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代港督麦理浩，曾经有过一句名言：「香江殖民地存续的基本条件，是与中国生活水平保持巨大差距。」
为了应对回归问题，英国人至少从1971年已经开始全面布局，可以说是彻底改造了香江社会，使香江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考虑到这番巨大的政策工程，英国人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无可奈何」。
执行这一机密任务的主要人员，是在1971-1982年间担任港督的麦理浩。作为老练的外交部官员，麦理浩在即将上任港督前阐明了自己的治港方针：
我在香江所要达至的目的，是要确保它的状况会在各方面均优于桃花石，以至桃花石政府在面对吸纳香江之前，会有所犹豫。这些目的对我们作为统治权力而想为殖民地所做到的，不谋而合。
麦理浩上任三年以后，他在1974年5月名为〈管治香江的目标〉的外交通讯中，进一步清晰地指出：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方法打造香江为一个达国际地位、具备高质素的教育、科技与文化，以及有高水平的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以至在它身上桃花石既能得益，但又因为考虑到对这些实质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国内条件之不同，而不愿意把香江收回。这可帮助争取额外的时间，令桃花石的情况逐步演进，甚至影响桃花石政府令它考虑或者日后在它的主权之下继续给予香江的一个特殊地位，而这样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殖民地的利益。相反，假如我们将香江搞得一塌糊涂，以至它变得贫困枯竭到桃花石无法在它身上取得好处的程度，而它的国际地位亦相应低落，我看不到任何理由桃花石不索性就立即收回香江。 所以，基于这些政治考虑，而无论如何我亦相信我们的政府会认识到上述意见本身的意义，我们会选择发展香江为一模范城市。但我们应该低调进行，少说话，不对桃花石作出表面的挑战。
这番方针之所以是由麦理浩在1970年代提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1967～1968年间，由爱国左翼阵营发动的「六七暴动」撼动了整个港英政府的统治根基，参与围攻港督府的普通群众当时甚至以为「军队已经到关口了，随时可以解放香江了」。事实上，1967年7月的「沙头角事件」也是驻扎在沙头角的7085部队与港英方面的士兵、警员直接爆发枪战，桃方在事件中击毙五人、击伤十一人。
北方在香江的工委本已制定了「香江瘫痪、九龙大乱、陈兵边境、打破边境」的斗争方针，只是最终因燕山府压制而未能实行。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已经深感绝望，联邦事务部政务次官Galsworthy在5月31日的报告中表示：「我们与（港督和驻港英军司令）讨论后的结论，是如果燕山决定全力令我们在香江就范，我们将毫无机会能从香江有秩序和体面地撤出，我们将面临羞辱性的投降。」
进入1967年6月以后，港督戴麟趾更开始制定撤退计划，打算安排撤离25万人，其中7-8万人为驻港英军及其家属、居港的英联邦国家公民与外国人，而伦敦的联邦事务处也在同年九月讨论道，撤退「行动必须简单而迅速，并最好在夜间进行」。随着左派群众的斗争高潮在1967年夏季后成功遭到镇压，这一绝密的撤退计划也被英国政府束之高阁。不过直到1969年3月，英国内阁的跨部门工作小组仍然在研究带着大约9～13万港人公务员、港人警员及其家属一同撤离香江的可能性——他们的计划是，让宝岛、美国和加拿大收容这批人。
尽管六七暴动已经因为燕山府首辅的坚决指示而落下帷幕，甚至暴动的主力军——左派工会也从此转向抑制工潮、阶级调和的路线，但港英政府依然心有余悸。1949年后，英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片海港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有必要看北方脸色行事；如今，他们彻底意识到自己完全无法抗拒北方的革命政权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在1969年，英国对自身能否在1997年之后甚至之前控制香江的未来前景相当悲观，因为「桃花石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直接的军事攻击或有组织的内部暴动，使我们站不住脚，夺取香江」。他们的研究得出结论，认定「香江的未来最终必将取决于桃花石」，并指出英国的目标是「争取在有利的时机、以有利于其市民和我们在香江的重要利益的最佳条件，对其回归进行谈判」 。直到时任首辅告知前英国驻东南亚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桃花石在新界租约期满之前不会寻求收回香江时，这种悲观情绪才略微有所收敛。1971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向内阁的国防及海外政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香江未来的新文件，文件中承认，「若桃花石政府在任何时候决定驱逐我们，我们几乎无能为力。」
六七暴动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在三十年后向桃花石交还香江主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命运。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尝试抓住一线生机，以更为温和的方式，努力争取在1997年以后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英国管治。道格拉斯-霍姆的这份报告提出三种方案，其一是1997年前通过非正式谈判使燕山府接受新的租借条约，其二是确保桃方在1997年后「不会干涉现有的安排」，第三是与桃方就「在1997年有序撤退」进行谈判，内阁大臣表示赞成。
为了使香江问题以最有利于英国的方式得到解决，关键是英国开启回归谈判的「时机」。1969年3月，英国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向内阁关于香江事务的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比起英国直接单方面放弃香江、接受中方在港的间接影响、正式与燕山府展开谈判商洽英国如何撤出的三种可能，最佳方案是英国在时机成熟时非正式地接触燕山府，从而促使英国得以完成自己的光荣撤退，为此「我们需要在不迟于1980年代初期，或桃花石出现一个能与我们打交道的政权时，在香江问题上采取主动。」
英国人深知，对于社会主义桃花石而言，在自己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香江是能下金蛋的鹅。为此，桃花石有意克制住自己立即收回香江的冲动，也一直命令爱国左翼阵营按兵不动、压制他们的反英斗争欲望，这正是燕山府在当时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六七暴动结束后，桃花石也隐晦地重申了这一政策，1970年11月首辅接见英国外相道格拉斯-霍姆时，表明桃方不就英国统治香江的现状提出争论，尊重英国的立场。由此出发，有英国外交部官员希望这一方针可以更进一步，在革命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或许会出现一个有意重建的政府，此时「（桃花石政府）可能选择谋求英国政府做出一些让步，以交换延长香江租约直到某个期限，届时他们不再需要来自香江的外汇收入，而这样或许会令我们在香江保持现状至2025年。」
六七暴动时领导港英政府的港督戴麟趾在1971年底去职，接替他的是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与之前那些来自殖民地官僚系统的总督不同，麦理浩是第一位出身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他曾在60年代出任英国驻南越大使、英国驻丹麦大使，也是亲近英国工党的人士之一。
相似地，麦理浩也在等待时局有变。如果当时寻求与桃花石领导人讨论1980年代中期应怎样处理香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当时未准备进行这样的讨论，而且届时他们可能已不在人世。他估计，桃花石处理香江问题时可能会有三个选项：（1）尽快收回香江；（2）在一些小修小补的措施配合下，同意保持香江现状；（3）同意经过一段过渡期后，英方向桃方交还香江的权力，而香江在桃花石管治下享有特殊地位。事实上，最后事态正是沿着麦理浩的第三种可能性展开的；而麦理浩也早在接任港督前的1971年10月27日，就提出香江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应当是香江的主权归还桃花石，成为外国人继续居住的「特别行政区」。
为此，麦理浩不愿就这么干等，等到时局有变。他在1971年即表示，他在香江的目标是确保香江在所有领域的情况比桃花石优越，令桃花石政府在处理香江问题有所犹豫。1972年5月5日，麦理浩向霍姆拍发电文，提出对与燕山府讨论香江前途问题的策略。麦理浩估计，踏入1980年代，随着新界租约即将届满，英国政府将面对与桃花石政府商讨香江前途问题的压力。麦理浩谈论道：
我们的策略将是拖延时间，例如拖它10至15年，以配合我设想的「香江本地策略」——就是未来十年积极处理殖民地的本地问题，直至以西方国家标准也无可非议，按桃花石人的标准更足以营造公民自豪感及成就感。
他相信，10至15年后的桃花石当权者可能认为，如果香江成立特别政体，在其名义上移除殖民地的恶名，同时为桃花石保留经济及政治利益，这将为桃花石带来好处。麦理浩相信，如果香江在经济、社会上越先进，「这个折衷方案对桃花石领导层越吸引。……这是香江政府能为妥善解决香江前途问题作出的最佳贡献，而这需要大约十年时间。」
基于上述考虑，麦理浩认为港英政府1970年代的重点社会工程，在于完善房屋、教育、医疗服务及社会服务四大方面的社会服务。「当这些工作完成后，香江再没有什么是任何一位欧洲的观察员会觉得可耻，而很多方面足以令亚洲人羡慕。各项计划已引得公众的注意，而一般来说提高了他们对政府本身及政府对公众福祉的关心的信心。」
麦理浩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达到他理想中的回归谈判目标，也是为了让英国在谈判桌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早在1971年10月提交给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绝密「事务计划」中，麦理浩概述了其总督工作的指导原则。其中，他强调需要在香江展开相应的工作，以便当「更有利的」桃花石政府出现时，在关于香江未来的谈判中增加英方的「谈判能力」。麦理浩把提交给外交大臣的26页政策计划书分为三个部分：在长远规划部分，他强调要「在香江有意识地制定增强信心的政策，从而尽可能地争取时间，以便形成有利的谈判条件来与桃花石政府谈判」。他认为政策的「成功操作」，可能会为他们赢得几年时间并改善他们的谈判地位。
伦敦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与麦理浩都同意，不必急于与桃花石谈判，而宁愿等到「一个更有利的政府出现」。但是，「殖民地存续的基本条件，即必须保持与桃花石生活水平有巨大差距」，而且港英政府要让香江的生活「在各方面都比桃花石好」，才能使桃花石「在面对收复（香江）的问题上有所顾虑」。换言之，如果香江依然保持它在1950-1960年代那种贫富两极分化、大多数人极度贫穷的状态，一场如同六七暴动、天星小轮暴动一般的革命随时有可能再度出现，动摇港英政府的统治根基，或者至少让英国在面对北方的社会主义政权时无法理直气壮地进行谈判，这一切都有害于最终结局。
麦理浩知道，当回归谈判到来时，「后果相信主要是由一些香江无法控制的考虑所决定。」为此，港英政府所能够做到的最大贡献，就是「将内务管理得妥妥当当；这就是说，尽量发展得繁荣、团结、〔民众〕满足，以至不会成为批评的话柄。」由于大家都知道，回归谈判将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此时英国殖民者只剩下10多年的时间，所以「它（港英政府）一定是一个步履急促的政府。」
正是在这种策略背景下，麦理浩制定了一系列计划，通过满足香江人「从半贫困走向半富足」的状态，最大限度提高英国对桃花石的谈判能力。与此同时，港英政府也可以在拒绝这个海港城市走向民王化的同时，确保香江人的「忠诚」——港英政府一直认为，给桃花石产生一种英国正在让香江「迈向代议政制或独立政府的印象」，会导致中英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另一方面，英国人也认为，通过改良香江社会的现状，长远目标是培养香江市民的自豪感以作为「对国家的忠诚」的「有效替代」，使香江人感到「香江是他们所属的实体，是他们希望生活居住的地方」。在1971年的麦理浩看来，所有这些繁复的计划必须「在租约将于26年后终止的大背景下」完成，以应对中英不平等条约在1997年期满之前，各方开始产生的压力。
正是有了即将回归的压力，港英政府才决心迈开改革的步伐，抛开此前对社会无为而治的政策思路，有意识地将香江建设得更为繁荣。如1967年时的港英政府财政司司长郭伯伟在看到政府有关社会保障的报告时，怒斥报告「充斥对雇主和谋取利润的情绪化偏见」，更觉得建立最低工资的提议极为荒谬，反对公开发表这份报告。可以说，这种态度与短短几年后的麦理浩政府形成了两个极端。
而且，对比他的前任，麦理浩拥有许多优势来推行他的政策：港英政府于1958年被伦敦授予财政自主权；一直到196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才拥有充足的财政盈余；前任港督戴麟趾已经开始推行一定的社会政策……拥有这些优势以后，麦理浩开始全力推行他近乎社民主义的改革方针，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他在上任第二年就开始实行小学免费教育，1978年更实行九年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港英政府于1971年推行公援计划（后易名为「综援」），扶助有需要人士，并于1973年公布十年建屋计划，在各地开发新市镇、兴建地铁系统，成功纾缓中下层市民的住屋问题。建立廉政公署、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也是从麦理浩开始的，这使他治下的香江被部分人怀念为「宽仁的殖民主义」。可以说，现代香江社会相当一部分必不可缺的基本政策制度，都来自于麦理浩时代的建设。
正是在麦理浩改革——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197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以后，香江才从一个腐败遍地的大型贫民窟，正式转变为今天的繁荣现代都市模样。麦理浩改革以前的香江，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殖民地社会，可以罗列出一大串形容词：棚户区遍地、居民楼破烂不堪、青少年无学可上、童工非常普遍、三天两头断水、黑社会横行。学者周永新小时候住在湾仔，他是如此描述五十年代香江的：
我家的居住环境并不算差，至少有瓦遮头，那时候蜗居是等闲事，只要有一处容身之地，就算是八个人挤一张床，住房问题也总算解决了。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只好在山边搭建木屋，或者在比较宽阔的人行道旁边占一角，安置床铺并围上帘子，这样就是自己的家。从庄士敦道到湾仔道的两旁，就有不少这样的「临时建筑物」，每一个床位就是一个家庭，随时可以住大大小小四、五个人。
这里周家所谓的「居住环境不算差」，也是一座100平方米的建筑物里住了20个人，屋里没有浴室，只能在厨房烧水洗澡，由于房里没有窗户，白天一片漆黑。等到六十年代，香江社会的情况因经济发展而稍有改善时，全家老小一天到晚一起在自己的小家里加工塑料花、手套的现状仍然普遍。在日常生活层面，贪污是渗透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问题，其中以警队贪污最为严重，在街头目睹警员公然收黑钱、索贿、包庇赌档，是很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他们也对此感到习以为常。港英政府的确设有劳工条例与劳工处，但他们都形同虚设，社会保障、劳工保险与退休保障几近于无。
另一名政治学者叶健民也曾回忆道，「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会觉得港英没有现在讲得那么好。」例如说，廉政公署成立前的香江，根本就是另一个模样。「我自己小的时候，亲历过到处都贪污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他甚至说，自己的成长阶段当中，几乎从没有一个经历，会令他对英国人产生强烈好感。「虽然我做童军，差不多每天都念誓词，说对女王效忠，但是这些话语都是毫无意味的。」遇到1971年保钓运动这种和平的社会抗争时，港英政府也直接将反抗者打得头破血流，毫无法治可言。因而，这一时期的香江市民普遍对港英政府抱有疏离、冷感的态度，与殖民政府之间「互为不存在」，不期待港英政府做任何好事。
而且，这一时期的大部分香江市民也仅仅只将自己视作逃离大陆政治风波的难民，只是拼命来到这片殖民地暂时谋生而已，很多人还想着再回大陆。正如关信基形容的一样，他们之间缺乏社会联系：
香江对他们就像一条救生艇，在天气恶劣的大海中漂浮，等它到达岸边，也就各散东西。或者香江就像一个大赌场，大家暂时聚集在一起，输赢终归是要离散。总之谈不上什么社会共同体，什么香江认同。在这些条件下，他们只求政府少管他们，而不会有其他的期望。也就是说，社会无从政治化。
正因如此，当时绝大部分香江市民根本不会提出「殖民政府凭什么统治我们」、「殖民政府为什么不民王化」这些问题，他们对保持现状是心照不宣的。改变这一切的，正是麦理浩的十年改革。
在麦理浩改革期间，这一切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十年建屋计划最终无声无息地烂尾；麦理浩甫一上任就遭到石油危机冲击，物价暴涨，各样物品加价加费；廉政公署设立时，不少市民对它没有好感，不相信港英政府有决心剔除腐败，廉政公署在1977年打击警队腐败也以失败告终……直到麦理浩接近1982年去职之时，他改革的成就才逐渐显露出来。正是他在住房与教育方面的改革，改变了难民社会的形态，培育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新一代香江中产市民；他大力打击腐败行为的措施，赶在回归谈判前成功建立起了崇拜英式法治的神话。
事实上，麦理浩在1971年上任之初，甚至不愿直视贪污问题。港英官员姫达询问其如何解决贪污问题时，他也回答说：「很多人对香江有误解，贪污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你脑海里常想着贪污问题，其实越不去想它越好。」一些高级警司也投诉，麦理浩拒绝听取警队贪污的汇报。1973年时，麦理浩甚至劝告『远东经济评论』等报刊编辑不要报道受贿新闻，声称桃花石人就是习惯贪污的，其目的也是不想破坏他为殖民政府建立的正面形象。直到1973年葛柏事件案发，造成港英政府巨大丑闻，香江社会也为此群情汹涌、爆发抗议运动。到此，麦理浩才被迫开始着手解决贪污问题，设立廉政公署，以避免港英政府的「权威性和统治认受性」产生危机。随着廉政公署工作深入，港英政府也意识到廉洁性可以赚取政治筹码，由此麦理浩政府开始大力打造自身法治、廉洁、反贪污的形象，为英国殖民主义增添了一道新光环。
就这样，随着经济发展稳步向上，市民逐渐确信港英政府是一个有行政效率、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麦理浩政府强推的「香江节」、「清洁香江」等塑造社会认同感的运动虽无疾而终，但随着电视普及率不断升高，以新兴的粤语电影、电视剧、流行歌为核心，大众传媒推动本土市民流行文化全面主流化，以香江为家园的市民社会终于出现。在1970年代初，不少香江学生依然在为身份认同的问题苦恼，然而到1970年代后期，香江人的身份认同已经成型，他们面对新一轮的内地逃港者时，都十分自觉地保持距离、希求自保。
麦理浩时代，同时也是香江政治社会的开端。过去香江社会曾由爱国左翼阵营、亲国民党阵营双方主宰，但在1956年双十暴动、1967年暴动后，双方元气大伤，势力大为没落，国共之争随即淡出香江本地的政治议程。在本土中产市民社会诞生的过程中，民间开始出现新的利益集团与压力团体，其抗争的对象是殖民政府。随着中文运动、教师工会运动、公务员工会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中产化的民众开始确信自己的声音与行动可以向政府施压，与政府谈判、争取修改政策，不再是天方夜谭。
总之，恰如亲历当时的政治学者吕大乐所言：「七十年代的香江社会『自成一体』，以为已经发展出一个本地的政治议程……在某种程度上，香江仍然未完全摆脱『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的束缚，但越来越多香江人认为香江可以有一条相对自主的发展路径，可以通过市民和政府的互动而推动香江社会走上自我完善的道路。后来中英双方开始讨论香江的政治前途，香江人犹如从梦中惊醒过来一样，赫然发现原来这一条设想为相对自主的发展路径，基本上还是受制于更大的政治环境。」反对派市民运动的土壤，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发育成熟的。
到1982年麦理浩离去时，他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目标，不仅让香江社会转变为繁荣、较为富裕而现代化的模样，还收获了中产市民对英国殖民者的好感，为即将来到的回归谈判打下了基础。
麦理浩工作的意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燕山府充分确信，香江保持繁荣稳定的唯一办法就是英国/英式的管治制度」。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句话将反复地出现在英方的言辞之中。
为中英谈判揭开帷幕的，当是1979年3月麦理浩受邀北上，这也是1949年后港督第一次正式访问社会主义桃花石。在早春三月的燕山府会谈上，麦理浩代表英方就回归问题主动出击，四川人大员则在请求麦理浩「请投资者放心」的同时，表示可以考虑两个方案：1997年香江回归，或是保持现状。
就在前一年的11月，麦理浩询问新任辛桦社香江分社社长王匡有关新界租约的问题时，燕山府的答复也并未明确提及回归与否的问题。事实上，正如当事人鲁平回忆的一样，当时的燕山府尚未决定1997年香江回归与否，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特别是当时在香江工作的一些同志」，他们主张效仿澳门模式，主权归桃花石、英国人来治理。不过，主抓港澳事务的何柳华还是主张香江必须回归。
尽管如此，燕山府模棱两可的表态还是给了英国很大的信心，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Percy Cradock」在1979年4月的信件中认为四川人「明确承认『让香江1997年维持现状』的可能性」，不少人甚至幻想燕山府在1997年续约的可能性。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燕山府随即在新界土地租约问题（港英政府无法批出超过1997年的土地租约）上，严词拒绝了英国枢密院取消土地租约期满日期的提议，并在华润集团投得天水围地皮的事件上表现得相当强硬，让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
1982年5月，在香江执政超过十年的麦理浩终于去职返英，在这一年燕山府正式做出1997年必须收回香江的决定，中英回归谈判也正式宣告开始。当年1月6日，英国掌玺大臣艾坚斯（Humphrey Atkins）在燕山府与首辅会面，赵首辅告之香江自由港、商业与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会改变，桃花石会在恰当时机与香江各界讨论回归问题。同年4月6日，四川人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提出1997年后香江成立地方政府，由当地居民管理，各种制度维持不变，保证它的国际金融中心价值。由此可见，燕山府在最一开始已经摆明架势，要以一果两制的方案作为贯彻在中英回归谈判中的基本方针。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地，英方在谈判中的主要论点正是「要想维系香江繁荣，必须要有英国管治」。1982年3月9日，英国外相卡灵顿致函撒切尔夫人，表示燕山府目前考虑的解决方案可能排斥英方管治，但他认为：「如果这是桃方的想法，他们显然误解了香江繁荣的基础。只有按目前的管治模式确保自治，对香江的信心才能维持。」卡灵顿设定的英方外交目标是，让桃方承诺再让英国管治一段时间以后，再把香江的主权移交给桃花石。同年7月，港督尤德也建议英国宣布放弃香江主权，以换取达成英国继续管治香江的目标。这里的谈判建议，显然成为了「主权换治权」的基础。
对此，撒切尔希望英国能够以「管理合约」的形式继续管治香江，1982年9月3日新外相皮姆提交给撒切尔夫人的报告也建议采用「管理合约」的方式。但是，撒切尔心知桃方不会同意这一方案。事实上，她也比港英政府、麦理浩与英国外交部的大多数人更加强硬，始终不希望如此轻易地放弃英国对香江的主权，最多只愿意给回桃花石「象征性、有名无实的主权」。撒切尔的理由，自然还是「只有英国继续管治香江，才能继续保持香江社会的信心」——言下之意，在麦理浩政府领导下成为亚洲四小龙的资本主义香江，如果被移交回社会主义桃花石，这将会导致香江经济崩溃。至少在当时，撒切尔夫人深信英国的立场在国际上站得住脚。
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访问燕山府，展开为期五天的访华行程，香江问题正是此行的重点。在会见首辅时，她重申了英国的陈词滥调：
我必须说的是，如果桃花石政府实行四川人向希思提及的构思，将对香江的信心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我们相信，一旦你们宣布相关计划，将摧毁香江多年来建立的信心。香江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崩溃。香江的信心以及持续繁荣，取决于英国管治。任何急剧改变，都会摧毁当地的信心。
对此，赵首辅则代表桃花石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通知英国桃方的决定——桃花石一定会在1997年前，收回整个香江地区的主权。与此同时，香江当地将成为由当地人管理的特别自治区，实行保持繁荣稳定的特别政策，现行社经制度保持不变。
针对英国的说辞，他也清楚地表示：桃花石政府关于香江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收回主权，并保持香江繁荣，但收回主权是前提，桃花石不会将维持香江繁荣的重要性置于收回主权之上。如果要在主权与繁荣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桃花石会优先选择主权。
两天后的1983年9月24日，撒切尔夫人又会见了四川人，他以相当强硬的口吻通知了撒切尔另一件事：如果中英在1984年9月前无法达成协议，桃方就要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江，以武力解决问题，「如果宣布要收回香江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在与四川人会面结束后，撒切尔夫人在石阶上摔了一跤，这一幕瞬即被各国媒体抓拍下来。
在时人看来，撒切尔夫人的摔倒被视作她向桃花石磕头的象征；在今人看来，这次会面则可以被视作英国在回归谈判立场上的全面败北。英国谈判的核心论点是维持香江繁荣稳定，桃方则出其不意，在繁荣稳定的议题上出牌，用一果两制的方案替换了英国管治的方案，对此伦敦无法证明英国管治比一果两制（＝英式管理）更能守护繁荣稳定；何况，中方也表明自己在主权问题面前，根本不重视繁荣稳定与否的问题，英方打出的牌是无效的。
尽管受此沉重打击，英国依然不愿放弃己见。1982年9月27日，柯利达、尤德等人就今后谈判的策略提出看法，但结论又是英方应在谈判期间向桃方剖析香江繁荣稳定的核心因素在于英国管治，让桃方明白必须维持英国管治，才能确保繁荣稳定。
9月会面结束后，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突发奇想，要通过蝇头小利诱惑燕山府续约。他们认为，英方可以向桃花石提供一些经济利益，比如协助兴建医院、大学理学院和英语教学中心，并提供经济贷款兴建核电站、西南部能源项目。如果谈判进展顺利，英国可以与桃花石签订「中英友好合作条约」，以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江。具体而言，这份条约将规定1997年将主权归还桃花石，而在2007年届满的25年过渡期内，香江原有制度保持不变，双方将于2007年检证香江现状。
进入1982年12月后，撒切尔夫人依然对维持香江主权、「主权换治权」念念不忘，甚至设想在1997年前考虑将港岛及九龙的地位改变为「接近独力」，建立一个香江人控制的政府，或者或者在香江举行全民公投，在谈判桌上打出民意牌。由于英国这种异想天开的态度①——更准确地说，坚持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江的立场，自1982年10月初开始，中方就不愿再次启动谈判。双方纠缠大半年以后，回归谈判才从1983年7月正式开始。
期间，英国依然不愿意放弃说服桃花石，只有自己才可以确保香江的繁荣。撒切尔结束访华行程以后，她就要求英方官员制定方案，尝试「教育」桃花石领导人，英国管治才是香江赖以成功的关键要素。1982年10月20日，外交及联邦事务部香江事务科呈交题为「香江前途：对桃花石领导层的教育」的报告，设定的目标是说服桃花石领导人接受英国维持在香江的管治，是保持香江信心和繁荣稳定的关键，并通过外国政府、国际组织、英国及外国商界，以及香江知名人士传达以下信息：
（1）香江的发展有赖于与英国的联系、本地人才及桃花石的合作；
（2）香江与英国联系的价值不在于英国官员的存在，而是保证香江免受燕山府干预；
（3）一旦宣布香江与英国的联系中断，将损害香江的商业信心，导致当地出现移民潮，严重影响经济。燕山府显示会让香江经济及社会制度维持不变后，香江信心可能恢复，但那时已经太迟，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届时可能已取代香江的功能，香江已无法恢复元气。
此时，英国政府曾经考虑动员友好国家及重要国际组织，向燕山府表达香江信心系于英国管治，计划邀请美国、澳洲、加拿大及新西兰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燕山府传达有关信息。他们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包括基辛格、嘉道理等人。英国政府尝试引导『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时代期刊』等杂志，发表有利于英国观点的文章。
的确，这将是英国政府准备发起的一场舆论战，以回应当时桃花石不断进行的舆论攻势。不过，伦敦还不至于傻到全力进行舆论反攻的地步——外交部香江事务科即表示，舆论战是没有意义的，公开坚持英方观点不是为了说服国际舆论，只是为了说服桃花石的关键领导人。外相皮姆也认为，英国政府应当避免发表挑战桃方立场的声明，以免刺激桃花石发表更强硬的声明。因此，1982～1983年的英国始终不敢在舆论场上与桃花石公开较劲。
趁着1983年的冷却期，英国开始重新整理自己手中的牌，并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在军事上胜过桃方。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在2月11日提交的机密报告，即认为香江在军事上无法防守，桃花石有能力通过武力收回香江，也可以坚持按自己的条件与英国谈判。如果英国拒绝接受，桃花石大可以单方面按计划行事。国防部也在报告中指出，驻港英军只有23连来复枪兵团、五艘巡逻艇、五架直升机。最快能增援的人远在文莱，他们只有500-1000人，而且要20个小时才能到，要面对的敌人至少在省城就有42万人的强大兵力。而且，桃方在直接动武之外，也可以直接切断物资供应了事。
在经济方面，英国的地位也正变得越来越不利。根据英国政府联合情报委员会1983年3月呈交的报告，当时桃花石每年从香江赚取70亿美元外汇收入，但基于桃花石出口往世界各地的金额迅速增加，香江占桃花石外汇收入的比例，由1978年的36%下降至1980年代初的30%。英国内阁秘书岩士唐（Robert Armstrong）在3月4日致撒切尔夫人的函件中称：「随着桃花石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香江对桃花石的经济价值已较前下降。」撒切尔夫人的外交事务顾问、英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帕森斯（Anthony Parsons）也认为，英国与桃方角力时手上筹码不多。他在1983年2月24日致科尔斯的信件中称，他认为在国际层面，如果英国就香江问题与燕山府对抗，英国不能期望获盟友的公开支持，即使是关系密切的美国，也会敦促英方作出让步，促使伦敦与燕山府以和平形式解决争议。
即便到了这一步，撒切尔夫人始终执迷不悟，还在1983年2月提出反建议，要「与桃方协商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拥有香江与九龙的主权，而桃花石收回新界主权，中英两国共同管治整个香江地区。」到3月时，她又重新提及举行联合国全民公投的构想。外交部深知这是两个愚蠢的方案，并避免了英国在官方场合提出将会导致破局的建议。
经过数月的漫长争执以后，中英回归谈判才于1983年7月12日在燕山府重新举行。不幸的是，英方代表团团长柯利达一开口又是：「英方认为，只有双方同意让英国（1997年后）继续维持在香江的管治角色，以增强香江各项制度不变的信心，香江未来才能得到足够保障。」7月13日，柯利达又重申特别行政区不足以确保信心，暗示英国需要继续管治香江。即便桃方代表团团长明确驳斥这一套论调、表示桃花石绝不接受主权换治权，而柯利达也对说服桃花石感到绝望，但在8月2日～3日的第二轮谈判、9月底的第四轮会谈上，英方还是坚持不懈地提交了多份文件，解释香江经济繁荣的基础包括完善的法律和经济制度、自由兑换的港币，强调英国在1997年后必须保持与香江的联系。
桃方代表对英国坚持拒绝放弃管治权的态度感到极为失望，并反问道：「英国认为桃花石会接受吗？」到9月初，英国政府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在1997年完全归还香江，但是争取本地自治的现实主义提案。但是在9月22日的第四轮会谈上，由于英国继续坚持在1997年后管治香江，谈判彻底陷入僵局，桃方代表不但怒斥英国坚持殖民统治，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度」做白日梦，更拒绝英国建议的新闻稿版本。对此，柯利达建议桃方代表至少同意在会后发出的新闻稿中加入「有益及建设性」的字眼——这个字眼在1983年7～9月的前三轮谈判新闻稿中都有出现，但被桃方代表直接拒绝。
会后当天，由于大家以为是例行公事的「有益及建设性」字眼不复出现，香江当天立刻传出谈判破裂的消息，恒生指数急跌63点，港元急剧下跌，逼近一美元兑换10港元；市面上出现商品加价、大批市民抢购大米等日用品的乱象，香江报章遂将9月24日形容为「黑色星期六」。对此中方稳坐钓鱼台，相信英国人不可能走极端，而港英政府果然最终在10月15日出手，宣布实施港元与美元挂钩发联系汇率，化解了这一场1983年港元危机。
黑色星期六过后，英国政府终于意识到自己手中完全无牌可打：一直以来的神主牌「繁荣安定」根本被桃方无视，军事牌与经济牌也打不出手。事实上，英国人甚至无法承受谈判破裂的代价，而只要桃方愿意，他们随时可以做到谈判破裂。
柯利达在9月24日的电文中指出：「对抗不会达到目的，也不会改变根据中英签订日条约，1997年香江92％土地将回归桃花石的事实。我认为，对抗只会导致桃花石于1997年前提早收回香江。事实上，除了与桃花石合作，香江完全没有前途。与桃花石对抗以外的选择，就是看看在桃花石设定的前提下，有哪些地方可以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转变谈判立场，接受1997年以后不再管治香江，换取桃花石承诺当地人的高水准自治。撒切尔夫人的顾问帕森斯也指出，假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态度导致可能与桃花石发生军事冲突、香江人大批逃亡英国，「人们不会赞赏我们坚定，我们会被埋怨摆出缺乏弹性而危险的姿态，所有理性的人都认识到我们除了与桃花石达成合作协议，别无选择。」
到了这一步，撒切尔夫人终于开始面对事实，意识到港元崩溃意味着香江社会随之瓦解，出现类似魏玛共和国的局面。1983年10月7日，她在首相府会见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时表示：如果英国手上有更强的「长远牌」可以打，不妨准备与桃花石对抗，但客观事实是桃花石只需要等待1997年到来，就可以收回香江绝大部分地区的主权和治权。当然英国可以谋求保住港岛和九龙的主权，但恐怕只能为时几个月，同时港元与港英体制将会彻底崩溃。
10月14日，柯利达终于在会见桃方代表时明确表示：「为了双方讨论的目的，我们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作为谈判的前提。」10月19日～10月20日，中英举行第五轮会谈，由于英国政府的让步，气氛明显比较前四轮谈判改善，谈判进度自此加快，会后新闻稿中也出现了「有益及建设性」的字眼。
燕山府此时依然怀疑英国图谋不轨，打算建立「共治」或者「变相的英国管治」，柯利达为了避免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建议英国在12月7日的第六轮谈判前向中方做出明确的陈述：英方不打算在1997年后与香江政府建立任何权力联系，也不打算提出任何分离主权与治权的方案。港督尤德不同意英国再次让步，但英国内阁商讨后同意柯利达的提议，柯随即在11月28日传达英国最新的立场，中方表示欢迎。翌年4月20日英国外相贺维访问香江期间，首次公开英国放弃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江。
正因如此，从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开始，谈判步入燕山府早就铺好的基本政策快车道，中英双方纠缠的问题只剩下一果两制与未来SAR区域的细节，如驻军问题、「英国属土公民身份」问题、回归后当地知事的产生问题等等。尽管这场回归谈判的最终成果——桃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9月26日才得到中英签署，但英国早在1984年来到前，就放弃了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江的任何想法。
①值得一提的是，1982～1984年中英谈判期间，港英政府的立法局、行政局议员（港督委任的香江社会高华精英）不断给英国出馊主意、劝说英国在面对中方时保持强硬，甚至批评英国，其目的都是确保英国人在1997年后继续统治香江。由于他们的一些建议明显会导致谈判破局，英国人都拒绝采纳，也对他们的反对意见感到不满。而1984年一旦联合声明已然签署、香江回归木已成舟以后，他们立刻跳船，转投亲北方阵营，不少人成为了桃花石在九十年代组建建制派政党的基础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