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想指出的是，日本与国内长期都存在着一种二二六的虚构性历史神话，即认为皇道派将校是「为了拯救贫苦农民、打破腐败现状」才发动兵变的「愣头青」（日本的叫法是「纯情的爱国青年」）。然而，这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当时的日本法西斯陆军当局所有意捏造的假象。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对昭和青年的正确历史记忆，自然就会掉进法西斯当局的陷阱之中。
以下这段在国内鼎鼎有名的电影台词，常常被很多人视作二二六兵变的真实。
国民苦不堪言，你们家人也一样吧？在满洲战线的士兵，他们的姊妹要卖身来换饭吃，老农种出来的米，自己也吃不到，百姓没有工作，他们忍饥挨饿，疲惫不堪。
大家听我说，天皇绝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是他身边的特权派，对他隐瞒国民的苦况，隐瞒真实的国情。
不幸的是，这正是日本法西斯当局想你从二二六兵变等法西斯主义军人政变中看到的东西。从这种视角出发来解读二二六兵变，当然无法对它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也更不可能意识到它其中的法西斯主义毒素，并做出任何批判。
长期以来，对二二六兵变的历史记忆都流露出这样的印象：皇道派士兵是亲眼目睹了日本农村社会卖儿鬻女、饥寒交切的惨状，才本着自己纯朴无瑕的一腔热情，孤注一掷地发动悲剧式兵变的。许多以二二六兵变为主题的历史电影，也如此进行描绘。甚至有不少文学作品就是赞美青年将校的这种爱国纯情之美的，比如三岛由纪夫的『英灵之声』。
我们不能说，历史中完全没有这样的要素。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判死刑的步兵中尉高桥太郎，在狱中留下了这样的一封遗书（『留我魂于感想录』）：
「我姐姐……」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家里情况的他，说到这里突然闭上了嘴，抬头看了看我的脸，然后又低下了头。抬头时，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而他紧紧地握在膝盖上的两只手，闪着两三颗泪珠。
好了，已经没有必要再听下去了，我唯有黯然拱手叹息——这是我在访问新兵出身时，一再出现的情形。
与世俗断绝关系的……五年武窗生活以后，对于这个纯情的青年来说，现实社会的惊涛骇浪实在是太可怕了。
培养出来的国体观，与社会实际状态之间的巨大矛盾，（因此出现的）疑惑、烦闷。在从事新兵教育的青年军官的心中，这种烦闷不断重复，这种矛盾愈演愈烈，于是他们为之愁肠百结，为之流下义愤之泪。想来这些一同为国家的现状而流泪的士兵，此刻正在北满的第一线，努力担负起（国防）重任吧。在细雨蒙蒙的夜半时分，我只想为他们的幸运而祈祷。
肩负着饭都吃不上的家人，要在国防第一线献出生命的士兵，心中的感情又是如何呢。不知多少人会为这种感情而哭泣。如果有为他们而洒的泪水的话，就不能让国家的现状再这样持续下去了，特别是对于那些为政者来说。
据说在国防的第一线，有个士兵日夜处于生死边缘，却偷了战友的钱来寄给故乡的母亲。长官发现以后，只是抱着他哭泣。
神以助人为本誓，天下万民皆神物。苦赤子万民者，乃神之敌，不可饶恕。
然而，历史上的维新将校可没有他们自己描述得这么大公无私。事实上，他们这种一心为了救济贫苦农民而发动兵变的形象，正是陆军当局极其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这种将政变军人描绘成「纯粹无私之青年」的手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早已在五一五事件时已经上演过它的第一幕，当时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与海军大臣大角岑生都称呼政变者为「纯真的青年」、「纯情的青年」，荒木贞夫更在声明中说自己为他们的热情而落泪。五一五事件的军法审判会议，也显示出一种态势：军部有意识地要进行一种舆论运动，通过操作政变军人的印象，向舆论打入他们的「纯情」烟雾弹。
即便是在处决者不少的二二六事件中，这种情况也重演了。判决理由书中也写道：「被告人中，军官、原军官……，在国家非常的时局下，所产生的慨世忧国的至情，及一部分被告人决定其命运的种种情况，应予以谅解。」关于村中、矶部、香田、安藤等重要人物的动机，判决理由书写道：「在此期间，他们从事军队教育，通过士兵的出身，了解到农山渔村的贫困、小工商业者的疲敝，对此深表同情，于是决定一死报国。考虑到会站在国防第一线的士兵的出身，可以想到他们会有很多后顾之忧。」针对这种政变军人，军部的一贯立场是：尽管他们的暴力行为难以容忍，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应该大胆承认的。军部不但这样认为，还不断地进行操作，人为地向社会灌输这种印象。
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政变军人本意是好的，执行坏了，那军部要做的自然就是本意是好的，执行得更好：通过合法的体制内手段而非暴力手段，实现青年将校的追求，建立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青年将校所谓反政党、反财阀的「激进性」似乎真的很具有叛逆性、反体制性，但只要大家都在政变的问题上跟军部有着一样的理解——这都是青年的纯情鲁莽之正义行动，这种虚伪的激进性就会自动流入社会支持军部改革的声浪之中，而这几次少壮将校的政变也无非只会变成军部一步步推进法西斯主义体制的铺路石而已。
更重要的是，人们也发现不出这群皇道派将校与农村到底有着什么直接联系。最热衷于参加军内国家改造运动的是近卫师团、第一师团，然而常常被提起「1930年经济危机中痛苦挣扎的农村地区」——日本东北地区，征募而出的明明是第二师团、第八师团的士兵。最激进的当属第一师团的步兵第一连队、第三联队，偏偏他们基本都来自于东京市内的本乡连队区与麻布连队区，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千真万确的东京市民。要说他们目睹了什么惨状，那也是城市工人的惨状，而不是农民的。
这种非农民出身才是当年昭和陆军的主流派，根据『陆军省统计年报』，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的陆军士官学校入学者中，家庭从事「农业」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多。即便真的是农民，能够供到孩子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至少也要是能够支撑孩子中学毕业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农村的地主阶级与上层自耕农，与佃农无关。通过入学陆军幼年学校而成为军官的人，绝大部分的家庭职业都是「武官」，人家本来就是世代从事军事官僚的家庭。除了「农业」、「武官」以外，还有一大来源自然就是「商业」。不用说，三个出身都不用指望会真的有人体会到日本农民在资本主义大萧条时的绝望感。
要问他们对拯救农民有没有什么政策，那自然是一抓瞎。位于青森步兵第五连队的中尉末松太平曾经与『东奥日报』的记者竹内黎吉等人商议过「要不要一起搞农民运动」，但最终也只是纸上谈兵，局限于一份由上而下发动农民的企划书，缺乏任何实际行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确实是农本主义，但皇道派将校没几个人懂这个，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恰恰是坚决反对军部搞什么昭和维新运动的，在他看来总动员体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被他们视若圭臬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已经是北一辉在1919年写的了，而1919年与1936年的日本农村状况当然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皇道派将校对日本农村真实状况的无知。从实践的方面来看，被皇道派寄予最大希望的荒木贞夫，在担任陆军大臣时，甚至在阁内推动农村救济政策都没能成功，导致他被少壮将校视作骗子。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皇道派甚至连统制派的经济改革政策尚且不能容忍，愤怒地指责他们是过激派，要「与德国、意大利勾结，在天皇的名义下，在日本推行共○政治」。
那么，皇道派将校兵变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呢」的评语，也同样适用于他们。当时日本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不断爆发，社会主义者为数不少，日共还时不时就渗透到军队里面（虽然都很快就被军官发现，没有一个成功确立下来）。他们眼中的世界是这样的：
国民思想丧失了可以依靠的信念，七零八落，互相争斗，这造成了一场大混乱。这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将苏维埃俄国作为祖国，要从根本上爆破掉整个国家的日共，侵入到城市、农村、工厂以及学校之中。到现在，终于就连军队、司令部甚至缙绅的家庭都被日共入侵了。
即使不为城市的赤色思想所影响，也有很多出身于农村的士兵受农村危机所影响，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备战争之中，这自然会给负责新兵教育的少壮将校带来一种压力感。
正如上述，入学陆军幼年学校的人大多数都出身于世代军事官僚家庭，很小时就受到过军事教育。或许正因如此，出身于陆军幼年学校的人往往抱团，有着浓厚的精英意识，在军官阶层内部建立起自己严密的领导集团，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在二二六事变中自杀或被处决的17名军官中，居然有高达11人的父亲是陆海军的军官，其中更有8人出身于高级军人家庭。对于这些在皇道派将校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人来说，他们本来就与天皇制军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皇制军队的好坏情况直接关系到他们个人自己的利害关系。只有天皇制国家维持长治久安，天皇制军队才能收到源源不断的茁壮兵源，这样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特权阶层生活。其他六人也有着差不多的情况，大多出身于天皇制国家的既得利益阶层，如地主名望家、东电所长。
这种自己的利益关系与天皇制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识，先在地规定了他们看待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视野。比如，他们看待农民时，是将他们视作士兵或潜在的士兵，被自己领导的下属，而不是真的将农民看作被压迫的人民。在一篇写于1933年3月的『皇道维新的呐喊』中，这种军队意识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只有青年军官了解这些承袭军服圣衣的农民的内心。
我们用热忱和诚心的新兵教育俘获他们的灵魂，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抛下穷困潦倒的家乡，默默为国献身，这种努力实是血和泪的结晶，他们内心的苦恼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望向我们的真挚眼睛中洋溢着什么呢？那无比纯洁的农民阶层所能依赖的只有我们青年军官，我们是身穿军服的他们的一束光，代表他们深刻的苦恼。
又比如，皇道派的维新将校极度恐惧底层人民会发起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特别是因为他们也在城市见识了很多的社会主义运动，听过很多日共秘密党员潜入都市驻屯部队的消息。这种恐惧与危机感构成了他们关心社会运动的原动力。
一篇题为『思想善导法案』的文章写道：
我们在农民请愿运动的阴影下，看到了蓆旗竹枪的只光片影。令人恐惧的是，革新的气焰如今已变成一种叛乱思想，在日本国民的下层社会中逐渐郁积。总而言之，此乃天理，非人所能抗拒，而日则越发扩大。以日共为首的种种叛逆思想，实际上是因为国民下层之中产生的这种革新风气。
叛乱思想郁积到爆发点的时候，就会变成暴民革命，暴民革命就是全体国民全部变质、全部激进化，互相视作仇敌、同胞相杀，最终国家崩溃灭亡。
国民的暴民革命就是士卒的暴兵叛乱，暴民和暴兵本为一体、同时产生，到那时还有什么国军呢？到那时再怎么后悔也为时已晚。上天岂能只让俄德不幸而让日本有这种运气。日本帝国重蹈俄帝国、德帝国崩溃的覆辙，就在今日。
皇道派将校担心自己的下属、自己的兵源会因为农村社会危机而无法全身投入军事训练，也担心社会主义革命会毁掉皇军。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担心，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大战即将到来，他们必须带着这只军队前往前线。为了不让这只军队因上面的两种情况出现哗变甚至叛乱，就必须推动社会现状改变，以避免自己在反葛明战争中被阶级立场根本相反的日军士兵打死。
事实上，这也正是为什么二二六事变不在农村问题最严重、社会声音最大的1931、1932年发生，反而在社会关注焦点在于世界战争危机（而非农村）的1936年爆发的原因。被突然宣布前往满洲的决定，无疑让皇道派想起了在他们的世界观中随时有可能到来的日苏战争。步兵中尉中桥基明就在遗书『疾呼判决之不公正』中呐喊道：
「为了拥护国体而起义的人被残杀以后，还能剩下什么呢？这些人都在担心，即将到来的不正是共○革命吗？日苏会战果真有胜算吗？内外受敌的话，又将怎么办呢？」
正因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在于战争、在于军队而不是农民本身，他们才会在对农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贸然打出「拯救贫苦农民」的大旗。正如陆军内部的运动往往会借外部社会运动的动向来伸张自己集团的利益，皇道派毫无任何方针、只是充满了精神主义的国家改造计划，本身也仅仅只是为了皇道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已。让士兵可以安心地参与即将到来的国际反歌名大战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要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点，他们并不关心。
在『青年将校运动』的座谈会上，与二二六事变有关的少壮将校如此吐露这场政变的目的：
简单来说，就是一君万民，君臣一界的境界。日本国民与大君同喜，与大君同悲，真正在天皇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了实现日本建国以来的理想国家而前进。我想我们要真正表现出陛下赤子的境界，让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和民族，通过建立凌驾于世界封建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日本帝国，实现世界的和平。我们作为人类希望出现和平世界，但今天在国际上，大和民族也不能坐视自己被其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或斯拉夫民族所践踏。我们必须冲锋陷阵，勇敢地征服他们。那么，我作为一名青年军官的切实感受，就是要（士兵）安心地活跃在国防的第一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在教育士兵，但他们照现在的样子是不能安心去打仗的。在今天士兵家庭疲敝不堪、失去劳力的痛苦状态下，他们怎么能安心地去打仗呢？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受到了陛下和普通国民的信赖，我们就希望确保国防安全，达到承担重任的境界。因此，日本国内的情形需要明确地进行改造。大部分国民在经济上疲惫不堪，相对于天皇陛下，经济上的权力被一部分统治阶级垄断。有时他们与政治机构勾结，玩弄一切垄断手段。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些统治阶级已经处于极度腐败的状态。
这一段话，清楚无疑地体现出了皇道派的目的与纲领。相信读者已经看得出来，这里根本看不出来任何农民要如何在皇道派宇宙获取救济的可能，就连统制派的农村救济政策都比他们详细得多得多。应该说，皇道派最关心的不是什么政策，而是如何才能让全体日本人一心遵戴皇道思想。这群脑子里除了「皇道思想」就别无他物的日本主义者，毋宁是仇视有着明确经济政策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正如池田纯久说的一样，「皇道派主张精神主义，因此不太重视经济政策。……皇道派看统制派像是赤色，映入他们眼帘的像是不辨国体的逆贼。相反，在统制派看来，皇道派是鬼神附体、不切实际，很想说他们是只知道国体论而不知道人间烟火。」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什么叫皇道派的精神主义，这里举出一例。皇道派军官内部的和歌山派领袖大岸赖好曾经在1934年写了一篇『皇政维新法案』作为他的政治行动纲领。文章一开头就大谈天皇与「大和民族」的关系是「大父至亲」与「赤子」之间的关系，是「祖神」缔造下来的「一大家族共同体民族」。正如民众对天皇有着「义侠与牺牲合为一体的『服从』精神」一样，天皇也对民众实行「祭政一致的御亲裁」。因而，「大和民族」的使命就是「修理世界」，强力地扫除「不义的文化」，「光明平安」地「解放」人类，实现「一天四海同胞协和」的理想世界。第三章直接提出，日本这个「皇国」的动荡总是因为大家对天皇的信仰出现了动摇，这才是国难的根本原因。文章第四章更是将这种皇道派的国体论癔症表现得显露无疑：
彻底复活至尊（注：指天皇）的绝对神性！
彻底确立只在至尊的绝对神性中蕴含的万民平等之本义。
只有彻底复活至尊的绝对神性，才能在所谓政治、经济、法制、思想、教育、军事、外交划时代地确立、复活国体的原理，也就是发挥神州独有的优秀性质，而进一步扩充、延伸——向世界传播皇道福音（完成创造性的世界革命伟业），这是皇国维新的关键所在。
注一：国体思想比「纳粹」、比「法西斯」、比「共○主义」，比其他的任何思想都要更高明、都要更优秀，蕴含着创造性的建设。
注二：只有彻底复活至尊的绝对神性，正要开始闪亮的国体原理才能迎来前程远大的自我发展。
东亚和平——拯救人类的大圣愿。
正是在这一角度上，皇道派的兵变无愧为一场「反revolution的革命」。
最终再补充说一句。皇道派的精神主义其实注定让他们脱离一切现实社会关怀，包括对农民问题的关怀。这也在内部对立——以大岸赖好、末松太平为首的和歌山派，与以北一辉、西田税为首的东京派的对立——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根据大森一声回忆，在1935年尝试合作的两派一度闹得不可开交，「皇道派的青年将校分裂了。」
分化出来的和歌山派反对『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指控这种国家社会主义者是「歪曲改革维新的非皇魂法西斯运动」，而法西斯主义更是「欧美式、中国式的革命」，是「民主霸道的，立足于所谓国家统制经济（以修正资本主义、强权压制金融资本为其本质）的基础，以确立XX势力的狄克推多为目的」，是第三国际的阴谋。和歌山派创立的杂志『皇魂』已经在1935年4月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说要「结束资本主义」、「救济劳动群众」、「拯救我们的贫穷农民」的「维新农民」是「邪恶宗门」，不是真正的维新运动。在他们看来，维新运动的真谛必须是「从高高燃烧着……皇魂的绝对尊皇、一心忠义的信仰所凝结而成的巩固不动之信念出发的扶翼皇运之运动」，「强调、唤醒皇民本来的灵魂信仰才是维新运动最大的核心」。换言之，热衷于改造社会与国家纯属邪道，维新运动的正道在于让日本千百万国民全心全意地服从天皇，为皇国奋斗。「昭和维新是……皇民一心一意绝对尊皇忠义的服从运动。……这是以皇国日本为发祥地的服从文明推广到全世界的世界革命的圣业。」
与和歌山派走得很近的中村义明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和歌山派的改革主张绝不是什么统制经济，也不会从观念上批判资本主义：
我们确信，所谓皇国的改造法案、改革方案，必须是我们一心扶翼皇运的至诚之心，其熊熊火焰直冲云霄以达于神后，作为神意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坊间流传的所谓改造法案、改革方案，无论有着如何科学的、国体的、原理的美丽伪装，终究不过是迎合大众、民主下克上革命的阴谋计划。
但是，无视我们皇民之根本的改造法案、改革方案，缺乏绝对尊皇、扶翼皇运之诚心的改造法案、改革方案，怎么可能维护皇国国体，实现十全彻底的体系化呢！希望通过这些人来消除皇国今天的社会矛盾是痴人说梦。
和歌山派的核心人物大岸赖好也在二二六事件受审时，完全为尊皇精神而丢掉了一切社会改革的外衣：
五问：证人是否认为有改造国家的必要？
答：我从见习士官到中尉初期，一直在考虑以国家为本位的改造运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我的性格是研究型的，有埋头苦干的倾向。……之后我主要埋头于研究古典文献，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历代御诏敕和古事记。于是，我开始对『古事记』的「修理固成」进行深入思考，逐渐发展到感觉有神，沉浸于神佛的灵魂性思考，最终达到了现人神陛下最好的信仰。于是，我对传统的所谓政治、社会、经济机构第一主义的思考方式做出了决定性的判决。这个判决的结论是，所谓改造或维新的真髓，首先要是我们有着身为现人神陛下之子、赤子的自觉和信仰。
八：证人怀抱的国家改造理想是什么？
答：我认为改造国家这种事，不是一个臣子应该提起的，这首先还是陛下自己的事情。我们赤子作为真正的赤子做到充实发展，换句话说，为扶翼天壤无尽的皇运而勇往直前，御稜威就一定会盛大起来，我相信那时会达到天下无人不得其所的结果。因而一般所说的改造、维新这种言辞，是无法完全体现这种信念的。我相信从叙说的观点来看，硬要说什么真正的维新、真正的改造的话，那就是，天皇陛下、即赤子在日本国作为陛下的分身分灵，立足于这种信仰去充足、发展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改造、就是维新。
然而，这里还哪有着任何「为了救济贫苦农民」的影子呢？或许这就是为什么，1935年相泽一郎刺杀永田铁山以后，日本当局在相泽家中搜到大岸赖好的『皇政维新法案』时，也根本不以为然吧。
参考文献：
『日本軍隊における革命と反○命』（藤原彰）
『二・二六前夜における国家改造案
——大岸頼好『極秘 皇国維新法案 前編』を中心に——』（福家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