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可能关系不大，但还是决定借着这个问题来写一下『日本共产党的灭亡』系列的第三篇（虽然好像已经断更好久的样子x）。如果简单回答一下题目的问题，那就是：想成为今天中国人眼中的「日本法西斯」只需要做一个随波逐流的、抱有「朴素爱国情怀」，不怀疑国家的日本国民就足够了，但要成为日共，就需要肩负革命者的重任，乃至承受生活上与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帝国政府可不会给你一个「成为日共」的选择题，只会想方设法地迫害你，逼你在看不到前路的情况下向它屈膝投降。
本篇的主题是1933年时间点上的日共。1933年是日共诞生的第十一年，也是决定日共最终败亡的一年。在整整一年里，日共的党机关本身及其整条群众战线上，都透露出病入膏肓的临终气息，呈现出惨不忍睹的分崩离析之景。就像病危时分的病人器官一个接一个地衰竭一样，日共的各个群众组织一个个凋零消亡，它自己也在猖狂的间谍行动之中饱受折磨，日受帝国政府所削，今日失一支部，明日失一中央委员，即将爆发出其临死的痛苦喊叫。
苏联留学生山本正美 ，与可能是日共战前第一理论家的野吕荣太郎 先后出任日共委员长，但他们都没有能力应用所学让日共起死回生，甚至也没能打破特高间谍垄断党权 的局面。日共的工人组织被鲁莽左倾的日共自己推上了最终覆灭的道路，日共的共青团被特高间谍连根拔起，陷入巨大财政困境之中的日共连机关报也印不出来 。更可怕的是，被视为日本人民光辉领导者的佐野学、锅山貞亲、田中清玄等人先后在狱中宣布转向，导致狱中的日共党员发生塌方式转向 ，向天皇制政府表忠心居然成为了一种日共阵营内部的群众运动。在这种人心极度涣散的情况下，日共终于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终焉。
一、日共三国志：「工人反对派」、理论家集团与特高间谍
1932年10月30日「热海事件」 以后短短不到一个半月时间，日共的党组织就被特高连根拔起，仿佛在电闪雷鸣之间，最高机关的中枢领导人便已经被特高的旋风全部卷走，消失在监狱之中。当年12月1日，幸存下来的四个中央委员——宫川寅雄、田井为七、源五郎丸芳晴、儿玉静子正聚在牛込的秘密基地开会时，一队特高科员突然破门而入。始料未及的四人束手就擒，而他们的临时指导部也一并消灭，标志着风间丈吉时代的党中枢机关到此完全毁灭。自从日共1922年7月建党以来，这已经是它的革命先锋队第四次由上而下地完全毁于一旦。
1933年1月12日，躲在秘密据点里的河上肇也被特高逮捕。在被逮捕之前，河上肇读完了大塚有章特别要求交给他的亲笔信：
「我把您（原文为「兄上」）的下落泄露出去，想必一定是让您非常意外的事。一想到这里，我就很痛苦。但我并不是怕死。我只不过是经过几天来的深思熟虑，认为自己已经为您考虑周全了，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如今没有自由去把详细的事实写在这里，我只能说被逮捕之后，我才知道了一个非常意外的事实。这是您无法想象的事实，也是我们命运中致命的事实，但我没有将这件事写在这里的自由，对此深感遗憾。除了这件非常令人意外的事实之外，党现在也完全毁灭了。您的命运实在如同风中之烛，就算我现在赌上性命保守秘密，也只能让您白白受难，您也做不出来任何工作，而且迟早会在比现在更恶劣的条件下遭遇今天般的命运。所以我考虑了所有的事情，相信这就是最后的方法，决定斗胆将只有我知道的、您的下落亲口说出。」
这个「非常意外的事实」，正是这一时期日共的一个致命性真相：整个党的党权，都操之于特高的间谍之中， 特别是风间委员长之下的第一人「松村」，「松村」不仅知道所有重要党员的据点，还是党的组织部长与财政部长。他不但将日共的机密文件一堆堆地交给特高课长，还按照特高的指示，牵着日共党机关到处盲动，大手大脚地挥霍日共来之不易的资金，指示敢死队抢银行来严重败坏日共的名声，最后将日共中枢领导人的所在地全部说出，一举爆破了整个党组织。这种特高的木偶戏，足足持续了两年时间。当时的特高课长毛利基直接说，日本的康米主义运动就在我们的掌心之上。
日共的党组织第四次惨遭特高粉碎以后，党势已经颓靡至极。日共战前的党员人数巅峰是1500人左右，然而1932年10月～1933年2月之间就有1504人被捕。这以后的日共在招募党员、进行斗争、发行党报等一系列活动上都不如往日辉煌，开始显著地一路走下坡路。可以说，日共的列车已经越过了那条鲜红色的分界线，开始不可挽回地向最终毁灭的悬崖狂奔而去，这趟到处漏风的破旧列车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才能扳得回方向盘。
1932年末的大逮捕行动暂时雨过天晴之后，日共的残党再度陷入支离破碎的局面。原来日共central committee还奇迹般地剩下三个人，他们分别是宣传煽动部的候补中央委员山下平治 、农民部的中央委员大泉兼藏 ，与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中央委员野吕荣太郎 ——他当时正躲在湘南地方的鵠沼养病。为什么大泉可以作为中央委员而躲过一劫呢？——那自然是因为，他就是特高间谍。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还有自称受到了临时中枢指导部托付的苏联留学生饭岛喜美 、曾任日共群众团体部长的松尾茂树 、曾任关东地方委员的内海秋夫 。六个人就这样构成了三国志的局面，分别形成三个集团，各自沿着自己的建党路线，计划重建日共。
花开三路，各表一枝，这里先说野吕荣太郎的一路。野吕荣太郎在1900年4月30日出生在北海道的夕张郡长沼村，乃是农场主的儿子。野吕自幼就体弱多病，小学二年级即因为关节炎而切除了自己右脚膝盖以下的部分，让他只能通过义肢来走路；更不幸的是，他还因为这种残废而无法进入公立中乃至国立大学。阴差阳错之间，野吕在一年级的体检以后，被迫从高等小学退学，转而到自由主义风气浓厚的札幌北海中学上学：当时的野吕已有秀才之称。他虽然在1920年成功考上了庆应私塾大学，却又患上了之后一直折磨他的结核病。对于久病缠身的野吕来说，疗养与治病是他的日常。
尽管如此，野吕还是顽强地生活着。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是那批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也因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造诣之深而内外闻名。而他之所以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有所兴趣，是因为他1924年9月在「总同盟」主办的三田工人学校为工人讲课时，被工人问到了相关的问题，由此开始研究日本经济的历史。虽然野吕刚上大学没多久就开始通过学生方面参与到日本左翼运动之中，但他第一次入狱是在1926年4月中旬的「京都学联事件 」，当时特高动用『治安维持法』猛扑社会主义学生组织「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结果刚刚成为毕业生——当时他本来想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的野吕就进了监狱。跟他一起成为狱友的，还有后来的日共干部岩田义道、是枝恭二、逸见重雄、秋笹正之辅 等人，可谓是群贤毕至。野吕原来被判监禁10个月，但他因为身体情况不好，不久就在当年8月被人保释出狱，重回疗养了。
野吕出狱以后就在野坂参三主持的「产业劳动调查所」研究日本资本主义，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活跃于日本的左翼论坛。在随后的几年里，野吕通过与人辩论日本是不是帝国主义、日本是不是资产阶级国家、日本农村问题是不是封建残余等定性问题，逐渐在数十场激烈论战中逐渐确立了自己首屈一指的马主义理论家地位，也终于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理论。野吕在1930年写作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长期以来都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战前经济体系的古典圣经。尽管这本书多次被禁，但战后岩波书店重新刊印这本书时，赶来抢购这本书的学生还是在书店前排起了长长的队列。野吕也从第二年开始，联合大塚金之助、平野义太郎（甚至长谷川如是闲）等人开始筹备『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正当此时，日共正经历着自『1931年4月纲领』向『1932年纲领』的理论急转弯。值此湍流激变之时，野吕荣太郎即联合自己认识的日共系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主要以『1932年纲领』为基础立场，来第一次全面性分析日本经济、政治与历史的理论家团队，今人把这个集团叫做「讲座派 」：这个日共的理论家集团群星荟萃，有着羽仁五郎、风早八十二、细川嘉六、山田盛太郎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但真正为讲座派奠定理论宇宙的开山祖师还是野吕荣太郎。
这位日共理论家集团的领袖——野吕荣太郎 ，是在1930年1月入党的，当时他在形式上所属于宣传煽动部，但只通过岩田义道与党保持单线联系，因此谁也不知道野吕是日共党员。岩田是他自「京都学联事件」以来的好友，后来两人的命运也都是作为日共领导人，在被逮捕后不久殒命狱中。岩田的革命伴侣阿部淑子后来回忆道：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能见到远离东京、正在疗养的野吕先生，是相当困难的事。野吕先生无法忍受长途外出，而我们又处于极度的非法状态，无法使用普通的交通工具，即使打车，也必须通过当时最麻烦的京滨国道管制。政府官员以检查车辆为名，经常拦住我们的车。1931年以来，党虽然处于困难的形势之中，但也在一天天地扩大和强化，因此政府对领导人的追究是极其狂暴的。这时，岩田慢慢靠在后面的座位上，说了句『啊，辛苦了』，就顺利通过了。
因为事先联系好了，野吕先生在鹄沼的松林中悠闲地等着我们。野吕先生和岩田的讨论，大多是在片濑岸边附近，野吕先生认识的渔夫家里进行的。」
野吕正是在这种饱受监视的情况下，在1932年2月成为日共中央委员的。1932年10月日共被特高犁庭扫穴时，「当时（野吕的）结核病严重恶化，与其说未能与党中枢保持定期联络，倒不如说是被叫去静养以恢复健康了。」事实上，他作为一名岩田义道特意安排下来的「秘密中央委员」，也正是以防万一，避免日共central committee被连根拔起以后，整个日共中枢后继无人的情况。野吕也可以算是被秘密地「保存」在鵠沼了。他并没有参与宣传煽动部的活动，也没有被大特务「松村」所知；或许是正因如此，野吕才得以逃过一劫。
那是1932年末的一天。一个天降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野吕终于等到了时机，逃脱了特高的监视，离开鵠沼而前往位于东京九段的据点。随后野吕就一直不停地更换据点，直到1933年四月份才稳定下来。当时他与他的革命伴侣盐泽富美子 自称是从地方来到东京大学研究室的医生夫妇，在东京的江户川区找了一间被矮树篱笆所包围的一户建，就此秘密地久住了下来。1909年出生，两次为党活动而入狱的盐泽富美子一开始是与岩田义道联系的，随着岩田在1932年死于狱中，她才转而对野吕负责。盐泽富美子一开始只是为野吕打理房屋据点的假妻子，但两人却日久生情，在1933年5月相互许诺成为对方的丈夫与妻子。不幸的是，同样是就在这段江户川的久住日子里，野吕除了一直未能治愈的结核病以外，还复发了慢性结肠炎。 由此一直到他第二年死去的那一刻，野吕荣太郎都被迫一边为党务而奔走，一边与这两种顽疾作斗争。
野吕的建党工作从一开始就相当艰难，因为野吕本质上只不过是日共的首席理论家，此前并不参与日共的实际党务，对日共党组织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的人脉也局限在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与产业劳动调查所的成员之间，基本上只能拉来各种学究知识分子。他真正找到头绪，是从产业劳动调查所的今野良藏的开始。从1932年11月今野转入地下到12月9日今野被捕的一个多月里，今野向野吕介绍了水野秀夫、谷口直平、大泉兼藏等人，帮他接触了党组织的残党。对于野吕来说，他相对于其他两组的最大优势其实是：只有他才拥有与第三国际之间的联络线， 也正因如此，1932年12月苏联留学生山本正美回国时，第一个接触的人是他，这就让他在重建日共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其他两组在干些什么呢？且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大泉兼藏、松尾茂树的这一组。松尾茂树本是日共中枢机关之中负责群众团体与公审斗争的人，而大泉兼藏说来可就重量级：他就是特高直属的大特务。
大泉兼藏 于1898年8月出生在新泻县的贫农之家，1920年开始参与农民运动，1921年就成为了「日本农民组合」在新泻的中坚人物，确实可以算是日本农民运动的化石级活动家。四年后大泉加入无产青年同盟与劳动农民党，最后于1927年12月，受中央委员河合悦三邀请而加入日共。第二年「三一五事件」时，大泉被捕，但他没有透露自己已经入党的事情，因此一个月左右就获释了。大泉出来以后来到东京，找到了河合，河合则反过来要他回到新泻农村调查当地党组织实际情况。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泉亲眼目睹了新泻地方日共党组织的惨状，顿然萌生退出活动的心思，开始对日共产生了反感。精通如何操弄间谍渗透日共组织的特高最明白，最容易成为间谍的，就是那些已经不愿参与党的活动，却还是停不下来的人。果不其然，就在1929年8月大泉因「四一六事件」再次被捕之际，新泻县的特高课长刀禰有秋亲自邀请他成为间谍，大泉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不仅被释放回乡，还得到了一次就多达30円～50円的经费。后来名动天下的大特务·大泉兼藏，就是这样诞生的。
后来新泻县见附警署的署长安井宽作证，他们当时已经搜查了大泉的住所，刀禰有秋却特意来通知他们不要逮捕大泉。不管如何，大泉一出手就出卖了整个新泻县的左翼斗争：
「（我向警方）报告了全体的左翼运动，特别是反帝运动、第二无产、农民组合运动的动向。我在举报佃农斗争的暴动主谋上相当努力。」
1931年7月大泉当上了日共新泻县委员会的宣传部长，结果第二年1月整个党组织就被大泉卖掉了 ：
「昭和七年新潟县日共党员全部被捕，就是根据我提供的情报，由我造成的。也就是当时我让党员集中到一处，然后让他们被政府逮捕。」
大泉用力过猛，导致被新泻县幸存下来的党员怀疑是间谍，不得不逃到了东京——直到这个时候，他依然与新泻县的刀禰课长保持联系，不时地从他那里收取经费。也就是那么巧，当时日共的农民部不仅有大泉的熟人，日共中枢还很需要一个农民运动能手——当时「全国农民组合」正闹着亲日共派（全农全会派）与反日共派（全农本部派）的分裂，而岩田义道更是对他寄予厚望。大泉来到农民部以后，负责编辑全农全会派的机关报，当时的农民部长赤津益造也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不过，这一时期与大泉共事的埴谷雄高却感觉，大泉这人并不简单：
「大泉兼藏质朴，一看就知道他长着一张典型的农民面孔——那可以说是钝重而善良的东北式面容，完全浸染了大地的颜色。……因为他看起来实在太像那种质朴的农民了，之前在这件事上吃过苦头的伊东三成命令我将大泉打扮成那种不引人注目的都市风格。当时正值寒冬，我首先就从冈山市长的儿子守屋典郎——他在我们中间算是有家室的人——那里征用了一套长披风和服，（给大泉）从如何准备衣服『教育』到如何待人接物。在整个都市化的过程中，大泉兼藏对我言听计从，所以当时我不但完全没有认为大泉兼藏是间谍，甚至后来他被认定为间谍时，我也暂时怀疑大泉是间谍的说法。与平野谦直觉察觉到小畑达夫是间谍恰恰相反，我之所以怀疑大泉可能是间谍，是因为我在自己长期关照的大泉兼藏其迟钝言行中，完全感受不到他有任何闪光点 。进京后不久，我曾向他在『农民斗争』上约稿，他也是按照当时的流行语『现在资本主义第三期……』来开头的，但他写的实在是太差了，文章一点用都没有。我们不但没有采用这篇原稿，之后也再也没提过这篇稿子的事情。直接去读这篇稿子的话，甚至会因其理论水平之低怀疑：『他真的在农会支部待过吗？』因此，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这种毫无闪光点的人会干得了秘密的『间谍活动』。」
后来安田德太郎在为大泉看病时，也回忆说：大泉「是个面容瘦削，相当愚笨的人。说的话总是不知为何模棱两可，让人搞不明白。我觉得这家伙很奇怪，要尽可能对他保持警惕。」
或许是特高出手相助，大泉进入农民部不过三个月，原来的部长赤津益造就被捕了，不久后任农民部长矶崎严也被逮捕了。尽管不少人怀疑农民部两任部长接连被捕，农民部内肯定也有间谍，这人可能就是大泉，然而党内对大泉的秘密调查却显示大泉是清白的。新泻县的党员也上书党中枢表示大泉就是间谍，但却被信赖大泉的党中枢无视了。与此相反，大泉兼藏于1932年7月在岩田义道的举荐下成为候补中央委员与中央组织部部员，不久又在十月份成为真正的中央委员。不用问也知道，这里又有大特务「松村」在发力。
尽管如此，由于1932年8月刀禰课长被调往他处，他与新泻的特高失去了联系。不过刀禰特意写信给了东京的特高课长毛利基，告诉他间谍的人才就在党内。毛利基通过自己在党内的另一个间谍——共青的组织部长今井藤一郎来联系大泉，确认大泉的意向，大泉也在堀留警署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意愿：我还想干！不久，他就被带到了毛利家，两人亲自协商间谍事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日共党内间谍都是分别被各个特高课长所直辖的 ①，比如「松村」还有后面的大间谍「三船」就是毛利基的人马，如今这个团队又加盟了大泉。特高课长交给他的任务，正是打入党的中枢部门：「从其他的人那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很多全协和全会（全农全会派）的情报，所以你只要努力掌握党中枢的情报，我们就可以知道党内大概的事实。」
大泉后来在上法庭时如此陈述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第十三问：被告人上京后，与警视厅特高课有何联系?
答：我是昭和七年一月来到东京的，之后有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和警视厅取得联系。
我想要成为警视厅的间谍，粉碎康米党。
我想着上京以后知道了所有的日共组织，就都告诉给警视厅，让他们把全部日共党员都抓起来，我就洗手不干了。
我进京后，在岩田义道的照顾下，担任党农民部长工作。
昭和八年一月左右，我得知党中央委员级的藤原某、饭岛きみ子、山下平治三人在何处，为了逮捕他们，我详细地写下了他们的集合地点、所着服装等信息，并附上地图，交给警视厅特高课长，但没有任何回复。我想应该找特高课长面谈一次，但也没找到那个机关宿舍的地址，终于在昭和八年八月，经人介绍找到了警视厅特高警部庵谷先生。
在那里，我向他介绍了我的思想立场和我在党内的地位，并表示愿意帮助特高课的工作，于是我想请他把握介绍给科长，庵谷警部立刻答应了，当时我在麹町特高课长的办公楼里见到了毛利基。
第14问：你得到警视厅特高科员的任命了吗？
答：不，虽然我没接受任命书，但我已经向科长递交了一份宣誓书，发誓遵从一切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
那是昭和八年八月末左右的事情。之后，特高课长为了与我会面，特地安排了一份工作，每周与毛利课长单独会面一次，每次都由我汇报党内的形势，我还收取了一笔钱。我和毛利课长的关系，我想除了庵谷警部以外，在特高课里没有人知道。
而特高课长把宣誓书交给我的时候，说过将来会帮助我的生活，说我决不会进监狱，所以我也放心地牺牲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为铲除日共而活动， 这次作为被告遭到起诉并被预审，这完全是令人意外的。
我抱着对所有人都不透露警视厅内幕的觉悟，一直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现在我终于要被起诉了，我的使命不被理解，我担心我会像普通的日共党员一样受到处罚，所以我也不得不在加藤预审法官的审讯中，最小限度地说明了我和警视厅的关系。」
当然，这里的被起诉就是后话了，我们暂且不提。大泉本人在私生活上相当糜烂混乱， 不但在金钱上挥霍无度，还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自己原来在新泻乡下就有一个妻子，却又抛下她不管，劝诱今井藤一郎的妹妹带着一大笔钱跟自己私奔，玩腻了以后又虐待她，最终也把她抛弃了。大泉一边有着党内为他指定的假妻子熊泽光子——熊泽也很爱他，一边又到处招蜂惹蝶，调戏咖啡厅的女招待。后来大泉手下的谷口直平向山本正美、野吕荣太郎告状，他们却说：「女人的事是私事，不能以私事做公开的指责。你应该拥护大泉。」
1932年10月警视厅出手横扫日共党组织，身为公开的中央委员的大泉却安然无恙。恐怕对于特高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想要故技重施，重新玩一次特高间谍主导日共重建的把戏。 与此同时，大泉将间谍关系转到东京那边的特高以后，特高就让他去跟踪一件事——注意那个从苏联回来的党员。后来宫本显治在拷打大泉兼藏时，据说大泉供出了特高当时的命令：「最近应该有党员从外国回来，如果他回来了，就必须尽量和那个男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以便日后的抓捕行动。」这位归来的党员留学生，就是山本正美。因而对于大泉来说，就像野吕荣太郎抓住了山本正美这条线一样，他也要牢牢捏住这条通向苏联与日共重建的山本线路。
不日归来的山本正美就像是整个日共重建网络上，各条线索穿梭在一起的全图中心点一样。从山本这里，还通向第三支试图重建日共的派系，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日共「工人反对派」。 他们并不像苏联历史上的工人反对派一样有自己的特殊政见，但他们却的确有着自己独特的建党路线。而到1932年末为止，重建工作进展得最快的也是他们。
说来他们的来历，那就是山下平治、饭岛喜美与内海秋夫的三人帮，其中山下是候补中央委员，饭岛也是一个莫斯科远东大学的留学生，她自称得到了临时central指导部，即源五郎丸芳晴、儿玉静子等人的托付，让她在不测之时重建党组织。山下、饭岛、内海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不是日共内常见的知识分子出身，而是从最基层的工人一步步做上来的，他们对过去的党组织被不了解工人的知识分子牵着鼻子走，感到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他们也从1932年热海事件及其后一系列的大逮捕行动之中，强烈地意识到党内盘踞着很多间谍。
山下、饭岛、内海的三人组与野吕荣太郎发生了激烈的对立。这是因为野吕荣太郎在他们眼中就是那种典型的学究知识分子，这个之前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见他参与过党活动的知识分子，突然就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说要主导重新建党。他们一向认为日共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充分结合工人群众，而野吕的这种行为只会加剧日共的恶性体质。
山下平治后来被逮捕以后，在呈报书中控诉道：
「就像这样，当我们面临全党被一举逮捕的时候，虽已为时已晚，但也开始彻底批判过去的党组织，全心全意地试图从这种批判出发，重建全新的工人指导部。正在这个时候，盘踞在专门部的知识分子失业者又在计划着什么、实行着什么呢？
野吕荣太郎就是作为这种苍白的知识分子流浪者的代表，突然出现的。
他的话，除了那些叫做经济学家的人之外，谁也不会在意他吧。我以前也只知道野吕这个家伙，是个『笨手笨脚地写那些装模作样文章的人』。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央委员，我一时哑然，但他一副病了很久的样子，明明天气很冷却汗流浃背，说两句就咳嗽得要命，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于是决定进咖啡店听他说话。
我在那里诉说了自己一贯的主张：之前被逮捕的指导部有小资产阶级倾向，如果不大胆地进行内部改造的话，工人就会离开党。
我也对野吕开门见山地说：而且你过去或许是中央委员，但我没有听说你在组织上和理论上有专门从事党的活动。如果真如你所说的一样，你休了假，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是为了工人阶级，在这种时候就不该干这种事吧？」
山下、饭岛、内海的三人帮，与大泉、松尾的两人集团，至少在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野吕只不过是个挂名中央委员，没有资格自称党中枢。但大泉、松尾两人也不认为山下等人因此有资格主导重新建党，他们反驳说，就算饭岛所说的托付之事是真的，那也证明不了他们有党组织的正统性。
那么谁才有正统性呢？两个集团都把目光投向了马上就要从苏联回国的山本正美。他们计划着两派联合起来组建暂定指导部，只等山本一回来就将他抬到最高干部的位置上，至于野吕荣太郎，他哪来的滚回哪里去。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向往山本正美（代号「秋」）呢？山下平治接下来的一番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
「说到『秋』，他在第三国际发表了一些威风凛凛到在新纲领（这里指1932年纲领）中也要被引用的文章，被评价为日本问题的权威人士。即使是我们去写运动方针书，如果不从『秋』的论文中引用什么的话，方针书就一文不值了。
十一月末从宫川、十二月末从中岛那里听说，领导人『秋』要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我乃至于全体党员都为我们党将扩大、强化好几倍而喜悦。
第三国际又进一步拓展了他文章的销路。日共第三次指导部的方针书里也塞满了『秋』的论文，引用次数多到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奇怪。
他本人说要亲自回日本领导，所以我就忘了十月的大逮捕和十二月的大逮捕，一心盼望他早日平安归来。」
不幸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与山下等人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山本正美甚至连领导人都不是，他就是一个被苏联派回日本解释『1932年纲领』的留学生而已。 山本从莫斯科出发的时候是1932年8月，当时风间丈吉等人的「非常时康米党」也都还在，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给风间委员长打下手的。就是抱着这种心态，他坐铁路穿越欧洲，从马赛港乘坐法国客船来到上海，转而坐铁路北上天津，最后再坐船从天津横渡日本海，来到日本四国岛的今治。等到他1932年12月中旬回国时，山本忽然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日共的整个党组织已经崩溃了。现在，重建组织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
他一回国就联系大原社会研究所的细川嘉六，而这条线正好就是通向野吕荣太郎的。当时两个人在福知山和城崎温泉见面，一起畅谈、构想日共重建的场景。山本正美后来说道：「我坚定了以自己为核心，重建日共的构想，为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去到东京附近，于是经富美君（盐泽富美子——野吕的夫人）介绍，在片濑……他们认识的产婆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但这还是太危险了，所以我就说自己因肺病要来海边疗养，躲在片濑的渔夫家里。就住在那里。不久，野吕君和逸见重雄，又通过他们和山口君取得充分的联系，不久，我们一起去了东京，逸见君住在马桥，我和野吕君则聚在一起。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这对于山下、饭岛等人来说，不吝于是晴天霹雳。大泉和松尾两人一见大势在野吕一边，也投靠了野吕、山本一方 ——当然，这也是因为大泉需要接近山本。对于特高来说，半路杀出个「秘密中央委员」野吕荣太郎，还让他掌握了重建主导权，是很意外的事情。不过，只要大泉靠拢过去，那也就可以继续让日共的党中枢对自己完全透明了。
山下、饭岛、内海三人组忍无可忍，决定与野吕、大泉等人决裂，转而自己去重建日共党组织。就这样，试图另立中央的他们成为了新中枢的最大党内反对派；这就是日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分派斗争 。当时他们主张『赤旗』（日共机关报）的编辑局已经被挑拨离间者控制了，并自命党中枢，要求『赤旗』编辑局立刻解散。他们不允许有人在自己掌握的组织网络内分发野吕那边的『赤旗』，并开始以誊抄的方式，到处分发自己的『赤旗』。
为什么他们要从『赤旗』入手呢？这是因为：
「藤原（内海）和仓片（饭岛）都很年轻，无法鲜明地说明我们的目的，而我们也敌不过他们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行动和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在结果上，就必然要努力去破坏以野吕为核心、不知何时之间像一个指导部一样聚集起来的人们的决定性中枢。为此，最合适的地方就是『赤旗』。」
为什么他们不惜冒着分派斗争的罪名，也要搞这样的分裂性活动呢？
「我们之所以冒着分裂党组织的罪名，也要采取前述的行动，正是因为不想我们将无可替代的领导人（山本正美）交给小资产阶级们。
我想，无论发生多么糟糕的情况，即使我们全部被开除党籍，也要以——与工厂支部有几分联系的——东京市委员会为基础，着手重新建党。我相信这才是以工厂支部为基础，重建党组织的办法。
但发生的事情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料。」
与野吕搞在一起的山本正美认定山下、饭岛、内海三个人搞得就是分派斗争，「我们达成了这样的结论：对反党的分裂主义行动，必须立即采取必要的、最重要的态度，防止它的危害。」
结果这个以山本正美为核心的新中枢，做出了这样的处分：将内海秋夫开除出党；谴责山下与饭岛，并罢免他们的干部职位；谴责松尾茂树。就这样，一个以山本、野吕、大泉为核心的日共中枢机关诞生了 。再加上大泉在农民部的下属谷口直平，这四个人就构成了日共的中央委员们。
山本后来说，他刚刚回来时，是这么想的：
「山本：热海事件发生时，我还在船上，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回去一看，发现藤原和饭岛喜美组成了自己的派系，建立了自己一派的central，另一边则抓住我，把我当作旗帜。这让我意识到，双方已经分裂得很厉害了，在这种状态下根本没法好好地去战斗。我回国时，那边对我说，上一部纲领之所以犯错是因为第三国际远东部有错误的见解，这才导致事情发生，请你回到日本后，让不满的同志们理解一下这件事，也直接向第三国际central做报告，安抚一下他们。可是我回来时，那些人都已经被抓了，全都进了监狱，剩下的党组织就像上述一样四分五裂，而野吕君在某种意义上，是孤立于实际的工人的。不过，我想了想：如果组织壮大起来的话，可以依靠群众的力量而逐渐崛起，但在这种状态下，首先必须要有一根脊梁；必须要有1932年纲领的真正精神。于是第一，我们决定继续定期发行『赤旗』，使其大众化。我让秋笹君和另一个不知道什么人，总之让他们投入全力搞好『赤旗』的活动。那个时候，我把喜美叫了过来。
小山：这是试图去统一分裂的central吗？
山本：是的。但是，喜美虽然是个很好的女性，但作为工人，她怎么也听不进去我们的话。我们不得已对她进行了责备处分。不，应该是除名吧。」
其实当初山下、饭岛等人震撼之余，还开始对大泉、松尾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向党内宣传他们两人都是间谍，会危害到山本正美的生命安全（事后来看大泉确实危害到了山本），呼吁与他们两人切断联系。不但如此，他们还在1932年12月下旬左右，试图派人肉体消灭大泉，只不过没能成功 。
大泉兼藏后来在呈报书中说道：
「也许是因为觉得我行为可疑，昭和七年十二月下旬左右，藤原（内海秋夫）、山下平治、饭岛君等人本来想揭发我是间谍、想杀了我，但幸好他们不善于作战，所以我巧妙地和下级取得了联系，反过来暴露他们的计划，最后实际上是我控制了党，处分了他们，藤原被开除党籍，其他则被给予了申斥处分。
仔细说来就是这样的。在山下平治和藤原等人计划煽动行动队的『中岛』——即河岛治作，与关谷源一在上野公园的联络地点袭击我，让他们用手枪杀了我。结果河岛治作却对此不以为然，事先把这件事泄露给了我，所以我从藤原手中拿回了那支手枪，并做出了上述的处分。」
当时内海秋夫已经想好了这样的计划：他借一起出来商谈的名义，把大泉叫到上野松坂屋的咖啡馆。假如大泉不肯乖乖听话把党组织的联络事务交给自己，他就给现场的关谷源一作暗号，这样一枪就结果了大泉兼藏。但因为他们的计划事先被河岛透露给了大泉，大泉那天并没有出现在咖啡馆，而这次暗杀计划也就泡汤了。又惊又怒的大泉立刻向特高举报了山下、饭岛、内海三个人的所在地，可不知为何，特高一时之间并没有来抓他们，也许是特高也想看看他们怎么搞分派斗争吧。
不管如何，日共的工人反对派就这样垮掉了——在山本、野吕、大泉的中枢机关镇压之下，垮掉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直觉确实是正确的，随着他们的反谍防谍运动失败，间谍活动就更加猖狂起来：1933年3月，大特务三船留吉 经谷口直平推荐，加入了中央委员的行列之中。
却说三船留吉（化名贺川、香川、武田、水原等），跟饭塚盈延、大泉兼藏都不一样，人家是中途叛变，他一开始就是特高打入日共的特务；而饭塚、大泉一样，他也是毛利基的手下，甚至地位可能比大泉还高一点。当毛利还是特高劳动课长时，他就已经为毛利而从事特务活动了，可以说是一个职业老特务。出生于秋田农村的三船留吉②最初在神奈川的日共组织活动，随后很快就将神奈川的党组织出卖给了特高。就像大泉一样，他随后就来到东京，自称是煤矿工人的他，在1931年中旬加入了共青（康米主义青年同盟）。据说当时有一次特高闯入了三船的据点，正要逮捕三船是，毛利基直接下令：放了大泉。如果读者还记得这篇系列的（1）的话，应该还记得，就是三船 被松村派去上海与第三国际接头时，制造了上海的牛兰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国际多少知道这件事就是日共内部的间谍造成的，根据小山弘健的说法，从那以后第三国际就不信任日共的内部事务了。
讽刺的是，牛兰事件发生以后，他却晋升成了共青的中央委员。在当年（1931年）就已经入党的三船，很快就变成了共青的组织部长。一做上这种高级干部的位置，三船马上就发挥了自己特务的本领，将那本记录共青团员全国据点的小本本交给了特高，结果1932年初就爆发了一轮针对共青的全国性逮捕风暴。共青中央的成员为此全体辞职，三船也从中央委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被贬到「康米主义青年同盟」的神奈川支部干活。三船一到那里，又把神奈川的组织出卖给了特高。尽管三船去到哪里，哪里的党组织就遭了殃，他还是在1932年9月又回到了共青中央委员与共青同盟组织部长的位置上——不用问，这里当然有着饭塚盈延为他全程开路。趁这段「非常时康米党」毁灭前夕的最后一段时间，三船又把同为特务的今井藤一郎拉了上来，变成了自己在共青内部的直接下属。
1932年10月「非常时康米党」崩溃以后，三船在1933年3月上旬受谷口直平——这位负责共青方面的中央委员——推荐，成为了第五个中央委员。很快，他就靠这层身份，成为了日共的东京市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勤勤恳恳的三船留吉，就在成为中央委员前一个月，还不忘在2月20日把小林多喜二叫到特高重重埋伏的赤坂咖啡厅 ，为小林亲手开启了第二天葬身于筑地警署的悲惨结局。
如此来看，这出三国志的结局，其实也就是工人反对派全面败北，苏联留学生、讲座派首席理论家与特高大特务携手并进，成立了新的党中枢。这对于日共来说，不啻于是一个最坏的结局。只因如此，这一届日共党机关，依然是特高掌心上的党机关：五个中央委员里面，竟然有两个特高特务 ！
久离日本的山本正美、缺乏党务运营知识的野吕荣太郎，显然都无法与老奸巨猾的大泉兼藏、三船留吉抗衡。最奸诈、最狡猾的人笑到了最后，统一天下的人，不是党的正统后裔（山本），也不是党内边缘地带异军突起的工人派，更不是空谈误国的讲座派，而是特高课长毛利基。
二、不革命前夜：山本正美与野吕荣太郎的败北
时间是1933年1月，距离日共彻底毁灭还有两年两个月。随着这部革命连续剧接近尾声，它最后的主角也登场了。他，就是日共战前时代最后的委员长——袴田里见， 人称「最后的大物」。
同为莫斯科远东大学留学生的袴田里见在三一五事件后，为了重建党组织，而在1928年5月回国活动。但他活动了不足一个半月，就被抓了进去，待了足足三年又六个月。他出来的那一天，已经是1932年10月14日。当年跟他一起为党拼杀的老同志们，在这个时候大多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日共的党务活动，在一群1930年代的新人中，他这个古老地层之间突然出土的老干部显得尤其突兀。
等袴田找回党的联系，已经是1933年1月了。当时野吕荣太郎找上了他，想让他成为新中枢的中央委员。由于袴田是山本正美在莫斯科远东劳动者大学的师兄，山本也有意让袴田担任politburo的成员。这样一来，似乎袴田才应该是党内的最高级干部之一。然而袴田被他们派去与大泉接头时，发现大泉这人在街头联络上相当懒散随便，由此敏锐地察觉到大泉可能就是间谍。他把这件事跟野吕一说，野吕却全然回护大泉。不仅如此，他还因为碍了大泉的好事，被踢出了中枢委员会。
「他（野吕）说：『不，放心吧，大泉是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绝对值得信赖。反而是你刚从监狱出来，是不是变得神经过敏了』。
不久，我听说中央委员会决定把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或许原因之一就是对那个男人（大泉）发表了这样的意见。野吕对我说：「我得出结论，你从刑务所出来不久，在中央工作还不太可能。所以，请在东京市委员会工作。』」
大泉后来在预审审讯书中，如此回忆这段经历：
「其中一个（反对理由）是，袴田是刚从狱中出来不久的人，无论过去有什么经历，都不能立即推荐这样的人担任中央委员。第二，（我对野吕说），袴田在此之前已经在全协的组织工作，但他不做全协的工作，却对全协的人说，我不久就会成为党的中央委员，那样的话就会领导全协。所以全协的人都很愤慨，到我这里来诉说道：不能让袴田在党中枢当中央委员。我说宁可让袴田当东京市委员。
野吕最后赞成了我的意见，袴田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从那时起就对我有所怨恨。」
结果袴田被大泉与野吕赶出了党中枢，被贬到东京市委员的位置上；大泉转而举荐自己的老部下谷口直平担任中央委员，他也是很久以前就在干农民运动，属于是1931年秋天入党的。谷口自己都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绝对信赖大泉，所以就算别人说大泉是间谍，我也会加以否定。」因而五个中央委员里，山本中立，野吕与谷口拥护大泉，大泉与三船根本就是沆瀣一气的特高特务，整个日共中枢已经被特高渗透穿了。
另一方面，当时的东京市委员长是河岛治作，他1931年5月加入全协，同年秋天入党，表现得相当激进——正如上述的一样，他后面还救了大泉一命。然而就在1933年党机关重建后不久，他与大泉的关系急转直下，不久就携带日共公款潜逃到不知哪里了。从资格来说，当然应该由袴田接任他的位置，但大泉不愧是大泉，就要任命三船成为下一任东京市委员长。袴田后来回忆说：
「我对（三船）说，你留在市委我也没办法，就让我去一个好地方工作吧。三船很冷淡地打招呼说，你先交接好事务，再去自己喜欢的地方。」
结果袴田不进反退，又跌了一级，变成了东京市北部地区的负责人。或许是因祸得福，他在这里收获了一个后面一起反谍防谍的好同志木岛隆明，后来也结识了同在东京党组织工作的宫本显治。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当时党内其实有很多人怀疑大泉，觉得大泉做事懒散、缺乏领导力、无能、私生活糜烂、对人颐指气使。如此一来，会不会大泉确实是间谍呢？但偏听偏信大泉的党中枢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闻。其根本原因还是像松尾茂树说的一样：
「大泉作为一名斗士，有种种弱点，这在他的活动中也有所体现。当时如果因为他有这些弱点，就把他当作间谍的话，那除了大泉之外，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大泉是间谍。」
历经若干次大逮捕以后，日共建党时的老活动家、老干部已经被劫掠一空，对于1933年重建的这次日共而言，它的活动家大部分都是一些资历很浅、初入活动的人，急需一个精通党务的人；而大泉就是因为这种老资历，才会得到日共指导部的绝对信任与容忍吧。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大泉兼藏还是不久就严重地暴露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1933年4月时，日共指导部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安排大泉做的是组织部长，他是对全协和全农全会派负责的，但1933年2月、3月，全协与全农全会派相继因大逮捕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让新生的日共失去了自己在工人与农民方面的两只脚。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大泉也不将这件事报告给党中枢听，也不乐意去重建「全协」与「全农全会派」的组织。
于是，时任日共委员长的山本正美开始怀疑他确实是特务。山本正美后来说：
「根据以上所述的情况，我对大泉失去了信任，决定先把他排除在前面提到的重要工作（组织部长、全协方面的工作）之外，来具体调查他的行动。我没有对大泉说明以上的理由，只是说『农村问题很重要，你要专心解决』。」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谷口直平也开始怀疑大泉是特务，大力劝说野吕「一定要警惕大泉」。更不妙的是，之前被贬下去的山下平治又回来了，做回了代理组织部长与候补中央委员。这样一来，日共指导部之中有可能再度发生力量逆转，让反特务派压倒特务派。面对大泉前所未有的困境，特高与三船果断出手，把山本、谷口、山下三个人都抓了 。正如山本正美所说的一样，「就在我开始调查他（大泉）的行为时，我被逮捕了。」
日共后来是这么描述三船与特高的「拯救特务大泉」行动的：
「（1933年）5月2日晚上八点，（三船）在银座将同志XX（指中央委员谷口直平与候补中央委员山下平治）带到自己的联络线上，将同志XX有计划地交给了在那里部署的一堆特务（警官）。5月3日早上11点在新宿中村屋二楼与香川（三船化名）接头时，重要的同志XX（指委员长山本正美）被有计划地逮捕了。全协东京支部与党的……（东京）市的重要组织部分，也在这一段时间里被他有计划地出卖了。」
可怜的山本正美千辛万苦地从苏联回来，不过做了短短四个月的日共委员长，就被投入大牢之中 。而三个人都被抓了以后，日共指导部就只剩下三个人了：一个是信任大泉的野吕，剩下两个就是大泉和三船，这下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都是特高特务 了。不过这样一来，野吕也就接替了山本正美的位置，成为了下一任日共委员长。可能野吕都没想到，他一个日共首席理论家、首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阴差阳错地有一天竟然会做到日共委员长的位置，要去指挥整个革命先锋队来解放日本人民。
但特高为了出手拯救大泉，就势必要牺牲三船。三船把三个干部（其中一个还是日共委员长！）钓出来，让他们进局子以后，三船也变得尤其可疑起来了。党中枢经过研究以后，决定让大泉去审问三船。可能是日本赤色运动上最好笑的事情发生了：日共让其中一个特高特务审问另外一个特高特务，看另外一个特高特务到底是不是特务。
大泉心想我还要在毛利基手下混的，大家都是毛利课长手下的人，我差不多就得了。大泉说：
「昭和八年五月左右，党中枢委员会决定将当时担任东京市委员会秘书的……三船定为间谍，要对其进行调查并将其杀害。虽然我极力反对这个决定，但还是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决定。我一直认为水原（即三船）是警视厅的间谍，我也想在将来在警视厅的手下工作，所以想要拯救水原。」
大泉随便「审」了三船30分钟，就说三船不是间谍，把三船放了出来。关键时刻特高又出手了，他们跟三船演了一出双簧戏，将三船抓了进去。三船在狱中给党递回了一份口信：「我在牢房里也在英勇地斗争」。已经牢内的山本正美都绷不住了，叫人递口信给日共指导部，告诉他们，我百分百就是被三船害的，三船就是间谍。
这样一来，三船就在6月15日被日共开除了。日共宣布开除三船党籍的决定时，『赤旗』中这样写道。「五一斗争前后，党中央委员会识破（日本政府）针对我们党领导同志和东京市组织的搜捕是极有『计划性』的行动，而遵照『1932年纲领』中『秘密活动一旦被发现，要探求其原因』的指示，彻查这一原因，揭发了敌方潜入我党的间谍挑拨者香川（或水原），党中央决定将间谍香川开除出我党。对于令人憎恨的间谍水原，必须通过坚决的阶级和大众制裁来定罪。……我们正在调查香川的本名，照片，及其详细而正确的履历。如果各位同志知道他的本名、照片、经历的话，请报告给党的中枢委员会。」
不过，三船留吉最神奇的，是他明明身份都已经暴露了，还想着继续跑到日共里面做间谍。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他又跑到了日共的江东地区党组织里面，气的日共在8月21日的『赤旗』中破口大骂：
「同志们，这个厚颜无耻的特务三船（香川），因为身份暴露的危险已近，害怕遭到党的革命性断罪，而在秘密警察的指令下，事先合谋好地遭到逮捕。他在拘留所生活了二十九天后再出江湖，令人憎恶地现身在XX与XX，伺机准备再次上蹿下跳来扰乱我党。大家一旦发现他，就要对他断然进行阶级的制裁，粉碎这个企图再次充当特务潜入我党的无耻之徒的计划！」
直到这篇『赤旗』以后，三船才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在日共的历史上。对于特高来说，他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就像是饭塚盈延一样。而三船也就从此隐名埋名，潜入了暗黑的历史深处，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从一开始就力主审讯三船留吉的袴田里见，这下跑来跟野吕说：这不就跟我说的一样吗？野吕荣太郎不得不回答说：「我们要更加警惕一点了。」然而，野吕却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偏听偏信大泉的习性，继续倚重着、信赖着这个大特务 。
三船滚蛋以后，中央委员就只剩两个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野吕决定加入三个新中央委员。他们是：野吕一直以来的秘书，同为知识分子的逸见重雄 ；罕有地出身于「全协」，后来被认定为大特务的小畑敏夫 ；以及我们的重量级人物，宫本显治 。
宫本显治一开始只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个天才作家，1931年5月加入日共，所属于党中枢的宣传煽动部，他一直在做一些文书工作。野吕为什么会选择宫本，其原因自然也很明显：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人可以在理论水平与知识水平上意气相投、肝胆相照。野吕刚刚做上日共委员长时，就想让自己、宫本、逸见三人构成日共的书记局。如果这个构想真的成立，野吕委员长执掌下的日共很可能一举摆脱特高的摆布，因为宫本是很看不惯大泉的。谷口直平后面曾经说过：
「（第一），宫本对大泉的第一印象极坏。第二，大泉是个根本不懂理论的人，讨厌理论性的事情，而且也不忠实于理论。与大泉相反，宫本是一个学者气质的理论家，与大泉八字不合。大泉害怕宫本摆出理论阵型对自己进攻，导致自己原形毕露，因而从一开始就指责宫本是知识分子，完全排斥宫本。因而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好好相处。」
被之前的三船间谍事件所深深冲击的宫本显治自然也更容易疑神疑鬼起来。准确地说，他跟袴田一样，是在活动中逐渐对大泉产生严重怀疑的。
然而，日共又一次错过了挽回命运的机会。原因是，这个书记局构想遭到了老干部松尾茂树（时任反战委员会委员长）的反对。松尾的理由是：不能让三个没有组织群众运动经验的知识分子构成书记局。兴许正是这番话击中了野吕的要害，身为理论家的他也不愿意就让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来领导日共。与大泉关系亲密的松尾茂树一向不认为大泉是间谍，甚至还觉得宫本显治与后面提到的秋笹正之辅是毫无根据地就把同志叫做间谍的惯犯。
不管如何，遭到松尾反对的野吕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让自己、逸见、宫本三人构成日共的politburo，让逸见负责宣传煽动部，让宫本显治接替三船，成为新一任东京市委员长；与此同时，书记局由野吕、大泉、小畑三人构成，组织局由大泉、小畑构成。小畑与大泉的关系很好，野吕又顽固地听不进宫本与袴田的话；这样一来，野吕委员长执掌的日共，实则依然是大泉控制下的日共，是特高掌心上跳舞的日共。
大泉后来在狱中嚣张地说：
「昭和八年十一月以前，我和野吕、小畑三人组成central书记局，专制地处理党内事务。……如果我反对，小畑一定会和我一样反对，接着野吕也一定会跟着反对，这件事最终就成不了。……野吕委员长支持我们一派，所以我认为宫本派并不是什么大势力。……当时，我对党中枢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才会如此蛮横无理。」
很讽刺的是，野吕就在这个时候，还写了一篇大谈如何反谍防谍的文章。 这篇文章刊登在1933年6月21日的『赤旗』，名字是『发动群众对间谍及其挑衅政策进行斗争』，至今依然是野吕的名文。文中指出：「间谍和挑拨离间者为了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甚至会采取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大众信任的、看似正确的革命性行动。……即使如此，如果在一定时期内系统地观察他们的言行，就不难揭开他们的面具。」然而，观察了大泉那么久的野吕，却从来没有看穿大泉的面目，反而顽固地信任着他，仿佛在理论上重视农村革命的野吕，就将大泉当成了日本农民阶层的代表一样。
袴田里见后来在『与党同行』中说道：
「野吕不认为大泉有什么政治能力、组织能力，但并不认为他是间谍，是党内唯一拥护大泉的人。」
除此以外，他后来也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小史』中，吐露了自己对野吕的不满：
「由于在中枢委员会中担任书记长的同志（指野吕荣太郎）一直顽固地拥护大泉，最终大泉一直到年末都作为中央委员，担任相当重要的职位。不具备鉴别人物之能力的领导人无论有多优秀，都没有资格担任党中枢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与党的地位是否合法无关，只是一个事实而已。」
就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全方面地走向了崩溃。1933年8月1日时，野吕呼吁全体日本人民在国际反战节之际，起来举行罢工与抗议运动，但几乎没有多少人响应他。9月6日国际青年节、9月18日「满洲掠夺战争」周年时，他也很早就指示日共党组织要进行反战运动，但党势早已低迷不堪的日共根本组织不起什么成功的大众反战运动。
特别是在1933年八一国际反战节的时候。当时野吕荣太郎浓墨重彩地写了一份『八·一国际反战日斗争方针书』，这篇论文也是野吕晚年的代表性文章。然而，这篇方针书却完全脱离日本革命实际情况，胡言乱语道：
「正在产生的动摇，在其性质上具有极其易燃的爆炸性，其破坏力足以从根本上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战争计划。
从吾嬬炼钢、三菱造船内燃机部、中岛摩托等地的例子可以看出，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就能带动一个车间、一个工厂乃至几个工厂的全体员工，群众之间的斗争气氛已经非常高涨。」
野吕认为，「群众斗争的浪潮在农民中也急剧高涨……士兵之间的反军倾向渐渐普及开来」，工农兵都处在革命爆发的边缘，「决定性斗争的日子即将来临」，所以今年的八·一斗争「不能仅仅作为一场敷衍搪塞的例行活动、作为一场单纯的『示威运动』而结束。今年的八·一斗争，正是那场正在逼近的决定性斗争的前哨战。」野吕呼吁全体人民群众组成「在军事上完全武装的革命自卫团」 。
然而，从当时的『赤旗』中可以看出，日共的基层组织普遍认为，以现在的力量关系，野吕指导部号召的「全市性集中示威」是不可能进行的。但是，野吕指导部却斥责这是「失败主义」、「机会主义」，只说要「发挥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开展「游击队式的斗争 」，一举实现全市性的集中示威。
那么，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呢？我们即使认为『赤旗』的报道不含任何水分，也只能发现：他们唯一的战果，就是有40人在东京北部地区的陆军火工厂前，举行了约三百米的示威 。还有其他两三个地区也召集了三四十人，但都没有举行示威，更别说是「全市性集中示威」了。根据官方资料，全市只有二十五人被捕。与前一年的「八·一」斗争中出现的数百名被捕者相比，这个数字更是微不足道。由此可见，整个日共的党组织已经衰败、已经萎缩到了什么程度。
当时木岛隆明担任日共最强的地方组织——江东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他计划着在1933年8月1日当天，一口气发动整个江东地区的力量，分别在两个地点进行斗争：下午五点是在本所的精工舍、下午七点是在东京市电车的锦糸堀车库前。他打算在那里竖起红旗、大洒传单、扔扔摔炮，进行战斗性游行运动。在这次斗争的筹备会议上，时任东京市委员长的宫本显治亲自出席，要求他们尽可能地煽动人们参与游行，说完之后就匆匆忙忙地回去了。8月1日当天，木岛的计划完全失败，他们一面红旗也竖不起来，一枚传单也没洒出去，更别说扔摔炮了——这还是日共最强的地方组织。 木岛把这种失败报告给袴田里见听，袴田安慰他说，整个东京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当时的日本局势与野吕的估计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别说革命的幽灵，恐怕就连革命的一点点影子都没有。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在艰难地一步步走出困境，社会上弥漫着非常时代的紧张气氛，民众间凝结着模糊的不安；大新闻不时腾诸报纸头条，它们是日军占领山海关（1月）、日本退出国联（3月）、神兵队事件（7月）、皇太子诞生（12月）。但是，其中没有日共的大新闻——它已经被完全边缘化了。1933年的日共就像是被逼到尽头的小女孩一样，不停地试图用那根受潮的火柴，点燃如同一潭死水的人民斗争；然而，他们面临的事实，却是革命的可能恰似风中的烛火一样飘零。
作为战前日共第一理论家的野吕荣太郎，却在领导日共上极其失败。野吕荣太郎很可能是日本战前第一个完整而科学地描绘出日本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构造的人，然而他在理论分析上的天分，却无法转移到领导党组织上来。
在山本正美与野吕荣太郎先后败北的同时，日共的党机器也开始落下它的钉子、失掉它的齿轮，逐渐在日本政府的重压下走向溃散。1933年的日共就如同被一团名为特高的火团追逐，是一部一边向前飞驰，一边解体的失控轿车。
三：转向、逮捕、财政崩溃、特大丑闻——日本先锋队的末路
1933年6月中旬的一天，牢房中的河上肇被叫了出去。他所要见的对象，是思想检察官户泽重雄。
户泽在谈话中所说的东西，彻底击溃了河上肇，让他决定「转向」。户泽重雄到底说了什么呢？事实上，他只不过说了几句近乎大白话的真相：
「这次大逮捕以后，日共就彻底溃败了。多少还会有些残党成为漏网之鱼，不过只要他们稍微干点引人注目的事，就又会被我们切瓜砍菜一样干掉了。说实话，『三一五』事件发生的时候，警方其实是在摸不着头脑的情况下就撒网了。和那个时候相比，现在的polizei可大不一样了。这段时间里一切都有了眉目，只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稍有眉目，就一一瞄准，将其连根拔起。」
户泽说的是真的。正如上述的一样，1933年5月，山本正美委员长、候补中央委员山下重治、中央委员谷口直平，乃至于饭岛喜美等日共党干部，都被特高扭送大牢。另一方面，日共的群众外围组织也在逮捕行动的惊涛骇浪中依次崩溃 。
1933年2～3月，全协的中枢干部被完全一网打尽，只剩下组织部的森下觉与小畑敏夫两人幸存；3月时，他们两人拉上折目茂、广畑惣太郎、山口近治，组成了新的全协中枢。但就在4月份，折目、广畑也被捕了，进入6月份以后森下觉也惨遭逮捕，于是全协中枢再度陷入毁灭之中。由于小畑在5月份就已经进入党中枢了，所以此时就只剩下山口近治一个人，他又拉来了小高保、平井羊三、吉成一郎来构成新的全协中枢；然而进入9月以后，山口、平井相继被捕，10月份吉成也被抓了，整个全协中枢就只剩下小高保一个人。特高回顾1933年的取缔全协行动时，『社会运动的状况』这样写道。
「警方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将全协会员）一网打尽，努力地破坏、毁灭（全协的）中枢机关、各产业工会总部，乃至（它的）整个组织。特别是因为警视厅倾注全力于破坏（全协的）中枢机关，（运动现场）看上去就像是重建与破坏的修罗场一样。」
日共的另一个重要群众团体——康米主义青年同盟（下文简称共青）也是一样。1932年10月～12月特高横扫「非常时共产党」时，共青奇迹般地几乎毫发无损，这或许是由于三船留吉在「热海事件」前不久才刚刚回到共青做组织部长，来不及将太多的内部情报出卖给特高。1933年3月三船升迁到中央委员以后，他的手下与警视厅间谍今井藤一郎担任共青的组织部长。自从这个时候开始，共青中枢就开始经历着被警视厅一点点活剐的酷刑：2～3月时，共青的农民部与机关报部被集中搜查；1933年5月，组织部、事务局、技术部被大逮捕行动所摧毁。由于负责共青中枢与地方组织联络的伊藤律在5月被捕，一时之间地方组织甚至都联系不上中枢了；1933年7月，中枢事务局长、学生对策部长、财政部长等14名高级干部被捕，翌月共青委员长石井照夫被捕。幸存下来的中央委员前泽雅男、财政部长鹤丸昭彦、组织部长今井藤一郎让地方的活动家都到东京来，大家一起重建组织。但就在1933年9月中旬，整个重建指导部（包括成为新委员长的前泽雅男）都被逮捕了，整个共青终于陷入毁灭的状态之中。到1933年秋，几乎所有的共青地方组织都被摧毁了，过去在学生之间盘根错节的资金收集网络也被连根拔起。 共青的机关报『无产青年』，曾经是活版印刷的四页小报，如今却因为财政崩溃，只能变成手抄报，其发行量也从3000部跌落到不到500部。
这一时期在日共党中枢，负责主管共青的人正是大泉兼藏，他自然对重建工作推三阻四，好不容易到了10月下旬才同意将全协的塚田大愿派去做共青的委员长，命令他重建共青。于是塚田就跟大泉的假妻子之妹熊泽胜子一起，不辞辛苦地为重建共青而四方奔走。塚田与熊泽，好不容易才在11月完成了初步的重建工作。然而11月末～12月初之间，特高的镇压之风重又大起，重建指导部的成员相继被捕——最终1933年12月9日，塚田大愿也在与大泉接头时，不幸被日警所逮捕。「康米主义青年同盟」的历史到此画上句号，他背包里的第194号『无产青年』，就此成为了最后一号共青机关报。
支撑着日共的群众团体相继在特高的铁拳下被碾了个粉碎，就像是「在天皇制的大铁门前飞舞的落叶」一样。但是，对于日共来说，还有比这更加痛苦、更加难以忍受的事情：那就是，「转向」。
1933年6月10日，各大新闻报刊都以巨大的篇幅，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报道「日共两巨头、佐野与锅山、狱中的转向声明——坦白十一年的极左运动之错误」。原来，是日共的两大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狱中看了一堆佛教书籍，又被思想检察官多次劝说以后，宣布：他们要放弃康米主义运动了。
他们写了一封长长的转向声明书，先是抱怨了一大堆第三国际如何让日共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脱离群众之无能机关，接着说：「我们认识到，使这种事态成为必然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无限信赖的康米国际的政治原则及组织原则。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批判过去被认为是最高权威的康米国际。」他们不但决定与康米国际断绝关系，还决定与康米国际的基本原则断绝关系，号召同志们放弃过去不切实际的口号，转而接受现实，拥护天皇制、拥护亚细亚主义、拥护国家社会主义，宣称日本与英美的大东亚战争可以转化为「将落后亚洲的劳动人民从欧美资本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进步战争」，而这场不可回避的战争将带来国内改革。
他们转向者的具体思想内容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可以详见笔者的另外一篇作品：
对于日共阵营来说，佐野与锅山的转向不啻于是一颗巨大炸弹在阵营的中心地带轰然爆炸。佐野学作为过去的康米国际执行委员，被认为是日共的最高理论指导者；而锅山贞亲则在工人中拥有着巨大的声望，佐野与锅山，就等于是日共领导人的代名词。然而，这些「光辉的领导人」们，却第一个抛弃了党的原则，将其践踏如泥土。
『赤旗』马上用了足足两版的篇幅，痛骂两人是「间谍与背叛者」、「挑拨离间者」、「天皇制权力的走狗」、「天皇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骂尽了自己所知的一切词藻，宣布开除两人党籍。但是，在这些充满了辱骂与攻击的文章之中，也透露出了日共成员们的震惊之情：
「对于将他们视为牺牲自己的阶级战士、无限信赖他们的我们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事实。 当时，神道教的律师在报纸上发表感想，大胆断言：『这是有组织的谣言』，但这正是坚信党的革命传统的工人农民群众所不可动摇的信念 。」
对于本已在狱外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日共党组织来说，转向的爆炸真的让日共的领导人们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只能堆上一大堆八股文般的词汇来批判佐野与锅山。佐野学在1934年冷笑般地，回应这种日共的批判：
「日共的领导层把我们打上叛徒的烙印，而不去触及我们声明的内容——如果认真地触及的话，康米国际和党就会灭亡，只试图以谩骂和侮辱来埋葬问题，对此我们反而要投去同情的目光。对于几乎是在盲动主义中浑身沾满血污的XXXXXXX来说，我们的声明一定让他们很生气吧。他们只是无能地、反反复复地摆弄将我们打成间谍的战术，而一次也没有用事实（毋宁说没有这样的事实）证明党和康米国际是正确的。他们顽固地拒绝自我批判，所以在自己的组织及其影响范围内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大混乱和毁灭。」
这确实是一次「不可收拾的大混乱和毁灭」 。佐野与锅山两人就如同一块丢向雪山的巨石，很快引发了转向的雪崩，过去仿佛坚不可摧的雪山，一瞬间就崩塌殆尽。
6月10日当天，还有新闻预测道三田村四郎、高桥贞树可能不会转向，因为佐野曾经与三田村结下梁子（不让曾经是日警的三田村成为中央委员），而高桥贞树好歹也是曾经在莫斯科留学的理论家。然而，两人很快就在半个月以后，跟着中尾胜男一起转向了。三田村跟着两人一起宣称第三国际已经破产、已经小资产阶级化、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高桥贞树也强调日共在第三国际的教条主义指挥下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日共必须脱离第三国际的错误领导，独立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佐野、锅山、高桥、三田村、中尾的转向声明书相继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刑务所，转向者开始在日本全国的每一个监狱中涌现。7月20日时，转向者就已经超过了两百人 ；到7月末，在1370个未决犯之中，就有415人宣布转向，而在已经被判刑的372人之中，也有133人宣布转向。
转向不仅发生在狱中的日共斗士之间，也发生在一向亲日共的文化界人士之中。老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转向了；秋田雨雀、片冈铁兵、细田民树、江口焕、加藤贞子转向的消息相继在报刊上刊登出来，各行各业的著名党员与日共同情者纷纷宣布转向，在文学世界中不可一世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就在这种转向狂潮中无声无息地瓦解了。 就在1934年2月，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召开了「扩大中枢委员会」，并在会上宣布解散。不久他们更发布「解体宣言」，于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日共的其他最高领导人挺了一年时间，终于也纷纷跟着转向，风间丈吉转向了，田中清玄与佐野博也转向了，日共在不同时代的中枢领导人纷纷在天皇制权力面前举手投降 。自从1924年建立日共重建局以来，日共的中枢机关被摧毁了四次，重建了五次；然而在五个中枢委员会之间，没有转向的中央委员，甚至不到十人。到1936年为止，438个红色囚犯中的324人（75％）都转向了 。到1943年时，223个红色囚犯中，只有六十四人没有转向。至于那些没有被判刑或者已经被释放的人之中，也是转向者占绝对主导地位：根据1940年末的调查，在受到政府监视的4083个狱外「思想犯」之中，只有158人坚持没有转向。也就是说，进入1940年代，日本全国的康米主义者只剩下三百多个。
就算你被逮捕了，只要你宣布转向，很多时候你也不会被起诉与判刑。因此，也有人很多是转向后就离开监狱的。1933年一年之间，就有14622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这也是治安维持法在战前所创下的最高战绩；然而，其中被起诉的只有不到1300人，而暂缓起诉的1400多人、保留处分的1000多人，剩下几千人都是直接释放了。『思想月报』如此说道：
「暂缓起诉、保留处分之所以很多，一方面是因为被逮捕人数之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佐野、锅山等人发表了转向声明，受此影响而表明转向、让人看到悔改之情，于是无需再强加追诉的人层出不穷。
佐野、锅山等人的转向声明所造成的影响，在缓刑犯的数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未决犯中，与（转向声明）产生共鸣的人越来越多，而表明转向的人大部分都得到了缓期执行的恩典。昭和八年的缓刑犯差不多占全体囚犯的26％，而昭和九年又达到44％多，显示出今后也将增加的倾向。」
转向者如此之多，一方面是因为佐野、锅山等人所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思想检察官的耐心说服工作③。当时主管思想方面的检察官户泽辰雄曾经说：「司法当局内部的法官和检察官一致同意，不会根据『治安维持法』判处死刑。 所以转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他也在1932年的一场座谈会上谈论道：
「总的来说，三一五、四一六事件的被告，从学问方面来说，成绩相当好，而且做事认真，有很多优点，所以这样的人误入其中，进入所谓不训之民的范畴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他们从迷途中解救出来，并把他们良好的素质积极地引导到有助于国家的发展、有贡献于社会的方向上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制造契机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在适当的时期用适当的方法给出答案，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未必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是因为狱中的日共斗士恍然发现过去自以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观，并不能在日本掀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吉本隆明曾经说，这些日共的知识分子们其实有着巨大的思想盲点：「当这种上升型的知识分子瞧不起的日本国情（例如天皇制、家族制度），以绝对无法回避的形式摆在他们眼前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将 ——过去自己以为已经脱离其间的——不合理现实，作为真正的思考对象与之展开对决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盲点：他们认识到，看似不合道理、毫无意义的日本情况，是相当自给自足地存在着的。」
将这一点更鲜明地传达出来的，是曾经在满铁调查部工作过、同为转向者的石堂清伦。
石堂在与五味川纯平交谈时，曾经如此说道：
「石堂：还有一件事，就是你刚才说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积累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但对于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日本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是完全一无所知。运动失败后，大家都进了监狱，才吓得开始研究日本 ——大家的看法好像都是这样的。
五味川：那是非常强烈的感觉呢。
石堂：这样说来，渡部义通也是被抓了之后才第一次学习日本历史的。这还算是最好的了。在没有这样的人之中，有人放弃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柳田（国男）先生的弟子。在转向的人中，（这样的人）以石田英一郎和大间知笃三为首，应该有二三十人吧。我想他们的出发点还是反省自己没有具体地去了解日本吧。」
他后来在『神山茂夫研究』的『关于转向』中说道：
「我们所相信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命题，与具体理解、分析日本的历史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我们只承认了一般性命题，却产生了我们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认识日本的错觉。我们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应用，简单来说只是机械的类推。单凭这种一般性理论是无法保障革命的实践的。这种实践不了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当古怪的东西。人们的定论是，狱中的被告人之间产生了自己不了解日本现实的反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进入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日本现实的阶段了。但是，人们就是在那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当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解释日本时，「就在那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呢？笔者个人认为，这是由于日本民族国家的近代化思想世界之核心，恰恰还是天皇制，这个思想世界就像是一个被天皇制引力所统治的天文系。只要有着这样的阻碍，战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就极难开发出一套真正立足于日本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假若不去直视、不去克服这种情况的话，又无法突破这种社会主义运动在天皇制社会中寸步难行的现象。然而反过来，只要一踩上去，就会被这个宇宙中的黑洞——天皇制牢牢地吸进去，结果就连左翼理论的内芯都消失在黑暗之中了。这是因为左翼主张不像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主义，是不可以与这个天皇制的太阳系兼容的。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主义可以与天皇制妥协，也反过来增加这个天文系的思想韧度，但左翼理论只会直接消融。
日共在抵制这种情况时，使用的一贯手段就是将简单地第三国际神圣化，然后用第三国际的「神圣的」外来理论、外部指导（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画上等号）来抵抗这种天皇制的吸力。然而再好的理论与指导也难以回避第三国际远在千里之外的问题，他们也多少会因为这种情况而犯下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一旦发生之日，不少日共的头头就会在悔恨之余抛掉这些自己崇拜的神圣外来教条，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自己要如何面对这块坚硬的不毛土壤——日本民族国家的风土。尽管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应该想方设法打破这片苦寒而被污染的土地，在日本底层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开辟出马克思主义的田园，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一意识到自己抱持着外来教条的危害，就把它——自己一直以来的全部思想阵地——毫不犹豫地完全抛弃了出去，结果完全暴露在天皇制的引力之下，几乎顾不上做任何抵抗，就一路滑坡变成了天皇王国最忠心的臣民。一直在艰苦环境下只想着依靠苏联来逃避现实的人们，最终就是因为这样而丧失了独立自主开发理论的能力，从而堕落为天皇主义的信徒、从而变成不思考的转向者的。
言归正传。对于1933年末的日共指导部来说，转向才是最大的危机。不管日共的党组织崩溃多少次，只要有着基层热忱的活动家们，与杀不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日共就能无数次地从废墟中重生，继续谱写中断的革命篇章。然而转向的狂潮却直接摧毁了日共的这种群众基础，让一直以来默默支撑着日共的人们灰心丧气、心如死灰，夺走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与理想志气。过去坚固如磐石的群众基础就是这样变成了一碰就倒的流沙。
这种情况从长远来看，是直接摧毁了日共被毁灭后重生的可能性，让当前的日共指导部注定成为最后一届日共指导部； 从当下来看，则加剧了日共党组织的崩溃，让日共更快地走向最后的灭亡。
这种党组织的全方位崩溃，首先就体现在财政崩溃上。之前的历代日共党组织都有着十分充裕的财政，这先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大力金援，后来则是因为风间时代的「家屋资金局」活动。日共在失去了第三国际的金援联络线以后，在风间丈吉时代开发出了一套财政邪路，一方面从各行各业的同情者（非党员，不参与党活动）手中收集大笔大笔捐款，另一方面也通过家屋资金局来执行抢劫、美人计、诈骗、组织黑帮、贩卖黄色影片等特别财政行动——特别是不断发动大富翁与大官僚的儿女离家出走，带家中巨款投奔日共。正是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特别财政行动，这才有了1931～1932年日共党活动无所不在、四处开花的光辉时刻。
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切的「犯罪财政」让日共在日本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口碑极度下跌，严重败坏了党的名声。山本正美回来开始重建日共以后，就决心实行全新的财政方针：第一，以前的这些「犯罪财政」全部叫停；第二，彻底割舍掉这种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界）同情者之间的「特别资金网」：以后绝对不能出现这种只捐款而不参与党活动，把捐款当成良心免罪符的左倾有钱人。
须知日共一直以来的情况，就是：哪怕党员不交党费，读者不交『赤旗』订阅费，党的财政部门也可以完全脱离日常的政治活动，从别的地方拿到足够的钱，来支撑着绚丽多彩的活动。而山本正美的想法，则是一个正常的革命党必须将财政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出现这种财政与政治活动完全脱节的情况。山本正美的野心是，将来的日共财政必须建立在党费与『赤旗』订阅费之上，他要在日共历史上第一次，扎扎实实地建立起不靠外力、脚踏实地的财政网络。 从今以后，日共的资金问题不靠第三国际，也不靠有钱的文化人，只靠那些亲自支持党、亲自参与党活动的工农群众。
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一穷二白的日本工农群众根本支撑不起党的花销。山本正美刚刚做上委员长时，日共还可以靠第三国际赠送的1万日元活动资金，来勉强维持自己的活动；然而这笔钱一旦花完，日共财政就落入赤贫状态之中。 这一时期的日共指导部相继发起了「获取五万『赤旗』读者」运动、「建立『赤旗』印刷厂」运动、「收集『赤旗』发行资金一万日元」运动，计划在1933年五一劳动节前完成这些目标，但他们只收到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钱。 五一劳动节一结束，日共又号召人民群众在1933年11月前，为党捐出一共7万日元的防卫资金；然而，日共只拿到了不到4000日元，也就是还不够原定目标的5％ 。
日共开始穷到连『赤旗』都发不起了。 1933年7月时，『赤旗』哀叹道：「因为缺乏印刷费用、正因为没有钱，我们已经身处迫切的紧急状态之中，不得不休刊。」他们呼吁党员群众们捐出「保卫『赤旗』紧急资金」五千日元，而且这次真的要他们「拍拍钱包底响应号召吧！」然而，这笔钱还是收不上来。『赤旗』在整个1933年里不断发出哀嚎，哭诉着要救命钱，他们也不短疾呼：「不能只把财政活动交给财政部门！」，强调群众性的财政活动如何，会决定党的命运。然而，「只把财政活动交给财政部门」，恰恰是日共一直以来的习惯，以至于即使穷成这样了，也是想改都改不了。
进入1933年7月以后，『赤旗』开始时不时地缩减版面、缩小板式、不按时出刊，乃至于时不时地停刊。1933年9月6日的『赤旗』悲愤地说：
「我们被当前的主要敌人——财政困难这一疫病之神所缠身，最终也没能印刷那一号（指9月1日）的『赤旗』。诸君，我们虽然克服了天皇制恐怖主义的兽性攻击（指在此之前，政府逮捕了数名编辑局人员），但就因为没有钱，让『赤旗』停刊了一次。我们咬牙切齿地哭了 。诸位！只要各位交齐所有纸张费用，我们就能完全保障『赤旗』的发行。」
即便如此，日共还是收不齐该有的钱。10月10日的『赤旗』无奈地宣布，现在所收的钱，离目标（7万日元）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这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日共的日常政治活动：
「我党从支部到中枢委员会，连一日三餐都减少为一日两餐、一日一餐；为了节省开支而住在一起；连这都做不到的，只好露宿街头；因为没钱坐电车，一天要走五六里路，饱尝苦难。」
面对这种情况，日共的财政部只好稍微转变了一下自己的方针，想着能不能从外围群众团体那里收一点钱，让自己不至于那么难堪。他们最开始找的是共青，但共青也是一贫如洗，表示只能给出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即50円。但就在这一年的12月，共青的整个组织也完蛋了，所以日共从头到尾也就从共青那里收过一次钱。于是日共财政部又在宫本显治的介绍下，找到了「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的代表，拜托他们出一点钱。不愧是有钱的作家——他们很爽快地答应，每个月给党100日元。但除了「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以外，日共也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金主了，像「全协」这种也是泥菩萨过江。
于是日共的财政日益艰难，直到1933年10月时，财政部长换了人，从逸见重雄变成了小畑达夫。当时在财政部里，还有着小畑自「全协」时代以来的老部下大泽武男， 大泽之所以会入党、会进入财政部，都是小畑的工作。大泽回忆说，小畑主张道：
「党的二月方针（健全财政方针）是正确的，但从党的财政现状来看，从中央到地区，都处于十分窘迫的状态。为此机关报停止发行，党的活动家也因活动经费不足，斗争陷入停滞之中。
中枢财政部的重大责任，是克服党面临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必须从募集足以调动整个党机构的资金开始。而想要迅速筹措这笔活动资金的话，单靠募集防卫资金是不可能的。党如果不通过某种特别的方法获得巨额资金，就有可能因镇压而溃灭。」
小畑也认为，日共去像风间时代那样，命令或强制群众上交钱财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但是他觉得，如果是党员本人自发性地做了这样的行为，要自发地想献金的话，也是不是不可以的。于是，他提出要改变方针，接受自发性的大额捐款。换言之，这就是要改变山本正美留下来的财政方针，重新回到依靠同情者的大笔捐款生存的老路上。
深知财政现状的财政部部员们，虽然不是对此真心接受，但也认为这一方针的改变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大泽武男也还是担心，这种方针的改变会不会导致党像风间时代那样，遭到群众的孤立。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比不上现在一贫如洗的状态。
然而，大泽在他与小畑一道见过野吕委员长后，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野吕对两人请求说：
「想办法给我点钱。这样下去我会死的，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想活着（为党）活动。」
或许正因如此，后来对大泽武男施以私刑的木岛隆明后得知了这个情况时，呐喊道：「野吕还活着的话，他也同罪！」
不管如何，日共财政部还是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又一次踏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小畑的主张确实不是没有理由的：根据大泽武男回忆，来自基层党员的零碎捐款，不过一人十钱左右而已。然而光是他经手的大笔捐款，就有三菱银行职员给的六十五円，早稻田大学学生给的四十三円，某个同情者给的105円，另一个同情者给的110円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是一次就抵得上一个月的收入那么多。
就在大泽不停收集这些大额捐款的时候，日共财政部又爆发了一次宛如风间丈吉时代的丑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大泽武男从共青干部那里，听到了一件事：早稻田大学有一个学生叫做远山景章，他是东京麻布区富人家的儿子。他对家里不满，决定离家出走，但他也想要在离家出走的时候带走家里的钱，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党。
大泽直接见面询问后才知道，远山是个不良学生，经常在咖啡屋等地游荡，还结交了一些流氓。明天远山景章的家人都外出了，家里就只剩下女佣，所以如果要拿钱的话，一定就是明天来拿。但是，远山家每次取钱都是母亲事先打个电话，然后女佣再去取。远山说，所以希望日共方面提供两位可以扮演母亲和扮演女佣的女性。大泽一想，反正这个不良学生就算跟日共没有关系，也会带钱离家出走，就答应了，让自己现在和以前的两位党内假妻子，分别扮演母亲与佣人的角色。
第二天的时候，远山的计划成功了。尽管远山景章拿到的存折里面只有500日元，但他还拿到了一大堆的股票，包括东京煤气、北海道电灯、朝鲜殖产银行等的股票，其总市值高达七万日元。翌日远山和两个左翼学生到兜町的股票经纪人店去卖股票时，遭到了店员的怀疑。店员一报警，事情就败露了。这件事登上了报纸社会版的头条，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报刊耸人听闻地报道说：
「就跟去年秋天轰动全东京的日共抢劫银行事件一样，这次发生的携带巨款逃之夭夭事件，背后也有一双红色魔手在操纵。」
这件事也就是著名的「远山事件 」。尽管日共为了拿多一点钱，都惹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他们的财政处境还是没有丝毫改善可言。
就在这样的极端财政窘境中，『赤旗』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灭亡之日。雪上加霜的是，警视厅的逮捕大手每每地向着『赤旗』精准地袭来。日共在风间丈吉时代买下来的地下制版所，在1933年6月惨遭日警搜查。因为负责印刷、配发机关报的党员一个个地被捕，『赤旗』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定期配送了。1933年10月～12月间，日共只能活版印刷出、就比传单稍大一点的迷你版『赤旗』，还只能每个月发行两次『赤旗』。
活版印刷的『赤旗』，就这样在1933年12月初画上了句号 。当年12月1日的第165期，成为了最后一期活版印刷而成的『赤旗』。下一期的誊写版『赤旗』，就记录了战前日共的爆炸性大事件：「间谍私刑查问事件」——12月24日的那期誊写版『赤旗』，用整整一页刊登了开除大泉、小畑两人党籍，宣布他们是间谍的消息。这期『赤旗』就是在两人被私刑拷打的屋子里，由日共成员亲手切下誊写版的蜡纸印刷而成的。根据印刷、分发这部『赤旗』的木岛隆明回忆，他们一共印刷了500份『赤旗』号外，但只派出去了300份。遥想1933年年初时，日共至少还能印刷、配发5000份『赤旗』，就知道日共在这一年里衰落得有多厉害了 。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年末，野吕荣太郎的时代也结束了。做了六个月日共委员长的野吕，被捕了。
野吕荣太郎最为人称道的，正是他为了日本革命而献出自己全部的信念，明明自己的病躯已经岌岌可危、明明自己的生命已如苇草在病魔之风中摇摆，他还是为党活动到了最后一刻。曾经给野吕看病的安田德太郎回忆说：
「那一年（1933年）大概九月左右的一个夜晚，野吕荣太郎带着护卫来我这里看病。我以前就听过他的名字，但这次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脸。他说我还想再做点事，希望您帮我看看病。我暂且检查了一下，对他说这已经是相当久的肺结核，但现在病情比较平稳。但是拿着丁字拐的人，为什么要搞地下运动呢？我真的想对野吕说，来我这里吧，但这番话是没办法从医生的口里说出来的。于是我沉默了，就这样送走了他。」
然而，为日共而燃尽生命的高贵态度，并不能遮蔽他在领导日共上的无能无策，正是他对大泉兼藏的盲信，让日共在特高铺好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让大泉这个特高特务一手控制共青、全协、全农全会派三大机关，手握日共工农学三大机构的人正是野吕荣太郎；不管有多少人举报大泉是特务，也力保大泉的人，也正是野吕荣太郎。事实上，最后害死野吕的，正是大泉兼藏。
野吕荣太郎由于实在病的太重，整个11月都没有参加党务，光去修养了。他打算在那之后，就跟盐泽富美子打算搬到其他比较近的地方，而盐泽富美子也在这个时候怀上了孩子。但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11月28日，野吕在京成电车的押上站，被一个名叫山县为三的警部逮捕了。山县为三在京都学联事件时曾经见过他，所以一直记得他的样子。
盐泽后来回忆说：
「他说今天搞完就是最后一次跟人联络了，所以今天一结束他就哪儿也不去了，就这样说着就打算离开家。我像往常一样送走了他，心里没有什么牵挂。我们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过着无比危险的日子。也许是习惯太可怕了吧，我也觉得傍晚或夜里他就会回来，于是把他脱下的衣服和外褂挂在衣架上，让他们挂在走廊上有阳光照射的地方。之后正好那天我不需要外出工作，便开始收拾屋子。
到了傍晚，我去附近的肉店买晚饭用的东西。我正在等着肉店老板切我点的肉，一张晚报就扔到我的面前。当我无意中把目光落在上面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篇题为『野吕荣太郎被捕』的报道，标题是一则学生时代的小照片。我不由地看了一眼，正是野吕在京成押上站被偶然同车的警视厅特高山县警部逮捕的报道。那一瞬间，我自己感到脸上的血倏地退去。我感觉到肉店的人朝我的脸上瞥了一眼，我心想不能让他起疑，于是努力装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接过买东西的包裹回家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这是联络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是今天这一天结束后，我们就再不会分开的日子。话说回来，他现在在做什么呢？我的眼泪不停地流。」
其实，野吕的被捕根本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他被捕的时候——1933年11月28日早上9点半，山县就在那里等着野吕荣太郎自投罗网。当时铁路沿线一带，都是密密麻麻的特高人员。
出卖他的人，正是大泉兼藏。特高想要知道野吕与第三国际之间的联络线，就让大泉去问野吕，野吕却对此守口如瓶，所以特高就让大泉把他交出来了。据说，特高当时对大泉说：「把野吕交给我们，在这里逼他坦白。就算你把野吕交给我们，我们也会小心处理，不让你被怀疑的。」然而，野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说出联络线的秘密 。
11月28日被捕的野吕荣太郎，在各警署轮流被日警审问与拷打，但最后都没有作成他的笔录。这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在狱中急剧恶化，很快就只能吃的上流食了，以至于看守都要给他专门煮燕麦粥，移动的时候也要被别人抬着。就在1934年2月19日那一天，他病的实在太厉害，不得不将从品川警署运到北品川医院。但就在运送的途中，野吕荣太郎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33岁。
据安田德太郎说，1933年11月末、12月初，野吕刚刚被捕不久时，大泉又来了他那里。大泉说了一个很奇妙的问题：「野吕荣太郎被抓了，对此您有什么想知道的吗？」安田想起昨天从朋友那里听到的被捕细节，不禁哑然苦笑，于是大泉说：「那我就现在回去了」，鬼鬼祟祟地离开了安田家。从此以后，安田再也没有见过大泉。
野吕荣太郎的被捕，也是一场日共党内风暴的开始。就在野吕被捕后五天，宫本显治、逸见重雄、秋笹正之辅、袴田里见在东京小石川区的中华料理店「富士洋行」举办了一次四人会议，会上决议盘问大泉兼藏与小畑达夫两人。一场轰轰烈烈的抓间谍私刑运动即将爆发，但袴田里见等人所不知道的是，也正是这次运动，烧尽了日共最后的蜡芯。
①特高用间谍很有一套，他们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能进入日共central committee的间谍。当时的特高课长纐纈弥三曾经说：「要与日共战斗的话，只靠明面上的斗争是绝对无法取胜的。需要暗地里的斗争。这是一场高度的头脑战。」
特高为了收买间谍，可以出很多钱。下里正树就曾经说：
花在间谍上的钱都算是机密费。机密费既不需要收据，也不需要用途明细。没有一个党员会自己跑来说要做特务的。那种机密费比警官的月工资高好几倍。毛利用机密费包了两个情人。山县为三也有自己的小三。警视厅官房主事大久保留次郎，包下了赤坂的艺人。由于特高最能动用机密费，他们一直被其他polizei所艳羡。
大泉兼藏光是从1929～1932年之间从特高拿到的钱，就相当今天的数千万日元之多。
特高的行动范式，总是首先就从间谍那里得到情报，然后进行暗中侦查，继而搜查场所、逮捕犯人，通过拷问逼他说出自己所知的东西——基本上所有党员都会在拷问时说出一切。
特高为了制造自己心目中的间谍，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血。他们会特意地去观察、研究日共党员有什么弱点，并一点点地接近他们。这些人最好是有着一些不能对党说的秘密，一说出来就会遭到严厉惩罚的人。这些党员的弱点都包括不想长期入狱、批判党内人事安排、家庭不和、沉醉于酒色等等，如果他们有这些不想告诉党的秘密，特高就会找上他们，让他们成为间谍。
②三船留吉1909年2月10日出生于秋田县由利郡川内村，1928年左右来到东京，从事机床车工，1930年加入中间派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动组合同盟」，开始参与东京下町地区的工人运动。就在他逐渐接近非合法的工会运动时，他也不断被捕、被拘留，最后在这一年成为了毛利基的手下。
三船1933年被踢出日共以后改头换面，成了别人的入赘女婿，后来对自己的家人也从来没有说起过一点点自己以前的特务生涯。他在1939年进入吾嬬精机钢业做钢铁工人，做了几年以后离开了这家公司，来到伪满，结果在战败后被苏联人扣去西伯利亚劳改。三船1949年7月回国后，在富山市创业，做起关西电力公司的承包事业，最终事业大获成功，活到1983年1月7日寿终正寝。
其实，大泉兼藏也是在战后创业，在事业上大获成功，1972年成为了东京建具商组合的理事长，1983年秋还被授予了五等勋双日旭日章……
③埴谷雄高就是被检察官的一句话说服了：「你如果承认天皇制的话，那支持马克思主义也无妨」，然后就转向了。
参考文献：
『経済学者 野呂栄太郎——没後60年——』（倉田稔）
『佐多稲子「歯車」論——非合法时代〈正史〉としての制約——』（北川秋雄）
『「三二年テーゼ」と山本正美の周辺』（加藤哲郎）
『日本共産党の研究』（二）（立花隆）
『日本共産党の研究』（三）（立花隆）
『山本正美裁判関係記録・論文集：真説「三十二年テーゼ」前後』（編集委員会）
『日本共産党——「革命」を夢見た100年』（中北浩爾）
『日本共産党の正体』（福冨健一）
『「日本左翼史」に挑む：私の日本共産党論』（大塚茂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