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日共尝试发动农村游击战，进行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以此驱逐美军、建立人民政府。当然，他们最终输得一败涂地。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日共急速转向武装反美路线，试图在爱知县山区、奈良县、和歌山县等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其行动尽数惨败。这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次的「农村包围城市」实践。
举例而言：据时人回忆，负责在日本国内指挥武装抵抗运动的志田重男曾在1950年4月要求关东电工工会干部相贺珊吉秘密研究在群马县妙义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但他们发现这并不可行。
1951年2月，日共爱知县委的干部神谷光次要求自己的下属「学习中国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在爱知县山岳地带建设革命军事根据地」，尝试在天龙与三河的山村地带、段户山等地建设军事据点，但最终派往当地的活动家全体被捕，行动完全失败。
来到1953年8月，在日共近畿局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和歌山、奈良当地的党组织组建了「独立游击队关西第一支队」，当时日本各地有50多支这样的日共军事队伍。当时两县受到同年七月的「纪州大洪水」重创，超过5000人死亡或失踪，日共遂派遣组织前往当地救灾，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
以此为基础，日共在受灾最严重的奈良县伊都郡花园村、奈良县吉野郡野迫川村等地组建「山村工作队」，工作队的队员们在村落边缘建起小屋，在此驻扎。正如「山村工作队」的名义所暗示的一样，日共工作队员的目的就是在此建立工农联盟基础。
然而，千方百计试图打入工人内部的日共党员遭到了挫折。工作队员打入猿谷水坝工地，以工人身份进行政治宣传；他们又走访贫困的农村家庭，试图推销工作队发型的报刊，却遭遇超出预期的抵制，有人说：「给我钱，我也不订」。昨日还扛着铁锹参与劳动服务的救援队员，今日却拿着政治传单走访各家各户，引起了当地农民的强烈警惕，村里的主导人物攻击他们「终于露出了赤色的真面目」。
在这一情况下，这支「奥吉野山村工作队」（参与者的称呼）的主要活动变成了「每周一次的全体会议」。最终，原本就依赖大阪党组织补助的「奥吉野山村工作队」失去了来自城市党部的补给，他们的活动立即崩溃，山村工作队员随之四散。
山村工作队、独立游击队的目的，是以武力行动打击自己的敌人，尽管这些行动不太成功。最激烈的案例发生在山梨县南巨摩郡曙村，村民们靠外出打工、做土木工、烧炭、当苦力，或是采集山菜勉强果腹，生活十分贫苦。日共注意到这个村落的贫困情况以后，提出「必须一举打破顽固的封建制度，将操控在一小撮掌权者手中的村政归还于村民」。为了实现日共纲领中规定的「民族民主解放统一战线」，日共曙村支部决议当前的斗争方针为「从山林地主中解放山林」，具体的斗争目标则锁定为一直以来统治曙村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佐野喜盛。他们要求公审佐野喜盛，将他的财产平分给村民。
1953年7月30日深夜，大约十名山村工作队队员武装闯入佐野家，用竹枪和棍棒将佐野喜盛和他的家人、女佣狠狠打了一顿，拿走了4860日元与一袋米。然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工作队员随即遭到警察搜山，最终8人被捕，1964年全员被判八年徒刑。
正如参与领导小河内武装斗争的由井誓所说，「平原地区已经没有封建地主了。所以我们就进山找地主，多少有这层意思。总之，哪里都有『权力的化身』：农村有农村的统治者，大学有大学统治者。要打倒他们。」可是，具体的行动却不尽人意：
朝鲜战争爆发两周年时，我们攻击了市谷的在日美军总司令部（现自卫队驻屯地）。我们想用土制炸弹想炸掉营区的铁桶，结果里面是空的，战果几乎为零。之后不久，我作为独立游击队队长进了小河内村。当时觉得，要突破中核自卫队行动的局限，我们需要以山林、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于是我和另一个早大的人去了那里。
这算是日本最早的游击队了吧？实际却像武侠片里的帮手似的，不少游击队还给当地的党员和同情者添了麻烦。有次在一个村里，我们到处找「最坏的地主」，最后盯上了个小富农，抢了他一袋米。结果帮助我们的村内同情者被消防团追赶，掉河里淹死了——也有这种悲剧发生。
日共之所以会从1940年代末的合法斗争路线转向1950年代的武装抵抗路线，原因在于1950年苏、中两国对野坂路线所展开的批判。正因如此，匆忙转向的日共开始学习起了中国的农村革命路线，但他们实践这一计划的核心组织——山村工作队，却只是三种人的集合：作为惩罚，被党组织从城里流放到乡下的人；无业学生与自由劳动者；被美军白色恐怖迫害，失去工作后无处可去的人。最终，日共派往各地的山村工作队没能在任何一个村建立起日共的人民革命政权，每每沦为野外求生而已。
其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很多角度探索：日共的『1951年纲领』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现实脱节，顽固地认为农村依然普遍存在大地主阶级与佃农的对立①；又如，日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举动并未得到农民干部的拥护。日共在50年代初硕果仅存的农会组织为「日农（统一派）」，这一组织的核心是常东农会。可是当日共试图通过「日农（统一派）」展开燃烧瓶斗争与山村工作队时，常东农会的领导人拒绝将农民带入武装斗争之中，日共随即开除他们的党籍，结果丧失了自己最后的农民基础。
当时，常东农会的领导人批判道：「（日共）这种对农民斗争的现状认识是混乱的。我们不可能从这里出发，而得出正确的问题点和正确的结论。……而且，他们在认识上的这种混乱，一方面造成了农民斗争=土地斗争=山村工作队的活动方式，另一方面又成为了所谓武装武力斗争的基础……现在，日共的农村党支部活动完全毁灭了，无论斗争如何激烈，这个事实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日共的农民运动方针，在这一事实面前又作何解释呢？想要遵守这一方针的，要么是盲目从众的人，要么是不搞活动的人，要么是没有勇气说出自己信念，只会耍赖的农业理论家。」的确，日共错误判断了战后的农村格局，误认为可以轻易地发动农民暴动。
或许有人会说，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战后日本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然而正如上文的曙村所示，日共甚至在最贫困而依然保留了大地主体制的一些村落也未能成功发动革命。经历1945年战败的打击以后，日本统治阶级的秩序稳定性实际上已在当时迎来历史最低点；反之，1920-1930年代间，地主与中农对昭和农村的掌握稳如磐石。具体情况可以参考笔者此前写作的这篇并不完善的回答：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日共内部就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无法在日本实行。作为德田球一亲信的日共大员长谷川浩表示，作为同僚的绀野与次郎曾在美军发动白色恐怖前夕，「收集了全国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制定了农村游击活动与根据地建设的大型计划」，他对此感到很是震惊。不仅如此，长谷川浩还在郑制局公开「反驳绀野（与次郎）说，在日本这个权力如此集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可能建立起中国那种解放区。真正的关键应该是发动工人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许多人都支持我的观点，绀野在郑制局里被孤立了。」然而，日共最后发布的1951年纲领依然偏重农村游击战的「地区解放斗争」而不是工人暴动。
在日共东京都委员会担任军事委员长的大洼敏三指出，「我们本来就认为，在日本建立山区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了解中国的游击战，清楚照搬日本是行不通的。」他继续说道：
所以，野坂参三以笔名在非公开杂志上发表「山村根据地论与游击队论」时，我明确批判过他。党中枢却依据野坂的文章，要求东京在奥多摩建立山村根据地，组织武装游击队。
野坂这人在延安待过，怎么会不懂这种道理呢？我当时非常困惑，心想他到底在想什么？开玩笑呢，这种事根本行不通。
我们通过独自的调查活动，还得到了国铁、运输部门以及基地工人的协助，彻底查清了铁路运输状况、汽车道路状况、警察和预备役部队、美军的动员能力等数据。我基于这些数据，具体指出了如果他们来镇压我们，能坚持多少天。我说「顶多三天」。
毕竟我做过日军军官。以此为基础，我详细用数字和地图佐证说明，非常真实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党中枢那些家伙，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到此，读者是否对日共在1950年代的「农村包围城市」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呢？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场日本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革命实践，笔者愿在下文列出由井誓的回忆录——1952年间，他与他的同志曾尝试在多摩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一、早稻田大学党支部与『1951年纲领』、第一次小河内事件
那是1951年。由于前一年我们发起反对「清洗赤党运动」的斗争，学校将许多人开除学籍。于是，在支部被迫解散①以前，早稻田大学支部经济政治班留下的党员仅剩津金佑近一人。受此影响，我和其余十余人都被定性为「未受派系影响」的崭新活动家。支部负责人M虽然同样来自经济政治班，但他从国际主义者团②回到党组织后，已经在重建的早大党支部中成为了主流人物。
①1950年日共因「情报局批判」而发生党内分裂时，大部分的早大党支部成员都站在共○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一边，支持它对日共党中枢的严厉批判。这导致德田球一等人领导的日共党中枢，下令解散并重建早大党支部。当时大部分日共学生都站在情报局一边，导致德田球一还下令解散了东京大学等各大学的党支部。
②1950年「情报局批判」导致日共发生激烈的党内斗争，最终日共在应对美军白色恐怖而尝试转入地下时全党分崩离析，分裂为德田球一领导的主流派党组织与众多派系。由野田弥三郎领导的「国际主义团」即是其中一个派系。
在9月的党小组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支部负责人宣读的文章。在农业与农民问题部分，我不过是以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一点看法（称不上正式意见），全员却都表态支持我。一个月后，这份文章就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共○党的当前要求』（即日共的新纲领——1951年纲领）③。我们会议的话题也开始涉及武装斗争的内容，学生党员的任务重心逐渐从学生运动本身转向「学生作为工农同盟的楔子」。于是，在早稻田大学，党支部领导人决定由津金负责农村工作、由我负责被称为Y的武装斗争问题。我们二人被要求与O切割——他虽然已经退学，转到其他支部、但对早大党支部仍具强大的思想与人脉影响——转而站在「新纲领的立场」上。
③1951年纲领决定了日共的新路线——从1945-1950年间避免触怒美军的合法斗争，转为展开针对美军的武装抵抗运动。
从年末到年初，早稻田社会科学研究会小组率先代表党前往小河内村开展社会调查。我们为何选择小河内村呢？正如石川达三『日荫之村』所述，自从1931年东京市计划修建水库以来，历经调整工程规模、村民反对运动、战争中断工程等事，水坝工程终于在此时重启。在朝鲜战争背景下，我们反对为横田、立川美军基地供电的「军事水坝」、解放山林斗争、设立山村革命根据地等活动，恰好与「新纲领」的图景完美契合。紧接着，为「体认新纲领精神」，包括津金和我在内的约二十人，以「日共山村工作队」名义奔赴当地。当年四月新学年开始后，我需要在早稻田大学正式组织「中核自卫队」，所以在三月下旬下山，但数日后便发生了第一次小河内事件，津金等二十余人被捕。
此时政府对山村工作队的镇压主要依据三项罪名：非法侵入住宅、盗窃、『第325号政令』。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小河内村调查时，曾借助顾问教授戒能通孝的名片，使村长和村政府职员为我们提供了宿舍；但新闻报道说「戒能教授被企图赤化农村的共党利用」的报道，加之警察横插一脚，导致村庄内局势从二月起趋于紧张。作为工作员常驻队员被派过来的岩崎贞夫与房主交涉后，以「默认」形式将空置工棚作为工作队员的住所，然而房主无力对抗警察压力，这成了政府指责我们「非法侵入住宅」的口实。所谓「盗窃」，是政府指控我们盗伐林木（甚至为获取食物而砍伐附近枯木，也成了我们的罪证）。『第325号政令』针对的是「诽谤美国占领军政策」的行为，而我们基于「新纲领」的言行几乎都符合其内容。
二、中核自卫队——民族解放早稻田突击队，与燃烧瓶
四月，早大各学部的大约十名党员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中核自卫队，并命名其为「民族解放早稻田突击队」，我被推举为队长。Y的活动方针据说是五全协（第五次全国协议会）③确定的，主要是依据『内外评论』中的一篇文章——『我们必须开始武装的准备与行动』，以及『球根栽培法』中关于「中核自卫队的组织与战术」的内容。Y组织④几乎切断了自身与普通基层支部、学生自治会、研究会的一般联系，虽然通过政委与党支部协调意见，但自己开始设立秘密基地、制作燃烧瓶等武器。
③1951年10月召开的日共六大五中全会，会上通过了1951年纲领。
④Y组织即日共的武装斗争组织。请注意下文所有的「Y」指的都是武装斗争。
当时日共在新宿、文京、丰岛、中野四区的组织，合并为西北地区委员会（这一编制极为短暂，很快便改为按大选选区划分的地区）。在这片地区以内，东京大学党支部、御茶水女子大学党支部，以及位于丰岛区、中野区、新宿落合地区的支部陆续开始为武装斗争做准备。在地区Y负责人的指导下，我们频繁召开队长会议，有时还会一起乘坐京王线前往多摩山区进行投掷燃烧瓶训练。地区的Y负责人被称为T，他常常说为了实现1951年纲领，打破既有道德观念是家常便饭，甚至若无其事地宣称：「扒窃、盗窃、抢劫、强奸——这些嘛，是有点麻烦，但打人、纵火，总之什么都要干。」或许因为Y组织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像「单细胞生物」般单纯，声称要与美帝和政府进行暴力对决并赌上性命，这里与因思想问题、派系斗争而焦头烂额的一般党内氛围截然不同。因此，不仅有不少党支部成员主动申请加入，连地区委员中也有无关人士乐呵呵地参加Y组织的会议和训练，一时间形成了热潮。
到五一劳动节前，队伍已初具规模，我们也能熟练使用燃烧瓶了。我原本以为党会围绕五一大游行部署而某种武斗行动，结果却接到通知，要我们集合到代代木的党总部。当天总部大概聚集了各地区来的约五十名Y组织成员。临时中○指导部的岩田英一称『赤旗报』复刊了，要在在现场售卖赤旗报，还半开玩笑地说「我带了多余的东西，就这儿处理吧。虽然觉得有些扫兴，但时隔两年的『赤旗报』还是被抢购一空。游行出发时我们殿后，从日比谷公园前往人民广场时，第一次冲突已发生，我们实际上是参与了第二次冲突⑤。
⑤即1952年5月1日爆发的「血之五一节事件」，日共指挥下的悠星群众与警察在宫城前广场（日共称人民广场）爆发大规模冲突，警方则使用实弹射击以镇压，数人在此事中死亡。就在几天前的4月28日，美军代表盟军占领日本的时期正式结束，日本在形式上恢复了自己的主权。
因此，我不认为五一事件是党的武装斗争方针所策划的「计划性骚乱」。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在提及五一事件的『军事笔记』、『组织者』（均为非公开印刷物）中，也出现了Y自我批判的内容，称自己「未能跟上群众高涨的热潮」。所谓「五一事件是共党的武装斗争方针所致」，不过是敌人打压共党、孤立共党的借口。诚然，日共曾提出「夺回人民广场」的主张，但这主张较为模糊；不过，美军占领结束带来的解放感确实激起了群众的热情。党未能准确判断旧金山和约生效这一转折点，也缺乏组织起如此高涨情绪的能力。因此『赤旗报』战战兢兢地复刊，安排Y成员上街卖报，还做好了印刷所再次被查封的准备。
五一事件发生后，对我们的镇压十分严厉。早稻田与Y的相关人员虽未直接波及此事，但也有人遭到逮捕。我因被指控与Y相关的骚乱罪，不得不搬离宿舍，四处辗转。活动家的士气也陷入低迷。作为反击的突破口，我们决定借此机会明确Y的存在，制作了印有队伍名称的传单。在与支部负责人商量印刷和分发方式时，我们边走边议论：「大学内肯定也有警察来搜查，要是像东大波波罗事件⑥那样在校园里揭发警察的身份，说不定能扭转氛围。」「要不Y就从校园巡逻开始？正说着，我们发现图书馆前的长椅上有两个明显不是学生的人。一人逃脱，我则抓住另一人追问，对方承认他是神乐坂警署的警察，来文学部事务所调查参与五一活动的女学生身份。这成了早稻田五·八事件⑥的导火索。
⑥1952年2月20日，波波罗剧团在东大本乡校区进行戏剧表演时，东京大学学生突然发现台下有四个来自富士警署的私服警察。他们抓住其中三人，夺走了他们的警察手册，并殴打三人，强迫三人写下反省书。殴打警官的两人随后被起诉，一审、二审判决无罪，但最高法院将其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最终两人改判为6个月徒刑、4个月徒刑。以此事为契机，大家意识到日本警察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潜入校园监视学生。
⑥1952年5月8日，早大学生发现有数名巡警涉嫌以非法侵入的方式潜入校园，遂将其中一人带往教学楼「围攻审讯」，要求其写了谢罪书才可以离开学校。对峙到晚上时，警方认定早大学生正在拘禁警察，遂一边闪烁其词地应对校方的质询，一边在午夜派出300多名精锐力量突袭现场，到处追捕、殴打未做任何抵抗的学生，造成30多人轻重伤。此事引发早稻田大学校方强烈抗议，一度演变为政治风波，最终才达成和解。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实际是在5月30日带着燃烧瓶上街。当天虽有雨云，但我们预告要在新宿站前举行「粉碎破防法⑦总誓师大会」，傍晚起便有期待的人群聚集。早稻田大学的队伍从二幸百货一侧前来，东大的队伍从地下通道前来，其他地区的队伍从武藏野馆方向前来，大家同时朝站前的派出所投掷燃烧瓶。三方学生的联络由打扮成夜场女子的御茶之水大学队员负责。此前我们的袭击多是趁夜色而行，因此在公众面前投掷燃烧瓶的场面显得罕见，被形容为「燃烧瓶满天飞」。实际上，这只是三个方向的大约各自十名学生，每人扔了两支燃烧瓶而已——毕竟材料来之不易，我们在使用时格外谨慎。
⑦日本政府制定的『破坏活动防止法』。目的为防止日共发起暴力革命，但这部法律也被广泛认为同时包含了保守派政府镇压左翼社会运动的野心。
下一次行动是6月25日。地区党组织决定再次在新宿行动，但早稻田大学的队伍被指派攻击市谷的美军总司令部。我们计划用铝热剂炸弹烧毁油桶、引爆燃料。经过现场侦查和筹备，理工学部队员制作了炸弹。趁手持卡宾枪的宪兵不备，行动顺利按计划进行：一枚油桶被我们成功炸开，但因现场并无露天堆积的汽油，事件仅仅止步于此。不过，这是我们首次攻击美军总司令部且无人员伤亡，大家已经感到满足。
三、组建独立游击队与小河内山村工作队
进入六月后，上级提出了组建独立游击队的问题。如果仅靠中核自卫队的话，我们的活动有其局限性，故而需要以山区和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队——毕竟，我们设想过后的必然结论是：日本革命会是俄国式的城市工人总罢工起义，与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相结合的产物。中核自卫队是起义的核心，而独立游击队则是人民军的萌芽，终将发展为正规军。我们计划从地区内的各支队伍各抽一人，组成五人小队，在六月中出发。地区和支部指导部派来了政委K。对被点名的人来说自不必说，对派出方而言，这也像是在选「祭品」。我不能说：「那就拜托K了」，便决定「好，我也一起去吧」。早稻田大学出了两人，东大便排到下次，丰岛、中野和新宿的地区选了小林胜。小林半年前还和我同属一个支部，记得战败前他在航空士官学校。K也读过预科兵校，我便调侃道：「两个没当成帝国军人的，这下终于要当真正的军人了。」
我们原定二十八日出发去小河内村，可小林由于带着当时所谓的改造模型枪，在六二五事件中被捕，出发前便少了一人。对我而言，这次不去的话，下次多半也得轮上。一个月后，第二拨人（来自东大生协的两个人）去了埼玉县，旋即便因横川事件被判八年和五年徒刑，倒像是替我们顶了罪。又过了半月，早稻田大学有两人去了栃木县，却因金田村事件而待不住，撤了回来。
离小河内村1.5公里的山路尽头，有块叫「小僧岩或「八丈岩」的巨石，那就是我们在小河内村的住所。半山腰的岩下有约八叠（榻榻米）大小的空间，据说从前有小和尚住过，勉强能遮风挡雨——这就是第一次镇压后，山村工作队的栖身之地。工作队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的「驻扎者」，是要在此扎根的；另一类是在此接受思想教育，时间限期十天到半年。无论是哪类人，他们大多都是因为「缺乏党性」等问题而遭到惩罚，这才来到小河内村的。翻过八丈岩所在的山丘后再走四公里，就可以看到一处水源、森林保护员休息用的小屋（大约一坪大），独立游击队在那里落脚。以此为据点，我们开始地形侦察和武装训练。这里几乎无路可走，草高过腰，晨露会打湿下半身，还得裹着绑腿睡觉，浑身闷得发黏。滑下山坡时泥土粘在身上，当地又没有澡堂，只能用冰冷的溪水随便擦擦身体。半个月后，人人开始挠大腿根。看大家胯部都黑黢黢的，像长了霉一样。
从南部、西部来的队伍前往恩方，北部来的队伍去古里，中部来的队伍到冰川，各地都组建了独立游击队。总指挥是从三多摩来的U，各队伍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开会时原则上要步行到会场，通常要走五六小时，也有通宵赶路的。恩方的据点在距离村落两公里的深山里，是一处用木头和草搭在废弃炭窑上勉强遮风挡雨的居住地；古里的据点，是两坪大的烧炭小屋；冰川的据点，则在钟乳石洞附近的废道上、桥底下。党的上级干部曾经给我们画大饼，说不久将设立后勤部，补给武器粮食，各队伍之间用无线电联络。
七月八日，混进水库工人宿舍的工作队员阿潘为讨回工人被拖欠的工资，组织工人包围了一个宿舍，打算通过集体谈判发动罢工。独立游击队奉命封锁道路，阻止镇压罢工的警队。我们从山上往下扔石头，可警察的卡车转眼冲了过去，正在宿舍与保安扭打的阿潘随即被捕。在工作队里，从早稻田大学来的土木典昭等人也被抓了——这就是第二次小河内事件。阿潘是中央劳动学园来到三多摩的，他能吃七个圆面包再加三大碗乌冬面，得了「七面包的外号，但他其实是个身材匀称的好小伙。
四、小河内山村工作队的活动与生活实态
半个月前筹集的钱已经见底，住宿又实在不便，我们决定前往八丈岩汇合。队员们轮流下山募捐，但7月29日我返回东京时，村子已经陷入紧张的氛围之中。
为了重新开始接触水坝工人，我在前一天去了工地，结果和保安发生争执。对方以此为借口，不但调派了警队，还征召了警防团。刚获保释的岩崎贞夫等许多队员主张「今天最好别去工地」，却与坚持要去的行动队队长发生对立。作为Y的负责人，我也被征求意见，但我认为「没必要特意送上门被抓」，这让队长大为光火。他原本就不满Y不在其管制之下，加上第二次镇压时Y未能阻止警察，他甚至骂道「没种的软蛋，不如滚蛋吧！」。最终，他以队长名义下令强制执行计划。
总共有十多人出发，包括从东大驹场校园来的三个人，他们是利用暑假来做社会调查的。但队长说我和其他一人「不需要去，留在这里」。所谓「另一人」是正在接受隔离审查的H：他因涉嫌在早大分校搞宗派活动而遭到党的惩罚，被派来小河内村。我们正在黑暗中窃窃私语时，警察突然闯了进来。他们声称「因为有人非法入侵工地并施暴，我们正在追捕逃跑者」，我们则说自己是「值班留守」的，警察们就撤退了。事后我去查看情况时，包括我（被保安抓住交给警察）在内，共有九人被捕。队长后来也被捕了——这就是第三次镇压。我仅被拘留两三日，但几个人遭到起诉，岩崎更是半年内第二次入狱。不久前刚被分配去「自由行动」的朝鲜同志也遭了殃，他此前就因东京的事情和涉嫌非法入境而被移送警视厅，其实已经做好了被强制遣返回南韩的准备。
在陌生的青梅地区，我们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们请求警察让我们「至少回到被捕的地方」，他给了100日元，才得以返回小河内村。此时八丈岩只剩K（小黑）一人。他是和我一起从早大来到这里的，因为在第三次镇压前一天单独行动而幸免于难。小河内另有两人前往其他队伍汇合，计划在相模湖袭击美军。他们试图拦截载有妓女的美军汽车，但对方一边用枪指着他们，一边提高速度冲过包围圈，于是行动又失败了。转去五日市方向时，我又遭到盘查，被拘留三天。虽然回到小河内，但同行的另一人因身体不适直接回了东京。镇压后的十天左右，东京都内不断有人来「实地调查」，但之后便没了动静，几乎只剩我一人。我和K互相庆幸平安无事。
几日后，冰川的小哲来访，说一名队员失踪，问我是不是来了这里。原来数日前，党在葛饰区江户川举办了「和平大祭典」，各队伍为工作队募捐了约三千日元，小河内分部的那份由他带来，但冰川分部的钱被人拿错了，他怀疑是不是带到这里了。据说祭典上有人煽动道：「以小河内为首的工作队深受民众支持，那里简直马上就要爆发革命！如果有人牺牲，会有五人、十人接替上山！」随后行动队开始募捐。可小河内早已与党组织断联，我们既不知有此活动，现实也与宣传天差地别。我和小黑苦笑，但钱来得及时，便分了这笔钱。不过那名队员再未出现。恩方地区也遭到警察镇压，总负责人U因「武藏野火焰瓶事件」被捕。
这种状况下，原本「从四个据点出击、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根本无从谈起，我们只能不断逃亡。日子变成两人蔫头耷脑地帮人干农活、讨饭吃。后来能借浴池洗澡了，却被夜里从天花板掉下来的山蛭、从地上爬出来的蜈蚣折磨得够呛。
虽然有地区委员级别的干部来试图重建工作队，但生活太苦了，要么累垮身体，要么精神崩溃，很快都走了。最关键的是看不到「明天比今天好」的希望，对有过打工经历的人来说，这种日子根本熬不住。队伍逐渐变成这样一群人的集合体：无固定收入的自由劳动者、学生等失业者；因为东京被捕，走投无路的人；被党组织惩罚性下放到农村以后，出于赌气心理而坚持到底的人。
这期间，根据德田球一『纪念日共成立三十周年』的讲话精神，Y的方针也有所调整，算是为「由武装斗争路线引发的、燃烧瓶漫天飞舞的极左冒险主义」画上了句号。
在大选前，我们与地区党组织的联络恢复了。东京7区决定推举社会党再建派的和田敏明为统一候选人。在上回（1949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土桥一吉当选，他也在小河内村得了29票，令村民很是惊讶。我们把候选人的海报贴在电线杆上，把丸木夫妻（丸木位里与赤松俊字）的反核战绘本剪成纸片分发，却被孩子们一抢而空。我们虽然也去挨家挨户走访，但捡栗子、采蘑菇填肚子来的更紧要。就结果而言，小河内只有7票投给了我们的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日共的当选人数从上次的35席骤降至零。
五、重组独立游击队与砂川斗争
选举结束后，党组织决定重组「独立游击队」。总负责人是从南部调到恩方的小五郎，政治委员的是来自西部的滔滔，因为他说话老是滔滔不绝——我至今见了他仍喊「滔滔先生」，他却笑着说：「我原本的外号是『熊』呢。」经他这么一说，我想起「熊」其实指的是日本劳动党的大隈铁二，但这在山里与其说是笔名，更近乎爱称了。
此时，阿哲被从恩方调来小河内，而我则和小五郎一同前往砂川。之所以将砂川定为独立游击队新的活动区域，或许是出于作为中转基地的考量，同时考虑到了美军基地的问题吧。原定还有一位叫「阿花」的成员要来，却在自称「去筹款」后音讯全无。据说阿花刚高中毕业就被派去做针对美军的情报工作，结果在基地周边鬼混时染了花柳病，才被派来独立游击队。他本人曾恳请我们叫他「花柳」，但因太过直白，最终简化为「阿花」。
在小河内村首次行动中被捕、此时正保释在外的津金也在砂川，久别重逢，令人格外欣喜。他说，自己从九月起就被派来这里筹建农村学校了。当地有一对姓山本的夫妇，他们从战前就开始活动了，自己虽然没有固定职业，却一直在照顾党的活动家。如今他们难以为继，打算卖掉房子搬去立川。于是，我们四个——来自三多摩的工作队成员阿利和我在内——就在立川基地东侧的新生寮内，一寸两坪大的空间内住了下来。这里是战争时期立川飞机公司的少年工宿舍，如今住着朝鲜人和穷苦人。能睡在电灯下、床板上，已经算是舒适了。
当时，「砂川当前的诉求」——即所谓「村政纲领』刚制定不久。党组织在纲领中，将时任村长与桑苗生产者青木市五郎列为「村民之敌」。四年后砂川斗争爆发时，我作为『赤旗』记者采访担任反对同盟行动队长的青木时，他曾笑着说：「从前是『村民之敌』，如今倒成了基地斗争的先锋。」
农忙时，我们帮后来当上町长的宫崎伝左卫门家干农活；农闲时，我们就搞废品回收或挖井。虽说是废品回收，好歹能弄到破自行车，活动方便了些。当时基地周边汽油泄漏严重，『读卖新闻』还以「燃烧的井」为题报道过此事，连专业工人都不愿下井清理，我们却因此有了工作，经济也宽裕起来。每人每月能分到十支左右的香烟，伙食米麦比例调到六比四，比起其他队伍，生活明显改善了。我们还开始定期发行『支部新闻』，虽然内容只有一张半纸那么大。反村长派的宫崎伝左卫门等人虽然只是被我们利用而已，但为了在1953年的日农大会上彰显工作队成果（上级要求对抗茨城的常东派），我们还是让他作为代表参会。我们还推动村政府制定了「生活资金贷款制度」，强行给每人贷了一千日元左右（连正规手续都没走）；国会选举时，我们甚至冒充「计票员」混进去赚点日薪。
1952年底，小河内村的阿胖、岩崎也保释出狱，他们回到山里，借到了木材厂的工棚，总算能在电灯下、床板上度过新年了。不过恩方那边的炭窑据点，直到「六全协」后才停止活动。
两次大选惨败后，Y这个词也消失了，在1953年几乎再无新党员上山。就在这时，早大的阿健从冰川来了。我们袭击美军总司令部时，他曾是扔白磷弹的主力军，我问「怎么这时候来了」，他说「在学校瞎混，倒不如这儿痛快」。此外，一桥大学的谷先生也来到古里；还有一平——他在战争期间作为「少年开拓团」去了旧满洲，战败后跟着八路军转悠，这年回国——去了砂川，阿松则到了恩方。各队成员固定在五六人，山里的生活总算有了节奏。前一年从一桥大学调至恩方、又搬到古里的村田君说「差不多我该毕业了」，便每月回大学一趟，在校内党支部的帮助下，顺利毕了业。
恩方的小旺除一门心思制作反映山村实况和工作队生活的幻灯片外，还创作了独立游击队的歌谣，想推广这些歌曲。他虽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脸」，但或许是受父亲里村欣三影响，天生爱写作。他曾教大家唱这样一首歌（不知是不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
在风暴肆虐的荒野尽头 传来雄浑怒吼
听吧 这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誓言
直到民族夺取自由之日 我们誓不罢休
无论是风雨刺骨的清晨
还是在寒雨萧萧的傍晚
我们游击队员
都在潜身旷野 藏身石窟 静候时机
不过，这首歌没怎么流行起来。
六、新宿地区委员长——山村工作队的核心人物岩崎贞夫之死
岩崎贞夫在10月份去世，这是件大事。他在1950年全党分裂时担任新宿地区委员长，曾经冲进早稻田大学，带来党中枢决定解散早大支部的命令。然而，他却因男女问题而被发配至三多摩地区，后又因麻烦而被赶到小河内村。两次入狱加上山间生活，他的身体早已垮掉，但凭借那段经历，他仍是山村工作队的核心人物，咬着牙坚持执行党的决定。即便在病情恶化之时，他仍被来回踢皮球，党在三多摩开设的诊所都不肯收他，最终他以「走投无路者」的身份被塞进板桥区的小豆泽诊疗所，最终在那里去世，年仅35岁。他的死终究让上级干部慌了神。起初他们试图敷衍了事，说这是「三多摩地区党委的责任」，但因工作队乃至东京都党委基层党员的批判之声高涨，三多摩党委和东京党委先后在『赤旗』上发表自我批判书，并由东京都党委举办了葬礼。小河内的村民也悲痛不已，为他提供了墓地。
岩崎死后，上级下达了对工作队全体成员进行健康检查的指示。检查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于是发放了所谓「营养剂」——一种名为「梅尔索蒙」（MELSMON）的药物。据说其缩写含义是：M代表马克思，E代表恩格斯，L代表列宁，S代表斯大林，M代表毛，O代表「老爷子」（德田球一），N代表野坂。我和其他两三人还被施以「植入疗法」，即向胸皮下植入牛的脑垂体。这类药物和疗法如今已鲜少听闻，总之是当时日共相关医疗手段的一种吧。
七、「六全协」——战败与撤退
1954年，我在山中生活已满两年。我们原本计划在新桧原村建立新据点，我也是前往当地的候选人之一，却突然被要求下山，接受东京都党委的指示。小河内村的小潘、冰川的康先生也遭遇了同样的安排，转而从事东京都党委与党中枢的联络工作、技术工作。
1955年开年，『赤旗』1月1日的论文已透出方针转向的迹象。7月，我被叫到东京都党委接受指示，被他们告知「此前的任务已结束，如果今后无特别希望的工作，就去栃木」。到了栃木县，我遇到了昔日三多摩的伙伴阿哲。我刚下山不久，阿梅就因为两年前蒲田事件的问题而被捕，于是小五郎被赶去山梨县，阿哲则被派往栃木县。大约十天后，「六全协」召开了。
那简直就像二战时的战败与撤退一样。等我回到东京时，已是接近9月末了。山中的伙伴们早已全部下山。我们十余人集体与东京都党委谈判，争取到一两个月的生活保障期，待各自处理好身边事务后，便分散到新的工作岗位。
以上内容节选自『「五一年纲领」与极左冒险主义』——（『日共的五十年』）。对我而言，为了应对当时的形势，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尽管我虚心接受大家对这件事的批判，但它既非「我被夺走的青春」，更绝非「从未发生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