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米国际沦为斯大林官僚化的工具，固当与之断绝
2.不采行「自国败战主义」（革命失败主义）所揭橥的反战方针
3.撤回打倒天皇制的口号（根据「32年纲领」）
——锅山贞亲，1937年
「在日本，现代性和封建制未必作为对立的条件而出现，借助于封建要素，现代性成为过剩现代性而出现，借助于近代条件，封建制又作为『超』封建制的条件而出现……近代日本的转向全部都表现为，对日本封建制的恶劣条件、制约的屈服和妥协。」
——吉本隆明，1990年
在近代日本，真正为「转向」这个词赋予其词义——转变自己原本的思想与政治立场（尤其是左翼）——的，是1920年代末开始的日共成员「大转向」，他们在狱中纷纷宣布自己「转向」，放弃了社会主义信条及其运动，有的人更宣布自己拥抱了帝国体制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也就是背叛了革命。这些人中最出名的，就是前日共领袖佐野学与锅山贞亲 ，他们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 」直接为日本全体左翼运动的国家主义转向铺好了道路，也正是他们的「转向」让转向变成了流行语，真正进入了千家万户的口头。
近代日本历史上这样的「转向」屡见不鲜，幕末的锁国攘夷派一下子变成了开国维新派，王政复古的政府变成了文明开化的政府；作为明治中期进步自由主义思想「平民主义」最得力鼓吹者的德富苏峰 ，在甲午战争、三国干涉还辽间意识到了自己思想的败北，在帝国主义「力的福音」与国家主义前举手投降，成了日本近代史最臭名昭著的转向者。
田冈岭云当时就批判德富苏峰「可以变说、不可变节」。然而「变说」往往就意味着「变节」，日共转向者往往都成了变节者。转向在思想史中的深度大概就在于此，它犹如一个思想的深渊，让人得以挖掘到一些思想面临极端受压状态下的命题：
各国革命史中为何只有日共出了这么多的转向者？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狂热皈依天皇制帝国的？
为什么在一个时代中有那么多的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到头来几乎全部转向，脱离了左翼队伍？
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简单一句「因为受不了拷打与压迫」可以回答得了的。本文所想要试图去做的，正是去探测「转向」在水面下的深度。
一、转向是什么：当事者的证言
转向的第一当事者，自然是日共。转向事发四十多年之后，日共是这么看待转向的：
「通常，（转向）是根据polizei方面的陈述和声明『完成』的，在表明与天皇制政府、军部、polizei有着同样的侵略和反动立场之前，是不承认『转向』的。所以，转向者的陈述和声明都毫无疑问地大同小异、别无二致。」
而且日共在书写这部分的相关历史时，又发挥了自己（几乎）一向不认错并对丑事想方设法文过饰非的自我中心主义传统，表示自己相当自豪于转向的这段历史：
「日共所散发出的最大先驱性光芒，就是直面日本国家权力问题，挑战绝对主义的天皇制统治，毫不畏惧地反对以『圣战』为名的侵略战争。」
「尽管战前日共的方针和活动的历史有其局限性和不成熟性、尽管转向者很多，日共（依然是由节操高尚的斗士组成的，作为一个公党没有一点点转向。」
然而，事实是转向的现象，在1930年代被捕的日共成员中十分严重。转向是日共历史上相当不光彩的一页。
从死亡的数据上来看，1928-1945年因为治安维持法而被逮捕的多达数十万人，其中被移交检察院者75681人（其中因宗教原因而被逮捕的1500多人），被起诉的5162人，直接因拷问而死的65人，间接因拷问而死的有114人，因病等去世的有1503人。
另一方面，1928-1938年间因为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到司法处分的有12145人，其中93.5％转向而释放了。释放的人有中92.5％，没有再次遭到逮捕。换言之，有86.4％的人不仅转向了，还不是为了出狱而转向的「伪装转向」，是确确实实地再也没有回到运动中来。这些遭到司法处分的人中，大部分又是日共成员。这意味着，日共成员的被捕者中，绝大多数人都在政府的压力、出狱后针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行动监视面前选择了转向， 死心塌地地脱离了康米主义运动。东京刑事地方裁判所的樋囗胜也表示：「据说，今天在有左翼思想犯经历的人中，表示转向的人在全日本约有六万，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确实是左翼思想犯的大众转向时代。」要知道，日共战前成员远远没有六万那么多。
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的转向声明书一出，当时的日共立刻通过『赤旗』进行批判，指责两人路线错误（挑战无产阶级、赞美天皇主义，为帝国主义张目，因而开除两人氹籍。日共对声明书的批判主要有五条：
①反国际主义、批判康米国际；
②积极参加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主张；
③通过对民族协力的强调来抹杀阶级斗争；
④反对解放殖民地以及主张大亚洲主义；
⑤否决对天皇制的斗争，转而积极拥护。
日共认为转向声明书中所谈的日本民族优越性只是「空而无物的国粹主义」，以皇室为中心统合其他民族的「一国社会主义」则忽略了殖民地其他民族的自由意志，两人否决对天皇的斗争实则隐匿了天皇通过榨取劳动大众，将其作为奴隶来进行支配的事实。与此同时，日共更提出两人批判『1932年提纲』，拜倒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下，跟德共屈服于纳粹相同。论及两人转向的原因时，也有日共成员归纳出了几条原因：远离群众，使其与群众的共感钝化；因为与群众的共感钝化，故而其对狱内弥漫的「转向」思潮没有展开批判，反而沦陷其中；最后他们对处境困难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进行，并没有展示充分的支持与决心。为了防止「叛徒」再次出现，日共呼吁必须坚持反帝国主义与阶级的道路，从而免于陷入思想検事严刑拷打，在意志不坚定时发生「转向」等悲剧。
然而，当时日共的批判并没有能阻止转向继续爆发，转向的狂潮最终吞没了日共。这些对转向的批判，显然没能击中要害。
另一方面，考虑到转向者多数是在狱中半强制地被迫转向，转向的另一当事者——日本政府与日本司法司法机关又如何看待转向呢？
1925年发布的『治安维持法』第一条特别注明：
对以变革国体为目的而组织结社的人，或作为其结社的干部及其他领导者从事任务的人，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的监禁。对知情而加入结社或进行为实现结社目的之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监禁。对以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组织结社的人，加入结社的人，或者为了实现结社目的而采取行动的人，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
日本政府始终对日共保持高度警惕、高度敌视的态度，日共成立后仅仅两年，就因恐惧于政府的第一次大搜捕（1923年）而自行解散。1926年12月才重建的日共，又接连遭遇1928年『三一五』、1929年『四一六』两次大搜捕，1930年「二月事件」、1932年「热海事件」更是一网打尽。随着帝国政府的镇压力度逐渐收紧，不仅地下活动空间不断收窄，日共指导部的最后一人也在1936年被捕，丧失中枢的日共随之解体。自然这种大量搜捕，也就制造了狱中大量的被捕者。
另一方面，随着狱中宣布自己「转向」、放弃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日本司法机关也开始针对「转向」制造一套规范，甚至试图以转向为核心，设计一套让政治犯重新变为忠良臣民的程序。
这一切的开端是1933年行刑局长发布了名为『改悛的状态分类』的通牒：
（一）转向者（转向者是指，抛弃了认为变革国家体制当然就是用非法手段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思想的人）
一、抛弃革命思想，发誓脱离一切社会运动者
二、抛弃革命思想，将来要投身合法社会运动的人
三、抛弃革命思想，对合法的社会运动态度未定者
（二）准转向者
一、怀抱的革命思想发生动摇，将来有可能弃之不顾的人
二、即使没有舍弃革命思想，也发誓将来要脱离一切社会运动的人
（三）非转向者
随着他们对转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及日本政治的进一步饭动化，「转向」的轮廓也被他们更清晰、更符合其自身意愿地勾勒出来。
于是，1936年司法省又对「转向」做了五段的划分：
第一阶段：主张或承认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人
第二阶段：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或暂缺不批判的态度，不能否定现在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态度的人
第三阶段：达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程度的人
第四阶段：达到完全理解并认可日本精神的人
第五阶段：体得日本精神，达到实践躬行境界的人
与五阶段相对，也有五种转向：
转向 因权力的强制而发生的思想变化
准转向 脱离一切社会运动
逆转向 与当权者意志相反的思想变化
伪装转向 为出狱伪装转向
不转向 坚守既定思想
上文的「日本精神」，当然是因为随着日本特色法西斯主义政治的进一步深化，民族复古主义、国家传统主义的氛围越来越成为政治正确造成的。在这种氛围下不仅日共思想犯倒向政府的意识形态，大众社会也愈来愈被天皇制国家主义的色彩侵染，形成「国民总转向」的态势。但是这也恰恰反过来体现了，官方主导与政治犯「自主」探索这两个方向的合力下，『转向』范式与理论的逐渐形成 ——换言之『转向』的正式化、正规化。来到1930年代中期，「转向」从思想犯的自我思考变成了一套政府主导的思想扭转流程。
前文提到的樋囗胜在1936年据此大谈：
「从马克思主义中的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本身的全面抛弃。进而，对于西欧的近代意识——即针对几乎西欧化的近代日本的生活意识——本身必须进行直截了当的破坏。而且这件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只不过是因为要作为日本臣民贯彻皇国道义的自觉而已。……转向的本质，是对自己本性的觉醒，也是对国体的认识不限于单纯的、对象的认识，而走向完人的融合，也就是所谓『开悟』。」
为了让狱中的思想犯可以好好「转向」，从有害国体的危险破坏者变成忠良恭顺的一国民，思想検事也颇费苦心。根据池田克检察官写的指导手册，polizei局局长应当从拘留所把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上，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就是鸡肉鸡蛋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关系。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讨论政治思想相关的事情，只说「你的母亲很担心你」，而不要用说父亲，这样可能激起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意识。
这正是要让学生等被捕者在原有思想激烈动摇后，向着日本政府所划定的思想道路前进。正如『转向』中所说：「自从训示『右持正义之剑、左抱慈爱之玉 』的第一代特高课长安倍源基以来，转向＝导向教化的积极诱导就与拷问相对，是『情理兼备』的日本特高传统思想政策」。据说日本的特高官僚与纳粹的盖世太保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后者问为什么不像德国一样执行死刑上，特高却回答说：「因为日本国体的观念已经在他们的内心复苏」，让盖世太保大吃一惊。
为了进一步让转向者真正与过激思想运动彻底切割，防止思想极端彷徨动摇的他们再次倒向激进运动，使其回归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1936年开始日本政府针对思想犯的满期释放者、假释者、暂不起诉者、预防性拘留者，制定『思想犯保护观察法』，运用多对一的人力，建立对思想犯进行二次思想教育与监视的制度，设置「保护观察所」。
这一制度正如1936年的『大阪每日新闻』所说：
「即使是刑罚结束，或者缓期执行、暂出狱不起诉、缓期起诉的人，也必须被关押在名为保护观察的『无形监狱』（保护观察所）里，接受各自（来自政府的）保护和观察，在这两年间谋求这样的法制：确立生活——介绍职业——完善思想——还原到日本精神，使之成为优秀的人才后才释放回到社会中……」
时任司法省保护课长的森山武市郎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解释这部法律的主旨：
保护观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本人有进一步犯罪的危险，从而观察其思想及行动，并加以保护。换言之，此法对于非转向者及准转向者，以促进其转向为目的，而对于完全转向者，则以确保其转向为目的。毕竟，要想使本人将来成为忠良之臣民，觉悟日本精神，过上适法有秩序的生活，需要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也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让本人对国体及社会有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让本人有正当职业可做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了其思想的完成及生活的确立，在对本人进行熏陶教育指导之外，还要促进本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络，或对本人进行职业辅导、职业介绍、就学以及复学的安排等。他们虽是因一时之迷惘而怀抱不逞思想，但都同样是陛下之赤子，需寻求一切之方法，助其成为出色之日本人，以使其成为健全的社会人的方式使其不会再度走上邪路，此即为本法之目的……
思想検事除了对前思想犯进行监视外，还要促进其与家庭的联络，甚至做好职业辅导、帮助介绍工作、复学等，帮助他们有稳定的家庭工作生活，收身养性，使其成为「健全的社会人」，让他们负上伦理负担，不愿意再次走上反体制的道路。这就是1936年司法保护日海报上「爱的锁链胜于铁的锁链」的意思。
然而，日共的转向者中最能体现「转向」性格的，并不是这种官方人为制造的思想转向，而是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支柱已经破碎后，经过内心极端痛苦挣扎后，决心离开革命的方向，航入幽暗未知的思想深海区中的第一代转向者。换言之，这一代的转向者开辟「转向」道路的遥遥路程，正是我们下文要阐述的重点。
二、通向转向之路：「肉体战」、「情感战」与「理论败北的荒野」
「转向与不转向，不是充分地把握了理论还是没充分地把握理论的问题，也并非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单纯地只是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耐久力的问题」。
——『转向』「一个农民文学者——岛木健作」
所谓的转向，是思想的转变，是『对状况的主动态度的主动转变』（藤田省三）。因此，主体和思想不紧张的人，不会产生转向问题。『把状况看作是命运的决定，或者是偶然的发生，总是得以在自己的行动半径内适应当下的状况的态度，根本就不会发生转向问题』。本段要介绍的，正是第一种转向——陷入理论崩溃之荒野的转向。
「思想首先被理解为信念和态度的复合」（鹤见俊辅）。信念也就是理论、意识形态，态度则是实践的意志。思想的转变，是信念和态度两方面的转变。可以说，转向是在极限状况下的思想选择。然而，转向的第一个前提，毕竟来自于肉体。
松田道雄曾经说：「转向不属于思想的领域，而有关于肉体的领域。」他 如此说道：
我很清楚polizei施加的残虐行为需要怎样的肉体耐力。
首先出现的是「自己的话绝对经受不住」的恐惧。
转向，还是不转向，这不是对思想的附着力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忍受指甲下插满竹子的薄片，能不能经受得住鼻子里插入水管，在陆地上淹死这件事。那是肉体的问题，特别是神经的问题。我感到是肉体首先败北，而导演适合败北肉体的台词就是转向。
经受不住酷刑的人，就会转向。这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在死亡的恐惧面前，不少人屈服了。
龟井胜一郎如是说：
「这是在监狱或强压下产生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因这种恐惧而败北的地方产生的伦理问题。转变思想的辩解可以有很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根本的是对死亡的恐惧。也可以说是思想在肉体化上的脆弱。」
椎名麟三也表示：「在受到拷问的时候，感受到了死亡的观念，就不行了。也就是（感觉到）世界上的大家都是要消失的。」不少人因为这种对死亡的深刻恐惧，于是通过从宗教理论中寻找安慰，最终转向了——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
然而，比肉体败北的痛楚更深的，是自己运动的深重败北。
自从1922年山川均『方向转换论』发表以来，日本左翼运动便以大众为圭臬，诸派无论是左是右都以深入大众、组织大众作为运动的第一要义，日共也并不例外。在此处陷入困境的。是1928年后的日共。1927年纲领（又称布哈林纲领）虽然正确，但不久后日共就接连遭受了来自政府的1928、1929年两次大规模弹压，有经验的上层干部几乎被「劫掠」一空，空想激进的学生随之上位，他们在同样陷入左倾激进的第三国际错误指引下，将日共导向了一条「即刻进行武装革命 」的不归路。
日共放弃了通过合法政党马甲继续组织工农大众成为自身雄厚力量与社会进步战线的道路——而这一道路本来由可能可以使日共的人民战线成为抵抗法西斯化惊涛骇浪的坚实防波提，反而沉迷于立刻武装起来进行社会破坏工作的过激道路中，梦想这样下去很快就可以跟「高涨的革命形势」结合起来，实现梦寐以求的日本革命。然而他们对日本社会和自身的估计完全错误了。日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例如，在『32年纲领』中，也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革命危机的形势」等对日本革命形势的主观主义高估。
帝国政府潜入日共的间谍随之煽风点火，鼓动日共进行各种看似为了革命不择手段，实则让自己越来越匪帮化（而非人民革命党化）的行为，如抢银行、恐吓、诈骗、美人计等，导致日共进一步走上绝路。反应过来内部存在间谍的日共又开始了过激的反碟运动，对成员不断地进行跟踪、警告并进行严密监视，使用残酷私刑等手段对可疑人物进行逼问，使得党内人心惶惶，最终导致日共崩溃前夕反对这种行为的「多数派 」分裂出来对抗党指导部。宫本显治与袴田里见的私刑就导致了两人死亡，根据袴田的证词，他们采用了肚子上泼硫酸、斧头砍脑袋、火点刺脚等私刑来进行逼问。
日共在战前唯一类似武装起义的举动就是1930年5月1日的「川崎武装由行事件」：
「日共计划将昭和5年5月1日的劳动节作为武装劳动节发动群众起义」，『神奈川县polizei史中卷』记述道。劳动节的会场在川崎稻毛神社境内。神奈川县polizei部派出180名polizei进行警戒。「上午9点半，集合人员达到2000人。9点55分，劳动节执行副委员长近藤武男为了宣布开幕，准备登上主席台。
这时，突然从会场入口进来了18 ~ 19名身穿黑色领子服的一伙人，他们挥舞着写有「日共日本康米青年同盟」几个大字的旗帜。他们手里分别握着竹枪、拐杖、大型锉刀、短刀、手枪等。
（川崎署）内宫（藤吉）警部指挥的一小队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制止了这一行为，并没收了随身携带的凶器，与反抗的一群人开始了混战。开枪的是主谋，鹤见的日本石油的工人阿部作藏（26岁）」（同书）。他试图逃跑，但在现场附近被逮捕了。
近藤副委员长也在制止青年同盟成员时被大型锉刀刺伤，另外2名劳动节参加者也被竹枪刺伤。80名polizei赶来支援，逮捕了8人。骚乱终于平息了。内宫警部受了左颈部贯穿性枪伤的重伤，另外5名警察负伤。polizei在现场缴获了77根竹枪、3把大型锉刀、2根拐杖、4把短刀、1把手枪，潜逃的10名嫌疑人也在事后全部落网。
「主谋阿部在日本共产党青年同盟京滨地区负责组织，接到上级关于五一劳动节对策的指示，多次召集同志进行策划，计划了五一劳动节的暴动。可以说，这是急于让党重生和革命的一种自我毁灭现象。」关于这一事件也被禁止报道，解禁是在半年后的1930年11月29日晚刊。有「五一劳动节极左派骚乱事件」、「尽乱斗之极限」（东京朝日、「用竹枪、手枪袭击polizei的报道解禁」（东京日日）等大幅报道。还有出版号外的报社。
然而，这毕竟是流产的暴动。
形势越发危急，日共的左倾盲动却也越发严重——无论是田中清玄的「武装康米党」还是风间丈二的「非常时康米党」都是这样——最终日共的战前运动生涯就在这样的仓惶与绝望中结束了。日共当然要为没能阻止法西斯崛起而担负责任，丸山真男就在1956年批评说：
「在像『我死也在吹行军喇叭（指甲午战争中下日军士兵事迹）』一样自夸抵抗之前，应该承认自己作为党，面对国民则把日本政治的领导权拱手让给法西斯，面对邻国则在防止侵略战争上失败的责任，对没有组织有效的反法西斯和反帝斗争的理由进行大胆率直的科学研究，并公开其结果。」
日共在1930年代的一系列行动基本浮离于群众， 日益化身地下暴力团，沉迷于立刻革命、马上革命，最终还是被自己极力反对的法西斯化压倒了。
日共覆灭前夕，一个成员的真实体会是这样的：
大致来说，我对事务性工作的感受，是觉得东京的党工作本身，与紧密联系群众的地方工作大不相同。到那里一看，你就可以发观，东京的党组织并不是紧密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本来是为了指导、动员群众而成立的上层机关，可其本身竟膨胀成了一个臃肿的机构。
特别是房屋资金局这个大的机构，就是其象征，在那里，仿佛每天都在筹集资金，建立地下工作站，运送出版物。为此，每一个成员都要在一个一个的街头联络网中，献身于作为「革命家」承担的任务。但这些工作太过于技术性了，说穿了，这是机关本身的自我扩大运动，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革命家集团的自慰而已，既已膨胀成为臃肿的机关，那就只能充满与工农群众的斗争组织完全脱离的气氛。……
「组织」这个名称偶像，是一切正义和权威的象狂。因为是象征，就要对它绝对忠诚。在「组织」这句咒语的束博下，个人一旦被捕，就完全被「组织」的伦理和惰性所控制。「组织」本身所具有的无情的日常工作的情性，比追求革命的理论和向往革命的热情这种初步的主观理由强大，使个人不得不跟着它走。于是，个人通过玩弄对「党」誓表忠诚的革命言词，不久也会被自己的言词所束缚……
如果是做地下工作，这个偶像便以双重形态出现而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你是处在进也不退也不行的困境之中。即使想放弃运动而回到地上，那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已被指名通缉，一回到社会上，就必然迅即被捕，去过多少年的狱中生活，因此，即使你明知地下工作面临失败的形势，作为个人也不能后退，而只有前进，甚至要全力以赴地走到必至之处。在下这种决心的一瞬间，个人就要成功地去克服自己的动摇和失败主义情绪。
但在这样咬紧牙根下决心的时候，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头脑里并未浮现出诸如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正义、解放这类观念性的美丽念头，倒是志气、荣耀、耻辱、背叛、恐情、爱情、打算、权势欲这些作为生物的人谁都有的心理要素，更强有力地支配着人的行动。
这种极端憋屈、窒息的活动经历，正是很多日共成员转向的原点。日共的路线无疑出了错，但他们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大众背叛了、孤立了 。大众根本没有在他们的呼吁与组织下愤然蹶起、进行暴动起义，相反消极默然地跟着军国主义化的大气候走——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这种全民上贼船的感觉更发强烈。这种感觉对他们是打击最大的。就像后人总结的一样：
「与得到大众支持、有着美好未来的先锋队意识相反，被推入了这样的悲惨境地。在民众中的孤独以及后来被隔离在单人牢房里的孤独，成为1925—1935年康米党员转向的重要契机。」
1928年开始被捕的日共成员，大多相信资本主义正在「急速的没落」之中，革命已经近在眼前。然而社会的现实完全相反，他们不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还陷入了组织瓦解的境地。「如果不是有什么缺陷的话，就不会像昭和三年（1928年）以来一样频频地遭到逮捕了」——这是一名日共成员的狱中呈报书，也是许多不安、困惑的日共成员心声。
日共的第一批转向者，当属1929年前日共事务局长水野成夫 发出「天字第一号转向声明」后，1930年成立日共劳动者派（ 也称日共解党派）。他们首先开创了日共转向者的理论，被日共猛烈抨击为：
「他们宣告党的失败，鼓吹脱离康米国际、解散党，以及放弃七月纲领的核心口号——废除君主制与没收地主、社寺、政府的土地，这是要从根本上推翻此前康米国际的决定。作为要让党与同盟陷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泥潭的背叛者，他们与劳农派毫无区别，无视党向来的革命传统，想要全然解散党的武装。」
然而，还是实际关押他们的日本司法机关更明白个中因由。司法省的文书档案里，一击即中地点中他们转向的真正理由：
「他们首先是从确认日共失败这一大事实出发的，这里所说的失败，指的是3月15日的大逮捕暴露出的党脱离群众的事实。也就是说，党只是在群众中作为单个英雄获得了若干尊敬，群众并没有表现得和党一心同体，这毕竟如实地暴露出了党游离于群众之外，只是英雄主义的宗派而不是工农群众的事情。」
这种感到革命路线脱离群众的滋味，同样也是佐野学、锅山贞亲转向的重要原因，「从内心主题来说，除了屈服于天皇制权力的压迫之外，更重要的是无法忍受群众中的孤立。」这种群众中的孤立，击碎了他们对理论的确信。
甚至倒向天皇制，也是因为群众。「从支持战争的民众的现实来看，必须承认天皇制和民族意识形态实际上促成了无产阶级运动未能促成的大众统一」，这种群众的魔力，始终为日共成员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转向理由：因为人民群众支持战争/拥护天皇制，日共不能离开群众，必须适应日本特殊国情，跟随群众的思想，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来。转向的「大众崇拜」与上文日共批判转向的「大众崇拜」本质上是明显是共通的，这也是为什么日共的批判根本无法触及要害的原因之一。
此外，日共内部的多次思想突然转向也为后来的狱中转向做好了某种铺垫。日共的第二次建党，本就是建立在日共派、革命派的人们大部分转向，批判反对先锋队的山川主义、拥护福本主义的基础上的。日共建党时的大会宣言由福本起草：「理论斗争的开展，已将希望掌握真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而现在正在克服我们当中存在的折衷主义（山川主义）」。然而鼓吹「真正的革命者结合之前，要漂亮地分离」与「资本主义急速没落论」的福本主义，当然也有其浓厚宗派主义与左倾盲动的性质。
察觉到这一点的康米国际日本特派员，直接把受到福本主义影响的佐野学和渡边政之辅叫到苏联大使馆训话，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指导，导致二者发生论战，几乎绝交。随着问题进一步扩大，1927年第三国际索性把第二次日共的所有指导部成员叫到莫斯科，最终为日共指定了『1927年纲领』，否定了并批判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 ，「没有革命的群众斗争，理论就什么也不是了」。以福本为首的福本主义者虽然对自己的理论很有自信，却不敢与第三国际展开对抗，只能默默地接受了。感受到福本主义派要倒台，日共党内争先恐后地批判起福本主义，福本派的福本和夫、德田球一、佐野学遭到罢免。
这自然对原本的福本主义者是很大的震动与打击。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1930年跟随水野成夫转向的人，大多是当年的福本主义者，水野本人也是福本派内的新锐理论家。1927年纲领发布时，水野成夫正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担任康米国际远东事务局的日本代表，回国后他就对成为日共新领袖的渡边政之辅抱怨不择手段的康米主义与人道主义不相容，遭到渡边政之辅训斥。水野在1952年回忆道：「我之后不久就入狱了，在狱中经过两年多的深思熟虑，我终于按照自己的信念转变了思想。作为日共党员，我是第一个发表转向声明的人，因此狱内外经常有人威胁道『杀掉水野』，但我没有屈服。」
时间来到1930年代，甚至发生了短短一年之内前后理论大转向的严重回旋镖事件 。1930年11月在俄国留学五年的风间丈吉带着『政治纲领草案』回国，这份草案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否定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否定『27年提纲』。在1928、1929年被捕的日共干部「绝对不能容忍」把『27年提纲』看做错误的，因而反对『政治提纲草案』，他们尽管依然坚持『康米国际没有一次犯过错误』，依然坚持『27年提纲』最多只是过时而不是错误。然而不久出于欧洲形势冲击，第三国际又觉得『政治提纲草案』是错误的，为日本提出了『32年提纲』，这次的提纲又开始强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使得日共干部和狱中的干部都遭到冲击，陷入混乱之中。
第三国际不但经常对日本革命进行错误的时势估计、发出错误的指令，还永远是「一贯正确」的，一旦命令更改，必须不加疑问地完全反转过来重新执行。战前日共的人们将服从与信仰第三国际作为康米主义的一部分，风间丈吉即回忆野坂参三在莫斯科跟他表示自己赞成『政治提纲草案』，但不久之后竟然就又去起草了『32年提纲』。将第三国际的正确性与现存康米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挂钩，结果是在发现第三国际并非一贯正确时，也会对与其紧密挂钩的现存革命道路产生强烈的怀疑与否定。换言之，这种正因其对第三国际的严重依赖（日共重要的提纲几乎都从莫斯科发回）而反复摇摆不定的日共理论支柱，显然不是坚固的。
第三个给转向造成基础的，是日本的家族共同体制度。 正如人们所说：
「他们最初强烈地认为，为了救济广大的一般被压迫阶级，必须牺牲微小的亲人之爱，所以参加了运动。尽管他们因而已经预料到骨肉至亲的愤怒、怨恨和背离，但对一度被捕的他们伸出的爱之援手，始终还是来自父母、兄弟和妻子。这无疑像要割开他们的心灵一样。」
日共末期一个成员的典型生活活动是这样的（这里举出大塚有章的例子）：
我开辟的同情者网在一点一点地逐渐扩大，我为维持这个同情者网倾注了全部力量。每天除了要到几个地方进行街头联络外，还要对几个人进行家访。从此以后，别说没有时间同社会上的人聊天，就连同家里人说话的时间也没有了。如果拿出时间用于那些事情，当天收到的党的秘密文件就不能阅读了，马上就会给我第二天的工作带来障碍。以前还能在电车里拿一份《朝日新闻》阅读，而这时连一份报纸都不看了。在电车里打开报纸，是为了尽量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面孔，而头脑里想的全是接头联络或访问计划等等。
小林多喜二的『党生活者』 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我』作为日共革命者不但牺牲自己全部私生活，将24小时全部献给组织，还和疼爱他的母亲断绝关系，「只要新的世界不到来」，永远不和母亲再次见面，即使母亲去世也不回家。小林在『1928年3月15日』这部小说中，也描写了因为母爱亲情感召而选择脱离革命运动的佐多（比如辛苦一生才供他上大学，想着以后享清福的母亲一听到他参加革命，身子直哆嗦，看见孩子参与革命日深而在佛坛前流泪、睡不着觉，佐多与母亲发生矛盾），相信读过两本书的人都会对这些情节有深刻印象。
这种舍弃掉亲情关系也要参加革命，革命却又毫无前景的苦闷，是只能被入狱后来自亲人的亲情解开的。日本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前文要求思想検事特意对被捕者提到「你的母亲很担心你」。
狱中的一名日共成员为此，在呈报书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我的父母、兄弟、叔父为我感到了多么大的困扰和心痛，这是我说不出来的。……作为我来说完全没有说这些的道理，但比起这一点，我更想从运动中退出，为父母、兄弟及叔父、孩子的安心以及在此期间的不幸和困扰而道歉。」
战前日本社会的家族色彩浓厚，个人很难不受到家族的亲情所束缚，他不惜舍弃亲情也要参加革命时心里的隐隐痛楚有多大，入狱后在极端无助的境地下因亲人伸出的援助之手而「幡然觉醒」时，其转向的动力就有多大。试图加入日共时，家族共同体那无形的柔性阻力与限制力有多大，日共成员入狱后回归「骨肉之爱」的家族共同体的动力就有多大，这就是所谓入党的过程反过来规定了转向的过程。家族共同体的理论战胜了日共的革命理论—— 日本政府感到「转向的出发点几乎都在于此」，后面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转向也是「觉醒了对亲人的爱、对同胞的爱」。这种家族共同体式的社会制度，深刻规定了转向的范式与形成。
日本政府文件『就思想犯的保护』中也指出，大众性转向的直接原因是「亲子之爱、夫妻之爱」这种「所谓家族的爱情」，并强调「因为母爱的转向乍一看看似的确是肤浅的、怯弱的转向，但实际上像这样的转向之所以是转向的原点，正因为有着日本民族的、国家的特殊性。」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曾任日共委员长的田中清玄。 他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精明能干的母亲孤身一人将他和哥哥抚养大，清玄的哥哥去世后，母亲的唯一希望就在清玄身上。田中清玄也确实争气，考上了东大美术科，但他从此就不与母亲联系、也不上学，只因他加入了日共，开始为党在工厂工作。田中清玄1930年1月在和歌浦召开扩大中委会，但二月就发生了针对日共的大搜捕，田中也在7月14日被捕。然而他的母亲在2月10日就已经在自家服毒自杀，枕畔留下一纸遗言：
出了你这样的康米主义者，是不会被神所爱的。我要以死进谏。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日本人啊。不要白费了我的死。
田中清玄在1934年第一次到公审法庭受审，身着亡母和遗言一起留给他的日本服，表示自己转向，要拥护战争。
以上的三个外部要素是所有被捕的日共成员都共有的，这些是他们转向的共同原因。出于这三个外部因素，他们内心的理论支柱崩溃了 。然而正如小野阳一所说：
「这绝不是在理论上的的确确地清算了（康米主义），要达到利落的清算，而必须经历更大的痛苦。」
毫无疑问，转向的最大障碍依然是不愿背叛同伴 。
前面那位在呈报书中向家人忏悔的日共成员，又记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在这次被捕时造成了很大的失败。polizei稍微审讯一下我就不能忍受，简简单单地自白了，给党和同志诸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已经失去了继续参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资格。因此，我发自心底向党和同志诸君表示谢罪，决心今后完全脱离运动。」
日共成员都明白自己转向就是背离了革命正道，背叛了自己的同伴与无产阶级，成了最可耻的叛徒——这种背叛他人的感觉也当然像针扎一样刺痛着他们心。
「在判决前，我认为背叛同志是不可饶恕的。……被同志们指责为阶级叛徒是最痛苦的事情。」
他们知道自己「恐惧于弹压（严刑拷打）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不停地质问自己，最终自己精神衰弱起来。前文提到的龟井胜一郎也是一听到「背叛者」三个字就感到恐惧，觉得这是自己的致命伤。
因此这种转向当然是非常痛苦的历程。曾经作为劳动农民党指导部成员，为日共负责北信地方工作的小林杜人被捕后极度精神衰弱，常常一夜无法入睡，甚至试图自杀。这正是这批人历经转向之路时的真实写照。
经历了肉体上的严刑拷打、三个情感上的因素，最终在真正背叛的叹息之墙前止步不前——大部分日共转向者，也就走到了这里而已。来到这里以后，因为理论崩溃的境地，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宣告脱离革命运动了。
但是，这种单纯理论崩溃下的「转向」是不完全的。他们只不过是对原本革命道路的确信遭遇了剧烈的冲击、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动摇，失去了原本的深信不疑，而在其内心里终究是不敢完全彻底否定原本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正确性，陷入了迷惘与自我否定之中 。这种转向，不过是理论崩溃的荒野。
这样的转向者内心都会有不停拷问自己内心的伤痕与一生的负罪感。一名研究转向的学者就回忆道，他在金泽大学时的德语老师在战前也是自由主义者，参与反战运动而被捕，忍受不了严刑拷打的痛苦（脚上留下了永远的灼烧伤痕）而转向了。但他并没能否定自己的理论，内心也留下了永远的苦闷。他感到自己算得上反战的话，那就是后来被征发去侵略战场时，在炮火横飞的战壕里让士兵不要出来、躲在里面。
这种「理论崩溃的荒野」，甚至可能再次生出新的绿草。 担任康米青年同盟东大支部指导者的日共成员佐佐木惠真，在转向出狱后，在『东大春秋』上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在市谷刑务所待了一年半。同事们给我写信或留言劝我转变思想，我都无视了。我自己选择出狱是在1935年2月左右。……
写了申请书。第一次因为没有对天皇的礼赞而被退回。虽说是自己选择的命运，但亲手书写却是一种比心如刀绞还要难以忍受的痛恨屈辱。
1935年5月出狱。刑期是两年，缓期五年执行。……我在狱中想了又想的东西完全太天真了。康米党中枢已经崩溃了。我所采取的行为——无论我的意愿如何，也尽管我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不成熟——就是对党的变节，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本『东大春秋』的编辑者和投稿者，大多都是日共转向者，他们转向后又到东大复学并毕业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试图用『东大春秋』与当时越来越浊恶的政治氛围做对抗。正如他们第三卷第二号的『编辑后记』中所说：「在这样的一般形势下，我们只有一项使命，那就是勇敢地竖起进步文化昂扬的旗帜，与文化反动的风暴作斗争。暴风雨越强，我们就越要坚强地坚守这一旗帜，同时对于任何以暴风雨强为理由，说些即使没有希望，也要等它和缓的话，想要放下旗帜或对高举旗帜这件事踌躇不前的行为，都决心坚决与之为敌。」
1936年欧洲人民战线运动正盛时，日本似乎也吹起了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春风，『东大春秋』积极地介绍法国人民战线内阁、西班牙内战、康米国际七大的决定，不停地阐述人民战线相关的内容，结果第三卷第四号（1936年8月）的内容「因为反战」而被削除，此后也没能再发行下去。
真实反映这批东大学生内心，当属岩崎澄夫1936年在『东大春秋』上发表的对话体小说。这部小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一名新入生寄给在大学中复学的日共转向者的信，另外一部分则是那位转向者给新入生的答复信。
作为新入生的『我』在信中说道：
我想既然已经是大学生了，就要抵抗大学不分昼夜地注入的麻醉剂，直击大学的本质，从而不断锻炼自己的头脑，同时也要对动乱和尖锐的声音毫不懈怠地加以思考，成为一个不背着十字架的知识分子——如果能转化成这样的典型，那就太好了。背负十字架的转向者，如果为了甩掉十字架而重新出发，那么你的身体已经比以前不知道十字架的折磨时更加强韧了，所以我对你相对于我们再次站在领导的立场上，一点也不怀疑。我们必须武装自己——在所有的层面上。……不是要报仇吗？因为你一直被迫害得太厉害了。……那么，请转向者第三次转向，果敢地开始活泼的学生生活吧。
转向者则在答复信中写道：
「现在的我……实际上是丑恶的，甚至足以可悲的……现在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是可耻的人，但我不想再继续沦落下去。不，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想过真正像人一样的生活。」
他把转变思想的人比喻成在战争中「负伤而失去战斗能力的人」，「……在这里，我必须要考虑的是，在断定这些失去战斗意志的人就是敌人而对他们进行处分之前，有没有考虑的余地呢？」
「随着他们恢复身体上的健康，即使失去了一只手、一只脚，精神上也会逐渐恢复到以前的平静。话虽如此，这些人在繁忙的时候当然不应该主动进一步地要求救济和充分疗养。而且，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认为他们是盟友——当然是盟友，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们还在战斗，所以超越负伤的身体前进，进一步增加肉体上的痛苦，这应该是可以忍受的吧。比起肉体上的痛苦，被我方当作敌人对待的精神上的痛苦才是真正深刻的痛苦。」
这种「丢掉十字架」后，还要带着负伤的身体重新为正义出发的感觉，正 是他们的心语。
当然，这里只是发表「转向声明」、宣布转向的人。回到1929年或者1933年的时间点上，还有很多日共成员来到上述的那一步以后，并没有转向，而是踌躇不前了。他们因为这种内心的折磨与负罪感，不愿意真正越过『转向』的一线，向日本政府投降，发表转向声明。他们依然滞留在理论崩溃的荒野中——这种荒野可以是转向出狱，也可以是狱中痛苦的反思。
这个时候，给予他们走出荒野的路标的，就是为转向而发明新理论的狱中日共领袖们。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理论，大部分日共转向者才得以松一口气，为不再被「转向＝背叛＝不义」的负罪感所缠绕，可以借助新论理来否定、清算马克思主义的内心想法，用「正义」的手杖走出理论崩溃的荒野。
本应比下层成员更为坚强的日共领袖，走的比自己的下层成员还要遥远，毅然迈出了真正「转向」——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第一次发现转向其「自发」的另一面。与上述来自外部的强制因素（肉体折磨与亲情束缚）相比，这种来自内部的自发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是不可能走出理论崩溃的荒野的。一开始的官府强制也并没有要他们发明新理论来做到这一点。无论官府的强制多么残酷，正如鹤见俊辅所说：『现实中发生的转向的例子，总是具有自发性的一面和被强制性的一面』。
吉本隆明也在1990年强调：
我认为应该把镇压和转向区别开来，如果没有内在的意志，就不能提出任何见解。
只将转向理解成遭遇外部压迫与镇压而思想败北的人，是无法把握狱中濒临极限的那一瞬间，不能理解「转向」的真正意味与恐怖之处的。
三、转向的自发性瞬间：超克理论崩溃
1933年6月9日，前日共执行委员长佐野学、前日共常务委员锅山贞亲两人在自己反复深思后拟定的声明书署下名来，将其递给检察官宫城——声明书是写给自由法曹团律师上村进和同志藤沼荣四郎的。检察官宫城读完声明书后，莞尔而笑，在当天下午三点批准发表。这就是思想史著名的『告共同被告同志书』：
我等在狱中幽居既已四年，在当时所处的条件下，在全力斗争的同时，也冒着许多不便和危险，一直注意着外部的一般形势，最近对日本民族的命运与劳动阶级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先锋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决定对我们原有的主张和行动进行重大的改变。
日本现在对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对内面临着空前的大变革。面对包含着战争和内部改革的国内外形势，所有阶级和党派都忙于准备得以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时，以劳动阶级先锋自居的日本共产党暴露出了许多缺陷。党的基础在现实和可能性上都显著扩大，但党员的社会构成、党的机构和行动都宛如变成了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
党没有领导群众对近年来的经济恐慌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机构腐败的激愤。党对满洲事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战争局势的正式对策完全崩溃，党的反战斗争只在中国报纸的谣言报道和康米国际的煽动性文件上辉煌显赫。无论是对重要罢工的领导，还是对日益尖锐的农民斗争的权威领导，都没有依靠党来进行。曾经有一个时期，日共号召武装示威，实际上只能做到小规模地将其组织起来。那是绝对的谬误，尽管如此，这个谬误还是表现出确信大众（对自己）的支持而冲入大众之中的思想。
与此相比，去年年末的各种事实，实际上有一种仅仅是布朗基主义的不良要素杂糅起来的现象，甚至表现出了与无产阶级毫无关系的腐败倾向。党在客观上不能说是劳动阶级的党。……我们承认有必要批判过去作为最高权威的康米国际自身。我们断定康米国际近年来明显地程式化官僚化，过于苏联一国的机关化，丧失了二十一条加入条件中严格的无产阶级先锋结合的精神，迎合各国小资产阶级，甚至产生了对他们进行恶性煽动的倾向。对于日本党，他们比起有骨气的工人，更欢迎夸夸其谈的、饶舌的小资产阶级，把希望和形势混为一谈，设计放纵的战术，用肉眼可见的谎言进行不负责任的煽动。……
我们献身劳动阶级的基本态度和过去一样没有丝毫改变。即使就这样在狱中死去，我们也会以无产阶级先锋的骄傲赴死……关于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以抵抗资本的剥削（七小时工作制）和农业革命的各种问题（废除寄生性土地所有制等），我们还有很多值得谈论的东西……
最近的世界事实（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告诉我们。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依靠形式上的国际主义，而应该立足于各国特殊条件，走代表本民族精力的劳动阶级精进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反对民族和阶级的康米国际政治原则，在有着强力的民族统一为社会特征的日本，有着道理不通的抽象。最进步的阶级代表民族发展的过程在日本尤为明显。为了完成世界革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国家，这是康米国际式国际主义的极致，我们也奉行这一理念。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日本优秀的各种条件，所以决心不以牺牲任何人为代价来进行日本革命。……
我们日共遵循了康米国际的指示，外表看似提出了「废除君主制」此一相当于革命且实质上有害的口号，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根本的谬论。此一口号并没有让那些以君主（天皇）为护身盾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感到喜悦，反而使得群众（劳动者）远离了党。日本皇室延绵的历史，造就日本民族往昔的独立不羁、有序发展，世界上少有能与之类比。具体表现在，劳动者大众心底均能感受到皇室作为民族团结、统一之中心的社会情感。……
我们参加或反对战争，取决于这场战争是否进步。对国民党军阀的战争在客观上具有进步的意义。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如果与美国开战，则很有可能由双方的帝国主义战争迅速转化为日本的全民解放战争。而且，太平洋世界战争可以转化为，把落后亚洲的劳动人民从欧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世界历史进步战争。我们反对针对苏联和中国苏维埃的战争，认为这是反动战争。虽然我们不是主张好战主战论的人，但我们相信，只有认识到目前不可避免的战争危机，并将其与国内改革相结合，使之转化为进步的东西，才是我国劳动阶级应采取的唯一道路。把民族的利害和劳动阶级的利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这份声明书如同一颗原子弹爆炸，带来了比大搜捕还要大的破坏力，导致康米主义者大量转向 ，运动陷入崩坏之中。日共、共青（康米青年同盟）、全协（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科普）等康米主义运动的机关，为此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狱中的日共成员得知这份声明书后争相恐后地转向：
「司法省行刑局将佐野、锅山的转向声明作为『思想强化的好资料』誊写、分发到全国的刑务所，结果在大约一个月内，还未判刑犯人的30％（1370名中的415名）、已经判刑犯人中的36％（393名中的133名）决定转向。领导人的转向，为众多到目前为止一直顽抗的一般党员，一方面提供了伴随着安心感的责任解除，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有关于转向方式的流畅范式。」
在转向声明书发表后的三年内，已经判刑的犯人中74％（438人中的324人）转向，只有26％的人没有转向。换言之，转向的人占了大部分。
领袖首先转向，下层的一般成员随之大量转向，这正是日共转向的一大特色。那么，日共的领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对转向的分界线「越境」，提出批判旧理论的新理论呢？
其实，这或许并不难理解。首先，在日共的领袖们看来，他们提出批判过去革命路线的新理论，不但不是失败与投降，反而是使得运动更进一步的胜利。正因大家同陷在理论崩溃的荒野中，超越这种困境就是他们作为日共的领袖恰恰反而需要做的，这也是独属于他们的转向路径。
正如前文所说，「日共的革命路线有哪些地方错了」——这是日共由上到下几乎全体成员的共同感觉。但他们毕竟不知道错在了哪里。在这一点上，隅谷三喜男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中层干部对康米主义理论和党的运动方针感到疑惑的时候，会觉得那是自己理论认识的不足或小资产阶级性倾向。无条件地相信党和主义。那是赌上生命的信条，是一种信仰。因此，即使在无法忍受严刑拷打、被死亡的恐惧所吸引、被家人的爱所吸引而想要转变思想的情况下，也无法否定康米主义的正确性。那是不动的坐标，极北的星光。正因为如此，良心才会对再一次转向进行责备。转向是在良心受到痛楚的情况下不断进行的。
就高级干部的情况而言，从个人角度来看，或许也有走过类似路径的人。但是作为领导人，这种背叛是不可能被允许的。为了突破转向的底线，必须对康米党的运动方针和康米主义本身进行批判，构建克服『错误』的转向理论，以胜利而不是『失败』来实现转向。
对于佐野学等人来说，这种对新理论的创造，不过他们是从过去的革命运动汲取失败经验，深刻反思过去无法发动大众的原因，创造更适合日本的革命道路罢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革命道路。换言之，这是自觉转向的第一个原因：为了走到尽头的运动可以继续开展下去的实用主义原因。
他们首先感到，过去的革命运动到此确实完全失败了：
「在拥有优秀无产阶级的日本，尽管认真的青年们的献身努力，以无产阶级唯一的党、先锋队自居的日共反而越来越远离无产阶级的主要阶层。我们现在说这种话，似乎是在公然承认自己的失败。其实，我们是在痛快地承认其中所说的失败。」
1929年世界大萧条后，日本资本主义本来已经陷入严重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导致战争危机迫在眉睫，理论上来说革命时机与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然而，工人农民、人民群众却没有来到日共的旗帜下，跟日共一起发动武装革命，最终导致日共在孤立中被日本政府清除。在他们看来，这应该是日共一系列行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化」，脱离了人民群众。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被群众孤立的失败呢。崇拜群众的他们，首先从1930年代初的情况中开始寻找原因——客观的形势是，采用「打倒天皇制」的口号，确实使得深入群众的工作很难开展 。
天皇制自从建党以来，已经是日共的一大课题。正如锅山贞亲所说，长时间以来「『废除君主制』的话语在党内都是严格的禁语」。1922-1924年的第一次日共虽然有着要求「打倒皇帝」的布哈林草案提纲，但负责审议草案的石神井大会对于「废除君主制」的口号并没有达成一致，构成第一次日共核心的明治社会主义者强烈反对「废除君主制」的口号——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大逆事件重演，以及也并不认为君主制在成熟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很重要。
到了1927年，上述的『1927年纲领』 （布哈林纲领）出炉后，「废除君主制」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明文采纳为日共的纲领，并被一般群众所知。这 份纲领的社会分析中写道：「不能允许天皇拥有庞大的土地。天皇还拥有许多股份公司、企业联合的大量股份。最后，天皇有自己的银行，有一亿日元的资本。」尽管因为这份纲领高度评价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纲领的十三个口号中，「废除君主制」只排到第六个，并没有后来的那么重要，「废除君主制」这个口号还是给日共带来了很大的牺牲。为了这句口号，不但要有被判死刑的觉悟，群众也因为这句当然的口号而疏远了康米主义。
「废除君主制」的口号让日共的运动背上了很大的重担。 久野收在『转向』的座谈会上表示：
「当时，我们被教导天皇是高层政治权力的问题、经济基础的问题，以及大层面上的天皇制权力问题。我们有从正面面对这些问题并加以纠正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能否抓住本质是个问题，其结果是，这种想法的实践，一方面为治安维持法的扩大适用提供了借口，另一方面也使运动者越来越脱离日本国民大众。」
到了同样是莫斯科作成的『1932年纲领』，事情甚至更加严峻了。『天皇制』的字眼第一次在日共纲领上出现，此前都只是一般的「君主制」；天皇制第一次被规定为绝对主义权力，对天皇制（而不是君主制）的分析和反天皇制的主张被提升到极其重要的地位，粉碎天皇制第一次成了『革命的第一主要任务』。对于一直试图回避天皇制问题的日共狱中干部来说，问题已经到了没有回旋余地的地步了。对于监狱外负责将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日共成员来说，他们也感到「废除天皇制」这个口号是最困难的。希望反君主制的口号不要出现在工厂报纸与檄文上，不然群众就不会过来了——这样的下层抗议之声络绎不绝。 日共本来通过全协搞得渐有起色的工人运动，也因为这个口号而遭到了猛烈的弹压，很快覆灭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爱国心高涨起来的日本人民群众没有因为『粉碎天皇制』而亲近日共，反而因为它而举报日共。『32年提纲』，使得废除天皇制的口号会严重影响日共发动大众的问题更清晰地体现出来了。日共的领袖开始感到废除天皇制的口号「只有其外观，对革命实质上有害」，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口号罢了，为日共强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牺牲。锅山贞亲更感到，这是因为在实际上「人民群众对皇室有着尊敬、亲和的感情。人们天然地感觉日本民族是血亲的一大集团，其头部就是皇室。」
尽管道理上必须废除天皇制，但怀抱着废除天皇制口号的康米主义运动，不要说成功发动革命，就是在日本生存下来都分外困难。因此，从深入群众的运动实践实用主义角度，必须探索出一条天皇制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共存的道路。简而言之，在「群众」与「粉碎天皇制」二者选一之间，他们选择了「群众」 。「粉碎天皇制」的缺口一旦被打开，后面反对战争、解放殖民地等等日共最危险的口号也遭到放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从声明书看出，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探索适合日本帝国体质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比如以下的三个例子：
①为拥护战争与天皇制寻找理由：
日本的君主制是民族强烈统一，同时亦是国家统一的表现。因此，若反对君主制，相当于破坏了日本民族统一。我们作为劳动阶级的大众，有必要抱持以皇室作为民族之中心的社会情感。眼下，须要克服如康米党人行动那样阴惨的无政府主义式反君主斗争。此外，康米党人有关战争的认识，坚持要求遵从康米国际的指令，并奉行适用于帝俄社会阴惨的败战主义（败战革命）之战术。我们绝对不是欢迎战争……但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如积极参与其中。况且，面对中国军阀与英美帝国主义，日本的战争行为当是扮演着将亚洲诸民族从世界资本主义的重压解放出来的要角。此外，将日本从腐败透顶的资本主义结构拯救出来，亦具有莫大的意义。
②试图将拥护战争与国内社会主义改革 联合在一起：
日本对中国军阀和美国资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与内部改革，是必然相结合的。劳动阶级在战时是绝对必要的。故主张生产机构须由劳工管理，和以武装人民为基础，积极参加战争，以求战争的胜利。新世界战争的主要内容，是世界资本主义与亚细亚诸民族的斗争，所以日本劳工，有立于亚细亚劳动人民的阵头的任务。
③将日共之前就有的主张——联合大陆、台湾、朝鲜、日本各国共同实现革命（佐野学更之前就有世界共和国的念头），粉饰上亚细亚主义 的色彩：
（分离政策）这一原则忽视了由母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工人的结合而建立的大国之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我们当排除对鲜、台民族的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榨取与压迫──此一对日本民族最大的侮辱。我们要为日、台、鲜各民族争取完全具有同等权利而战。
……
由经济、文化和历史相近的诸民族中之劳动人民结合成为一个大国家，通过人民阶层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是一个更加务实的世界史方向。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经济体系当中的日、台、鲜之劳动者，其共同任务是通过与剥削者的搏斗，进而使这个国家成为工人的国家。
……
欧洲的帝国主义母国和她们的殖民地（如英国和印度、法国和印度支那）在经济，文化和历史上的发展悬隔甚远，故其难以结合工人，因此，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朝鲜和台湾则完全不同。我们计划在未来将成立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包括日本，朝鲜和台湾，尚且包括满洲和中国本土。
……
我们积极的原理，是对在日本建设优秀之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能力以及国民努力的确信，以及与反对资本主义、想要解放自己的亚洲各民族之间进行共同努力，这种有着无产阶级意义的泛亚细亚主义。」
这么做并不难，尤其考虑到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并不是第一批转向者，正如前文所说，以水野成夫为首的第一批转向者早在1929年就出现了。尽管包括佐野学在内的日共成员一开始激烈批判水野等人，但到头来模仿他们的转向路径并不是难事。
水野成夫在三一五事件被捕后，在狱中对党的路线渐渐产生了怀疑，又因为看到干部在游玩中被捕而对氹的腐败产生担忧。四一六事件后的1929年5月，被思想検事平田憅 说服的他，将笔记『在脱离日共之际告氹员诸君』给狱中的氹员、活动家来回传阅。在这份笔记中，他认为面对重建的党组织再度因为大逮捕而崩坏，必须立足于「政治的现实主义」，坦率地承认日共的六个错误：「采用了不适应日本形式的战术」、「促进这件事的第三国际盲从主义」、「其造成的党在群众中的孤立」、「废除君主制之口号的激进主义」、「无偿没收天皇、地主、寺院等土地之口号的原理主义」、「在殖民地问题将英美法和日本在质的层面上混淆」，特别主张应该撤回不适应日本国情的废除君主制和与康米国际断绝关系。
以上的内容明显与佐野学的转向声明书雷同。这份笔记以后，一时之间也出现一批人的转向，包括门屋博、浅野晃、河合悦三、南喜已、是枝恭三、春日庄次郎、佐野文夫、稻村隆一等人。1930年4月水野保释出狱后，狱中的共鸣者也相继保释出狱，6月上旬水野等人就组建了「日共劳动者派」，发表了「绝对必须排除日共的一揆主义、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真正的大众底盘上建设日本左翼运动，又绝对需要劳动分子为其发展而奋起」的声明书，开始了地下运动——这一切都似乎都按照平田憅的「分裂日共 」计划进行。1931年3月，「日共劳动者派」正式组建了自己的中枢，发表了「政治提纲草案」，对抗日共而发表自己的机关报『赤旗』，活动了差不多两年。因为他们遭到了正统日共的强烈批判，被正统日共开除，很多下层党员也觉得他们是背叛者，几乎得不到支持。结果唐泽清八、春日庄次郎等人自我批判而回到了正统日共，「日共劳动者派」因为缺乏资金在1932年7月除山添直外全员自首，结束了活动。
除了承认第三国际六大绝大部分内容与反对九一八事变外，「日共劳动者派」与佐野等人极为相似，比如他们也对日共有类似的自我批判：
作为革命先锋队的日本共产党，到四·一六事件为止，战斗的工厂基础几乎丧失殆尽，腐朽的知识分子、卑鄙的文人、……、间谍等在党内横行霸道，纯真的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在革命的飞跃前原地踏步。
水野成夫更提出：
我国的天皇制具有长达两千五百年的皇统连绵性，这与俄罗斯的君主专制制度等各国的君主制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其作为民族信仰的中心受到大众的广泛支持和敬爱。废除君主制、没收皇室土地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应该取消这些党的口号。这些口号使党与民众分离，是党自己导致了自己失败的最大谬误。
佐野学一开始对水野等人的转向感到：「读了解党派的申请书，不禁感到昨天的党内同志，今天就是党仇的敌人。这是一种阶级背叛行为，他们沦落为了失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但只要对比一下佐野学列举的提出转向声明书的理由，就会感觉到水野转向与佐野转向极其类似，只不过佐野学一派比水野一派走的要更远：
1.在不依靠康米国际为前提下，以日本民族自力打造社会主义
2.否决康米党提出之超国家的国际主义
3.否决康米党提出之阶级至上主义
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的转向不过是抄袭了水野派的转向逻辑，并进行了更多的自我发挥而已。为了运动可以继续下去，佐野、锅山主导了这种日共的修正主义进程。事实上，日本检察官在1934年3月对转向五巨头（佐野、锅山、三田村四郎、高桥贞树、杉浦启一）进行审判时，也看到了二人转向后思想中浓密的社会主义成分，因而依然强调二人独创的「一国社会主义」不是转向，只是「战术的转向」，是「违背日本国家法律」的 。佐野、锅山二人转向后一段时间的行动，也暴露出他们的转向不过是在原本的康米主义思想上简单地打了几个天皇制、拥护战争、亚细亚主义的补丁而已。
虽然话到如此，但第二个的问题随之浮现：为什么日共的革命理论敌不过这种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诱惑，不仅在实践的层面上，在理论的层面上也输给了佐野学等人的转向理论呢？
相信我们已经注意到，转向的核心首先是对天皇制的屈服，天皇制就像石头落入水面的核心接触点一样，这种冲击带来的波浪（或者说屈服力度的余波）随后才依次扩散到拥护战争、国家社会主义等更远的附带层面，最终完成转向的过程。因而答案必须回到，日共对天皇制的认识问题。
第一次日共（1922-1924年）的四 个纲领（1921年4月的『日共宣言』、『1922年9月日共纲领』、1922年11月的『22年纲领草案』、『1924年2月日共纲领草案』）明显表现出，这一时期的日共因为其构成的核心是明治时代的老社会主义者，其理论上深受他们（尤其是山川均）的影响。
日共的第一份纲领『日共宣言』，就显示出他们认为原敬内阁的「平民内阁」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自立，现在的课题已经是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君主制」只不过是已经退居二线的时代残留产物，到布哈林起草并发回日本的『22年纲领草案』才开始把「打倒君主制」、「过渡地」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严肃的课题对待。
第一次日共总体而言将「废除君主制」作为次要的要求， 尽管元老、官僚、军国主义等依然形成封建的特殊社会集团，并和封建残留物贵族、地主一起阻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但在这种封建因素后操纵的是大资产阶级——换言之，主导社会的是大资产阶级，「日本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的社会进程」，打倒资产阶级对经济-政治的支配才是最优先的课题。正如荒畑寒村所说，因为日本已经是立宪君主制，也不可能实现法国革命、俄国二月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日共对天皇的认识更接近于在天皇的名义下坐过好几次大牢的荒畑寒村所做的报告：
「就像官僚制将皇帝（みかど）用作压抑民众的工具一样，资产阶级大概也为了将皇帝利用为守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理解日本国民对皇帝所抱有的普遍感情。皇帝的存在对于资产阶级构成障碍，与此同时也因在资产阶级的手中而是有用的武器。」
但1920年的第三国际二大却有明显相反的认识：
天皇拥有神圣的人格。日本人非常自豪皇室自公元前600年以来绵延不绝。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宗教礼拜的对象，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做好赴死的准备。……关于天皇神圣性的思想，从小就灌输在日本人的头脑中，而至于资本主义才是引导政府活动的现实权力，他们日益增加的贫困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这件事，他们还没有没有意识到。
显然，上述的这一段话是相当东方主义的，只是一种外国人对日本天皇制的典型表面认识，上面提到的布哈林提纲也隐约体现了这一点。然而无论如何，日共只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不可能反对第三国际的这种认识。
与此同时，第一次日共也有一些明显轻视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话语表现。在『1924年2月纲领草案』中，反对忠君爱国论被排到了「一般战术」的第十位：
「日共必须与忠君爱国所代表的、深刻渗透日本的传统翻动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在必须让人们知道这些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纯粹、单纯地拥护资本的事实的同时，也必须粉碎这些意识形态的翻动联合。」
显然，天皇制意识形态并没有这里所说的这么简单，它不是可以简单破除之物。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就曾经对丸山真男母亲的例子表示惊叹：「在人之将死之际，完全发自于血缘亲情的真情流露中，竟也出现了对天皇效忠的语句，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天皇制对普通民众内心世界的掌握已到了何种程度，它可以沁入到人的血液中而成为人的一种本能和习惯……」然而，这种对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蔑视与轻视却长期存在于日共党内，将其视为不值一提的封建意识形态。
战前日共十四年间，两个深深埋藏在日共对天皇制的认识之中而又相互交织的问题，到此都已经浮出水面：
其一，日共（或者说日本战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对天皇与天皇制社会缺乏全面的认识，其所有的感官局限于经济上、政治上的宏观认识，缺乏社会微观层面、民众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仔细分析，使其对天皇制的认识与战术存在巨大误判。这个问题在日共的活跃期不太突出，但在日共末期其成员纷纷深陷囹圄，运动明显出现错误时就显得尤为突出— —因而，这一点也将放在后面仔细论述。
其二，与对天皇的认识紧密相连的是，在天皇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天皇权力与资产阶级权力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到底有多大的分量——换句话说，日本的封建主义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到底是谁更突出，这一点一直成为了对日本革命的争论主题：如果是前者，当下主要敌人是天皇，应当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是后者，当下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 莫斯科与日本，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张力一直都存在，双方论者的角力长期进行，这一个问题也是接下来的重点所在。正如下文所示，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只专注于天皇制的政治经济分析，第二个问题是就连在政治经济分析上也出错了。
在山川均（山川主义）的认识下，第一次日共因为认为先锋队形式不合适当下的日本革命形势，而解散了自己——要将自己融入到社会群众的统一战线里去。与此正好相对的福本主义于是在日本康米主义者中猛然崛起，他们主张要先通过理论斗争让真正的康米主义者分离出去，再结合起来，第二次日共就在福本主义的指导下成立了。
虽然正如上述，福本主义在1927年后剧烈衰落，但『1927年纲领』其实秉持了与福本主义类似的折中主义思路，将日本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在日本，既具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又具备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1927年纲领』主张日本是半封建国家，不是现代国家。对此，主持第一次日共解散的山川均等人（也包括反对解散的荒畑寒村在内），继承了第一次日共的主张，作为新成立的「劳农派」主张当下的革命乃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民主主义革命。
在革命性质论上二者之间到底谁是正确的，只需要一看第三国际对日本分类就明白了。第三国际的指导部与负责指导日本的东亚部都认定，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是和波兰一个层次的。根据1928年第三国际『世界纲领』的实际划分，日本在五个国家等级，与匈牙利、西班牙、南斯拉夫、葡萄牙等同属于「中进国」。今人看起来可能会很诧异，但这就是第三国际对日本的认识水平。在第三国际眼中，日本显然是君主专制比较强大的典型半封建国家，需要先争取民主普选权——然而，在明治体制下天皇其实并不行使他的那份大权，大正民主也并不与天皇制相矛盾，这才是日本政治的常识。在看穿日本政治的这个真相上，身在日本的劳农派的社会主义者们显然更加正确。我们应该承认，至迟到1920年代早期，日本资产阶级已经在支配性的日本国家中占了上风，起到共同支配作用的地主阶级与封建势力正在不停地向后退。换言之，第二个问题本质上是第三国际以及盲从第三国际的人，在对天皇制进行政治经济判断时的错误。
1928年-1930年，第三国际大吹左倾风。在第三国际六大上资本主义即将崩溃、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认识主导下，从西班牙到台湾的各地康米党纷纷修改自己的纲领，到1930年第三国际也认为在日本也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在这样的情绪感染下，1931年4月『政治纲领草案』出台，判定日本国家是「金融资本的专政」、「法西斯主义」、「立宪君主制」，要进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如上文所述，日共的狱中干部遭到了很大的冲击，劳农派却表示欢迎，觉得这说明第三国际认同了自己的理论。
然而1931年4月的西班牙革命中，高举革命旗帜的西共却没能发挥什么重大作用。于是第三国际又转向认为，西班牙等「中进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农业人口却占压倒性地位（尽管日本当时已经是工农人口五五开），政治民主主义没有成熟，几乎都是君主制下压抑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结果1931年中第三国际又认定社会主义革命战略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希腊等各国康米党纷纷转回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上去。
就在这个大转换期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三国际开始认为中日战争是「反苏侵略的前兆」，原本更加关心欧洲革命的莫斯科开始比以前更重视日本革命，匆忙地加强了对日共的指导。在适应大转换期而为日共制定新纲领的途中，莫斯科认为日共此前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忽视了打倒天皇制与农业革命的重要性，低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就这样，重新回到民主主义革命轨道上，但比以前还要更强调、更重视天皇制的『1932年纲领』诞生了。这种转向或许对其他康米党来说是来得太迟但正确的，但对日共来说无疑是错误的。而且，对于一个康米党来说至关重要的党纲，在短短五年内转换了三次。
这一切的根结明显在于，日本原生的社会主义者因为福本主义与『1927年纲领』没有再加入第二次日共，而新生的第二次日共在经历了1927年莫斯科打倒福本主义的冲击后，又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性，变成了（经常判断出错）的第三国际的直接下属机关，以至于对第三国际的朝令夕改言听计从。我们实际上甚至可以说，1927年以后，日共对天皇制社会的认识与其说是自己在日本的切身体会，不如说是莫斯科对万里之外日本的表面性观察，却被强加到了日共头上去服从。其实就连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天皇制的分析都搞不明白，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第三国际又怎么可能搞得明白呢？这正是上述两个认识问题中，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紧密挂钩的地方：正因对天皇制的政经判断出错，导致认为天皇的君主制权力十分重要（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面前处于次要地位），连带着对天皇制的分析——不全面且错误的分析——也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被放大到更大的地位、在日本革命者战术中起到更大的角色。第二个问题的错误越严重，第一个问题越彰显，以至于终于到了让人无法忽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正是『1932年纲领』的悲剧——这个纲领的出台，本身就导致第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压倒了第二个问题。
『1932年纲领』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恰恰说明了内在于其资本主义的前现代性。「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因绝对主义的、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其军事的冒险主义而翻倍了……日本的垄断资本还被覆盖在前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浓密网眼中」，「封建制度异常强力的各种因素，与垄断资本主义显著的发展」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日本帝国极度侵略性的原因。
这份纲领认为，日本国内的支配体制有着三个构成部分，也就是绝对主义君主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垄断资本主义。「君主制是国内政治翻动与一切封建制度残渣的主要支柱」、「存在于日本的绝对主义支配，是对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劳动者的专政形态，在其压抑的一点上绝不劣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因此，「打倒君主制」也就成了日共最重要的任务，日本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
「1868年以后在日本建立的绝对君主制，尽管其政策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它始终将绝对权力握在我中，不断完善官僚机构以压迫劳动阶级并进行专横统治。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依靠地主这种寄生的封建阶级，另一方面又依靠迅速富裕起来的贪婪的资产阶级，与这些阶级的上层结成极其紧密的持久的集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在代表着两个等级利益的同时，又保持着其独特的、相对较大的作用，以及仅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立宪形态所轻轻遮掩的绝对主义性质。天皇制是国内一切政治反动和封建性残余的支柱，天皇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剥削阶级现存专政的坚实背景。必须把粉碎天皇制视为首要的革命任务。」
讲座派的两阶段革命论（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到这里才正式出发。这份纲领不仅在日共纲领史上第一次将天皇制认定为「绝对主义君主制」，将打倒天皇制第一次视作日共最重要的任务，还第一次在翻译中将「君主制」翻译为「天皇制」，让天皇制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社会上。对于『1932年纲领』，一个日共成员的感觉是这样的（这里举出神山茂夫的例子）：
「我原本在1931年当时，是支持被称为『政治纲领草案』，当时党中枢战略的观点立场的——当下的日本革命是包含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打倒的权力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然而1932年纲领明显否定了这件事，将当下的革命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强调战略上打倒的目标是绝对主义天皇制。一读起来，我就惊讶于我们的见解与主张也错的太多了吧。之后又读了几次，怎么也不能理解。」
神山茂夫后来拼了命才跟上『1932年纲领』的思路，但当时大部分日共成员都像他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很难说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等人后来的转向，没有这种冲击的影响——对突然又被强加到日共头上，而且还被史无前例地特别强调与注意的反天皇制目标。
越读这份纲领、越按照这份纲领去行动，大概越能感受到出日共对天皇制认识的不足。而佐野学等人大概也在狱中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天皇制的认识是极其不足的，只停留在政治、经济的宏观层面上，有一些只用政治经济分析无法解释的东西。
天皇制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捏就破的忠君爱国论。它不仅仅是体制一方单方面的论述或者是单纯的洗脑工具、统治阶级的权谋，还有着庞大的民众基础，是下至社会底层也认同并使用的概念。可以说，其伦理与感情的层面，通过诉诸人情关系，已经是渗透进入了民众的生活共同体与心情体系之中，贯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思维中。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天皇与国家就是一体的、一致的，他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天皇的日本。要理 解这些，必须结合社会微观与民众思想调查才能理解，而不只是纸上谈兵地议论日本资本主义新局势可以领会的。
对于天皇制意识形态这一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战前日共基本上缺乏任何了解与认真的分析，也不愿意深入这个体系来寻找击破它的方式——这才是唯一可以让民众摆脱对天皇制信仰的方式——只是不断复读天皇是封建式资本主义头子的陈词滥调，1927年纲领实际上刻意所要强调的，甚至是天皇作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身份。
天皇制社会也不等于日共认识中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忠君爱国政治思想➕半封建资本主义，而是近代日本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笔者以前也撰文介绍过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
社会的顶端是天皇，天皇则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因此「孝亲之心即是忠君之心」。根据道德与权力的关系，在社会传统上，上位者对下位者应犹如支配事务但也有着温情主义的威严大家长，下位者对上位者应存敬爱、恭敬之心，二者是命运共同体、在很多方面紧密相连。因此，这种结构不仅在天皇→国民的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也在家长→家族成员的家族共同体、村长→村民的全村共同体、工厂主→工人之间的工厂共同体等地域共同体中存在，家长、村长、工厂主犹如支配这个地域共同体的小天皇，支撑起（理论上）支配整个社会的大天皇，无数个小天皇支配的共同体复合成一个大天皇支配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的个人的主体性不可认可，决策权只在小天皇与大天皇之中，其他人不能成为自己决策的主体，不然会被排除出这个共同体，遭到社会的不齿。小天皇与大天皇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天皇不可以真正公开地行使他的政治决策权，不然他作为社会大家长的封建温情形象就会被资本主义政治的混沌一瞬毁灭。
这些同样需要细致的社会阶层调查才能得知，不是通过「天皇的绝对主义君主权威建立在日本社会的半封建社会结构」这种随意的描述就可以理解的。
日共这种对天皇制的分析不足，是战前日共活动最大的痛点。因此，日共也一直没能对天皇制发起真正的斗争，没能打中天皇制社会的七寸，而只是在特殊的结构里越困越深，不断下沉。
正如藤田省三所说，「不是他们（佐野、锅山等）提出了问题，而是他们在提出问题的思想道路途中，没能发现真正应该研究的问 题」。作为社会思想钢印和基本原理、日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核心、国民认同之原点，才能运转起来的天皇制，显然是无法只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方面去分析的。佐野、锅山等人转向后之所以那么重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与战前日共缺乏对天皇子的了解，而无法认真地做出对日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了解有关。言归正传、换而言之，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也就是天皇制是一种本质封建的绝对主义君主制，依存于地主制与垄断资本主义——是无法解释这种大众对这种「绝对主义君主制」根深蒂固的热爱的（其理由正是天皇制上述的三个角色）。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这种日本社会的特性面前遭遇了挫折。
然而也正因为这一点，以下的命题——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直视天皇制，用马克思主义来深入天皇制的内在理论，从而完成对它的真正批判与超越，建构起属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而找到突破天皇制社会的革命道路，才是日本的近代赋予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使命。这正是他们应该从理论的挫折中，发现并研究的命题。然而，他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遗憾的是，佐野学等人无法想象，一个除了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之外，还存在着更多分析与阐释可能的（比如在社会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低估计日本社会的特殊性，试图用世界共通的基本原理来突破日本社会的迷雾的他们在遭遇挫折时，就向这种特殊性屈服了，认为无法分析这种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理论。这正是名为转向的悲剧的一大原因。
战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与日共只是把握住了天皇制作为权力机构的一面，而没有对其社会性、宗教性的一面有警惕性。『1932年纲领』 中的「天皇制」就等于「掌握无限权力，对工人阶级进行压制与支配的官僚机构」，只着眼于权力支配与制度问题，遮掩了天皇统治同时也体现出民众日常共同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一面。「天皇制」也只是单方面地重视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而忽视了天皇制在政治实践中并不以权力表现权力，而以伦理遮盖权力关系的特质。转向后的小林杜人就对这件事有过神妙的评价：
「不管去到哪里，都是以家族的单位成立的，拜皇室为大亲，要否定日本国体的运动，不牺牲这个亲人是不行的。」
佐野学等人不但意识到了对这种天皇制社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弱的一环①，还意识到其实这种天皇制下的个人心情感觉，也在自己的内部存在——自己也是上述以天皇为首的社会共同体的一份子。他们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意识到天皇制的另一面，还意识到另一面也在自己的内部引流暗涌。
渡部义通就曾经指出：
「尽管日共自创立以来，一直把打倒天皇制作为战略目标，但却对一直轻视了天皇制意识形态在国民意识中的历史重量，对其甚至在康米主义者之间或多或少地也潜在着，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无论是党还是每个党员，都忽略了挖掘其实际情况并克服其内在的斗争，在没有过渡物的状态下，直接地向国民诉说对天皇制的斗争。」
对于战前日本的整体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这样：
「除了幸德事件（大逆事件）的体验带来的沉重的精神压力以外，其自身内部也有一种不愿将（天皇制相关）议论进行到底的禁忌意识状况。我认为，在这里还是应该看到天皇制的『历史分量』的作用。在国民意识中，特别是明治以来顽强培养起来的皇室或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作为超越思想和革命理论的东西，甚至在康米主义者之间也扎下了根，潜流暗涌起来。」
最能展现这一段的内容的，就是田中清玄回忆自己转向历程：
幕府末期被朱子学和水户学派严重扭曲到只有天皇才是神的狭隘神道，当然也不能令人满意。……所谓八百万神，是一种信仰，认为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这种信仰已经深入到自己的血肉之中，无法剥离。在狱中，我意识到祭主乃是皇室，是我们民族社会形成和国家形成的根基。这是我反复思考、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我的转变源于母亲之死，心中的疑虑逐渐发酵，使得我内心深处潜藏的传统心性觉醒，赶走了表层意识中根植的马克思主义、康米主义的抽象观念……
因此，隅谷三喜男有一段相当精辟的评论：
「所谓转向，就是只看到前者（天皇制作为权力机构）而为了革命去与之一直战斗的人，一认识到后者（天皇制作为共同体）的存在，就意识到它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也存在，于是开始怀疑前者、以后者为轴。」
这就是佐野、锅山等人「转向的瞬间」所看到的东西。
这种转向在「天皇制社会」之中，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
正如久野收所说：
深为国民的一员，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盘踞在自己内部的天皇制的思考方式、充满在地区和部门中的天皇制的行动方式，我想这一问题实际上对转向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如上文所述，天皇制社会中的个人在这种结构下是本质上是缺乏主体性的，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个人（自我），对绝对性价值与自我体认缺乏真正的认识。他们是恭顺的、保守的、随波逐流的 。这种特殊的战前状态，直到日本战败以后才结束。即使是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主体性弱小、内心缺乏不动的坐标轴这一天然的缺陷依然难以得到改变，反而会导致一件事的发生——他们所见的社会状况规定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这种「状况追随主义」 在转向前后都是一致的，客观状况的变化与对「状况」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思考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其信仰是靠革命即将来到的「国内大势」「状况」来维系的。有时日本国内的状况可能不够乐观到维持这种信仰，于是又引入「进步的世界大势」来充当维持信仰的稳定器：
「群众起义不仅仅是使革命成功的手段，还是决定他们对现状态度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的康米主义总是倾向于『立即无产阶级革命论』，而资本主义『强烈没落论』、『革命急迫论』总是纠缠不清的原因就在于此。『现实』状况必须与『世界大势』中迅速地统一起来。而且，当这一期待未能实现时，对后者的舍弃导致的对眼前状况的追随，就很容易实现了。」
然而，只要世界大势也不乐观时——考虑到1930年代世界的保守化、法西斯化，他们维系信仰的最后一道防波堤也崩坏了，转向随之发生，他们按照更新潮的日本国内大势——法西斯化去调整自己的方向了。
鹤见佑辅将转向分为武士转向观和平民转向观，前者是『始终以完全的非转向为榜样的理想论，对脱离理想的非转向模型的现实中个别的转向例子进行定罪』，这在学者和进步政治家中比较常见。后者则是『认为随波逐流才是人生，扎根于认为只有转向才有意义的现实主义，认为所谓的非转向不过是伪善者的姿态』。这大概就是这种『时势追随主义』的某种反映。
日共领袖一经转向，下属成员大量转向也符合天皇制社会的共同体论理。下属成员不愿转向，更多地并非来自于思想上的良心，而是害怕同伴责备，「背叛同伴的面目全无如何能堪受得了啊 」（转向者笔记）。这其实是把日共当成了一个天皇制社会下的家族式共同体，不转向其实是不愿背叛共同体，不愿背叛而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才是不转向的最大理由。而小天皇＝日共领袖一转向，就心安理得地有了跟着共同体一起转向的理由。这件事无非说明即使是在这个名为日共的共同体里，成员其作为个人也是主体性很弱的。
「天皇制社会」的论理，其实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转向者的「转向」范式是去提出批判旧理论的新政治理论——换言之继续自己的政治运动，而不是简单地回归日常生活。
丸山真男曾经说过：
「在日本的情况中，对于终极价值是什么，对于人格上的整合，（日本人）都没有强烈的自觉。因此，即使是向着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也未必有着从过去的思想中强烈地转向的自觉。当然也会受到周围人的白眼，也会有被镇压的觉悟，但大部分情况下，其内心的隔绝意识很淡薄，可以说是作为是一种模糊的社会正义感，或者说作为是人道主义感情的连续发展，一点点地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才学会了人格主体，和以终极价值为顶点统一判断事物的思维方式。」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天皇制社会下的个人已经是第一次转向。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教会了缺乏主体性的日本人「终极性价值」与「人格的主体」，设定了他们内心不动的坐标轴，帮助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也给予了他们观察社会的新视野，让世界焕然一新。对于解放福音般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者普遍一开始感到「令人恐惧般的亢奋」。因为他们第一次得到了自己的政治主体性， 得知了抵抗权力而生的新生活方式，而不是继续在天皇制权力下缺乏主体地随波逐流。有人更坦诚：
「确实，有一段时期，我觉得自己被马克思主义所拯救，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感觉。哪怕几十天内只是喝两顿粥，我也很满足。」
然而，正如鹤见佑辅所说：「在近代日本，对状况有着一贯原理的思想体系几乎只有马克思主义」 ，一旦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就很难忘掉这种不再是天皇制结构下缺乏主体性的恭顺国民，得以理论为原点分析社会万物、并为自己赋予政治主体性的滋味。他们既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是错误的，失去了对原本理论的信仰，就要为了可以填补内心失去原本理论的空洞，寻找新理论下的「终极价值」，以求重塑内心的政治坐标轴。这就是所谓的一旦经历第一次转向（成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回到转向前的状态了。这也就是他们必须创造新政治理论来完成转向的原因。
我们应该承认，大部分转向者只走到了这一步，他们直到日本战败前都一直没能重塑自己破碎的政治坐标轴，面对理论在现实面前的败北，他们自己一生都留下了某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与悔恨。但是，也有人是试图通过走捷径来重塑这种政治的终极价值与政治主体性的。以下就是他们创造新理论时可以推知的路径。
既然理论是在日本社会的特殊性——天皇制社会——面前败北的，那就应当拥抱一些得以解释天皇制社会的理论。当然，那也就是日本主流体制一方向他们抛出的替代理论，即为天皇制直接提供理论基础的日本主义、国粹主义、国家的传统主义等。虽说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当然不可能一时之间完全忘掉自己脑海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如阶级社会论），当然也不能割舍掉参与政治运动的滋味，于是将自己旧有的理论残余和新学到的天皇制结合到一起，为自己创造新的「正确」政治理论，以让自己确立新的政治主体性，对很多人而言就十分有必要。
这种感觉对于日共领袖——不惜下定决心断然舍弃掉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要冒着生命危险领导日本的先锋运动——的人们来说，只会更加强烈。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的经历让他们几乎不可能就这样回归天皇制社会做一个平凡的国民。正因为他们是必须坚强地领导队伍走向胜利的领袖，才更不能容忍在这种理论的失败中沉沦，因而必须为自己和一同入狱的党员们创造出新的政治信条，以胜利而不是失败来客服现状。
走到这一步以后，创造兼容性新理论的方式就很简单了，比如可以通过以下的路径滑向日本的特色法西斯主义：
①康米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的西欧文明的批判。因此，它与反西欧的『超克近代』相协调。『超克近代』的精髓是日本精神。
②康米主义担心民众的苦难，批判资本家掠夺民众，主张私有财产国有化。这与担忧农民困苦、主张解体财阀、国家管理私有财产、放逐特权官僚的天皇亲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协调。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的心情，也很可以理解。大多数青年军官都出身于贫困的农村。
③康米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它批判欧美帝国主义统治亚洲并压迫、掠夺民众。因此，它与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相协调，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目标是将欧美帝国主义逐出亚洲，通过亚洲人的平等互惠建设亚洲世界。大东亚战争是反欧美帝国主义的亚洲解放战争。
然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提出这些理论的人大多没能将其坚持到最后，而是不久以后第三次、第四次转向，一路滑向越来越接近纯粹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方式。这首先是因为，一旦开了因为现实主义而屈服于日本封建现状的坏头，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只会在「必须重新适应现实」的轨道上一路滑向彻底拥抱社会现实的主张，也就是官方强推的意识形态。只不过与一般人不同，他们是以其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并狂热地信奉它。一国社会主义之所以只是过渡，正是因为一国社会主义是肉眼可见地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山川均的评论——即一国社会主义是「舍弃社会主义的包裹，急速地向日本主义靠拢」 ——确实是正确的。
佐野与锅山假释出狱后试图开始一国社会主义运动，要建立「新的先锋队组织」，创造「以日、台、鲜为范围的一国社会主义」，而他们运动一开始的社会主义味道也很浓，比如依然自认马克思主义，并承认朝鲜与台湾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当性，还空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日本，和现在苏联政府扩大的全桃花石人民政府，形成日中联邦的话，会是亚洲各民族运动最为坚固的支柱」。他们不但受到了德共1930年8月纲领宣言的影响而要将民族-国民解放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甚至还要「对抗、粉碎作为资产阶级与地主方针政策的法西斯主义的无产阶级」，实践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的、国民的改革运动，搞反法西斯斗争。
然而，天皇制政府与康米主义运动双方都不接纳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尴尬的怪物。与它的创造者一开始设想的积极性、远大前程相反，这个怪物因其立场的尴尬「无法与谣言与反宣传积极的战斗，因为对其他党派进行批判存在顾虑而有着不彻底的倾向」，这种施展不开的不彻底性、不明朗性使得西村祭喜等人开始脱离一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当局看来，「一国社会主义运动」也只不过是「时代的伪装」，绝对不可以放手不管。
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佐野就转向「国民主义」了，二人在合法主义与皇室中心主义更加突出的同时，社会主义成分进一步弱化，不久二人对日本皇道主义等传统主义的拥抱越来越深，甚至引起了狱中同伴的讶异，而佐野学竟然开始举报与告发满铁中有很多前左翼，最终他们在1940年代初完全滑入到国家传统主义与天皇主义中，宣扬「摆脱一切异邦的外壳，身心恢复到一丝不挂的日本人的境地」才是「转向」，佐野认为自己的重生是「我民族天照大神」子孙「现人神天皇」的「一大慈悲」。一国社会主义运动就这样自然消亡了——佐野学那时认定这是「阶级主义的变形」、「尚未摆脱斯大林的影响」、「要将日本与台湾、朝鲜对等的表现是错误的」。
其次，他们的这种转向本质上除了重新树立政治主体性以外，也是试图在同时回归到天皇制社会共同体里面去。然而这两个任务是不兼容的，而他们因此也是永远无法回到转向前的本初状态，所以他们的这种转向没有刹车，只会、只能一路滑向极右的思想，乃至坚决保卫天皇制。上文提到过的小林杜人在1940年代初说：「我们今后要抛弃作为转向者的话语，以作为日本国民一员的立场言行约束自己」，这里恰恰体现了一般国民并不接受转向者重新成为「日本国民」的痛苦之处。
四、转向之后：在反贡与亲贡之间
不可否认的是，转向的概念本身对革命和伦理首先进行了脱色处理，从而淡化了这个词产生之初所具有的特殊的痛苦和特殊的深度。随着在转向的深度中下沉，人陷入了生死的深渊。我想在那里被迫遭受挫折的，是伴随着近乎宗教般热情的人类上升意志。在昭和初年的日本，使得人们有这样一种上升意志的是马克思主义……
——本多秋五，1957年
小林杜人在战败后陷入了沉默之中。就像大多数转向者一样，他们在这个时代——社会上第二次「国民总转向」，民主化旋风飞速前进，不转向才是绝对的正义——里，可以存在的余地很小。小林杜人本人直到1972年才公开谈论自己转向的事情，在1970年代前有意地约束自己公开发表政治意见。
日本战败时在东京的小林想要离开政治，佐野学邀请他参加转向者的政党「劳农先锋党」，他也拒绝了，1946年自己回到了长野乡下。但当时日本农民运动的氛围正炽烈，20多年前曾经是当地农运中心人物的小林于是又回到了政治的漩涡中，与工会、社会党人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与日共也有接触。他在同时开了几家公司，但都运转不良，1950年又回到了东京。在长野时，他在第一届村长选举时被推举为村长，但他坚定地推辞掉了。理由是：「村里的人对我的转向不以为然，但对我自己来说，这在最深处总是制约着我的政治行动。」
战后不少曾经转向的人再次回到了日共的怀抱中，1950年小林上京后，他疑似卷入了日共当时的国际派-所感派纷争与武装革命路线的斗争之中，一度被关进了刑务所，出狱后在长野疗养所治理结核病。
他从1952年10月开始因为结核住进了长野疗养所。不过，他继续领导运动，参与了狱内的患者自治会运动。另外，在他住院期间，1953年他成为日中友好协会会员（后任江东支部长）。
1955年出院后，他积极参与运动，成立长野县结核病保护协会，又参加了日朝协会创立（后担任长野县支部事务局长），参加农民问题特别恳谈会和工农联络会议等。总评总部也参加了后者的工农运动，所以小林和日共的关系也比较好。
但是，小林与日共从60年代开始又进入对立关系。1966年由于中日两国康米党的对立，日中友好协会分裂，小林则隶属于亲中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第二年袴田里见在1967年3月号的『前卫』杂志『与党同行』中攻击小林，导致与日共的关系不可逆转地恶化了。
晚年的小林在1972年开始连载『我半生的回顾』，回忆自己的生涯，第一次谈及自己的转向，具体理由是：「我的余生已经进入了射程了」，「因为我的特殊地位，我害怕给别人添麻烦」。
他在文中忏悔自己没能阻止侵华战争爆发反而对其大加支持，「为惭愧和反省而心痛」。他也意识到自己支持内鲜一体是根本上错误的。
小林在1974年撰写的『日本社会运动秘史』中如此表达自己对转向的慨叹：
这样看来，即使是将……所谓『转向时代』……中的这些个人的行为弄清楚，也未必是伤害个人的，反而是将生活在那个时代而苦恼的他们从残酷的诽谤——无视思想本身的本质，对『转向』进行非理论性的攻击中——解放出来，我想也许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正当位置。
1984年，小林杜人去世。②
与小林杜人相反，作为转向震源地的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在战败后则没有停止自己的政治运动，而是继续随波逐流。
到1940年代初完全沉湎于反西洋日本主义、天皇主义、自我忏悔的佐野学，在日本战败后抛弃了自己的天皇崇拜论，在民主化运动的狂潮面前主张「日本革命的基本动向是通过贯彻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他甚至还受到了水谷长三郎的邀约要去参加社会党建党典礼，但当天佐野没有前去，而是由他的侄子佐野博代为前去。
1946年4月开始在早大教书的佐野学陆续发表了自己的三本著作。这一时期的他基本回到了自己转向最初期的状态，也就是1934年7月出版『日共及斯大林批判』的状态上。正如这本书中的一节所暗示的一样：
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最终意味着阶级压迫。它一般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统治者压迫其他民族的劳动者。这种现象在帝国主义时代尤为突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比任何时期的民族运动都具有尖锐的阶级性质。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同其他平等一样，是在社会主义成功之后（即消灭阶级）才能实现的。
佐野学又投机地左了起来。这一时期他的最大变化是，他从新民主主义论 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声称自己不要「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不要「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要新民主主义与苏联周边国家的巴尔干民主。他不但大谈要效仿neko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日本化，还沉迷于模仿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战术战略。
佐野又要重新开启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运动，1945年11月建立了一国社会主义者同盟，12月建立了日本民主先锋同盟。正如上文所体现的那样，佐野思想上又急剧向当时红旗高高飞扬的时代状况靠拢，一度试图回到日共，结果被日共拒之门外 ，1946年5月更开始批判佐野。
1946年8月开始，佐野要集结起自己战前转向者的大物伙伴，建立「劳农先锋党」，这个党的「纲领草案」里充满了否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讨灭「封建的社会体制」、金融资本与大产业资本，以及要建立「全国先锋队」、「人民委员会」，事实上又偷偷摸摸地试图潜入回到左翼运动的阵营中去。事实上，「劳农先锋党」也表明社会党只要是「民主革命的有力部队」，「就可以和这个党站在共同的战列」中，同时可笑地批判日共转向，滥用爱国、民族等话语，剽窃一国社会主义主张。1947年3月9日该党建立后，他们准备迎接同年四月的众议院选举，结果投机失败，被选民识破「一国社会主义」只是战前的思想垃圾，一个候选人也没能当选。
大受刺激的佐野借口自己身体多病，在7月12日辞去了委员长一职，不久该党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辞职后的佐野经矢部贞治介绍加入了日本政治研究所，借此勾搭上了社会党中间派（战前旧日劳系），明显将政治愿景寄望于社会党。
战时的锅山就开始思考起了日本战败的问题。富塚清在日记中记载了自己与锅山的一段对话：
8月11日早上，和锅山君谈话。
「日本战败后，我认为俄国的斯大林有可能帮助日本，你认为如何？」我试着问道。锅山君也有这种希望的观测。但是，为了（斯大林帮助日本）顺利进行，光袖手旁观是不行的，必须采取措施。但是，也还什么都没做。『到了那个时候就麻烦了……』云云。他又说。
『英美方面从一开始就在研究战后处理问题，而日本却什么都没做，只考虑眼前的事情，这样就算完胜，善后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失去全部战果，而且，国家本身也可能变得一无所有。日本的军人自不必说，就连政治家也只有短见和心虚』，我深有同感。
显然，锅山也在指望日苏单独谈和来让日本幸免于难，然而苏联进攻日本打破了这种最后的幻梦。
锅山在战争末期两次被派到中国帮军部研究如何对付敞篷车，战败时身在北京，得到卢丰年的河北挺身队乃至何应钦的保护。根据时人回忆，锅山似乎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举报日本人中的左翼，让国民政府将他们驱逐回国。作 为马克思主义者转向者的一员，在战时被派到北京的杉之原舜一突然在1946年3月被驱逐回国，他如此记述：
回到日本后，我见到外务省的草野先生，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国民党政府要驱逐你吗？』我一点也不知道，一问才知道，当时锅山贞亲在北京，是他拉拢国民党当局，负责选出要被驱逐的康米主义者、左翼分子。
可笑的是，身为前日共领袖的锅山也被美国人重点盯上了。曾经在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工作的船桥破魔雄1946年4月要从北京经天津坐船回日，却在天津回日的那天被OSS（美国战略谍报局）传讯了：
第二个问题是和铃木一郎（锅山化名）的关系。他问得非常详细，连几月几号和铃木在石本宅见过面，说了些什么话，都显示出O·S·S的谍报网非常可靠。我想起厚颜无耻的铃木那下流的眼神，就不由自主地恼火起来。而且出航的时间迫近了。美国人对我的想法毫不在意，依照详细的调查数据，一个接一个地问我问题。
当他们终于明白我既不是康米党员，也不是同情者时，已经过了启航时刻。
锅山1946年6月回日。比佐野清醒，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被康米主义一方拥抱的锅山贞亲彻底地倒向了反贡社会主义一方，与社会党右派（战前社民系、包括西尾末广等人）合作，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工人运动中破坏日共的影响力。1949年社会党下野后，西尾本来觉得事情尽在自己掌控之中，社会党只会更加倒向右派，但没想到在社会党四大上左派领袖铃木茂三郎成为了书记长。为了抑制社会党左派的抬头，锅山与松冈驹吉、原虎一等社会党右派合作，组建了「独立青年同盟」，实则试图破坏社会党青年部的左派势力，因而青年部很快反击道：
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锅山一派，与作为资本家团体的经团联气脉相通，以反贡为唯一的旗帜 ，将其主力集中到我们的阵营里面，玩弄最为恶劣的分裂政策，以关西为基本盘的独立青年同盟，其建立的动向也是（上述行动）的一部分。
锅山与社会党右派玩的阴谋诡计毫无成效，片山内阁、总评成立以后，社会党左派的势力就像坐火箭一样上升，随着左派话语权不断升高，左右矛盾剧烈不堪的社会党到了分裂的前夜。
时间来到1950年，锅山看见国外形势中康米主义运动与民族的关系似乎日益紧张，又思考起了自己转向的课题——民族与阶级。
民族和阶级。这是现代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如果只究其要素性的东西，可以说是贯穿遥远的人类历史的两大课题。但是，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极其简单化，因此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协调和解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协调和解决阶级与阶级的利害冲突？
无独有偶，他的老伙伴佐野也思考起了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在1949年8月出版了『民族与阶级』，大谈民族乃是「先于利益、先于理智，人们在非理性的融合性下结合在一起」。佐野试图化解民族和阶级的对立。他絮絮叨叨地说，「民族作为基础社会是处于一切社会结合的深处的，阶级是社会生活中最现实的因素，阶级不能超越民族，阶级的深处是民族，而民族内部又有阶级。」
佐野还说，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不是以利益为中心，人们相互结合的利益社会，而是人们相互亲和，相互关爱，相互结合的协同社会」。就是说，这里提出了「民族」与社会主义具有亲和性的理论，认为「以民族为基础，作为新型合作社会的社会主义可以很好地达到其目的」。那么，如何看待国家呢？一般认为「高度发达的民族必定有国家」是衡量民族进步的标准，「国家之所以不能彻底成为利益社会，是因为国家的深处有民族在起作用」。
二人的「民族」，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论。他们要将资产阶级的「民族」与社会主义的「阶级」融合，只能是通过取消阶级斗争走向改良主义。他们无视也看不明白这一时期日共示范的民族与阶级融合的真正办法：不是让阶级去适应民族，而是让人民化的民族论适应阶级。日本投降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完成了自己急剧与快速的转身，一时之间脱离了帝国日本的束缚，变成了人民与民主主义的主张，这一段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天皇制社会已经瓦解的时代里，在社会主义已经不需要戴上国体假面来遮掩自己的时代里，他们战前的一切思考已经一文不值了。
佐野、锅山既然反对日共的康米主义，又想要融合「民族团结」与「阶级斗争」，他们的不二之选，当然就是为了对抗社会党左翼的「阶级中心论」、「工农阶级暴力斗争」，大谈「国民中心论」、「全体国民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右派理论了。社会党正处在分裂前夜，恰逢民主社会主义国际成立，社会党右派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总结。果然，佐野、锅山快速地向着民主社会主义靠拢——即使他们在战前转向后都不敢提「民主」、「社会主义」两个词。在社会党两派分裂的1951年10月，当月17日松冈驹吉、三轮寿壮、佐野、锅山、三田村等人召开会议，会议上决定成立「民主社会主义联盟」。
作为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发起人之一的蜡山政道——战时就与法西斯主义者深入合作的蜡山政道，在1951年大谈民主社会主义解决「民族与阶级」的问题：
必须注意的是，产生这两者（苏联式康米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分裂，都是在民主主义基础薄弱的国家发生的。
阶级和民族这一暗礁是社会主义运动最具现实意义的权力依托，但同时也是阻碍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超越这两大现象——阶级和民族——并通过由此产生的裂痕和裂隙完成近代国家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使命。
锅山更在「民主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杂志上盛赞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对近代社会结构的重大要素——阶级对立关系视而不见。但是，它不像康米义和马克思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认为只有资本和劳动的不和解的阶级对立才是近代社会的内部结构。因此，它也不采取——只要看不到阶级斗争的绝望激化和由此导致的资本家阶级的彻底灭绝，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现——的战略构想。在资本和劳动者的对立关系中，始终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进行斗争，一个一个具体地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生活内容，并在确保这些内容的基础上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将这一过程本身看作社会主义的渐次形成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佐野学也在1952年4月的「新社会主义政策建设论」中大谈民主社会主义：
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立足于民主社会主义原理是最妥当的。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西欧各国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精神努力的集中物，包括了西欧各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原理。但如何将这一原则日本化，是我们当前迫切的问题。这是由日本乃至东方人的世界观、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等所决定的。与追求个人权威和自由的民主主义一起，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成为东方人精神动力的民族主义和共同社会式的社会观，以及非个人主义的东方伦理观等，都需要以这些为基础的独自的思想体系。在政治经济方面，既参照西欧的经验，又不一一回顾西欧社会迄今为止走过的过程，而是（实行）超越这些过程的有意识的计划性和国家的集产主义方法，甚至必须是西欧社会似乎已经失去的革命力量的感情和行动力。在日本崛起之际，最需要的是发现日本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原理，并建设实现这一原理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这个，日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
一路顺风顺水，锅山顺利混进了社会党右派的核心层，要在1952年众议院选举中成为右派社会党的候选人。成为他选举后援会发起人的，是有田八郎、西尾末广、三轮寿壮、安冈正笃、山名义鹤、大藏公望等大人物。可见锅山似乎政途十分光明。
在后援会成立仪式上，佐野学如此强调：
……必须清晰地分开左右。我和锅山君都是偏右的。右不意味着保守，而只是高度地评价国民的意义。社会主义是为了国民的，要用国民的力量来实现。最适合日本也最进步的就是国民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很好地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左倾社会主义在日本与亚洲不会发挥作用。锅山君是右翼又如何，我只希望他与左翼对抗，成为国民基础上的新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名建设者。
遗憾的是，他又投机失败了。锅山在东京3区参选，社会党老资格三轮寿壮也要在那里参选，结果三轮成为了右派社会党的候选人，锅山则只能以无所属的身份参选。两人同时参选，导致锅山身边不停有人劝他退选，最后锅山自己愤怒地说「对松冈、三轮的社会党已经没有兴趣了」。就在1952年10月选举中，铃木茂三郎（左派社会党）、三轮寿壮（右派社会党）、广川弘禅（自由党）在东京3区当选，锅山则惨败落选，矢部贞治在日记中感叹说：「不能与三轮调整时就知道有今天了」。
锅山承担起与三轮对立的责任，离开了社会党右派的圈子，从此远离了核心政坛。佐野学也在1952年10月身体情况急转直下，在1953年3月去世。二人终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战前的亡灵。
五、结语：不转向与转向
竹内好曾经就转向评价说：
转向这个现象也是日本性格的特殊产物。在日本的「优秀文化」中，不是走向成为优等生而堕落的道路，便是拒绝堕落而失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优等生若依循着良心行事，则必然会出现转向此一现象。如果他不转向，他便不能成为优等生，因为不转向将会失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如果法西斯主义比康米主义更新，抛却放弃康米主义而奔向法西斯主义，那便是具有良心的行动。民主主义传入后就遵从民主主义，这才是符合优等生性格进步的态度。转向是因进步而产生的，所以不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反倒是不肯转向才是保守的，从而被当作反动的证据，像这类的案例在所多有。… …总之，日本的近代是依靠转向开始的，就像攘夷论者直接转为开国论者。……
转向这种现象，发生在没有反抗的地方。也就是从缺乏对自主性的欲求开始。因为，如果固执地坚持自我，便无法改变方向而只能走自己的路。然而，走即是自我革新。坚持自我就会使自我发生革新（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自我）。……如果我只是固定的自我，那么我甚至称不上是我。总会有一个时期，自我为了成为自我必须变成自我之外的人。这也是新旧更替的时期……这种现象如果是个人，就称为回心；如果是历史，就称为革命。
然而，转向其实离我们似乎也没有很遥远，只是日本文化中③的独有之物。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不久时，佐野学认定敞篷车参与抗战，正是「民族的利益胜过阶级的利益」的证明，这也是他们的转向。一度否定敞篷车的佐野学在战后又开始热捧新民主主义，将其隐约视作将民族与社会主义调和的模范。
锅山1944年两度前往桃花石，前去研究敞篷车对策。根据冈崎次郎的回想，实际上锅山似乎是：
「听说他作为华北派遣军嘱托，对八路军俘虏进行教育，也就是肩负起了洗脑的任务，得到了相当的成果。这种教育的确是让桃花石士兵转向而去做间谍活动，但我不相信锅山取得了成果。」
这一切都在暗示着，「转向的论理」似乎距离桃花石也没有那么遥远。其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又有几人能说自己彻底清算了自己内心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一切思想滓渣呢？如果是借助某种先在于头脑中的要素之威，而让马克思主义在脑海中顺畅胜利的，恐怕那些在马克思主义论理底层下埋伏的、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人格深处的思想，就会在哪一天翻涌出来，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何况，又有几人敢说自己不是因为一时的潮流、眼中的『大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呢？是否当这种易冷的热潮再度逆转时，内心的主体性也能与这种大势对抗到底，坚信自己的正义呢？
当然，即使遇到了外力刺激，让这些不良要素暴露出来的时候，也有人坚持不转向——这似乎是上述两重道理的胜利者，某种意义上的正义者。但是，这种不转向在历史的评价到底如何呢？事实上，也并没有得到绝对的好评。这是因为，在这种正义之上，还有一种真正战胜「转向」的正义。
日本学者曾经批评宫本显治「只是在没有接触现实动向和大众动向的情况下，进行了理论循环。」别人的转向是识时务，他们的不转向只是闭上眼睛不看外界的变化而已。两种道路，一种无耻，一种死硬。
然而，毕竟有超越这两种僵硬道路外的第三道路。吉本隆明认为，这种第三道路乃是中野重治的道路。这是一条虽然暂时接受转向（不从事康米主义者的活动），但同时以对转向的赎罪意识为基础，领悟思想游离于现实，并将原思想重新构建成为现实批判力量的道路。因此，他的转向「转化为了抓住可以与面对日本封建制良性因子的屈服对决的实体的契机」。
日本学者石堂也指出，所谓应有的转向，是指「放弃党的理论不等于放弃理念，而去构筑替代理论」，「如果说转向者应该受到责备，那不是关于放弃（党的革命路线），而是对没有采取替代战术负有责任」。关于应有的非转向，外池力写道：「要一边与现实做斗争，一边磨练理念、理论。」
转向一向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最黑暗、最不愿被人说起的一页，在口头上犹如一个超越理智的魔物，无声无息、无形无臭地在人们的心底游荡。这种在它身上而不被理解的迷雾，正是它的力量来源之一。
但是，只有当我们真正地理解转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超越转向」时，转向的真实面目，才会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而此时，人们也才会第一次明白，如何才能避免转向的悲剧再度重演，历史上第一次将名为「转向」的魔物缚入笼子之中。
①以下就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对天皇制历史进行的分析：
康米国际对日本的认识，均是挪用自欧陆或苏俄革命的阶级斗争作为经验，但却没有意识到日本历史的特殊性。日本在十九世纪后期并未沦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而是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此一事实在当时的情境下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它加速了受迫于欧美资本主义重压，因而发出呻吟之亚洲诸民族的觉醒和革命斗争，为世界史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
日本民族没有一次沦为其他民族的奴隶，始终过着独立不羁生活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由此培养出来异常强固的民族亲和性、统一性，其与国家井然有序的生活经历，着实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日本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几次阶级权力交替的过程，但与其他异民族支配、经济剥削、政治压伏交错发生的国家，诉诸阶级斗争之原始的、绝望的、惨烈的过程是截然不同的。
②与他同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水野成夫，则走了一条从康米党员到大资本家的道路。被捕后做了一段时间的天才法国文学翻译家，1938年被宪兵队逮捕保释出狱后，与一同转向的南喜一一道开始开了制纸公司，通过发战争财逐渐成为了大资本家，战后开始成为日本资产阶级的中坚人物。他在1946年更成为了经济同友会的干事，负责帮资产阶级头头对付战后高涨的工人运动，1957年成为经团联理事，在资产阶级互助机关里越做越高。1956年水野又就任文化放送的社长，被评为「财界媒体对策的冠军」，1958年收购陷入精英危机的『产経新闻』而同时掌握了东京报纸、电台与电视频道，成为「大众媒体三冠王」。为了实现产経新闻扭亏为盈，水野通过强硬的手腕压制产经工人，促进工会黄色工会化，其企业合理化的手段被称为「产经残酷物语」、「水野天皇制」。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他终于在池田内阁时代成为「财界四天王」之一，只不过完全与过去的水野判若两人。
无独有偶，曾任日共委员长的田中清玄也在转向后走上了资本家的道路。1933年田中看到佐野、锅山的转向声明后大受冲击，感到极其动摇，最终在1934年转向。1941年4月29日，田中清玄刑满10年零1个月出狱，给他做身份保证的是内务省警保局局长富田健治。田中在拜谒了明治神宫和皇居之后，于5月1日拜访了三岛龙泽寺的山本玄峰，他说：「要发现自己真正的根源，不要走马克思主义、惟神之道等狭隘、一神教的道路，而应该走自己真正的道路。希望能找到出路。」
成为山本玄峰秘书与保镖的田中，从此踏入了日本政界的「里层」——黑社会等也参与的政界阴谋活动家之国。当时的龙泽寺就有铃木贯太郎、米内光政、吉田茂、冈田启介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经常出入，田中本人也在1941年加入了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日本即将战败时，田中感到必须休止战争，愤怒地大吼「难道要无条件投降吗」，加入到了日本政界内促进对外和谈、宣布投降的阴谋工作之中。
日本投降后，田中不仅在1945年10月在「周刊朝日」上表示自己拥护天皇制，还在12月进宫向天皇进言，希望他绝对不要退位。
战后田中成为了一个资本家，投身到建造业中，经营起神中造船、三岛木材、丸和产业、光祥建设等几个公司。1949年占领军政府与日共反对者要摧毁日共在工人阶级中的势力时，中曽根康弘也为了反贡有意摧毁群马县工人运动主力——「日本电气产业劳动组合」，1950年10月还把田中、风间丈吉、佐野学、锅山贞亲等人叫来煽动当地工贼行为。
然而新左翼运动开始勃发时，田中却在1960年『文艺春秋』1月号上发表名为『武装恐怖与母亲 向全学联领导者诸君呼吁』的文章，虽然表明自己支持全学联的态度，但却大谈：
「全学联的各位领导！听说诸位几乎都在与日共尖锐对立的同时，组织了新的学生康米党——康米主义者同盟，并为学生群众运动的高潮而费尽心力，我却在三十多年前，参与组织了大正末期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学生运动，更作为从昭和三年（1928年）开始就是日共领导的人，目睹和听到诸位的动向，感到有一种不能不向诸位呼吁的心情。……非常可怜诸位，日本的工人大众没有一个人支持你们康米主义者同盟的想法和示威斗争。你们以为自己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这是你们的自作多情。……掌握并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人，今天已经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被称为经营者的知识分子。」
田中清玄拥护全学联的言论在『文艺春秋』发表后，最先与田中清玄接触的是全学联财政部长东原吉伸。东原在小岛弘（全学联共斗部长）的陪同下，在东京会馆与田中会面，之后又在上野一家叫水月的料亭和他聚餐。
后来全学联书记长岛成郎因为缺钱，决定到田中那里要钱，田中很喜欢全学联的口号「反代代木、反莫斯科、反美国」，准确来说是喜欢他们的反苏观点，接受了请求，为他们提供了资金。双方合作关系深到曾任全学联委员长的唐牛健太郎到田中的企业上班，田中的秘书也被派到抗议现场过。但1963年TBS的节目曝光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日共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大举批判全学联。
对此岛成郎自己如此回忆：
被报道为丑闻的、我跟田中清玄的关系，也绝非外界所传的那般低级的关系。不过，起因是金钱。稍微说一下事情的原委，当时全学联花了很多钱。事务所也要钱，自己的印刷厂也要钱，还必须筹措宣传车。……当时，田中清玄先生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一篇对学生运动表示认同的文章，我们看到后说：「哦，说不定能从他那里拿到钱。」然后就去了。……见面一看，田中本人是那种无论去哪里都能和谁搞好关系的唐牛一样性格的人，或许是以前的热血沸腾吧，到后来还热情到不停地说「如果我是领导人的话，那时候绝对能掀起革命。」。但他似乎意外地没钱，把当时妻子胃溃疡手术的几十万钱转了过来，虽然是笔大数目，但也不算很多钱。这并不是说这对我们的运动有什么结果，而是因为这个契机，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保持了家庭关系，或者说是人际关系。
与奥托大公与哈耶克有很好关系的田中，就靖国神社曾经评论说：「政治家大举参拜靖国神社是荒唐的事情。更别说要求天皇陛下参拜了，简直是愚蠢透顶。」据说，战败后，田中清玄拿着念珠想要参拜靖国神社，但是神官却强行不承认念珠。当时田中清玄大喝一声，说再也不去靖国神社了。
③『转向』座谈会曾就天皇制社会评价说：
「日本天皇制社会的原理是，人类社会不与自然界公开对立，国家不与家、部落、地方团体公开对立，其间没有界限，谁是起源，谁是归宿，都不明确，总让人觉得整体上是迟疑不决地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迟疑不决的状况不加以区分的话，即使发起了社会运动，其结果也不知道会被吸收到哪里。因为被统治者与统治者有着毫不相干的感情上的联系，所以为被统治者增加经济利益的运动，因其方法的不同，说不定会在政治上使统治者更加轻松呢。」
参考文献：
『一国社会主義から民主社会主義へ :佐野学・鍋山貞親の戦時と戦後』（福家崇洋）
『日本社会思想の坐標軸』（隅谷三喜男）
『転向に生きる苦悩——小林杜人の転向論に焦点をあてて』（福家崇洋）
『｢二重の帝国主義｣論の成立』（長岡新吉）
『從思想犯到協力者─以二戰時期日共知識人佐野學、鍋山貞親的「轉向」為中心』（郭雨穎）
『転向と非転向の間━━権力と主体と思想』
『戦前日本のマルクス主義国家論(概観)』（加藤哲郎）
『左翼学生の転向と復学——東京帝国大学に於ける事例——』（桑尾光太郎）
『第二次解党派の転向、水野成夫の転向論理考』
『帝国に抗する社会運動：第一次日共の思想と運動』（黒川伊織）
《日本“国体论”研究——以近代国家建构为视角》（庄娜）
《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
『戦前の武装日共トップ「昭和のフィクサー・田中清玄」が生きた“転向の時代”とは拷問、脅迫……思想は「命を懸けて守るもの」だった』（小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