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长不看版：
新左翼运动并非真正的革命运动，而是一种拟似革命运动， 特点是以护宪和平主义议题与学校管理问题为主要爆点，不断引爆学生的革命热情，从而激发许多学生以及一部分工人、市民，与机动队发生大规模冲突乃至于骚乱。 这种拟似革命运动的特点，就是与当时因高速经济成长期而日渐日子人化的日本工人阶级与劳资斗争大体上脱节，而长期停留在学生运动的性质上。
面对这种拟似革命运动，中核派主张积极参与并坚持冲锋在前，借此推动大众革命发展，形成革命战士的队伍，逐步发动武装革命；革马派则对此消极参与，尽量避免与政府一方发生冲突，主张党建第一、组织发展第一（为此打击其他新左翼党派也在所不辞），必须深入渗透日本工人阶级，取代社会党与日共的工人阶级霸权，形成自己的革命先锋队。 可以说，中核派是拟似革命运动的杰出参与者，革马派则试图从这种运动中脱身而出。
一、革共同前史：从异化论到第一次分裂
在解析中核派与革马派的恩怨之前，这里先把它们的组织关系梳理一下。它们都是源自革共同（革命的康米主义者同盟） 的，中核派全名是「革命的康米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下辖「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中核派」（作为党的学生组织）；革马派的全名是「革命的康米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派」，下辖「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革马派」。两派都拥有自己的全学联组织以及反战青年委员会组织。
要理解革马派与中核派的路线分歧，就必须从革共同的创始人与革马派教主——黑田宽一 说起。黑田1927年生人，他家在府中市有着一个很大的医院「黑田外科」，他爹则做过医师会会长与副市长。多病的黑田本来可以走理科精英高中的路子成为医生或者物理学家，却在1943年就因为肾脏病与皮肤结核导致视力严重下降而只能中途退学。到了1954年他又因为结核病几乎失明，自己都看不了书，只能让秘书来读给他听。黑田退学以后就自学马克思主义，他的第一本书『黑格尔与马克思——技术论与历史的唯物论·序论』（理论社），是1952年他病的快死了的时候，他爸决心花了15万円来出版的黑田研究笔记。
就在黑田病状渐因外国的新疗法而有好转的时候，日本的左翼运动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痛苦的转型。经过了所感派与国际派 痛苦的斗争，1955年日共六全协再统一 以后，原本的武装革命路线被抛弃，暴力革命的问题被推到客死中国的德田球一一个人头上，日共从此一转议会路线与温和化，越来越沉湎在自己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梦想中。日共麾下的学生曾经在山村工作队时期被日共派到乡下寻找地主，又或是挥舞着火焰瓶参与地下暴力革命，如今日共的学生自治会发出的号召却是「更加努力地学习吧！ 」。不仅如此，民青也推出了「唱则马克思、舞则列宁」等活动，开始大搞「勤学斗争」、「社会服务活动」、「歌声运动」，鼓 励属下学生与女学生搞好关系。1956年，又是苏共二十大的「批判斯大林」与匈牙利事件的风波，使得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的神像在许多左翼学生中轰然崩塌——立花隆就评价，这次冲击比天皇宣布自己是人的「人间宣言」要更大。①
山本明就如此回忆：
「面对『以往的方针是错误的』决议，学生党员先是哭，接着大喊大叫，不久便虚脱了。 无论是作为山村工作队下乡，还是作为『地区委员』被派往远方的人都神情恍惚地回去了。大声悲愤叹息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大家都坐下抱着膝盖，失魂落魄地看着小说」。
日共投降了②，过去深信不疑的理论也粉碎了，大众斗争与战斗却依然在持续——新左翼运动就从这里启航。在思想的空虚与迷茫中，二战后开始才在日本产生影响力的托洛茨基主义 就成了不少左翼青年的救赎。
在黑田濒死时出版的『黑格尔与马克思』，使他一跃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到了1956年，他又接连出版了『经济学与辩证法』、『社会观的探求』、『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基础』。因为黑田有关异化论与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论述（黑田主张从根本上彻底反思斯大林主义），在反斯大林的时代气氛下，黑田「高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对很多人带来了冲击。已经转向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前日共党员太田龙在1956年找到他，感佩地说：「你或许可以成为日本的托洛茨基」 。随着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读过书后，开始聚拢到黑田家里，名为「辩证法研究会·劳动者大学」的小团体成立起来。这个小团体一开始只有四个人，却在半年内就发展到一百人，拥有了高中生集团与大学生集团，在杂志『探求』发行的同时，黑田的影响力也开始蔓延到日本全国。就在这种黑田人气日益上升的情况下，1957年1月群马县的内田英世、内田富雄（原为日共国际派的工人）兄弟成立了『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联盟·第四国际日本支部』③。日共的京都府委员西京司 也加入了这个组织，透过他的人脉，托主义联盟成功地发展起来。
1957年12月，「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联盟」改名「革命的康米主义者同盟」，也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革共同」。虽然组织里的所有人都认可托洛茨基主义，并依然有程度上的区分：以太田竜为首的一端自称纯粹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以黑田为首的一端强调要批判地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在 这样的情况下，革共同很快就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分裂 ：太田主张革共同全体打入社会党，黑田等人则反对这一主张，最终1958年7月太田领导自己影响下的东京学艺大学与日比谷高中集团脱离了革共同，另建「关东托洛茨基主义联盟」，又在1958年8月改名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同志会」，全体加入社会党的地方组织，走上了一条疏离新左翼主流的道路。
二、夜空中的第一颗流星：崩得和安保斗争的生与死
正当革共同上演分裂戏码的时候，在新左翼运动的另一端，一个从日共的残骸中撕裂而出的组织，正在朝气蓬勃地领导着新的运动，它的名字就是——「康米主义者同盟」，别称崩得 。日共虽然放弃了武装革命，因为向往革命而感到空虚、失望而不满的青年们却一时依然停留在日共组织体系的旗帜之下，特别是在日共的「全学联」④（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 ）之中。他们首先就和日共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理论冲突。
在学生运动的定义上，早在1948年，全学联第一代委员长武井昭夫就与日共的学生＝小资产阶级论（因此学生运动必须接受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日共的牢牢领导）相对，提出了「作为阶层的学生运动论」— —他认为学生乃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后备军的、一个相对独立地探求真理的社会阶层，于是使他成为了新左翼运动的理论先驱。这一理论后来被岛成郎发展成为「先驱性理论」 ，提出学生作为比无产阶级灵便的存在，可以先一步看透敌人的阴谋，敲响警钟，甚至可以作为先驱决定革命运动的方向，因此学生运动是重要的革命运动。不难看出，两大关于学生与学生运动的自我理论定义，其实是在为新左翼运动——拒绝依附于某个无产阶级政党（日共或社会党）的学生自主革命运动——争取理论上的立足点。
在日本革命运动的方向上，他们也与日共的方针发生了不可解除的抵牾。在六全协后，日共基本将自己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革命论确定下来。在当下要进行的 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中，要团结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一切力量，组建「为了和平、团结和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着力约束党内可能引发大众反感的过激革命行动，避免在国会与大众中党势十分薄弱的自己再度遭到权力的制裁。很难说上述的论调之中，没有日共不想过国会议席为零的日子的想法。
与此相对，日共的学生党员则指出日本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日本的垄断资本正在将日本再次帝国主义化，因此当下的革命应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眼中，日共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论只会煽动机会主义与民族排外主义，忽视阶级斗争，放弃世界革命。这里观点后来被姬冈玲治在1959年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论，主张①苏联已经变质，不是革命指导者；②日本资本主义不具有依附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③不能通过受国家影响很大的垄断资本实现民主化，结果引来日共一番谩骂（「暴露了反社会主义本质」、「要在政治思想上彻底粉碎」）。正在这一时期，指导全学联的岛成郎等人也开始在「假死状态」的日共下，竭力扭转全学联运动的解体消沉状态，投身到砂川斗争、冲绳斗争、原水爆禁止斗争 中，历经牺牲夺取胜利，完成了全学联「奇迹的重建」。
最终，上述的第二种论调在学生党员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在1958年5月全学联大会上，忠心于日共方针的人被撵出了执行部。大吃一惊的日共将领导运动的学生党员直接叫到党本部，绀野与次郎等高级干部亲自出马试图对形势加以控制，然而学生党员一方并不愿屈服，最终事态演变为学生党员与日共指导部的大冲突，史称「六一事件」 ，一个月后这些学生党员全部被开除出日共。⑤从此，日共丧失了对学生运动的霸权，失掉了作为旗下最大的大众组织之一的全学联的主导权。而全学联的学生也对日共彻底失望，开始筹划建立新党。历经1958年警职法斗争以后，他们试图突破「阴暗、封闭」的传统革命政党结构，实现有新鲜感的革新运动的结果，就是在1958年12月10日建立的「康米主义者同盟」。 因为英文名称中的德语「bund」，这个组织也有了崩得的别名。不是「政党」，而是一个「同盟」。
打出反日帝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主张的崩得，可谓人才济济，一时之间汇集了岛成郎（之前是日共东京都委员）、青木昌彦（化名姬冈玲治）、香山健一、佐伯秀光、森田实、西部迈、柄谷行人、平冈正明，以及后来身在中核派的清水丈夫、陶山健一、北小路敏等人物。崩得利用全学联的组织，不断蚕食日共的组织，很多时候整个日共基层细胞直接迁移到崩得，甚至还有整个日共港地区委员会迁移到崩得的。于是，相看两厌（代代木官僚VS极左机会主义分子）的日共与崩得更加激烈地敌视对方，后来日共甚至试图在安保斗争中彻底排斥全学联的存在。
作为一个甚至连党纲都没有的松散组织，崩得的战略十分成功，书记长岛成郎在1960年4月接受『中央公论』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同盟只成立了一年，刚开始都是被开除的日共党员，但现在我们也很吃惊，日共出身的人只有三成。 剩下的七成只是曾经和日共有过接触。」然而，也正是这种松散的组织架构为崩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缺陷，使其最终只能是「全学联新党」，而不是一开始建立者们期待的「革命政党」。在成员千八百人中，只有20％是工人——作为一个与全学联几乎是二重构造的组织，崩得缺乏工人的支持，只在学生运动中具有影响力 （崩得占据了全学联主流派的地位，日共则是全学联非主流派）。正如学者所说：
「（他们）只是在大学细胞内设立『劳对部』，在中央劳对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介入地区中小企业的劳动争议，并对此进行指导，拉拢同盟成员。尽管如此，崩得还是以东京为中心，对几个人或者几个单组和劳动争议进行指导，但港口地区委员会这种组织性的『转移』却近乎例外，那完全是手工业性质的。被作为带有轻蔑意味的『咖啡馆党建』、『一对一的对应』的手段而遭到批判的崩得组织论，正是与此很接近之物。（崩得）只不过是让稍有接触的工人拿着旗帜，跟在学生示威的后面而已。」
随着安保斗争激化起来，崩得的活动家更加全部奔赴前线被日警逮捕，就连本来安排从事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也被撤了回来。在这一意味上，新左翼从一开始就不是和工人发生结合而运动起来的。
崩得所期待的狂风吹雪，转瞬间就已来到。然而崩得万万没有想到，这场狂风吹雪没有没有解体敌人，反而率先将自己陷入解体的境地。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即将进行修订与再次签约之际，为了阻止将日本绑上美国战车的日美安保体制刷新，日左势力彻底动员，组建了「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1959年就先后组建了十次统一行动。但是，起到关键动员作用的日共、社会党、总评都对于到底能否阻止安保条约通过心里没底，又害怕过激行动会引发国民的反感，两党只是希望这样的举动能够让自己得到更多的选票，因此只从立场上出发，举行例行抗议 ——这一点就被崩得控制下的全学联嘲讽为「烧香游行」。在他们看来，这一点正是主流革新体制已然堕落的象征。崩得在当年8月的三大上，提出「要赌上崩得的一切来战斗」。
就在11月27日，在总评的反安保统一行动下，全学联五千人和工人二万人堂堂正正地突破了只有国宾才能进入的国会正门，一万多人成功突入国会，让国会内部飘满了工会和自治会的旗帜。 为突然发生的过激事态而吓了一跳的总评和日共干部提议收束事态，在场的一名东京都教职员工会的女性流泪着绝叫：「是你们突破了正门吗？突破的是学生，我们是因学生的力量才知道自己的力量的！ 」尽管全学联与崩得这种独一无二的革命气概如雪崩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前来加入，崩得幼稚性却暴露无遗：在现场指导斗争的全学联副委员长加藤升、全学联副委员长糠谷秀刚、都学联书记长永见晓嗣等人，没有抱任何戒心就回家了，结果当晚就被逮捕。没有回家而逃过一劫的全学联书记长清水健雄，以及作为崩得东大细胞领袖的叶山岳夫无处可逃，分别逃到了东大驹场和本乡校区，引发世人所说的「围城事件」。原来，崩得完全没有建立秘密据点的地下活动。
1960年1月16日，为了阻止岸信介为改订安保协定而访问美国（这个消息是从每日记者那里听来的），全学联强行占领了机场大厅，事后全学联与崩得领导层78人遭到逮捕，全学联之名第一次传扬世界。是崩得，让「Zengakuren」（全学联罗马音）成为第一个名扬世界的日语词。大众媒体骚然，将他们称为「赤色雷族（机车族）」、「赤色太阳族（夏天在海边进行无秩序行动以享乐的年轻人）」。然而，这一次的行动也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的不足。他们本来准备在1月16日晚上展开斗争，为此做好了准备，却在15日下午才发现应该在16日早上行动。 尽管下了紧急动员令，但是人依然没法一时之间聚合起来，他们只能以据点学校住宿学生——东大驹场校区的学生主力，连夜拉起了七百人的队伍。
占领了机场大厅食堂并在那里筑起街垒的⑥他们，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在斗争中投入全力的崩得，不止将各大学的主要成员全部调来，还将书记长岛成郎为首的几乎全体崩得politburo成员、全学联的几乎全体领导层也派到了现场。就在那里，他们基本全部被抓了。 Polizei完全包围了全学联部队把守的食堂，破坏街垒后，把坐在地上的学生一个个拉了出来。然后，让他们一个人一个人按顺序走在只容一个人通过的长长的Polizei隧道里，身穿便衣的こうあんけいさつ一字排开，逐一打量着每个人。「将这家伙逮捕了！」一声令下，旁边的polizei随即行动。没有被逮捕的人，在长达数百米的隧道里，被踢来踢去地拉到外面，随后一个个地被两个polizei带到距离成田机场一公里外的地方释放。就在这个隧道里，崩得的主要成员，包括politburo委员、全学联书记局委员、主要大员的核心成员几乎被全部一网打尽。
幸存的人只有来到机场，但没有在食堂逗留的书记长岛成郎、没有被便衣发现的社学同书记长藤原庆久，以及两名负责指导因为来得晚没能进入机场行动的全学联学生的全学联书记局委员。崩得的主要成员，全部被国家暴力机关撮在手里了。这对于一个革命组织，不吝于灭顶之灾 。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崩得，只能暂时蛰伏，结果到1960年4月为止，学生运动一直陷入严重的低潮。
因为自民党无视国会民主程序，强行将反对的社会党议员以暴力赶出议会来通过安保条约，大众一下子为了保卫民主主义与打倒岸内阁而沸腾了，1959年还很少唤起关注的安保斗争（在1960年逐渐升温）也在1960年5月一瞬进入最高潮，前所未有的大量群众在没有政党指挥的情况下涌上街头进行抗争。在似乎战争临近的气息与自民党的粗暴举动中，大众的战争伤痕、内疚感和噩梦等情感被触动了，使得他们化作了街头的波涛。选票第一主义的社会党与日共因为对急速喷出运动的胆怯被抛离在群众之后，遭到了他们的反感与冷笑；而总是勇敢冲锋在前、在没有头盔和木棒的情况下与全副武装的Polizei部队对峙的全学联则得到了大众的瞩目与好感， 一般主妇与老年人在内的许多人纷纷向他们投去了同情、支持的眼光。6月初在首相官邸周围，「市民用热烈的掌声不断表达对一列全学联游行示威队伍的支持」。对于因游行而疲惫地坐在地上的学生，附近居民送饭团或说些勉励的话来鼓励他们的事也时常发生。
1960年4月26日时，出现了8万人请愿者日夜不停地涌向国会的景象。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崩得再次投入全力，将自己的命运赌上，进行了国会前装甲车壁垒突破斗争——那天中午在全学联主流派下，大约5500人在国会前与polizei发生冲突，28人受伤，书记长唐牛健太郎一马当先翻过卡车的封锁线，三千名学生随后跟上，由此安保斗争开始再度激化。 当时1月被捕的成员已经获释，这次总算避免了干部被一网打尽的愚蠢，第二执行部也早早地就准备了。但是，polizei对此的回应是对逮捕的干部进行长期拘留。以前被逮捕的人，最多也就是负责现场指挥和被控妨害公务罪的人，被拘留没有几天，最长也只有两周，所以如果第二执行部临时替换，还是很容易重新成立执行部的。但是，指挥「4·26」行动而被捕的全学联委员长唐牛健太郎从拘留所出来，已经是十一月了。同样在这一天被逮捕的副委员长糠谷秀刚，一直被拘押到安保条约自然批准的第二天。再比如，在5月20日冲入首相官邸的示威中被捕的书记长清水丈夫，到8月中旬为止一直被拘留所。也就是说，polizei开始采取陆续逮捕崩得干部，在安保斗争结束之前不将他们放出的方针。
这招很简单，事实上崩得的干部们也应该事先预料到polizei会这样对付他们，然而却很奏效。随着安保斗争高潮迭起，全学联的激进行动一个接一个，崩得的干部也就一个个被逮捕。在上层干部人数不断快速减少的情况下，平时对政治与革命根本不关心的大众却大量涌入崩得拼尽全力的斗争之中⑦，这就使得崩得的政治指导力完全消失了。随着指导体系的瓦解，本来就不是政党性质的崩得从领导层到最底下的基层单位都没法在这种大众的波涛中保持住自己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崩得的组织架构本来是为了可以最大程度地拥抱运动，现在却成了崩得自我毁坏的原因。
正如学者指出的一样，大众支持全学联也不是因为崩得的革命意志，而是因为他们天真无邪的战斗反映了大众的复杂心情与情感。大量此前未曾卷入政治的学生参加抗议，也是因为这样可以寄托他们心情的表达形式和希求改变的意志，因此不关心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实际上在参与全学联的行动时，不会区分这是主流派（崩得）组织的，还是非主流派（日共）组织的。日高六郎也根据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写道：「自发的参加者大量增加，如今按照全学联主流派指导方针行动的只占全体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大众本来就不是为了革命才参与安保斗争，安保斗争中的崩得也濒于解体，无法将安保斗争这次后无来者的大众运动转化为革命。1960年崩得四大时，岛成郎说：「如果能进行一场威胁敌人心脏的战斗，崩得就不会死，而新的革命党将从中诞生。」、「要么安保崩溃，要么崩得灭亡。」 、「虎死而留皮，崩得死而留名。」安保没有灭亡，崩得却已经接近死的境界了。1960年5月、6月，是安保斗争最炽热的日子，5月26日更是发生了空前的国会前17万人大抗议，大街小巷都是为运动而沸腾的群众。崩得控制的全学联空有1万人，却因为指挥体系瓦解而提不出任何方针，只是终日埋没在不断爆发的数万人波涛之中。
1960年6月15日，崩得拼上自己最后的一切，组织了2万多人参与国会突入斗争，两次进入国会进行大规模示威。当天在全学联的号召下，国会前聚集了数万人的游行队伍，其中一部分人在游行途中开始从国会南口的通用门突入国会内部。为了阻止试图破坏门墙而大举涌入的全学联，机动队用洒水车应战，全学联也向polizei的卡车纵火，双方发生了混战。暴力组织和右翼团体的成员也被动员到这次冲突中，据说他们还袭击了全学联的队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22岁的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被『压死』，她是崩得的书记局委员。桦小姐的死亡被确认后、她的讣告在示威队伍中传开后，愤怒的学生们对警车纵火，冲突进一步激化，最终当天逮捕了约二百人。受伤的学生有四百人，警察也有三百人受伤。
这场激烈的战斗换来了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却也在与机动队的大混战中带走了桦美智子的生命。岛成郎如此回忆当时崩得的现场：
「在最后关头的那场战斗中，崩得和革命学生一起冲入了国会，而且失去了创立崩得以来的同志桦美智子。尽管进行了英勇的舍身战斗，但被赶出去、被顶出来的示威队已经没有了指挥者。面对着仿佛要烧焦夜空的燃烧着的装甲车，学生们还在整队，生田满脸通红，只是一群边大骂边乱跑的愤怒群众中的一人。不久，催泪弹被扔了出去，他们遭到袭击的polizei的追击，游行队伍四散溃逃，他只是与之一起逃跑的一个市民。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与polizei对峙、总是站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组成人墙、一步也不后退地进行第一线指挥的生田的身影。这就是那场战斗中的崩得。」
崩得的组织能力，在急需组织的大量群众能量前一败涂地。1960年6月18日深夜，这个安保条约被自动通过的晚上，全学联主流派的旗帜下聚集了空前绝后的4万人，他们包围了国会整整一天。这也是疲惫不堪的崩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总动员。然而，崩得只能和大多数日本人民一样，茫然无力地看着时针指向19日零时，安保条约自动生效。岛成郎又做了这样的回忆：
「1960年6月18日，在日美新安保条约一分一秒地接近自动生效的那个晚上，我和包围国会的数万名学生、市民一起站在首相官邸前。面对着在官邸周围曲折行进的游行队伍，以及一动不动地坐着的学生，我束手无策地蹲在地上，就像从已经空空的胃中挤出一般地呕吐着。这时，在我身旁，站在『崩得』旗帜旁的生田一脸愤怒地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叫喊着『畜生！畜生！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却什么也做不了！崩得也没用！』」
崩得完全败北。
安保斗争结束一个月后，1960年7月30日崩得召开五大。在大会议案上，崩得领导层做了如下的自我批判：「随着『六·一五』的到来，一切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都加入到运动中来，同盟先锋的功能也随之瘫痪，因为整个运动落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方针和意识形态的掌握之下，主动断绝了进一步走向决定性斗争的道路，同盟（这里指崩得）的弱点也全面开花。我们断然不能因为同盟的活动不成熟，就将同盟没有发挥作为真正阶级先锋党的功能这件事合理化。相反，现在正是为了建设同盟的先锋党，必须彻底挖掘其弱点，完成应被称作重建同盟的任务。」
这场因为如何评价安保斗争的纠纷而自然流会的大会，没有成为崩得重建的开始，却成了崩得在组织上走向四分五裂的开始，新左翼组织的大分裂就从这里开始。崩得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革命组织，为了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到底需要怎样的因素呢？围绕着致命的这一点，崩得内外展开了激烈而百花齐放的大辩论，进入了「分派斗争的季节」。 作为崩得主要领导人的岛成郎、生田浩之、香山健一等人在此后大多退出了学生运动，岛成为了冲绳的精神病医生，生田远渡重洋来到宾州大学，6年后因火灾客死美国，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属于黑田的新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三、通向两派诞生的道路：革共同的『火中取栗式』重生
在崩得崩溃的一年前，革共同分裂了。太田竜带队走人以后，革共同里面只剩下两个集团，一个以西京司为核心，通过他作为日共京都府委员的人脉形成；一个以黑田宽一为核心，主要是聚集在他主宰的「辩证法研究会」下 的工人与学生。两个集团在组织上都很小，但他们分歧又很大，其中一点就是要不要参加第四国际。和太田同为托主义者的西京司主张加入，而主张「超越托主义」的黑田一派却认为不应加入，而应该自建革命国际——这还只是两派诸多矛盾中的一个而已。当时黑田已经大致完成了自己对新左翼影响深远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架构，提出要同时打倒斯大林主义（也就是要先打倒一切国家的康米派对和康米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由此才能实现世界革命。
当时正是1958年，日共旗下的革命学生与日共彻底决裂，日共失去了对全学联的控制。革共同想办法通过个人关系活动和党建活动，将影响力慢慢地浸入到日共的学生里面，将不少和日共指导部离心离德的学生挖了过来。当时革共同 甚至有了将革命学生完全收入囊中，支配全学联，由此一举取代日共的地位，成为新革命政党的想法，于是他们大量地对日共学生党员做党建工作。
然而，虽然加盟革共同的学生们确实反对日共指导部，但也不见得全面认可革共同的托主义理论。更糟的是，大部分学生党员并不赞同托主义，也不想加入只比社团强一点的革共同，而是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组织——就这样，崩得诞生了，它将反对日共指导部的学生一口气全部吸了进去。一时之间，崩得似乎才是可以取代日共的新先锋队，于是就连已经在革共同的学生，也渐渐流入了崩得。还在革共同的人，也只是因为想和崩得划清界限而已。
在这场市场竞争的失败中，革共同陷入了几乎解体的困境。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它不得不派人打入崩得内部，想要从内部控制崩得。当时在革共同内控制主导权的是西京司的关西派，黑田则被从politburo委员的位置上踢了出去，还不准他写政治论文，使他远离了实际政治行动——理由是崩得的理论跟他的理论相似，崩得成立有他一半责任。祸不单行，1959年1月黑田被发现想要将日共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成员的消息出卖给警视厅，同年8月的革共同一大上，黑田的行为被认定是「作为间谍行为的背叛阶级行为」，将他开除出革共同。 追随黑田的党内派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集团」也随之离开革共同——讽刺的是，里面为黑田辩护最力的，就是此后在黑田对立最大的本多延嘉。
本多和黑田，于是创立了「革共同全国委员会」。这就是革共同第二次分裂。在川越高中就加入日共的本多，曾经做过日共早稻田大学细胞的核心人物，在通过报纸进行宣传方面展现了不俗的才能。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进』，直到本多死为止，都是由他亲自执笔、编辑的。1957年，本多氏参加了黑田宽一的辩证法研究会。从『革共同』创立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为黑田的左膀右臂，并在『革共同全国委员会』担任书记长。黑田体弱多病，也不擅长现场的政治活动，虽然身为革共同全国委员会议长，却未必会出席politburo会议，尤其在夏季的七八月完全不参加政治活动而有抽身休养的习惯，日常的实践性政治活动几乎都交给了本多书记长。 然而，就是如此信赖的两人，却主导了中核派与革马派此后致命的分裂。
就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6月，革共同关西派被崩得赶出了全学联执行部，崩得由此独占了全学联。安保斗争袭来时，革共同关西派主张比起安保斗争，应当将重点放在直接对抗资本家的反企业合理化斗争上，批判崩得突入国会等激进行动，因此被崩得批判为「经济主义者」。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则持中间立场，认为又要参与安保斗争，又要参与反企业合理化斗争。他们在安保斗争中，「保持自己批判自由」地与崩得共斗。一开始的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只以国铁工人为中心，在大学间只拥有极少的学生；但随着安保斗争的节节发展，他们也收编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打造自己的学生组织 。
1960年4月，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 以对抗崩得下属的「社会主义学生同盟」，并提出了一条新路线，即在「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和日共属于「右翼」的同时，也攻击崩得是「街头极左主义」。这种中间派的路线，成功吸纳了很多认为崩得过于激进的学生。
与此同时，年轻工人中也有很多人对「安保改定阻止国民会议」的保守行动不满，对全学联的激进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正当此时，崩得却如上文上述一样陷入了组织解体的危机，根本无法将组织起来。又是革共同全国委员会抓住了这个机会——本来在工人中就比崩得拥有更大力量的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很好地汲取了这股力量，扩大了自己的组织。
这样一来，通过安保斗争，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的组织不断扩大和强化 。到了安保结束的时候，「作为革命性的左翼组织，唯一具有党的功能——作为组织地存在，思想上也进行了体系化的——只有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崩得为了运动与斗争而将自己的党派性解体了，与此同时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却火中取栗，借着大规模国民运动的机会一次性扩大了自己的组织。这一切都来自于黑田的论理。崩得多次强调，要赌上自己的一切、自己的命运在安保斗争中战斗，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却不会这么想：运动的目的首先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方面日共等作为虚伪的革命先锋队无法指导运动，要在运动中暴露他们的本质；一方面崩得的街头过激行动只会使得自身的组织力量弱化，因此只是「战术极左」、「街头极左」，无法完成党建的任务。
崩得作为一个松散而「马马虎虎」的革命联盟，从理念上就没有那种传统康米主义战士的色彩：「对崩得来说，所谓『革命』，是表达纯粹性和彻底性的一种理念词语。」 1959年6月唐牛健太郎成为全学联委员长时，也说：「要天真烂漫地进行罢工与抗议」。作为一群革命学生对摆脱传统革命政党形式的尝试作品，崩得有着很多不足，比如组织上只是简单地将日共的组织挪为己用、思想上也甚至没能制定出一个全体一致的纲领……这些都是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着力批判的地方。在黑田看来，「先锋队的组织问题，首先要确立康米主义的人的主体」，因为他是一个将「主体性论」和「组织论」摆在理论核心的人。他相信建设一个可以替代日共的革命政党是最重要的，这毫无疑问比在运动中冲锋之前重要的多，毕竟如果专注于全体参与高潮迭起的运动，就没法好好搞党建了。
带着这样的理论，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积极干涉到崩得分派斗争中。当时五大后的崩得已经解体，分成「战旗派」、「无产阶级通信派」、「革命通知派」 等。「革命通知派」以崩得东大、早大细胞为核心，认为6月18日没有再次突入国会是错误的，是各派中的最左派。「无产阶级通信派」，则是以全学联书记局为核心的分派，包含了清水丈夫、北小陆敏、姬冈玲治等原崩得领导人——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主张崩得的方针基本是正确的。
「战旗派」则是各派的大杂烩，主要以劳对集团、地方大学集团、私立大学集团为主，特别是因为唐牛健太郎（全学联委员长）和篠原浩一郎（社学同委员长），这一派全面地掌握了北海道学联和九州学联的。除了这三派以外，京都、大阪还残留下来了独自的「关西崩得」，东京的私立大学、中央大学、明治大学等也各走各路，崩得四分五裂。
革共同全国委员会以他们对崩得的反思，和崭新的党建理论，发挥了高超的论战能力，成功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论战中，『战旗派』承认自己的主张和革共同全国委员会一致，选择解散了自己，决议合流进入革共同全国委员会。『无产阶级通信派』也开了解散会议，承认革共同全国委员会是正确的清水丈夫、北小路敏等人也进入了革共同全国委员会。于是革共同全国委员会一口气壮大了自己，还通过人员上的关系（无产阶级通信派）控制了全学联书记局。 这是惊人的力量逆转——在全学联内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集团的革共同全国委员会（他们的根据地只有早大教育学部、东工大、琦玉大学、法政大学文学部），控制了不啻为日本新左翼大本营的全学联。1960年7月的全学联十六大显示，崩得派有258名代表，日共派有171名代表，而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只有24名代表，只比革共同关西派多4名代表。
尽管加上崩得的归化派，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马学同，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的学生组织）也只是拥有全学联30名中央执行委员中的5名，70名中央委员中的数十名。然而，只因为加入他们的都是崩得的大物领导人，他们一下子得到了全学联的霸权。
但显然，愿意接受马学同作为领导的人并不多。崩得解体以后，一时之间在学生运动的现场，还是那些旧崩得的活动家。根据黑田-马学同的理论，学生运动不是学生自己的群众斗争，也不是学生在作为革命运动的先驱者而斗争，甚至学生也不是工人的同盟军（以上三点否定了以往赋予学生运动的意义）。 他们认为，学生运动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环，是为了建立革命组织的运动，是要通过运动使学生被无产阶级一方所获得的政治、思想运动。也就是说，学生运动失去了其独特性，而被视为建立革命组织（对马学同而言，这无疑意味着革共同全国委员会）这一目的的手段。毫无疑问，这种对学生理论的定义又回到了日共的生态位上，将组织的时针从崩得拨回到了日共。因此，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的领导。
1961年7月，全学联十七大在两国公会堂召开。之前的马学同只获得中央委员会的霸权，未曾能获得大会多数的霸权。如果不能在大会上确立多数地位，马学同的霸权地位将被掀翻。它的对手也从安保斗争结束后的消沉状态中，恢复了抗争的精气神：1961年年中，围绕着『政治暴力防止法案』这项取缔群众运动的法案，爆发了热烈的运动。当时马学同没能充分组织起反对运动，在现场踊跃指挥的大多是旧崩得系的活动家。通过这场运动，他们找回了自信，想要夺回全学联的领导权。考虑到当时候学生运动的两大基地——东京学联和京都学联依然由崩得系活动家在主持，这并非不可能。全学联大会前，旧崩得系活动家、革共同关西派，以及社青同解放派（社会党中新诞生的新左翼派系）三派联合，要一起掀翻马学同的霸权。因为他们大会前夜在饭田桥的『鹤屋旅馆』开会，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鹤屋联合』 。
另一方面，日共派的学生也想要夺回全学联。他们在安保斗争中被全学联主流派拒绝，因而自己组织了『全自联』， 趁着崩得解体、马学同尚未确立势力的时候，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势力。他们又向全学联大会派出了大量的代表，准备一举夺回全学联主导权。
对于日共派的学生，马学同直接拒绝他们入场；对于三派联合的学生，马学同则以他们没交自治会费为由，削减了大会代表数目以获取大会多数霸权，准备在自己人里面选取大会议长，强硬地推进议事。三派联合自然不允许他们这样，于是从那天早上开始一直占领大会会场，形势最终演变成为马学同和三派联合旗下学生的大混战。
怒不可遏的马学同学生从附近的木材店买来大量方木，全副武装后发起了突击。这是方木首次登场的事件，也是新左翼正式展开暴力内讧 的开始。在那之前也有过内讧，但顶多就是拳打脚踢。当时三派联合一方被木棒打倒，他们封锁会场的纠察队瞬间被扫清了。
指导学生用木棒下场打人的，是转移到马学同的全学联书记长清水丈夫 。因此，根据清水的笔名『冈田新』，这个战术被称为『包含冈田式暴力冲突的党派斗争』。
正当双方大乱斗时，日共派的学生代表闯了进来，三派联合和马学同立刻结成统一战线，将日共派的学生代表撵了出去，随后又开始了大混战。持续了两天的三方大乱战，最终以三方各自召开全学联十七大告终。
这天是新左翼运动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左翼各派开始各走各路，不曾再出现过所有派系同处一个组织的情况。这一天以后，马学同、三派联合、日共各自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全学联」，从此以后「全学联」再也没有统一过。这一天也是规定了新左翼内讧的暴力性质的一天。因为后来马学同成员大多流入革马派，清水丈夫却成了中核派的大物，双方一直在争论当天的暴力到底是谁的责任——中核派指责革马派有着对其他派系使用暴力的惯性，革马派则指责清水是暴力至上主义者， 这也是中核派「杀人狂路线」的开始……
当时马学同召开的全学联大会，依然选出了北小路敏（崩得领导人）作为新一任委员长。年末的全学联十八次大会，也选出了旧崩得系的根本仁作为全学联委员长。这位根本仁，因为在1962年8月在苏联红场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抗议苏联核试验而被逮捕，而出了大名，后来也成为了革马派的领导人。
在其他党派都尚未拥有全国性组织的这个时候，革共同全国委员会自称自己是「唯一的革命左翼」。 1962年7月参议院选举时，他们的领导人黑田宽一打着「革命的议会主义 」的旗号想要进军参议院，但却遭遇了惨败，只得到了23000票，比极右翼候选人赤尾敏的12万2千票少的不是一点。
既然是「唯一的革命左翼」，他们便想要故技重施，要运用暴力的手法，将其他派系吸纳到马学同旗下。他们常常在其他派系举行大会时蜂拥而至，以「促进其他派系解体的统一行动」 为名义，妨碍集会进行。但是事与愿违，其他派系经过马学同的冲击以后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强化了自己的组织。当时正值大学管理法反对斗争，学生运动十分高涨，像马学同这种第一目的反而是要解体其他派系的组织自然不受学生欢迎。形势发生了逆转，复活的旧崩得系、社会党的社青同解放派、日共里面脱离出来的构造改革派，势力都壮大起来，比革共同全国委员会还要大。他们批判马学同是：
「用棍棒武装的革马主义暴力组织。」
「为了创造『反帝、反斯大林』的先锋队，完全利用学生运动，这是公然的红色工会主义的学生版。」
「与民民派（日共直系，即现在的民青）对立的马学同全学联在不进行斗争这一点上，也与民民派相同。在马学同的情况下，所谓的『战斗』就是将反帝、反斯大林的世界观强加于人，就是让马学同的先锋队——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的势力扩大。马学同与民民派的战斗逻辑因此完全类似。』
崩得的弊端，使得崩得陷入了瓦解。在反思崩得弊端后诞生的黑田党建思想指导下，出现的革共同全国委员会，却也因为这种思想的性格陷入了困境。如果全身心投入学生运动而不顾发展自己的党派组织，虽然能使得自己活跃在运动的最先锋，却无法建立革命先锋队；如果一心一意想着建立革命先锋队，专心发展自己的党派组织而不顾学生运动的高峰迭起的话，就无法拥抱运动，无形中将自己流放于新左翼运动之外。在新左翼组织上几乎为零，可以投入的资源与精力有限，运动却又不断爆发的情况下，新左翼的人们注定要做出二者不可兼得的取舍。 这两种路线之间的张力，已经反复多次在新左翼中产生，这一次，它将造成革共同第三次分裂。
四、中核派与革马派的一同诞生——运动还是党建？
革命政党的组织，就像日共的组织一样，是由细胞——地区委员会——都道府县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党中央这样的全国组织构成的。在地区、单位、学校等地方，只要有3名以上党员，就一定会产生细胞，大的地方由数十名细胞成员构成。
在组织小的地方，即使想建立这种形式的全国性组织也不可能。所有的组织，最初都是以社团的形式开始的，后来成为社团的联合体，成为党指导部——细胞的组织，随着细胞的增加，在党中央和细胞之间又形成了按地区划分的委员会。革共同全国委员会最初是以黑田宽一为中心的学习会为组织，现在已经发展到要建立地区党组织的程度。
在这里出现问题的，是革共同全国委员会的支柱——产业别劳动者委员会。革 共同全国委员会在得以控制全学联之前，都是一个以工人组织为主的组织，其理念上也一直坚持工人为主学生为辅。
工人的组织结构是，在各车间的细胞上有产别委员会，委员会上有中央指导部。黑田宽一认为应该把这个产别委员会作为组织的中心。本多延嘉主张，应以地区党组织为中心，从根本上重新组织党组织，产业委员会也应据此进行重组。 粗略地说，双方论点的对立就在于此。
另一个就是关于工人运动战术的对立点——应当如何参与到现实的工人运动中去。在只有不温不火的工人运动的地方，革命者对其进行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存在战斗性劳动运动的地方，又该如何是好呢？黑田宽一认为，革共同以外的党派所领导的工人运动，无论其战斗性质如何，都对革命毫无帮助，因此应该予以批判。 本多延嘉则认为，在有战斗性工人运动的情况下，应当与之联手，使其组织化；在当局和日共等进攻的情况下，应当大家共同防御，并在此中宣传革共同比起其他党派有着正确的政治路线，来吸引工人。
本多延嘉是在1962年9月的革共同第三次全国委员会总会上，提出这个提案，并遭到黑田反对的——从此之后，革共同内部的分裂就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反对大学管理法的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斗争的最高潮，是1962年11月30日在东大本乡校区召开的『东大银杏树行道六千人集会』。自安保斗争以来，举行如此大规模的集会还是第一次。这次集会是除民青以外的所有党派都参加的统一集会。当然马学同也参加了，但马学同内部却出现了不应该参加这个统一行动的批判，对此同盟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次统一集会在崩得、社青同等的主导下举行，丸学同以响应号召的形式参加。批评的一方批评说，这是迎合其他党派步调的另类统一行动，马学同必须着力于批判其他党派，提出自己的方针，向学生宣传自己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决定参加统一行动的全学联书记局多数派批判这是宗派主义 ——革共同不应该脱离群众，只做批评，而应该站在统一行动的前头，表现出马学同确实比其他党派做得好，在实践中使群众认识到我们的正确，从而将他们吸引过来。
第三次总会后黑田派、本多派的争论本已十分高涨，再加上这次争论，革共同内部的裂痕不断扩大起来。两派的对立争论从politburo一直延伸到基层细胞，在激烈的争论中，组织开始分裂。在politburo，跟随黑田的只有副议长仓川笃（也就是动劳东京地本委员长松崎明 ）和politburo委员森茂。剩下的全部站在本多氏一边。因此，分裂的形式是黑田氏 一方成立党内分派批判politburo，一旦发现无法翻天，就在1963年4月立刻另立组织「革马派」分裂出去。这也是黑田派至今仍以「革共同全国委员会革马派」为名，而本多派则一直保持「革共同全国委员会」 的理由。这就是革马派的来由。革共同的机关报『前进』也被黑田派拿走了，革马派自创机关报『解放』（结果跟社青同解放派机关报同名），这就是为什么黑田派（中核派）是『前进社』，他们拥有的也是『前進channel』，而革马派是『解放社』。
另一方面，学生组织中黑田派占了多数。在全学联三十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支持本多派的只有六人。因此，在马学同里，本多派从组织中分裂出去，以中核派为名。因此，『中核派』这一名称，原本只是革共同全国委员会本多派的学生组织的名称。但是现在，上级团体也被称为中核派。关于这一点，本多延嘉自己说：「因为是这样，所以是中核派也可以。」这就是中核派的由来。
就这样，革共同第三次分裂了，今天大名鼎鼎的两大派系中核派、革马派也一起诞生了。
分裂当时，获得了全学联书记局（原崩得领导人）和politburo多数成员的中核派，在上层干部的数量上压倒了革马派了。与此相反，在学生阶层中，革马派是压倒性的多数派——分裂伊始，中核派在东京都只有16个学生支持 ，但因为中核派的干部层十分牢固，随着时间发展，中核派力量渐渐增大，后来居上地压倒了革马派。作为革共同核心的工人大多转移到了革马派，特别是有「鬼之动劳」之称的动劳 （国铁动力车劳动组合，日本当时斗争最尖锐的工会之一）成员几乎全部来到了革马派——自然，这里少不了作为革马派劳动界大物的松崎明的鼎力支持，他在当时就多次指导动劳进行勇猛的斗争，却也在国铁分割民营化时为了保全组织而选择配合资本一方。国劳（国铁劳动组合，日本最有力工会之一）、全递（全递信劳动组合，日本强力的左翼邮政工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来到了革马派。
但是，革马派的干部层平均年龄只有21、22岁，在他们之中，无论是年龄、理论水平、指导能力，黑田宽一都是独一流的，因而他在革马派中处于近乎狄克推多的地位。与此相比，中核派的领导层涵盖了1960年解体前的崩得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学生运动的老手，因此中核派的领导本多延嘉， 只是中核派集团领导体制的总代表。
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黑田宽一在一般学生中的魅力。除了一开始的学习会阶段，以及1960年前后的几次，体弱多病的黑田基本不出现在公众场合。除了作为他亲信的高层干部以外，基本没有人见到过他。他的演说会——不管是革马派内部还是在大众面前——都用录音机来代替。 丸山邦男如此记载这种奇异的现场：
「两三百名年轻人把狭小炎热的会场挤得满满的。我从旁边滑过身子往场内一看，只见一个异样的人正用卷舌大声滔滔不绝地说话，他戴着登山帽和墨镜。我只有一次亲眼见到过黑田先生，就是这个时候。虽然他朗读的姿势是看着放在桌上的笔记本，总而言之他的语调带着特有的抑扬顿挫，就像把文章原封不动地放进了声音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打扮怪异的人就是黑田，他所说的『黑田调子』很受学生欢迎。
……
运动家们都知道，只要是黑田演讲会，就只是播放事先录制好的声音。
开幕词结束后，录音带随着麦克风转了起来。然而，热情的探戈突然响起。听众扑哧一声笑了。一曲结束后，黑田慢慢地说:
『为了瓦解腐朽堕落的斯大林主义者党，建立真正革命的先锋党，最重要的是……』
这样具有独特抑扬顿挫的黑田调子流淌而来。
演讲结束后，这次明显是晶体管收音机从北京广播或莫斯科广播录下的嘶哑的国际歌。也就是说，作为『演讲会』的表演节目『探戈』、『黑田调子』、『国际歌』的录音带，都是躺在被窝里录制的『黑田宽一作品及构成』，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带有迷幻风格的演讲，对此大家则哈哈大笑地听着……这样的情况。」
1960年代的早稻田校园祭，会进行黑田的演说会，不过也是在会场中心放一台巨大的录音机，播放黑田朗读自己文章的原声大碟。
言归正传。中核派与革马派的分裂，意味着革共同全国委员会这个「日本唯一的革命组织」中的不少人，脱离了黑田宽一主义的党建第一路线，他们就是中核派。想必到这里，读者也已经看出来了，根据黑田的理论，建设自己革命政党才是第一位的，为此用暴力破坏其他左翼派系也可以、不参加其他左翼派系主持的大众运动也可以，因为只有自己是革命的。发展革命政党的组织才是第一位的，潜伏到工人中一步步将他们完全拉入组织才是第一位的，为此要不要花费时间与精力参加高潮迭起的新左翼运动其实根本不重要 。比起冲锋在新左运动第一线然后被政府抓走，不如到工会做工作或者让其他派系解体——接受黑田这种理论的人，就是革马派。革马派后来也是以新左翼诸派中被逮捕人数最少而知名的（当然，革马派吹嘘这是「革命的警戒心」）。可想而知，这样的态度自然不会在新左翼运动不断高涨的时代受到学生欢迎，考虑到日本当时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革命条件给他们组织起革命工人，黑田的党建论只能归于狂想。
与此相反，原崩得领导人等人无法接受这种唯我独左和脱离运动的理论，所以他们成为了中核派。日本的1960年代是新左翼运动高潮迭起的时代，一个新左翼派系的天职就是参与并领导这些群众运动，在这些街头斗争中竭力去反对、粉碎什么——脱离这些运动本质上是不可接受的。这些新左翼运动的议题大多是护宪平和主义的，比如反对美国军舰入港，或者是学校管理上的，比如反对明年升学费的。虽然这些运动无法与劳资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但却是那个时代里左翼斗争的象征，却也是革命即将爆发的象征。中核派的不少领导人本来就是旧崩得的领导人，他们领导下的中核派自然十分热衷于英勇地投入到这些斗争中去，义勇地冲锋在前与机动队展开肉搏战、大混战，学生与大众会更倾心于他们也不奇怪。 但是，这样自然也无法建设一支大众势力广泛的革命先锋队了（毕竟真正参与新左翼运动的也只有全体大学生的不到15％）。
或许因此，革马派辱骂中核派是大众运动主义的、肉体派运动主义的、狼狈为奸统一行动主义的、无理论的派系，缺乏如何建设革命政党的组织论的反省，即使现象地、左翼地展开了大众运动，也无法建设革命政党，是缺乏作为革命政党的主体性的大众追随主义。中核派随便地将大众运动激化，是不分析现实的力量关系、无视主体力量的过激主义，是想要在大众运动之间，仿佛吸水膨胀一样收集成员组建政党的行为 。革马派认为，为了摆脱社会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必须打造革命工人的主体。
对此，中核派辱骂革马派所谓的「主体性」不过是建立在蔑视大众上的小资产阶级主体性，是怠慢大众运动的党建第一主义、拒绝统一行动的宗派主义、只知道在嘴边显摆理论的不实践空想主义、权威主义的理论拜物教、只懂得重复反帝、反斯大林咒语的神秘主义，总之是恐惧大众运动的机会主义者。革马派所谓要打造革命工人的主体，不过是组建社团，将在咖啡厅里讨论革命的人聚集在一起，认为打造涅恰耶夫阴谋主义 的组织就可以实现革命。中核派指责革马派忘记了作为革命政党在大众面前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是在为了党而斗争的同时，忘记了去展开作为党的斗争。⑧革马派又对骂说，自己没有忘记这些事情，真正忘记「为了党的斗争」的人，是中核派……
在革马派看来，能够组建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才是最重要的，学生运动不能独自承担革命的性能。学生的武斗部队在街头与机动队展开混战，在他们看来革命性为零，去劳动现场支援工人要革命得多。与此相比，当学生在街头展开激烈武斗时，哪怕只有一个工人，中核派也会把他带到现场，中核派认为这才是革命行动。
两派都接受了黑田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世界的战后体制——以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和作为对其补充作用的斯大林主义世界体系都在崩溃之中。但是，中核派认为现在已经在「危机的崩溃状态」之中，革马派则主张还没发展到这种程度。于是革马派大骂中核派是主观主义的情况分析、没有分析而基于信念的危机感煽动；中核派自然反击革马派一如既往论证近在眼前的危机不存在，搞得好像不和帝国主义斗争才是革命一样，完全是机会主义者。
两派分裂以后，自然要竭力证明自己才是正统，自己的理论才是正确的，为此就会不断升级。取得论战上的胜利，对他们能否在面向学生和工人的组织战、政治战中取胜相当关键。因此，双方的论战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烈的过程，双方的敌意也越来越尖锐，发展到最后不杀不足以泄恨。
五、青春的墓碑：两派斗争的展开
1963、1964年是学生运动的低沉期与退潮期，学生运动想要再次进入高峰期，要等到1967年10月8日的第一次羽田斗争以后了。四年间新左翼党派进一步分裂（社学同也分裂为马战派与ML派了），在日韩条约斗争、核潜艇驻港斗争、学费上升斗争 中，各派系进行了交织混乱的共斗和组织伸展战。
革共同分裂以后，中核、革马两派都发生了显著的势力衰退。在分裂中，革马派得到了马学同主导下的全学联，而中核派则因此失去了学生运动的基盘。为此，中核派只能继续走联合路线，它选择了社学同（旧崩得系）、社青同解放派、构造改革派三派，加上它自己成为「联合四派」。
联合四派与革马派自然发生了冲突，第一次是1963年9月的清水谷乱斗事件， 联合四派250人在清水谷公园举行集会时，革马派150人蜂拥而至，双方展开了木棍大混战；第二次是1964年7月2日早大斗殴事件 ，中核派、构造改革派、社青同解放派三派联合与革马派，在革马派的大本营早稻田大学展开武装斗殴——木棍、木刀、石头的登场，标志着中核派与革马派的第一次决定性分裂。从这一时期开始，不同派系之间的武力冲突开始变得理所当然起来。以前不同派系的活动家之间相遇，还会笑着打招呼；但随着派系冲突的激化，他们之间一看到彼此的身影，就会追上去或者逃跑离开。
最能反映这种关系的异变的，是一对中核派-革马派恋人的不幸爱情。描述这段新左翼时代的恋人的，是根据身死之男方的日记、笔记和情书所构成的名著『青春的墓碑』 （『文艺春秋社』）。对离别、重逢、再离别的亲人的思念，对死亡的真挚态度，从基督教徒变成康米主义者的过程，纯爱和性，特别是在分裂、敌对的党派和党派之间恋爱的烦恼，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打破了学生活动家的框框，被时人所广泛阅读。
这段恋情是如此发展的：奥浩平于1963年从都立青山高中升入横滨市立大学，同年7月加入中核派。随后，他就坠入了爱河：「在一条道路上向前突进的两种精神的交融中，我燃起了肉欲，开始追求她。」但是，奥浩平的恋人中原素子升入早稻田大学，加入了革马派。两人一开始谈论革命、谈情说爱，但不久就在中核派和革马派的激烈对立中互相撕裂。在奥浩平参加了1964年7月的早大斗殴事件之后，双方的关系彻底破裂。1965年3月，奥浩平在感情的折磨中服毒自杀。
63·6·21（笔记）中原是马学同山本派（革马派）。黑田宽一的笔名是山本。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投身于马学同核心派。啊，原来活着就是这么残酷的斗争啊。难道是如此严重的分裂吗？
63·7·5（笔记）今天全学联召开第二十次全国大会。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山本派占领会场。130名中核派成员展开了激烈的拼抢。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激战了三十分钟。日本学生运动面临危机。
63·9·15（信）当我手握小碎石子追赶山本派的同盟成员之后，我在脑海的一角感觉到你和我将会彻底撕裂，但我知道你不是实打实的山本派（革马派），松了一口气。
然而，当两派斗争渐渐激化以后，特别是奥浩平在七·二事件之中与革马派彻夜激战之后，他们二人的关系就渐渐冰封了。
64·7·17（信）到17日为止，还没有收到你的快信。和你的战斗、友好交往就像马戏团的钢丝一样不安而没有前景。在我开始认识中核派的时候，你成了Y派（革马派）。我想办法争取和你在思想上的同一性，也很焦急，但不知为何，你并没有那么热情地回应我，而是快速地前进。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如果你采取不答应和我谈话的清算主义态度，我就不承认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你不要忘记，只有中核派和革马派之分，而不是你我之分。自从你和我认识之后，彼此就变成了其他党派。对这种分裂不自觉，又不想扬弃这种分裂，你到底想干什么？
64·8·16（笔记）我对她的爱在阶级斗争的一个过程和激烈的分派斗争中逐渐消失。而正是在这一年零几个月的奇妙同盟中，我与她见面、打电话、写信、牵手，才得以生存成长！但是，我们爱情成立的现实基础在七月二日之后被切断了。七·二事件将载入史册。今后山本派（革马派）将从比以前更加猛烈的凋零坡道上滚下来吧。然后她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废纸篓。但是，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是在她之中诞生的。我现在还爱着她。
64·12·8（信）告别和总结。……为什么不去喜欢中核派的女人呢？——我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爱你。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有无论如何都无法相爱的男女。再见。
正如他们二人至死都没有再次和好一样，中核派与革马派到今天也没有再次和好。
时间来到1965年以后，学生运动渐渐再次走入上坡道。原因有四：第一，私立大学学费升高问题，开始再次激起学生的政治热情；第二，日韩基本条约问题引发的风波（社会党依然非常有热情地参加了这次斗争），再次导致了国会大混战和街头的大众运动；第三，随着社会党与总评旗下「反战青年委员会」的组建，新左翼各派系的势力开始快速蔓延到青年工人内部；第四，「联合四派」中除了构造改革派以外的三派，在1965年组建了三派都学联，1966年组建了三派全学联，学生运动的力量渐渐走向统一化。
在这之间特别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核派的崛起和革马派的凋落 。1963年革共同第三次分裂以后，革马派一时之间依然拥有1960年解体前崩得的大多数遗产，享有全国性的组织。然而在民青与新兴派系的两侧夹击下，革马派快速衰退，尽管得到了「正统」全学联，却被人常常讥笑为「早稻田全学联」（革马派大本营在早大，就如同中核派大本营在法政大学一样）。就像奥浩平所说的一样：
「我们试图通过统一行动来取得行动上的一致，通过贯彻内部批判来实现学生战线的斗争统一，而Y派（革马派）害怕社学同的势力，选择了否定统一行动的宗派主义道路，因而也不得不从战斗性学生运动中召回。在由于分裂，Y派暂时结束了对全国的压倒性统治，在一年内将北大、名古屋大、北学大、鹿儿岛大、金泽大等地方据点学校全部让给了斯大林主义者（民青），九学联则被社青同夺走的同时，却一直沉湎于『立足点的形成』、『如何把握无法战斗的现实』这样的讨论之中。
随着东京都内我们在东工大取得的……胜利、社事大（社会事业大学）也让给了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在国学院大学的半身不遂化，Y派『全学联』只剩下早大一文（第一文学部）。从战斗性学生运动中的召回和对自治会权力的依附，现在只能通过暴力来保障。只想通过暴力来追求权力的人，只能被无休止的暴力化之恶所吞噬。」
学生运动的指导权不但被中核派、社学同、社青同解放派三派夺了过去，中核派还日益从三派中最弱小的派系，成长为最强大的派系，甚至到1968年已经可以从三派全学联中脱离出来，组建属于自己「全学联」（中核派脱离出来以后，剩下两派和其他派系组建了「反帝系全学联」） 。1966年「三派全学联」组建时已经拥有71个大学自治会，而革马派只有20个大学自治会。1968年时的各派势力如图：
在不知不觉间，以第一大派系为目标而出发的革马派的力量，已经被中核派、旧崩得系超越，甚至被构造改革派所超越。为什么会这样的理由也很显然，一味想着扩大自己政治组织而不是参与新左翼运动的派系，自然不受学生待见。立花隆有一段这样的精辟阐述：
根据革马派的理论，只有扩大和强化革马尔派的组织才能走上革命之路，因此，一切运动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革马派的组织。
当追求特定政治课题的运动高涨起来的时候，参加运动的人最关心的是眼前的政治课题的达成，而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实现一场八字没一撇的「革命」，更不是特定革命党派的势力扩张。随着运动的高涨，参与运动的党派必然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为了党派利益而牺牲运动，要么为了达成运动的目的而牺牲党派利益。
这不是严格的二选一问题，而是包含各种中间阶段的选择。如果选择前一种极端，会被参加运动的群众视为背叛，反而会造成党派上的损失。如果选择后一极端，这个党派就有可能在组织上完全解体。以1960年的安保斗争为例，前者是日共，后者是崩得选择的道路。
革马派的低潮期尚未结束，中核派的高潮期马上就要来到了。
六、「激动的七个月」与「武斗的两年」：中核派的高光时刻
1967年10月8日，第一次羽田斗争爆发，中核派赌上自己的组织全员投入斗争，作为中核派一员的山崎博昭毫无畏怯地越过装甲车来到最尖端和机动队战斗，在乱战中死于现场。他的死，成为了通向新左翼运动沸腾的序章，也为「激动的七个月」打开了通路。七个月里几乎毫不间断地发生了以下的大型斗争，新左翼运动走向了最高潮：
①阻止佐藤荣作访问越南的「第一次羽田斗争」 （1967年10月8日）；
②阻止佐藤荣作访问美国的「第二次羽田斗争 」（1967年11月12日）；
③企业号佐世保驻港阻止斗争（ 1968年1月15日到1月23日）；
④王子基地野战病院设置反对斗争（ 1968年2月20日到4月15日）；
⑤三里塚新机场粉碎斗争（ 1967年11月3日到1968年5月7日）。
在「激动的七个月」里，学生带着头盔手拿木棍与机动队搏斗的样式被从此定格了下来，成为新左翼运动最著名的场景。主导「激动的七个月」的，正是中核派。一开始「三派全学联」在中央执行委员中为中核派九人、崩得系九人、解放派九人，且由崩得系担任委员长的状态。但是因为在明治大学斗争中，作为委员长的齐藤克彦擅自和大学一方交涉结束了斗争，齐藤不得不引退，而作为中核派的秋山胜行则成为了新一任委员长。他刚一成为委员长，学生运动就通过砂川基地扩张反对斗争恢复了自己的战斗性，随后闯入了第一次羽田斗争。「激动的七个月」进行时，中央执行委员中崩得系九人、解放派五人、中核派11人，处于中核派掌握主导权的状态。三派全学联是战斗的学生集团，中核派则是三派全学联中最具有战斗力的。
因为这种毫不畏怯而猪突猛进的姿态，中核派的人气在大众媒体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大众中快速上升，成为最有人气的新左翼派系之一。 王子野战病院设置斗争时，是如此的场景：
「好了，柳田公园的集会终于结束了。随着方木的举起，喊声四起，游行队伍以惊人的速度冲出公园。『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速度真快啊』、『简直就是以前日本军队的突击啊』，群众们争先恐后地追在示威游行的后面，但怎么也追不上，到处都是『中核桑加油，拜托了啊』的喊声。」
在佐世保企业号斗争中，与机动队进行果敢斗争的中核派也获得了市民大众的大好评。在社会党与日共召集的统一集会上，民青行动队高喊着「排除暴力学生」，不让中核派进来，结果围观群众纷纷投石赶走了民青行动队。仅仅一天之内，中核派就收集了来自市民的150万日元捐款。
佐世保企业号斗争当时，NHK的长崎放送局虽然最近，但因为全体员工都是日放劳（左派媒体从业者工会）长崎支部的，他们集体请假来到现场参与斗争，NHK不得不调动福冈放送局的人来到现场进行报道。
另外，在「激动的七个月」期间，神奈川县的一位木材商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中核派激烈的场面，内心非常感动，他给前进社打电话说:
「我想捐出一卡车方木，该运到哪里呢？」
然而，这种战斗的背后，是中核派的伤痕累累。在「激动的七个月」中，三派受伤者超过三千人，被捕者超过一千人，其所需的保释金就超过了1000万日元，伤者的治疗费等经费也超过了2000万日元。而且，其中近一半是中核派派。例如，在佐世保斗争中被起诉的中核派学生的保释金就高达两百万日元。
另外，polizei也对核心派采取了特别警戒措施。例如，两百名法政大学的学生为了参加佐世保斗争，组成队伍前往饭田桥车站时，polizei以『不申报protest』为由，逮捕了其中的一百三十一人，这就是「预防检查」。在现场，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地逮捕并起诉中核派活动家。通过这样做，他们可哟让活动家无法行动，并且通过保释金等在财政上对中核派的行动加以收紧。尽管遭到了这样的压制，中核派依然势力持续增大。
另一方面，革马派却是另一极端。他们指责中核派是「将大众斗争中现象的『激荡』和革命的激荡相混淆的妄想」、「在街头行动的现实的左倾自身中发现意义的行动左翼集团」，辱骂他们是偏执狂。
革马派即使带着头盔、拿着木棍也不会与机动队发生正面冲突。他们只会把步行道的铺路石打碎来制作可以投向机动队的小石子，却在机动队真的来到时不投一石就仓皇离去。革马派经常在机动队不会来到的校园内部挥舞着竹竿和木棒进行抗议，其他派系都耻笑这是「革马体操」 。
这对于革马派来说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根据黑田大师的理论，发展组织是第一的，冲在第一线被大量逮捕而使得组织受损是不可取的行为。中核派就批判革马派，指出「『建立革命组织』并非革马派所言，是在真空中悄悄建立起来的，而是在革命的激荡中，通过真正的武装性应对」建立起来的。
通过「激动的七个月」，新左翼也学到了应当使用武力和如何使用武力，武斗路线越来越主流化。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前后，机动队的实力大幅提升，装备上了装甲车、高压洒水车、瓦斯枪部队、带防石面的头盔等设施，队员人数也大幅增加。与此相对，此时是运动低潮期，学生还不能大量动员，只有少数队伍在游行。即便如此，两边会有三、四列机动队一起行进，这就是『并列限制』。从外面看，简直就像机动队在游行一样。行进被强制要求一定的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被拳打脚踢。而且，就算唱着歌，或是喊着口号，也会被旁边的宣传车发出的百瓦高性能麦克风发出的警告声所淹没。因此，抗议的一方被极度的无力感折磨。
为了突破这种封锁，只有使用更大的力量。通过使用木棒，polizei的防备一时之间后退了。在激动的七个月中，机动队一方被逼的连连后退的现象多次出现。为了应对学生的压力，机动队开始装备上金属大盾牌等盔甲，乱放瓦斯枪。学生为了可以压制机动队，又准备了步行道石板制造而来的碎石，稍晚一点又让火焰瓶 登场了。
与权力狼狈为奸的右翼也提醒了新左翼武力的可贵。战后右翼本来就和暴力团不清不楚，权力联合他们镇压新左翼学生时——比如日大全共斗时，他们就用上了木棍、木刀、铁耙、铁管，甚至日本刀也登场了。三里塚斗争中的农民也远比学生放的开手脚，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使用了竹枪、镰刀、粪尿、农药等武器来打击机动队 ，这显然也给共同斗争的新左翼学生上了一课。
一系列的形势，使得新左翼的武力使用开始不断升级。这种愈演愈烈的武斗，自然会刺激新左翼们开始认真考虑武装暴动、武装革命的可能性。围绕着武斗与否，新左翼内部分化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武斗派（中核派等），一个是反武斗派（革马派、构造改革派、社青同解放派等）。中核派运用自己通过反战青年委员会获得的青年工人，越来越深地踏入到武斗的世界中去。武斗派的舞台，显然主要是这一时期（1968、1969年）以日大斗争、东大斗争为首向全国蔓延的校园斗争，以及1968年新宿国际反战日骚乱为开端的街头暴动。这一时期激动人心的事态如下：
1968年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斗争 。在新宿站前内外有两万名群众暴动而被适用骚乱罪。第二次崩得率领抱着圆木棒的敢死队打头阵，企图突入防卫厅。社青同解放派则走向国会，各派系采取了「同时多发的游击战」。
1968年11月22日：在东大安田讲堂前举行了东大·日大斗争胜利全国学生总崛起大会 。全校共有两万名学生参加。这是1960年安保时期以来最大的一次学生集会。革马派也参加了。
1969年1月9日：东大全共斗攻击坚守东大教育学部的民青，壮烈的左翼内讧。
1969年1月18日～19日：东大安田讲堂攻防战 。polizei赶出了在安田讲堂等四个建筑物内静坐的全共斗学生。电视全天转播，比东京奥运会的收视率还高。在机动队集中到安田讲堂的时候，神田御茶水地区展开了解放区斗争。到处都是路障，到处都是焚烧はしゅつじょ等。
1969年1月～4月：全国大学、高中校园斗争。接连发生了学生占领校舍、筑起路障罢课、机动队闯入校园等事件。
1969年4月28日：冲绳斗争 。一万名学生、五千名反战工人到处举行武装demonstration。新左翼与警察发生冲突。特别是银座地区，几乎陷入了巷战。在这一事件的前夜，政府启动了破防法，逮捕了中核派的书记长本多延嘉、反战人士藤原庆久等人。
1969年6月8日：伊东的粉碎アスパック斗争。运动集结各派系一万二千人，袭击伊东polizei署等地。为了参加这次斗争而前来的中核派乘坐的电车整个车厢一起被切断，全员被捕。
1969年4月~ 12月：学园堡垒死守斗争 。全国的大学、高中持续着学园斗争。在「让安田讲堂战遍布全国」的口号下，各大学纷纷构筑堡垒，展开死守斗争。特别是8月17日~ 18日的广岛大学斗争。9月3日的早稻田大学第二学馆和大隈讲堂斗争。9月20日到22日的京都大学时计台斗争。
1969年9月5日：全国全共斗结成大会。 在日比谷公园野外音乐堂举行了三万四千人的结成集会。这是全共斗运动的顶点。此后，再没有更大规模的集会。被选为全国全共斗议长的东大全共斗议长山本义隆被捕。
1969年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斗争 。以新宿高田马场为中心，在各处展开了宛如巷战的激烈冲突。被袭击的けいさつしょ有四个，はしゅつじょ有十七个。仅东京就有千百人被捕。后来，作家三岛由纪夫以当天自卫队没有治安出动为理由之一剖腹自杀。
1969年11月16日～17日：以蒲田为中心的阻止佐藤访美斗争。在附近一带都处于戒严令警备下的状态中，发生彻夜的巷战。
在武斗的两年间，中核派势力继续飞涨。然而，就在这一时期，让中核派与革马派决定性分裂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革马派历史上的最大污点——安田讲堂敌前逃亡事件。
七、名为「革马派」的安田讲堂决战逃亡者：内斗的怯弱
随着时局的紧迫化，一场新左翼全共斗运动和日本体制权力一方的顶上战争已经箭在弦上，被选定的具体地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安田讲堂」。因为东大的学校管理问题与校方的态度，东大斗争在1968年一年内渐次激化到最高点，到年末文部省甚至为此宣布取消东大来年的入学考试。但到1969年1月10日，民青主导下的「统一代表团」就和校方达成的协议，基本让校方满足了此前学生提出的要求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即使因为各学部罢课渐渐解除而变为了少数，东大全共斗依然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拒绝离开安田讲堂。感到不可能说服全共斗的加藤代理校长，选择召唤机动队入校。
1969年1月的安田讲堂决战前，革马派和其他派系一样，都是东大全共斗的一员。其中安田讲堂由东大全共斗防守，中核派据守法研，社学同ML派据守列品馆，革马派据守的法文二号馆，则是安田讲堂与法研之间的重要建筑物。
然而，到了明天一早机动队就要来到的晚上，革丸派以「必须维系组织」为由，全部离开了自己据守的地点。第二天，机动队战战兢兢地靠近一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屋顶上只堆着投石用的石头和可乐瓶。占领屋顶的机动队，轻而易举地就用催泪瓦斯枪向旁边据守在法研的中核派开枪 。⑨
革马派的敌前逃亡事件，至今依然是他们的最大污点之一，也是中核派至今被人问起「为什么不和他们和解」时，最常说起的理由。与在这场决战中战斗英勇而一举闻名的社学同ML派刚好相反，革马派经此一战而遭到了新左翼内部的普遍白眼，「第二民青」之名不胫而走。1971年，中核派如此描述这一事件：
「两年前，革马派犯下了重大罪行，以至于只要听到『一·一八』这一天，就会打自心底发抖。
他们做出了工人、学生想忘也忘不掉的、不得不加以铁拳制裁的重大背叛行为。
原本就主张『反对革命主义』、主张机会主义的革马派，在那场东大决战和此前持续十天的激战中全都逃跑了。这种逃亡、背叛的顶点，正是『一·一八』当天从法文二号馆的『敌前逃亡』。
十四日以后，东大『全共斗』和全东京都的战斗性学生贯彻强化路障封锁的战斗，准备与国家权力进行对决。但是，革马派没有一个人参加这场战斗。尽管革马派应该据守在位于安田讲堂、法研、列品馆之间的重要位置的法文二号馆，那里却一个人也没有出现。
十六日夜，东大全共斗向革马派发出重大警告，对此，革马派承诺一定派出五十人至一百人的部队。然而，革马派却对东大全共斗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革马派直到最后都没有露面。
无论多么弱小的军队，在战场上临阵脱逃都是要被处以死刑的重大犯罪。那么严重的犯罪，如果你以为斗争的学生和人民一两年就会忘记，那就大错特错了。」
尽管革马派此后一直在自己辩解，说什么做好被逮捕觉悟的围城作战，本来就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错误的跃进战术，革马派依然遭到了新左翼阵营的普遍孤立，「背叛者」、「胆小鬼」、「机会主义者」之类的辱骂不绝于耳。原本组建全共斗都会拉上革马派，但此后革马派被有组织地排除。在革马派的大本营早稻田大学，后来组建的早大全共斗也将革马派排除了出去。
革马派受不了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批判，也不得不摆摆样子，做出一些斗争的动作。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派五到十人的敢死队，而不是全军出动。他们先是潜入美国大使馆，在写有标语的横幅挂在窗户上，其后又拿着火焰瓶闯入自卫队大门里面，这些都是一开始就做好被逮捕觉悟的行动。一旦制造「事件」成功，他们就不会再坚持了，而是让同班打电话给各大媒体，这样就炒作成功了。这是名副其实的「显像管斗争」（革马派此前讽刺中核派的用语）。不过，其他派系更有创意，一般把这种行为叫做「不在场证明斗争」 。
革马派虽然不敢和机动队冲突，却很积极地和其他新左翼派系冲突，大搞新左翼内讧，一 下子就用出比自诩武斗派的派系都自感不如的武力。『每日新闻』记录了革马派的暴力时刻：
「校园里的派系争斗时，他们会拿着五米长的竹竿或铁管，威逼其他派系。特别是单手拿着铁管和木棒，在校园里到处进行的『革马体操』很有名，但他们认为像中核派那样在街头拿着木棒到处横冲直撞是很荒唐的，所以很少有人带着木棒参加校外示威。
（革马派）唯我独尊的思想和行动明显，对与其他派的共同斗争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反中核意识』特别强烈，反战集会时，革马派的学生们一大早就占据了会场，只要中核派的人来了就把他们轰出去，反复进行着激烈的『演习』。
在讨论各派共同斗争的时候，最喋喋不休的是革马尔派的干部，当出现派系的霸权之争的时候，即使使用武力也要打倒其他派系，这种战术非常明显。
革马派经常以反中核派的战术与社青同解放派（反帝学评）共同斗争，但即使是关系最近的社青同解放派，在发生霸权之争时也毫不留情。在作为革马派王国的早大，如果可以把在第一政经学部和文化团体联合会中势力强大的社青同解放派赶出去的话，就完全变成『革马天下』了，于是他们对社青同解放派的干部学生进行彻底的个人恐怖袭击，将其一扫而空。
双方终于陷入混战，武斗部队中占压倒性优势的革马，打败了社青同解放派。
这种时候，革马派的做法就像过去把东大的中核派撵出去一样彻底。为了阻止解放派运动家进入早稻田大学校园，他们一边巡逻，一边对解放派干部进行个人恐怖袭击。解放派干部一旦被革丸发现，可能会被打个半死。总之就是被木棒和铁棒狠狠地打，打到几个月都无法再起。事实上，有好几个学生干部受到了一辈子都不会消失的重伤，正在住院。
就这样，11月6日被赶出早稻田大学的解放派学生们逃进东大教养学部。解放派的学生约一百五十人躲在教职员会馆里，从早大赶来的革马派二百五十余人则住在第一本馆，直到十七日晚东大全共斗会议发出『撤离命令』为止的十二天里，双方反复进行激烈的攻防战。
武器从方木升级到铁管，从小石子升级到水泥块。被牛奶瓶打中脸而倒下的学生，又被人用铁管殴打，场面十分残酷。
每天都有眼睛瞎了、鼻子塌了、脑袋破了的学生被送到东大的保健中心。」
本来该对机动队使用的武力，却用在同志的身上，这不是anti-revolutionary又是什么呢？剩余的新左翼八派对此感到十分恼火。
在1969年长达一整年不停歇的激烈武斗中，新左翼八派的被逮捕者屡屡冲上新高，好几次突破1000人。作为大派系的中核派还可以熬过去，不少中小派系真的没法顶过去，在镇压与内部分裂的双重折磨中，已经快要解体了。与此同时，基本没人被逮捕的革马派却因此相对地在新左翼的世界里增强了自己的势力。 革马派自然又被指责为，攫取了武斗派赌上组织、拼上性命换来的政治高潮的成果。但是，按照革马派的说法，赌上组织的武斗，是革命妄想主义者、武装起义宣传集团、职业挑衅者集团干的事，当然会破产。它的破产，只能证明以群众斗争为媒介坚决争取实现先锋党组织建设的真正革命斗争的革马派路线的正确性。
加上多次内部斗争的怨恨，新左翼八派不由得酝酿着对革马派即将爆发的愤怒。其第一次爆发是在1969年11月28日。这一天，为抗议东大审判做出的首次缺席判决，各派系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举行了联合抗议集会。虽然聚集了约两千五百人，但是十一月决战之后消耗殆尽的八派，没能聚集多少人，革马派就占了一半。将革马派称作「逃亡者」的八派不可能和革马派一起举行会议，结果中途变成双方的大乱战，双方挥舞竹竿，投石相向，混战了约三十分钟。伤者有十几人。
1969年12月14日，为了悼念在阻止佐藤访美斗争中死去的冈山大学生糟谷的人民葬，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举行。对此，革马派也想参加，而认为「不战斗的人没有参加的资格」的八派则试图用武力赶走革马派。双方共一千五百人，以日比谷公园为舞台展开了大混战，五十人受伤，二百人被捕。当时polizei没收的竹竿超过一千根，圆木五十根，铁管近百根。
中核派如此总结这种大混战：
「他们对十一月决战中被屠杀的糟谷君毫无追念之意，对国家权力毫无愤怒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十一月决战中下定了死的决心，才会把糟谷君的虐杀当作是自己的问题，才会对权力的残暴产生强烈的愤怒。然而，在他们看来，十一月决战不过是『妄想集团』的行动，是『挑衅集团』的所为，是『为人为捏造革命形势献上一条血路』。这些人根本没有举行糟谷君屠杀人民葬的意志，也没有资格参加。」
1969年12月15日的中核派全学联大会，终于把革马派定性为武装反葛明集团、第二民青，发表了革马派歼灭宣言。12月17日，各派系联合组建的「十·十一月斗争统一救援对策本部」也将革马派赶了出来，表示要和他们断绝关系。18日，全国反战青年代表者会议也通过要求「革马派就其一贯的背叛阶级行为和武装破坏行为」进行自我批判的决议。
1970年1月10日，三里塚反对同盟的干部会议，也通过了以下的决议：
「革马派一直没有主动参加三里冢当地的斗争，两次参加集会时也没有遵从同盟的指示，他们不是为了推进反对斗争，而是为了诽谤其他派系。今后将拒绝革马派的参与，如果他们来到，将把他们排除在外。」
面对新左翼阵营的封杀，革马派不但没有丝毫反思，反而认为自己确实做对了，以后还会有更大的胜利。 革马派分析道：「『十一月决战』主义者们正在没落和分裂，革马派作为左翼主流派的巨大面貌日益鲜明。」他们还把分解后的新左翼势力「在革马派的指导下进行革命性重组」作为自己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还想故技重施，妄想着1960年安保斗争以后崩得解体，自己顺势吸纳崩得残骸的好事可以再次发生。但是，1970年的情势不同了，此时此刻新左翼中依然拥有与革马派匹敌的势力。那就是中核派。
中核派不认为自己需要被革马派解体重组，反而认为革马派应该被自己解体重组。他们认为：
「通过十一月决战，革马派与一切战斗部队为敌，将10—11月决战的部队称为『挑衅性盲动主义者』，作为名副其实的『第二民青』出现在我们面前。
毋庸置疑，革马派沦落为『第二民青』，是随着十一月决战，日本阶级斗争开始进入内乱的死斗期的象征性标志 。20世纪70年代，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市民社会机构的各个角落，围绕着以安保——冲绳为轴心的各种政治课题，革命和反歌名的裂痕不断出现，其开端性表现就是围绕着反对或赞成，包括佐藤访美斗争在内的自警团式反歌名在内的全民分裂，另一方面以革马式的淘汰——反歌名为顶点的『左翼』内部的分裂——重组。
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消灭『武装起义主义者』上，以『食死肉』的方式使自己变得臃肿，作为彻底的『后十一月派』，十一月决战一结束，就因为这是异常壮绝的战斗，利用新政权和……的『剿灭过激派』运动，对革命左翼投去进行偏离左翼规则的流言蜚语和辱骂，并且积极地向权力讨好，取得信任和协助，同时对我们发动武装反革命袭击。」
这是中核派与革马派对立的最终完成。在那之前，双方还可以把对方看做通向革命道路上的竞争对手。过了1969年以后，双方只把对方看做妨碍革命进行的反歌名势力。
在双方确实已经转入「决定的死斗期」的同时，世界的时针也拨向了1970年代。日本新左翼的最高潮已经过峰，中核派与革马派的殊死战争却才刚刚开始。
①后来名噪一时的岛成郎，就如此回忆1955年的东大日本学生党部：
「以前威风八面地说『这是central的指令』并发号施令的他们，现在突然改变态度，不仅自我批评，而且发牢骚说『我们也是受害者』，我在看到大学生党员不以为耻地哭喊『党夺走了我的青春』，感到『这就是党的形象吗』而震惊的同时，也对1952年以来屈服于『党的统一』的名义下，以『优秀日共党员』的形象粉碎内部感性的自己感到愤怒。」
当时反映这种左翼抑郁的有电影『日本的夜与雾』（1960年）和小说『再见了，我们的日子——』（1964年）。相比于『再见了，我们的日子』描述在日共投降后，一边带着空虚感一边活下去的学生、感到被背叛而自杀的学生、因为运动的经历而大感婚姻生活空虚的女性，『日本的夜与雾』描述了一群左翼大学生中的两组人：一组人是渡边文雄、吉泽京夫等饰演的武装革命派，一组人是佐藤庆、户浦六宏等饰演的重视学习会的理论派，后者经常被前者指责为机会主义者。然而，当日共投降后，武装革命派的人们开始抱起了手风琴，和女同学跳起了联谊舞，理论派的人们问他们「你们认为这就是革命吗？」原来的武装革命派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是极左冒险主义者。吉泽饰演的角色开始觉得自己必须努力学习成为大学老师，之前一直和渡边饰演的角色交往的小山明子，也改变了想法，认为家里有钱，将来可能成为大学老师的吉泽更好……
②日共在21世纪初出版的『80年党史』中篡改历史，将1950年-1955年日共分裂为国际派、所感派内斗并进行武装革命的『50年问题』描述为：
「1951年10月，德田、野坂分派和「临中」（注:临时中央指导部）为了在国内确认斯大林制定的『日共的当前要求——新纲领』，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协议会」（简称五全协），发表了『1951年文件』，确认了要更加正式地踏入武装斗争和武装组织的新的『军事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德田、野坂分派的活动尤其集中出现在1951年末至1952年7月，他们成立了被称为『中核自卫队』的『人民自卫组织』和以建设山村根据地为中心的『山村工作队』。实际上，被吸引到这些活动中的只有极少数党员，而事态的真相，甚至连这些人都不知道。」
日共在1955年六全协投降后，假惺惺地提出「敌人态度论」，也就是要根据敌人态度如何，来决定是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日共提出这个主张明明是为了掩人耳目（日共到70年代就彻底走上议会革命的路子了），讽刺的是，这个主张在日本最近十年却一再被日共的对手如自民党，拿来指责日共是要进行暴力革命的政党。志位和夫等人就慌不迭地辩解、抗议，日共绝对没有要进行过暴力革命，可谓一出滑稽剧。
志位和夫2018年9月8日在日共总会上如此强调：
「（在2020年2月13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前首相安倍回答说，日共曾经『涉嫌进行暴力主义破坏活动』。但这完全违背事实。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干涉，党的中央委员会解体，党分裂了，分裂的一方出现了错误的方针和行动，这是在党恢复统一后受到了明确地批判，与斩钉截铁地否定的问题。日共从来没有把『暴力主义破坏活动』的方针作为党的正式方针来制定或实行。这是我们反复明确说过的。
此外，安倍前首相还回答说：『即使是现在，日共也不会改变以敌人的态度为基础的暴力革命方针。』这到底读的是我们的纲领的哪里呢？日共在社会变革的道路上，曾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提出过『敌人的态度』论，其内容如下：（一）反动势力对选举中获得多数支持而诞生的民主政权进行了种种非法暴行时，日共将与国民一起为维持秩序采取必要的合法措施。（二）在民主政权建立之前，反动势力企图用暴力破坏民主主义时，日共要团结广大的国民舆论不允许他们的行为。这无疑说明了日共的一贯立场，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推进社会变革事业。以此作为『暴力革命』的『根据』是完全不成立的。
另外，如果只抓住『敌人的态度』这一表现，日共就好像拥有和平方针和非和平方针这两种方针，会根据对方的态度采取非和平方针一样，这是被歪曲地恶意宣传使用了。因此，在2004年修订纲领后，不再使用这一表述。
无论是在建立民主政权的过程中，还是建立民主政权之后，日共始终坚持和平合法地推进社会变革的立场。」
③他们的建党宣言在1957年1月15日如此宣告：
「……通过工人阶级和夺取苏联工人国家权力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斗争，以及针对想要将第三国际堕落为苏联特权官僚的保守外交政策工具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全世界工人先锋的斗争，产生了新的革命国际，即第四国际。
只有以康米国际左翼反对派为母体而成立的第四国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并为此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斗争。在斯大林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在格别乌的职业杀人犯的威胁下，在西伯利亚集中营的墙壁里，全世界第四国际主义者抵抗着各种污蔑、暴行和恐怖，以托洛茨基作为先锋战斗了下来。
……
第四国际证明了在世界革命的后退时期可以死守自己的阵地，它与正在开始的世界革命的伟大前进时代一起，成为革命群众运动成长和成功的真实主体的保证。
将日本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缺少的主体条件是，在日共和社会党内外的战斗、批判分子，与体现在第四国际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传统相结合；在日共和社会党内组织布尔什维克政党，向真正革命的大众政党前进。」
第四国际支部在此后继续存在，他们坚持反内讧主义与英勇的斗争风格，从1965年开始和中核派一起深入参与三里冢斗争，1978年3月「成田机场管制塔占领事件」时，就是身为第四国际活动家的前田道彦作为行动队长闯入管制塔破坏了他们的机器。遭到逮捕与判刑九年的前田出狱后来到桐原书店工作，撰写的『综合英语forest』成为了2016年的畅销书，如今在「いいずな书店」担任英语、国语教材的出版社代表董事。
④1948年7月6日组建，是日本全国大学自治会的总联合会。日本战败后，支持日本民主化前进的学生运动随即复苏，小学有儿童会、中学有学生会、大学有自治会，各种学生自治机构纷纷形成，为了全国大学自治会的统一，全学联随之建立。作为一个大众性组织，时到今日，在日共、中核派、革马派等之下都有属于自己的「全学联」。关于全学联1940年代、1950年代的历史，建议观看B站淡路学社くん相关的详细视频。
⑤新左翼是如此看待这段历史的：
引导1945年—1949年大失败的日共在1950年的分裂，本该是通过试图为吸取了失败的教训而暴露在激烈的攻击下的工人阶级制定出为下次战斗做准备的前卫革命方针的人，与为败北的事实而糊涂，继续着双重的深刻背叛的人的激烈斗争，而成为革命先锋重生的机会。
然而，重生的机会却没有尽可能出现，直到1952年，在与从失败走向复兴的无产阶级运动完全无缘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埋没阶级的右翼路线、街头『火焰瓶』的极左一揆主义战术、『左派社会党主要打击论』的宗派主义下，分裂被『统一』的时候，与这个『前卫』无关的工人不得不继续在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艰难地走下去。
……
另一方面，日共1955年『统一』后的三年里，就在比领导任何工人运动都要热心而喧腾的『党内争论』中度过，却没有提出任何革命先锋的自我批判，也没有提出任何革命方针，就这样失掉了第三个革命重生的机会的。在11月5日社会党走上了资产阶级的妥协之路之后，日共没有反对这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将『认为日本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权力的党内分子』主张为『挑衅者』，表明存在新的革命分子的『分裂活动』。接着，在1958年年末的29日，『赤旗』大张旗鼓地提出『粉碎极左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此宣告从停滞不前、政治上充满腐败的党内，新的『左翼』和『反对派』作为『不可忽视的势力』诞生了，也证明了1959年是『分裂之年』。
⑥当时崩得和全学联遭到了主流体制的一致孤立，自民党要制定专门镇压他们的法律，社会党想把他们从安保斗争中排除出去，日共则指责他们是anti-revolutionary的挑拨者。甚至很难找到愿意为他们辩护的律师。
日共在『八十年党史』中如此记载安保斗争：
「党指出了日美支配势力修改安保条约的目的，提出了安保共同斗争和对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社会党没有接受这一方针，伪『左翼』暴力集团提出了『不要把反岸斗争转移为反美斗争』等反对意见。」
当时的日共将安保斗争定义为反抗美帝国主义、获取日本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是全体爱国人士参与的斗争，崩得却将把安保斗争定义为「打击日本垄断资本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主张应当以工人阶级为核心进行斗争。
⑦其实也不可以过多地指责崩得，因为安保斗争作为一场无领导运动，日共、社会党、总评也全部没有起到领导作用。总评领导人太田薰也强调：
关于领导之事，我在这里特别想明确指出的是，在安保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我们『总评』当然没有出面领导，就是社会党和日共，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他们也没有发生领导作用。对群众进行控制是不可能的。一些领导者和理论家们后来说，好像是他们拉了群众一把，但真实的情况是，应当说，群众是自发地站起来，把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引向高潮的。虽然说经济是高度增长了，但工人和国民仍在这种增长之下疲于奔命，在战争的旧伤尚未痊愈的时候，开展了无限广阔的大动员，进行了充满大街小巷的人海式示威游行。不能说一点也没有领导，一定的框架还是有的，但我认为，斗争的主力或主人公，显然是群众。
⑧不过，中核派确实很有行动性——据说，他们发展新成员的方式，就是把他拉到抗议运动的最前线，让他挨机动队一顿痛打，还要念念有词地说：「你看，国家权力就是这么无法无天，所以我们必须斗争。」同志社大学的中核派活动家会趁崩得系活动家不在时潜入他们的宿舍，自顾自地在那里等他们回来。崩得系的人回来了就说：「我是中核派的人」，别人自然回应说：「混账！随便闯进别人家里，是想干嘛？」据说他们却很平静地回答说：「隐私之类的是小事」……
⑨其实，决战来到前，全共斗中的东大学生基本都以各种理由离开了战场，被逮捕的基本都是外校的学生。当时不少人认为被逮捕了最多也是进去住几天，没想到这次很多人都遭到了有罪判决，他们的人生因此改变。
参考资料：
『中核VS革マル』（立花隆）
『激動 日本左翼史 学生運動と過激派 1960─1972 池上 彰／佐藤 優 講談社現代新書』
『蜂起には至らず 新左翼死人列伝』 （小嵐九八郎）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小熊英二）
真的很抱歉还没写完前两篇又开了新篇……这次的新篇还有下篇，这里只是上篇（逃）
一定不会咕咕的（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