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在组织敌后武装斗争，试图扰乱日本这个朝鲜战争的大后方，支援中国与朝鲜的同志。
「我们赌上性命在工厂里制造爆炸。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电池的配线出现问题，就会当场被炸死。工厂的爆破计划失败了。但我不认为我们错了。在这里制造的炮弹会杀死祖国的同胞。六全协时的日本同志也许可以进行自我批判，但我们朝鲜人可不行。」
这是闵载是的证词，他是1952年大阪枚方工厂爆破计划的参与者。当时在日朝鲜人被组织到日共领导的「祖国防卫队」之中，以火焰瓶与炸药，与日本的统治阶级展开英勇的战斗。
1951～1955年期间，日共赌上自己的组织，展开了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抵抗运动。正如时任日共东京军事委员长的大窪敏三所说，这场武装斗争有着两大目的：一个是武装自卫，另外一个，就是打击美军，扰乱美军作战，协助朝鲜革命。
一：战后革命运动的双刃剑——在日朝鲜人
「在日朝鲜人不是外国人。他们是日本的少数民族，是日本革命的同盟军。」
——日共四全协，1951年2月
在漫长的日殖时期里，大量的朝鲜人被殖民者夺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辗转来到日本，做最低贱的工作，勉强维生。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有220多万朝鲜人待在日本本土。美军占领日本以后，陆陆续续将朝鲜人遣返回日本，日本政府也在1947年颁布最后一道敕令，宣布他们是外国人。然而即使是到了1949年，仍然有60万朝鲜人留在日本，还有不少儿童留在日本接受教育。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共当时麾下的朝鲜人，可能跟它麾下的日本工人几乎一样多。
朝鲜人自战前开始，就是日共革命运动中最尖锐的战斗分子，最危险的工作（如劫狱）都是交给他们干的。日本投降后不久，许多朝鲜人纷纷感到「日本的败北将成为历史的一大转机」，开始组建自己的在日朝鲜人团体，其中有「民族主义」系的，也有支持共产主义的。1945年10月盟军总部下令释放政治犯时，就是左翼朝鲜人团体 赶来府中刑务所，在雨中迎接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人出狱 。现场有接近400个以朝鲜人为主的共主义者分别乘上八辆卡车，来到府中刑务所前列队等待。
1945年10月10日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那天，其他监狱的景象也是一样的。就像寺尾五郎所说，丰多摩刑务所的场景（中西功、神山茂夫在这里出狱）是这样的：
「那天下着雨。在丰多摩刑务所的门前，有着好几辆挂着『欢迎，解放战士，万岁』大字横条的卡车，红旗林立。在大约一百人的迎接人群之中，我们被挤来挤去，只是胡乱地和他们握手，但那里全都是不认识的人。其中我察觉到，迎接的人全都是朝鲜人。日本人除了叫栗林敏夫的律师以外，只有不过10人左右。」
这是因为，战后日本人的民主主义团体依然虚弱不堪、沉迷于机会主义时，朝鲜人的激进团体早已生机勃勃地诞生在日本的大地上。早在1945年10月5日，在日朝鲜人的联盟组织「朝联」 就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成立大会。然而他们的祖国很快就陷入激烈的政治纷争之中：12月莫斯科会议上，朝鲜半岛信托统治方案一经公布，就引发了「朝联」左右两派的大冲突，甚至闹到左右两派的团体相互暴力袭击对方、刺杀对方。如1945年末的「神田事件」，就是「朝联」行动队大战「民团」右派。
当时「朝联」内部的金斗镕、金天海等人不断推动「朝联」左转，进一步加强与日共的联系；事实上，金天海 在1945年末的日共四大上，就成为了七名日共中委之一。对此右翼朝鲜人不断脱离「朝联」、组建自己的组织，但由于「朝联」的组织工作做得扎实，都无法取代「朝联」的地位。就这样，支部繁多、资金丰厚①、活动丰富的「朝联」成为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一大势力。
早在日本战败十年前，日共组织就在1935年完全崩溃。对于1945年开始重建的日共来说，在日朝鲜人是他们最重要的群众基础之一。事实上，在日本刚刚战败不久时，日共党员中有180人是日本人，却有100人是朝鲜人。到1946年2月日共五大时，日共6847名党员中，有大约1000人是朝鲜人；1949年上旬，日共大约30万名党员之中，大约2～3万人是朝鲜人。另一方面，早期日共的组织活动也相当依赖于「朝联」，刚刚战败当时，日共的重建活动中心地就是「朝联」的事务所，日共「集会、开车、文件、再版机关报」的费用，大部分都是「朝联」承担。1945年12月日共四大的「大部分经费」，都来自于「朝联的献金」。1946～1949年之间的各大选战，乃至于二一大罢工②，日共都得到了「朝联积极的应援与支持」。更重要的是，「朝联」是战后日共群众运动之中，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的「武力行使部队」。
日共为了领导朝鲜人群众，在四大（1945年12月1～3日）上就设立了「朝鲜人部」，任命金天海、金斗镕为正副部长；之后五大（1946年2月24日～26日）时，「朝鲜人部」虽然没有被明确地划入日共的组织体制之中，但此后朝鲜人的专属部门一直以「朝鲜人部」、「朝鲜民族对策部」等名义继续行动。1947年开始，日共甚至还在「朝联」各层组织之中都设立了自己的党支部，这些党支部受到「朝联支部中○指导部」领导，而这个「中○指导部」本身又受到日共的朝鲜人部领导。
尽管如此，激进的朝鲜人还是经常牵着日共跑，呈现出「党的朝鲜人部与朝联紧密合作，牵着日共走」 的现象。随着1946年春开始，朝鲜半岛南部打压左翼的行动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左翼朝鲜人回流到日本，变成了「朝联」的「巨大推进力」。比如金天海本来是这方面「日共最信任的人物」，跟志贺义雄一样，是「德田球一的亲信」，经常参与党中央的事务。但即便是他，也经常在民族问题上与德田多有摩擦，以至于德田「再三告诫」金天海，这种民族的倾向——也就是「与朝鲜本国人民联合起来斗争」的倾向，不要那么强。
就在这种情况下，日共的第四次扩大中委会（1946年8月19日～22日）提出了著名的「八月方针」 ，要「抑制」朝鲜人「民族的偏向」，加速将朝鲜人吸纳到日共的组织之中。金斗镕、宋性澈、曹喜俊等人支持这一方针，金天海、朴恩哲、朴兴奎等人却不太喜欢八月方针，结果「朝联」在形式上将「八月方针」奉为既定路线，实际上还是重视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多于服从日共指挥，以至于日共中枢书记局在1947年～1948年间接连三次发出冗长的指令，对左翼朝鲜人进行说教，既指责「朝联脱离群众、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也要求他们统一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全党的利益。当时金斗镕主动鼓吹日共方针，宣扬「民族问题必须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为了朝鲜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是「日本人民，准确地说是日本无产阶级，其政党只有我们日共」，因此与金天海等人发生内斗，结果在日共六大（1947年12月）上，失去了一切党内职务，不得不第二年2月回到了平壤。
激进朝鲜人与保守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最鲜明地体现在1948年的「阪神教育斗争」 之中。1948年1月，日本政府要求关停全国朝鲜学校，让朝鲜学生统一到日本学校上学，随即引发在日朝鲜人的激烈反抗，大阪府、兵库县均爆发暴动，群众迎着日警的子弹，在乱斗之中突入两地的政府机关，大阪府知事仓皇从地道逃走，兵库县知事被群众软禁了半天，最后还是美军开入两地，才成功镇压暴动。这是日本进入20世纪以来，绝无仅有的「起义」 。
领导这次斗争的虽然是日共的关西地方委员会，主导斗争的却是其中的朝鲜人干部，日共参议院议员亲临现场，都无法抑制住现场的革命群众。日共指导部当时正在准备下一次大选，因而大为光火。德田球一把金天海等朝鲜干部叫来，怒气冲天地斥责他们 ，逼他们接受日共的新指令：「之前对朝联问题下达了第二次处理的指令，但在这一事件上（朝联）战略战术的无能，实在令人遗憾。……这是朝鲜党员的重大责任，同时也要追究关西委员会的责任追究……朝鲜人激进党员……今后七十天内，不论任何问题，都停止参与朝联的事务。」
同年八月，日共指导部第二次下发指令，向「朝联」各级党支部传达。这份指令事无巨细，甚至到朝鲜人党员与日本人党员如何说话，都有规定：
「除了联谊以外，要避免只有朝鲜人小组的聚会，而在这种会议上要邀请日本党员的领导人……由于党的聚会是使用日语的，而（朝鲜人党员）在神奈川、大阪、福岛、福冈等地只使用朝鲜语，引起了误会和纠纷。……大可不必硬是要争取朝鲜人入党。将来有正当义务者，须由日本党员推选，使其通晓日语。」
即便如此，左翼朝鲜人与日共还是摩擦不断，「朝联」在1948年10月的五大上，不顾日共指导部的温和主张，继续鼓吹「只有革命才能根本地解决在日朝鲜人问题」。而左翼朝鲜人的倾向，即始终将朝鲜民族革命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日共领导的合法统一战线运动放在第一位，则让日共指导部一直觉得很头痛。当时「朝联」的书记长朴烈鼓吹「朝鲜民族战线运动」，以至于遭到日共的批判。朴烈最终被「朝联」大会免去书记长一职，他不久脱离日共，投奔支持韩国的「民团」。
此外，从1948年末开始，与朝鲜劳动党关系更紧密的韩德洙 等人也构成了「民族派」，与亲近日共指导部的主流派之间不断发生对抗。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民对部」、「民战」时期，乃至于日共指导部因此都没办法很好地控制左翼朝鲜人。在此，朝鲜人到底归属于劳动党还是日共也成了很大的问题，日共进入武斗最高潮的1952年，「民战」（日共重新组建的朝鲜人组织，后叙）居然在大会上删除了「拥护朝鲜」的党纲，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民战」也拒绝呼应朝鲜官方「让在日朝鲜人回国」的号召，以至于韩德洙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前夕，亲自越过日共，向金○成报告了这种在日朝鲜人运动的现象。
对于日共而言，左翼朝鲜人以他们「绝大的努力与牺牲自我的活动」，成为了日共运动的尖刀。然而过于激进的他们，也让日共即便三番五次地发出警告，也常常驾驭不住这批有着自己志向的野马。不过，激流内部的龟裂或许正在扩大，但激流也正是这时突然撞上了历史的礁石。
二：在日本的抗美援朝——从「民对部」到「祖防委」
朝鲜问题是日本革命当前斗争的主要环节……当下日本革命的最重要一环，是粉碎国际帝国主义将朝鲜战争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阴谋，打倒……图谋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势力，把日本人民群众团结在拥护和平的旗帜下。
——日共临时指导部，1950年9月3日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好一年前，1949年6月25日，朝鲜劳动党在首尔召开了「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成立大会，「朝联」也派遣代表宋性澈前去参加大会。在大会上，「朝联」内的民族派领袖韩德洙更被选举为这个机构的中央委员。
眼见劳动党与日本的左翼朝鲜人已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占领军坐不住了，他们决定：立刻下发命令，解散「朝联」。不仅如此，左翼朝鲜人的领袖金天海③、韩德洙、曹喜俊等人相继遭到公职追放，无法再公然呆在「朝联」与日共的领导人位置上，导致他们的运动遭遇重大打击。从不久后针对日共领袖而起的大规模公职追放来看，这次打击其实是美国占领军白色恐怖的开始。
日共朝鲜人部的部长也从金天海换成了山边健太郎。失去了金天海等人以后，日共比较拿得出手的左翼朝鲜人领袖只剩下朴恩哲（时任日共候补中委）一人，而他也缺乏足够的领导能力。不过，日共倒是从中发现了一个好机会：成立一个取代朝鲜人部，实打实地领导朝鲜人的机关。日共指导部决定「发展性重组」朝鲜人部，于是在1949～1950年成立了「民族对策部」 （简称民对）。由于朴恩哲与德田的亲信志田重男关系甚睦，他自然也成为了设计「民族对策部」的核心人物。
在朴恩哲、保坂浩明等人的设想中，「民族对策部」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机关：「以党的政策为中心，拟定、指导、发展当前在日朝鲜人运动全局的政策和方针，研究党的活动如何加以领导和改善，支援、协助各级机关的领导和活动任务。」就在日共1951年「四全协」后，「民族对策部」快速扩展到日本全国各地的各级党组织之中。
正当朝鲜革命日益高涨、朝鲜战争日益迫近时，这股炽热的亚细亚革命氛围，也随日本海的潮水在日本登陆了。1949年大选后的日共，一开始还沉醉在议席跃进的喜悦之中，飘飘然到大唱「九月革命 、建立人民政府」的高调。然而，1949年下旬开始，日共工会战线在占领军等各方压力下快速崩溃的现状，使他们不得不稍微清醒过来。正当日共指导部的内斗日益炽烈时，1950年1月6日的『共○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批判』更是在党内掀起轩然大波，本就不满德田指导部的各路势力当即以『批判』为令箭，矛头直指德田、野坂等人控制的指导部。在激烈的内斗中，日共组织四分五裂；与此同时，晕头转向的德田指导部也开始渐渐将舵转向「武装斗争」的方向，由上而下地推动日共组织分割为合法党组织、地下党组织两部分，并让地下党组织的行动部队，担负起武装抵抗敌人的任务 。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就激进的朝鲜人很快被大批大批地编入到日共的武装斗争部队之中。上述的「民对」，事实在日共的「五全协」——正是这次大会通过了作为暴力革命纲领的『五一年纲领』——以后，已经成为了日共地下核心领导机关的一份子。
既然「民对」是地下领导机关，那也就需要一个合法的朝鲜人运动组织。早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十天前，川崎的朝鲜人团体代表就组成了建立新机构的中央准备会；随着中朝第三次战役的开始，朝鲜半岛北部被中朝夺回，因而日共民对部「命令快速组建」这样的合法组织。1951年1月9日，来自日本全国三十四个地方的代表，聚集在东京江户川区的私人住宅之中，非公开地召开了「在日朝鲜统一民主民族战线」的成立大会，这个组织简称「民战」 。意气风发的朝鲜人代表在大会宣言中宣布：
「祖国的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完全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美帝的败退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各位要有勇气去振奋日本人民，站在他们的最前面，把祖国的解放战争持续下去。」
在「民战」看来，现状是「帝国主义者将日本作为侵略祖国的基地」、「吉田政府重新武装日本，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因此，身处大后方基地的我们，使命是重大的」。为此，他们一方面要求美帝国主义从朝鲜撤出一切军队，阻止美国将日本生产、运输武器；另一方面，他们也致力于反对日本再次武装自己，要求废除日美安保条约。
尽管日共也已经走上武装革命的快车道，但这并不代表日共、朝鲜人双方之间已无龉龃。1951年12月「民战」二大前，日共的国内指导部以「山中宏」的名义，再次提醒左翼朝鲜人，要服从党指挥下的革命路线：
「现在朝鲜人民的最大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傀儡李承晚卖国政权……但是在日朝鲜人在与这个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敌人作斗争时，如果不考虑现在所处的条件，那就失去了具体的实践立场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没有了日本的统治权，恐怕他们是不可能侵略朝鲜的。……（因此）在日朝鲜人民的最大任务……（是与祖国同胞实践）共同的斗争……（以及）坚决与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做斗争……（朝鲜人）与日本人民的团结是当然的任务。」
正如时人指出的一样，日共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其实是「警告在日朝鲜人活动家（包括日共党员）：不要不忠于日共，而忠于朝鲜劳动党。 」然而，「朝鲜人活动家将朝鲜革命放在第一位的倾向」还是越来越强烈。
既然有了日共地下领导机关，也有了表里呼应的合法组织，就只剩下一只精锐的武装斗争部队了。1950年6月28日，日共中枢民对部的领导人朴恩哲召集紧急会议上，在会上宣布成立「祖国防卫中○委员会」，即「祖防委」 。会议后，民对部决定将在各地设立「祖国防卫委员」，指挥各级「祖国防卫队」 。根据1950年7月初，民对部在日共代代木总部召开的第三次会议（绀野与次郎、伊藤律等人）也有出席，「祖防委」的组织是完全非法的，其领导方针与关系事项，全部不在机关报上发表。8月27日，民对部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会上决定了「祖防委」的使命：「动员青年行动队、祖国防卫队等组织，阻止日本制造和运输运往韩国的武器弹药，并采取行动，阻止军需品的运输，让日本工人了解朝鲜内战的真相。」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祖防』的动向领先于日共的『四全协』、『五全协』 ，可以说日共的『军事方针』只是追认了『祖防』的行动。」根据日共临时中○指导部在8月末的指令，本就跃跃欲试的朝鲜人确实很快地行动了起来，前往「军需工厂、铁路、港口、船厂」等地进行「据点集中工作」，他们的工作「在把工人的各种斗争引向反帝、反战斗争的高潮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谁才是侵略者？』『离开朝鲜！』『为阻止美国向朝鲜运送武器，断然发起罢工吧！』……数百万张印有这些字样的传单（东京200万，神奈川100万，仅茨城的日立地区就有40万）遍布军需工厂、铁路、港湾和街头。另外，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的青年行动队，以京滨、阪神、関門为中心，带着手枪和步枪，翻越围墙，在美军特需工厂里散发传单，冒着被捕、被关押的危险，进行着英勇斗争。」
与此同时，日共也不忘继续高呼「加强党的领导」，试图牢牢地将朝鲜人革命运动约束在自己组织的缰绳之内 。这份指令继续强调，目前依然是「朝鲜人的运动还是交给朝鲜人去做」，日共为了改变这种问题，呼吁各级党机关与全体党员「要援助并加强在日朝鲜人运动」。10日以后，在东京召开的「在日朝鲜团体协议会」又决定了新的方针，除提到上述工作以外，又继续强调朝鲜人运动的「工作和斗争要与日本人联合起来进行」。1951年1月1日，「祖防委」改名「保卫祖国全国委员会」，在当天发出的行动指令中，他们继续坚持：「祖防活动」要「摆脱地区性游击队性质的抵抗斗争，在政治上飞跃性提高保卫祖国的思想」。进而建立「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和行动」。
正如日共在1951年2月「四全协」上发表的朝鲜民族运动方针中指出的一样，在日共看来，敌人企图离间日共和在日外国人，而对在日外国人进行镇压，所以当然「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和压迫」，也就是说，「在维护在日少数民族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中，日共必须进行积极的合作和援助。」
尽管如此，日共针对「祖防队」的领导工作依然不是很顺利。「当时，各级祖防委和祖防队员几乎都是日共党员，但却只有极少数人在参加党支部活动，大部分人的行动都与党无关。」于是日共对此进行了组织工作，「结果只是导致了朝鲜人党员的大量退出」。 日共的控制再一次失败了。
眼看日共即将全面转入武装斗争，日共在1951年6月下令，「朝鲜祖国防卫委员会与朝鲜祖国战线统一协议会」合并为「朝鲜祖国战线防卫委员会」，此时「朝鲜人指导部要再次编入党组织」之中，成为「党组织的一个专门部门」，而且「朝鲜人党员的下级组织，除了现存的地区小组支部作为『特殊细胞』或『特殊小组』存在以外，都要彻底加入到一般党员的组织中。」这份指令鲜明地体现了，日共是如何焦躁地尝试防止「祖防」独走，并将朝鲜人组织完全吸入党内，变成自己统制下的一部分。
1951年10月，日共指导部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召集极少数党干部，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协议会」（五全协）。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日共通过了『五一年纲领』，与军事方针武装行动纲领『我们必须开始武装的准备与行动了』。「铲除占领制度、打倒吉田内阁的斗争，需要能在敌人的武装下守护同志、打倒敌人的手段。这一手段只能是我们组建军事组织，武装自己、行动起来。……我们军事的目的，是通过工农游击部队的总反抗，与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打倒敌人的兵力」 。由此，日共开始突入燃烧瓶斗争与武装斗争，在各个都市、各地农村组建秘密据点，要掀起武装暴动。
在这种情况下，重组朝鲜人运动的组织，自然就成了当务之急④。根据时人的回忆，金○成也根据日共「五全协」的新方针，下令以朝鲜国民的自觉性，前去破坏军事基地、军需工厂、运输道路，打击民团干部与美军士兵。1951年10月中旬，「祖防全国委」再次发出指令，开始「正式地组织武装斗争」。而且：
「粉碎敌人企图的斗争，不仅仅是保卫我们的生命财产的斗争，还是让侵略祖国的战争归于失败，把美帝国主义从祖国、日本和亚洲驱逐出去的保卫祖国的斗争，拥护和平的斗争，以及支援日本民族的解放的斗争。……为了结束这场斗争，应该组建具有中核自卫队性质的祖防队。」
11月，「祖防委」在全国会议上决定了『祖防的特征、任务与目前的方针』：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和为此而生的组织形式，能够抵挡敌人任何残暴的镇压，在保卫己方组织、行动的同时，推进保卫祖国的斗争。……
日共需要选拔「反对强制驱逐斗争」与「抵抗自卫斗争」中的朝鲜人「精锐分子」，让这些「经过战斗考验的斗士——加入祖防队」。他们还说：「目前，祖防队应由三人至五人，组成极少数行动单位。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切形式的抵抗自卫组织，并援助和加强这种组织。」
1952年1月，「祖国防卫队」在名古屋召开全国大会，列举了各种实际的武斗战术，并再次决定了「祖防队」的角色与活动：「祖防队的特殊任务容易被遗忘……祖防队是特别地起到游击队作用的军队… …祖防队是负责领导抵抗自卫队和核心自卫队的，祖防队本身在战斗开始后不宜正面出击。」⑤而且，具体的战法是「将分队分散到各个方向，每个分队有三至七名队员……敌人拥有科学的武装，要避免与他们直接进行斗争……要指出敌人的内部矛盾，分散敌人，进行奇袭作战。」
当然，朝鲜人的武装组织也被纳入为日共全体武装组织的一部分，即「抵抗自卫队」与「中核自卫队」：
「（1）抵抗自卫队指的是：例如，在横滨运送从韩国的货车时，在船只内偷走并丢掉重要零件；或者煤矿工人在煤炭中放入定时炸弹，然后送往各生产工厂，等等。
（2）所谓中核自卫队，就是选拔抵抗自卫队中的精锐分子，教育他们如何制造、使用武器，使其敢于进行武力斗争的任务。而且，此中核自卫队是将来形成人民军的母体。」
由此，朝鲜人参与的武装斗争事件，在日本各地相继爆发。早在1950年，就已经发生「长田区政府袭击事件」（11月20日）、「大津地方检察厅袭击事件」（12月1日），进入1951年以后，又发生了「王子朝鲜人学校事件」（2月23日）、「东成警署袭击事件」（11月10日）、「亲子炸弹事件」（12月16日）。来到1952年夏季的武斗最高峰时，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高田事件」（5月25日）、「岛津三条工厂事件」（6月10日）、「相马原驻屯地事件」，以及著名的「枚方事件」（6月24日）、「大须事件」（4月7日）。
日共的三大武斗事件，即「枚方事件」、「大须事件」、「血之五一节事件」 都有大量朝鲜人的参与。在「血之五一节事件」中，数千名「民战」、「祖防队」指挥下的朝鲜人，与其他日共群众一起，在皇居前面大战机动队。在这次事件中，数千名革命群众手持燃烧瓶与木棍，大战数千名使用枪支、催泪弹等武器的日警，使「皇宫前呈现出血腥的暴动景象」 。被日警逼回日比谷公园的革命群众，又在沿路上烧毁了数十辆美军的汽车。
散在日本各地的朝鲜人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在日本各地爆发出革命斗争的烈焰。当时身在中国的安斋库治，也称赞说：「在『五一年纲领』下的燃烧瓶斗争中，朝鲜人做了非常勇敢的斗争，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三、反美武装斗争的神话：1952年的瞬间
日本是朝鲜战争中重要的出击基地、兵站基地、补给基地。因此，我们要妨碍他们，尽可能地打击美军。我一直认为这是半非法化的日共的任务。 我认为，我们日共军事委员会所组织的、包括破坏活动在内的纯粹军事行动，其目的仅此而已。
——大窪敏三，1999年
1951年10月的「五全协」后，日共正式转入武装斗争之中。当时日共设有一个中○军事委员会、九个地方军事委员会、190个地区军事委员会，500支中核自卫队，34支独立游击队。在日共的构想中，后两只部队将发展为「日本人民军」。
1951年～1952年间，日本全国数百个地方都发生了日共群众的「騒擾事件」，到处都有日共群众向派出所与美军设施投掷燃烧瓶与炸弹，又或者手持燃烧瓶与日警发生激战，仿佛是一场真正的都市游击战。尽管日共的武装斗争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但却得到了朝鲜人的强力支援。甚至根据时人回忆，有朝鲜人民军的士兵渡海前来，参加了日共的反美武装斗争。
比如1952年7月7日的「大须事件」，就由日共的名古屋军事委员会指挥，四名军事委员的其中一人就是朝鲜人。三大事件的日共群众，基本都由学生、工人、朝鲜人组成，这次也不例外，三者的部队带着竹枪、石头、辣椒、燃烧瓶、硫酸瓶，高举红旗，在名古屋最热闹的街道大战日本○察，使周围一带化为战场，到处都是被焚烧的汽车。
「吹田事件」、「枚田事件」，也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两周年的纪念日发动的。「枚方事件」，是日共群众组建的「河北解放青年行动队」试图爆破美军军需工厂，并投掷燃烧瓶烧毁工厂主的家宅。他们试图爆破的工厂「小松制作所」，正是为美军生产大量迫击炮弹的工厂，实际潜入工厂安装炸弹的也是在日朝鲜人；只不过，日共群众找错了人，在凌晨袭击了并非工厂主家宅的小松正义家。此后两名警官带着12名警察闻讯而来，抓捕了逃入山中的日共群众。他们的觉悟，是「粉碎美帝国主义」、「粉碎吉田自由党和他们的手下」，「解放河北，建立民族解放民主政府」。
参与爆破工厂的闵载是来自庆尚南道，时年23岁。他坚信「枚方斗争」是「保卫祖国斗争」，作为「组防队守口队长」，担任爆破计划的实行队长。爆破工厂前五天，他对友人说：
「这次我要做一件豁出命来的事，就是6月24日晚上，在枚方山上召集大批人员闹事，把○察分散到山上，然后由十名别动队员趁机破坏工厂的冲床。工厂制造了迫击炮弹，这些炮弹将被运送到朝鲜战争中攻击我们的祖国，为了推迟制造炮弹的时间，我们要摧毁日本仅有的三台冲床。」
「吹田事件」，则是几乎在「枚方事件」的同一时间发生的。根据李瑜焕的回忆，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纪念6·25韩国动乱前夜，大约1100名民战·祖防系的学生与自由劳动者聚集在待兼山，在山里准备了竹枪，分为两队准备袭击伊丹美军宿舍，但为严密的警备态势所压倒，改变了目标。其中一队在吹田车辆调度场寻找美军货车后未有所获，在回到吹田站的途中，与警官队发生冲突，夺走了两把手枪，又在前进时，以燃烧瓶、竹枪袭击了两处派出所。此时他们正好遇到美军司令官克拉克准将的汽车，于是掷以燃烧瓶，使其面部被烧伤。面对日警打算在吹田站附近大规模地抓捕他们，他们以燃烧瓶与竹枪抵抗，双方都出现了众多伤者。另外一队向枚方市的军需制造工厂投以燃烧瓶，激烈抵抗警官队，导致警官队开枪。此时有113人被捕。」
根据事后调查，「吹田事件」中三分之二的示威者都是朝鲜人 。指挥游行队伍的三归省吾，曾经在事后回忆过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从游行队伍从岸部沿着国道往吹田方向前行时，在游行队伍的后方，有一队茨木的○察乘坐美军越野车，试图超越游行队伍，绕到它的最前面。对此，示威者用火焰瓶对他们进行了攻击。○察从车上滚下来，逃进刚插秧的田地。烧伤的○察没能逃走，跌落在路上。示威队员试图用竹枪刺他们。身为队长的我阻止了他们。我成功阻止了这么做的日本人。朝鲜人却说：『你说什么呢？把他们杀了吧！』，连○察的手枪都抢走了。
日本人喊着要干掉○警，为此投掷燃烧瓶，但他们并不想杀掉○警，所以没法用竹枪刺向不抵抗的人。朝鲜人就会刺向○察。 我阻止他们，日本人听从我，但朝鲜人生气了。我至今还不知道其中的差距何在。是因为民族不同吗？是因为我的思想不够激进吗？事实上，还没到「杀了他们也可以」的地步。我吓了一跳。我至今还不明白其中的差别何在。我们并没有那么生气。面对攻击自己的○察，我们会用武力对抗，但并没有要杀了他们的仇恨。现在也没有。这件事，至今仍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
即使同为武斗，日本人与朝鲜人的感情依然不同。对于朝鲜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斗。
时为日共东京军事委员长的大窪敏三，曾经在1999年的口述回忆录『まっ直ぐ』中，回忆道：包括他在内的日共干部，都明白日共的武装抵抗运动不可能通向暴力革命，不可能建立日本革命政府。相反，他们当时相信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单方面发动的，也明白自己的军事行动，目的就是扰乱美军的大后方。 「一般来说，我那个时期的军事委员会，包括党中○在内，都意识到了日共的军事行动会扰乱朝鲜战争的大后方。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些让我放心的家伙也大抵如此。」
为此，他们渗透到美军基地工人之中，在其中秘密地组建党支部，比如「横田基地」的「飞机跑道的工人」。日共军事委员会渗透基地的目的，主要就是获取美军情报、破坏美军作战。大窪如是说：「也就是收集美军基地的内情、作战动向、装备状况等情报。甚至是组织怠工。一边做基地的组织工作，一边拖延他们的工作，造成混乱，有时还会破坏设施和装备，妨碍美军作战。」
日共军事委员会甚至亲自下场刺探美军情报。比如「让会英语的人潜入基地当理发师，和美军搞好关系，暗中刺探情报。我们还让女党员当女佣，潜入军官的住宅。」他们甚至试图在基地旁边开设酒吧，通过酒吧，从美军士兵中获取情报：
此外，我们还计划安排美女党员在立川基地、横田基地附近开设酒吧，专门接待美军士兵。于是，她们一边跟美兵喝酒，一边探听情报，做点小工作。 其中有一个叫小松胜子（后来的日共东京都议会议员）的女党员，从战争时期就一直是大家的伙伴，于是决定让她当老板娘。不过，选址很难。虽然做了很多准备，但我在任期间还是没能建立酒吧。
自然，朝鲜人在日共的武装斗争之中，也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大窪就此说道：
当时，在包括破坏工作在内的纯粹军事行动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在日朝鲜人。 在日朝鲜人左翼在「朝联」解散后，成立了祖防（祖国防卫委员会·祖国防卫队）组织，和我们日共军事委员会合作，搞了一些破坏活动。危险的任务都是他们主动承担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收集手枪、刀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制作忍者使用……扎轮胎的针之类的简易武器，这些东西主要都是在日朝鲜人来储存和管理的。
当时日共有沟通中国、朝鲜的秘密航线，也有运营这些航路的「人民舰队」 。「从战后初期开始，南朝鲜运动家和在日朝鲜人运动家就越过玄界滩，频繁地来往两地。……用于偷渡的船，大部分都是10吨以下的小型发动机船。大多是所谓的机帆船，挂着帆的发动机船。因为是小型船只，所以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靠岸。」
除了国际航线，即「利用三池、下关、吴、神户、四日市、名古屋、横滨等港口，经由上海偷渡到中国」以外，还有各种将西日本与南北朝鲜联系到一起的秘密航线，比如经由丰后水道进入濑户内海，经由纪伊水道在和歌山、大阪等地登陆等等。⑥
不过，他们的反美武装斗争也时常闹出一些笑话。大窪敏三曾说，他有一次在西多摩秘密召开会议时，突然听到「一声轰隆的爆炸声」，感到「这是相当大的爆炸」。他回到立川站，一问才知道，「一架装有炸弹的轰炸机在横田基地的跑道上发生了大爆炸。」大窪以为这是手下人擅自搞的，急忙收集情报，却发现不是日共组织搞的，实则是因为炸弹太多无法起飞，飞机在跑道尽头坠毁了。
然而，当地日共的合法组织明知道事实是这样的，却宣传美军飞机爆炸是自己的功劳，是「民众的反战抵抗运动」的成果，大窪感觉很可笑，却也没有去阻止宣传口这么干。他感到：「美军那边已经明确原因是超载，所以也没有捏造什么『这是日共干的』。然而，日共却把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宣传得好像是自己做的一样，真可怜。 」
正如这件小事所暗示的一样，日共在1951年10月～1953年10月的武装斗争，更多的是日共的自我激情，而非广大人民的反美游击战。已经错过最佳革命时机的日共所发起的武装抵抗运动，只是让日共组织加速了自灭的步伐，在日本政府的打压、人民的冷漠目光中一步步走向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就是日共最后的暴力革命之歌。就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两年，日共在1955年的「六全协」上宣布，自己的武装斗争是「极左冒险主义」，是党内外极少数人的所作所为，与现在的日共无关。
1955年8月15日，日共在北京的电台「自由日本放送」，在陈述了「六全协」的原则后，强调：
我们承认日共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把革命想得太简单、太急躁的思想，并指出这是被带入到党内的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党内虽然存在着这种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却能够永不磨灭地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党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依托，维护和平，热爱祖国，为了解放人民而不断战斗。这次全国协议会在党内排除了这种极左的有害思想，强调日共必须真正扎根于群众之中，为满足群众的各种要求而奋斗，不是跳出群众而走在前面，而是与千百万群众一道，一步步地前进。
字句铿锵，但红旗已经落地。
尾声 在日朝鲜人的鬼魅
可以说，日共在朝鲜战争化作地狱时，被内斗所促，自己也坠入了地狱。
——高史明，『闇を喰む』
随着日共召开「六全协」，宣布放弃暴力革命，在日朝鲜人大规模参加日本左翼运动，成为其中最尖锐战斗分子的历史，也到此落下帷幕。
1954年8月30日，朝鲜的南日外相声明，在日朝鲜人是本国的在外公民，敦促在日朝鲜人离开日共，要求他们不干涉日本的内政。对此，志田重男等人控制的日共国内中央指导部在当年11月的指令中，依然表示日共要继续领导在日朝鲜人运动。然而，早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时，金○成就与中国，以及时在北京的日共干部（几乎都是反志田派）达成一致，决定由朝鲜亲自领导在日朝鲜人运动。最终1955年1月，推动国际派与所感派重新统一的日共再次发布指令，宣布「想要将在日朝鲜人作为日本革命一部分的行为，是明显错误的」，否定了自己战前战后数十年一以贯之的主张。
同年三月的「民战」第十九次中委会会议上，日共派的李大宇书记长，与「祖国派」的韩德洙发生争论，使在日朝鲜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暴露出来：到底是像李大宇说的那样，运动的转向应局限于「新形势下的政策调整」；还是像韩德洙说的那样，运动需要「根本性的转换」——即认识到①日本投降以后，在日朝鲜人已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公民，②朝鲜人不再作为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部队，而是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民战」中央与祖国派各自出版报刊，宣扬自己的理论。然而朝鲜政府直接下场，从4月18日开始，派出金天海等人在电台演讲，宣传韩德洙派的正确性。胜负已定。
1955年5月25日，「民战」解散，今天著名的「朝鲜总联」成立；7月15日，日共指导部在「六全协」前，解散了民族对策部。一系列的快速转变，将在日朝鲜人推离了日本左翼政治的舞台。
对此感到困惑的人大以有之，作为在日朝鲜人二代的作家高史明在自己的自传体小说中，就形象地描绘出了这种朝鲜人被革命政党背叛的苦恼感觉。他回忆说，「六全协」过后，他被党组织宣布是「极左冒险主义者」，要求他立刻离党，只因为他是朝鲜人。同时，党组织还要求他自首。大感绝望的高史明自此离开了日共。
进入1960年代以后，随着日共相继与苏联、中国决裂，日共在党大会上修改党章，规定只有日本国民才能加入日共。对于这一点，不破哲三在2000年的著作中说道：
「我们党员的立场是不介入所居住国家的内政。在日本的外国人也是一样，有的国家明确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原理原则。因此，既然是日本国家的变革事业、革命事业，那么这就是日本国民的事业，因此我们在党纲第四条明确规定了『（只有）日本国民（才能成为党员）』。」
就这样，日韩两国人民革命连带的历史结束了。
今天在日本，「在日朝鲜人」更多地是一个政治上极其负面的名词。对于日本的小市民来说，「在日朝鲜人」意味着一群拥有各种外国人特权的非我族类，同时还以各种阴谋手段在幕后，代表北朝鲜控制日本的政治。非自民党的左翼政治家，被指控为秘密归化朝鲜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相信「现在日本的教育被朝鲜人歪曲了」、「必须驱逐朝鲜人，才能夺回美丽的日本」的极右分子不在少数，2012年韩国总统李明博登陆竹岛（独岛）时，曾有大批极右分子来到东京、大阪的韩国人聚居地，高喊「把朝鲜人都杀了」。
另一方面，朝鲜也已经时移世易，热衷于绑架日本人来学习日语。他们的秘密间谍潜入日本的航线，就是当年日共武装斗争时期，沟通日朝两地革命人民的航线；他们一开始绑架的，也是抱着朝圣念头，千里迢迢来到朝鲜的新左翼青年。
作为评论家的尹学准曾经在书评中评论道：
（『朝鲜』）对于日本的人们来说，是我们朝鲜人的扭曲形象。——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必然地与之对决呢？……在日朝鲜人运动的一切都必须从这里出发。
通过社会主义超越亚细亚民族国家边境——即「越境的革命」，在日朝鲜人显然是这场革命的载体之一。他们就如同其他载体一样，终于在失败中落下污名，成了历史中不辨面目的无名者。
被民族国家的冷战分断体制所伤害的在日朝鲜人，曾以诗篇不止一次地抒发这种宿命般的悲哀感，诗人金时钟就曾经说，「我们在日朝鲜人可以说是憎恶国家的存在」，战败后日本依然歧视他们，而南北两个「祖国」却对这样的日本歧视体制熟视无睹。这是一种在「无法超越的国籍对极」之中，渴望着某一天可以打破虚构，获得自由的窒息感。
但同样在自己小说『乌鸦之死』（1967年）中，描述主人公「憎恶党，也憎恶祖国」的作家金石范，却发现了超越这种悲哀宿命论虚无主义的必要性。「现实的革命虽然已然败北，克服虚无的革命又将追求些什么呢？」 或许，这才是我们在回顾这段朝鲜人革命史时，最应该注意的地方。
①「朝联」在战后作为「解放民族」的代表，接收了很多朝鲜总督府与朝鲜银行在日本本土的建筑物与资产，又通过「归国者支援」获得了大量资金，此外还拿到了不少日本政府与企业对朝鲜人劳动者的赔偿，因而相当富裕，得以参与多方面的活动。
②二一大罢工前，朝联三大（1946年10月）决议全面支援大罢工，之后一部分领导人更认为大罢工会引向革命，日共建立人民政府不远了，因而拨款60万日元巨款，支持日共搞罢工。
③1950年6月6日，日共24名中央委员被美国占领军「公职追放」。6月10日，金天海和他的心腹金桂淡等人离开东京，15日乘船来到朝鲜。
④1952年1月1日，祖防委的机关报『新朝鲜』再次强调，五全协的新纲领是契合于朝鲜人运动的：
「在日朝鲜人保卫祖国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他们的斗争只有作为实现『新纲领』的一环进行，才能不断前进。在进行保卫祖国斗争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在任何情况下，作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国民的民族意识都会高涨，都会为了加强自己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但这种斗争的内容都会直接联系着现阶段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因此，它并不是与『新纲领』的内容背道而驰的，而是与之相承接的。」
⑤民对机关报『北极星』第6号中说：「民战显然是合法统一战线」，但「其核心是祖防委」。使「民战革命起来」的是「祖防委的政治、军事活动的扩大和强化……祖防委实际上是统一战线的地下领导机关。」
⑥详情如此：
南朝鲜的偷渡路线似乎有很多，朝鲜方面的据点有釜山、马山、统营、丽水、镇海、济州岛等，从这些地方直接前往北九州或山阴，也有在对马岛和壹岐的港口停泊后再往那边去的人；有绕过九州南岸，经丰后水道进入濑户内海的人；也有从九州南岸到四国的太平洋一边登陆的人；也有继续进入纪伊水道，在和歌山、德岛、神户、大阪方面登陆的人，有好几种航路听说发生了意外。从日本出发的时候，正好反过来。
与此相比，偷渡到北朝鲜的途径当时并不多见。前往、离开北朝鲜时，几乎也都是经由南朝鲜。不过，当然也有北朝鲜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朝鲜方面的据点是元山，而日本方面的登陆、出航地点则是新潟、石川、富山、秋田、函馆等北陆、北海道方面。这条路线，后来一直被北朝鲜间谍用来偷渡吧。
参考文献：
『「右翼」の戦後史』（安田浩一）（講談社現代新書）
『日本共○党の戦後秘史』（兵本達吉）
『日本共○党──「革命」を夢見た100年』（中北浩爾）
『まっ直ぐ』（大窪敏三）
『平成·令和 学生たちの社会運動 SEALDs、民青、過激派、独自グループ』（小林哲夫）
『「天皇」と呼ばれた男―撮影監督宮島義勇の昭和回想録』（愛育社、2002年）（宮島義勇著・山口猛編）
『「枚方事件」について』（高橋彦博）
『朝鮮戦争と吹田・枚方事件』（脇田憲一）
『強制と自主独立の間－日本共○党 「軍事方針」をめぐる国際環境 （1949 〜 55）（7）』（松村史紀）
『戦後日朝関係の初期形成過程の分析――在日朝鮮人帰国運動の展開過程を中心に――』（李泳采）
『在日朝鲜人文学1960年後半——80年代』（尹健次）
『在日朝鮮人の文学——植民地時代と解放後、民族をめぐる葛藤』（尹健次）
『1945年10月10日の「政治犯釈放」』（井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