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逐渐确信台湾并不是被割让（给中国），而是回归（中国）的观念……恰好流传（九月）十五日陈仪行政长官抵达本岛之消息，首先于台北地区以陈炘为主要发起人，随后各地也纷纷成立国民政府欢迎等备，热衷于制作及悬挂国旗、搭建欢迎门、举办欢迎会、音乐会、戏剧、舞狮、游行等，四处弥漫热闹喧腾的气氛。尤其以本岛人为主的大稻埕，以十五日前后为契，街景出现巨大转变，户户悬挂著中国旗，到处贴著祝贺光复的海报，……人人穿著绚烂的衣服，表露著明朗的面容，鞭炮声响彻夜喧开，完全呈现シナ町的风貌。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报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以后，台湾人民从一开始的茫然，渐渐了解到事前一直被日本政府严密封杀的事实，从各个渠道意识到自己「即将正式回归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的战胜国，随即抛开暂时仍在统治台湾的日本总督府不管，进入欢天喜地的气氛之中。①除辜振甫等人联合不甘心的日军少壮，试图发动「八一五独立事件」的阴谋外，大部分台湾人都沉浸在喜悦与激动的心情之中。
当年8月29日，陈仪被任命为行政长官。9月9日，他从大陆以广播方式，向台湾人发表施政方针。随后台湾即将「光复」的消息就在街头巷尾不胫而走，放鞭炮之声也不时可闻。日人池田敏雄表示，他在9月初九已经听说国府接受委员将在15日后来台，而曾经是文化协会干部、台湾民众党干部的黄旺成，也在日记中写下四个字：「时刻光复」，认为国府随时就会登陆台湾。尽管事实上没有这么早，但在8月末、9月初，事实上已经有黄澄渊等国军军官进入台湾，国府空军也在9月14日进驻台湾各地机场，并在十月中旬派飞机环绕全岛散发「告全岛同胞书」，宣示已顺利接收日本空军。以台湾义勇队副队长名义回台的国军上校张士德，也纷纷找人着手组织「三青团」的台湾分部。
当时台湾社会上除了笼罩着欢迎国军入驻的气氛外，还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国府官员动态的传闻。作为台南地方医生的吴新荣，就在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吴新荣对中国官员的言动举止保持十分敏感的态度，八月底就开始在日记上书写有关国府官员来台等消息。譬如八月二十三日记载：「又自日前以来，时时闻说台湾政府人员已定，曰陈仪为省主席，谢春木为副主席，台南复为主都。军司命是蔡某（又云李某），总是流言未能全信。」九月四日记载：「联合军自初二日已由基隆、高雄两地上陆。我已有此预感，但因为无报导机关致使不知。」九月五日也写下：「新的消息也渐渐来了，闻台湾省主席陈仪已来草山，副主席谢春木已到雾峰。」虽然日记中的消息仅仅是流言，而且当我们对照史实会发现这几乎都是不正确的情报。
这位名叫吴新荣的医生，在9月8日寄给友人的书信中，甚至写下了一首『祖国军欢迎歌』：
旗风满城飞 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 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 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 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 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 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皇帝孙 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 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 今日始能归族
吴在9月21日听说苏新接受张士德指令后，就开始协助组织台南地区的分团，自此连日奔走，投身于组建三青团的事务中。
国府已在9月底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并在重庆设立前进指挥所，其中的葛敬恩主任等71人在10月5日来到台湾，筹备接收事宜。其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中国正式接收台湾前，举办双十国庆节。接收工作尚未正式展开，早已在心中为台湾「光复」倒数计时的台湾人就在十月十日当天主动等备活动，欢庆尚未来台正式接收的「祖国」国庆。当天由林献堂担任主席团代表致词：「台湾过去（的）教育，实为极端之奴隶教（育）。自此以后，（我台湾）省民需自觉是中华民国国民之一分子，努力吸收祖国文化，至不为落后」，并提出临时动议致电蒋委员长表示崇敬。
战前早已是1920～1930年代岛内抗日民众运动之文胆的黄旺成，战后担任『民报』主笔——而『民报』也是他继承战前『台湾新民报』精神的体现。黄从10月10日创刊到10月25日「光复日」之间，刊载了11篇『冷语』。第二则『冷语』（10月14日）是嘲笑当时岛内人皆攻击的「御用绅士」：
「市论嚣嚣，在攻击汉奸及御用绅士，可说是民权伸张，民气振作的新现象。
在战争中出过大风头的所谓有力者，民众多数认定你做汉奸，是不会大错的。
罪状轻一点的，叫你御用绅士，算是宽恕极了的民众判决，如再强辩，须先给打四十大板。
天视自我民视，天自听我民听，民的声，就是天的声，请你们早些服从「民判」吧。
你们若再巧弄如簧之舌厚颜无耻，效百鬼夜行于青天白日之下，须要明白众怒是难犯的啊。」
10月16日的『冷语』则讽刺台湾的皇民仕绅：
「改姓名，讲日语，是皇民化运动猛烈进行当时的二大口号。……..
为饭碗问题，或教育上起见，改姓名，不敢讲台湾语者，情有可原，尽可宽谅。有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挺身出作打灭民族精神的急先锋，请入『败类』之班少坐！『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梁山泊式的豪快语。…
有一种耻作台湾人，营谋做日人的养子，既获得日籍，已经不是台湾人了。
不知道这种人，有决心要和日人一块儿归国去的准备没有？」
上述的日人池田敏雄也在9月9日就听说，战争结束不久，台湾内部的「祖国派」领导阶层立刻对「御用绅士」等日本总督府的合作者展开激烈批判。换言之，不等国民政府正式到台，台湾人已经在自发地抓捕汉奸与台奸了。
战后台湾人确实渴望尽早吸收「祖国」的一切，这一点从「国语热」不难看出。1945年12月之前，光是台北市就已经出现二百多处自动组织的北京话讲习所。开业律师吴鸿麒也也在同年八月底开始温习「官话」及古典读物，并在九月中旬开始在国民学校热情地讲授「官话」。黄旺成八月底开始向儿子及友人教授『三字经』及注音字母等。『台湾新报』也刊登出售国旗「青天白日旗」的广告。
这是因为经过五十年日本统治的台湾人，不少人从来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如何用自己「母国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但这也让台湾人更加渴望可以尽早学会中文。当时不曾受过汉文教育的诗人杜潘芳格，不同于不少知识分子在战败后就立刻改用中文而不是日语写日记，到9月23日才开始写出第一篇中文日记：
今日我等女性，十名，今后进方向会谈为集合。
最初始会合，我等望中华民国理想之女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专问修身努力齐家迈进理想。必要实践，论过不实无，内容充实，真剑当事，种何时刈实，努力有已。
我们当然可以看出，还没有到北京话补习班上课的女诗人，措辞中充满了日语的痕迹。但杜潘芳格接著以日语写：「是否会通？但想写！以自己国家的语言！！非常，非常…..。」「光复」不久后创刊的杂志『新新』，创刊辞虽用日文撰写，但也吐露在使用语言上的困惑：「不得不以他国的语言阅读文章及讲话之悲哀。希望我们的杂志完全以国文被撰写、阅读的一天能早日到来。」
祖国认同虽然炽烈，但历经五十年，当时岛内已经与中国主流的事物十分陌生，并不只是中文与国语是这样。除了极少数曾经旅行到过大陆的台湾知识分子（当时台湾算是民国的「异国」地带）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生活在祖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广为人知的是，当时台湾民众为欢迎「祖国」而制作的欢迎门上，青天白日旗被反置贴挂。以留日分子为主所组织的「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举办成立大会时，舞台上的青天白日旗也被反挂。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学习重新成为中国人的时间段。
当然，国歌也是一样。9月11日，吴新荣就从台北的苏新手中收到「中华民国国歌」，却认定他误将中国国民党党歌当成中华民国国歌了。当时吕泉生认为电台应有义务教导民习唱中华民国国歌，便四处打听国歌的教材资料，问了大半天，竟然没人知道国歌到底怎么唱，最后他听说律师朋友陈逸松手上有一本大陆出版的中学音乐课本，所以特地借回来看。一翻开，只见第一首就是「中国国民党党歌」，但却没有国歌。
为进行确认，吕泉生亲自来到梅屋敷（当时先遣来台的国民政府官员驻扎场所），请教里面官员，然而他的问题居然问倒了一众官员，在场的人之中，居然没一个答得上来，中华民国的国歌怎么唱。这个结果大出吕泉生意料之外，因为在日本，国歌『君が代』是人人会唱的歌曲，他没想到「中国来的官员，竟没人会唱自己的国歌」。
幸好在九月初随著来台中国官员队伍返台的台湾人，时任国军上校的张士德向吕氏以台语解释说：
「在大陆，我们只听过『党歌』，没听过『国歌』，开会时大家都唱『党歌』。」听到这样的答案，才算初步化解吕泉生的疑惑，明白原来在中，「党歌」就是「国歌」。
之后，尚无法唱出「国歌」的吕氏，还需借助当时于台北士林教学「北京语」的团体——协志会成员——的协力，才能顺利解读「党歌」歌词，并且先由协志会的成员一字一句带领大家朗诵歌词，再由吕氏指导乐谱、旋律，将整套教唱的过程录成唱片，从九月十五日始就用这张唱片教唱歌。
叶荣钟也回忆，战后成立的「欢迎国民政府等备会」除了策划欢迎国民政府的各项工作，还「定制标准的国旗照成本分让与市民，指导民练习国歌：起先练习『卿云歌』，后来又改唱现在的国歌。」杨基则向战从中国大陆返台的苏绍文直接学习「三民主义的国歌」。甚至有位战后立刻学习中文的学生，先抄下庙前公布的「国歌」歌词再用台语教唱。
台湾人就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中，日盼夜盼，终于等到祖国的军队，国军登陆台湾。国军比预定日子晚两天，10月17日登陆基隆，第二天进入台北，一路上受到台湾人民热烈欢迎。不过，登陆的第70军装备略显寒酸，士兵都背着雨伞，挑着锅铲与寝具等等，让见惯了装备豪华之日军的台湾人不免讶异，台人只能努力说服自己，这毕竟是祖国的军队，一定有其原因：
我们发现战斗部队，一定会有补给部队跟随其后。有战斗部队就有补给部队，有补给部队就有战斗部队。以一个小队为单位的细胞组织。自给自足的组织。就算其中一队被残灭，也不会影响到整个部队。……在站前已经准备好货车迎接他们，但是他们不搭乘货车，而用扁担自己挑著所有物资。看不惯的人也许觉得奇怪。但仔细看看，他们挑的物品个个编有号码，有规格，充满著组织性。……不依赖机械，而是人的机械化部队。
——『于台北站前迎接国军』，『新新』
然而，这确实不是补给部队，台湾人民还是要为祖国军队提供粮食的。10月5日时，警备司令部就向日军传达命令，要求他们在10月12日前，在台北准备30万公斤大米，淡水、台南与高雄分别准备10万公斤大米，台东与花莲各5万公斤大米，马公也要两万公斤大米。
叶荣钟的岳伯如同其他台湾人，相当企望「祖国军」来临。他回忆：
十七日那天自然也是夹道欢呼的民众之一。他的外孙们交口奚落国军，不意被他听到，于是大发雷霆……..国军扎绑腿方式和日本军人不同，临到足踝反而臃肿起来，这也是使台人看不惯的。但他老人家竟有奇想天外的解释，他们个都是行家，据说技击家练武功，平时用铅版扎在足踝，逐渐加重，这样训练有素，一旦将铅版解下则其行如飞，国军绷腿下部隆起部分，一定是包著铅版的。
居然还有人异想天开地说：
你们不要只看到他们的外表，听说中国士兵个个矫健如虎，一跃就能跳过七、八张桌子，一个就能打倒三、四个日本兵呢；蒋介石是很有仁慈心的领袖，为了不忍心多杀日本人才会打那么多年……尤其是中国女人个个都是全世界最美艳、最高雅的女性，所以英美的大官巨商都被迷倒，才会心甘情愿地来帮忙打倒日本……中国地大物博、圣贤辈出，绝不像日本岛国那么野蛮…。
曾经去过大陆的吴浊流、陈逸松也一样。吴浊流在长官公署（原台北市役所）观看国军队列时，感慨说：
我尽量站高身子去看，但那些军人都背著雨伞，使我产生奇异的感觉。其中也有挑著锅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到非常的奇怪，这就是陈（按：陈孔达）军长所属的陆军第七十军吗？我压抑著自己强烈的感情，自我解释说：就是外表不好看，但八年间勇敢地和日本军作战的就是这些人哩。实在太勇敢了！当我想到这点以安慰自己的时候，有一种满足感涌了上来。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我陶醉的想法而已。
陈逸松当时在台北大稻埕一家著名的台菜餐厅「山水亭」上，与数十人俯身观看国军第70军队列前进。看见国军身穿棉袄脚穿草鞋、背上大锅与雨伞的样子，在场人士都张口结舌，感到十分吃惊。于是山水亭的老板王井泉和陈逸松就向大家解释说：
游击战就是穿着草鞋、挑着放有锅子、铲子的米笼…….神出鬼没，日本人防不胜防……..正因为采取游击战，所以中国才会大胜呀！光看日本军队穿得漂亮，那是没有用的，他们还不是打败战。我们大家要坚定信心，我们不再是殖民地的被统治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啦！
当属美国的OSS在1945年末调查了台湾的局势，约谈林献堂、许丙、罗万俥、林茂生、廖文毅、陈炘、陈炳煌等台湾士绅阶层精英人物，询问他们对中国的意见（这也是因为当时美国对占领台湾意有所图）。
战败前夕极度亲日，以至于在日本战败后，依然试图前往东京参与贵族院会议的林献堂表示：
台湾人愿意与中国政府合作，并希望在台湾出现崭新的自由与民主。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最能接受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拥有共同民族、语言及文化之连带。
罗万俥、林茂生和廖文毅则一同与美国情报员约谈后表示：
台湾人希望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过小，在国际事务上无法出声，因此最好的方法是使壹湾成为中国的一省…….。台湾人只会与中国衷心合作，就算美国或其他国家取得这个岛（台湾）的领导权，也不会获得热诚欢迎。
陈炘与陈炳煌也强调：
我们不希望再被别的民族统治，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希望继续与中国携带……。对中国祖国观念及语言、文化、民族上的相同性，使得全台湾人较想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岛。
然而，正如后日叶荣钟所说，当时台湾人心目中的「祖国只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观感。」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这一个月欢天喜地等来的「祖国」，是一个怎么样的政府。他们当然也还不知道，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恶名昭彰。对于他们来说，1945年以后的时分，是一个中国从异国重新变成母国的时代。本该拥有一个缓冲期与融合期来学习如何成为中国人、如何重新融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他们，等来的却是一段充满国民政府压迫的日子。
后记：
国民政府如何接收台湾，仅从台糖部分就可见一斑。一位桥头糖厂的资深劳工回忆起两个政权之间的差异：「日本时代的保警才一个，国民政府接收后用到三十个；管理方面若是日本时代桥仔头糖厂拢总才六个人就管整个厂，大陆来的差不多有六十个还管不好。而且多设好多单位若亲像（比如像）公共关系之类的……。当时还有一部分的日本技术人员留下来帮忙的，大陆过来的人大多不懂得制糖」。
另一位劳工则提到，农务管理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台湾的技术人员初期并未受到较平等的待遇。还怪糖厂太赚钱了，来自全中华民国三十五省的有识之士都想到糖厂来任职，听说日治时代一个日本人和一条狗就可以管理的蔗园，国民政府时代用了三十个人来管理还不见得有效。」
接收官员竞相把公家财产充作个人的战利品，偷卖到黑市赚取非法的利益。一位麻豆糖厂的员工提到「国民党派来接收的管理阶层所表现的行为态度，就让人十分失望」，因为他们居然在本省籍劳工面前，「向承包商（当时糖厂须新建许多设施）索贿，表明谁的回扣丰厚就将工程发包给谁做，完全不考虑工程品质，这比日本人还恶劣」。
228事件当时，确实有台湾人群起攻击外省人的现象，但他们之中挺身而出保护外省人的例子也不少。然而，结果却是：
三月六日，四位本省籍劳工搭乘一位在地商人的车，要从南靖前往嘉义市区。车上有一位外省人。他们原本想护送这名外省人到市中心，因为市中心比较安全，也较能得到保护。但这趟旅程出师不利，半途就因遇到国民政府的军队，被迫停车，而且适位外省人显然认为自己是被这批本省人绑架了，要求军人替他报仇。于是，那五位本省籍护送者被以极不人道的方式拷打、凌虐，并且被立即处决，「遇难者死状甚惨，亲人前往认尸，几至辨认不出」，最后他们的家属甚至还得要贿赂军队，才能取回亲人的遗体。南靖糖厂在事后的报告中提到，厂长召集「本省同人组织警卫队」，以维持秩序，而且这趟护送之旅也是主管授权同意后才进行的。五位台湾人被虐杀的消息傅回厂内，「全场震惊，外省同人处此左右为难境界，深虑特受暴徒迁怒报复，惊惶情绪，可以想见，惟厂内本省同人深明大义，多方解释，未遭恶果」。
①1945年9月前后，岛内各学校重新开始授课，然而开学第一天，代理日本校长的台湾人职员便向学生极力主张：「台湾人是一等国民，日本人是四等国民。」或者日本教员进入教室后，发现黑板上写著：「战败国民能教什么？」当时有就学于台北州兰阳高等女学校的台湾学生，目睹台湾学生已经不理会日本教师，也听闻台湾学生会向日本学生报仇之风声。
参考文献：
『關鍵七十一天：二戰前後臺灣主體意識的萌芽與論爭』（阿部賢介）
『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何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