，（有人）被军队带走妻儿，真的给我一种强烈的冲动。以这一年为转折点，我开始认真研究社会问题。」
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尾崎依然没有左转，他甚至拜上杉慎吉——被视作保守国家主义者的教授——为师，学习国家社会学。就连一直为尾崎资助学费的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满铁总裁等），居然也劝尾崎不要那么保守，应该更加进步一点。不过，或许正是尾崎面对保守主义、国粹主义时的亲和性，才让他得以在身为共主义者的同时，获得众多保守派的友人，也骗取日本统治者的信用，由此年纪轻轻就进入日本的权力中心吧。
尾崎秀实真正的左转发生在1925年。在研究生院时，他参加了经济学院助教大森义太郎主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布哈林）研究会。从此，尾崎就开始阅读各种左翼经典，热衷于研究共主义。到1925年末，尾崎秀实就从一个人道主义者，转变成为了一个共主义者。1926年他进入东京朝日新闻报社以后，他也在报社内与其他同志组织了斯大林著作的研究会，并化名草野源吾，参与了日共旗下的工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关东出版劳动组合。如果就这样走下去，尾崎或许会成为众多参与日共的左翼知青之一，成为日共的领导人。
然而，尾崎依然没有走上寻常路。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对日共组织了一次大逮捕，摧毁了日共的大部分组织，史称『三一五事件』。明确自认共主义者的尾崎秀实虽然受到很大冲击，但也由此意识到加入日共并不明智。当时尾崎担任大阪朝日新闻的上海特派员，他便在那里结识了「创造社」的左翼组织、东亚同文书院的左翼学生组织，以及最重要的——史沫特莱、佐尔格的西欧左翼集团。在这个国际港口，他不仅与上海的○共产生了共鸣，还与国际上的左翼网络搭上了线。尾崎秀实曾在监狱中说，「对我来说，我与史沫特莱女士、佐尔格的会面是宿命性的。决定我以后走上这条偏狭道路的，归根结底，就是自己与这些人的邂逅。」
在中国所见所闻的左翼经历，是尾崎秀实一生最重要的烙印。当他多年以后，身陷日本监狱之际，尾崎感慨地表示，中国是他革命生涯的开始：
「我生于激烈的人类历史变革期，身为背负过多热情之人，自从学习马克思主义、接触到中国革命的舞台以来，就没有回头望过一眼，沿着这条路直奔而来，以至今日。」
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尾崎的特异性——他既没有在东京，像野吕荣太郎、逸见重雄等知识分子一样加入日共；也没有在上海，像中西功一样加入○共，他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共党。其中起到的作用的，大概除却他对日共能力的怀疑、他与日共在天皇制问题上的路线差异以外，还有他的个人主义性格问题。尾崎生性桀骜不驯，内心极为高傲，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也不能适应组织团体内的条条框框，在报社内就没能处好自己与上司绪方竹虎的人际关系。尾崎「热爱美食、爱喝酒」，人称美食家；性格游手好闲，私生活风流博浪，经常出入于「新桥、赤坂、神乐坂」等地的尾崎秀实，大概心里明白自己并不适合组织生活。
尾崎秀实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记者。朝日新闻的社会部长铃木文史郎说，尾崎「作为社会部记者，他既不擅长获取独家新闻，也不擅长写文章。」同为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的宮崎世竜也说，「尾崎并不擅长快速捕捉新闻，并将其整理成耸人听闻的报道来发给总社。」因此，尾崎在记者这一行混了很久都没有什么突破。然而，作为记者被派到中国，却改变了他的一生。尾崎或许一直不擅长写报道，却擅长撰写关于中国的时事评论；他凭借着自己的这种独特能力，最终成为了日本国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赋予他这种能力的，则是他身为「在华日本人左翼」的身份。跟上述的其他转折点一样，被报社派到上海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尾崎的生涯。他曾回忆说：「特别是1925年以来所谓的大革命时代，它的每一起事件都引起了我很深的兴趣。从左翼立场认识中国问题的方法，完全吸引了我。对我来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起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是相反地，中国问题的现实展开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尾崎秀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离不开他对中国的认识。尾崎曾经自认，自己犹如「中国革命的从军记者」。
1932年1月，尾崎秀实收到大阪朝日新闻总公司的命令，从上海调任回国。当时正值淞沪抗战，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尾崎带着自己的左翼同志川合贞吉来到前线观战。川合回忆道，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员浑身是土、脸色苍白地站着。铁路沿线筑起的沙袋，被炮弹打得到处都是窟窿。尾崎说：「昨天这里发生了激烈战斗，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军队）抓住了三个便衣队的人，要枪毙他们。他们的手被皮带绑在背后。中间的一个人动了一下，子弹打到了皮带，手就自由了。这个男人突然逃跑了。他好像是被后面打过来的子弹击中了，但还是摇摇晃晃地逃出了警戒线。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二千七百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有几个营濒临全军覆没。在战场的废墟中逛了一天后，尾崎对川合说。「好多女学生和中学生的遗体呀！他们把少年的纯情燃烧成爱国之情，勇敢地战斗着。相比之下，中央军就不行了。……现在，日军只是靠武器上取胜。无论（中国的少男少女）多么勇敢，拿着各国卖给他们的哑弹，始终是打不了仗的。」这是尾崎秀实唯一一次身临战场。由于日本军部严厉的言论管制，尾崎并没能向他的日本读者传达上海抗战的真相。然而，短暂的战场经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意志，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日共在帝国政府的疯狂打压下分崩离析之际，尾崎秀实却因为与日共毫无关系，不用蒙受入狱、转向之苦，在1932年以清白之身回到了日本。在伊丹郊外的稲野度过了两年平静的家庭生活后，他于1934年5月，在大阪的一家中餐厅收到了化名为「南」的宫城与德的邀约：有一个熟人要来见你。同年6月，尾崎在奈良公园自兴福寺通向猿泽池的石梯上，再一次见到了佐尔格，「请您告知我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一般情势的情报，以及阁下关于这方面的意见」——佐尔格如是说。从此，尾崎秀实成为了佐尔格间谍团的一员。
当年九月，尾崎又成为了『朝日新闻』东亚问题调查会的成员。从30年代中期开始，尾崎秀实开始陆续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时事的文章，从此声名鹊起。这些文章大多是尾崎站在一个共主义者的角度，在不触犯日帝言论政策、不暴露自己左翼身份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向日本读者传达他对中国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尾崎既想说服日本读者，在日本国内遭到高度抹黑的桃花石民族主义运动与○共是正确的、也会走向胜利，但又不能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故而，这些文章一般是站在理客中（相对于日帝当时的舆论空间）的立场上，拐弯抹角地批评一些日帝舆论场的对华奇谈怪论。
在1935年3月的『论日中亲善』中，尾崎秀实严厉地批评了日本对中国爱国主义运动的错误认识。
日中亲善这个让人听得耳朵都要生茧子的词汇，只能是外交上的词汇。而且，毫无意义到这种程度的词汇也实在不多。……最具特征的，就是不论何时，这个词汇都只有日方在说，几乎就没听过中方说到这个词……说到底，硬要不想亲善的人和你亲善，被亲善的一方也会觉得很为难，不可能有什么成效。都已经对你憎之入骨了，是不可能想和你搞好关系的。……
尾崎认为，日方是在无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强大」与作为「其民族感情之表现的排日运动」，所以日方如果「只想着拖着国民政府走的话，国民政府也只会失去自己伪装的国民性质，被民众所抛弃」。不但如此，他还嘲讽说：「从最近的报纸来看，『满洲国』已经不知道被抛到哪里去了，（日本）只是一心想着要跟中国先生亲善。」显然，尾崎是在针对日本的「日中亲善」口号，以及「国民政府才是抗日运动的元凶，控制住国民政府就可以解决中国抗日问题」的认识，给予尖锐的批判。
在同年七月的『亲日政治家的逃避』中，尾崎继续自己嘲笑日本当局的文风，表示正因日本军人无视中方民族感情与民族利益的野蛮政策，像汪精卫这样能「理解」日本的政客才不得不下台；当年12月的『对华政策与舆论的贫穷』之中，尾崎秀实再次攻击日本报刊缺乏力量、不做批评、毫无理想，才导致日本毫无道理的大陆政策可以横行霸道。
针对这一时期，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华假怀柔真侵略的外交方针，尾崎秀实则在1935年4月的『社会和国家』中强调，「有人认为，广田外交的基调是策划日俄中三国的紧密合作，以此防止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进而将欧美势力从东亚清除出去。可以说是新版的大亚细亚主义……（但）新版大亚细亚主义和旧版大亚细亚主义（日本统一亚洲）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面对一个重大的阻碍：「既然现在的力量关系是由国家的冲动本能所决定的，那么实现这一（大亚细亚的）假设，就需要日俄中三国拥有同等相当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力量很弱。因此，欧美各国利用这个弱点乘虚而入，日本的处境也由此艰难起来。不根本地改变中国像现在这样弱小的情况，日中关系就不可能像中国所希望的那样，走向『平等、相互（的关系）』。」尾崎秀实是在强调，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与日本达到力量均衡，就无法实现亚细亚主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尾崎后来的中日苏三国同盟构想。
他的这些评论文章，时常将自己的目的与理客中的论断方式杂糅在一起，好将自己不便明说的行动目的隐藏起来。比如尾崎秀实在1936年11月『防共问题的核心』之中，就大肆批判「广田三原则」中的第三项「共同防共」。其理由是：「今天中国的民族感情，比起恐惧共党的势力，要更害怕日本得多。在憎恶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南京政府知道，假如与共党组建统一战线的话，最终共党就有可能夺走主导权。……（但）轻易地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在这个民族主义要求高涨的时代，是不会被容许的。……」在阐述了一通正论以后，尾崎将自己希望看到的中国愿景悄悄地带了出来：「（日本）与南京缔结防共协定的唯一可能……就是通过国际上的联合工作，付出巨大的牺牲，让南京政府充分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要让国民政府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由此推动中国走向非殖民地化——这，才是尾崎真正想要传达给读者的话。
不过，使尾崎一跃成名的，还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日本国内媒体都预测蒋介石已经被杀时，尾崎秀实却在『张学良政变的意义』中大胆地猜测，蒋介石还活着。在这篇文章中，尾崎指出西安事变的原因是「日中关系发生了全面的僵局」，事变不是「突发的」，而是「基本矛盾的清楚表現」。在他看来，由于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扬、1935年第三国际七大等等因素，中国国内的所有势力都必然倾向于抗日。不但如此，尾崎还准确地预言了张学良这么做的目的、○共的行动，由此一鸣惊人，一下子成为了日本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尾瀬介人评价说，尾崎秀实是当时的日本「中国通」之中，对西安事变看的最明白的人。
这种鹤立鸡群的判断能力，离不开尾崎秀实的中国观。此前，他就多次强调，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必须正确地了解中国⑤。1936年中，尾崎在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召开的第六届太平洋会议上，作为日本代表发言道：「满洲事变以来，日中关系确实进入了不同于过往的一个新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人们传统上所谈论的『同文同种』、『邻邦之谊』，听起来是多么地毫无意义。一切的伪装都是不必要的，还是有害的。重要的事情，只能是正确地了解对方，正确地认识自己。」
尾崎秀实的半殖半封观
那么，尾崎秀实作为日本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或许并不出乎很多人意料，尾崎将中国的土地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认为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其半封建性的根源：「赋予中国社会其特征的，是它的半封建制度与半殖民地性……中国一切的半封建性质根源，不用说，都横亘在土地关系之中……中国社会现在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关系的半封建性质就必然会强力地统治全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改造』1941年3月号）。
与○共此时的认识一样，尾崎也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正处于「民族主义民主革命」的时期，正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1937年7月）。就半殖民地社会的一面，尾崎论道：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基础是浙江财阀，「南京财政与浙江财阀之间缝合、勾结的关系，是其中一个决定——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南京政府的态度的重要因素。」但1933年的经济危机以及1935年的币制改革，已经导致南京政府的内债政策破产、财政破产，「南京政府的财政已经事实上破产。」结果，「导致中国农村完全破产的内外情况、基于这种情况的国民资产阶级的经济破产、南京财政的破产，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梦想变得虚幻起来，也增大了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难度。在中国越来越踏上殖民地化道路的情况下，身为统治者的国民党面对列强时越来越无力，也使列强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在他看来，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只会增加列强干涉中国烈度的民族买办资本政权。
尾崎秀实认定，不解决土地问题、不进行土地改革，就无法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土地改革才是中国问题、民族问题的要害。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就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国民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在1937年的「中国统一化论战」中，批驳矢内原忠雄一派的观点，主张不应寄望于国民政府，强调抗日的民族主义运动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主角，「不能将视线离开中国的民众」。
事实上，针对汪伪政府，尾崎也没有给什么好脸色。不像某些人称尾崎积极援助汪伪政府成立以断绝和谈可能性，尾崎秀实在公开表态时，尽管为了避免日帝当时的政治立场发生冲突，并没有直接指斥汪伪政府，但也对其进行了拐弯抹角的批评。在1939年11月的『汪精卫政权的基础』（『公论』）中，尾崎暗示汪伪政府将难以获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除非日本政府限制日本资本随意掠夺中国产业，并且倾其全力援助中国的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但这一点将很难做到。在尾崎看来，即便日本政府做到这一切，汪伪政府也只能达到战前蒋介石政府的水平，很难根本性地解决民族问题。从尾崎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上述针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评论来看，此言不啻于暗示汪伪政府将不可能获得成功。
正因为尾崎的这种中国观，他才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明示抗日运动不是日本可以遏制的，日本不可能通过国民政府来遏制抗日运动、来共同防共，最终只能是代表抗日民族运动的○共获得胜利。在1936年12月20日的『中国国际关系新侧面』中，尾崎强调：「中国民族反抗的高涨与组织化……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最大阻碍……蒋介石自己最清楚（国共）合作的危险……但即便是蒋介石，他现在也陷入了无法公然镇压人民战线派的状态之中。」两个月后，尾崎更明晰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们是无法期待，日中关系是可以因政局表面的变化、单纯的外交政策转换，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其基础在于本质上解决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唯有当中国自己可以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以今天中国民众所希望的方式来真正调整日中关系的机会，大概才会到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所谓大陆政策的方向是本质上无法相容的。」
在尾崎看来，○共是一定会掌握中国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导权的，国民党则不可能有统一中国的能力。尾崎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暗示道：日本无法在现在的情况下，与国民党政府共同防共，最终只会是○共统一中国。所以，日本要想为了防止中日纷争越闹越大，应该与○共交涉，而不是与国民党。
总而言之，日本帝国最反感的○共与抗日运动必将崛起。用尾崎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庞大的中国社会，有着极其复杂的一面，其陈旧的旧组织和生动的新力量交织在一起。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社会有着几个深厚的断层，它们难以通过一段时间中一定集团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所轻易解决的，却又必须破茧化蝶……这也让我们期待，中国不仅仅会活下去，甚至还可能会以出色的姿态涅槃重生。」
然而，很少有日本人能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日本社会大多沉浸在各种陈旧而错误的中国观之中，蔑视国民政府与抗日运动。尽管当时日本兴起了「中国再认识论」与「中国统一化论战」，这种情况也未能真正改观。面对这种危险的情形，尾崎多次发出警告。特别是在侵华战争爆发后，尾崎秀实反复撰写文章，敦促日本社会以新的眼光看待1937年后的中国。在1937年10月的『中国理论的贫困与事变的认识』中，尾崎指出：「信息不少。信息是很多的。但是日本人没有方法论，无法掌握它们……（日方）受制于语言的理解困难……一般人放弃了中国研究，把它交给了少数军人、外交官、一部分商人和中国研究家。日本人对此可能感到非常意外，但中国人无论是面对日本的物质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敬意可言……」一年以后，他再次在『理解中国的道路』中，阐述了这一点：「日本长期以来有着一种想法，将中国视为某种来路不明的怪物。而这种想法又与部分不好的现象结合在一起，比如中国经不起战争；中国的群众过着如同无智慧动物一样的生活；国内不能团结一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等等，使『侮蔑中国观』深深地根植于日本人的心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人不了解中国民族运动的方向及其顽强性……在抗日战争的政治舞台上，国共两党意外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不了解中国民族运动的性质，就很难说明这一点。」
在这一方面上，最能体现尾崎秀实与日本社会主流中国观之间发生冲突的，依然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统一化论战」。西安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国民党统一中国、实现中国现代化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在这种情况下，矢内原忠雄刊出『中国问题的所在』一文，主张中国正在摆脱分裂与半殖民化的情形，向统一与去殖民地化的方向迈进，其动力正是以浙江财阀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其支撑的国民政府也会成为建设中国现代国家的承担者。矢内原相信，只要日本可以「认识」、「承认」、「支援」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统一，只要日本可以谋求变更政策，在「经济资本的范围与方法」上自制，日本就可以避免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产生对抗，从而建设「妥协亲善」的日中关系。此论一出，引起了日本社会讨论「中国再认识论」、「中国统一化论」的热潮，矢内原的论调也一时成为日本国内对华论坛的主流声音。
当时的尾崎秀实，严厉地批判了矢内原的观点。他评论道，矢内原的「日中经济合作论」虽然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反思，却依然是「日本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对华经济政策」，是「以日方利益为主，建立起来的方式」，有其局限性。换言之，这种日中经济合作论只是日本推动「日满华经济集团」的一个手段罢了。不仅如此，只要这种「日中经济合作」的温和方式无法保证日方在华北的各种利权，「经济的、资本的方式陷入僵局」，日本政府肯定会再次动用「原本的大陆政策的方式」。即，要实现这种矢内原的「日中经济合作论」，本身就需要解决日本在华北的「政治、军事」压力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尾崎对「日中经济合作论」的批判，其实是与这一时期中方知识分子与中日经济合作论的批判相似的。在这里，尾崎秀实不但批判赤裸裸的大陆政策，也批判了看似温柔、实则是经济侵略改头换面的「日中提携论」。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前，他就已经针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两张面孔，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驳。
对于尾崎来说，更重要的是：问题在于中国人民，而不在于政党。他指责「日中经济合作者」的支持者们过于重视日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忽视了中国工农群众支持的统一、去殖民地化运动。「问题在于民众自身的想法。忽视这一点，而只想着拖着国民政府走的话，国民政府就会失去自己伪装的国民性，而被人民抛弃。」抗日战争爆发前，尾崎已在反复强调，中国的人民战线运动是包含了广泛社会阶层的民族运动，是巨大的社会波涛：
这里的问题是，国民政府没有力量来自己领导、或者控制这种昂扬的民族运动。不仅如此，只要走错一步，就有很大可能会被浪尖打落下来。……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察觉到正在直接行动的中国民众的动向。
然而，大部分日本人并未能由此对中国改观。不仅如此，由于日益收紧的言论政策，尾崎秀实的笔锋自1937年4月以后，就不得不更加晦涩、委婉，以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正论深深地潜藏起来。同样是在四月，尾崎终于凭靠自己的才气，进入了日本权力的中心地带——近卫文麿的智库「昭和研究会」。仅仅在两个月后，他就取代风见章，成为了会内中国问题研究会⑥的负责人，一直领导此部门到1940年9月解散为止（连续「执政」3年5个月）。由于昭和研究会是近卫的智囊机构，尾崎秀实自然也在近卫内阁的对华政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卫文麿之下
「昭和研究会」除却中国问题研究会以外，还有正式的外交部，尾崎也是其中的成员。「昭和研究会」共设12个部，为了这些部之间可以沟通联络，又有一个「联络部」。由于尾崎同时也是联络部的委员，他就这样成为了昭和研究会的中心人物。「昭和研究会」曾在平河町设立了一个培养新手智囊的机构「昭和塾」，而尾崎同时也是它的干事。
1937年6月初，林铣十郎内阁倒台，近卫文麿成为首相。牛场友彦、岸道三随之成为首相秘书官，而近卫的智囊们每个月会举行两次会议讨论当下形势，两个秘书官与会发言，这个会议也被称为「早餐会」。这是因为两个秘书官在早上八点有空，所以大家一边共用早餐，一边讨论国内外形势。第一次近卫内阁当时，早餐会在牛场秘书的宅邸里进行；内阁倒台后，早餐会则在万平酒店、西园寺公爵宅邸、首相官邸等地进行。参与早餐会的人有蜡山政道、西园寺公一、佐佐弘信、平贞藏、笠信太郎、风见章、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负责组织早餐会召开的则是岸道三、牛场友彦、尾崎秀实三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尾崎是近卫智库的中心人物、智囊中的智囊，尾崎与近卫的个人关系却不甚亲密。近卫实际上只在大庭广众下见过尾崎两次，而近卫想要联系到尾崎，也需要通过风见、后藤、牛场、岸、西园寺这些中间人才能做到。
尾崎之所以可以爬的这么高，要得益于他的人际关系。近卫的第一亲信后藤隆之助是尾崎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学长，岸道三、牛场由彦则是尾崎在第一高等学校的朋友。事实上，后藤、岸、牛场或许听说过，有人传闻尾崎在大学毕业后有所左倾。同在早餐会的佐佐信弘、笠信太郎更加是尾崎在『朝日新闻』的同事。然而，他们都对尾崎曾经有过的一些左翼行为不以为然：「昭和研究会」，本就是一个收纳了很多转向者的机构。1930年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之中，大量人士都有过一度左转、随后转向的经历，因此其他人只会觉得尾崎可能也转向了。从这一点来说，尾崎是一个「伪装转向者」，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身上转向者的保护色，得以出入于内阁的中心，再将最高机密转交给佐尔格。
就在尾崎秀实终于进入日帝政治心脏的同时，全面侵华战争忽然爆发了。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将中日两个国家投入到了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的漩涡之中。在七七事变走向中日全面战争的关键时刻，近卫内阁在7月11日的强硬表态，使事变快速走向恶化，导致炮火最终在华北大地上隆隆响起。当时，尾崎曾向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书记官牛场友彦进谏，表示这样的强硬姿态可能导致中日全面决裂，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假如近卫真的听从尾崎，或许七七事变并不会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
在近卫内阁做出派兵决定（7月11日）的第二天，1937年7月12日（『改造』7月号），尾崎秀实在『日中关系的新阶段』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7月）8日黎明，日中两军在北平郊外卢沟桥发生的冲突，现在正在引起日中两国间的全面冲突。恐怕今日两国国民多数并未深思此事所带来的重大后果吧，不过，它终究会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华北问题的解决方法历来只是华北局地的解决方法……但是，现在问题已经到了无法用这种方法解决的阶段。华北问题现在是全中国的问题。……全中国问题不仅是作为全中国统一政权的国民政府的问题，而是（日本）要以全中国民族为对象的事实。……国民政府所拥有的武力，恐怕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日本）与中国民族战线全面抗战的冲突却具有重大意义。……最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是英美的动向。我想英国在日中发生全面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不会不顾自己的经济利益，站在中国一边吧。毋宁说，问题更多地存在于感性的美国那边。」
就在七月末，「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以中日两国为发端，东亚的各个国家都被投入到战争的烈火熔炉之中。第二年的十一月，尾崎秀实将其形容为一场席卷亚洲的大洪水：「当下的时局，譬如堤坝已然溃決。我们就像是在洪水上操纵小舟一样。扁舟的船主，要考虑自己对大河的运河法则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有些滑稽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此时此刻，尾崎如何看待中日战争的爆发，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我们只知道，他在反战与坚决反对国民政府的立场之间，最终选择将自己批判国民政府的态度坚持到底。
为了未来的日本革命，尾崎悄悄地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意识。鹤见俊辅指出，尾崎会「将自己的终极目标之景象隐藏下来，将抵达这个目标的过程分割成一个个短期的内容，只发表指向中间目标的论文。」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尾崎的言论活动，一直有着一条不言自明的目的，那就是「避免被别人怀疑是左翼」。在本来就十分狭小的言论空间，又因战时体制而再度缩小时，为了隐瞒自己的真实态度，这次尾崎选择融入了翼赞战争的立场。但这并不是承认对华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而是在拥护战争的狂潮中，寻找继续批判日本政府的微小空间。
1938年4月10日，尾崎在『长期抗战的走向』中写道：「战争中的感伤是禁忌。日本国民目前被给予的唯一道路，就是赢得战争。我们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其他任何道路可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不断发出『前进！前进！』的呼声。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不生出各种感慨和反思的情绪。」那么，他的「感慨与反思」是什么呢？尾崎秀实清楚地意识到，不唯日本的底层人民被日本军部送上前线做了炮灰，而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民也因这场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而饱受生灵涂炭的地狱之苦。在1937年10月29日的『败北中国的前路』中，他就形象地描述道：「在首都的大路上，庆祝（上海事变）胜利提灯游行的盏盏火光倒映在秋夜的天空中。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无法完全陶醉在这场胜利之中。……把目光投向战线的彼方，曾经以建筑豪华而自豪的首都（南京）为首，再到广袤的江南平原，都被打得像蜂窝一样。像我们这样多次游历此地，接触过此地风光的人，不禁感慨万千。」
在『长期抗战的走向』一文中，尾崎更深入地描绘了自己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委婉批评：
「自己的村子里立起了一些新的墓碑，一些年轻的朋友永远留在了大陆。……日本应该不是想着要粉碎中国，把中国变回只有长江黄河流淌的大自然环境，而开始这场战争的。……尽管如此，这场战争所必然伴随的破坏，以及逐渐变得难以摆脱的民族疏离，将使未来真正的日中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感叹息。」
在中国人民因日本侵略战争而惨遭杀戮之时，且不谈间谍活动，尾崎明面上能做的，唯有借助时事评论的工具，在日帝可以容许的范围内，拐弯抹角地批判日本的殖民主义与军国主义政策。除却批判以外，尾崎还要曲笔建言，在形形色色的伪装下提出自己心目中的中日社会主义合作方案，以伺日后日本战败，便可为中日革命同盟形成舆论基础。
面对这一点，尾崎首先强调中国人民的韧性，不点名地批驳日本国内的速胜论，指出中国人民有抗战到底的能力，而抗战到底也会让中国逐渐走上社会主义、去殖民地化的道路，暗示○共将会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权，指引中国的未来。总而言之，民族运动必胜，中国工农群众必胜。
尾崎秀实尽管不能明说这一点，但却一直在评论文章中暗示之。在『败北中国的前路』中，他指出：日本的很多评论家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经济上抵抗日本的能力，很快会发生内部分裂，导致中国投降。然而，尾崎断然主张，这是错误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拥有「高度发达之资本主义机关」的日本，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势力差距，但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国的民族运动只会越发强大，故而即便上海落入日本手中，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一定会崩溃，中国也不一定会投降。这是因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同仇敌忾之心」与「守护统一的国家意识」十分坚强。
进入1937年末、1938年初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惊讶地国民政府不但不投降，还要继续抗战，战争即将变为持久战。故而，日帝高层的氛围也变得有些焦灼、急躁起来。敏锐地察觉了这一点的尾崎，在自己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文章（『抗日中国的去向』、『中国真的赤化了吗？』、『长期抗战的未来』、『蒋介石去哪里了？』）中，隐晦地传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尾崎看来，「真正有趣的问题，不是蒋介石的下落，而是中国民族战线的下落」，只因国民政府的态度是从属于这个「民族战线」的。在这一时期，尾崎已经认定，中国正在「赤化」，他对此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为了动员广泛的工农群众参与抗日战争，就必须接受他们的要求，即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既然如此，随着抗战的进展，中国会逐渐摆脱殖民地的地位，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共的阶级基础也会水涨船高。与此相比，蒋介石失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浙江财阀，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来到重庆。尾崎预测，最终，这将导致蒋介石「抛弃自己作为统一战线领导人的地位，选择下野」。换言之，长期抗战将推动○共最终掌握全国领导权，这是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日本帝国主义无法改变这一点。
尾崎为了给自己的这个观点打掩护，将其粉饰为「日本必须打持久战才能打败中国」，这也就是他以王朝更迭描述侵华战争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要借着「中日持久战」的理由，劝说日本统治阶级进行一些战时改革，好为战败后的社会主义改革打下基础。在『长期抗战的未来』中，尾崎即强调，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中国因战胜……总体而言，力量被削弱了，国家性的抵抗也被削弱了，这是事实。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恐怕（这场战争）的性质，是日本不本质上、根本上改造自己，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改造」要从什么方面入手呢？尾崎秀实首先将战时改革与近卫内阁这一时期发起的「近卫新党运动」结合在一起，加入了鼓吹「国民再组织运动」的行列之中。
在尾崎看来，为了应对中国战场的新形势，日本有必要「迅速地重组国内所有的机关」。在1938年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之际，尾崎强调，日本社会「在其最深处遭到了撼动」。这是因为，日本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官僚的、资本家的传统机构的深层阶级」，在政治核心与人民之间有着一层「绝缘体」，需要一场全新的运动来打破绝缘体，重组日本社会的结构。或许是因为害怕左翼身份暴露，尾崎在被捕前很少描述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愿景，故而这段话实际上是为数不少、极为罕见的例子。
尾崎秀实在论述「国民在组织运动」时，还将其与「东亚协同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亚协同体论」本是「昭和研究会」提出的东亚法西斯国际新秩序构想，是应1938年11月的「第二次近卫声明」——即「东亚新秩序声明」提出的。跟拒绝与国民政府谈判的「第一次近卫声明」相比，这次的「第二次近卫声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比起之前凶相毕露的样子，更倾向于通过泛亚主义来进行政治上的诱蒋投降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以岸、牛场、尾崎为首的「昭和研究会」成员深度参与到了这一声明的出台之中，故而「东亚新秩序」这一名词的众多父母之中，也有尾崎一个。
既然「东亚新秩序声明」宣布，日本侵华的目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之安定的新秩序」，各种各样的「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一时从「昭和研究会」内外喷涌而出，争着成为未来「东亚新秩序」的正统理论。在这种奇异的泛亚热潮之中，尾崎秀实依然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固然，尾崎不但肯认「东亚协同体」的必要性：「在作为东亚新秩序之内容而提出的各种概念和方案中，『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在理想主义方面最具特色，最接近『东亚新秩序』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近卫公心中的想法」；事实上，他还赞许「东亚协同体论」是「不像之前就存在的『亚洲门罗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那样，是日本经略东亚之理想的单方面表现，而是符合当前文明阶段的历史产物，是经过七七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华认识发生了变化的……」（1939年4月，『东亚评论』）。从这一点来看，尾崎秀实似乎也是东亚协同体论的支持者，支持这种粉饰日帝的理论。
然而，尾崎针对东亚协同体论的论述，其最大特色，反而是借着「东亚协同体论」来批判其他形形色色的「东亚新秩序论」。加入这一泛亚大合唱的人士，大多一边畅想未来的东亚新秩序将有多么美妙，一边用「东亚新秩序」来为日本侵华战争做辩护（如三木清），而尾崎秀实却绝不参与这两种行为，反而像是在利用这个阵地，对各种本质上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泛亚理论开炮。
在日本全面法西斯化的二战时代，直接攻击军国主义与法西斯的道路已经被日本当局封死。然而，批判的空间并不是全然消失了。在日本法西斯当局推行各种法西斯主义国内外改革政策之际，其为了彰显自己优越性，一定程度上允许国内知识分子「反思」、批判此前日本某些政策的不足之处，目的是舆论造势，宣布日本已经通过法西斯改革超越了各种社会与国际问题的弊端（如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总而言之，是以批判空间为饵，诱导左翼知识分子加入法西斯主义合唱团，以法西斯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个别弊端的承诺，换取他们主动为日本的新形势提供宣传。面对这个逼仄的批判空间，尾崎主动握住了这把双刃剑，利用这片日本法西斯当局允许的批判园地，表面上在批判过去的日本，实则是委婉地批判今天日本的罪恶、残忍。
比如，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建立的客观基础』（1939年1月）之中，尾崎就不点名地批评了了三木清的协同主义、高桥龟吉的经济集团论、石原莞尔的国防论，利用「东亚协同体论」的大旗，表示：「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大家不断提倡日满华经济集团论的时候，这种经济集团的形式只是为了将满洲国和中国，特别是华北补充性地动员去发展日本经济。……像这种索求资源主义，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经济集团论等等，都不用谈道德问题，就从现实出发，（它们）在开发资金问题、治安问题上，或者在——与进行战争所对立的——一般经济上的宽裕问题上，都是无法成立的。」
尾崎没有强调「东亚协同体」有着那么远大的希望，反而不断警告日本读者，这种浮于纸面的泛亚理论并不可靠：「我认为，东亚新秩序论都是日本人的方案，而中方将如何对待这些方案还是个问题。在今天，绝不能说东亚协同体论是解决日中问题或统一东亚的万灵药。……」（1939年4月）；「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比起民族问题，『东亚协同体论』是多么可怜和渺小。」（1939年5月）。
非但如此，尾崎秀实还一再利用「东亚协同体」的载体，含沙射影地讽刺日本假借兴亚之名，兴侵略之实。『东亚新秩序论的现在与将来』（『东亚问题』1939年4月）中，尾崎写道：「『协同体』的理想曾经也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满洲出现过，但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理想因）因日本资本主义的要求而被扭曲的事实……」回到上述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建立的客观基础』（1939年1月），尾崎甚至有更大胆的表述：「日本自身内部残留着与欧美列强至少在客观上没有区别的主张和要求，处于相当困难的立场。」「实际地适用其政策的话，（东亚协同体）会与国内的资本主义经营之间会产生强有力的摩擦吧。」以及：
「那些认为只有作为战争对手的中国要改变，自己的立场绝对不用改变的人，是绝对无法理解这个共同体的理念的。有人就将这个共同体的理念当做战胜国日本在东亚大陆确立霸业的手段，或者仅仅是不让霸业那么明显的外衣而已。」
尾崎确实赞成「东亚协同体论」。但是，在尾崎眼中，「东亚协同体论」不是向中国夸耀的甜言蜜语，而必须是日本断行国内改革的军令状。在1939年1月的论文之中，尾崎强调：「拥有不高的经济实力、不完善的政治体制和较弱军队的中国，到底是如何坚持到今天的呢？无论如何，谜底其实就在于民族问题。这不仅仅是国家规模的问题。是游击战战士自不必说，一切政治势力都以并不共同的态度，从仿佛只与大地为敌手的农夫，再到街头流浪少年，（民族问题）都以不同的形式贯穿其中的问题。……在讲和问题上，即使是今天对中国有巨大压力的英美，也不可能强迫中国讲和。」
尾崎继续说道：正因中国如此强大，所以日本也必须进行自己国内的改革。「不得不说，若要完成大陆的复兴建设大业，日本现在所能发挥的全部能力还不值得信赖。我们认为，为使日本的政治经济适应上述目的而重新编组（政经体制）是绝对有必要的……有必要对日本国民进行再次组织。与其说是必要的，不如说这是不可或缺的要件。那些真正认同东亚协同体理论、与我们合作的中国人，特别注意日本所谓的国民再组织问题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自身不改变以往的主张，不改变根本的指导方针，就不能跟从日本，这是极有理由的。」
在同年四月的文章中，他将这一点谈的更明白了：
『东亚协同体论』在其产生上，与其他同系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日本随着『中国事变』的具体进行而意识到中国民族问题的意义，要回过头来认真地思考如何去重新组织自己国家。在这一点上，（东亚协同体论）与其他各种以称霸东亚蓝图为基础而描绘的东亚民族大同团结的方案不同，应该带有一种不同的谦虚性质。……东亚新秩序的创建是以日本自身的变革、更新为条件的，这是『东亚新秩序论』所包含的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如果日本不改变自己，就无法设想如何建设东亚新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尾崎在1939年1月盛赞『东亚新秩序声明』的评论文章中，故意忽略了其中「共同防共」的原则。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尾崎秀实当时还在资助日共的地下重建运动。1938年前后，作为企划院判任官的芝宽、中西功的弟弟中西三洋等人曾经构成了一个「京滨共主义者集团」，试图通过在企划院下层官僚、京滨地区工人之中发展党组织，以此重建日共。1938年3月时，芝宽就来到了东京朝日新闻本社，找到了尾崎秀实；当时，尾崎已从中西功处听说了京滨集团的事情。尾崎对芝宽表示，自己不能领导他们，但他推荐自己的左翼老同志松本慎一来领导他们。刚刚出狱的松本欣然接受邀约，在松本的领导下，日共京滨集团迅速扩大组织，在川崎、新宿、蒲田等地都壮大了力量，两个多月就发展了接近一百人，直到1938年末「京滨集团」遭到日警的大逮捕。值得一提的是，松本因此而再次被捕时，依然是尾崎来照顾松本的家人；尾崎在1941年身份暴露、被捕入狱时，又轮到松本不顾危险，为尾崎与尾崎的家人而奔走。战后对尾崎的纪念活动，包括追悼集会、狱中书信的出版（『爱情如流星』）、纪念演讲大会等等，基本都是由松本慎一提倡、主办的。
京滨集团全军覆没后不久，1939年1月，第一次近卫内阁也倒台了。失去内阁嘱托职位的尾崎，在风见章的帮助下开设了中国研究室，6月又成为了满铁总公司的「嘱托」，在分公司工作。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外交路线斗争激化，最终德意日三国同盟压倒英美友好路线，法西斯军事同盟成立；第二年，欧洲爆发闪电战，纳粹军队相继征服了荷兰、法国等国，直逼英国。在当时的日本时人看来，这一切正说明：过去由英美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即将崩溃，未来将是日本有荣与焉的革新秩序，国内外的革新政策则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日本的南进侵略问题。
战争、革命与死亡
面对日本国内转进南方、与英美决一死战的思潮，尾崎自然是欢迎的。他身为亚洲主义者，很自然地将东南亚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南进、驱逐英美殖民者挂起钩来。在『南方问题与中国问题』（1940年12月，『大亚细亚』）中，尾崎秀实先是列举了东南亚与南亚的各种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印度、缅甸、泰国，特别是有共党领导的1930年印支革命运动、1926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其后，他就表示：「我确信，东亚民族的解放、自立，以及由此实现的东亚各民族合作，才是创建东亚新秩序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其前一阶段的民族的自我解放作用，正是对旧秩序势力的致命一击。」这种论述，是与其他兴亚主义者共通的。
不过，尾崎既然身为实际上的共主义者，自然有他自己的独到视角。在同月的『新体制与东亚问题』中，尾崎秀实指责日本当局还没有处理好「东亚新秩序」的问题，就又提出了「东亚共荣圈」的口号，这是一种「颇为危险的行为」，暗讽日本统治阶级只是将泛亚主义口号作为诱骗他国的工具，毫无落实之意，只会变换口号的戏码。针对共荣圈的口号本身，尾崎直接批判道：「『共荣』的观念至今仍与东亚的历史现实相距甚远。看上去，『共荣』甚至带着一丝马马虎虎的气息。」在他看来，日本思考南洋问题的前提，必须是「充实东亚新秩序的内部」，即为空洞的泛亚口号注入实体。
那么，尾崎秀实心中的泛亚主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南方问题与中国问题』中，他已经谈到「我有必要强调，东亚共荣圈问题的前提是以东亚各民族的高级结合法则。不能将『南方』视为日本经济资源的获取地或仅作为日本发军事据点……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是一个统一的问题，必须用相同的指导精神和相同的方式来处理。」什么是「高级结合法则」呢？对此，尾崎说：「在重大的日中战争之彼岸，应当存在着横亘在中日两民族高层次结合法则之下的土地农业问题解决方向，这一方向同时又形成了南洋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东亚各民族要正确、高度结合，其法则必须规定正确地同时解决土地问题和农业问题。」听起来或许有些晦涩难懂，但尾崎想突出的重点，依旧是亚洲的土地革命问题——一场摧毁半封建东亚社会的土地革命。
在1941年3月论及东亚共荣圈的文章中，尾崎秀实大胆地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合作的根本性前提，是两国的「农业革命」。正因日本、伪满的农业条件与中国大陆酷似，故而日本要推动「东亚各国社会本质的半封建农业社会」走向解体，由此「解放农民」，这样才可以实现真正的东亚新秩序。
在尾崎的世界观中，这应该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日本要走向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亚洲各国，去积极地帮助他们；另一方面日本自己也要「全面地革新、重组自己」。这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义等民族解放运动，是「完全瓦解」英美帝国主义的原动力，因此只有通过中国民族的「解放」与「自立」来实现「日中两国民族的正确合作」，才谈得上迈出了兴亚的第一步。
不难看出，这里的兴亚计划，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尾崎革命构想：日本战败之际，要通过中苏支持，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那以后，日本要与中国、苏联联合起来，革命的三国同盟进兵亚洲各地，与英美帝国主义大战，解放当地的亚洲人民，最终实现「东亚新秩序社会」，实现世界革命……尾崎秀实在此时的评论文章中没能说出来的，正是他被捕入狱以后，向检察官吐露的真言。
在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国爆发战争的前夜，尾崎秀实的间谍身份暴露，遭到日警逮捕。在那一天来到以前，尾崎早已预想到了自己的这个结局。1941年的秋天，尾崎在为『都新闻』的『推进队』专栏撰稿，每月发两次文章。他最后的文章，是10月5日的『北京灭亡史的教训』。这是一篇他对自己朋友村上知行的著作『北京的历史』的读后感：在王朝覆灭之日，文武百官阿谀奉承、只识贪污，民间流言蜚语顿起，残酷镇压不断。然而，在作为「言论之国」的中国，总是有人在此时挺身而出进谏、争论，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拔掉舌头、投进大牢。如此说来，「日本的评论家现在还相当从容宽裕」啊。这篇文章的来由，是因为尾崎知道自己即将遭到与中国古代王朝言官所类似的命运吗？
1941年10月15日，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尾崎秀实正在自己位于目黑区上目黑的家中读书。突然，以警官高桥与助为首的一群特高闯了进去，就这样尾崎带到了目黑警署。尾崎在狱中写给妻子尾崎英子、女儿尾崎杨子的信中，如此描述这一天：
「早餐后，我在我的房间里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阅读那个早大毕业的经济记者（阿江一友）战死前的遗著『不死鸟』手记。这时，来迎接（注：逮捕）的人们蜂拥而入。我没法再回这个家，也没有勇气回头看英子的脸。我问：『杨子去学校了吗？』我不想让杨子看到当时的情形。这次的事，其实对我来说，是早就注定的。」
尾崎也在自己的『呈报书』中，解释了自己为何知道，10月15日的这一切「是早就注定的」。「昭和16年10月15日早上，我遭到一队检察官袭击。在此之前的两三天里，我多少有些不安的预感，那时我大致上已经做好觉悟，清算自己一生的日子已经到来了。当时的一切心情，就以此（被捕）划上句号。感觉一切都结束了。下午接受侦讯时，得知问题是出在我与佐尔格关系，而一切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时，就在心里高呼：『万事休矣！』」
尾崎秀实的被捕，引起了日帝中心的震动。有关「佐尔格·尾崎事件」的报道，都是受到日本当局所严密控制的。佐尔格间谍团被捕一段时间以后，日本当局一直禁止报刊报道此事，直到被捕发生七个月以后，司法省才在1942年5月16日下午三点正式公布此事，第二天各大报刊的早报纷纷报道了此事——当然，都是用司法省公布的材料。所谓佐尔格、尾崎等人属于共○国际，最早就是出自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很清楚佐尔格间谍团属于苏联政府的谍报部门，而不是第三国际。司法省之所以要这么公布，硬把佐尔格间谍团塞到第三国际一边，正是因为日本政府害怕因此刺激苏联政府，故而并不将佐尔格间谍团属于苏联政府谍报部门的消息公之于众，反而说他们属于第三国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所谓「尾崎秀实为了避免日本打苏联，成功祸水西引/东引」的论调有多么可笑。日苏之所以没有开战，不是因为尾崎巧舌如簧，而是因为日本政府、军部的大多数人本身就不想日苏发生战争，甚至到了事事避免刺激苏联的程度。战后他们把这一切怪罪给尾崎，编织出「尾崎祸水东引」的阴谋论，只能归功于他们脸皮之厚。
尾崎秀实被捕以后，有关他与佐尔格间谍团的消息迅速在日帝高层的赤化阴谋论小圈子中流传开来。从真崎甚三郎——赤化阴谋论的核心人物质疑——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登门拜访的人不断向他提起尾崎的事情，先是他的弟弟真崎胜次在11月8日告知他，「尾崎某某、佐佐弘雄被捕（注：佐佐被捕为假，他并非间谍团成员），尾崎在企划院内，以他为中心进行赤化，在他的住所里有超短波，事无大小都向苏联汇报。结果，各个政府部门都被赤化了」；10日、21日，又有好几个人来登门造访，向真崎说起此事，表示近卫身边已有一堆人被抓。11月29日，鸠山一郎也来了，对他表示：「我看，不阻止日美开战，日本就要陷入共主义」，真崎也赞同这一点。11月30日，有访客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谣言：「尾崎某某等人全部坦白了，他们计划在明年7月发动全国革命。」12月4日，也有人表示近卫在这件事中陷得很深。就在开战前的12月6日，海军大将山本英辅来拜会真崎，真崎对他说：「从尾崎事件可以窥见出，日本几乎完全被赤化了」。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真崎写道：「……持永（真崎认识的宪兵，持永浅治）说，尾崎·佐尔格事件的背后有着很可怕的东西。现在日本正是就像风见章曾说的一样，石头流、木叶沉。」
或许是由于他们这群人还不满足于单纯的尾崎被捕，要将这件事与政治斗争挂钩到一起，结果从1942年年末开始，各种有关军部的流言蜚语开始在这个小圈子里传来传去。当年12月12日，真崎日记中记载道：「小俣健11点半来访，带来了尾崎等人的审讯笔录，说他们的思想阴谋确实很恐怖，慨叹道：再查下去的话就要查到军部，会查到大人物，所以被上层压下来了。」1943年1月12日，小俣健又来了，告诉真崎，池田纯久可能也是跟尾崎一伙的。特别审查局长吉河光贞、警保局保安课长村田五郎，也声称自己的调查工作遭到陆军阻拦。
战后，这群赤化阴谋论的支持者进一步加以演绎，宣布武藤章其实也是佐尔格间谍团的一员。与真崎甚三郎、真崎胜次兄弟亲近的社宾山口复永，撰写了『近卫上奏文与皇道派』一文，宣布武藤章自从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以来，三年多连续不断地给佐尔格提供情报，最终将日本拖入世界大战。山口复永甚至有鼻子有眼地描绘道，「武藤叫来东京宪兵队队长，命令道：绝对可以信任佐尔格这个人，只要是他要求的情报，你都提供给他。不管是在参谋本部也好，陆军省里也好，都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到最后都在支持佐尔格。」战时，在军部内激烈对立的石原莞尔、武藤章都被怀疑为「赤化分子」，只因石原莞尔支持统制经济，武藤章则力主对华开战，最终两人都落得「共主义者」的名分。
池田纯久、武藤章……在赤化阴谋论者的宇宙里，大概陆军与参谋本部有200多人，就能抓出180个苏联特务吧。尾崎秀实的鬼魂，在九泉之下若当知道这一切，定当哑然苦笑。
结语：回望海市蜃楼
1944年11月7日早上，尾崎秀实给妻女写过最后的一封信件：「我的父亲也终于拿到船票，回台湾了。即便是父亲，现在也对故乡（岐阜）感到幻灭了。近来警报频频。今年燃料也会更加不足吧。我也要鼓起勇气，与寒气作斗争。」就在写完这封信后一个小时，他突然被叫出了牢房。11月7日早上8点51分，尾崎在绞架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死刑的三个多月前，他已经给自己拟好了遗言。在给律师竹内金太郎的信中（7月26日）中，尾崎秀实写道：
「我只想对妻子大声地喊一句，『忘掉过去的一切吧！』、『抛弃过去吧！』。——我对即将到来的时代看的太过清楚，所以无论如何也没有余力来专门考虑自己和家庭的事情了。——我想再重复一次，我的最后一句话。『睁大眼睛，看看这个时代吧！』。请转告夫人，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慰藉。」
在此前的7月17日，尾崎也有另外一份写给妻女的信：「我想谈谈我人生观的一部分。在这短暂的人生中，要尽力适应现实而活。要以须臾之生命，存活于无穷之宇宙。欲以有限之身，生活于无限之中。」这段话也被视作尾崎的最终遗言。
在狱中的最后时刻，尾崎回想自己的一生，特别是青年时代参禅的经历，在信件中反复引用禅宗的偈语：「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心随万物转，转处实能幽，随缘识得性，无喜亦无忧」。带着这种意会，他静静地迎接了自己的死。与此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死，将让自己一生所积蓄下来的、许多无法言传的东西，就此无声无息地永远失掉。死刑前五个多月，尾崎在5月10日说：
现在，我的心中满是许多思想和宝贵经验的积蓄。但我感到，它们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是不为人所容的，（它们）将永远作为我自己一个人心里的东西而渐渐消失。（它们）就和我一起下葬吧，这样就好了。
1944年11月7日，尾崎秀实带着自己一生信仰的许多秘密，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十多年来，尾崎真实的所思所想、伪装之下的内心话语，就这样和他一起进了坟墓，再也没有人能知晓它们的全部。
尾崎在遗书之中，让他的夫人「睁大眼睛」看看时局，显然是预见到了日本即将到来的战败。然而，他没能预测到此后的一系列激烈发展：在中苏革命阵营登陆日本前，美军已经抢先一步登上了日本的土地；尽管帝国日本统治阶级确实已经没落，而日本无产阶级也没能完成革命建国的使命，美国却改造了日本，帮助日本统治阶级重构了国家机器。
他也更加没有能想到，自己的形象会在战后经历如此奇妙的漂流。由于1946年的畅销书『爱情如流星』——尾崎狱中书信选编而成，尾崎秀实一开始被视作军部政治的受害者、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主义者。随着冷战的锋芒波及全日本，他的形象又被右翼拉了过去，变成了一个使日本深陷战争的大阴谋家。在左翼（爱国主义者）与右翼（大阴谋论）的拉扯之中，尾崎秀实的形象也变得晦暗不明起来，譬如一个无法在人们评价中真正下葬的灵魂。在左翼阵营日益没落的今天，尾崎的坟墓上已经堆满了日本右翼阵营批量制造的历史垃圾。经过一些人的努力，这些毫无历史价值可言的阴谋论又被堂而皇之地引入国内，历经多次改编，最终将中日两国右翼希望大家看到的尾崎秀实，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侦办佐尔格事件的特高警官大桥秀雄，回忆道：佐尔格在被捕后的第五天要来纸和笔，开始招供时，突然哭了出来：「是我输了。」佐尔格、尾崎等人，确实输给了日本的法西斯政府。在这场秘密战线的战斗中，他们的败北并不局限于当时，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输给了法西斯战犯。在记住他们时，人们宁愿相信法西斯战犯故意捏造的谎言，也不相信他们亲口所说的证言。在右翼不断累加的谎言之下，尾崎秀实的真实形象已经快要消灭无踪。
海这边的市民能与海那边的右翼市民，在尾崎秀实阴谋论上达成如此共识，恐怕并不是偶然的。在尾崎阴谋论的口吻之中，假如没有尾崎，日本就不会与中国、美国打起来，最终日本或许不会败北，在战后也得以保存自己作为「大日本」的帝国主义果实。这个日本右翼的乌托邦，才是尾崎秀实阴谋论的核心。设想一下这个「乌托邦」中的中国，依然是被日本帝国所奴役的半殖民地，真是不寒而栗。当然，对于某些海这边的市民来说，他们也可以接受这一切——毕竟，代价「仅仅」是没有○○的革命成功而已，而这的确是他们最想要的。
即便没有这种如此露骨的反巩主义共识，恐怕很多海这边的市民也不会拒绝法西斯右翼的逻辑。毕竟，将19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说辞搬到今天的越南，就是：有一群人是爱国志士，他们要在越南搞革新，一边严厉打击王佐，一边限制资本家、提高福利，但也充分保存市场经济。在国际上，要消灭反对越南的日本统治者、狠狠惩罚支持这些统治者的日本国民，重建「真正平等」的两国关系，最终与美帝国决战，构建全新的国际秩序——恐怕，很多人都在内心里认同这种法西斯主义。
在狱中书信中，尾崎秀实曾经写道：
最没用的就是为我买墓地。当然，我不需要葬礼、告别式等等。只要我能活在英子、杨子以及真正了解我的朋友们的记忆中，我就满足了。
今天，我们知道尾崎秀实未能如其所愿地活在世人的记忆中，法西斯主义鼓吹的阴谋论掩盖了他身为共主义者的真实面貌，从这个角度来看，尾崎秀实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未终结，只是战场转移到了人们的记忆中。
七十多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逐渐散去，继承尾崎秀实志向的日本左翼阵营遭遇了挫败，而改头换面的法西斯日本统治阶级占据了上风。他们不仅掌控着当下，还试图篡改历史，进而觊觎未来——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衣钵传递至今天的继承者手中，一个新的循环已然开启。正如本雅明所言：「要是敌人获胜，即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在尾崎秀实的问题上，是否与法西斯日本的谎言进行斗争，已不再是尾崎所处时代的课题，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危机。
①战前日本左翼并非没有激进化发展的可能性，比如作为日共马甲的「劳动农民党」，就在1928年大选中取得了各无产政党中最多的票数——然而，日本政府在选后一个月就完全取缔了这个政党。
还有，这位先生即便是列举战前日本左翼转向的例子，也是反反复复地列举知乎上已经被说过几千万次的那些例子，而不是笔者与「转向」相关的几十篇文章和回答里的例子，可见笔者关于战前日本左翼的研究或许确实没什么人看；而某些人则是只想利用日本左翼的转向史来攻击日本全体民众，对日本左翼运动毫无关心可言，这种人实在没有资格谈论战前日本左翼的问题，还是多看几本书吧（笑）
②更前一点来说，早在明治时代，日本政府就在不断地打压报道自由。甲午战争时的日军随军记者都要携带许可证，写出来的报道要接受军官审查，被认为是碍事分子的，直接驱逐回国。针对旅顺大屠杀，国内媒体不但被严禁报道此事，他们还要为日军加以反驳，宣布城内死伤的平民其实都是清军士兵伪装的。如1894年12月4日，『时事新报』的堀井卯之助在报道中写道：
……街上到处都是死尸，乍一看就像平民倒在地方一样。但是脱掉他们的上衣，胸前佩着子弹，衣服里写着士兵的名字。其变化多端的情节虽然很巧妙，狼狈之际却无法在意细节。因此，直接就可以看破真相。他们愚蠢得可笑，胆怯得让人可怜。
一般记者最多只能含混地说一句，「似乎也有很多尸体不是勇士的遗骸」（12月7日的宫本芳之助报道），暗示有很多平民被杀。
③当然，这位先生还提起了山川均的问题。显然，他所指的应该是山川均在1937年12月被捕前，公开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即引起巴金抗议的『中国军队的鬼畜性』（『改造』9月号）、不允许被『文艺春秋』刊登的『中弹范围以外』（1937年10月），以及『不必要、不着急的言论』。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山川并没有转向——否则，他何以在1937年12月的「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捕呢？面对法西斯政府越来越大的镇压力度、越来越严厉的言论管制政策，山川均特意烧掉了自己与同志的所有往来信件。他自己也对身边的人表示：「无可奈何地，我只能100％不道出我所信仰的事情，保持消极的沉默了。但是，我要坚持一个原则——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不积极地表达与我所信仰的思想所不同的东西。……然而，我感到最低底线都无法守住的时期已经要到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他在1937年的近况评论文章中，采用了说反话、旁敲侧击、含蓄委婉的手法，以不正面对抗的方式，与法西斯战争唱唱反调。如果不能理解当时日本社会的那种语境的话，大概很难体会这种阴阳怪气中的真实意味。事实上，在时人看来，山川均想表达的东西是很大胆的。战后加入日共的科学家冈邦雄，就在1937年夏季评论道：
只要注意到他（山川）最近旺盛的写作活动，任谁都会为这种年老之余依然不显衰退的精力、理论的尖锐，及其讽刺表达之老练和辛辣，而发出惊叹声。……对于将自己置身某个立场的人来说，今天，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已经完全被剥夺了，他们与无依无靠的群众一道，处在不得不三缄其口的状态之中。然而现在激烈的形势，正所谓已经到了「石头都要喊叫起来」的阶段。……不管再怎么难以说出口，都必须要敢于表达出来。而其中之一，就是在山川和户坂的评论中可以看到的那样，那种委婉、讽刺、说反话的表达手法。……不用说，他（山川）是在最高程度上具备上述那些条件的第一流评论家。
这篇『中国军队的鬼畜性』，表面是指责中国军队「残忍地」袭击日本人，实则山川真正想说的话，是紧随其后的：「胡乱地将国民感情煽动、刺激到排外主义的方向上，是如何危险啊——我们不得不为之战栗。」在无法光明正大地批评日军的情况下，山川不得不借助批评国军来批评日本军队。
又比如1937年10月11日的『中弹范围以外』，这篇论文直接表示：「『战争的颜色』是灰色的……日本的社会，进入了要把所有人的头脑涂抹上一个颜色、加以控制的时代……现在，我国的同胞有几万人在战线上曝尸荒野。而世界各国，都将这视作侵略行为。」山川均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日本一开始宣布「自卫」是自己发动战争的理由，随后又将理由替换为「反赤化」与「世界资源平等分配」，但后面的那个理想「在能否让全世界理解我国……上，其作用是可疑的。」不仅如此，山川更表示道，华北的傀儡政府是无法信任的，而在上海悲惨战死的中国学生兵也是「为祖国而牺牲」，难怪这篇论文不被日本当局允许刊登了。在文章的最后，山川质问道：日本所谓的武士道，在伪造出来的华北「明朗的中国国民」，与上海的凄惨景象之间，到底要「作出何种批判、何种选择呢？」
山川均战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必要、不着急的言论』（全集第14卷），更是在预言七七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性破局」以后，直球挑战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战争借口——日本作为匮乏的国家，要向富裕的国家发动抗争，实现世界资源的合理分配。在这一点上，山川均是这样说的：「匮乏国家日本转变为富裕国家日本时，富裕国家vs匮乏国家的国际正义理论，就会彷徨不已了……世界的矛盾，不是匮乏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变成了匮乏国家与匮乏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国际正义的理论就会成为迷路的孩子了。」
山川均撰写完这些文章不久，他就在1937年12月15日早上凌晨被捕，在拘留所的恶劣环境中呆了一年多。他虽然在1939年5月得以保释出狱，但一直到战争结束，都被警察、特高所严密监视。
④大谷在审讯完殖田以后，对部下说：
「他的意见，只是对陆军的一个时期、一个局面的考察，很遗憾，没能说到点子上。这也是因为他几乎很少与现役军人接触吧。像这种半瓶水的人，作为民间的军部通，出入于宫廷重臣之间，对于军队来说是很危险的。」
大谷此后也在回忆录中说道：
「他（殖田）不与军人交往，也没法实际地看到军队的动向。除了研究从军队出来的几份文件以外，他就是接近真崎、荒木，听皇道派对陆军中央发批判。因此，他也是皇道派的代言人。」
在大谷看来，近卫也一样：
「让近卫有这种陆军观的，是过去被称为皇道派的小畑、柳川、真崎、荒木。近卫为打倒东条政府而活动，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打倒，而是要让皇道派取代东条、组建下一届政府的准备工作。可以认为，他们的谋划是拥立近卫，以柳川或小畑为陆军大臣，真崎为参谋部长，以此取代东条军部。……近卫就是因为这些人而失去了判断军部的眼光，被他们所操纵了。」
对于大谷来说，近卫心目中的「容共派的统制派」、「反龚派的皇道派」，只是近卫自己的幻想罢了。「这样看来，说是近卫从自己的直觉出发，擘画了一个设想，然后随意地为其添上血肉，将各种无法确认的消息巧妙地折腾过来，组合成一个陆军赤化论，也不算过分。」
考虑到大谷才是亲自取缔赤色分子的人，而殖田（第一个提出赤化阴谋论的人之一）、近卫（赤化阴谋论集团的领头羊）又是赤化阴谋论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大谷的证言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⑤在同期的文章『最近阶段的日中关系』（1936年6月）中，尾崎再度强调：
「对于航海者来说，冰山浮在表面上的七分之一并不是问题，它在水面下七分之六的巨大压力才是问题。……依笔者所见，得知中国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看到中国民族运动的动向，就是探寻隐藏在表面下的两个重大问题的办法。……满洲事变以来，日中关系确实进入了不同于过往的一个新时代……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紧张的、不允许三心二意的，极其认真的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到相互的真实姿态，不清楚规定相互关系的话，就（会陷入）不能动弹的关系之中。」
这番话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⑥最初的成员有尾崎秀实、风见章、田中香苗、中村常三等人。「中国问题研究会」随后改名东亚政治部、民族部等等，到东亚政治部时，成员增加了平贞藏、冈崎三郎、和田耕作（曾卷入企划院事件）、土井章、大山岩雄（战后成为国土防卫联盟创始人）、堀江邑一（身为河上肇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改名为民族部后，又增加了橘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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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産政党の命運 日本の社会民主主義』（法政大学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編著，榎一江：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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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産政党の研究——戦前日本の社会民主主義——』（増島宏、高橋彦博、大野節子）
『日清戦争「国民」の誕生』（佐谷眞木人 講談社現代新書）
『政友会と民政党──戦前の二大政党制に何を学ぶか』（井上寿一 中公新書）
『歴史としての野坂参三』（和田春樹）
『盧溝橋事件の研究』（秦郁彦）
『マルクスを日本で育てた人 評伝 山川均』（石河康国）
『戦時戦後体制論』（雨宮昭一）
《亚洲、太平洋战争（『岩波新书』·日本近现代史⑥）》（吉田裕）
《占领与改革（『岩波新书』·日本近现代史⑦）》（雨宫昭一）
《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陶慕廉）
《日本学界的尾崎秀实研究》（汪力）
『尾崎秀実の思想と行動』（市川亮一）
『風見章の原点』（望月雅士）
『華北分離工作期における日満華提携論の一考察:永井柳太郎を中心に』（坂本健蔵）
『「東亜協同体」論をめぐって——戦時下日本の中国論』（胆紅）
『ゾルゲ＝尾崎事件：歴史社会学的アプローチ』（平川幸雄）
『20世紀における日本の中国研究と中国認識（10）著作から見た尾崎秀実の中国認識』（今井清一）
『アジア主義の理念及びその成立の客観的基礎——尾崎秀実の東亜協同体論を手がかりに——』（李京錫）
『尾崎秀実の日中戦争期評論 : 両国民提携へ「日本が先ず変われ」』（高木康行）
『東亜新秩序声明の脈絡』（芳井研一）
『尾崎秀実における〈民族〉の位相 :東アジア知識人のジレンマ』（鈴木規夫）
『尾崎秀実におけ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概念の革新』（鈴木規夫）
『永井柳太郎の植民論·シベリア論』（橋本哲哉）
『明治期から昭和前期までの日本での言論統制——統制の仕組みとじっさいの運用について——』（杉山光信）
『一九三四（昭和九）年衆議院議員選挙法の改正（一、二）』（杣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