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北极星飞过什切青 君补充一下背景：
其实在野坂告发事件前，当时的在苏日本人左翼圈子里已经是告密成风，派系林立且相互恩怨错综复杂，不断告发对方是日本间谍。身在俄国、总数不过数十人的日本左翼圈子之所以一大堆人都在大清洗时成了亡魂，其实多多少少可以追溯到他们相互告密之风大兴的「历史渊源」上来。在这种风俗之中，野坂参三已经不是最过分的人了。
野坂参三「出卖」山本悬藏差不多54年以后，此事被立花隆、小林峻一等人公诸天下：1992年5月18日，日共公布了从俄罗斯政府那里得到的结果。同年12月27日，日共宣布开除野坂参三党籍。就在一个月前，日共常任干部会委员小林荣三说：
「不幸且遗憾的是……1992年8月末我们得知，与山本悬藏一起活动的野坂参三曾两次给第三国际书记长季米特洛夫写信，毫无根据地告发山本（是日本间谍）。这是背叛同志的行为，因而日共在同年9月召开的第7届中枢委员会总会（第19次党大会）上，卸除了野坂的名誉议长之位。显而易见的是，山本悬藏既不是日本统治势力的间谍，也不是背叛苏联的人。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山本在公审等等场合都主张自己是无辜的，但在完全荒唐的审判中被宣判为『有罪』，遭判处死刑并被执行了死刑。」
然而，今天的我们不妨对日共的这番论述反问几个问题：
第一：山本悬藏真的那么无辜吗？
答：确实不无辜。甚至可以说，在莫斯科日本人社会的告密大战之中，他是手上鲜血最多的一个。他最终疑似被野坂告密而遭处决，颇有一种动刀者已死于刀下的感觉。 山本悬藏恶名在外，后来回到日本国内的山本正美、高谷觉藏也提及此事，以至于当时的日本『外事侦查概况』也写道：
「山本：生性傲慢，玩弄权谋术策的党官僚，受到日共党员的厌恶……野坂：虽然作为康米国际正式代表，但与山本悬藏关系不佳，迫切地想要回国。」
第二：野坂参三是天性心肠恶毒要举办山本悬藏的吗？
答：不是。野坂夫妻当时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野坂参三的妻子野坂龙已经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几名冲绳社会主义者在被处决前，给出了「野坂参三指示我们收集间谍情报」、「我将收到的间谍情报交给野坂参三」的笔录 ，野坂参三自己也已经被列入了肃清的名单，他和他的妻子随时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枪决的人。而且，根据和田春树所说，其实野坂当时甚至是想要去救山本悬藏的，导致山本悬藏被杀的证词来自于其他人。
第三：野坂参三就有那么无辜吗？
答：不是。从后来野坂参三在大都导致伊藤律无辜受囚27年，就可以知道他这人的秉性。但是，『闇の男』一书中所描述的、几乎栩栩如生的野坂参三VS山本悬藏到底有几分是真实，目前到底仍待考证，至少学者已经发现，野坂龙在呈报书、讯问笔录等一切上交文书中，都没有出卖山本悬藏，反而不停地为山本悬藏辩护 ，相信他的清白。①
根据第三国际日本问题委员会报告，1936年2月当时居住在苏联的日本康米主义者中，日共党员7人，美共党员和德共党员共13人，共20人，加上非党员的政治流亡者14人，共34人。当时日本官方推测这个数目在1934年9月为38人 ，36年12月未为32人～78人左右 。不过，目前可以确认其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告密大战中的刀下亡魂。如果是全部旅苏日本人的话，在1937～1938年间，被逮捕、枪毙，送进强制收容所或者流放国外的日本人，已知的就已达30人以上，再加上当时在苏联的失踪的日本人，其总人数多达80人以上。但是当我们在提及这一切时，不要忘记这种残酷现象的真相并不是什么NKVD对日本共主义者单方面肆意滥捕滥杀，而也来自于日本人之间浓烈的杀意。片山潜与山本悬藏的斗争，直接导致包括山本在内的20多人被枪毙 ，佐野硕等人被驱逐出国。
早在大清洗前很久，这个小小的日本人社会中就充满了猜忌：片山潜是个被指责「昏庸无能」的前·社民主义者；野坂参三曾经在日本对法官说他不支持提出打倒君主制的口号 ，被人们怀疑是日本间谍；山本悬藏则从始到终都被人们怀疑，他到底是不是被特高蓄意放进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 。片山潜与山本悬藏之间的恩怨，直接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告密大战。再加上莫斯科的日本人社会中存在着日本直达组与欧美中转组的对立、工人派与知识分子派的对立、第三国际派与赤色工会国际派之间的对立，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恩怨关系，打开了通向大肃清的道路。
因为越写越长了……在阅读本篇时，如果想直接看野坂参三的在苏生涯，可以直接从第四节读起。由于笔者并不懂俄语，资料主要以加藤哲郎等人的为主，如有谬误，拜请读者指正。
一、通向告密地狱之路——被憎恶的片山潜、被怀疑的山本悬藏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片山潜在1900年代的明治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完全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1907年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三派时，他也是代表其中最右的那派——「议会政策派」，与幸德秋水所代表的「直接行动派」发生激烈对立。当明治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内乱与明治政府的残酷镇压而衰退时，他就选择了流亡美国。在当时的那批明治社会主义者的人之中，有选择留在日本、最终等到大正春天，参与日共建党的，有就此退出左翼运动的，但像片山潜这种直接流亡的极少。
1914年片山潜流亡美国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日本，他是在美国受到十月革命感召而变成康米主义者的，跟1918年以后兴起的日本康米主义运动的关联性几乎等于零。1914年的他已经55岁了，他变成共主义者时已经六十过后了。他在自传中回顾自己为了疗养身体，而在1914年流亡美国时也说：
「今天前往美国，是因为无法忍受日本的逆境。我的唯一目的，当然是向外国同志呼吁，以在日本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主义运动，但我对赴美并不抱有太多希望。」
1920年代初片山潜进入苏联、担任第三国际领导人以后，他的日子也过得不怎么样。到1928年为止，他曾经相当亲近的托洛茨基已经被批倒，他鄙视为「无知」的斯大林倒是全面崛起了。和他一起参与明治社会主义运动的老一代社会主义者之中，只有他还在日共。他在美国与苏联呕心沥血培养的一些社会主义活动家比如近藤荣藏、田口运藏、间庭末吉回国后都表现得不怎么样，近藤后来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间庭的疏忽导致日共组织被帝国政府连根拔起。日共陆陆续续派了不少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前后大约有50人左右，但这些人都对片山潜敬而远之。大正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工农运动领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都与片山潜十分疏远，甚至觉得他很碍事。 1926年8月15日，「耶夫·山根」（佐野文夫）在写信给奥托·库西宁时，就强调：「片山同志年事已高，而且长年远离日本，所以不熟悉最近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情况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求让同志大村（高桥贞树）参加第三国际的临时委员会，辅佐同志片山，实际上分担代表（日本）的工作。」
1928年第三国际六大上，日共代表团 直接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控诉，表示自己强烈反对片山潜担任第三国际执行委员：
康米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日本代表团，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控诉
1928年8月、莫斯科「密」
致康米国际第六次大会执行委员会
同志们，我们日本代表对于（你们）将片山同志选入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哪怕是以个人形式（选入）——表示强烈抗议。我们对执行委员会的事前提案一无所知。因为片山同志没有向我们报告这件事。这个提案是我们昨晚偶然得知的。
我们在前一封信中，陈述为什么片山同志不能代表我们党的问题的论据。在此，我们想说明一下，为什么片山同志即使是以个人资格，也不适合进入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
同志们，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在世界的革命工人之中具有实际的权威。我们以个人资格选拔某位同志进入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时，该同志要么必须作为一名康米国际的干部而参与实际活动，要么必须是受人敬爱而适合进入执行委员会的战斗老手。
而我们却找不到片山同志有上面的任何一种资质。他的名字在日本工人中没有权威。如果日本工人阅读日本工人运动的历史，就会在寻找片山的名字时，发现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还是个胆小的改良主义者。在1914年最终离开日本之前，他经常去美国和欧洲。即使是在那时，他也缺乏与日本工人运动的紧密联系。「皇帝暗杀未遂事件」（大逆事件）之后，他最终移居美国。片山同志在著作『日本的工人运动』中，把自己写得好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是不正确的介绍。总之，他在日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革命家。
日本的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因为了解他的过往，所以对他怀有轻蔑之心。关于他现在的立场，我们必须指出以下几点。在这七年里，我们本不期待他能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但是，他破坏了我们的运动。他写信给美国朋友，在那里攻击我们的领导同志。那封信被公开印刷。他在主张中，批评了我们的同志。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他在信中攻击我们的同志，说「浅野同志（我党中枢委员会书记长渡边政之辅）对我们的决议（1927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纲领）极为反感」，甚至还写他要跟取消主义者荒畑（寒村）团结在一起。去年浅野同志加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他比任何人都更活跃地编写（1927年）纲领。我们高度评价浅野同志对我党改组和今天的英雄式斗争所作的贡献。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诽谤和扰乱我们队伍的阴谋。
他（片山）不仅在日本，还在朝鲜支持取消主义者。片山同志支援了朝鲜共主义运动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明显具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朝鲜的大部分共主义者对他充满了愤怒和愤怒。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与朝鲜党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同志们！问题极为重大。我们甚至认为，只要片山同志在康米国际执委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机关就不能完全实现对日本工人和远东劳动群众的领导。希望你们深思熟虑这个问题，接受我们的建议，不要让他再次参加康米国际执委会。
致以康米党人的问候
署名 加藤（佐野学）、田中（山本悬藏）、细井（市川正一）、御村（高桥贞树）
再启：我们要求审议这个问题时允许我们代表团全体人员列席
（和田春树——阿季别科夫著『康米国际和日共』俄文版，莫斯科，2000年，第342号文件）
时人后来回忆说：来到莫斯科的「日本共主义运动指导者们，对片山潜表现出狂妄、狭隘的岛国劣根性的态度」。佐野学等人轻蔑片山，「以相当露骨的形式排斥他」。 「虽然这么说片山先生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大体上就是那种尽到本分的人。不过，关于先生的事情，大家都很同情他。罪魁祸首是佐野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在那个不幸的时代，（片山的）女儿安子和千代子来到莫斯科，和他住在了一起」，但「二女儿千代子之后的生涯，似乎未必一帆风顺」。片山潜曾经在1927年、1928年日共领袖齐赴莫斯科时，请他们一起喝酒，但德田球一却在宴会上与渡边政之辅大打出手。虽然这件事主要体现的是当时日共内部的矛盾，但这也体现了片山潜当时的权威之低落。
正在这种孤独中徘徊的片山潜，却冷不防地迎来了一个不远千里前来投奔苏联的日共工人领袖。他，就是山本悬藏。
山本悬藏本是日共土生土长的工人领袖，但1928年三一五大逮捕时，他不像其他日共领袖一样纷纷入狱，而是得以呆在家里，在家中受到日警的监视。这是因为他得了肺结核，没有特效药的当时，结核病是不治之症，是一级传染病。
山本的主治医生是当时开工人诊所的马岛僴（1893～1969年，战后曾任日中日苏国交恢复国民会议事务总长、日苏协会副会长）。轻症的山本在马岛的帮助下，得以伪装成结核病重症。具体是这么操作：马岛谨慎地说，单凭自己的诊断结果难以判断，建议由警察方面的医生诊断后，再由警察方面检查山本咳出的痰。结果山本被诊断为动弹不得的结核末期患者。这是因为不是结核病专门医生的警医被山本骗了，马岛将教科书上的重症结核病患者的各种症状告诉给了山本，山本则将他们表演了一遍；接受检查的咳痰，则是马岛从东大细菌学教室弄来的。
结果在山本家负责监视的三个特高相信山本的病情非常严重，只要看到二楼不时传来的咳嗽声，以及妻子拿着吃饭和大小便的便器从二楼上下的样子，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并不想上二楼——特高们也害怕染上结核病。
有一天，马岛去出诊时，山本把他那张胡子累累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用白粉遮住了他相貌的最大特征——脸上的痣，端坐着对马岛暗示自己即将逃走：「承蒙您这么长时间的关照，我还能再全力跑一里半左右吧。下次出诊请错开两天，定在星期三。前些日子，我妻子不小心拿到了一百元大钞。你看，墙上挂着新衣服和拐杖。哈哈。」第二天大清早，当三名特高熟睡之时，他穿着崭新的竖条纹西装、皮鞋，带着粗藤手杖，打扮得像个绅士一样逃跑了。接下来的三天，山本的妻子像往常一样，把食物搬到二楼，把便盆搬上搬下，还装出山本咳嗽的声音，一个人跟他「聊天」，完全骗过了三个在那里监视的特高。到了第四天，她外出回来时，一上二楼，就大吼一声：「谁带走了我的老公！」，哭喊着扑向旁边的特高。逃出家门以后，山本悬藏躲入党的同情者小林武次郎提供的服务业场所之中，最后在1928年6月逃入苏联，参加第三国际六大，此后一直作为赤色工会国际日本代表留在苏联。
这出「逃出生天」简直精彩得像电影一样，1928年5月15日『无产者新闻』在报道中提到这件事时，完全是以兴致勃勃的语气讨论这桩「趣事」，后来久板荣二郎更在1930年4月的『战旗』特别号中，以文学手法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件事。
然而恰恰是那么精彩夺目的剧情，反而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那么精明、狡猾的特高就这样被马岛僴医生骗过去了，就让山本悬藏这么逃入苏联了？后来那封被『闇と男』大书特书的书信——野坂参三在1939年2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书信，正是如此描述这种挥之不去的嫌疑的：
「1928年3月一千多名共主义者被捕时，田中（即山本悬藏）『奇迹地』逃出包围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用了如下的办法来到苏联。警官队袭击他家时，他重病在床（这是事实），polizei没能把他带到警署。他在家中闭门不出二十天，两三名polizei不分日夜地严密监视着他。奇妙的是，警医在这段时间里只看了两次田中的病情，还允许我们那边的左倾医生来照顾田中。更奇妙的是，他『使用了周到的计谋』，全须全尾地逃出了自己家。
这之后，他来到了苏联。然而，这出逃离日本的戏码，让对他不利的传闻在工人之间流传开来。这种传闻经过柏林的日本共主义者集团，在1929（？）年传到莫斯科的片山同志那里。
据田中所说，他已经向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事实上，最后让莫斯科决定在1939年枪决山本悬藏的，也正是这一条间谍问题。至少1928～1929年间，日共党员都不太信任山本悬藏。
1928年后的山本悬藏虽然身在苏联，也显然体会到了这种自己不断被怀疑的苦境。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康米主义大学留学的风间丈吉晚年回忆说，他怀疑「放走山本悬藏的是警视厅某干部」 。1930年10月，风间丈吉回到日本重建日共之前，山本悬藏在海参崴对他说：「我想至少告诉一个人真相。」，于是风间听山本诉说了他的逃离日本经历，但这与马岛战后的回忆相矛盾，「我无法判定山本与马岛的哪一方是真实的，但我可以想象到，双方都有各自的复杂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片山潜自然也怀疑起了山本，对他抱有戒心。对此雪上加霜的是，一桩突然事件的发生：1929年新学年，被山本悬藏推荐入学的三个日本海员学生中，有一个化名「尼古拉」的人因为受不了大学的纪律，逃入了日本大使馆。当时在莫斯科的风间丈吉回忆说：
「他没能跟上东方大学的学业，无法忍受党内生活的纪律，跑进了当时位于东方大学宿舍附近的日本大使馆……虽然现在我也不认为松田自己是有意识的间谍，但这件事似乎后来为山本悬藏的命运——他当时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太平洋工会会议和海员俱乐部工作的日本负责人——蒙上了阴影……山本悬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期间分外照顾的海员中出现了越狱者、间谍、叛徒，这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来就怀疑山本的片山潜追究山本悬藏的责任 ，开始追查山本悬藏，怀疑山本的出逃到底有没有特高的参与、山本悬藏是不是特高间谍，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告发山本悬藏 ，导致山本在1929年秋～1930年春之间遭到第三国际讯问。这件事意义重大，可以说直接导致了片山潜与山本悬藏之间的决定性关系恶化，开始了两人的死敌关系。当时的片山潜还不知道，山本悬藏会用什么方式来报复他，让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陷入痛苦之中。
但在我们介绍山本的复仇之前，不妨先介绍一下将山本悬藏的间谍嫌疑，在信中讲给片山潜听的人——国崎定洞，和他领导的柏林反帝集团 。
二：在德国与法西斯作斗争的日本人——柏林反帝集团
国崎定洞，1894年10月5日生于熊本，1937年12月10日在莫斯科被枪毙。他「在明治27年10月5日生于熊本。是国崎宗英医生的二子，经川越高中、第一高等学校，进入东大医学部，大正8年12月毕业，为了研究细菌学而进入传染病研究所，第二年大正九年被任命为技术助手。」隐没在历史深处的这位日本社会主义者颇有些显山不露水，要当你去探寻日本社会医学发展史上才会发现他的名字；或者，当你查证『1932年纲领』诞生过程时，也会发现他在柏林向莫斯科寄去的日本情报，为第三国际制定这部日共新纲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又或者，你会发现国崎定洞是第一个翻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日本人。
然而，他在历史上最留下的最深一道痕迹，其实是在柏林所组织的日本人革命团体 。1920～1930年代初，在伦敦-巴黎-柏林存在着一个日本左倾知识分子的网络，他们中的不少人为逃避日本政府的压迫而来到欧洲。事实上，在莫斯科-上海-东京的渠道因1931年牛兰事件而中断后，这条莫斯科-柏林-西欧-东京的线路，就成了第三国际与日本联结起来的几乎唯一路径：将日共『1932年纲领』送回日本国内的，也正是这片人际网络的关键节点们：平野义太郎、小宫义孝、堀江邑一、河上左京……这个旅欧日本左翼集团上通莫斯科，下接东京，接触面相当广泛，包括大熊信行、武林梦想庵、村山知义、藏原惟人、宫本百合子、林芙美子、新明正道、土方与志等人，几乎成了日本国内知识分子群体的某个隐藏倒影。但如果人们将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条条理清、连接起来，追溯这些线路的终点，就会发现这个泛左翼知识分子网络的最顶点，正是国崎定洞和他的「柏林反帝集团」。某种意义上，国崎在这个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谱系网络之中，确实具有神话人物般的地位。
根据国崎定洞在1932年6月25日写下的自叙书，他是在1926年秋天来到德国的。没来到德国前，他有着东大医学部教授的大好前途：作为日本医学界超新星的国崎在1919年于东大毕业后，即在1924年成为东大医学部卫生学讲座助教。他在1926年秋前往德国留学时，被校方告知两年回来后，就可以成为新设的社会卫生学讲座主任教授。正如家永三郎在『国崎定洞——抵抗的医学家』中所说：「主人公虽然有着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的前程，却主动放弃了这条『荣光』之路，选择了走向人民解放的荆棘之路，最终消失在异国他乡。」国崎在德国选择加入德共，自此再也没有回到日本，没有回到过魂牵梦绕的九州乡间。
国崎来德以后，加入了蜡山政道、有泽广巳 组织的「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实际上的旅德日本人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据说每周星期六下午2～6点聚集，阅读恩格斯『住宅问题』、列宁『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历史唯物论』等等书籍，此时它的成员已经包括与谢野让（与谢野晶子外甥）、蜷川虎三、冈上守道（别名黑田礼二，1890～1943年）、铃木东民、土屋乔雄（1896～1988年）等人。根据亲历者回忆，这个大约30人的组织，「虽然主办者是国崎，但国崎不会在明面活动，因为他是东大助教。」后来国崎1928年7月加入德共以后、成为德共干部以后，他进一步将身在柏林的左翼日本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我在德国和同志们一起在柏林组织了日本人的政治团体，并一直领导它。成员人数时常变化，一度达到二十人。」
其实，国崎在日本时已经与左翼有一定缘分，只是左翼运动高潮迭起的德国彻底激发了他：
我自从读大学开始就兴致勃勃地研究社会学，而我对社会学的兴趣也随着当时工人运动的逐渐兴起而越来越大。虽说如此，我与（工人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进入到特别的实践之中。不久我作为一年志愿兵到麻布步兵第三连队服役，入队1年4个月以后，作为陆军三等军医被编入预备役。
大正14年，我被任命为东大卫生学教室的社会卫生学研究助教。从传染病研究所来到东大的我得以接触到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学生运动，出入于新人会，还进入了当时正在筹备组建劳动农民党的政治研究会。
……
大正十五年秋，我被命令到德国留学两年，研究社会卫生学。我一向就认识到古典社会卫生学有其翻动作用，而这种认识在德国更为明晰起来。我强烈地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共鸣，1928年初进入赤色救援会德国分会，紧接着在1928年7月进入了德共。
我所属于柏林十字山区的街头支部，成为了那里的会计人员，1929年1月12日参加了德共总部的党干部讲习会。在那之前不久，（日本政府）在1928年3月15日进行了针对日共的大逮捕，当时身为党员与朋友的浅野晃被抄家，当局根据搜出的文件，推测我与日共有所联系，结果他们压制大学当局，终于让当时担任医学部部长的林（春雄）学长来欧，强行将我免职。我在1929年3月春天辞职。」
东京大学校方正苦恼于国崎的言行，正好就抓住这次机会，强行将国崎赶出了东大。当时高度评价国崎的长与又郎教授，试图在1928年间与国崎见面，医学部部长林春雄也来到欧洲试图与他见面，但最终两人都没能见成国崎，他就这样被开除了。
被开除以后的国崎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左翼运动之中：「1929年7月，我出席反帝国主义世界同盟的第二次大会，与片山潜会面。我根据片山潜先生的嘱托及友人的劝告而留在德国，努力与日本的革命团体、国际总部（指第三国际）取得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他正是在被分配到德共的柏林西南区狮牌收音机工厂支部时，认识了自己的德国妻子。1931～1932年间，国崎先后「出席反帝同盟国际总部执行委员会，代表日本支部作工作报告」、「参加国际工人救援会第八次大会，成为日本代表团团长，为当时正在筹备成立的日本工农救援会担任联络人」，忙碌于各种各样的左翼活动。但他最重要的功绩，还是将旅欧左倾日本人凝结起来：
1929年末，我将当时居留在柏林的左倾人士集结成一个日本人革命团体，并与另外两三个加入德共的人组成了德共日语部，担任该团体的负责人。我的特别任务是与莫斯科的代表联络。
国崎在1935年3月14日写给第三国际的德语自叙书②是如此描述这段时间的：
1928—1931年前后，革命群众组织（文化、反帝等）得到有力发展，并努力与国际组织联系起来。我们的小组和德共日语部在柏林成为国际赤色救援会组织、文化组织、反帝同盟等的窗口，从日本获得了许多资料和文献。无论是反帝同盟第二次国际大会、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会、国际工人救援会第八次大会，我都作为代表出席。我在反帝同盟第二次大会上认识了片山（潜）同志，在他的委托下——后来又受冈野（野坂参三）同志的委托，我在滞留德国期间，参与了由日本向莫斯科寄送资料的活动。1932年，我被日本人集团派去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战大会。
这里的「日本人革命团体」、「我们的小组」，其实就是「柏林反帝集团」，其成员包括国崎定洞、平野义太郎、小林阳之助（ 1908～1942年）、胜本清一郎、岛崎蓊助、三宅鹿之助、野村平尔、千田是也、平野義太郎、山田胜次郎、喜多村浩、小栗乔太郎、藤森成吉、八木诚三、佐野硕等等，大约20人左右。根据时人回忆，它每星期六、星期三在咖啡馆与吧台开会。其中除了国崎定洞以外，平野义太郎回国后成了日本讲座派的核心学者，小林阳之助后来则被第三国际派往日本建立人民战线。当然，这是后话了。国崎当时作为德共日语部的负责人 ，直接通过柏林反帝集团内的德共党员小组（比如野村平尔也是党员）来领导它。根据国崎所说，与反帝集团直接有联系的团体，就有『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所属的团体、赤色救援会、反帝同盟日本支部、工农救援会等。除此以外，国崎还在反帝同盟的总部内设立了日本委员会。
进入1931年以后，由于九一八事变等等法西斯主义势力高涨的迹象频频出现，国崎进一步带头组建「革命的亚洲人同盟 」，担任组织部长；当时他组织在欧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印度人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反对日本侵略东北。其成员除了上面「柏林反帝集团」的班底以外，还包括成仿吾、大岩诚、和井田一雄、三枝博音、小林义雄、安达鹤太郎③、嬉野满洲雄等人。由于不少日本知识分子都是经巴黎入德，这个组织还与巴黎的「在巴黎艺术科学友人之会」（1931年10月成立，包括佐藤敬、内田严、田中忠雄、吉井淳二、富永惣一、坂仓准三、平田文夫等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乃至于与当时身在伦敦、后来转向托派的山西英一也有着不浅的关系。与国崎同为德共党员的小林阳之助与大岩诚，当时一个在汉堡工作，一个在马赛工作。后人曾经评论说，这个贯穿柏林、莫斯科、西欧的亚欧大陆日本知识分子人际网络，后来在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柏林反帝集团中的不少人甚至直到长刀之夜以后，还留在德国 坚持反纳粹抗争。当时的德共日语部除了国崎定洞以外，还有和井田一雄（他在1933年4月小林流亡莫斯科后，成为旅欧日本共主义者的核心）、小林阳之助、喜多村浩、野村平尔、大岩诚等人。根据腾本清一郎、八木诚三、喜多村浩的回忆，当时在纳粹德国转入地下斗争的成员，有井上角太郎（代号井上）、和井田一雄（代号南）、千足高保（代号ツェンゾク），此外喜多村浩、安达鹤太郎也继续留在纳粹德国。
不管如何，这个集团正是通过片山潜才与苏联联系起来的，特别是国崎定洞、千田是也等人（他父亲是片山潜好友）与片山潜之间频繁的通信。不堪孤独的片山潜，既与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处不来，也跟山本悬藏看不对眼，自然就只能将希望的目光投向柏林反帝集团了。1928年下旬将山本悬藏的嫌疑告知片山潜的，正是来自于国崎定洞的书信。山本悬藏入苏后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此事，自此恨上了国崎定洞 。后来山本的妻子関マツ在举报野坂参三时，说：「『根』（国崎定洞）1928年从柏林写信给EKKI（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片山同志，说田中是可疑的人物。为什么冈野同志1931年知道这件事后，现在还在跟田中一起活动呢？我想这是因为冈野同志没有细看这封信的内容。我不知道冈野同志有没有对EKKI说尽『根』的事情。」
随着纳粹的崛起，德国国内的形势日益恶化，1930年国崎一度移居到贝格菲尔德，却因政治活动被下巴尔尼姆郡驱逐出境，再次返回柏林；1931年12月，国崎在德国当局袭击反帝同盟国际总部之际当场被捕，审问后即日释放。1932年3月，他又被柏林警局下达行政命令，要求他离开普鲁士，只是在赤色救援会律师的协助下，才得以在柏林留到年中。正在彷徨之余，国崎定洞却收到了来自片山潜的援助之手：片山潜诚邀他来苏居住。毫无疑问的是，片山潜需要国崎帮他完成『自传』的德语版；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片山潜想让国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回去重建日共。不管如何，国崎定洞在片山潜的大力劝说下 ，终于决定在和片山潜一起参加完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战大会后，在1932年9月4日带着妻子弗里达、女儿达子前往莫斯科 ，自此开启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五年旅程。
当时的国崎定洞还不知道，当时的莫斯科日本人社会已经跟四年前他与片山潜通信时大相径庭，充満了险恶浑浊的气氛。而他的加入，将让片山潜与山本悬藏之间的告密大战彻底爆发，这枚可怕的火种将不可阻挡地燃穿整个日本人社会。
三、山本悬藏的复仇——片山潜所失去的女儿与秘书
1929年7月13日，片山潜的二女儿片山千代子 ，丢下一句「我要去照料父亲」，就独自一人坐上了前往海参崴的客船。时年21岁的片山千代子出生于1908年1月，但她的父亲——片山潜在她五岁时，就永远地离开了日本。二十多年来，她都一直在母亲的故乡八户，与母亲、兄弟一起居住。
被称为日本工人运动之父的片山潜有着三个孩子。第一个是与妻子片山笔生下的片山幹一，他虽然在长大成人后进入庆应私塾大学、参与社会运动，但很早就因病去世了。第二个孩子是1899年出生的长女片山安子，她在白百合学院毕业后，跟表姐一起去美国追随片山潜，在那里靠做芭蕾舞演员而谋生，后又作为舞蹈家进入苏联。二战后的片山安子成为了苏日协会的副会长与苏联面向日本的广播员，只在1959年来过一次日本，1988年2月去世。
而片山千代子，则是片山潜在片山笔死后，与第二个妻子原玉的孩子。 1923年片山幹一死后，原玉为了避免继续因这个革命家之妻的身份而遭受迫害，在片山潜好友石桥湛山 、东京瓦斯社长岩崎清七（他同时也是片山孩子的抚养人）的帮助下，与片山潜协议离婚，当时在八户高中读书的片山千代子也改随母姓，改名原千代。然而改名以后的她也没有逃得过社会上、学校里各种各样的歧视与迫害：进入青山学院上学以后，在孤独中挣扎的她，对父亲的想念一天比一天浓烈，最终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岩崎清七得到了苏联的入国签证，在7月13日当天坐上了敦贺港的客船「天草丸」。即使是在这艘船上，特高依然时时刻刻监视着她。
到了海参崴以后，片山千代不得不发现一个不幸的事实，就是没有人来迎接她。当时片山潜因工作出差在外，不在莫斯科，就把这件事交给了山本悬藏，结果山本悬藏根本不管不顾：
「ヤス说：『妹妹千代子从日本赴俄时，曾数次从海参崴发电报，想要莫斯科寄去她的旅费。当时父亲（因工作关系）不在莫斯科，所以父亲就把千代子的事委托给了田中（即山本悬藏）。但是田中先生接到千代子的电报后却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千代子困顿于海参崴之时，不得不并非本心地在近藤荣藏的建议下，向日本领事馆寻求帮助。」
海参崴的日本总领事跟片山潜同乡，于是拜托要从海参崴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前往柏林的作家武林无想庵，将千代子带到莫斯科。根据武林无想庵的回忆，领事当时说：「片山潜氏的二女原千代子，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可以公然见到父亲，乃至于到了海参崴，但是她和莫斯科之间没有联系，现在也没有人先来接她。我们这边也没人送她，领事馆很为难。正好你在那里，如果不嫌麻烦的话，能帮我将她送到莫斯科吗？」武林无想庵 战后虽然加入日共，但当时其实是一个支持无政府主义的作家。
于是武林无想庵即带着千代子，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度过了一段奇妙的双人游时光，在两周后抵达莫斯科。因为海参崴的日本领事馆打来电报，有一个朝鲜人翻译出来火车站迎接他们，对他们说：「片山先生最近不太舒服，正在黑海沿岸疗养，不久就会回来的了。」他将武林无想庵与片山千代子直接带到了片山潜下榻的地方——卢克斯酒店（Lux Hotel），当时这所酒店也是第三国际的宿舍。武林无想庵回忆说：「翻译把我们介绍给工作人员后，那个三十岁左右、穿着俄式衬衫的风采不凡之人马上把我们带到二楼深处、面对着一条安静小巷的片山潜公寓，然后发给我们写着『潜·片山』的配给本。翻译一走，千代就喜出望外地坐在转椅上，毫不客气地拉开抽屉，用淘气孩子般的眼神在里面翻找。她翻出日记本，读来读去，时而笑，时而皱起眉头。我和千代在这个房间里住了两天。」
然而，武林无想庵不久以后就离开了莫斯科，继续前往他的旅程目的地柏林。他后来说：「1927年，我在南法翻译了巴比塞的『耶稣』，以及他自己要号召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宣言，并将两本书送到了日本。三年后，我偶然地来到了「卢克斯酒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没有紧紧握住这次机会。（这是因为我）在马上要离开柏林时，被在「藤卷」（当时在柏林的日料店）紧紧抓住我，哇的一声哭出来的伊凡娜的身影所吸引，（所以）不待片山（潜）回来，就这样和千代子小姐告别，轻易地离开了莫斯科。」
他是走了，片山千代子的不幸却开始了。第三国际方面很快发现有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住在片山潜的专用宿舍里，但是片山的简历里根本没有提到过他有一个这样的女儿。片山潜回来以后，跟他们辩解说，这是家人包办婚姻生下的孩子，是日共帮她来到苏联的；但第三国际向日共方面打听这件事时，日共却回答说对此毫不知情。这下问题就大了，第三国际甚至怀疑这是日本特务机关趁片山潜色迷心窍，送来的日本女特务。 后来奥托·库西宁的妻子在回忆录中说：
「按照奥托的说法，日共的代表片山潜是个文雅的老人，但他不具备秘密活动的能力，对需要警惕的问题不能保持沉默。他曾多次被密令派往国外，但由于无能，最终被留在了莫斯科 。有一天，海莫得知一个日本姑娘在片山潜的公寓里住了好几个月，对来访的康米国际职员，表现得就像主人一样。她是片山的女儿，从日本来找父亲，但有人查了他的个人档案，里面并没有记载他结婚的事。海莫善意地向片山解释了这件事，片山说，这桩婚事是按照日本的方式由父母安排好的，他在离开日本之前，只和妻子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所以没有必要把妻子写下来。女儿是在离开日本后出生的，日共为她支付了出国费用，她才得以来见父亲。令人吃惊的是，康米国际向日本询问时，日共党员对女儿的事情毫不知情，也绝对没有把她送到莫斯科的事。（我们）还得知，年纪轻轻就和片山结婚的妻子并没有女儿。
这是件麻烦的事情。康米国际确信那个姑娘是日本秘密靖搽的间谍。但我们知道，也有人提出说：如果让格别乌逮捕她，由于这个疏忽，康米国际就会被格别乌看的清清楚楚，以后就会被格别乌更严格地监管起来。在这种困境之中，最慎重的方案是既不告诉女儿为什么，也不告诉片山为什么，尽量不引人注目地把她遣送回东京。毫无疑问，她向日本当局详细报告了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
然而片山千代子并没有被送回日本。片山潜想着将她送进莫斯科东方大学 ，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天国」度过光辉的人生。但是在里面就读的留学生全部都是人民运动的领袖，至少也是当地党的党员，而千代子与社会主义运动毫无关联，又怎么进的了去呢？当时在东方大学的风间丈吉回忆说：「片山千代子——片山潜同志的女儿。我回国的时候，她说要去列宁格勒的工厂上班，但后来又留在父亲身边。她和东方大学的学生没有任何关系。我在片山同志那里见过她一两次，她自称是基督教徒，从交谈的情况来看，似乎也是事实。」
山本悬藏本来就对片山千代子的印象不好。胜野金政后来说：「片山的女儿千代为了去异国探望年迈的父亲，只身从东京出发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日共知道这件事，却觉得这件事与党无关，所以装作不知道。千代独自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车站的站台上时，偶然地遇到了武林梦想庵（应为武林无想庵）。在奔赴欧洲的路上，梦想庵对（她的经历）感到十分惊讶，也很同情她，于是一直亲切地把她送到莫斯科，并与她同行，在莫斯科还特意下车把她送到位于卢克斯旅馆的片山房间。正因为梦想庵是人道主义者，他才会这么做，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件事的。山本悬藏听说这件事后，在暗地里冷冷地说：『什么？是武林梦想庵带她来的？他一个不是党员的人，对她那么好吗？』山本应该不知道梦想庵是一位出色的翻译者吧。」
因而苏联方面向山本悬藏咨询意见时，山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老片山的请求。当时在莫斯科的高谷觉藏在1937年说：
「好好先生片山在年老之际唯一的乐趣，就是见到他的爱女，她想要温暖正在悄然枯萎的父亲之情——然而，有一个人对此泼上了一盆冰冷无情的冷水。而那个人就是同为异乡之同胞的山本悬藏。片山的女儿到了莫斯科后，山本对她说：『片山是党员，即使那个人是片山的女儿，也不能让他和非党员同居。 』于是，在无人知晓的莫斯科，女儿一边与深爱的父亲分居，一边被迫去工厂工作起来。」
风间丈吉对此说：
「我记得是1928年左右，片山千代子千里迢迢地来到莫斯科寻找父亲。她想从日本来莫斯科，是因为当时她被怀疑与日共有什么关系，被霸凌得很严重，受了很多委屈，真的到了惶恐万状的程度。 她没有足够的旅费，所以一到海参崴，她就去日本领事馆，打电报请莫斯科的父亲给点旅费。我不知道她与老父的初次见面有多么激动，也不知道两人之后的共同生活是怎样的。
千代子作为在日本长大的女孩，应该受过中等教育，也可以看得出她是母亲辛辛苦苦一个人抚养长大的。但是，她在感觉上与我们这些热衷于康米主义思想康米党生活态度的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她的罪过，因为她应该说是生活在我们这些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所不知道的世界里。除了这件多少有些影响的事情以外，在是否让她进入东方大学的问题上，则（山本悬藏）是以她与日共及受日共影响的群众团体没有任何关系为由，不允许她入学。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这一点，就认为这是因为山本悬藏对片山潜抱有反感。只要山本悬藏愿意还忠实于非法状态的日共，那么他被问到她的入学问题时，主张不让她入学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里不应该谈论山本悬藏有没有人情味，康米党的组织和纪律才是问题所在。不管怎么说，她在日本时，因为是片山潜的女儿而受到迫害；来到莫斯科后，又因为与日共没有关系，就连她与少数日本学生的来往，都受到限制——她也是一个不幸的人。或许，比起见到父亲的喜悦，她更多地会想到留在日本的母亲而哭泣吧。」
片山千代子不仅没能进入东方大学，也没能和父亲一起住在卢克斯酒店。片山潜大概是对库西宁等人进行了自我批判，最终千代子虽然免于被驱逐出境，但被安排在列宁格勒的工厂学习（当时她都不懂俄语），只在1931年父亲入院时，短暂地回到过莫斯科，和姐姐安子一起照料父亲，与父亲一起享受的短暂的天伦之乐，之后又被派到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工厂工作。千代子在日本的监护人岩崎清七在1933年4月评论说：「二女千代在两年前独自前往俄罗斯投靠父亲，现在也在近郊工作。她刚到俄罗斯时，父女俩每个月都有通信，但最近不知为何音信全无，片山现在应该七十五六岁了。如今虽已年老而久别重逢千代，但是否还能与之同膝而坐，体味父女情谊，是颇令人怀疑的。」
片山千代子在乌克兰工作时，当地发生了大饥荒，于是片山千代子在信中不断地要求父亲和姐姐寄来食物、厨房用品和钱。她在信中不断地抱怨说：
「我现在住在工棚里。工棚里有六十五名女性，紧紧挤在一间木造平房的床上……厕所怎么也进不去。……哈尔科夫每天都下雨。……我只有身上的衣服，没有换洗的衣服。……你们还有人情味吗？被骗的都是傻瓜，你和姐姐就像往常一样，一边用筷子戳鳗鱼饭，一边笑吧！」（1932年5月）
「我就没有过做人女儿的时候，也没有将来。……你们对我的生活就那么不关心吗？我真是不幸至极。……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努力忍耐，可是钱总是不够用到发工资的那天为止，只好借工厂里的少男少女的钱来买面包。……像姐姐这样的女人，连一封信都不给我。……我在这里待了三年了。我不是为了来俄罗斯的，是为了来与父亲相见的。……我已经生活了三年。你这个做父亲的，在照顾有老公的姐姐安子——姐姐的老公工资还相当高——同时，却对来找你的我不管不顾，摆出一副我不知道、我不想管的样子……我想回去的时候，就跟你说最后一次再见。（身在日本的）母亲现在孤零零地病着，等着她的独生女。当你们用大嚼鳗鱼饭和寿司的时候，母亲却呆在家里，三餐都吃不下，喜欢的香烟也不抽了。」（1932年8月）
「就连我在莫斯科的时候，父亲您也没有关心过我的生活，没有问题要问我，对我毫无兴趣……有时甚至在房间里和我对坐，你也一天都不跟我说话。……如果你给我旅费和文件的话，我就算辞职也会回去的。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我虽然知道作为片山家女儿的二女儿（指自己）是个傻瓜，但她也是作为父亲您的孩子而被生下来的。你一边说这是我的孩子，一边却在八个月里对我不闻不问、佯装不知，把我交给哈尔科夫……的各位来照顾、来关心。」（1932年12月）
此后片山千代子消息不明，也有人说她从1934年开始转回在外国工人出版所工作，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行踪。据说她在1946年去世前，从医院给姐姐安子写信说「快点来接我」。
对于片山潜来说，1930年无疑是一个不幸的年份。除了父女不能团聚以外，他还在当年遭受到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的私人秘书胜野金政被山本悬藏举报，送进了古拉格 。如果说父女不能相见尚是山本悬藏按章办事，这件事就很大程度上出于山本悬藏伺机报复了。
话说1928年的一天，后来被称为「战后日本复兴设计者」有泽广巳在柏林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还我有两三个月就要回国了，我把行李全部打包寄回了日本，搬离了住处，……一天早上，我正在洗脸，有人敲门。看到进来的人，我吃了一惊，原来是平野义太郎，因为我一直以为平野君在巴黎——几个月前，有个年轻的日本人拿着平野君的介绍信来找我。那个日本人被勒令离开巴黎，所以逃到柏林来了，听说他打算去苏联，但没有旅费，所以大家筹集了一些旅费给他饯别。」
此人正是后来成为片山潜秘书的胜野金政。1901年出生于长野县南木曾的他，本是岛崎藤村的同乡与好友，1919年进入早稻田大学后专攻法国与俄国文学，1924年中途退学，转赴法国研究文学。在巴黎大学留学的胜野不一会儿就从文学接触到了左翼运动，加入了法共，自然也加入到了旅欧左翼的圈子里——胜野还曾经拉平野义太郎到法共总部那里。
然而不久以后，胜野就在1928年2月被巴黎警局逮捕，遭其驱逐出境。被逼无奈之下，胜野进入德国，在蜡山政道介绍下，前往法兰克福大学投奔平野义太郎。作为日本左翼文学青年的胜野来说，「俄罗斯就是实现自己梦想的地上天国 」，他自然想着可以之后入苏进修，就是写信给法共申请此事；之后，他又在魏特夫的建议下前往德共总部，在那里见识到了柏林反帝集团的一干人等。就是那么巧，片山潜也需要一个人来帮忙；于是，在国崎定洞搭桥牵线下，胜野金政得以在赤色救援会德国分会的介绍下，坐上前往莫斯科的火车。
来到莫斯科的胜野金政马上就被片山潜介绍给了当时身在莫斯科的其他日共领袖，如佐野学、高桥贞树、相马一郎等人——讽刺的是，最后胜野、佐野、高桥都转向了。胜野金政入住在赤色救援会宿舍后不久，就成为了片山潜的个人秘书，帮片山潜打理生活杂务、辅助他撰写『自传』。值得一提的是，片山潜其实在他入境时就向第三国际报告了他的各种问题，并在报告中批判胜野金政的傲慢自大、目中无日本代表团，而且「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好的积极印象。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他要为共主义革命而战的决心和精神……」，导致胜野无法进入列宁大学进修，只是胜野后来一直都不知道此事。这篇报告的具体内容可见注释④。
1928年3月～1930年10月可能是胜野金政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他在做片山私人秘书以外，还在莫斯科东方学专门学校教授日语；除此以外，他还加入了苏维埃作家同盟，在当地的杂志上发表小说，并托俄国友人将片山潜的『自传』翻译成俄语（德语版是寄给国崎定洞翻译的）。他的组织关系，也在法共领袖皮埃尔·塞马尔从法共党员转为联共布党员。后来胜野金政回国以后，回想道：在他看来，片山潜是「孩子般纯粹的老斗士」，山本悬藏则是一肚子坏水的奸险小人。
然而，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1930年他向片山潜请求进入共主义大学，并得到片山潜许可后，却在领取入学许可证的路上被GPU逮捕了。 苏联认定他有间谍的嫌疑，根据刑法第58条第六项逮捕他、并开始审讯他。拒绝在GPU给出的认罪文件上签字的胜野金政愤怒地说：「直到昨天，我们还在自豪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而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又是如何的呢？无辜的党员在没有任何保障和警告的情况下，像野狗一样，被野蛮无比的男人们抓进大牢，背负起始料未及的污名，不得不接受地狱般的折磨……」1930年末的胜野金政在狱中绝世抗议13天，终于在昏过去后被送去了医院。康复后回到监狱的胜野金政被判五年徒刑与强制劳动，被送往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强制收容所，先后来到国营农场与北海工作。导致他被认定为间谍的关键人物——根本辰，也被驱逐出境。
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答案是，山本悬藏出手了。1930年10月片山潜刚刚出发去高加索疗养不久，山本悬藏就在10月末经亚沃尔克，向格别乌举报根本与胜野可能是「日本间谍」，导致根本辰被驱逐出国，胜野金政被送进古拉格。
根本辰本是一名与胜野金政一样的左翼文学青年，1904年出生在宫城县气仙沼的一个医生家庭。他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进修期间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在此期间研究了河上肇的经济学与西田几太郎的哲学——胜野金政从这段时间开始，就是他的老相识了。想要超越西田哲学的他因而开始考虑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参与京大学生运动后回乡掀起社会运动。根本辰曾在日共的机关报『无产者新闻』工作过一段时间，在1929年的「四一六事件」中被捕，后在1929年末～1930年初到德国留学，加入柏林反帝集团。得到国崎定洞与胜野金政帮助的根本辰在1930年9月拿着国崎的介绍信入苏，并得到片山潜许可，允许让自许唯物论者的根本辰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主义大学学习。
山本悬藏确实看不得这个。在他看来，胜野、根本都不是党员，又不是领导过什么日本工农运动，完全就是那种不适合日本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有片山与胜野两个已经够了，不能再来一个。怀疑根本辰是日本特高间谍的山本遂拒绝根本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主义大学，向第三国际检举根本辰与包庇根本辰的胜野，导致一个被捕，一个被驱逐回国——归国后的根本辰在地方行政学会工作，1938年去世。胜野金政则在1932年被判强制劳动，被塞上卡车与火车，先是来到国营农场劳动，后又前往摩尔曼斯克修建白海运河（后因受伤留在医院，担任医生助手）。
被夺走了秘书（胜野）与追随者（根本）的片山潜勃然大怒，更加认定山本悬藏就是间谍。 当时协助山本悬藏逃亡的关键人物马岛僴碰巧就在欧洲：根据当时报刊报道，他从1930年夏天开始就在欧洲柏林等地逗留，9月作为日本代表参与了瑞士的世界节育大会，经由西伯利亚在12月26日回到日本。穿越苏联的漫长国土时，他被叫到了片山潜那里，想要马岛写下山本悬藏流亡苏联一事的详细经过。「1930年秋天，我还在德国的时候，有人捎来了片山潜先生的口信。这之后我边看护神户某贸易商社海外派遣员的病情，边（继续旅程），到达莫斯科时是年末了。当时片山先生……捎话要求我写下山本悬藏（逃到苏联）的事情原委，只是山本君目前还在立陶宛养病。」
根据马岛回忆，他当时与片山发生了这样的对话：片山对他说：「山本从日本逃亡出来这件事很可疑，我怀疑他是不是间谍。」马岛否认说「绝对没有那样的事」，但「当时野坂应该也来苏联了。……从片山先生的话中，甚至可以看出野坂的证词反而加强了片山对山本的怀疑。」然而，片山潜并没有从马岛那里得到，足以证明山本悬藏就是间谍的证据。心力交瘁之下，年已八十的片山潜病倒了 ，被送进了医院，此后一直到1933年11月去世为止，都重病缠身，就连『1932年纲领』制定时，也因病情而没怎么参与。
1933年11月片山潜去世。1934年6月，胜野金政迎来了苏联的减刑，得以提前被释放出狱。然而片山潜已经不在了，他连莫斯科都不能住，只能去到图拉挨饿。他毕竟也是苏共党员，所以请求苏联可以重申此案、帮他平反，但没人搭理他。百般无奈之下，他直接投奔日本大使馆，逃入日本外交官家中寻求庇护 ——这位外交官田中文一郎正是岛崎藤村的侄女的丈夫。在日本大使馆的交涉下，苏联政府同意让他离开苏联，于是1934年7月31日，他在参加完日内瓦工人会议、同样要经苏联回国的日本工会会长铃木文治陪同下，坐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从满洲里离开了苏联国境。⑤
1934年的胜野出逃事件对于莫斯科的日本人社会来说是一个血色的转折点。五年前「逃入日本大使馆」的噩梦阴影再次浮现在山本悬藏眼前，彻底点燃了他的多疑与报复之心。在这场山本悬藏亲手掀起的告密旋风之中，国崎定洞为首的海外流亡组众人不断重复着被捕、入狱、处决的戏码，就此永远地消失在了这片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胜野出逃事件就如同那颗飞溅回莫斯科的水珠，瞬即让一个以山本悬藏为核心的血色涡旋飞转起来。
但在这之前，更关键的或许是本文的主角——野坂参三的入苏。正是野坂的入苏，奠定了莫斯科日本人社会片山潜、野坂参三、国崎定洞、山本悬藏四足鼎立的局面。很不幸的是，在山本悬藏看来，前三者都是他的敌人。
四、野坂参三的入苏——山本、野坂、国崎冷战格局的形成
野坂参三本是第一次日共建党以来的日共元老，虽然他比较少在1920年代参与实际党务，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产业劳动调查所上。1928年三一五大逮捕时，他和他的妻子也被捕入狱。尽管如此，野坂还是在其他日共领袖身陷囹圄时得以提前出狱，甚至比根本没有参与第二次日共的荒畑寒村更早地离开了牢房。究其原因，自然是因为野坂参三在法官面前表现出了悔改、转向的态度。
很多人都知道，野坂出狱的契机是1930年2月26日，预审法官秋山高彦宣布，因野坂患有眼病，决定「停止执行拘留」，允许他保释出狱。但是当时的日共领袖别说是眼病了，就是病死在牢房里，也不会给你保释出狱的。野坂参三之所以有这种优待，是因为他在预审法官面前表示，他并不支持日共现阶段提出打倒君主制的口号，这可以说是配合了当时法官与检察官们策划的阴谋 ——诱使狱中日共领袖集体转向，从日共中分立出来。平田勋法官甚至还亲自帮「日共劳动者派」（日共称他们为解党派）完善转向理论，构思如何让社会主义与天皇制共存的道理。野坂在行动上无疑配合了他们这里摧毁日共的举动。
而具体的档案证据也不少。1928年6月14日，野坂参三对东京地方法院检察官渡边俊雄说：
「我个人在意见上，反对在『行动口号』中，将废除君主制等十二个事项作为当下高举的『行动口号』。」
1929年4月4日，东京地方法院藤本梅一预审法官的野坂参三第四次预审讯问笔录显示：
「我反对将废除君主制及类似于它的事项作为行动口号，将其宣之于群众面前。这样的行动口号不经过一定的阶段与训练，是无法有一定的准备的，因此我认为现在立刻将『废除君主制』展现在群众面前，是错误的。」
对于日共标准来说，比起后来一大堆转向热情赞美天皇制、赞美大东亚共荣的日共领袖来说，野坂甚至可以说已经守住了日本共主义者的基本底线了；但是放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这个水平显然就有点不够看了，多少会被认定为狱中叛变。
不管野坂是吐露心声的真转向还是为了出狱的假转向，他都成功地逃离了监狱。1931年，野坂参三、野坂龙在狱外日共指导部——风间指导部的批准下，也在医生马岛僴的帮助下，经中国逃亡苏联。当年四月进入苏联的野坂参三作为日共大物，很快就成为了第三国际的日本代表，后来又在1933年片山潜去世以后，接任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的职务。当时莫斯科通向东京的两条地下渠道——莫斯科-上海-东京，或者莫斯科-柏林-东京——都已经毁灭，第三国际显然有意让留学西欧多年的野坂参三担负起片山潜过去的角色，即通过美共等渠道重建日本共主义者的海外阵地，以及让这个海外阵地发挥联结莫斯科与东京的作用。1934年野坂参三等人得到美共援助，在洛杉矶设立了日语非法报刊『国际通信』，以试图恢复日共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结，只可惜当时日共已经就剩下一口气了。1935年日共灭亡后，他不仅通过日美航路上的共主义海员将『致日本共主义者的信』（以他和山本名义发表的第三国际对日本最新方针）传回日本，还通过加藤勘十将高谷觉藏、小林阳之助、伊藤利三郎等人偷运回国，试图在日本建立人民战线，但他们都很快被捕叛变了 。以此为契机，第三国际让野坂参三援助日共的努力基本完全失败。⑥
然而，野坂参三一入苏，就陷入了片山潜与山本悬藏双方无穷无尽的斗争之中，不得不在勾心斗角的泥潭里想方设法转圜。
这首先是因为野坂自己的问题。根据小山弘健的访谈，当时的人们普遍觉得他是如何被批准入苏的，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野坂「本质上是个自由主义者」 。而且：
「野坂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反对在1927年纲领中加入『打倒君主制』的口号，所以他作为一个如此有名的人物，又是违反治安维持法的逮捕者，也被不同寻常地允许保释。大家也知道，一些同志因为这件事，越来越怀疑他就是间谍 。不过，从我在莫斯科接触他的感觉来看，他是个老实的人，但我至今依然不相信他是间谍的说法。
但是，战后我才知道，他其实并不是作为正式的日本代表入苏的，而是党为了让夫妻俩一起学习而派他去莫斯科的。现在回想起来，山本悬藏似乎早就知道这件事。山本悬藏曾带着些许轻蔑的心情对我说过这件事。」
当时在苏的山本正美在战后也说：「野坂并不是作为党的正式代表来（到苏联）的，他似乎是在那以后，才被日共的上级机关——康米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指定为正式代表的。」
野坂参三在自传中说，当时他、片山、山本之间，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态势，构建了日共继狱外指导部、狱中指导部以外的第三个指导部——海外指导部，三个人在莫斯科构成了日共的海外中枢：
「就这样，片山、山本和我，三个人的合作态势看起来已经形成了。于是，杨森等人高兴地说：『依靠这三驾马车，莫斯科第一次建立了强而有力的日共海外中枢。』
『三驾马车』的任务是：第一，纠正上述『政治纲领（草案）』的错误，并参与制定进一步发展『27年纲领』的精确性新纲领文件；第二，明确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针对中国之新侵略战争的战斗方针。但是，年事已高的片山和患肺结核的山本所组成的『三驾马车』，并没有像杨森所期待的那样启动。」
这里所描述的正是莫斯科对日方针转向，导致日共纲领从『1931年纲领草案』变为『1932年纲领』的时刻。然而，以上的这三个人都没有怎么参与『1932年纲领』的制定，实际上唯一参与了这份纲领制定过程的只有山本正美这个第三国际东方部的日本职员，奥托·库西宁领衔的十几名第三国际东方部成员全方位主导这份纲领的制作。片山潜「很久以前就没有参与日本问题的审议，山本（悬藏）虽然是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但不是康米国际的代表。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领导党的问题之外。」而野坂参三进入苏联的时间实在太晚了：「那时1932年纲领的框架已经形成，他只是在最后阶段参与而已。」⑦
事实上，当时片山潜、山本悬藏、野坂参三之间相互疑神疑鬼、争执不休，导致日共的莫斯科领导层存在严重分裂和对立 ，根本谈不上制定新革命战略。「赤色工会国际的日本代表山本悬藏与康米国际的日本代表野坂参三之间的关系，据我的感触，似乎不太融洽。……山本悬藏在赤色工会国际的城池里，野坂在康米国际的城池里各自封闭起来。」
一向以温和派老好人面目示人的野坂参三，显然在入苏之际也想着调和片山潜与山本悬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国崎定洞1932年入苏，导致莫斯科呈现出片山潜、国崎定洞两人与山本悬藏对立的格局以后，野坂夫妻也依然试图在片山、国崎一方与山本一方之间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事实上，山本悬藏因为知道国崎向片山潜道明了山本的间谍嫌疑，曾经在1929年要求国崎停止与片山通信，而国崎也照做了，还在入苏以后询问野坂为什么会这样（国崎与野坂也是笔友关系）；另一方面，尽管野坂参三极力试图保持双方间的中立身份，但山本始终怀疑正是野坂在1929年通过柏林反帝集团向片山潜言明了山本的身份问题 ，再加上野坂与片山、国崎之间的各方面瓜葛，形势从一开始就把野坂往片山、国崎一方推。
野坂与山本之间最早的冲突，正是因为国崎入苏的问题。当时片山潜、野坂参三都同意让国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山本悬藏却反对到底 。由于国崎最终还是在第三国际日本部的批准下得以成功入学，山本悬藏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连带着恨上了野坂参三。山本的妻子関マツ曾经在1938年上交的野坂举报材料中写道：
「我知道田中（山本悬藏）反对『根』（国崎定洞），不信用他。冈野同志（野坂参三）、亚沃尔克、已经去世的片山同志信任『根』。田中反对让『根』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日本部学习，让『根』还是入学了。田中对我说，虽然他自己反对，但康米国际的日本部还是让『根』入学了。」
后来1934年第三国际与山本悬藏会谈时，也记载了这种山本的心结：
7：田中反对接受『根』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主义大学。但是冈野（即野坂参三）和沃尔克赞成让他入学。
8：由于同意让『根』进入东方大学，所以冈田和田中之间的关系，完全恶化了。田中还明确表示，在这个时候，康米国际的领导干部支持冈野，而不是他。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支持野坂参三的第三国际东方部干部如亚沃尔克、萨法罗夫等人后来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被肃清。
国崎定洞入苏以后，化名阿列克塞·根。他进入纳里曼诺夫东洋学研究所从事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也在外国工人出版所任职，暂且让他们一家安居了下来。由于这份教学工作，很多在苏日本共主义者都成了国崎的学生；另一方面，由于野坂龙也在外国工人出版所工作，野坂夫妇与国崎夫妇的关系当然疏远不了。然而1933年11月片山潜去世后，过去脆弱的权力平衡却被打破了。失去了片山潜这座靠山的国崎定洞，开始在山本悬藏面前落入下风，逐渐与高层疏离。他的妻子弗里达回忆道：
「在莫斯科，国崎定洞实际上经常和片山潜在一起……（但）因为片山潜的死，不知道为什么，国崎定洞和（在苏）日本人支部的联系不像过去那么紧密了。」
形势开始不知不觉之间险恶起来。1934年3月野坂参三被第三国际派往美国执行任务，山本悬藏一下子成了日共在苏代表，得以在莫斯科日本人社会居于顶点。忍耐已久的山本悬藏终于迎来了等待已久的转机，准备良机一至，就扑向国崎等人。
1934年6月的胜野出逃事件就是这样的一根绝妙的导火索。由于胜野、根本都是国崎推荐入苏的，他自然也要为此负上责任——山本巧妙地注意到了这一点，立即向第三国际检举国崎定洞的责任。趁着野坂不在，他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人事部告发国崎：柏林集团全部反党，国崎定洞是将胜野金政与根本辰两个间谍送到俄国的人 。他对第三国际组织部的F·S·Kotelnikov（科捷利尼科夫）说，柏林反帝集团已经离开了运动，进行「反贡斗争」，变成了「法西斯」。胜野与国崎关系不浅，根本辰也是由国崎推荐入俄的，国崎最近又与身份不明的日本人见面，可见他是间谍。山本悬藏的告发立刻一路向上，经第三国际组织部与国际统制委员会传达到NKVD手中。
田中的举报内容具体如下：
<绝密>与田中（即山本悬藏）同志的会谈记录
1934年9月19日与我面谈时，田中同志作了如下报告。
1：片山的秘书「林」（胜野金政）是根（注：国崎定洞）同志推荐而来的。正是他推荐了1930年来到苏联的日本人（译者注：指根本辰）。田中不记得那个人的姓，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沃尔克有可能知道。
2：在德国，有一个日本人小组，成员有根（注：国崎定洞）、千田（注：千田是也）、平野（注：平野义太郎）、胜本（注：胜本清一郎）、岛崎（注：岛崎蓊助）、与谢野（与谢野让）。片山和这个小组有书信往来。现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根在莫斯科；千田身在日本，是一名非党员艺术家；平野在日本进行反康米党的斗争，胜本加入了法西斯主义者，岛崎在进行反康米主义者的斗争，与谢野在德国成了法西斯主义者的通讯员。
3：这个集团与反帝国主义同盟有联系。
4：片山和这个小组有所通信，田中反对。他们收取『赤旗』杂志。（日本）polizei大概是在这个集团的帮助下，认识了日本的一堆康米党员。总的来说，这个集团是反党的。
这个小组给片山寄了信。他的秘书『林』看了这些资料，但没有把这些资料交给田中。片山把这封信寄给了当时在列宁格勒一个叫オコ（译者注：即丘文夫，在列宁格勒帮助片山潜的日本世界语学者，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来到苏联研究俄国文学，1933年去世）的日本人，让他帮忙翻译。现在他不在世了，死了。
……
9：田中坚决反对，与日本有所联系、住在外国而调查不清楚身份、而又不是康米国际派出去的人，与（我们）取得联系。
10：1934年5月或6月，一位外国游客从德国来到苏联。田中不知道他的姓。那个旅客想和『根』见面。但他不知道『根』住在哪里。他联系了在莫斯科的两个日本人（他们两个参加了作家大会）。那些作家告诉『金尚』（野坂龙化名），德国来的游客想见『根』。金尚把这件事告诉了『根』，并且告诉他没必要和那个旅客见面。尽管如此，『根』还是联系了那个德国人，和他见了面。
1934年9月19日 署名：F·科捷利尼科夫
山本悬藏的举报基本上完全是胡言乱语，他口中正在「日本进行反贡斗争」的平野义太郎当时正在日本作为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进行日本社会性质论战，而「加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胜本清一郎正在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小林多喜二小说『1928年3月15日』的原稿，将其一直带到哈尔科夫作家会议现场。「10」的「两个日本人」则是当时留在苏联的佐野硕和土方与志，不难推测「10」其实是柏林反帝集团聚会。然而山本悬藏还是举报了，还把野坂参三的妻子野坂龙也牵涉入内。
然而，苏联政府还是采信了山本悬藏的说法，在10月10日让科捷利尼科夫前来讯问国崎定洞与野坂龙。野坂龙始终在会谈中保持着巧妙的距离，极力让科捷利尼科夫认为自己与国崎关系不大。另一方面，国崎定洞为自己辩解道，胜野金政入苏时，是拿着国际赤色救援会的介绍书的，而他指导的柏林反帝集团，是在德共日本人部的领导下的：
〈秘密〉
1934年10月10日
同志『根』及『金尚』，与科捷利尼科夫同志的会谈
接着，「根」同志就在德日本人社团性质的问题，报告说：这个社团的人数达到15人，其中有3～5名康米党员。党员包括南（注：和井田一雄）、小林（注：小林阳之助）、西村（注：喜多村浩）、泥鳅（注：野村平尔）、大岩（注：大岩诚）。现在，泥鳅和大岩在日本，对康米国际态度不明。大岩于1934年春回到日本，泥鳅则在稍晚时候回到日本。身在德国的西村遭到逮捕，现在身在瑞典，但『根』认为他仍然是党员。小林曾在德国被捕，后被释放，1933年来到苏联。现在在『部门A』（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主义大学日本人部）。『根』不知道南现在在哪里，但认为他是党员。剩下的成员都是左倾人士，现在几乎都在日本。
堀江（注：堀江邑一）于1933年被捕，宫崎（注：三宅鹿之助）于1934年在朝鲜被捕。伊藤（注：千田是也）于1933年在日本被捕。大和（注：山田胜次郎）在日本被捕后被释放。季拉诺夫（注：平野义太郎）也曾被捕，后被释放。『根』不清楚留在德日本人社团的其他旧成员的消息，但『根』认为他们没有参加活动，与党没有联系。
1934年7月，千足（高保）来到莫斯科，待了一个月。他入境是为了视察苏联的形势。当时他住在嬉野（嬉野满洲雄，参加第一届作家大会的戏剧艺术活动家）那里。『孔』曾在7月29日见过千足一次。他们一起走街串巷。两人之前在柏林相互认识。他作为左翼支持者加入了在德日本人的社团。现在他在柏林，学习语言和马克思主义——『孔』如此说道。据『孔』的说法，他与德共合作，印刷传单和工厂报纸，也与党的地区委员会有联系。1933年，他从日本来到德国求学。他的亲人是知识分子，兄弟是商人。他告诉『孔』，在德国有一个三人日本人小组，他们正协助德共印刷面向市电工人的传单。安达是三人帮中的一员，在德国合法地发行日语报纸。这是一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发行量为500份的日语报纸。该小组的第三人是姓金的朝鲜人，目前正在读书。他身在小组当中、作为小组的其中一员，同样与德共有所合作。
关于『南』，千足曾告诉『根』，『南』在巴黎，同样与德共有联系。『南』与冈野（即野坂参三）有联系，协助他获取日本的『赤旗』杂志和其他资料。现在他们有点联系不上，『根』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那年夏天，一个叫井上的日本人从伦敦来到莫斯科。佐野写信告诉冈野的妻子金尚（野坂龙），井上来了莫斯科。井上和『南』有联系，带来了『南』给冈野的信。这封信交给了冈野的妻子。『根』报告说，他之前没见过井上，也没和他说过话，不太了解他。『南』告诉『根』自己在柏林的新住址，还说自己在自由主义报社上班、赚钱，即使没有了援助也能生活下去。接着，『根』告诉他井上的妻子来了莫斯科。『根』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佐野把这件事告诉了冈野的妻子。
1928年，千足在柏林见到了胜野。胜野是法共党员。他在巴黎被捕了，在那里待了几天，被流放到德国。在德国，他联系了『根』的熟人平野。平野把『根』的住址告诉了胜野，胜野在『根』那里待了两天。胜野带着国际赤色救援会法国分会致国际赤色救援会德国分会的信。『根』把信交给了国际赤色救援会。胜野在德国分会的帮助下来到苏联。『根』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胜野。之后的话，『根』知道他和片山有书信往来，而且胜野在做老师。
千足说，胜野在苏联被捕了。他在白海运河建设工作期间，因日本官员的要求而被释放后，被转移到他们的管辖之下。『根』明确表示，他是从千足那里得知胜野被释放的事情的。
金尚同志说，赤旗的佐野将从在德日本人给『根』的信带到卢克斯（旅馆）处。『根』就他是否要与日本人见面的问题，征求了金尚的意见。金尚回答说，她不觉得妥当。尽管如此，『根』还是见了佐野。
1934年10月10日 署名：F·科捷利尼科夫
1936年1月15日印
就在山本悬藏告发国崎定洞前，他还告发了伊藤政之助。伊藤本是和岩尾家定、饭塚盈延一起进入东方大学的日共留学生，1928年7月回国加入日共，随后就像其他东方大学留学生一样光速被捕，同年10月入狱。一直到1929年10月，伊藤才因病得以伪装转向出狱。1930年6月伊藤政之助不经日共批准，擅自逃亡苏联，因此当时驻守在海参崴的日共代表山本悬藏给了他一次谴责处分。1933年12月野坂参三为了在莫斯科建立日语印刷所，将原来担任活版工人的伊藤政之助叫到了莫斯科。1934年6月开始，伊藤开始在外语工人出版所工作，成为了国崎的同事、部下与学生。随着当年7月国崎成为外语工人出版所的日语部长，国崎、伊藤两人无疑就成为了外语工人出版所日语部的核心。但这样一来，在山本的眼中，伊藤也成了国崎派的人物。
国崎辩解无效，他的嫌疑在苏联政府眼中越来越大。 1934年10月2日伊藤与国崎的住所被第三国际人事部记录在案，从12月开始，伊藤（化名竹内）开始被苏联政府怀疑确实是日本间谍。1935年2月9日，第三国际给NKVD的文件中，提出「竹内与『根』（国崎）有直接的、恒常的关系。『根』也可以通过这个途径获悉莫斯科东方大学部门『A』（日本部）的人员消息。」
情况越来越糟糕。国崎定洞继被NKVD怀疑以后，又在1935年2月23日被第三国际东方部列为「对于日共极其危险」的「需要注意人物」，他随之失去了外国工人出版所日语部长的位置。
1935年第三国际七大召开，这次会议历史性地从六大时的极左方针转向人民战线方针，野坂与山本自然也参与到了这次对日方针转变之中来，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向日本国内寄回了『致日本共主义者的信』，希望日共可以与社大党甚至民政党的一部分人联动，构建人民战线。可惜的是，当时的日共早已毁灭无存。1935年的第三国际七大上，日共代表团由三个人构成：野坂参三（代号冈野进）、山本悬藏（化名田中）、小林阳之助（代号西川），国崎定洞隐藏在幕后，则负责把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翻译成日语。
当时的国崎定洞一定想不到，这已经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五、大清洗的高潮——山本悬藏的告密地狱
尽管伊藤与国崎的地位已经十分危险，野坂夫妇还是与他们保持着同志的关系，没有与他们彻底切割。 伊藤政之助因为因为翻译工作与金钱问题，1935年11月被外语工人出版所解雇。在这种情况下，野坂参三依然主动地替伊藤斡旋，帮他在军事学院找到了一份日语老师的新工作 。似乎是忌惮野坂的庇护，山本悬藏暂时没有进一步追杀。1936年4月，找到工作的伊藤政之助还与片山的大女儿片山安子结婚了。
然而野坂参三1936年5月离开莫斯科、前往美国执行任务以后，山本悬藏马上又行动起来，在1936年8月4日向第三国际举报伊藤政之助， 将他不经批准入苏的事情旧事重提，请求第三国际统制委员会开除伊藤政之助。苏联方面响应的很快，结果伊藤在1936年10月29日被国际统制委员会开除，同年11月15日被捕，1937年9月14日被枪毙。
伊藤已死，国崎的处境也变得极端危险起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师徒与同事关系，为国崎身上的间谍嫌疑更添几分。伊藤政之助在狱中被拷打时得出的证词，似乎更加证明了国崎就是间谍。比起国崎与山本，苏联更相信山本的举报。更悲剧的是，由于国崎在柏林时与德共明岑伯格-诺依曼集团的关系，他身上的嫌疑越来越多，以至于难以抹去。当时道大清洗逐步进入高潮，莫斯科的日本人社会已经风声鹤唳，伊藤政之助、须藤政尾、山崎清、前岛武夫（1901～1937年）四人已经被逮捕并枪毙，须藤还是生于北海道，曾在北桦太煤矿工作，在海参崴港组织日本渔民、船员的工会组织者，甚至是被山本悬藏叫来莫斯科居住的。
1937年8月4日，命运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国崎定洞被捕 ，罪名是他为日本帝国主义从事间谍活动。就在八天后的8月12日，同为柏林反帝集团成员的佐野硕、土方与志夫妇也被驱逐出国。就在1937年10月4日，列宁格勒大学研究日本的尼古拉·涅夫斯基也被怀疑为「日本间谍」而被逮捕，11月24日被枪毙，他的日本妻子、来自北海道的万谷磯也被逮捕而枪毙。狱中的国崎定洞被认定在1924年时（国崎时为东大医学部卫生学讲座助教），成为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谍报部「竹田」的间谍。准确来说：「因他受到日军参谋本部谍报部将校竹田的命令，从1924年一直到被逮捕的那天，都在日本、德国、莫斯科进行敌对于革命活动家的间谍、恐怖主义与背叛行为，他承认自己有罪。」
「在法庭上，『根』否认自己的口供，试图证明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担任过日本的谍报人员，也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尽管国崎在法庭上坚持自己无罪，他还是被法官根据苏联刑法第58条，被判死刑与没收财产。1937年12月10日，国崎定洞被处决，留下他的妻子弗里达与不到十岁的女儿达子，被驱逐回纳粹德国。 想着前往西班牙参与国际纵队的国崎定洞，终究没能成行。
1937年8月4日国崎被捕，对当时的莫斯科日本人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加剧了彼此之间疑神疑鬼、相互举报的高潮。当时的莫斯科已经加强了对日本人的怀疑，一种炽烈的氛围弥漫开来：「说在外国居住的日本人都是间谍，在外国居住的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手下也不为过。」就在同一年，苏联中枢也宣布：「日本、德国、托派的手下，在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公然战斗中被暴露出来、完全粉碎，失去了公然、合法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伪装下来，开始以深远阴谋的、妨碍的、间谍活动的、扰乱后方的方法战斗。」在这种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作为国崎学生与同事的「美国流亡组」八人纷纷陷入恐慌不安的境地之中。所谓「美国流亡组」，即从日本与冲绳等地作为劳工移民来到美国，随后在美国领导工人运动、加入美共，最终在1932年1月长滩事件后被美国驱逐出国，流亡苏联的人们。他们在的大多数人是都在东方大学学习，也有像小林勇那样在野坂参三的领导下被派往日本并被捕的人，但大部分都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遭到肃清。上面说的八个人，就是箱守改造（化名塞纳）、福永与平（化名延）、吉冈仁作（化名金）、宫城与三郎（化名朴）、又吉淳（化名蔡）、岛正荣（化名陆）、山城次郎（化名李）、照屋忠盛（化名钮）。
相互举报、相互监视的链式反应也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小团体当中。在当年的档案里，有一封箱守改造向苏联政府申请处分自己和照屋忠盛的申请书：
「照屋忠盛见到安子时，首先问她对国崎定洞的逮捕都知道什么。安子对『钮』（照屋忠盛）问的问题回答说，虽然听说了『根』（国崎）被逮捕的事，但其他都不知道，而且『根』被逮捕后十天左右，『关』（佐野硕）和土方（与志）等人去了法国。……
「塞纳（箱守）、钮（照屋）对田中（山本悬藏）同志抱有疑问，后又在遇到片山安子时，问根（国崎定洞）与田中同志的事情，因此疏忽而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八人小组召开集会，批判了这个谬误，并作出决议，申请党做出谴责处分，警告（他们）假如下次再犯，就开除出党。」
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山本提出，照屋这种将党员内部的问题向党员说起，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然而字里行间，其实透露出箱守怀疑山本也是间谍的语气：「田中同志说，如果有疑问，不要问党外人士的片山安子，应该通过内务省（NKVD）或党组织采取适当的方式发问。但如前所述，『钮』只不过是想解开一些小小的疑问。仅凭两人所提出的疑问理由，是不可能向内务省和党组织提出材料的。」当然，跟国崎走的比较近的野坂参三也未能幸免于难：「冈野同志（野坂参三）把『根』介绍给我们八名小组成员以后，『根』就接近我们，四年来每月都出席我们小组的党员集会，实际上指导我们，又当了我们三年多的老师。」⑨
箱守改造甚至还事无巨细地写了一封他怀疑照屋忠盛的报告书。他先举报照屋忠盛欲望强，在做红色教授团的日语老师时，就连山下尚（化名金）的那份也要做。而且他与人交往态度多变，简直就是「英国式外交」：
「『钮』（照屋忠盛）和我怀疑田中而被其他同志批评，当时『钮』对我说田中可能是间谍，在田中与『根』影响下的我们之中可能也有间谍，为了知道到底是谁，到时『塞纳』和『钮』会对田中和其他同志道歉，必须让他们以为（我们）一点也不怀疑田中和其他同志，让敌人大意起来，侦查出敌人到底是谁。我一开始反对『钮』的意见，后面赞成。『钮』当时对我约定说，假如田中和其他的同志，特别是『延』、『陆』有可疑之处，就会马上告诉我。然而『钮』没有这么干。『钮』反而有拥护『延』、『陆』的倾向。比如他说『延』、『陆』可能不是间谍，却又不说理由。而且我问『钮』，接近『陆』的人中很多都是反革命，这不会是偶然，『陆』与田中一失去联络就垂头丧气，这也很可疑，你怎么想呢？『钮』却没有回答。现在『钮』不停地去『陆』的房间，和他表现得很亲密。这可能是『钮』也想在我的眼中亲近起来的一种手段，……他将活动照片的票给了『蔡』和我。……『钮』又想给我一个好印象，又想给『延』、『陆』一个好印象。我觉得这可能是『延』、『陆』要通过『钮』来试探我。而且我觉得，假如『钮』做的是革命性工作的话，他不也分担了田中、『延』、『陆』的一部分工作吗？『陆』努力让『延』送去东方学专门学校的日语教学材料（会话本），『纽』努力让『延』制作红色教授团学校的日语教学材料（虽然『延』不懂俄语，因此帮不上忙），从这些就可以看出『陆』、『延』、『钮』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钮』没有发现『陆』、『延』的可疑之处，或者发现了却不跟我说……」
然而他们宣誓忠诚的举动没什么用处，因为国崎定洞早已在拷打中表示，给他「提供间谍情报的是『陆』、『朴』和『蔡』」，也就是说这个冲绳共主义者的小组早已逃脱不了被捕的命运。八人中的七人在1938年3月22日被捕，5月29日被一同处决，反而只有照屋忠盛不知为何逃过一劫，在1939年被判五年徒刑，此后行踪不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档案里有照屋忠盛进行法庭斗争，在法庭中不断表明自己的口供是因拷打而成的记录（比如「我之所以会在自己签名的供述书上签名，是因为审讯官10天不停地殴打我，让我在上面签名，在上面写的东西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也可以算是这个冲绳共主义者小组被捕后经历的一个证词。⑩照屋在法庭上叹息说：「为什么所有来自琉球的人，包括『蔡』在内，都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却因间谍活动而被捕呢？他的供述是假的。他跟我一样，都是因拷问而被迫做出了虚假的供述。」
被枪毙的冲绳共主义者们，对野坂参三做出了非常不利的证词。宫城与二郎在1938年3月23日被讯问时说：
「是的，我实际上被日本的谍报机关所雇佣，被派去苏联进行间谍活动，我承认自己有罪。……我在这所大学的时候，我收集了以下的间谍情报。
一：关于大学的情况；
二、大学的计划与课程；
三、除此以外，寻找反感苏维埃政权的人。
我没能雇佣任何人。这是因为，我几个月以后就被这所大学驱逐了。
我将这些情报都交给了冈野（野坂参三） 。我被大学驱逐以后成为了东方学专门学校的日语老师。我在这所学校也没有中止反歌名间谍活动，而是收集了以下的间谍活动。……」
同在1938年5月29日遭到处决的山下尚，在3月23日那天的讯问笔录中有着这样的一条记录：「冈野（野坂参三）已经知道他——『金』（山下尚是日本间谍……」 同在3月23日被讯问的岛袋正荣表示，自己将收集而来的情报交给野坂参三。山城次郎的讯问笔录中，也显示他将收集的军事情报交给野坂参三。而箱守改造在1938年3月26日被讯问时，也有类似的对话：
问：「你是被冈野（即野坂参三）与山本雇佣为间谍的吗？」
答：「是的，我在1933年被冈野与山本雇佣为间谍。我一到苏联，就去了冈野与山本那里……」
他的起诉状如下：
「一：1933年被冈野与山本雇佣为间谍，同年由日本经美国来到苏联，使用曾德（Tsend）这个朝鲜姓氏作为假名伪装起来，几年内来到苏联，从事间谍活动。
二：在冈野的指示下，从事间谍活动。 」
毫无疑问，野坂参三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这些讯问笔录而遭逮捕、枪毙。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野坂龙（即金尚）在1937年11月2日被开除党籍 。这封除名决定书中写道：「现做出以下决定。由于金尚与党和人民的敌人有关联，以及背叛了……（此处字迹不清）的信任，将金尚赶出联共（布）的队列。」⑪
1938年2月11日的逮捕令无疑更是一次晴天霹雳：
金尚（野坂龙）1896年生，日本出身、大林业家的家庭出身、民族籍贯——日本人、苏联公民、非党员，因为与人民的敌人有所关联而被联共（布）开除党籍。住在高尔基街第36号『卢克斯』（酒店）第56号房间。
金尚1932年与丈夫冈野（野坂参三）一起非法地从日本越过苏联国境，进入苏联。她直到1918年都在日本上学，在东京的女子高等学校毕业。1922年以后，她与丈夫游览了英国、德国、法国各大城市。1922～1923年间，她在日本作为外国杂志翻译者而工作，后来金尚在1928年被捕下狱，入狱13个月后被释放。而且金尚从1922年开始，就与现在被逮捕的日本间谍『田中』相识。这个『田中』住过在她的住所里。她与被揭发的人民之敌『根』、『竹内』、『孔约』具有工作以及个人上的关系。他们直到被NKVD的机关逮捕前，都经常来到她在『卢克斯』酒店的住所。我们怀疑她在为外国中的某个国家而从事间谍活动。
现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命令第00583号，逮捕金尚。
地区支部搜查全权·国家保安军官奥林佩耶夫 同意
NKVD莫斯科州国家保安局基辅地区支部长官
国家保安中尉 佩雷古多夫
NKVD莫斯科州国家保安局第三部长
国家保安大尉 索罗金
野坂龙受囚52天，随后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没有跟其他人一样被处决 ，而是在1938年3月31日获释。与此相对的则是山本悬藏1937年11月2日被捕，随后一直身陷囹圄，直到1939年3月10日被处决，妻子関マツ也被流放西伯利亚。
野坂夫妇的幸存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时在莫斯科与国崎定洞有所关联，而又没有处决或者驱逐出国、得以全身而退的日本人，几乎只有野坂夫妇二人而已。 当时出差在外的野坂参三到底做了什么，目前仍然是一个谜。尽管『闇の男』一书的描述已经被日本学者藤井一行等人指出随意使用证词、基本史实不可靠等问题，但本文接下来还是简短地介绍一下这本书对这段日子的描述。
身在美国的野坂参三一听到国崎定洞被捕，就知道大事不妙，他的妻子与国崎关系太深了。于是他立刻向第三国际与苏联政府举报山本悬藏，指控他又九大嫌疑，特别是1928年逃出日本的那段经历极其可疑。然而就在山本悬藏下狱的同时，野坂龙也被开除党籍，以至于身陷囹圄。山本的妻子関マツ救夫心切，反过来强调野坂夫妇与「特大间谍」国崎有关系，举报野坂参三。她在1938年11月26日给国际统制委员会的供述书中，告发野坂可能是日本间谍：她根据国崎定洞与野坂夫妇的关系、回国后转向的「高田」与野坂参三的关系，以及1931年野坂偷渡出国并逃入苏联这件事的可疑性，指控野坂才是间谍。然而，她的努力只因野坂的一句话：「山本是左派」，就败下阵来，NKVD最终选择了野坂夫妇而不是山本夫妇。或许就差那么一点，从莫斯科回来的就是山本悬藏而不是野坂参三了。
1939年3月，山本悬藏被枪毙。就在当年年末，野坂参三随五号一起前往延安，自此结束了自己七年的旅苏生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如此漫长地住在莫斯科。
尾声
野坂参三1946年回到日本，被国崎定洞的朋友胜本清一郎问道：国崎到底去哪了？面对这个诘问，野坂「（表现得）格外地惊讶，不停地辩解说，他没事的，一定会活着从苏联的不知道哪里回来的。」 野坂参三回国以后，基本对他的这七年苏联生涯保持沉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过这段他在片山潜与山本悬藏的斗争间命悬一线的日子。
他大概是想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吧。然而他料想不到的，却是苏联比他更早进了坟墓，以至于本该永远封存的事情全部被日本历史学家与调查记者揭发出来了。一开始宫本派的小林荣三等人还在『赤旗』上反驳，指责立花隆的「野坂间谍论」是「妄想」；但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日共一见保不住野坂了，就把他丢了出去，在1992年断然将他开除出党——就像是日共15年前为了保住宫本显治的声誉而将袴田里见开除出党一样 。野坂、袴田两人都是日共建党元老，但野坂一定想不到，他赌上生命为党的纪律守护了几十年的秘密，最后却被这种党的纪律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野坂被开除后依旧一言不发，直到1993年11月14日离世。野坂参三被日共开除一事，并没有给日共造成很大困扰，反而被很顺滑地纳入到日共的修正主义叙事之中，变成了所谓中苏两党干预日共内政的又一力证，被用以论证宫本显治领导的自主独立修正路线多么正确。
当时死在苏联的日本社会主义者甚多。苏联刚刚建立时，有试图从边境入苏的记者大庭柯公、新保清，以及自称「日共上海支部」的清水一卫，当时徒步从满洲里走到赤塔。他们三人都被怀疑是间谍，结果遭到枪决。山本悬藏被枪决的同一年——1939年，从日本边境逃亡入苏的杉本良吉被枪毙，冈田嘉子则被关进监狱。宫本显治后来在1954年的座谈会上，承认是他让杉本良吉到苏联去的：「总之如果没有一两个人派去苏联的话，前面的路还很长，如果大家都被捕了，（革命的）资本就没有了，所以决定让杉本良吉和今村恒夫去苏联。」对于杉本来说，进入苏联是党指派给他的任务 。而宫本在1973年反驳中野重治的批判时，也只是淡淡地说：
「当时，苏联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憧憬对象。我们也是一听到苏联，就会感到很紧张，而激励自己说：那里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社会呢！……当然，我们也曾在1932年左右指示杉本去苏联，但当然没有指示到让他在之后通过什么方式去苏联。……当时，杉本也是这样的。我们当然没有想到，善意的共主义者去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等待他的却是牢狱和死亡。斯大林的问题在国际上明晰起来，要等到在战后很久以后。」
认识杉本良吉的千田是也后来说：「最可怜的是1938年正月杉本良吉和冈田嘉子的苏联之行。我们新筑地剧团的团队，在1937年9月左右就知道土方和佐野被驱逐出境了。但是，当时新协剧团的杉本（良吉）因为戏剧理论的差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的竞演等等无聊之处，与我们发生了对立。他对（苏联的一切）毫不知情，相信苏联是天堂，去了就能见到土方、佐野，可以向梅耶荷德学习，所以进入了苏联。」杉本在1938年1月3日被捕，1939年12月20日被枪毙。宫本显治来苏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时，冈田嘉子托他调查杉本良吉的事，他于是向苏共发问，杉本良吉才得以平反。1992年苏联解体后，日共向俄罗斯政府咨询以后，日本方面终于得知了山本悬藏、国崎定洞、杉本良吉被枪毙和平反的年月日，与山本、杉本的埋葬地。
无独有偶，山本悬藏也是这样被日共成员发问而得到苏共平反的。山本悬藏在1956年被苏联平反，他的遗孀関マツ拿到了他的平反通知书。晚年的関マツ似乎过着很不幸的生活，后来袴田里见回忆说：
六年后的1960年，我参加八十一国康米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见到了阔别三十五年的関マツ夫人。在场的还有片山潜的女儿片山安子。正如苏斯洛夫保证的那样，関マツ那时已经领取养老金，住在莫斯科的一所公寓里。
……
她知道我来到片山安子的公寓时，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袴田同志来了，日共代表团团长袴田同志来了，这一次他一定会把我带回日本去的……。”
一见面，她就诉说道：
“袴田同志，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带回去。”
对此，我除说谎外，别无他法。她的事尚未和党商量过，山本的案子也没有向苏联发出过正式照会。
我只好应付说：
“请再等一段时间，不久一定会来接你的。”
“袴田同志，连您也这么说呀！我为什么不能回日本呢？”
我的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她那悲惨的呼声。
不久，她就死在莫斯科的公寓里。那时，我为何不尽全力把她交给日本党呢，实在太遗憾了。
1959年7月KGB犯罪调查局重新开始调查国崎定洞的问题，10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判国崎无罪。 国崎定洞于同一天被平反。『国崎定洞平反决定书』中写道：「由于缺乏根·阿历克塞即国崎定洞的犯罪构成要素，取消1937年12月10日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部判决，终结审理。」1959年，住在西柏林的弗里达夫人从苏联大使馆那里收到了国崎已死的消息——但就像山本悬藏一样，当时她只被告知她的丈夫是在狱中死去的。1975年日共如此发问时，莫斯科也隐藏了国崎的真正结局。弗里达夫人多次试图到苏联大使馆领取平反通知书无果，在1980年准备前往日本参与国崎定洞纪念活动前离开人世。代而参与会议的是她和国崎的女儿达子·雷德里克。1928年11月9日出生的达子回忆说，父亲很小的时候就给她看过富士山的铅笔画，她还记得富士山、也记得日本的山川，记得父亲曾与她提起的，那九州故乡的大海。⑫
伊藤政之助在1990年8月13日被平反。胜野金政也在1996年12月被俄联邦最高检查厅平反。回国以后的胜野写了很多书来抨击苏联现状，还跟参谋本部的情报部合作，参与了国策广播『日之丸时间』的制作，并深度参与了日本对柳什科夫（从苏联流亡日本）的调查与保护。战后的胜野金政回到故乡南木曾创业，在主办产业学校、「民主同盟」的同时，也成为了战后日本的一名普通反贡主义者，不断抨击中苏的社会主义体制，最终在1984年去世。1970年代国崎的友人们在日本国内掀起国崎定洞名誉恢复运动时，胜野金政也参与其中，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讲话⑬，感叹道：「九死一生地回到日本的我，能和今天的大家一起追悼和我一样信赖斯大林政权、却移居莫斯科后消失的国崎定洞君，真是一种奇遇。」
须藤政尾的儿子米哈伊尔·须藤（日本名须藤実，1932年7月17日生）在父亲被枪毙时不过五岁，当他的母亲玛利亚也被送进了古拉格，所以小米哈伊尔基本上是作为孤儿被亲戚抚养长大，好不容易进入大学，成为了地质学博士。1998年加藤哲郎和他一起找到他父亲坟墓的一瞬间，他喜极而泣。
具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健物贞一的儿子阿兰·佐佐木·贞一维奇。他的父亲曾经参与过早稻田大学的建设者同盟，后来移民美国，在1920年代成为了旅美日本工人的工人领袖，人称「第二个片山潜」，担任美共日本人部理论家。后因为美国迫害共运而流亡莫斯科，在1930年代成为了莫斯科「日本人美国流亡者」的中坚人物。虽然如此，他同样也没能逃过被肃清的命运。他在儿子两岁就被关进了古拉格，1942年死在里面，他作为朝鲜人革命家的妻子也进了古拉格。阿兰·佐佐木·贞一维奇在在苏联崩溃以后，被自己的女儿柳德米拉在结婚时问到自己的出身时，才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寻找材料，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出身。不久以后他来到日本，发现健物贞一还有亲戚在冈山县活着，见到了他在冈山县90多岁的叔母，以及健物贞一的墓碑。但那里写着亡于1962年而不是1942年。这是因为健物贞一的弟弟始终坚信哥哥还活着，最后撑到1962年才死心了，向市政府同意递交死亡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被匆匆派回国内、回国后成为日共委员长的山本正美也在苏联结婚并留下了一个女儿，维多利亚·莎莉科娃（1932年6月22日生）。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长大以后试图探索父亲的踪影，但没能得到苏联政府的帮助。山本正美回国以后再娶的妻子山本菊代一直很好奇这个未曾谋面的女儿，面对着丈夫「在苏联所以不用担心的」，但她总会说：「我想知道更多的。」1966年她第一次在苏联发现了维多利亚，而1994年山本夫妇前去俄罗斯，第一次见到了维多利亚，然后将她带回了日本。当时山本正美已年过九十，有一个晚上，山本正美突然打电话给和他一起找回女儿的加藤哲郎，说：「我终于把维多利亚带到松户的家中了，现在那里就像天堂一样」，中途泣不成声了好几次。就在这次长电话后的一个月，山本正美与世长辞。
①野坂龙1937年11月2日写给康米国际的呈报书如下：
致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党委员会
一：今天早上（11月2日），田中（山本悬藏）的妻子（関マツ），告诉我田中一大早的时候，被NKVD逮捕了。
二：我1922年的时候，就在东京认识了田中。那个时候他作为活动的革命分子，在工会的指导部工作。他和冈野同志（野坂参三）等其他同志一起，组建了非法的「左翼同盟」。组织的成员在我家开过好几次会。
田中1923年初入党。他在1922年访问苏联，1923年春回到日本。之后他直到同年6月5日都住在我家里。那天，在东京发生了针对康米主义者的逮捕（第一次康米党事件）。他在那个时候逃过一劫，这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领导罢工，不在家里。
田中之后再次访问苏联，1924年春和妻子一起回到日本。我是那个时候第一次遇到他的妻子的。之后直到1928年3月针对康米主义者的大逮捕为止，我和田中的关系都很一般。我们只是在工会的会议碰头，我没有机会到他家里去。
这段时间（1924～1928年）里， 田中出席在中国召开的太平洋劳动者会议，他除了在1923年的康米党大审判中被判入狱八个月以外，还无数次因康米主义活动的罪名而被逮捕。无论是在哪一次审判中，他都抵抗日本的polizei，拥护无产阶级的事业，抱有极其真挚、强硬的态度。日本的polizei对他三番四次地使用残酷的拷问方法，但他决不屈服于敌人。
1928年6月，他在polizei的严密监视下逃出了自己家，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六大。
1931年4月，我在海参崴时隔三年再次遇到了他。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两周。
1931年12月，他带着妻子来到莫斯科，在赤色工会国际工作。
我们在莫斯科的关系，比在日本时更加紧密、特别是我与他有着最为亲密的关系。这是因为他是唯一身在莫斯科的日共领导人，我们每天都要在共产国际一起工作。
9月初他开始患病，10月25日入院，出院后只工作了几天。
三：田中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NKVD逮捕是事实。然而对我来说，知道他是背叛苏联的人、法西斯主义的手下，是极其难过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这15年间的活动。与他多少有着一些关系的日本人有好几个人已经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NKVD逮捕了。可以推想，这是由于田中犯了很大的罪过，或者由于是这些人的疏忽。说实话，我直到今天早上，即使面对所有住在莫斯科的日本人，我还是信任田中如信任自己。他当然有个人的缺陷。然而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信念。
四、田中被捕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法预料的重大打击。我深深地注意到自己身为党员的过错、疏忽、缺乏警戒心。因此我申请党对我做出决定。
金尚（野坂龙） 1937年11月2日
②根据档案，全文如下：
「（a）我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日本一个叫熊本的城市。我的父亲是贫穷的医生，一直到13岁为止，我都在父亲担任村中医生的对马岛生活。没有在东京附近担任律师的姐夫给我的物质援助，我就不可能完成初中、高中，乃至于东大（医学部）的学习。大学毕业后，我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作为帝国传染病研究所的助手工作。之后我服了一年时间的兵役，加在一起大约有一年半作为军医入伍（地位是陆军少尉）。结束军务以后，我成为了东京大学的卫生学助教。一年以后的1926年，我被派去德国研究社会卫生学。
我作为助教工作时，全日本都掀起了强大的革命学生运动。这种运动是被这个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工农运动所深刻影响的。我与学生运动组织，以及将革命的知识分子统合在一起的政治研究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住在德国时，也与这些人保持着联系。
1928年3月发生了第一次大逮捕（三一五事件），我的朋友也被逮捕了，因而我与这些人的联系也被他们所知。我因为有着危险的政治思想，被赶出了大学。自那以来，我就留在德国，1932年来到苏联。
我的妻子是德国人，收音机工厂的工人。她的双亲都去世了，没有所属的政党。她的长兄是polizei，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工人，不所属于任何政党。
我的父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三个姐妹都结婚了。她们的丈夫是学校教师、律师、工程师等等。他们之中没有人是党员（注：其实国崎定洞有四个姐妹）。我知道德国的情况，对于英国、苏联，多少也懂一点。我能说、写德语，只能看得懂英语，能读俄语，多少也能说一点俄语。
（c和d）1928年7月，我在德国加入了德共，最初担任支部小组的会计。我在德国和同志们一起在柏林组织了日本人的政治团体，并一直领导它。成员人数时常变化，一度达到二十人。1928—1931年前后，革命群众组织（文化、反帝等）得到有力发展，并努力与国际组织联系起来。我们的小组和德共日语部在柏林成为国际赤色救援会组织、文化组织、反帝同盟等的窗口，从日本获得了许多资料和文献。无论是反帝同盟第二次国际大会、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会、国际工人救援会第八次大会，我都作为代表出席。我在反帝同盟第二次大会上认识了片山（潜）同志，在他的委托下——后来又受冈野（野坂参三）同志的委托，我在滞留德国期间，参与了由日本向莫斯科寄送资料的活动。1932年，我被日本人集团派去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战大会。我没有参加党内分派活动，没有受到过党内处分。
（e）1931年末反帝同盟总部被抄家时，我也被逮捕，但当天不久就被释放，普鲁士政府对我下达了驱逐的行政命令。我在红色救援会律师的帮助下，得以在柏林待到1932年中期。在红色救援会的帮助下，我在同年9月和家人（妻子弗里达和女儿达子）一起前往苏联。进入苏联后，我在东方大学学习。1934年7月以来，我在苏联外国劳工出版社担任日本部长。此外，我还在纳里曼诺夫学院（莫斯科东方学专门学校）指导一群日本学生（作为日本问题讲师）。我暂时还是德共党员。我还属于出版工会。
作为柏林日语部的负责人，我主要和阿尔弗雷德书记联系。所以我相信他会证明我所做的工作。
我的同志斐迪知道我在反帝同盟中的工作。
关于与日本组织的联系，冈野同志是最清楚的，他会证明我的工作。」
③安达鹤太郎1906年出生，东大新人会出身。1934年后也留在柏林，1936年加入同盟通信社，成为柏林支局局长，日本战败时是同盟通信社海外局情报部长，战后历任时事通信社内信部长、政治部长、编辑局长、伦敦支局局长，1989年去世。或许『狱中十八年』会在同盟通信社出版，也是因为有他。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初期领导读卖斗争、长期担任釜石市长一职的铃木东民作为1920年代末日本电报通信社（电通前身）的柏林特派员，与东大新人会的网络关系亲密（国崎定洞自助教时代就大力协助新人会）。他与国崎、千田、胜本一样有着德国妻子，与国崎关系不错。后来他也在1970年代参与发动了国崎再调查运动，帮助国崎在日本国内平反。1930年代初的铃木以住在柏林的大约500个日本人为主要对象发行日语小报『柏林周报』，将季米特洛夫对国会纵火案的判断介绍到日本国内，1934年3月才和格特鲁德夫人一起回到日本。他当时把『柏林周报』的发行权转卖给了别人，用这笔钱回了日本。当时负责『柏林周报』广告版面的是与谢野让，取代铃木而负责日语新闻的，成了某个「日本的左翼运动被镇压以后，逃到德意志的富家子学生」。
在当时的日本在外知识分子中，与国崎有直接友人关系的，就有：有沢広巳（时任东大经济学助教）、蝋山政道、土屋喬雄、谷口吉彦（时为京大经济系）、舟橋諄一（九大法律系）、山本勝市、堀江邑一（高松高等商学院）、平野義太郎、高野岩三郎、菊地勇夫（视为九大法学系，1898～1975年）、蜷川虎三、山田勝次郎（时为京大农学系，1897～1982年）、千田是也（筑地小剧场）、勝本清一郎、佐野碩（1905～1966年）、土方与志（1898～1959年）、鈴木東民、三枝博音（1892～1963年）、服部英太郎、三宅鹿之助、藤森成吉（1892～1977年）、島崎蓊助、山西英一、嬉野満州雄（1907～1973年）、野村平爾（1902～1979年）、喜多村浩、小栗喬太郎（1906～1967年）、八木誠三（1931～1933年加入反帝集团，战后在名古屋做资本家）、小林義雄、安達鶴太郎、小宮義孝、曽田長宗、勝木新次、大岩诚（1900～1957年），当时的他们大多是日本国内的新锐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甚至有的是文部省官派留学而来到德国的。
④全文如下：
对于作为法共党员，最近为了在苏维埃联邦内学习而从法国入境的日本同志胜野君，日本代表团做出如下回答与提议。（一）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二）在他出发去法国之前，即1924年以前，他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在日本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人运动。他是资产阶级出身。在与我们的会见中，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好的积极印象。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他要为共主义革命而战的决心和精神。不仅如此，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例如，他非常自傲，看见我们不愿意把一个不曾认识、过去也不是日共党员的人推荐进国际列宁课程（列宁大学），就把日本党的中枢委员会、莫斯科的代表团称作宗派主义，而且对他在法国学到的共主义知识感到很自负。鉴于这些事实，我们日本代表团不会将他作为学生推举到国际列宁课程——这个任务是培养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新领导人的学校，也强烈反对（将他推举进去）。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反对把他送到东方康米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于将来自美国和欧洲、没有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经验的非工人日本学生送到这所大学，我们已经吃尽了苦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那些只因日本工人运动经验而来的工人与学生的集体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活。
同志胜野君离开祖国已经四年，对我国的无产者运动一无所知。
因而，日本代表团建议立即把他送回日本。如果他想把在法国学到的东西用在日本的条件上，为共产主义而战斗到底，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道路。我们希望诸位必要采用这个方法。
追记
日本代表团表示，如果可能的话，请在他回国前，为了能让他见识莫斯科工会或者赤色工会国际大会的工作，或者能在赤色工人救援会让他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请给他一些方便。
1928年7月12日 片山潜、高桥贞树、相马一郎、山本悬藏
⑤胜野回国以后，一开始被日本方面怀疑是「伪装转向」，因为1929年在上海被捕的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佐野学，曾经在给特高做笔录时，提到有一个在莫斯科的重要党员，代号「林」，即胜野金政。日本方面怀疑苏联是要派他回国重建日共，但胜野金政是真的诚心转向，要背弃社会主义了。
当时的报道如『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8月1日的『脱赤俄之虎口而转向归国、与铃木文治来到哈尔滨的片山潜秘书胜野』、『七、八年前入俄 外务省的西课长谈话』、1934年8月12日『片山潜的秘书马上被拘留、秘密地上京被捕』、1934年8月14日『真的隐藏着重建日共的指令吗 继续拘留而追查、坦白他在赤俄的角色』。其中8月14日的报道如下：
「（胜野）在早大法语系中途退学，因文学研究而前往法国，而又从文学研究开始进入左翼运动，成为法共党员，在其活跃期间被巴黎警察逮捕，昭和三年一月被驱逐出境，逃往德国，利用法共的签证潜入俄国，但由于没有斗争经验，所以不能成为康米党员。他出入（现在）已故的片山潜家，通过私人交涉担任了（片山的）秘书，同时在该国教育人民委员会东洋学院担任讲师，教授东洋史和中国史。昭和五年8月，他在已故片山先生的指导下成为了正式党员与东洋研究所的支部成员。
同年11月，他在莫斯科遇见了早大时代的知己——一名日本军人。因为他要回国，胜野把他送到了停车场，结果被格别乌发现，因间谍嫌疑而被关进莫斯科监狱，被判强制劳动十年。因为他在服刑时是模范犯人，（他）被（当局）减刑，好不容易在昭和九年5月28日被释放。他受到当地日本大使馆的保护后，经由哈尔滨的秘密之行回国。
他是否会受到我国治安维持法的惩罚，取决于他有没有在俄国时，向片山潜表达了他对日共事件的批判；以及，他有没有（从片山那里）收到有关日本党员重建运动等问题的指令——因此，目前警方正在严厉地追查这一点。」
⑥小林阳之助想通过根津雅史、大岩诚等人，联系上中井正一、新村猛、真下信一、久野收等人，在京都的『世界文化』、『土曜日』等杂质上，将西班牙人民战线介绍给日本社会，但这个人际网络被日本当局一网打尽。当时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件事。
⑦山本正美回忆如下：
「『1932年纲领』是在没有一个（日共）正式党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被制定的。（它的制定）并不是以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也没有得到康米国际日本支部的指导，更与负责制定1932年纲领的东洋部（没有关系）。说是毫无渊源或许有些过分，但这种以康米国际的一个局——西欧局的名义发表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民主主义」的。
例如，当时莫斯科有片山潜和山本悬藏，但片山因为前面提到的原因，从很早以前就没有参与日本问题的审议，山本虽然是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但不是康米国际的代表。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领导党的问题之外。后来，源五郎丸芳晴作为共青的代表来了，接着是野坂参三——从风间的记录可以看出，野坂并不是作为党的正式代表来（到苏联）的，他似乎是在那以后，才被日共的上级机关——康米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指定为正式代表的。那时1932年纲领的框架已经形成，他只是在最后阶段参与而已。在这种状态下的实际情况是：作为日本人，从一开始——实际上是在中途——就与1932年纲领的制定过程有所关系的，只有我这个在职务上不过是康米国际东方部的日本职员而已。」
⑧土方与志、土方梅子夫妇与一名苏联官员皮利奇有关系。他是原苏联驻日大使馆外交官，其妻为日本陆军中佐之女散子，回国后成为布哈林派，后在大清洗中被肃反；土方与志的朋友——列宁格勒剧场的舞台监督「服部」也被逮捕，随后不知所踪。
⑨箱守档案全文如下：
（1937年）8月15日，我（守箱？）从同志朴（宫城与三郎）那里听说了8月4日，『根』被逮捕的事。当时我们小组与康米国际日本部的联系中断了。（每周由「福永」同志取得联络，借来日本报纸）。同月19日，田中同志为了取得联系而来到了我的住处。我向田中同志询问『根』被捕事件，但田中同志说『根』与康米国际日本部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冈野同志（野坂参三）把『根』介绍给我们八名小组成员以后，『根』就接近我们，四年来每月都出席我们小组的党员集会，实际上指导我们，又当了我们三年多的老师。我认为，因为与我们小组有这种关系的『根』被捕了，所以即使不谈『根』被捕的事情，田中同志（在19日遇到塞纳）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我们八个人也有必要在自己没有阶级敏锐性，不能看破『根』真面目的问题上进行自我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时，（纽）（照屋）意识到到田中同志是在询问自己与（片山）安子见面交谈的事情，于是叙述了自己24日和安子见面交谈的事情。田中同志对此表示，两人能发挥自己的提议积极性是好的，只是手段不对。田中强调如有疑问，可以去问过内务部（NKVD）或党的组织。接着他们谈论了有关田中同志的陈旧流言（三一五事件时的山本悬藏）之出处，以及『根』写信从德国通知片山同志的事情。又谈论了田中同志对千代子、安子过去、现在、将来的态度。最后谈了安子、千代子以及片山同志和田中同志之间的关系。‥‥
田中同志说，如果有疑问，不要问党外人士的片山安子，应该通过内务省（NKVD）或党组织采取适当的方式发问。但如前所述，『钮』只不过是想解开一些小小的疑问。仅凭两人所提出的疑问理由，是不可能向内务省和党组织提出材料的。」
⑩照屋忠盛被捕后，被控入苏以来一直帮日本帝国主义从事间谍活动，对此他先是在1939年7月2日表示，「我全部拒绝我在5月12日到6月20日之间所写的『证言』。」随后又在7月16日的上申书中写道：
「这些『证言』全部都是谎言。我那个时候，因预审法官……，被迫做出了虚假的证言。……我在美国、在苏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做过间谍。而我现在也不是间谍。我跟『根』之间，只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我来到莫斯科以后，经康米国际日本支部的领导人冈野介绍才认识『根』的。……
我1898年生于冲绳，也就是琉球的农民之家。我是在村里的小学毕业的。……（此处字迹不清）末（12月），我被住在美国的父亲叫去了美国。我在1918年1月抵达三藩市。直到1917年为止，我都只知道乡下的事情。在日本的话，我除了琉球以外，只在神户待了3个星期。我不了解除此以外的日本。我出发去美国的时候是1917年。我在美国基本作为农业工人而工作。1925年，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组建了冲绳青年会。这个会是非常进步的会，到现在也不断产生康米党员。1925年，我是在美日本人劳动协会的积极成员。1929年，我加入美共。1932年，我被美国当局逮捕，同年通过赤色救援会的美国分部来到苏联。而……（此处字迹不清）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丝毫动摇，一直走的是笔直的革命道路。我绝不是间谍。
Y（钮）1939年7月16日」
1939年11月5日莫斯科军管区军法会议审判他的记录如下。照屋先是希望请来一位日语翻译，但被法庭以他懂俄语为由不予批准。他又申请法庭让包括国崎定洞在内的七名证人出场，但他们当时都已经被枪毙了，所以自然这个愿望也无法实现。
法庭朗读了起诉状与军法会议事前会议的决定以后，由照屋进行被告答辩：
「我知道自己被强加的嫌疑。但我不会认罪。有关我间谍活动的笔录，是预审法官自己炮制的，我之所以签名，是因为被拷打了。1938年我一被逮捕，就受到了两天的拷问，1939年受到看十天的拷问。于是，我在报告了（我）间谍活动目的是莫斯科飞机数量的情报的讯问笔录上签名了。我只在……给东方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教日语对话时，在机场旁边见到了10架左右的飞机。我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见过其他飞机，也不知道更多的东西。
一到莫斯科，我就认识了『冈野』、『田中』、『片山』。我与冈野……（此处字迹不清）进入了东方各民族大学。在追悼被害日共干部的那天，我们为了一起交谈而在宿舍聚集。这场追悼会是『冈野』与『根』一起举办的，我在这时认识了他们。1933年以后，我与『根』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快我们四人都为了教育活动，转移到了东方学专门学校。1935年，『根』也来到东方学专门学校教授俄语。他一直教到1937年。我在『根』那里上俄语课。直到1935年前，我与『冈野』见面过两次。
我没有将任何间谍情报交给『根』。也没有和他有任何私下的会话。」
法官朗读他的供述书。
照屋：
「这都是胡扯。是通过拷问硬要我签字的。」
法官朗读供述书中有关他在美国与町田见面、在莫斯科与国崎联系的部分。
照屋：
「拷问得我要死，我才在上面签字的。在预审的时候，我在心里决定，与其就这样死去，不如在伪造的笔录上签字，在审判的时候将一切说出来。」
照屋：（回答法官）
「我知道国崎。就是『根』。他用苏联的姓『根』来做假名，是我在预审的时候才知道的。」
法官朗读『根』的供述书，朗诵其中有关他们的那部分：『钮』等日本人老师从东方学专门学校的学生那里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口实，收集了很多间谍情报。
照屋：
「『根』撒谎。我从来没有从学生那里收集情报。」
照屋：（回答法官）
「我从1934年开始知道阿努弗里耶夫。他是日语讲座的主任，是老师。我不知道其他的事情。」
照屋：（回答法官）
「我在美国改变姓氏，是因为入了美共。如果日本当局知道这件事的话，我的父母就会被追究，到时候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之后我在美国被捕时，不得不再次改变了姓氏。这是因为，假如我告诉他们我在美国化名的姓氏，党组织可能就因此暴露出来。」
照屋：（回答法官）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和一个姓杜波夫的学生一起坐电车的时候，他用日语问我问题，我说：用日语说话是好的，但是电车里有个东方人坐着。我觉得他可能是莫斯科日本领事馆的间谍，不希望让那个男人知道我是日本人。
我知道『蔡』。他在东方学专门学校作为日语老师工作。直到1937年。预审法官给我朗读了他的供述书。我记起来的，只有他在从事间谍活动这一节。『蔡』和我同乡，都是琉球人。
为什么所有来自琉球的人，包括『蔡』在内，都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却因间谍活动而被捕呢？他的供述是假的。他跟我一样，都是因拷问而被迫做出了虚假的供述。
我知道『田中』和『冈野』。我1920年开始就知道『李』。他甚至连上学都没有上。他在美国只是一个和我一样的单纯工人。他如果也供述自己做过间谍活动的话，那也是我一样，被拷打得只能这样的。绝对是这样的。
照屋（回答法官）：
「我知道町田，他是美共的干部，我只从报纸上看到过他，这是因为我读了当时的报纸，那上面经常有他的姓氏。
我不知道『根』是日本陆军中尉。我之所以对预审法官说起町田，是因为他要我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姓氏。我甚至不知道的人的姓氏也说了。我在美国入狱八个月。来到苏联，是多亏了赤色救援会的援助。我在成为东方学专门学校与红色教授团的日语老师前，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讲习会……（此处字迹不清）学习了七个月。我也学习了俄语。我在东方学专门学校只教了日语会话。七个月的课程结束的时候，『冈野』对我们说，你们会在东方学专门学校教日语。我听到这件事时大吃一惊，他之后说，我们要教的是会话。
我在1934～1935年间申请成为联共（布）的党员候选人，但被拒绝了。因为我不怎么会俄语。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没有跟任何人说。
我一次也没有回过日本。母亲、父亲等亲戚都在日本等着我。父亲只在1918～1920年间住在美国，之后就回日本了。我则留在美国。
直到1929年，我都实际上使用着日本的姓氏。我只在党籍证书上改变了姓氏，护照上还载着日本的姓氏。我在美国集会时被捕。被捕时，我有三个姓氏。我因为没有随身带着证明文件，也没有被抄家。被捕时我之所以没有自报姓氏，是因为我不想暴露自己的党名和日本姓氏。假如说出我的日本名字的话，可能会被送回日本。
我在苏联得到了红色救援会的照料。之所以要在苏联将姓氏改成朝鲜人的姓，是因为不想让日本间谍察觉。建议我们用这个姓氏的是康米国际日本部的活动家。」
照屋（回答法官）：
「美共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非法状态。美国的法院虽然宣判我们无罪，但我们却因为不是美国公民，直到赤色救援会介入前，都一直在狱中呆着。如果赤色救援会介入这件事，我们可能还要在狱中不知道多久。审判过后，不是美国公民的我们被驱逐出境，但美国人就被释放了。
我美国方面的党籍证书都在出发前往苏联时，留在了党委员会那里。日本部知道我是日共成员。他没有要我在莫斯科办日共入党手续。トナコ（译者注：疑似这里说的是田中）虽然是共产国际支部的活动家，但却没有对我们说任何他在那里干的事情。我最后遇到他是在1935年时。
『冈野』在赤色工会国际活动。トナコ从共产国际那里来到阿列克谢耶夫学生街的宿舍，就是要为了和举办被害日共干部的追悼会。」
照屋（回答其他法官的问话）：
「我一次也没有去过莫斯科日本大使馆，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我在美国待了15年。直到1928年我都与亲人有通信，但加入日共以后，就没有再与亲人通过信了。」
休庭以后法庭再次开庭，开始询问证人，先后招来了尤尔奇克与杜波维伊，尤尔奇克主要说明了所谓照屋经过机场时数飞机数量的事，而杜波维伊则说明了他作为学生与照屋在电车上交谈的事情。之后，照屋作了补充论述：
「尤尔奇克的证言是假的，杜波维伊的是正确的。我不懂俄语。我在学校按照日语讲座制造课程教授日语。日语会话很多，有的是军事的，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日常生活的。尤尔奇克都说自己是推测了，这里已经是先入为主。」
他的最终陈述如下：
「我在1918年被父亲叫来美国，从日本移居到美国。1920年父亲从美国回来，但我为了作为农业工人工作而留在了美国。1925年我在美国加入青年会，1929年加入美共。不久我组建了康米主义者支部。我从来不曾做过间谍，不曾被任何人雇佣为间谍。显而易见的是，我不曾从事过间谍活动。我一直为康米党而奉献，是有阶级自觉的工人。我之所以会在自己签名的供述书上签名，是因为审讯官10天不停地殴打我，让我在上面签名，在上面写的东西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现在也不知道。我从来不曾和自己的学生去过任何地方，也和他们没有亲密关系。我想这是身为老师不能做的事情。日本大使馆的任何军人、职员我都不知道、不认识。我在任何方面上都无罪。」
法庭宣判：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第六项，判处照屋在矫正劳动收容所服役与五年监禁（包含事先扣留时间），结束刑期后剥夺公民权三年。
⑪除名决定书全文如下：
秘密 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党委员会（1937年11月2日）
党组织致……（此处字迹不清）
抄录自记事录第45号 听取金尚问题（科捷利尼科夫）
金尚（野坂龙）1898年出生于日本大工业家的家庭，1932年以后是联共（布）党员，党员证第1125866号。父亲在1929年去世，母亲与一个兄弟住在日本。她的兄弟作为工厂管理者在工厂工作，不是党员。
金尚1918年为止都在上学，在东京的高等女子学校毕业，1918～1920年在中学担任老师。她和冈野（冈野还在上学）一起住在英国、德国、法国。她是为了参观与休养而来到这些国家的。
1922～1923年间，她在日本从事杂志工作，将……（此处字迹不清）从英语翻译成日语，写一些关于女性问题的自由主义杂志。
1924～1928年，她在东京的研究所担任书记。这个研究所是冈野组织来作为日本的……（此处字迹不清）的。1928年金尚被关进了监狱，入狱13个月。她因80円……（此处字迹不清）保释金而被释放。
1931年，她得到了党的许可（她提出了申请），而和丈夫冈野一起非法地来到苏联。她作为……（此处字迹不清）的实习生……（此处字迹不清），直到1934年都在……（此处字迹不清）与东方劳动者共主义大学学习……（此处字迹不清）中心的课程。
她1934年到1937年3月，在外国工会出版所工作。
金尚在工作上、以及在个人上，都与现在已经被逮捕的日本人共主义者成员们——『根』（国崎定洞）、竹内（伊藤政之助）、孔约（前岛武夫）有着关系。
『根』与『竹内』与金尚一起在外国工会出版所工作，他们经常拜访她的住所。
『根』在被捕前不久频繁地来到卢克斯酒店的金尚下榻处，从她那里领取日本的资产阶级报纸。因此他直到被捕那天为止，都与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金尚与已经被捕的日本间谍『田中』（山本悬藏）1922年在东京因共同的活动而相识，在……（此处字迹不清）年，他在金尚家住了几个月。1931年，金尚在『田中』那里住了两周。
『田中』与金尚在莫斯科的时候，两人无论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有着密切的朋友关系。
现做出以下决定。由于金尚与党和人民的敌人有关联，以及背叛了……（此处字迹不清）的信任，将金尚赶出联共（布）的队列。
康米国际执行委员会党组织党委员会书记
F·科捷利尼科夫
⑫1970年代国崎的友人们组建了「缅怀国崎定洞之会」，组织内包括千田是也、有泽广巳、堀江邑一、山田胜次郎、岛崎蓊助、嬉野满洲雄、八木诚三、舟桥谆一、喜多村浩、滋贺秀俊、铃木东民、平野义太郎等人。而川上武与加藤哲郎当时在事务局工作。
1994年12月19日他们召开「国崎定洞生日百年集会」时，除了医学研究者草野信男、若月俊一，医学部斗争时代的临床医生三浦聪雄、上林茂畅，史学家犬丸义一、渡部富哉、坂本玄子，胜野金政之女、山本正美之妻以外，国崎家的国崎俊治、国崎之女 达子·雷德里克也有到场，他们朗读致辞。
1904年出生的千田是也，也拄着拐杖到了现场，发表了演讲，从父亲伊藤为吉与片山潜的关系说起，说到过去柏林反帝集团的辉煌岁月，讲完以后也一直在最前排聆听别人的演说。他在出席三天后离世。经济学者小林义雄也寄来了致辞，他在集会后三周离世（1995年1月7日），享年85岁。当时石堂清伦虽然因病未能出席，却也送来了友人就此所做的和歌。据说有泽广巳1988年3月去世前，也在怀念国崎，叹息假如国崎回到了日本就好了。
⑬全文如下：
寄以国崎定洞君的追悼会
1928年2月初，我在柏林与国崎定洞分别。从那以后虽然也收到过他的留言和来信，但现在算起来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准确地数起来，是四十八年前的事了。
在此期间，正所谓斗转星移，特别是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才有了今天的追悼会。尽管如此，很多老朋友为了能与这五十年的老朋友叙旧，都不顾路途遥远、天气寒冷而聚集在一起，作为老朋友，我真的非常感谢。据我所知，这次聚会的计划和实现，要多亏了最近出国旅游的铃木东民和石堂清伦先生以及其他人士的大力帮助，对此我们不胜愉快和感激。
国崎君的失踪，是在莫斯科1937年左右。当时是希特勒纳粹党的全盛之时；而在莫斯科，苏联在保加利亚的共主义者、国际红色救援会会长季米特洛夫的带领下，展开了反法西斯的世界性斗争。康米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这一时期斯大林政权举行的一大公开表演。我认为国崎君作为这个时代的牺牲者，此时已经在莫斯科被抹杀了。在这个时期，片山的坟墓已经长满了青苔，皮亚特尼茨基（国崎君最亲密的朋友、最值得信赖的人）也被抹杀，拥护国崎君的人已经空无一人。我当时已经回到日本，幸免于斯大林政权的恐惧。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片山从日本来的联络有三种途径，一种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种是经由夏威夷经过美国，最后一种是通过柏林的国崎君和其他朋友。……
1930年冬，住在柏林的自费留学生根本辰因肺病来到莫斯科治疗，说想在当地继续学习，给片山和我带来了国崎君等人的亲笔信。想来面对斯大林政权的恐怖主义，九死一生地回到日本的我，能和今天的大家一起追悼和我一样信赖斯大林政权、却移居莫斯科后消失的国崎定洞君，真是一种奇遇。
我幸免于难，在故国日本与大家一起一直活到七十多岁，而国崎君却不幸在异乡消失了。
各位为了缅怀相识了半个世纪的原东大医学部副教授国崎定洞先生而聚集在这里，我对你们的人道主义表示由衷的敬意。我确信日本文明今后即使遇到重重考验，也决不会消亡。相反，它会越来越成为使全世界人们的精神安定下来的有所依靠之处。
以上
1975年1月27日
胜野金政
参考文献：
『人間 国崎定洞』（1995年、勁草書房）（川上武、加藤哲郎共著）
『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人粛清』（藤井一行）
『「三二年テーゼ」と山本正美の周辺』（加藤哲郎）
『歴史における善意と粛清――国崎定洞の非業の死からみた「闇の男――野坂参三の百年」の読み方』（加藤哲郎）
『米国共○党日本人部研究序説』（加藤哲郎）
『情報戦と現代史：日本国憲法へのもうひとつの道』（加藤哲郎）
『モスクワで粛清された日本人：30年代共○党と国崎定洞·山本懸藏の悲劇』（加藤哲郎）
『私の戦後史』（袴田里見）
『国境を超えるユートピア』（加藤哲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