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曾有学者，在一本研究日本国体论的论著中，对国内对「日本人民」的认识做了很有意思的评断：
2004年第6期的《读书》杂志上刊载了一篇名为《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的文章，作者周建高在文中提出了如何认识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人民”的问题。作者指出，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常采用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的二元对立构图来看待日本 。如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存在着政治立场的不同，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和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都是把普通大众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当权者区别对待，并在二者对立的意义上把后者称作“日本人民”。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则对这种两分法提出了质疑 。他将视线投向“日本人民”举国协同战争的事实，认为日本民众在对外侵略扩张中表现出与政府步调的高度一致，在涉及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民族集团主义，因此作者对采取阶级斗争的视角、以二分法的方式先验地将日本民众与政府对立起来的固有思维提出了质疑。……
文中所提到的第一种立场与作者本身的立场恰好代表了我国长期以来对日本民众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也是对战时日本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如果第一种立场可以称为“区别论”的话，那作者的立场暂且可称为“一体论”，在试图提供一个与此前不同的看待日本民众的视角上，这篇文章的意义值得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见之下截然相反的两种认识，只是各自强调了事实的不同部分，由于历史的丰富性，要想找到日本人民反战或是协战的事实，都不是困难的事。 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做出“区别论”的划分，不排除对战时日本现实把握不清的可能，但也是基于战后的国际环境做出的政治判断，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及外交政策的需要，被投射在了对中日战争期间日本社会的认识上，换言之，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
“区别论”是基于片面的史实，而“一体论”又可能迷蔽了一个侧面，就是在日本全民被卷入战争洪流的过程中，即便排除掉“抵抗”这个层面不讲，仅就“支持”这个层面来说，在其光谱中也依然存在着逃避、屈服、顺应现状到旁观、迎合等各种程度不一的形态。如果将这些表现一概以“全民支持战争”的结论大而化之地一笔带过，无疑是一种将历史简单化的做法，也是非历史的做法。
……
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视角指导我们的对日观，就会难免仅仅停留在从单纯的“区别论”抑或“一体论”立场中二者择一的境地。现实即是如此：国人对日本民众的认识在“区别论”与“一体论”的两极之间做往返运动，要么选择其中一极，要么是另一极，没有一个中间状态。
先不提这个问题，说点报仇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管其他方面成不成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是这种中日间的报仇主义从儒家上是可以无法立足的。18世纪的朝鲜儒学者赵龟命都知道：
「若使有雠仇而世世复之，则天下之人几乎皆砺白刃而相向，岂理也哉！且杀吾父吾兄，而亲犯手者固有罪，其子孙何罪而受吾刃！」
至于所谓「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他则指出：
「夫作《春秋》者，孔子也。孔子之父孔父嘉，为华督所杀，而华督不受诛。以今所称者律之，孔子何不寝苫枕戈，与其子孙不反兵而斗，乃反雍容趋翔，聚徒党，闻讲学为？」
连写春秋的孔子都没有复仇，后人又有什么理由以春秋为依据，「复九世之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