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没有这个阶级基础。
你乎在讨论澳门政治时，常常会产生两个误区。第一个是：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澳门实际上已经被大陆所统治，所以没有人会反对大陆。
的确，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大陆在澳门的爱国左翼阵营获得了社会的领导权。这一阵营统治澳门的关键，是他们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各大社团，尤其是三大社团：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工联），与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街总）。
在殖民时代的澳门，澳葡政府基本不向华人居民提供任何社会服务，因而教育、医疗、筑路、供水、基层行政管理乃至出入境证明等等，都由这些左派社团包办，令他们具有近似政府般的地位。
然而，这种法团主义社会在进入新世纪后逐渐褪色，陷入机能不全的局面之中。回到桃花石后，澳门中华总商会被赋予了控制新政权的主导权，连续三任知事都来自于总商会之中。与此同时，工联、街总则被纳入执政联盟，负责协助管理社会。于是，三大传统社团便从对澳葡政府「围而不攻」的地下联盟，上升为1999年后正式的统治联盟。
这意味着，工联、街总角色发生了转变。回到桃花石前，他们是代表基层工人、市民利益，向澳葡政府进行抗争的组织；之后，二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这直接导致他们不再愿意挑战政权的权威，破坏与本地资本家的政治联盟，造成政治动荡。
如此一来，工联、街总代表群众利益的功能日益衰退，作为最大工会的工联甚至要依赖政府与私人公司的捐款来进行运作。与此同时，澳门经济在1970～1980年代的「四小龙时代」中有所发展，贫困的工人、街坊被相对富裕而受过教育的中产市民所取代，社团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新一代的社会主体不再需要社团代表、庇护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左派社团的影响力持续下降，2009年有74.3％的澳门居民表示没有或很少参加社团活动。与此同时，这种社团影响力的弱化直接体现在历届澳门议会选举的得票数之中。
由于总商会的资本家拥有政治优势，可以通过间接选举零难度当选为议员——或者甚至被知事直接委任为议员，他们很少参加直接选举。与之相反，工联、街总参与了每一届议会的直接选举，其中工联以「同心」的名义、街总以「群力」的名义组成选举名单，参与选举竞争。从回到桃花石后2001年的第一届议会选举，到2017年第五届议会选举，「同心」、「群力」的总得票比例从最高峰的29.96％逐渐下滑到16.82％，减少了接近一半。考虑到澳门选民不足六成的投票率，这意味着在2017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投给了左派社团。
事实上，香江社会之所以会形成培育强大反对派势力的政治土壤，正是因为1967年的「六七暴动」失败沉重打击了左派社团的影响力，随之麦理浩时代近似社民主义的政策与高速资本主义发展改变了社会主体的结构，养育出了一批有着香江本土认同的中产市民。在左派社团乏力的情况下，市民阶层开始与殖民政府开展博弈、发展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最终出现反对派政党。就算考虑到澳门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经济发展，也更没有来自殖民政府的施政改善策略，左派社团的衰退本来就有可能成为反对派政党乘机扩大政治地盘的机会，使澳门出现类似香江的政情激化。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
第二个常见误区是，澳门人生活过于幸福，以至于不需要政治运动。首先，常常被其他地区所羡慕、近乎UBI先驱的「现金分享计划」，的确是每年发放1万元。不过，这个「现金分享计划」产生的直接原因，正是2007年五一大行进中激烈的井民冲突——换言之，是澳门人自己斗争得到的产物。
与此同时，其他在香江闻名遐迩的结构性民生问题，在澳门也是一应俱全：物价过高，饮食费一度可以位居两岸四地之冠；房价过高，就连中产之家也买不起房子，与此同时公共房屋建造速度相当缓慢；公共医疗服务为人诟病……甚至澳门比香江还多一个城市基础设施不过关的问题，在2017年天鸽来袭时，这个问题在大断电、大规模浸水中暴露无遗。学者李展鹏曾就形容道：「交通的燃眉之急始终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没有得到缓解，物价狂升也没有对策。今天澳门人的无奈是：经济发展了，薪水增加了，但基本生活竟比以往更为困难。」政治激化的火种是存在的，只是它没有被点燃。
那么，澳门政治稳定、成为一果两制模范城市，以至于不闻篤立之声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在四小龙时代，澳门主要发展轻工业，制造衣服、玩具等产物；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些轻工业工厂纷纷转移到北方大陆，工业江河日下。遇到相同的问题的香江成功地从工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等新产业，澳门却转型失败，市面萧条不堪。
在1990年代，陷入经济困境的澳门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却不断发生黑帮仇杀，长期治安混乱。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6～1999年间连续出现经济负增长。1980～1990年代是香江的黄金年代，之后各种问题开始浮现，结果为港人留下了港英时代的最后美好记忆；与之相比，澳葡政府的最后岁月也没有给澳门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让他们期待可以在回来后，依靠大陆实现经济复苏。
长期以来，澳门一直依赖博彩业作为自身的经济驱动力量。2002年何厚烨政府开放赌权的决策、2003年开始的港澳自由行政策相加，为澳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能，促使澳门经济从萧条转向繁荣，澳门工人与市民也实现了近乎全民就业。
博彩业在做出巨大经济贡献的同时，也需要庞大的面积用于赌场和酒店建筑，从此一座座拉斯维加斯式的超大型酒店相继落成，垄断了澳门的天际线，永久改变了这座小城的景观。与此同时，内地游客的大量涌入也创造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投资需要。由于这种澳门经济体系高度依赖博彩业的表现，它被其他学者形容为「赌博资本主义」。
当何厚烨政府打破何鸿燊自1960年代来的长期垄断并颁发新牌照时，许多博彩与建筑商人迅速在未来的几年内成为新的巨大资本家。同时，他们也开始活跃于政坛，旨在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前景，博彩业与建筑业的大亨一方面尝试进军议会，一方面与官员协商、制定有利于他们的行业政策。一些人曾经试图加入总商会之中，但由于这个传统社团的壁垒，他们发现即便自己提供巨额捐款，也很难进入核心领导层。鉴于大亨们发现自己无法进入被总商会垄断的间接选举议席，他们的目光就此转向了议会的直接选举议席，谋求在议会发展自己的势力。
与传统社团不同，他们的势力并不依赖政府补贴，而是通过巨额捐款以建立新政党、或者加入一些新的政党来参与选举事务。大亨们获取新选民的手段类似传统社团，也是向选民提供丰厚的社会服务：简而言之，就是利用自己的财力，以「会员福利」的名义提供定期福利，如现金、免费餐食、旅游、商店折扣和各种物质利益。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大亨们各显神通，打着「同乡会」的名义组建了不同的政治社团，并通过它们投入选举之中。
这些「同乡会」包括福建晋江人陈明金领导的「澳门福建同乡总会」。陈明金是大型博彩公司金龙集团有限公司的老板，他利用自己可观的个人财富、人脉提供丰厚的社区服务，以此在新移民与工人中获得了支持。福建人及其后裔在澳门社会中大约占五分之一，而陈明金组建这一组织时，也宣称目的是为了照顾福建人和博彩业的利益，因而似乎有其道理。不过，陈明金同时也是澳门民建联（2008年创建）这一建制派政党的建立者，而他也是依靠动员福建同乡会来为民建联候选人提供选票。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民建联成为了第一大党。
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第三高的是「澳粤同盟」，而它实际上是建筑业大亨麦瑞权与经营赌场贵宾厅业务的郑安庭建立的「澳门江门同乡会」。与陈明金类似，他们的主要手段也是依靠提供物质利益来吸引选民。得票排名第六的是赌场大亨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的名单，她依靠自身领导的「澳门三水同乡会」来收集选票。在梁安琪2005年参加选举前，何鸿燊曾公开承认她参选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最后，赌场大亨周锦辉的妻子陈美仪也通过珠海社团联合总会，以最后一名进入议会。
这些大亨们通过建立不同的社区协会，向澳门工人与新移民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质福利。例如，澳门江门同乡会定期以「抗通胀」和各种补贴的名义，向全体会员派发现金及印有麦瑞权和郑安庭头像的礼物。当媒体就此询问时，他们却辩称：这只是希望会员能更熟悉核心领导层。同样地，其他赌场和建筑大亨也利用社团网络开展社区项目，向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和低价分发食品。显然地，大亨的这种竞选行为与直接通过金钱买票只有一线之隔。除了物质利益外，来自赌场行业的大亨还承诺，他们如果当选，将奖励赌场员工额外报酬——包括奖金和加薪，因此许多赌场员工动员亲友为其投票。
这些组织虽然名义上是同乡会，但与真正的竞选组织没有差别。如澳门江门同乡会将其组织分为五个级别，基层会员处于最低级别，会长处于最高级别。高层级成员负责向低层级输送物质福利，而低层级则必须服从上层的政治动员指令。虽然同乡会声称代表自身族群的利益，但他们的目标是所有澳门选民，所以不会把族群背景看得太重。例如，江门同乡会鼓励其成员邀请非江门籍的朋友、亲戚和邻居组成小组。这些小组之中会有人负责照顾其成员的需求，为他们提供物质福利，并带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为上层指定的候选人投下一票。
通过以上的方式，这些新兴的澳门资本家成功地掌握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的中产市民与工人，在选举时为他们提供选票。自从2000年代初开始参政开始，博彩和赌博大亨的得票率逐渐增加到2013年的44.03%，在直选的14个议会席位中占据了7席。陈明金的选举名单在2013年赢得了3个席位，获得超过2.6万张选票，比2009年增加了55%；麦瑞权的政党在2013年夺得两个议席，获得超过1.6万张选票，较2009年增长60%。梁安琪和陈美仪在2009年、2013年议会选举中各自赢得一席。
新兴的大资本家们不但透过金钱收买选民，也积极向民王国家的政客们学习。尽管他们成立的政治政党与传统左派社团都声称自己是爱国爱澳政党，但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不同之处：传统左派社团往往不质疑政府，他们则抓住这个政治空间，在议会积极质询、批评政府官员，以此标榜自己在「监督」政府，塑造「对选民负责」的政治家形象。
一开始，周锦辉、张立群这些具有赌场资本背景的议员几乎不在议会提出质询。不过，在2005年选举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赌场和建筑大亨进入议会，他们意识到需要在议会表现得更为活跃，以维持选民的政治支持。在2005～2015年间，赌场和建筑大亨每年提出32.07次书面质询和4.04次口头质询，而传统社团仅仅提出了9.44次书面质询和1.51次口头质询；平均下来，来自于总商会的议员甚至每年只提出少于一次书面质询与口头质询。不过，新兴的大资本家们在努力扮演议员角色的同时，也会忠实地为政府的法案投下赞成票，而这种策略常见于香江建制派政党的直选议员之中。
总体而言，博彩业、建筑业大亨的政治目的依然是确保SAR政权稳定、维护政治安定，因而被认为是建制派政党的一部分。与反对派不同，他们是反对民王制度是：在2013年议会选举中，他们的选举名单都不主张加速民王化。这些大资本家的政见首先是顺从北方的要求，其次是「民生经济优先于政治议题」，他们也积极向社会宣传这一观点。
就跟过去的左派社团一样，如今的大亨们也通过自己的政党发挥社会吸纳、政治动员的机能。每当反对派或者工人举办大规模街头活动时，他们都会动员自己的会员走上街头，为政府的各项施政保驾护航。2009年、2010年澳门工人组织五一大行进时，抗议官商勾结与反对外劳、要求更多公屋时，陈明金的澳门民建联都组织「劳动节庆祝活动」，通过抽奖、表演活动吸引居民。2012年选举改革期间，反对派政党反对政府的保守方案，澳门江门同乡会与民建联则分别发起签名运动，一共收集了两万个签名支持政府方案。2014年夏季，由于MSAR政府试图推出法案大幅度增加高级官员的一次性离任保障金，澳门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与此同时，江门同乡会则组织一千人在街头行进以支持法案，并宣布官员对澳门社会发展有功，他们应当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
事实上，博彩业、建筑业大亨有时也直接动用自己的个人财富，为MSAR政府排忧解难。如2012年时，善丰花园爆出结构安全问题而沦为危楼，二百多户住客被迫紧急撤离。由于MSAR政府拒绝动用公共资金支付住户的赔偿，愤怒的居民抨击政府不作为，甚至要求澳门知事辞职，又有约100名居民决定露宿楼外并占领部分主干道以表达不满。为了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澳门江门同乡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诺自愿承担约60%的重建费用。该协会表示如果业主无法从责任人处追回款项，则无需归还，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业主必须停止在楼外露营和喊话要求知事辞职，此事因而得到解决。
为了营造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澳门建制派议员即便内部有所矛盾，也会在表决时采取一致行动。在2008年讨论『劳动关系法』时，总商会的议员认为该法案损害商界利益，故而强烈反对，但工联、街总和新兴大资本家都倾向于支持这部法案。最终，澳门知事在表决前与总商会议员举行特别晚宴，这些议员随之转向并投下赞成票。2011年『新控烟法』法案提出后，建制派内再度形成中华总商会反对，而街总、工联、新兴大资本家支持法案的局面，此时中枢在澳联络办公室主任公开支持这部法律，并批评议会讨论时间过长。最终总商会议员改变立场，转为支持法案通过。2015年MSAR政府提出可以收回土地的『土地法』时，一些来自总商会和新兴大资本家的议员反对这部法案，认为其违反了资本主义五十年不改变的承诺，此时又是办公室主任出面发言支持，随后大多数议员变得沉默。
如上所述，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来自博彩业与建筑业的新兴大资本家逐步崛起，攫取了可观的政治势力，并逐步取代过去传统左派社团的地位，使一个新的MSAR统治联盟逐渐形成。在他们的帮助下，1999～2013年政府提出的187项法案几乎全部在议会获得通过，没有一项法案遭到否决，只有三部法案被政府撤回，通过率高达98.4％。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大资本家有效地控制了澳门社会的主体部分——中产阶层与工人阶级，使他们的政治观点趋向建制派，而非在左派社团衰落而出现政治空白时，让他们就此成为反对派政党的支持者。由于反对派政党缺乏足够的支持者，他们长期在选举中只能得到十多个直选议席的2～3个位置，无法扩大自身的势力，也就更加提不上组织市民阶层与政府进行政治攻防战。在一海之隔的香江，由于大多数中产市民与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支持反对派，而政府只能得到大资产阶级、部分工人阶级与少数中产阶层不稳定的支持，反对派相当强大，二者之间的政治对抗极为激烈。在反对派坐拥相当势力而一直无法实现目标，只是陷入空转的情况下，反对派中的青年部分不断激进化，并最终在绝望化的情况下提出了篤立的政治议程。与此同时，澳门政治到2017年才发展到类似香江2004年地步，自然也就来不及出现如此激进的主张。
在澳门新兴大亨们崛起的同时，被大陆期待为管治联盟主导力量的香江资产阶级则一盘散沙、相互内斗，对当家做主的管治活动毫无意向，只想在大陆与本地政府的庇护下谋求更多经济利益。在1980年代筹备工作时，主持者许元文即强调：
在这样的政策中，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立面，也不仅是同路人，而是实现这一政策的执行者。「香人治香」，或「香江由当地人治理」的实质，是由当地各阶层香江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自己管理。……未来的「香人治香」，其性质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各阶层联合政府。
在回到桃花石以后，资产阶级也长期以福利主义为理由，反对实行民王。2004年时，学者周永新曾经批评道：「所谓福利主义是借口，其实是不想参与选举。那些工商界人士及其代表阶层一向也不玩这游戏，他们所谓不成熟就是这个意思。」大资本家胡应湘则回答道：「我们永远不会准备好，工商界不是预备好没有的问题，因为始终是少数人。」于是，香江的大资本家与社会的关系相当有限，无法在关键时刻组织市民保卫HKSAR政府。
与此同时，由于港澳产业结构不同，两地资产阶级的构成也并不相同。在赌博业为中心的澳门资本主义中，澳门资产阶级的组成比较单一，局限于个别寡头大资本家；而香江在回到桃花石后，由于香江的产业结构变化，趋于多元化而有不同性质的资本加入，因而很难找到单一的商界团体有效的代表广泛的商界利益，原有在架构内吸纳了的传统商界团体也只能代表商界力量的部分。HKSAR试图吸纳所有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加入管治联盟，但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只能吸纳一个「广泛而混杂的精英阶层」，最多只能确保他们不会公开站到建制派的对立面，而无法确保他们形成一个「有力的管治阶层或执政团队」。正如学者Ma Ngok所说，支持政府的建制精英一直是混杂分散的，包括不同阶层、产业、背景和意识形态，他们之间会经常内斗，因而这一问题削弱了HKSAR政府的管治能力。
事实上，港澳经济结构、城市规模的不同，的确影响了他们的不同政治走向。澳门作为一个小社会，它的中产阶层大多直接受雇于政府、大陆机构或者博彩企业，这使得建制派可以非常轻易地通过解雇来制裁反对的人。反对派议员Sou Ka-hou认为：
为了压制反对派，1980年代建筑公司保留了一份所有劳工活动人士的「黑名单」，公司因意识形态考量而不录用这些人。最近，许多大型赌场公司和政府官员也拒绝雇用活动家。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更高，但许多人（尤其是专业人士）仍然不敢表达对反对派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与此相反，香江中产市民与工人的雇主来源相当多元化，使得建制派难以进行澳门的下岗行动。
老牌反对派议员Ng Kuok-cheong在1990年曾供职于桃花石银行，他在参加活动后失去了这份工作。在接受访谈时，他认为：「澳门是一个小社会，居民倾向于与他人保持紧密关系，因此公开发表批评性言论或拥护民王意识形态的人可能会面临失业、影响家人，甚至失去进入大陆的机会。」
在大多数市民受雇于博彩业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前景受制于大陆游客的数量，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根据2021年的实证调查，当博彩业发展良好时，人们往往不会组织抗议活动；当赌场表现表现疲软时，人们则担心抗议活动会导致大陆游客减少，这导致他们更加不愿意参与抗议活动了。
澳门是一个只有不到香江十分之一人口的小社会，再加上反对派的弱小，反对派的数量更为低迷，无法像香江反对派一样，通过足够多的人力和财力支撑起属于自己的媒体。结果，像Chao Teng-hei一样尝试组建反对派媒体的人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澳门是一个小社区。我们无法像主流媒体那样从政府获得巨额财政补贴。我们的办公室只有一名全职员工，主要依靠反对派团体和支持者的补贴。支持显然是有限的。」在澳门，建制派的实体、在线新闻媒体与反对派的新闻媒体之比高达8:1，这个比例在香江只有4:1。在香江，支持反派的在线新闻媒体多于建制派，而在澳门二者势均力敌。
在澳门工人阶级方面，外劳问题的确是一个绵延多年而无法解决、长期引发工人进行抗争行动的因素。在1990～2010年代，澳门社会最为激烈的对抗场景都出现工人的直接行动之中。然而，外劳问题的框架过于单一且僵化，阻碍了工人阶级其他福利、制度议题的浮现，限制了后续运动的发展，使他们从未视庞大的外劳群体为动员目标。与此同时，政府利用巨大的博彩税收不断向民间社团提供财政资助，借此豢养体制外的劳工组织，这些组织在竞争政府资源的倾向下持续分裂，导致澳门工人力量长期陷入动员力低下、组织支离破碎的局面。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大城市排外主义以Localism的名义在香江粉墨登场，指控大量流入城市的大陆新移民抢占了香江人的社会资源，导致反对派运动的议题越发转向族群对抗，其运动烈度也骤然升温，最终走向了不可逆转的结局。与此同时，澳门相当紧缩的移民政策阻碍了大陆新移民的涌入，也阻碍了这场运动的发生。更重要的是，1960～198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与本土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使香江人出现了自认不同于大陆人的「本土身份认同」，而澳门则在历史上完全欠缺这一过程，直到2000年代，可供政治动员的本土身份认同才因保育运动而缓慢萌芽，这使得澳门人的身份认同并不指向反对大陆与MSAR，而与桃花石人的身份认同更为融洽，并指向支持MSAR政府。
此外，正如学者李孝智所回忆的一样，澳门可供「独立于桃花石人的本土身份认同」形成的历史材料、文化材料也极为匮乏：「那时候（1970年代），香江读小学社会课都会教，香江是英国殖民地，港督的名字叫麦理浩，英文当然要好好的学。在澳门碰到年龄相仿、伯母的孩子，问他们上学的事情，问问他们要不要学葡文，澳督叫什么名字，他们一脸茫然。当老师的伯母在旁答话，「在澳门没人学葡文的，澳督是谁都跟我们没关系。』」
最后，澳门特殊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也严重阻碍了政党政治的形成。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后，里斯本寻求逐渐对澳门去殖民化，故在1976年颁布『澳门政府章程』，第一届议会随即在当年举行。最初的两届议会选举（1976年、1980年）只允许葡萄牙国民参与，早在康乃馨革命后就已组建各种政党的土生葡人随即占据议会主流，甚至与澳门总督公开较量、争夺权力。最终，忍无可忍的总督高斯达在1984年请求葡萄牙总统解散议会，并修改选举法，允许普通华人参与选举。随着传统左派社团带着人数优势大举进军议会，土生葡人不过数千，其势力自然也消解于无形之中。
在1984年修改选举法时，高斯达同时也出台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他将直接选举的提名资格，在「公民社团」之外，增加了「提名委员会」。正如报刊评论家林昶在2017年所言，这项举动「消灭了催生政党政治的举动」，带来巨大影响：
实际上，从当时的第三届议会选举开始，直到现在的三十多年间，始终没有参选单位再以「公民社团」（回到桃花石后改为「政治社团」）的名义直接提名，都是以提名委员会的方式提名候选人。这种提名委员会，都是在选举前夕才临时组织建立，选举过后又各散东西。虽然大多有常设团体作为依托，但其本身却都是临时性的团体，都必须以征集三百至五百名选民在提名表上签名，而不是像「公民社团」或「政治社团」那样可以直接提名。这就等于是消减了政党政治的组织基础。
从1976年第一届选举开始，澳门选举就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汉狄比例法」。然而在1988年第三届议会选举后，面对以何思谦为首的「民生派」（反对派前身）势力的崛起，传统左派社团依靠议席过半的优势，将「汉狄比例法」强行改为「改良汉狄比例法」。自此以后，为了自身选票的最大化，建制派与反对派的政党都不得不将自身候选人分拆为两张乃至多张选举名单出选，以保证自身选票最大化，这就促使反对派政党一直不注册为公民社团，而只以提名委员会的方式参加选举。这种去政党化的选举方式，显然也阻碍了澳门反对派的发展。
在2017年议会选举前，随着各种社会运动发生，澳门中产市民似乎也有转向反对派的趋势。然而，在这次选举中，传统左派社团的得票率虽然进一步萎缩，新兴大资本家的政党却继续夺得第一大得票、第三大得票。由于港澳反对派的通病——在反对派运动有所扩大的同时，它通常也会面对内部激进化势力的抬头，原有反对派的势力在2017年选举中一分为三。而选前参与社会运动的各方群体（如博彩业工人、烂尾楼居民）也纷纷组织自己的选举名单，这又导致可能反对建制派的选票取向严重碎片化，结果反对派势力的总得票只比上一次选举增加了2.2％，当选多一名议员而已。
显而易见地，澳门政治在2021年改制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了岑官空降的前所未有局面，这标志着MSAR统治联盟内部的新一轮洗牌。不过，这就不是本文可以赘述的内容了。
参考文献：
Ruling Coalition Restructuring under Macao’s Hybrid Regime（Ying-ho Kwong）
State size and democratizadas in hybrid regimes: the Chinese island cities of Macau and HK（Ying-ho Kwong）
Protests in Macao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Against the State or for the State?（Ying-ho Kwong & Mathew Y. H. Wong）
Labor Protest in Macau（2000-2017）（Lio Chi Fai）
Resistance of Labor Aristocracy：A Study of the Casino Labor Movement in Macau（Miu Jin-wai）
Patron-Clientelism and the End of Liberal Autocracy in HK（Ma Ngok）
《隱形澳門：被忽視的城市與文化》（李展鵬）
《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婁勝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