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曾经有一个东亚国家的第一大在野党视自己的最大使命为废除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将绝对和平主义作为自身历经数十年而不改的神主牌。这个政党，就是20世纪的日本社会党。
长期鄙视社会民主主义的日本社会党人之所以能够在30多年间维持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席，仰赖的就是这种号召人们保卫宪法、保卫和平，要求废除自卫队、君之代、日之丸与一切国防政策的思想。
在今人的视野看来，这一切似乎相当荒谬。不过，在上世纪中旬的日本社会氛围之中，这种厌战的思想才是天经地义的存在。因撰写以饮酒、赛马、旅行为题的随笔而在市民阶层中名噪一时的小说家山口瞳，即在1984年的『周刊新潮』上宣称：
「我认为日本这个国家灭亡也无所谓。就算国民全部被杀了也无所谓。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国家，因为厌恶杀人、伤人而灭亡，这不就足够了吗？」
在自己著名的专栏文章之中，山口瞳大喇喇地写道：「所谓强硬派的金科玉律，就是当对方打过来的时候，你是否一直不抵抗。是的。oh。yes。就我一个人不经抵抗地被殴打吧。或者，我能逃走就逃走吧。」山口认为，如果要杀害自己和妻子的敌国军队来到家门口的话，他大概会用笔来战斗吧；虽然肯定会被对方射杀，但这样就足矣了。
无独有偶，被称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日本人」的经济学家森嶋通夫，也曾在1979年说道：
如果苏联真的要进攻日本，那自卫队唯有毅然决然、秩序井然地投降了。比起抵抗到底导致全军覆没，再面对狂暴的苏军席卷而来，日本迎来惨淡的战后时代，倒不如以保有尊严的方式有序投降，并以此换取政治自决权——我认为，这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只要日本自身不分裂，只要部分日本人不去折磨、奴役、虐待其他的日本人，那么即便日本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也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优秀的社会——例如关先生（关嘉彦）所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即便不能完全实现，也能大致实现。
如果被他国进攻，日本就应当迅速投降。虽然投降，但要设法获得自决权。为争取自决权而斗争，远比进行战争要好得多。非武装中立、绝对和平主义的立场，大致就是如此。
尽管日本社会党并不与山口瞳、森嶋通夫等人共享相同的思路，社会党的「非武装中立」政策也较森嶋所言要复杂得多，但该党同样认可山口瞳的一句名言：「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日本战败，以及拥有宪法第九条」。为了实践这句护宪派的名言，身处冷战日本的左翼阵营甚至严肃地设计了分三阶段废除自卫队、分八步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和平革命」计划，只是它们从来未能得到实践。
从今人的视角来看，很容易将社会党的政策嘲讽为「充满幻想的理论」（水野贤一语）、「投降主义」（中曽根康弘语）。甚至有现代的学者怀疑，社会党是否明知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废除自卫队，却还是在向选民撒谎？对此，社会党干部园田原三的回答是：非武装中立论绝不是左翼的谎言。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相继爆发的背景下，广大群众恐惧被再次卷入战争之中，故而他们对高举「和平四原则」的社会党产生了共鸣。因此，「社会党的此类运动和政策得到了支持……即便可能无法实现，也有民众因为其立场与自己心意一致而给予支持。」
正如木下真志等人指出的一样，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1960年代开始，日本选民支持社会党的主因就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上文所言的护宪和平主义政策。事实上，社会党在市民社会中的形象也更接近于「日本和平党」、「日本护宪党」，而非「日本的社会主义政党」。
若要了解日本社会党人的思维，当然绕不开该党最大的和平主义理论家石桥政嗣。1924年10月，石桥出生于宜兰的一个日本总督府官吏之家。他在日本投降后回到九州，在佐世保港的美军基地内开展工人运动，由此带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开始了自己的左翼政治家生涯。石桥为之奋斗终生的政党——日本社会党，早在1955年建党时已经倾向于反对美国再武装日本、拒绝以『旧金山和约』片面媾和为基石的日美安保体制，但在这条左翼路线成为社会党内绝对主流派的1960年代，有关非武装中立的议论依然十分粗浅。大部分社会党人对此的想法是：一旦社会党政府得以建立，就立刻宣布废除自卫队，与此同时向美国通告废除日美安保条约。
此时，第一个系统性整理非武装中立论、提出至少看起来可行的和平主义政策的人，正是石桥政嗣。1966年4月，石桥向党内提出了自己的长期安保政策方案，史称「石桥构想」。这份构想首次明确了实现非武装中立的政治步骤，其核心内容是：社会党政府虽然「将立即通知美国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但不会单方面废除这份条约，而是通过外交谈判，最终在日本、美国、中国、苏联之间缔结互不侵犯的中立和平条约，重构东亚的安保体制；与此同时，若社会党政府能保持稳定，且政策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社会党会先将自卫队改编为国民警察队与和平国土建设队，之后实现日本的非武装化，最终将这些力量编入联合国警察军之中。
总而言之，石桥构想的基本步骤如下图所示：
石桥针对自卫队的方针，上文已经有所提及。而针对日美安保条约，他则主张社会党政府依次实现日苏建交、日中建交，签订日苏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此同时促使南北朝鲜的统一与中立化，将整个亚洲化为非核中立地区，最终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解除日美的军事同盟。之后，社会党会与美国再次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促成一份巨大的日、中、苏、美四边安保条约，未来在完全禁核与裁军的前提下建立新的世界联邦。不过，石桥还补充道，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社会党政府实现稳定执政、日本人民充分理解政策必要性的前提上。
在石桥的观念中，自卫队改组为国民警察队，意味着取消自卫队应对外部侵略的功能，将其变为纯粹的国内治安部队。而且，「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当我们说废除安保条约时，并非指社会党政权成立之日，突然单方面宣布废除安保条约即可。……社会党政府将通过日美政府间的外交途径在国际舞台周旋，与此同时在国内掀起要求废除安保条约的舆论高潮与国民运动。通过以上的这些活动，社会党将实现废除安保条约、撤除美军基地的目标。」
在石桥政嗣看来，非武装中立论有两点基本理由：
- 「日本被海洋环绕，只要自己不制造纷争的缘由，就不必担心被外国侵略……我国除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并向美军提供基地的安保条约存在之外，没有任何会招致外国侵略的因素」。
- 「由于日本绝大部分原材料、60%的粮食、90%以上的能源资源都依赖于外国，除了通过贸易谋求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稳定与提高之外别无生路，无论有何种理由，日本都不可能以战争为解决办法」。
在自己1980年的著作中，他滔滔不绝地强调道：
无论称之为自卫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只要采取依靠军队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的立场，军队就会永无止境地扩大下去。爱国主义越是高涨，国防意识教育越是成功，寻求更强大力量的呼声就必然越发高涨。显而易见的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几乎不可能刹住军事上的对外强硬论。接着，被煽动起来的舆论会反过来将政治上的领导人束缚得动弹不得。……
我们不能忘记，无论本国将军事力量称为自卫力量还是威慑力量，对于他国而言，它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说到底，只不过是本国的军事力量被称作自卫力量、威慑力量，而他国的军事力量就被冠以威胁之名罢了。
石桥将日本右翼阵营强化国防力量的观点命名为「门户紧闭论」，并强调道：「持凶器闯入的不是小偷小摸之人，而是强盗。强盗不管门有没有上锁，都会砸开锁具侵入家中。当强盗闯入时，我们会教导别人『要去抵抗』吗？谁都知道，这种情况下的抵抗，导致死亡的危险性更大。」
他如此展开自己的论述。假设敌国苏联军队进攻日本。据国防会议事务局长海原治称，届时航空自卫队将于10分钟内溃灭，海上自卫队也将于2–3日内溃灭，陆上自卫队将在3–4日内毁灭。时任防卫厅长官金丸信也答辩说，日本至多仅能坚持1–2周。
若苏联入侵日本，美军会前来救援吗？纵使美军来援，日本也已出现众多伤亡，原有的防卫力量完全无济于事。即便美军会为守护日本而出动，当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遭到他国攻击时，日本也需要行使集体自卫权援助美国。事实上，与美国签订相互援助条约的韩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兵越南，为此出现了众多的死伤者。日本真的应当维持日美安保条约吗？这份条约所能守护的似乎不是人民的性命，而「可以断定，只是资本主义体制而已。」
那么，如果依石桥所言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话，届时如何防御敌国呢？石桥政嗣认为，如果日本彻底实行专守防卫的方针，战争将在日本国土内进行。届时参与战斗的不仅有自卫队，国民亦将参加战争。但国民将通过示威、绝食、各类抵制、不合作、总罢工等方式抵抗。此时，日本人需要有「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决心」。在石桥看来，非武装中立是有可能使日本遭到敌国支配，但即便如此，依然可以避免敌军在日本的国土上进行大屠杀。
当然，日本为了回避战争，需要推进以和平、中立为宗旨的外交，与苏联缔结和平条约，恢复与朝鲜的邦交。不仅如此，还需要缩小自卫队的规模、创设不同于自卫队的和平国土建设队、推动各国赋予联合国强力的警察功能。此皆为实现世界和平理想的努力。若日本「率先将投入军舰、军机、导弹的庞大预算，转向经济援助、文化交流或缩减贸易顺差，则对提升日本评价、有助于日本和平与安全的意义不可估量。」可以说，石桥构想的核心在于：如果遭遇入侵，日本人当以非军事力量进行抵抗；为免遭入侵，日本政府应推进和平外交。
至少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之中，这种「非武装中立论」得到了为数不少的支持者。或许正因如此，石桥判断道：「只要坚持主张『正确』的事情，总有一天选民会理解我们的，因此必须不断呼吁这种『正确』的主张」。在日本社会党这座和平主义的大教堂之中，石桥政嗣就发挥着灰衣主教的角色。
在1968年末发表的『走向非武装·和平中立的道路』中，日本社会党便强调道：「自民党政府安保政策的基本方向，正如强化、延长安保条约的动向所显示的那样，深受一种陈旧、僵化观念的支配——他们将国家、民族间的关系视为对立、抗争的对象，并通过军事同盟刻意构建敌对关系。……他们要求国民具备『保卫国家的气概』，其『抵御侵略』的抽象观念不外乎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与人类所追求的和平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始终以美国的安保条约为核心，旨在强化自身军力，再次确立自己支配亚洲的地位。……所谓的『保卫国家的气概』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绝不可能产生于充斥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压迫人民生活水平、侵害各项人权并强制推行陈旧的精神主义的过程之中。」①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批判了自民党政府主张日本不依赖美军、靠自己守护自己的「自主国防论」：
无论在现实上还是逻辑上，自主防卫论都必然发展为日本拥核。但在那时，担保国家安全的「抑制力」意味着什么呢？A国对B国的抑制力，在B国看来便是A国施加的威胁，而B国对A国的抑制力，在A国看来也映现为B国给予的威胁。只不过是将本国的军事力量、核保护伞称为抑制力，而将敌国的军事力量随意冠以威胁之名而已。倒不如说从这种相互关系来看，强大的军事力量实际上不是抑制力，而是起爆力，必然引发紧张关系的激化。为了摆脱这种奇妙的逻辑，我们必须全力创建一个不以军事力量为前提的世界。
之所以这里要列出石桥与日本社会党的主张，是因为石桥政嗣实际上就是日本战后非武装中立论的集大成者。非武装中立论的开山祖师矢内原忠雄基于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区分了接受保卫本国、制裁他国不义行为的「相对和平论」与反对一切战争的「绝对和平论」，矢内原自身支持后者。
矢内原认为，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成为了非武装国家，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国家放弃发动战争的能力。在矢内原看来，这就是神赋予日本国民的启示使命，建设和平的非武装国家是对神的义务。以此为目标建立国家的民族不会灭亡。纵使国家一时覆灭，神也绝不会抛弃国民。基于此观点，矢内原主张日本国民应以非武装国家为目标，并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作出贡献。日本人不应仅对太平洋战争忏悔，更应积极展望和平世界，怀抱「悔改」之心。他主张，日本民族了被赋予基于基督教理念建设和平国家的世界使命，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民族必须履行这一义务。借由对世界史的诠释，矢内原呼吁日本民族负有神灵赋予的非武装中立使命②。
继矢内原之后，非武装中立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山川均。山川并非主张任何情势下日本都不应拥有军队，但他基于其对当时世界情势的把握，判断非武装中立的风险更小。联合国成员国大约有60国，然而除苏联与美国外，无一国能抵御外来侵略，日本亦不例外，纵使具备最低限度军备，亦无法防止他国侵略。这或许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但由联合国集体保障日本安全是较为理想的。若日本此时开始重新武装自身，恐将复活昔日「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人员要素」，这方面的风险太大了。权衡军国主义化的风险与不重新武装的风险，何者对日本的未来更为致命呢？故而，山川认为反对再武装日本的企图才是上策。对比矢内原的神灵使命论、山川均的军国风险论，即可得知石桥政嗣的论调已经是个中最成熟者。
不过，由于石桥构想主张社会党政府应经历一段时间再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石桥刚提出这一政策时遭遇党内各派的围攻，他的构想也被束之高阁。直到1970年日美安保条约即将再次签订，社会党急需理论武器时，石桥构想才在1969年成为了社会党的正统路线。沿着石桥政嗣将非武装中立论化作现实政策的思路，飞鸟田一雄领导下的日本社会党在1978年历史性地发表了有关国防政策的基本方案——『「多极化时代」的非武装·和平中立与日本的和平保障政策』。其中明确提出，社会党将在上台后「向美国政府通告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及相关协定的意愿，同时开始谈判，争取缔结取而代之的日美友好条约，在日美安保条约终止期限内实现美军完全撤退与撤除基地。此外，社会党将根据为确立日美间永久友好·和平共存关系而新缔结的日美友好条约，致力于发展文化交流与经济关系。」
事实上，这份1978年的日本社会党国防纲领还记录了该党分三步废除自卫队的具体方案。其内容很长，不想读的话可以直接跳过，但鉴于其资料宝贵性，笔者还是郑重地将其全文陈列在下。
我们认为，若能积极推行不结盟与中立政策，确立对自卫队的民主监督，保障自卫队员的基本人权，并实现自卫队员对国民联合政府政策的自愿配合，那么就有望获得民众对自卫队缩小与解散事业的有力支持，同时使国民联合政府自身的政治基础达到高度稳定。
在此阶段，我们将具体着手开展自卫队的缩小与解散工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过程将是相对长期、分阶段推进的。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 ：通过积极推行不结盟与中立政策、确立对自卫队的民主监督制度，保障队员基本人权，争取自卫队员的自愿配合。
第二阶段 ：具体着手推进自卫队的缩小与解散，但此阶段缩小与解散的对象将仅限于自卫队的攻击性装备。
第三阶段 ：最终实现自卫队解散。
第一阶段的具体措施如下：
a. 针对干部候补生、军士、航空学员、一般军士候补学员、自卫队学员、护理学生、二等兵、防卫医科大学及防卫大学学员等各类人员，大幅削减自卫官的新招募规模，力求降低队员的满编率。
b. 关于主战武器的更新、弹药等后方补给物资的采购，仅允许对损耗部分进行同等能力的替换，同时停止FXL及各类新型导弹的研发与新购。此外，主要武器研发项目也将停止。
c. 强化内阁与国会对自卫队行动、训练计划的民主监督，并在此框架下，停止与治安出动相关的训练，采取废弃相关装备、教材等措施。
d. 伴随《日美安保条约》的废弃通知及美军部队撤退等措施，停止日美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安保磋商委员会等的活动，推动日美联合作战体制解体。
e. 仅在保障自卫队员「享有基本人权的权利」、解除「保密义务」、「限制政治行为」、「禁止结社」等最低必要范围内实施有关防卫相关法令的修订与废除。
f. 关于防卫预算，将根据上述各项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必要的削减。
我们在进入第二阶段后，才真正开始实施自卫队的本质性缩小与解散工作。
a. 着手削减攻击性、侵略性部队与装备。为此，以陆上自卫队的机动运用部队（一个装甲师、一个空降团、一个教导团、一个直升机团）、海上自卫队的机动运用部队（四个护卫队群、二个潜水艇队群）、航空自卫队的十个拦截战斗机部队、三个支援战斗机部队为对象，全部或部分地予以削减。
b. 削减联合参谋长会议、陆海空各幕僚干部及幕僚长在军政、军令方面的广泛指挥与执行权限，使其成为防卫厅长官指挥监督的一般辅佐机构。同时，对自卫队（部队、学校、补给处、医院、地方联络部）及附属机构（防卫研究所、防卫大学、防卫医科大学、技术研究本部、采购实施本部等）也进行机构重组与人员削减。
c. 部队重组与缩编的基本方向为：陆上自卫队从各方面削减一个师团，共计削减五个师团；海上自卫队实施以沿岸警备为主的地方队改编及部队削减；航空自卫队从各航空方面队削减一个航空团，并完全废除西南航空混成团，同时缩编飞行教育集团与运输航空团。
d. 全面停止武器装备的新采购及研发，消耗性装备与弹药等其他补给物资的替换、采购，将利用已削减部队的物资进行调配。
e. 进行必要的防卫相关法令修订与废除，同时大幅削减防卫预算。
f. 对因部队、机构削减而闲置的基地、演习场及其他设施，转用于和平目的。
g. 在此阶段，设立「和平国土建设部队」，接收被削减部队、机构等的自卫队员，以及可严格转用于国土建设目的的部分装备。
h. 彻底改善相关待遇，包括为希望离职的自卫官提供职业转换教育促进、积极的再就业指导，以及改善退职金等。
我们在落实上述第一、第二阶段措施的基础上，于第三阶段完成自卫队的最终解散。
a. 通过废除防卫相关法令，撤销防卫厅（根据《国家行政组织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设置的总理府外局）以及自卫队（包括防卫厅长官、政务与事务次官、参事官、内部部局、联合参谋长会议及附属机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等）。
b. 在此之前，实施对在第二阶段措施中仍保留的部队、机构、附属机构的废除工作，内部部局与防卫设施厅将担任其实施机构。
c. 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部队、机构、附属机构的废除，并为离职自卫官的转职工作与「和平国土建设队」的接收工作做好万全准备。
d. 随着防卫厅及自卫队解散工作的完成，政府发表「非武装·和平国家宣言」，向国内外明确宣告和平保障政策的实现。
这种解散自卫队、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方案，正是建基于日本社会党的和平主义政策之上。1955-1993年间一直是国会两院的最大在野党的社会党自然没有实践这些方案的机会，但该党在几十年的议会斗争中一直坚持不懈地阻止自民党政府的军事方针，成功令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只能在远东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行动，并通过非核三原则、武器输出三原则等方式尽量限制日美军事同盟的影响力。举例而言，在自卫队试图引入F4鬼怪战斗机时，担任社会党议员的冈田春夫、大出俊等人即以违反专守防卫方针为由，要求拆除机上的轰炸设施；在国会审议F1支援战斗机开发预算案时，社会党人也指出这种战斗机若部署在西日本，将可携带炸弹轰炸平壤，故要求政府缩短了这部战斗机的最大航程。
社会党所主张的护宪、反战立场，与反对自卫队、「全面媾和」、反对日美安保体制（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等政策，长期得到了充满厌战情绪的广大选民的支持。与这一时期的欧美不同，作为日本两党制支柱的社会党与自民党在国家想象上激烈对立，特别是在宪法、国防政策上几乎毫无共识，自民党人主张重视日美安保、强化国防，社会党人的论点则与之截然相反，这构成了一种在其他国家看不到的「意识形态对立」。
从社会党人的思路来看，应当说1960年代末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废除自卫队与日美安保体制将他们计划中的社会主义和平革命的一环。在1968～1977年间担任社会党委员长的成田知巳即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企业必定会通过制造武器来牟利。故而，社会主义就是和平主义，支撑二者的基础则是民主主义；只有日本诞生社会主义政权，真正的和平才会到来。成田等人深信，如果日本不实现社会主义，迟早会再次走向军国主义。在1969年1月号的『月刊社会党』中，成田的文章也在社会党的「六大目标」中将和平与革命紧密相连：
一、坚持反垄断、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加强思想斗争。
二、坚持废除安保条约、非武装中立、拥护和平宪法的基本政策。
三、反对垄断资本的剥削与掠夺，使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贡献于人类进步与和平、国民生活的提高。
四、为重建与扩大阶级性的工人运动而竭尽全力。
五、为和平地、民主地完成日本的革命，发展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
六、发展基于自主、对等立场的对外友好与国际连带。
然而，这种和平立场的教条主义化也使得日本社会党画地自牢，该党很多时候因为过度执着于自卫队违宪论与非武装中立论，闹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不少社会党议员长期抱有一种名为「敌人舞台论」的思想，认为在对手制定的规则下进行辩论就等同于自己承认了自卫队与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故而不愿意深入追究日美地位协定的细枝末节和自卫队的实际情况。在田中角荣政权时期，自民党政府改变了过往依赖预算的「自然增长」来实现防卫预算扩大的方针，在1972～1976年的「第四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简称四次防）中不仅大幅提高军费，还制定了大量扩军人员的计划。
当时，社会党等在野党在国会指责这部防御政策会导致无休止的军事扩张，要求田中内阁明确界定防卫力量的上限。在田中角荣顶住自卫队军官压力、明确给出上限数字——陆上自卫队15万至18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25万吨至28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800架——后，社会党认为这些上限数字还是太高了。然而，此时的日本社会党不是要求自民党政府下调数字，反而是要求田中内阁直接撤回这些明文规定的上限数目，内阁自然也是从善如流，结果社会党丧失了借此推动政府削减自卫队的立足点。
正如左翼记者前田哲男所指出的一样，1960～1980年代的社会党尽管坐拥三分之一的议席，很多时候却固守在作为守护宪法与非武装中立的堡垒里，拒绝提出可以与自民党政府相抗衡的具体政策和对策。这种从根本上拒绝国防政策相关讨论的做法，反而帮助自民党政府在这一时期利用积少成多、滴水石穿的方式，一点点地制造了违反和平宪法相关规定、强化日本军事力量的既成事实。在石桥构想提出后，社会党在如何将非武装中立论化为现实的问题上毫无寸进，与此同时也拒绝点明非武装中立的前景可以是哥斯达黎加模式等具有一定自卫力量的未来，只是固守着「消灭一切武装力量」的刻板印象，结果使该政策变成了社会党的负担。
就在石桥构想成为社会党正统路线后的数年间，社会党赖以为生的左翼工人运动在1970年代陷入毁灭之中。劳工运动的衰退首先从民营大企业开始蔓延，随后在国企、公营企业发生，并很快波及作为左翼堡垒的公务员工会。一直以来作为社会党最大票仓与行动主体的「总评」（左翼工会联盟）逐渐丧失影响力并右转，社会党也因为自身显得脱离实际的「和平主义革命」信条而丧失了群众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增长，工薪阶层——尤其是年轻人——开始认同消费主义社会，逐渐疏离并不令人感到愉快的政治运动、工人运动及政治议题，将关注重心转向自身工作或妻儿生活。曾经参与1950年代反右倾斗争、1960年安保斗争的工人随年龄增长而离开工人运动，新一代的劳动者不愿再把自己的私人时间花在沉闷无聊的工会运动上面。在「踏实工作即能稳定加薪」的环境下，劳资斗争与工人运动已经不复往日声势。在文化层面，私家车、电视、洗衣机、冰箱的爆炸性普及与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深刻地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变革。私家车普及不仅扩大了民众活动范围，更催生了全新的休闲方式，如郊外游乐园、温泉旅行等等。电视的普及也颠覆家庭晚餐的形式及餐后的作息。同样在1970年，东京多处实施步行者天国计划，由此购物行为开始成为更一种普遍的休闲形式。越来越多人选择享受表象的「富足」与「快乐」，而非投身政治或劳工运动。他们从仅为糊口而工作，转变为开始享受自身的消费生活。
在过去支持社会党反军扩斗争、反修宪斗争的群众基础快速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护宪和平主义」的单一主张已难以留住享受富足的劳动者。随着疏离政治的中产阶级世界成为人们的日常，标志着残酷与饥饿的战争记忆逐渐远去，社会党的主张显得越发不合时宜。在社会党人的脑海中，长期来看这些和平主义政策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人们的意识中，这些主张与自己的「个人生活」并无直接联系。即便如此，新兴的中产市民同样关心公害、生活环境、交通拥堵、住宅、教育、「老人福利」等等与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在1970年代有许多左翼人士通过呼吁这些议题而当选东京、大阪等地的地方首长。然而，被党内左翼与既有路线惯性所束缚的社会党只是继续固守在自己的「非武装中立」城池之中，拒绝做出可能使自身更受欢迎的改变。
在写作于1970年代末的科幻小说『吉里吉里人』中，左翼作家井上ひさし即讽刺地写道：
「说到底，老师所说的非武装中立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在我们日本，有一个叫社会党的政党，简直就像他的老师一样，经常吹牛。」
日本社会党的这种做法，使其在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浪潮中迎来了毁灭。在工会基础消失、自身的政策议题彻底失去影响力、在野党选民转向其他新政党的危机之中，社会党居然在慌乱中选择与自民党组建统一政府，随后在1994年由村山富市宣布放弃自己传统的主张，表态支持自卫队与日美安保体制。事实上，成为首相的村山甚至说的是「坚持」日美安保体制，据社会党议员伊藤茂回忆，当时「自民党席位全场鼓掌，社会党席位人人抱臂沉默，寂然无声。」尽管后来村山富市在2012年的回忆录中表示自己当时的发言稿上写的是「维持安保条约」，他因紧张而误读成了「坚持安保条约」，但此举对社会党的打击已经造成，最后一批支持社会党的铁杆护宪派选民随之离开该党，日本社会党在1996年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前田哲男曾经评价说，社会党在20世纪下半叶的非武装中立路线「就像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样，变成了一种令人感到讽刺的、脱离现实的、悬浮在空中的东西，失去了现实感。社会党在对手没有防守的地方发起进攻，抨击对手本不打算做的事情。」就在社会党消失的21世纪，彻底掌握自民党主导权的日本右翼阵营开始肆意破坏过去的和平主义原则，加速推行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走向军事大国的政策，但此时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自民党了。
重新审视日本社会党留下的思想遗产时，可见其中有许多值得今人重新审视的部分。比如，成田知巳曾在1969年2月强调道，没有独立就没有国防：
在独立与主权被外国剥夺之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保障、防卫问题可言。防卫的前提是，要存在一个值得守卫的独立国家、主权国家。既然如此，就必须首先废除妨碍日本独立的安保条约，以及成为美国占领冲绳依据的『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获得真正的独立。
然而，今日所有日本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将畸形的日美关系视作不言自明的必要前提，将美国的存在、守护美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看做是日本国防政策首要条件。大量右翼选民更将「日美关系亲密无间」视作「守护日本」的必要条件，高呼「日本独立自主」的人们则发自心底地支持安倍晋三式的路线——日本越要独立自主，就越要亲美，以此抵御中俄朝的影响力。或许日本现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般需要社会党的存在，但因为社会党人在生死关头所做出的历史抉择，该党所主张的一切，注定都只能落入历史的废纸篓子之中了。
①在「非武装中立的基本理念及其现实性」一章中，社会党对非武装中立论阐述如下： 「当然，「非武装」与「中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后者是外交政策。但这二者都以和平主义为共同根基，这是将两者统一起来的依据。它绝非只是理想主义的空谈，从当今世界形势与日本的条件来看，它具有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它在拥有强烈的理念、价值的同时，也是立足于政治现实主义的现实政策。而且，当我们主张作为实际政策的非武装时，脱离中立外交的各项政策，单独抽出非武装来进行讨论是毫无意义。我们的非武装，是在一系列亚洲实施的其他缓和紧张政策——冲绳的立刻无条件全面回归日本、撤除美军基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加入联合国、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与邻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等——所带来的政治状况、外交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才得以成立的。」
②矢内原忠雄认为，日本应当废除可能导致自身沦为美国军事附庸的日美安保条约，和世界各国一起走向世界联邦制，实现全体人类的联邦国家。此外，他认为战后中国将掌握东方霸权，日本不仅应向中国履行赔偿义务，更应在科学技术与学问方面提供援助，助力中国的复兴与发展。
参考文献：
『五五年体制と政権交代 政治学の進化に向けた一考察』（木下真志）
『戦後日本の「革新」勢力 抵抗と衰亡の政治史』（及川智洋）
『日本社会党·総評の軌跡と内実 20人の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編者]五十嵐仁·木下真志/法政大学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