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好、国家主义者也好，都有一个共识：安倍要让日本抛开美国的牵制，拥有足以对抗中国的武装。然而，这样的共识比起日本外交的实像，毋宁说更接近于日本右翼的宣传。
2015年8月，正当日本国会因『安保法制』而打得彼此头破血流时，议员山本太郎在国会质询中指出：安倍政权推进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特定秘密保护法、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重启核电站、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加入TPP等，都完全抄袭美国智库CSIS在2012年发表的『第三次阿米蒂奇·奈报告』。换言之，安倍政府可谓是照抄美国智囊团为日本所设计的内外政策。山本太郎当时说：「你们打算继续做这个即将没落的大国的跟屁虫，做到什么时候呢？……不要再否认战败了。」
这部安倍内阁所大力推动，而在翌月通过的新安保法案，本身就是日本民主体制中极其异样的怪物。在众议院的宪法审查会上，三名各党请来的宪法学者全部判定新安保法制违宪。连自民党请来的宪法学者都说法案「违宪」。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方面却毫不在意，照样推动法案。即使面对国会外几十年未有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行动，安倍内阁也毫无惊慌。恐怕，那是因为安倍内阁知道，这是「美国大人让我做的」、「我已经答应美国大人了」。
的确，当年4月29日，安倍就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说：「日本现正致力于完善安保法制。一旦实现（安保法制），日本就能根据危机如何，更好地进行不间断的应对。该法完善以后，自卫队和美军的合作关系将得到加强，日美同盟将更加牢固。这将为地区的和平带来切实的威慑力。这是战后第一次的大改革。我希望在今年夏天结束前做到。」
从『特定秘密保护法』，到『安保法制』，都是安倍内阁引美国为后援，三番四次强行通过法案，而造成社会各界反对运动逐渐强大起来的恶法。而这些法律，都是安倍内阁一步步对内强化国家权力、对外强化日本武装能力的国家主义进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安倍政府念兹在兹要废除、废除的「和平宪法第九条」，不是美国栓日本的狗绳，反而是保障日本自主独立的武器。正是因为有第九条，日本才不必百分百跟着美国的军事战略走，以至于直接参与到一些美国都后悔发动的战争之中，典型比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
在安倍等人看来，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后，日本就可以实现自主独立的正常国家。然而，我们也知道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安倍主张的修宪，是在第九条内明确记入「自卫队」字样，而日本政府一直宣布自卫队合宪。安倍自己都承认，假如修宪案遭到否决，日本政府也会继续宣布自卫队合宪。这样一来，这个修宪进程就变得毫无意义。其对日本独立自主的推动作用，可能还没岸田文雄访问美国时随地吐痰（假如他这么做）大。
然而，为什么安倍内阁即便如此，却依然宣布自己「结束战后体制」呢？日本战败近八十年以来，对美从属主义早就深深浸入日本的官僚、资产阶级、政界、媒体各方面，在日本社会的深处盘根错节。亲美已经成为一件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事情。我们从2010年的鸠山内阁就可以看出，跟美国搞坏关系是一件会激起日本社会极大恐慌的事情，部分捍卫日美从属体制的忠勇之士——如外务省官僚不惜破坏内阁外交政策，也要阻止这件事发生。
安倍对于美国政府的崇拜是露骨的。2019年2月，当立宪民主党的议员质问安倍内阁为什么要推荐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时，安倍只是平静地说：
「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我们应该对这个国家的总统抱有一定程度的敬意，我是这么想的。你们党想要夺取执政权的话，（也要这么做）。」
还有一件啼笑皆非的事：特朗普访问日本时，来到国技馆观看相扑比赛，当时安倍政府安排他坐的位置，比同样在场的明仁天皇还要好。
2016年前后，安倍内阁与俄罗斯政府交涉，试图单独地让俄罗斯还北方四岛的其中两岛回来时，却被普丁问道：「可以改变追从美国的状态吗？」安倍对此只能保持沉默。为了对美国不说一句坏话，安倍内阁甚至宁愿放弃取回北方领土的机会。
自民党右派以来，到2010年代安倍主张的路线，只不过是另一种更隐蔽的对美从属路线——甚至毋宁说，是摇摇欲坠的对美从属体制的自救运动。拥抱集体自卫权、实行安保法制，象征安倍政府的对美隶属程度，到达了战后历代日本政府的有史以来最高峰。为什么这样的路线会主宰今天的日本呢？我们不妨引用前面所提到的学者白井聪的分析。
日美安保体制、对美隶属体制，在冷战结束以后早已失却意义，在国内外的各种变革之中风雨飘摇，原本的统治机能陷入动荡、僵化的局面。然而，这套超过使用年限的经年体制却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令人咂舌的统治阶级利益共同体。因而，这套体制越是动摇，反动地要维护它、维持现状的力量也就更大，终于使安倍内阁为之诞生。
夸张地说，美军占领时代的GHQ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决定了日本战后体制的雏形：右派继承了GHQ参谋二部的主张，试图打击战后民主改革的成果：强化日本武装以对抗苏东阵营；左派则继承了GHQ民政局的主张，要捍卫并进一步深化民主改革的成果，阻止日本成为冷战体制的美国战车。左派用美国过去的说法、美国的民主主义论来攻击右派，右派则用美国现在的旨意来攻击左派。只要这套体制下的左右两派一天不解体，日本的战后对美从属体制就一天依旧稳固地存在。
对于右派来说，他们尚可以自称：虽然我是从属于美国中心的冷战体制，但我可以因此得到美国支持，再武装、修宪，有朝一日突破这种美国支配的体制，实现日本真正的独立自立。
这条路线的典型人物就是岸信介，当他还是监狱中的甲级战犯时，岸信介就在笔记中写道：现在东西阵营冷战正是炽热，只要两大阵营斗争更为激化，我东山再起的机会就来到了。将岸放出来的正是美国人，而岸信介也为了报恩，顺着美国人的强烈意向，大力推动了自民党的成立。
岸信介上任首相以后，推动1960年安保条约，就是认为1951年签订的安保条约实在有点太过露骨，完全暴露出美军依旧在占领日本的真相：1951年的安保条约从一开始就规定了此后所有安保的基本条件——美军自由地驻扎在日本，但这部条约不但没有时间期限，而有着臭名昭著的『内乱条款』，规定日本大规模动荡时，美军可以出手镇压。也就是说，规定日本国家体制的主权者是美军。不但如此，美军还没有明确义务，一定会在关键时刻「保护」日本免受苏东阵营的赤化进攻。岸信介体味到，这部与日本「恢复主权」几乎同一时间诞生的条约，是要单纯地剥夺日本国的主权。
也正如岸信介所说，1955年重光葵提出修改安保条约时，「杜勒斯一脸冷淡，以冷漠的态度否决了重光君的提案」，美国未必很愿意修改这部条约。然而，岸却认为这是「非做不可」的，因为：
「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否真的承担起保护日本的义务。……在旧的安保条约中，美国在日本拥有各种权利，但却没有明确规定了美国有保护日本的义务。新条约强调了美国防卫日本的义务。……
也就是说，（美军）占领在形式上虽然结束了，但实际上日本人的头脑中还残留着一些沉渣、余烬。我是这么想的。为了构筑友好亲善的日美关系，上述占领时代残渣之类的东西是不能残留于两国之间的。有必要取消一切（的残渣），使日美平等起来。」
岸作为右派的代表，渴望改良日美安保体制，又要美国保护，又要日本统治阶级自主。然而，左派阵营却提出了关键的疑问：为什么我们日本人民非要被美国绑上战车，在日美友好的旗帜下，以增大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换取美国「保护」自己免受苏东阵营「侵略」？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安保斗争爆发了，也是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岸信介对此完全无法理解，只是重复着「无声之声」的逻辑，宣布大部分日本人民并没有参加安保斗争，娱乐场所相当繁华，说明大家是支持自己的。然而，攻入国会的群众斗争却给了岸政府致命一击，迫使其不得不内阁总辞职。
岸信介对此是不甘心的。他对自己的小孙子——当时依旧年幼的安倍晋三兜售自己的理论。安倍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迈向美丽的国家』中，回忆说：他的祖父岸信介说：「要把片面的（安保）条约变成对等的条约，首先满足（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条件。」这是「我作为政治家，当时能想到的极其现实的应对……错的是那些高喊反对安保口号的人。」当时六岁的安倍问岸：「什么是安保？」岸回答说：「安保条约是为了让美国保护日本而签订的条约。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反对。」
安倍大概当时并未明白安保斗争的两派环境，此后也一直没有理解。随着时移世易，冷战结束，上述的左派阵营崩溃，新生成的左翼阵营从废除日美安保转向改良日美安保；寄宿在自民党内的右派阵营在冷战结束后，控制了日本政坛大部分位置的同时，却逐渐忘却了自己的初心，终于堕落成为日美安保体制的无耻依赖者，对美国一定会保护自己、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的想法深信不疑。
正式开始这条路线的人，就是中曽根康弘。过去不论是自民党内的亲美派还是自立派，因为他们实际上都心怀自立之念，都会利用「国内反对势力很强大」的借口来拒绝美国的部分要求。然而，中曾根却亲自摧毁了最大反对势力——社会党的力量根源，消灭了日本最强大的战斗性工会。
而这种新右派的集中代表就是安倍：既然日美安保体制（对美隶属体制）确实好，那么我们只要在美国支配的新冷战体制之中，按照美国的指示，一步步增加武力、解除对日美大局不利的一些体制障碍，日本也会在这套体制中水涨船高，变成强大国家，这就是结束战后体制，实现日本伟大复兴之路。这从安倍在2015年谈话中的独创表达——日本在二战中的错误是成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就可以看出。的确，这种想法即使相较于岸信介的右派理念来说，也是一种更下一层楼的堕落。
这样的安倍路线，还不如石破茂，起码他还会主张日美同盟必须平等。
与此相对，安倍路线的正宗传人、日本保守主义选民心中的大救星高市早苗只懂得对外加速将日本打造为美国更强大的战车，对内强化保守民粹主义政策（包括让岸田内阁饱受骂名的防卫增税），以此实现「世界上拥有自尊的日本」。
只不过，安倍的狡猾之处，在于他始终重复着一句话：「只做右派政治家是不够的，还需要实际成绩」。安倍不会只把这些右翼政策端上来，而会将它们配上安倍经济学、劳动方法改革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内政政策，通过安倍政府的「政绩」营造出一个整体的右翼国家愿景；他是以安倍政府为整个锚点，不断反哺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遗憾的是，这样的安倍内阁也是有日本人民的理念在支撑的。正如安倍自己所说，「（由于『日美安保条约』），日本的威慑力提高了；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现在和平将更加稳固，这已成为日本人的常识。」相信美军就是自家看门狗，有其才足以抵御居心不良的中、朝、俄进攻的日本市民，确实是大多数。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即便是现在不断强化的日美安保，也没有规定美国一定要在中日领土冲突时出兵，而这却是日本社会的常识。
只要看一眼村山内阁、桥本内阁时期的日美外交交涉，就可以知道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末，日美安保体制曾经有过解除的可能。同样在21世纪与中国有领土冲突（甚至比日本更激烈）的菲律宾，都在1994年成功让美军基地撤出菲律宾。然而，在美国的旨意、日本内部合作者的推动下，日美安保体制还是得到了延续与强化，而这样的日美安保体制又刺激了东亚地区的新冷战化，可以说是为日本制造出了日美安保体制所必需的敌人。
在日本最可以融入亚洲（即便出于其统治阶级利益，也应该这么做）的时候，日本却由于惯性，选择了继续与亚洲敌对。根据评论家佐藤优的说法2002年的铃木宗男事件，其实是外务省内的亲美派、亚细亚派与地缘政治派——主张日本应该左右逢源的一派——爆发内斗，最后结果是亲美派横扫了其他两派，实现了自己的外交霸权。
此外，安倍内阁的深层还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战后的日本，在没有正面面对战败这一事实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复兴，发展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反过来看，可以说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使「否认战败」的历史意识成为可能。……
其代价是什么呢?「否认战败」会产生双重性，一方面日本对国内及亚洲各国尽量模糊战败事实，另一方面却对战后日本的庇护者——美国无限制地承认战败事实，加强对美从属体制。这种两面性就是硬币的正反两面。正因为对美国过于认可战败，「我们其实并没有输」的潜意识欲望才会向亚洲方面发泄出来。最容易理解的表现就是历史修正主义的言行。
对于安倍内阁来说，根本没有从亲美主义中「自立」的需要，因为他跟日本社会一样，已经将亲美当成了空气一样自然的东西，一个反美的「正常日本」是无法想象的。与此相对，面对不断崛起而开始反复要求日本为历史问题而谢罪的中韩，在安倍、高市等日本右翼阵营看来，恰恰只有更加亲美才能在中国、韩国、朝鲜面前抬起头来，趾高气昂地拒绝对他们低头认罪。面对时不时就让导弹飞越日本海上空的朝鲜，在安倍、高市看来，恰恰只有更加亲美、将自己更紧地绑在美国战车上，才能守护日本市民的神圣现代生活。因此，安倍内阁的逻辑是越亲美越自立，越反美越卖国。
由于对战后对一亿总忏悔的抵制，在战后初期历史记忆形成的关键时刻，「我们是（战争）被害者」的论调深深地支配了日本人民的意识。之后，虽然随着新左翼运动的爆发、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亚洲历史的发掘，「我们是加害者」的论调有所兴起，但日本社会对于这种新兴态度的抵抗相当强烈，加害者论始终未能深化到日本人民之间。
到1990年代，随着全球化加速、日本与亚洲各国的接触进一步增加，日本对亚洲各国全面谢罪的机会已经到来。此时日本左翼知识分子阵营内部、以及左右知识分子阵营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历史主体」的论战。在左翼阵营内部，加藤典洋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日本作为民族国家，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的过去，将自己一直认定为流着罪人之血的子孙，因此日本左翼过去的这种运动手法是错误的。为了重构国民日益淡化的战败记忆，应当先通过哀悼自己国家的三百万牺牲者——不必为他们的死赋予意义，他们死的毫无意义才是哀悼的关键——以此建立起谢罪的主体，进而对亚洲的上千万牺牲者谢罪，实现认识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飞跃。对此，高桥哲哉等人却攻击其为民族主义的想法，结果左翼思想阵营失去历史转型的宝贵时机。
另一方面，涵盖政界、知识分子、教育界的右翼阵营却抓住时机，大肆宣传这样的一种理论：过去的三百万死者是为祖国、为今天的繁荣与和平而死，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日本，因此我们必须感谢这些英灵。即使贵为东条英机，也是这三百万英灵的一员。这里既没有天皇制登场，也没有美国登场，只有若有若无的靖国神社气息在弥漫。
由于这种理论表面上好像是赞扬战后和平发展的可贵，结果右翼阵营又通过这种常见的、对战后原本是左翼主导的社会思想「脱胎换骨」的手法，成功地挖空了和平主义的内核。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已经几乎成为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主流。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立场之上的。
在日本政治的各个光谱里面，中文世界这种「战后日本是给美国当狗、有朝一日要自立」的思路，最接近的恰恰是自民党右派，然而自民党右派的逻辑恰恰是越自立越要亲美，越亲美越能自立，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是无法讨论安倍内阁的。
所谓的安倍内阁，不是对美自立内阁，而是对美从属体制的歇斯底里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