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现在的一潭死水不同，明治时期的「选举民主」 是相当活跃乃至于暴力的。尽管选举法规定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人才可以投票，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却绝非只是老爷们的民主那么简单。
1889年宪法颁布、1890年帝国议会开幕以后，因为民党与政府的对抗、民党内部派系的倾轧与分裂，日本政坛的抗争冲突接连不断，暴力行为也先后发生，先是1891年1月7日自由党议员大会时，反对派壮士大闹会场，用手杖把植木茂盛打伤， 随后又是1891年2月5日书记官林田龟太郎在外务大臣官邸外，与前来行刺的自由党壮士进行刀战 ，差点被砍死。1891年4月山县有朋内阁倒台后，5月成立的松方正义内阁，在预算案中要不要包含海军军舰制造费的问题上，与坚持「民力修养」 原则的民党发生冲突，甚至动用了收买议员 的手段：
……10时散会（自由党事务所的全体会议）回家。当时有一个叫高桥军藏的来访，正在等待我回来。因此，立即同他面会。他说还有一位同伴（在客厅）。希望同我秘密交谈。我问他是哪方面的人士？他答是政府方面的人。我说你要收买议员，带几千日元来的。他说一千元。我又问，阁下是秉承何人的意旨来的？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抽出平时随身携带的藏在大礼服里面的短剑，突然从榻榻米上站起来)当面大声怒斥：你简直是与奸贼为党，想诱惑正义之士！ 他一言未发，狼狈不堪。叫来坐在邻室的同伴，一溜烟地逃走（把鞋都丢下了）。
在民党与政府内阁无法妥协、民党又控制了众议院多数的情况下，1891年12月25日松方正义选择解散众议院，由此拉开了第二次众议院选举的序幕。
然而，在1892年2月15日举行大选前，为了选举活动，日本全国死亡25人，受伤388人。 在下层，是反对藩阀政府的民党候选人以及民党群众，与亲藩阀政府的吏党群众、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上层，明治天皇不愿意见到引发政局动荡的民党议员再三当选，因而授意首相与内务省动员政府（包括指示地方官）干涉选举，结果内务省动用机务费100万日元（在当时是一笔毫无疑问的巨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镇压运动，重点针对作为民党的自由党与改进党 等党进行干涉。当时民党阵营分成五个政党，每个政党都以民党阵营前任议员再次当选为基本原则，实行野党共斗，在每个选举区只拥立一党的一名候选人，其他四政党则协力助选，以此与政府全面抗战。当时以选举干涉惨烈著称的，是高知、千叶、冈山、佐贺四县。
其中流血事件最为激烈的（死亡10人——日本全国最多，受伤66人），就是被称为「难治县」的高知县 。在这个板垣退助的故乡，自由党格外强大，在上一次众议院选举（1890年）中，高知县三个选区、四个众议院议席都被自由党包揽了；然而，在有着坂本龙马参与的土佐勤王党传统的高知县，吏党国民派的群众基础也很强大。当时的高知县知事，是被称为暴走知事的调所广丈 。作为松方正义老乡，他虽然多次要求调离这里，却在选前下定决心，要为了让更多的吏党候选人当选而用尽一切手段——内阁虽然不会直接要求知事们干涉选举，但是揣摩出这种意思而主动去做的知事却不少。于是调所广丈让巡警挨家挨户地劝说道，是天皇的诏敕解散了议会，说明天皇不信任前议员，他们不应该继续被选上去。
自由党与吏党国民派，在高知县势力最接近的选区，就是县西部的高知2区（ 定员2人）。其中在接近足摺岬的幡多郡地方，有一个大约360户人家，唤作宿毛村的村落。作为林有造老家，宿毛村全村都是支持自由党的。1893年1月18日，宿毛村以村长的名字写了一封文件交给地方警察署长，表明自己村里不会有吏党这样「卑劣」的人出现，并委婉地要求当地警察不要对选举的事情多管闲事。就在当年1月3日，宿毛村的自由党人跑到平田村进行选举应援时，直接拔刀砍向试图阻碍他们的巡警；2月3日，他们发现在近邻有吏党一派的「暴徒」，就开始搜山，并把其捕获，交给了宪兵。
然而，幡多郡总体来说，是吏党国民派占优势。于是，2月5日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自由派以五十余名壮士，仅守住宿毛一村三百六十余人的选举权，国民派则手持凶器，在松叶川监视其出入。因此是属于自由派而住在其他村子的人，因为一旦逃出家门就没法回来，都来到这个村子里，即使想要知道妻子儿女的安危，也没有办法知道，即便像是村子里的商家，也有收拾家产准备逃之夭夭的。
大选的日子正在逼近，自由党知道这样以后，直接派援军试图登录幡多郡：
自由派无论如何也要打算占领此郡，于是派了一百个党员去到这里，而国民派听说此事后，便在此地屯集了四百名党员，组成火枪队，从里面选出二百名决死壮士组成拔刀队，这些壮士与父子兄弟饮诀别之酒，抱着壮士一去不还的决心走出乡关，就像（明治）十年西南之役中肥萨（肥后，萨摩）壮士出征一样。这些壮士在佐贺的码头上整装待发，等待敌船的到来。前来此处的自由党的人搭上中村丸号轮船，踏着海浪靠近海岸准备登陆，而国民派则齐枪射击中村丸号，炮弹如雨点般飞来，同船的宪兵则拼命冒着危险登陆将壮士安顿下来，不久在此拔锚，于同日晚上七点返回下田港。壮士们打算就此登陆，但现在也有三百多名国民派聚集在一起，准备（自由派）一到就开枪，于是宪兵禁止其他人登陆，只留下六名士兵登陆，让好不容易则登陆的自由派的人们全部返回须崎……
直到2月15日投票日那一天，自由党与吏党还有差不多一千人在对峙，以至于一切人、物不准通行，结果米谷运输中断，不少无粮食储备的「中等以下」村民，窘困到只能请求大户分点粮食，艰苦度日。吏党国民派攻势愈发转入强硬，开始打击对方补给线、乃至于阻碍投票箱搬运。
当然，政府也出手了，警察甚至试图在选举日以后逮捕自由党大物议员林有造 （高知2区选出来的），以使他即使当选也无法出席议会，所幸他与同样遭到这种待遇的松田正久（佐贺1区），都因为司法省的消极态度而逃过一劫。
最终选举结果出来，高知2区前任的两名自由党议员林有造与片冈健吉均告落选，他们以不到一百票败北给了片冈直温与安冈雄吉 。然而，因为开票时选举长根本就没有宣读肯定会投给自由党的票（当时开票采取唱票制），有人觉得个中可疑，一路上诉到作为最高法院的大审院，最终大审院根据对全体选民的调查，判定是林有造与片冈健吉二人当选——吏党国民派的努力，于是全部化为乌有。顺便一提，同样的诉讼还发生在富山4区，选举长大量判定投给改进党候选人岛田孝之的选票是无效选票，结果岛田败给了武部其文。他也上诉到法院，最终发现所谓无效票中的69票其实是岛田的选票，岛田成功胜诉。
惨烈的选举争斗不止发生在高知县，还发生在全国各地。内阁的选举干涉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有自己动手的，也有派人予以打击的。前者比如1892年1月5日，内务省试图以自由党机关报『党报』侮辱官吏为由，一举逮捕作为党魁的板垣退助，但因为遭到法制局长官与司法相的反对而失败。在距离大选不到一周的2月9日，政府干脆把石川县的民党候选人以审讯的名义抓了起来 ，2月13日开始让他被预审，反正就是不让他继续投入选举。东京2区的改进党候选人肥塚隆也在2月14日被传唤，结果以6票之差败给了对手。
在后者，福冈县知事安场保和跟头山满熟识，福冈县与熊本县又临近，于是他发动玄洋社等亲吏党团体狠狠干涉选举：
玄洋社为了使民党候选人冈田孤鹿落选，由頭山、杉山茂丸等人率领200名壮士，与前来支援的熊本国权党党员300人联合，进而在旧秋月藩派来的壮士援助下与民党壮士发生混战。他们头戴白布，身穿短褂，手举钢刀，演出了一出俨然西南之役的厮杀。冈田虽然当选，但民党其他8名候选人全部落选。
福冈县死亡3人，受伤65人。这个「战绩」小于高知县与佐贺县，却多于千叶县与熊本县。
面对安场保和阵营的袭来，福冈的民党自然没有坐以待毙。安场保和特别瞄准的，是民党势力强大的福冈6区（山门郡·三池郡），然而当时，民党阵营正分裂为大同派的山门郡、与反大同派的三池郡。当时的自由党县议员永江纯一对此大感危机，于是他对山门郡的人们说：「如果想要取胜，像今天这样的运动方法是很难做到的。……应当在濑高、四十丁、渡濑、大牟田等数处设置运动事务所，招募二百名壮士，派他们在数处做好与敌党抗战的准备。因此费用最少也得两三千日元（折合2007年的1900万日元）。」山门郡一开始也不是很乐意出这笔钱，最终还是出了，于是2月9日永江火速赶到大牟田募集三十名壮士。那天夜晚，江听说从南关赶过来的壮士中途吵架了，于是与带来消息的石川一起离开家门，不料却在途中，遭遇了来自壮士的袭击：
我（永江纯一）离石川只有十步之遥，忽然有人从一人桥上拔刀而来，走过石川，径直来到我跟前，拉住我的衣领，问我，你这家伙要去哪里。我回答说，都不知道你这家伙是什么人，去哪里都没有告诉的必要。他说『什么国贼』，以手里拿着的刀，砍到我的足部上。我倒下了。他高喊一声俘虏国贼，便有五六名壮士从不知何处出现……他一下子把将我触及的腰间手枪 夺了下来，说国贼拿这样的东西来抵抗我们，真是太不要脸了，他对我的头部和腰部又打又踢，又把我手上的手表抢走……。又把我拖了几十步……来到大和屋，把我放在奥座敷的客厅檐廊上。
尽管日本政府与吏党支持者大费周章地干预民党的选举，他们最终还是徒劳无功——最后选举结果出来，民党当选者依然达到131人，吏党只有83人当选，内阁和政府又得到了一届不合作的众议院。就连松方正义内阁，最终也因为干涉选举所引发的后续风波而倒台，可谓得不偿失了。
这里奋不顾身地进行彼此武力争斗的暴力行为，或者说双方募集壮士进行打斗以取得地方主导权的行为，首先要归功于日本的志士、壮士运动文化传统，这一点在明治维新时尊王攘夷运动时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选举暴力，无非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其次，也可以追溯到发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者，正是士族的这一件事。当然，我们也还可以看到，在这次的选举暴力中，出现了民党群众与吏党群众大规模冲突的现象——其实，尽管当时的众议院选举实行财产资格限制选举（只有有产者才可以投票），民党阵营与吏党阵营却都有着自己的一定群众基础，民党的群众支持者更是遍及日本全国。 正因如此，民党-吏党的选举冲突不仅发生在国政选举中，还发生在各种地方选举中。这也正是我们下面可以见到的。
在上面提到的1892年众议院选举中，宫崎县这个名字，似乎在选举暴力的方面并不是很突出。然而，宫崎县在这一时期，却再三地发生了各种选举骚动。
1892年4月，在西诸县郡加久藤村以及真幸村发生了要收回佃农耕作地的骚动。根据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报告，事情是这样的：
在众议院议员选举、县议会选举，以及4月18日举行的村议会议员半数选举的问题上，属于自由党的人，和被称为温和派的一派发生了竞争、进而又演变为倾轧。加久藤村的士族（旧武士阶层）大部分都倾心于自由主义，加入了自由党，然而一部分士族与大部分平民都是温和派，他们的人数达到了自由派的两倍。结果经过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上两派的激烈斗争，温和派收获了胜利。自由派深感有必要让自己的党员成为村里的多数派，结果竟然威胁要收回佃农的耕作地——也就是说，自由派地主威胁要收回保守派佃农的耕作地，以逼迫他们加入自己……
这种村内的自由派与温和派的争斗，又以分村运动的方式体现出来，北诸县郡五十市村就是一例。五十市村是五十町村和横市村合并的产物，到1892年4月，村内呈现出这样的景象：拥有五百户的五十町内部分成两派，其中温和派三百户，自由派195户。温和派怒气冲冲地扬言必须分村，自由派则担心一旦分村，村里就要完全落入到温和派的控制之中，不希望分村，反而希望跟都城町合并。隔壁横市倒是因为一共220户，温和派只有20户，呈现出平安无事的状态。
这一时期，东诸县郡也爆发了骚动。在到底先修哪一条县道的问题上，郡内以前就分成南北两派发生对立。进入1894年以后，因为众议院选举、县议员选举相继进行，双方的对立达到了最高潮。南部两村高冈、穆佐是非民党的，而北部两村绫、八代则是民党，南北中间的仓冈、本庄、木脇三村则各自分为两派。当年3月13日举行的县议会议员选举，在南部的高冈村开票。最终北部派的候选人胜选，其支持者在警官的守卫下回到自己村落的途中，却在高冈村外遭到了南部派壮士的棍棒袭击。听到这件事，本庄村数百人奔向高冈，高冈村的村民也全村出动，两波人在山顶对峙。警官与郡的官吏拼了命地要让事态镇定下来，然而因为人数太少毫无效果。这个时候南北两派的村落又各自奔来了数百名援军，眼看就要爆发大规模冲突时，从县政府所在地的宫崎町来了十几个警官，成功阻止了骚动进一步扩大化。
专门研究这些村内选举骚动的有马学，曾经指出这些运动有三个共同点：
①骚扰基本上是因为村内对立、村与村之间的对立、郡内对立等地域间的民众对民众的对立；
②这种对立多半是以民党对吏党的形式而出现；
③对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像人头税等关乎所有住民的税金问题、收回佃作地这些个别农民的死活问题、变更行政区划亦或是道路位置这些关乎全体村民的问题，而发生了涉及全村的骚动。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民党与吏党缘何会爆发村战呢？答案是：
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结晶，民党所主张的「民力修养、政费节减」 ，其实是在为了产业振兴与军备扩张，而通过地租等横征暴敛的明治政府面前，保卫地方农村的地主乡绅与农民——这个口号，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被提出。而此前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之所以会是士族带头发起，就是因为需要通过政治空间的民主化来保卫，明治维新中没落士族的政治权益。正因如此，自由民权运动才得到了地主、富农、士族乃至于农民的群众基础。因 而，民党实际上是深深地与不同乡村地区的人民相连结的。而且，由于很多一开始的政治结社也是地方农村的士族豪农建成的、地方主义色彩很强的，因而建立在这些政治结社上面的民党，其政治动员与支持基础也自然透过基层的不同乡村中的乡绅（地主、士族等）及其附属势力来进行，乃至于整个政党的下层，就体现为基层不同具体农村的大联合。更不用说，他们获得有投票权的乡绅的重要性了——这才是民党屡战屡胜的奥秘。
我们甚至可以说，与此同时，当时支持藩阀政府的国民政党，也是如此般立足于地方乡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民党群众与支持藩阀政府的群众的对抗，展现为为了选举，而爆发村与村或者村内、郡内的大规模械斗。
然而，藩阀政府并不只是想着以中央政府的威力强压地方，他们所要培养的，恰恰也是士族与豪农这些乡绅——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乡绅来建立稳固的乡村社会秩序，以更好地支撑全国现代化开发的愿望，这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设置也可以看出。这部法律规定连续一年直接缴纳国税15円（2007年的113000日元）才可以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这个金额标准仿佛就是特意模仿英国，瞄着地方上的农村绅士去的。而民党所主张的修养民力以更好支撑国家的地方主义，与藩阀政府主张的收重税但是推动国家与地方一同现代化开发的积极主义，其实本质也上没有决定性的对立。
因而，随着民党在中央层次的整合（统一为宪政党，以及被吸纳进入明治政府体制），以及国家对地方的整合，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以后现代化开发所带来的殖产兴业与生活提高，乡绅的秩序逐步安定而稳定下来，不再成为动员民众对抗政府的容器。因此，前面所提到的乡间大规模选举械斗不再发生。正如数据显示的一样，1894年3月的第三次众议院选举中被捕的43名「暴力胁迫犯」，大多是作为闯入选举事务所与个人住宅，损坏物品与殴打人员的壮士们，而非集体骚动的村民。此外，日本政府也开始注意压制选举暴力，因而这种选举村战，就渐渐成为了历史的绝唱。
不过，在岸清一1898年写成的『选举弊害论』中，指出的当时存在的几种选举违规①行为，除了「职权滥用」（官员干涉选举）、「势力滥用」（利用身份地位等上下尊卑秩序，让身边人按自己意愿投票）、「欺诈」（包括让选民喝醉，使其不能投票，以及替无法前去的人投票、伪称他人姓名而投票）以外，还有「胁迫」与「暴力」：
胁迫： 「对选民或其家人、亲戚、朋友等造成精神上的痛苦，或者造成财产、活路、生命、身体上的损害、烦闷、不安等，使其遵从或服侍其意思。」这种现象多出现在贿赂、款待没有效果的情况下。金钱、商品的交易停止和「村八分」等也属于这一种。
暴力：胁迫行为发展为「以武力暴力妨碍选举权的行为」、危害选民个人身体财产的「暴力行为」和多人聚集在投票站闹事、抢夺投票箱的「暴动」，和危害个人身体财产的「暴行」。（包括）壮士（「多为学业不成的书生，……以一张毒舌和一根藏刀的拐杖为资本，寄食于政论家之流的门户以度日者」），以及通常从事劳动，但在选举时被候选人以日薪雇用的人（「垢衣蓬发之人，组成数十队，手携棍棒竹木，酒气纷纭，发出咆哮之声而东走西奔」， 赌徒（「平日徘徊各处，以恐吓、欺诈，使得良民痛苦……暗然横行于社会背面者」）、「击剑家」、「柔术家」、「力士」等。
在当时，有人携带凶器进入投票站、妨碍交通、在投票站闹事、对选民加以伤害、袭击选举管理人、危害票箱的行，并不算特别罕见的事件。当然，干涉选举的行为也不仅仅是暴力那么简单——贿选在当时也已经大规模出现了，而且遍布全国。
根据岸清一的描述，我们得以一窥明治时期五花八门的贿选方式横行的实际状况：首先，是分发「车马费」与「旅费」的行为，岸清一指出：「为了往返于选举场或投票所，而给予的车马船舶费或住宿费等，当然应该算作贿赂，特别是实际上所谓的车马费，只不过是假借其名义，实际上多半是送钱。」除此以外，还有「票据收取」与「偿还债务」的方式，即「为选民代缴租税」的行为，以及「免除一部分租借农地费、佃费，或代偿选民的若干负债，或舍弃对其的债权，或者减轻、免除贷款利息」。
当然，也不总是与钱相关——很多时候，贿选也是是与具体物品相关的。就像岸清一，贿选时作为礼品被赠送出去的有点心、鸡蛋、木鱼干、烟草、名牌酒、布缎及其商品卷等等，小的只不过是一卷手巾、一片海带，大的乃至赠送土地、房屋，这些对不少选民还是极具吸引力的。
除此之外，还有大办宴会的方式，也就是把选民邀请到各种场合，以酒肉、歌舞、音乐招待， 并由候选人支付费用。「从我国社会的惯例来看，以金钱借贷、商业交易为首，以及其他任何事情，如稍显复杂的谈话，一般都是在酒楼、会席上进行。」特别是在农村，「因为像很多村民聚集一堂，大排宴席，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所以迫切希望可以出席，也几乎是人之常情，特别是质朴的选民，更会以与候选人或知名政客促膝长谈、应酬谈笑为无上的脸面」。
另外，不仅是候选人方面，选民方面甚至出现了试图反过来利用这种贿选手段的人，「每个村镇必定有两、三个所谓的大胃王，始终跟随候选人，日夜出入其事务所， ……（他们）或是作为投票劝诱的第一站，说要会同选举人或其他重要人物，或是说要召开选举演讲会，或是说要为了防止投票约定者（事先许诺投给某某候选人的选民）的离散，或是说要为了庆祝当选，以其他各种名义要求举行宴会，如果候选人不答应，就以各种手段威胁其运动，自始至终都是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自然贿选的方式还不止这些，就像1900年改订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对选民或与其有关系的社寺、学校、公司、组合、市町村等，利用用水、佃户、债权、捐赠等其他利害关系诱导选举人」也是违法行为，可见众议院选举诞生才十年，贿选上已经被日本政治家玩出了无数花样。
因为贿选盛行，还产生了贿选产业，会有不少贿选「中间商」在 多个候选人不分伯仲的选区活动，他们「在各町村市区内，平时多是能说会道或被称为周旋家的人。预先定好一票多少钱，向选举人约定投票出售之事，然后等待时机到来，窥看投票行情节节攀升，出售选票，获取非常大的暴利」。这种中间商中也有零售批发一类的人，候选人的钱要辗转经过数人之手才到具体选民的手上— —因为这样，虽然一票价格通常是三円（2007年的11000日元）到五円，偶尔也有10円到15円，但选民实际到手的只有其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当然，不用中间商，而让自己的家人、亲友帮自己直接与选民接触而至于进行贿选的候选人，才是主流。
这里举出贿选的一个实际案例。1890年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时，为了让广岛县的丰田维德当选，收到N的钱的K，去找认识的Y让他帮忙投票。当时，他们约定如果当选，就给50钱，并在四页的格子纸上写下Y的名字，作为预付费给了他25钱——当然，今天的我们之所以可以了解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这群人被抓了。
当然，就像一切选举运动一样，贿选也存在竞争。在1892年的埼玉县议员选举中，S候选人为了集票，对于承诺支持自己的选民，不断派发木鱼干等赠品、分发叫做「便当费」等各种名目的钱款，甚至将选举事务所2楼变成了宴会厅，连日大开宴会。然而，在选举日前五天，因为敌对的M候选人的贿选攻势甚至一举进攻到了S候选人的地盘，形势一下子恶化了。于是S候选人别无选择，不但对自己的地盘进行贿选，也到目前为止还是中立的村子进行贿选，手法还是跟之前差不多。两人的贿选大战，导致前一个月才花了大约600円（相当于2007年的400万円），在这五天里面就花了730円（相当于2007年的480万円）。由于激烈的争夺，贿选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了。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贿选出价多少，还可以决定贿选结果的准确性。1890年5月20日的『松江日报』出过一份有趣的广告记事。自称『国会议员周旋会社』的团体，表示为了实现相当于议员的人的梦想，以及做贫民慈善，本会社会提供关于贿选的斡旋。如果是一票10円（2007年的75000円），则一定会请到本人的盖章，毫无偏差；如果是一票5円，就只有没有盖章的保证书；如果是一票3円，就连书面保证书都没有。如果是酒池肉林的大宴会，就为你送上「投下一票吧！」的吆喝声，如果是一盒点心，就给你送上「得到一票了」的传闻。这个虽然应该是说笑的表现手法，但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态。
根据日本官员的司法研究，第一次众议院大选（1890年）的贿选平均价格是「一票20钱（相当于2007年的1500円）乃至于3円（2007年的22600円）」。 饶有兴致的是，到了42年后的1932年众议院大选，一票的贿选行情还是与这时的相差不多。
那么，在贿选以外，日本1890年代的选举，大致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情况下，一郡内会有一堆小政社，这些小政社又最终地收敛到像自由党这样的大政党。为了合纵连横，各方面有势力的人，会在预选会上聚合到一起进行协商或者投票，决定候选人人选。如果是协商的话，很多地方都是实行轮番制——下次选举一起支援你们郡的候选人，这次选举一起支援我们郡的候选人。
当然，下一步就是打造选举体制，先是设立选举本部，随后各派在自己优势的地域设置几个支部，每个支部下面在每个村指定一名委员长，这个委员长则负责指挥在大字（行政区单位）选出的数名运动委员。实际开始竞选活动以后，候选人和运动委员通过马车、人力车或者徒步在乡村巡回，反复进行演说并挨家挨户拜票。如果得到了支持，就会让这位选民在联名的承诺书上署名盖章。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种联名承诺书就像过去的一揆联名书一样，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第一次大选到第六次大选，根据众议院议员选举法都采取以下的方式：开票时，在见证人中选出一名选举委员，将每一票的投票人，以及投给了谁朗读出来。这样，如果有人在承诺书上签了名，却没有投给那位候选人，他就一目了然了。假如有人敢这么做，被村八分也是有可能的。
具体事例，可以看岐阜县的阿子田积所撰写的相关日记。阿子田是典型的不关心政治的地主选民，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得以窥见第二次众议院议员选举时（1892年），乡村选举的实态：
吏党系的候选人高木郁助的亲人M，拜托与阿子田住在同一个村的选举运动人N活动，N则想办法获得了同村18名选民中的12人支持。1892年1月20日，N来到阿子田家，希望阿子田也来支持吏党候选人，阿子田回答他说自己会随村里大流。五天以后，N告知候选人要召集支持者开恳亲会，阿子田婉拒了，翌日饭菜却送到了阿子田家。1月28日，自由党的候选人通过住在同村的K，希望同村的选民投给自由党，于是村里十八个选民聚集到一起，自由党的候选人送来了酒菜。但是，不少人考虑到自己已经在支持承诺书上签名了，不好反悔，于是确定18人中12人投给吏党，剩下的投给自由党。2月7日N送来了印有候选人名字的名片——这是为了防止投错人。2月15日投票日当天，阿子田因为生病了没去投票，高木则以压倒性票数获胜。当然，也有可能是阿子田称病不去。
从明治二十四年到明治末年，阿子田一共成为了23次选举的候选人，其中16次受到了N的拜托，14次遵从了他的意愿来投票，委托N的候选人中也有14人当选。如果他们胜选，阿子田就会收到祝贺当选的金钱与礼品。
虽然村里18个选民，分成了投给吏党的一派，和投给自由党的一票，他们却没有发生什么对立，毋宁说这是为了保证村子的安泰与团结，将鸡蛋放在两个篮子的做法——这就是明治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选举实况。
进入1900年代以后，随着民党-吏党的对立，转变为亲藩阀的立宪政友会（自由党系），和反藩阀的宪政本党（进步党系）的对立，地方上的选举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政坛政治变化，特别推荐看 @深山聳峮 的回答。
正如上面所述，随着殖产兴业等的开展，地方乡绅主导的全村共同体秩序稳定下来、由对抗转向保守，农村的选举体制也完成了自己的构造— —这是后文所要提到的。另一方面，通过在乡军人团乃至中央型议员等方式，藩阀政府的中央集权之支配权力也渐渐浸透到地方，这是另一个趋势。
第一个变化就是，从第七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开始（1902年），选举制度由小选区制变为大选区制。与此前选区较小的小选区，可以方便某地域的乡绅或者有力人士获得本地域的支持而直接当选不同，选区较大的大选区实行市区以外全郡一区的制度，大约每13万人选出一名议员，因而经常出现的状况是一党推出多个候选人在多个复合地域构成的选区参选。这种情况下，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地盘协定，也就是政党内部开会决定，将选区分割为每个候选人的地盘，以让他们稳定地享有某个地域的票源——讨价还价，要求某候选人的某处的几百票让给自己也是十分常见的。不过，有时也会出现这种地盘协定破裂，同党候选人相互抢票的现象。
更重要的变化是，在明治末年，拥有选举权的选民，开始与周边的一般农民发生了政治意识上的分离，渐渐地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视为地方自治体的「公民」，有一定义务去为这个地域社会中的民众利益而负责。与此同时，立宪政友会诞生以来，渐渐通过政府官僚加入政友会，形成了藩阀政府-政友会的联盟，政友会因此得以通过建设地方基础设备（铁道、道路、学校、医院）和振兴地方产业，以此提供现代化开发，向地方的农村共同体输送利益。这就是1900年代的状况。
于是，「名望家秩序」开始形成： 在这种选举体制里，第一层是政友会与藩阀政府，他们向地方输送现代化开发的好处，换取地域共同体对政友会投票；第二层是地域共同体的主导者——乡绅地主，不少人顺着过去的自由党加入了政友会，他们作为县议员、町长、村长级别的乡间大善人，颇有威望；第三层是有自觉对地域社会有所责任的富农商人选民，他们占到全国人口的2％到5％；第四层是可以影响富农商人选民的意见，也是现代化开发的受益者的一般农民、村民。需要吸来地方现代化开发的第二层为政友会拉票，第四层也可以影响实际投票的第三层（反过来他们也积极意识到投给了政友会的好处多多），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农村的拉票体制（或者说，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政友会的地盘），而这正是政友会在农村节节胜利、可以常年保持第一大党地位的秘密。与此同时，高级官僚、财界的大资本家中不少人也试图通过加入政党，转型做议员政客（这些人相当于中央的「输入候选人」），在帮助他们获得选区地方基础的这一点上，乡绅与公民的作用就更大了。
与此同时，因为贿选的资金也正是通过「名望家秩序」的渠道层层下流，呈现出党本部→议员→町长、村长→町议员、村议员的景象，特别是因为地主乡绅一层又是分配贿选资金的重要人物，因而涉及町村一级公职人员系统性收买的恶质贿选事件越来越多。因为这种由上而下的现代化开发利益与贿选资金的分配序列越来越在日本的选举政治中普及，而在地域之间的发展竞争刺激下，越来越多农村也投向政友会或者非政友会的政党，被整合到这种政党内部秩序中去，阴差阳错地为两党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当时的三重县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1902年众议院选举时，作为阿山郡长的八尾信夫得到M、Y、K三人的支持，得以集合同郡的町长、村长、郡议会议员而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然而在1903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出现了八尾的劲敌，没钱的八尾勉强向M、Y、K借了3000円（相当于2007年的910万円），结果还是落选了，钱也没还上。
1904年的众议院议员大选时，M、Y、K对大阪的全国性资本家大井卜新提议说，这里贿选一票一钱五十円（2007年的4500円），四千票就是6000円（2007年的1800万円），再加上帮八尾还债的3000円、选举运动事务费3000円，合计一万二千円，只要你把钱出了，就包你当选。 大井同意了，于是他顺利当选，自己也进入了政友会。1908年众议院选举时，大井出贿选费一票三円（2007年的10000円），加上投票促成费50円，将他们发给阿山郡的町长、村长、郡议会议员，于是再次顺利当选。
到了1912年众议院大选时——也是明治最后的大选时，隔壁名贺郡的县议员S，向作为股票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的大阪的梅原龟七提出，只要给贿选费以及投票促成费一共25000円（2007年的4500万円），就帮他当选。听到这件事的大井，选择放弃了参选议员，于是阿山郡的县议员M聚集了同郡的村长，商量要不要和名贺郡一起支持梅原。讨论结果是可以，结果他跑到梅原那里，说只要你给我们上次一样多的钱，我们就支持你，梅原也同意了。于是他再次聚合起来阿山郡的村长进行商议，尽管一部分人反对，大部分人还是赞成了。于是M从S那里分到了25000円中的15000円。也就是一票三円（2007年的5400円）的贿选费，以及给村长的促成费每人一百円到两百円。
虽然说并不是全部村长都来动员，那个候选人就可以拿到所有的票，但是考虑到一个候选人只要获得三重县十郡中的其中一郡60％的选票、另外一郡30％的选票就足以当选，这种村长、町长、地方议员作为贿选中间人联合发力拉票的效果，还是不容小觑的。
同样是1912年大选，在岛根县大原郡，政友会的小川藏次郎与中立派的岛田俊雄发生了激烈的选战。然而，他们为了防止因为竞争炽烈、选票价格高涨，选择联合起来约定市场价格： 作为小川有力后援者的郡议会议长F，和岛田的后援者邮局局长K谈定了，决定选举中的一票价格就是一票一円（2007年的1800円），并都给运动工作人员支付一票20钱的促成费，还缔结了地盘协定，决定小川得300票、岛田得500票。除此之外，他们还给各町村的有力人士谈妥，决定支付一円的收买费作为便当费用。讽刺的是，这件事虽然暴露出来，多达44名选举运动人士遭到判刑、455名受贿选民前去自首，小川、岛田却还是当选了议员，而且并没有失去议员的资格。岛田俊雄后来官运亨通，做到了犬养毅内阁的法制局长官、米内光政内阁的农林大臣、小矶国昭内阁的农商大臣，以及众议院议长。
根据平田奈良太郎的研究，当时日本国内已经是这样的乱象：
智能型犯罪开始引人注目，收买是由府县议员、市町村议员等名誉职员、有权势的人系统性地进行，以金钱收买而非物品为主。每到选举的时候，政党、政派之间的竞争就越发激烈，作为第一党，他们不择手段地为了增加自己党候选人的当选率，有的以公选费等名义给各候选人提供运动资金，在竞争激烈的地方更是不惜向候选人掷出数万的金钱。而所谓的选举掮客在各地抬头，渐而跋扈起来蔓延至全国，以至于帮助他人贿选而中饱私囊，（因此）选举界腐败、廓清选举之呼声在政治家、教育家中渐行渐高。
选举费用一路高腾，从1890年第一次大选的大约1000円（2007年的750万円），到1902年第七次大选的大约5000円（2007年的1500万円），再到1915年第12次大选的8000円（2007年的2800万円）。即 使是像地方乡绅如岛田三郎这种，可以领到佃租、养蚕收入、农民小额贷款利息、地方银行的职员收入的人，面对选举时家产依然是杯水车薪，不得不向朋友借钱，而且有时一借就相当于07年的1090万円那么多钱。
面对这种腐败选举横行的状况，越来越多有理想的政治家与文人、教育家开始主张理想选举，不少非政友会的政治家也加入了这场鼓吹理想选举的运动（或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现时这种与贿选结合的名望家秩序下，自己根本无法胜选）。在大正初年，这种理想选举的呼声为选举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特别是选举战术方面的创新，给日本政坛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这些创新包括：亲自下地方，接连不断地巡游各地进行支援演说、选前亲自给选民打电报请求他们投给本党候选人等等。
不过，当时在大分县农村有选区的木下谦次郎则如此回忆：
「当时大力提倡『理想选举』，即不收买选民而直接投票，所以我也曾在某一次选举中，在甲郡实行『理想选举』，在乙郡实行『收买选民』。在实行理想选举的郡，因为演讲、鞠躬、个别访问而疲于奔命，他们的杂费也要多花，关键的得票预测却难以准确，从事务性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愚蠢的。而贿选的一方则是友各郡各村的相关党员负责，候选人只要开着汽车（当时是两个人拖着的人力车）或别的什么东西，到各个重要的地方打个招呼就走，这样既能开展起来工作，又也不用预测得票，既省事又方便，自然容易倾向于贿选。 至于如何对待法律之眼，那也不是那么难的事。要充分注意，采取万全之策，在选举中不给钱，选举结束，离开法律的视线（时效）后，再把钱交给责任人，分发给各选举人即可。当然，这必须是有信用的候选人才能做到的事，但有信用的候选人就会有有信用的选区，这就是所谓的地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是收购费，不如说是选举地盘的培养肥料更为贴切。……那么，如果说到是如何决定每一票的收购费是两日元还是三日元的话，奇妙地，每当选举时，每一票的官方行情自然而然地在候选人和负责人（运动人员）之间产生。其中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即参考反对党候选人的势力、己方候选人的信誉等，多数情况下，是执政党时选举价格低，是反对党时选举价格高，解散后的选举价格低，不解散而经历四年任期后的选举价格高，假设得票两万，一票两日元，需要寄去四万日元，事务所职员和杂费又用了两万日元，那么粗略估计下来，一场选举就需要六万日元。」
这种明治时期养成的金权选举，到了大正、昭和年代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时人对1932年众议院选举的描述就是：
政友会的军需资金为五百万日元，民政党为三百万日元，除此之外，据说两党干部自掏腰包给手下的，政友会为二百万日元，民政党则达到一百万日元以上。在政友会本部，公荐费（本党候选人费用）第一及第二档8000日元，第三档2000到5000日元，第四档……大概每人平均10500日元(2007年的2000万日元)，其有308名候选人，合计3234000日元左右，剩下不到两百万日元是本部特派支援游说人员的其他的游说费，宣传册和传单等宣传文件的出版费，电报费，电话费以及其他宣传费等用到一文不剩，金库里空空如也，这样都还不够的钱，干部们各自从口袋里扔了出去。
……
民政党的公荐费也占了本部费用的大半，每个候选人最初两次五千日元，第三次和第四次按公荐人物来支付，加起来每人平均7500日元（2007年的1400万日元），因此，267人的选举费用不少于2002500日元，对于那些因没钱而军资耗尽的人们，由干部以运送特别弹药的名义送来。
这种充满了金、金、金的选举，自然也成了一般日本人民反感大正民主、呼唤新体制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未来1930年代日本选举民主衰败的末路，在明治年代已经埋下了祸根。
①其实初期最常见的选举违规行为是「欺诈」，包括选民名册上的不真实记载、谎称姓名、散播各种虚构的事实等等。
参考文献：
『選挙違反の歴史 ウラからみた日本の100年』 （季武嘉也）
『日本政治史』（升味准之辅）
『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堀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