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共转向者的各种大脑升级政治论述。
战后备受日共党内敬重的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古在由重，在1942年写下了一份转向手记。
古在认为：「天皇政治自古以来就是民族传统和感情的最高伦理性统一，和一切政治实践的最后道义源泉。」唯物史观无法说明这种「举世独立、万世一系的我国国体的独特性」，这一点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古在由重提出，正因为如此「我们日本国家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抗康米主义的最强有力堡垒。」
而且，迎来第五年的「圣战」将开拓一条道路，让「饱受压迫的东亚有色民族，摆脱英美资本主义和苏中康米主义统治」 ，这「从世界观上看」，开启了一场大战，是「精神文明」对「已经要遮蔽世界的物质文明」之间的战争。古在认为，「康米主义全面败北和崩溃的道路」就在这场大战之中，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主义世界观』」也在「以民族血液为内容的全体主义世界观」面前走向失败。日本并非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会是康米主义国家，相反地「日本国家正是世界新全体主义秩序（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一切领域）的真正先驱」。
这是因为古在由重目睹了日本国内的战时经济体制与统制经济政策，这让他相信：国家统制经济的政策，让「私有财产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病可以完全合法地被国家本身所消除」成为可能。 他认为，这证明了「就要想消灭资本主义的危害，必须否定私有财产权」这种「极端的谬论」——马克思主义破产了。「我曾经感受到的一切社会恶行都只能在国家的管理、领导下，逐渐得到改革与废除……」
而且，「上戴天皇的日本民族，在立场上是绝对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的」。所以，「无视民族共同感情，抽象地从阶级角度说明万物的康米主义理论只不过是一种空话」。最终，古在决定：「我放弃所有意义上的康米主义理论」，为了自己完成「转向的最终过程」，要从作为哲学家的立场出发，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不是意识规定存在，而是存在规定意识」，提出「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有着根本的内在矛盾。
1933年率先开启转向大潮的佐野学与锅山贞亲——两个日共的最高级领导人，更走了一条极其奇崛的转向道路。佐野与锅山一开始只是提出拥护天皇制、发扬大亚细亚主义、以日本为东亚人民盟主的「一国社会主义」而已，意气昂扬地决定在出狱以后继续搞一国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也许把一国社会主义当成了日本特色社会主义）。
「锅山意气风发地，用充满斗志的语气说服我说：『这次要按照这个新方针重新来过』，我也下定了决心。完全没有所谓的转向者的后劲儿。转变思想的同志们都表示『今后要实行一国社会主义』。」
他们幻想中的一国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由普选产生的人民评议会选出人民委员，构成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拥有立法权与行政权；尽管选出人民委员要经天皇批准，但产生人民政府（即内阁）的主导权由始到终都掌握在人民评议会手里，换言之也就是一种君主立宪制。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的观点，主张实现「战争与激进国内改革的结合」，即工人通过积极地参与日本对外战争，推动人民武装化、实现工人管理生产的制度，最终掀起一场国内改革运动 。因为这场对美开战的大东亚战争不能是资产阶级利益下的战争，所以工人方面虽然不会积极地使用武力，但当资本家一侧发动武力时，工人阶级也要以武力来对抗——假如建立起一国社会主义政府以后有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暴动，他们也要用武力来镇压；只不过他们不认为会在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发生太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而已。甚至锅山贞亲还说，「田中清玄对我的转向表示赞同的时候，写了将来要率领红色舰队在太平洋上击灭美国舰队的文章。 」
但随着时间发展，狱中的两人都决定走向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43年10月两人刑满时，検事在报告中说，根据观察两人思想的方式「可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其中之一，是消极性的观察——被告等人有回到过去思想的风险。其二是积极性的观察，是观察到他们现在的思想逐渐精炼化、日本化。」这种日本化是意味很大的。1940年代的佐野学也忏悔说，自己一开始的转向不纯，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左翼思想的影响：
「当时，我的转向在态度有很多不纯正的地方，依然存在的左翼政治主义，使我的转向混乱起来。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残余无处不在，公式化的思考方法和阶级主义的束缚也不少，我最初的转向充满了缺陷。回想当时的事情，有很多羞愧难当的事情。」
佐野学在1935年转到小菅刑务所后，「我苟延残喘的精神态度被打碎，开始了新的精神生活」。为了消除因转向不充分而产生的不安感，「我决定进入日本及东洋的精神源流，洗涤我的灵魂，在那里寻找新的起点。」其中，日本古典著作的影响尤其深远，他说：「通过阅读古典的心灵，我回到了心灵的故乡，回到了民族原始的世界观。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社会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佐野学说：「前面提到的约五年（1935～1939年），是我转向的第二阶段收获颇丰的时期。我触及古代日本的精髓，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哲学上获得了人生哲学的基础，坚定了以历史学家为毕生事业的决心，在『中国事变』以后潜心研究清朝史。但是「这个时期虽然收获颇丰，但还是不行。」因为，「原因在于对人的内心的反省不够，宗教性的觉醒不够」。
佐野学转向的第三阶段，是1940～1943年。1940年的春天里，佐野学突然感到一阵抑郁：「我深深反思自己的形象，发现自己还没有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或者说还没有确立起坚定的个性，这是一种悲哀……在康米主义运动的漩涡中，以及后来的群众性转向现象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曾多次目睹人性中令人不喜的一面。人心的突然转变、虚言、背叛、巧言令色、憎恶、嫉妒、卑下、背信弃义、动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德性麻木、责备他人而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的胆怯懦弱等等，我亲眼目睹这些人性的丑恶，感到非常苦恼。」
一开始就因为阅读佛教经典而转向的佐野学，最终还是回到了佛教的怀抱，经过深思以后主张：「一切之恶都由自爱生出」。他在研读亲鸾和尚的各种述作以后，说：「亲鸾打破了我心中的迷梦，教会了我宗教的真谛，教会了我人类的本质，教会了我绝对者的本质，对此我深表感谢。」亲鸾的教义认为，能够救赎罪孽深重之人的，只有唯一绝对者的慈悲。但这个「唯一绝对者」对亲鸾来说是佛祖，对佐野学来说，就是他心目中的日本民族统一之象征——天皇陛下，或者说「天皇神」。
「在这一时期，我绝对地归一于天皇陛下。我们认为自己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的想法是肤浅的，其实我们是靠绝对者的恩宠才得以生存。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天皇是绝对的，而我们对于将一切奉献给天皇，抱有深深的欢喜。 臣道实践才是日本式伦理的最高集中点，其根源在于将天皇奉为现人神的深厚宗教性。
如今是改写世界史的伟大战争时代，其主导者是日本，而其基本原理不外乎皇道。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是日本人神圣的世界史任务，因此殉国是日本人的光荣和喜悦。」
另一方面，锅山贞亲则走了一条武士道战胜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锅山也在1940年代批判刚刚转向的自己是「极其不纯正」，认为当时的自己虽然正确地谴责第三国际和日共的错误政策，但却一直没有疏于反省，把责任转嫁给其他人。
因此，从1934年末转到小菅刑务所开始，他就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斗争。对于工人出身的锅山来说，「这种学术性的工作是我最不擅长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经过学习以后，他「深切地感到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荒谬的……这是基于我个人的理解。暂时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现在可以俯视它了。 」但是，他意识到，仅仅如此的话「仅仅只是彻底判定自己过去的错误」，而能够「引导自己将来的方针不会由此而来」。他在拘泥于转向这件事本身的时候，觉得克服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的事，但克服完了以后，就意识到「最重要的是，要作为真正的日本人，在自己心中确立不可动摇的中心」。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提出：「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必须接近日本人精神的核心，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于是锅山在「深思熟虑之后，开始尝试在中世纪武士道中谋求自己的重生」。这是因为因为锅山的父亲是明治维新时期没落的士族之一，锅山的身上流着九州武士的血。他「翻阅了武士道相关的书籍，试图重温中世纪武士的心灵……中世武士的种种言行，以父祖般的亲切感迫近心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与现在的自己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联系」。自己的转向也绝非偶然，「我确信，自己的血脉中流淌着祖辈祖辈的血脉，是一只无形的指引之手，引导着我回到正道」。
当他意识到自己身上流淌着武士的血液时，「回想起来，自己的前半生根本不像武士，这成为了自己无限痛惜的根源」。要说哪里不像武士呢，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把一切都放在经济基础上来看的观点，是以「物欲至上的病态观念」为基础的。马主义「在其素町人的卑贱性上，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没有高下之分。不如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更加彻底，才比它们更加下流。」 锅山想，自己之所以会被这种思想所吸引，是因为自己的心情也很卑贱。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认为阶级斗争好，是因为自己将「贱民对富有、特权、名声等的嫉妒，当成了追求正义的心灵，而这正是自己内心深处比单纯愚笨还要低贱的证明」。
锅山贞亲忏悔道：「也就是说，由于走向马克思主义，我变成了比素町人还要低贱的人。光是这样，我就已经堕落到无法面对祖先灵魂的地步了。 」他从武士道的角度来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有多么错误，也认识到自己的处事方式是根本错误的。锅山数量：「不知道下贱的思想是下贱的，自己也相信这种思想，也去劝说别人（信仰这种思想），非同寻常地毒害社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点错误以后，就必须严格地对待（自身）的去留。这不是一纸声明就能解决的草率问题。」如果是真正的武士，「一定会切腹」。锅山痛悔道，自己的转向缺乏武士应有的凛然。自己之所以不能切腹，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勇气：「人的一生中，绝好的死亡时刻并不多见。我确实错过了再也不可能出现的绝好的死亡时刻，真是死不足惜之身，这种后悔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深深讨厌自己这个人……如果能死的话，现在马上就想去死……」。
正在此时，「就在这样的苦恼几乎达到顶点的时候」，锅山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内在救赎。当时是1940年2月，日本政府为了庆祝「皇国建国2600年」，让天皇下诏对犯人进行大赦。对于当时的心境，锅山说：「自己顾不上拭去自然而然溢出的泪水而谨拜御诏书时的感动，正是我这半生所经历的心灵的最高峰。」刑期因诏书而缩短为三年左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彼此而深切地感受到了陛下的仁慈。我第一次知道……为了我这个不忠之人而苦恼的陛下有多么仁慈。我也是得到宽恕之后，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么深重。直截了当地说，我获救了。豁然得救了。 转向声明以来七八年的痛苦至此豁然开朗，心里的港湾终于豁然开朗。归一于天皇的精神终于成为了自己的精神。」
锅山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被赦免了三年刑期，就突然「归一于天皇」了。他只能说，自己在此之前「对归一于天皇的问题，自以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只不过是在自身以外确立了归一于天皇这个概念，并努力去把握它」，所以没有成功。因为：
「天皇归一的精神，本来就不是能以理论为媒介来把握的概念，而是以——拙劣丑陋的自己依靠陛下仁慈而活的——直觉为媒介，来把握的信念……这不是逻辑性的结论，而是作为天降的启示… …我接近了归一于天皇之精神的核心。」
这里显露出来的超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正是日本在法西斯主义战争中后期所崛起的一种特殊趋势。佐野学与锅山真亲都把这种反智主义表达了出来：
佐野学认为「不能合理证明的东西一概不信」是「主知主义」，那是「以堕落为知的认知」。他还说：「是我最严重地受到了主知主义的荼毒，也亲身体验了那种悲剧性的瓦解。」锅山最初是想通过理论性批判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但后来发现「通过批判来克服对象的方法本身就是异邦思维的产物」。之所以要依赖这种方法，是因为「形成自己知性的一切教养都是异邦的」，为了找回真正的日本人的自我，「必须把这一切都摧毁」 。但是，如果不通过理论性的批判，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锅山这样想。总之，首先「要作为真正的日本人，在自己心中确立不可动摇的中心……如果中心确立了，那么，那些构成了层层外壳而覆盖其上的有害异邦观念，就一定会因为新的肉芽有所萌发，而像溃烂的疤一样崩溃。」
这里补充一个彩蛋：据说，野坂参三也转向了……倒不如说，正因为他在1928年转向了，所以才得以出狱，才得以逃到中国与苏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