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乎部分答主的热心普及下，邪恶朝鲜大肆绑架无辜日本人的事情渐渐广为人知。不过，此事并没有那么单纯，魔鬼总在细节里。
众所周知，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时，二将军说出的一句话证实了绑架问题的存在，这一点也毋庸多言。然而，热心讨论绑架问题的人们却很少知晓小泉政府当时的外交动向。
岂能因区区十人遭到绑架，就让日朝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停滞不前？
这是1999年12月，作为外务省高官的槙田邦彦在自民党会议上的内部发言。短短三年后，这句话再次出现，并上升为小泉纯一郎内阁的官方表态：
关键不在于被绑架者能有几个人回来。如果有人能够回到日本，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率先开启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时任副官房长官古川贞二郎，于2002年9月12日——小泉访问朝鲜前夕——在记者会上说出了这番话语。就在小泉出发前往朝鲜前不久，一名政府高官曾与小泉纯一郎谈及绑架问题，而他的感想是：
小泉根本不在意绑架问题。
而且，长期致力于解决绑架问题的安倍晋三（时任副官房长官）完全被排除在小泉内阁的对朝外交圈子以外。事实上，当时尚属青涩的安倍晋三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02年8月30日小泉内阁官宣即将访问朝鲜前夕，他才得知小泉的访朝计划。
安倍晋三虽是跟着小泉访问朝鲜，但在「前往朝鲜的航班上」，他才第一次从负责幕后谈判的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田中均手中看到『日朝平壤宣言』。直到此时，安倍才发现宣言中没有写入绑架问题，他当即表示「这很可笑」，但已无力回天。
据石破茂回忆，当时自民党内部普遍不重视绑架问题，反而广泛认为政客深陷绑架问题会影响自身仕途。小泉突击访问平壤前，被绑架者的家属曾希望与小泉见上一面，但却遭其拒绝，理由是：「若在前往朝鲜前与家属会面，我的情绪会受到影响。」
造成以上这一切现象的共同原因，是小泉政府当时的对朝外交方针。正如槙田邦彦那句话所体现的一样，当时刚成立一年的小泉纯一郎内阁急于推进日朝建交，甚至希望可以在2002年以内实现日朝建交，以此为自己赢得一大政绩。考虑到1972年中日建交也是赶在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如果日本可以赶在美国之前实现日朝两国建交，这将是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一大创举，甚至被视为日本在外交上脱离美国影响力的第一步。事实上，当时小泉未与华盛顿方面进行过任何协商，就成为了闪电访问平壤的日本国首相第一人。在急于推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心态下，绑架问题自然变成无足轻重的小事，在小泉突击访朝前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最多只能是小泉内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筹码。
讽刺的是，在这种心态下诞生的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以及二将军在小泉访朝期间的表态，反而成为绑架问题在日本国内全面爆发的转折点。尽管绑架问题自90年代起已经逐渐延烧，但依然远远不具备2002年小泉访朝后的知名度、影响力。直到2002年9月小泉访问朝鲜时，二将军承认朝鲜政府曾绑架13名日本人（日本认为不止这么少）、并对日本政府表示道歉时，绑架问题才不再被认识为个别真实性可疑的怪异事件，而转变为全体日本社会所共有的历史创伤①。自二将军承认被朝鲜绑架的13名日本人「5人幸存、8人死亡」以后，日本媒体连日报道绑架问题，日本社会的怒火为之沸腾，激烈谴责朝鲜的声浪接连不断地爆发出来。
至少对于小泉纯一郎本人来说，在他签署『日朝平壤宣言』，他的方向显然还是暂且搁置绑架问题、优先促成日朝关系正常化。然而，当小泉得意洋洋地回到日本时，他发现自己误判了形势，低估了绑架问题「变为现实」所能对日本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在怒火爆发、舆论沸腾之际，小泉纯一郎这位民粹主义政治家理所应当地选择改弦更张，重新将绑架问题作为自己对朝外交的重中之重。
然而，随着绑架问题在2004年小泉第二次闪电访朝后日益显得难以解决，小泉内阁彻底放弃了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的想法，并将绑架问题「全权委任」给安倍晋三。与此同时，小泉的这一举动也令安倍晋三进一步被认识为「绑架问题的第一解决者」，也让绑架问题成了自民党右派的专利。另一方面，考虑到小泉在自民党右派中的代表地位，假如日朝真的建交，作为小泉后继者的安倍晋三一转变成朝鲜人民老朋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届时自民党人也将频繁地被邀请到平壤进行访问。
说到底，二将军为什么要在2002年9月承认那一切呢？根据太救民的说法，这是因为小泉当时对二将军承诺道：如果朝鲜承认绑架并让受害者回国，日本将支付100亿美元。这里的100亿美元，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某种日本提出的经济赔偿协议。
为了理解这一点，笔者将在下面列出『日朝平壤宣言』关于绑架问题与邦交正常化的条文：
二、日方谦虚接受历史事实，即过去的殖民统治给朝鲜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与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衷心道歉。双方确认，日本将在邦交正常化后，在双方认可的期间内向DPRK实施无偿资金合作、低息长期贷款及通过国际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经济合作。同时基于支持民间经济活动的立场，由国际合作银行等提供融资及信贷支持，此举符合本宣言精神。双方同意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经济合作的具体规模与内容进行诚挚协商。
双方确认，为实现邦交正常化，将遵循基本原则——相互放弃基于1945年8月15日之前事由产生的两国及其国民所有财产及请求权，并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对此具体协商。
……
三、双方承诺遵守国际法，不采取威胁对方安全的行动。关于涉及日本国民生命安全的悬案问题，DPRK确认，将为防止此类在非正常关系下发生的遗憾问题重演而采取适当措施。
相比于1965年的『日韩基本条约』，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的第二条明确写入「深刻反省与衷心道歉」，这是日方更大力度的退让；但与此同时，第二条也意味着朝鲜政府正式放弃对战争问题的索偿权，换取日本政府的「经济援助」，这一模式在中日、日韩关系中都曾出现。正如『每日新闻』编委铃木弘史当时的评论所说：「较之『平壤宣言』前的方针，这堪称『180度转变』，实质等同于接受『日韩邦交正常化模式下的经济合作』」。
第二条的内容，可以认为是朝鲜政府表示自己对「日本殖民统治」所犯下的罪孽既往不咎；第三条则是处理绑架问题的条款，二将军实际上又在第三条中表示了歉意，以此谋求小泉内阁对绑架问题既往不咎（当时的小泉内阁确实也不会「咎」）。
换言之，对于朝鲜方面来说，『日朝平壤宣言』相当于两方面的翻篇：一方面日本侵略、殖民朝鲜的历史翻篇了，另一方面朝鲜绑架日本人的历史也翻篇了，两国将从此开启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新时代。
正因如此，『日朝平壤宣言』签署当时，二将军大抵以为小泉已经理解了他的意思，因此日后不会再追究被绑架者的归国问题，即使追究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或许这个逻辑看起来很荒谬，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与此同时，小泉纯一郎归国后面对汹涌的日本民意，自然会要求朝鲜将所有被绑架者放回日本，即「不解决绑架问题，也就不会有日朝关系正常化，自然更不会有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从此时起，双方之间的裂痕便逐步显现。2002年10月五名日本人得以回国的缘由，实际上是时任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田中均与一位自称金哲（据传为柳京）的人进行谈判，田中提议「只要交出4到5名活着的绑架受害者即可」，朝方表示同意，五人因此得以「临时」回国。换言之，他们只能是暂时地回到家乡而已。待五人回到日本以后，安倍断然做出了自己的决断，决定破弃日朝之间的约定，让五人得以留在日本（注：也有被绑架者家属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人可能并不是安倍）。与此相比，当时小泉政府内的不少人其实支持让五人返还朝鲜，小泉也只是含糊地表示「尊重五人本人的意愿」。不管如何，由于安倍等人的独走，朝鲜随即抗议日方「违反约定」，双方的谈判随之中断。
让朝鲜更感难堪的，是他们送回日本的「遗骨」——朝方宣称已经死在朝鲜的被绑架者骨灰——被日本政府发现，并不属于被绑架的日本人，而朝鲜也不得不在04年承认了这一点。据传，当二将军得知日本政府检验发现骨灰并非来自被绑架者本人时，他愤怒地指责道：「小泉不算是个男人！」质言之，二将军认为小泉违反了和他之间的约定，没有就此敷衍了事，反而继续揪着绑架问题不放。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二将军时代的朝鲜政府才会多次表示「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已经解决，屡屡主张日朝双方回归『平壤宣言』的原点。2008年时二将军曾一度答应重启「调查」，继续协助日本政府让日本人回国，但不久后此事即了无下文。
即便是在三将军登台以后，他也依然没有放弃他父亲的这种认识。在2012年『平壤宣言』签署十周年之际，朝中社再次主张「绑架问题已经解决」的立场，表示「让日朝关系变得亲近是二将军的遗训」。这份社论还写道：「朝鲜要将『平壤宣言』履行到底的立场，无论何时都不会发生改变。能否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取决于日本的态度。」
在日本民主党政府末期的2012年11月，日本与朝鲜两国政府之间曾在乌兰巴托举行局长级会谈。在这次会议上，朝方代表宋日昊说明了自己的论点：
①2002年『日朝平壤宣言』「旨在清算朝鲜是受害者、日本是加害者的历史战争关系，并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②在绑架问题上，日本与朝鲜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关系发生了逆转」，因此为修复两国关系，「双方应围绕绑架问题展开实质性意见交流」。
③朝鲜在2002年承认绑架问题并道歉后，日本政府不仅没有认可五名绑架受害者得以回国的进展，反而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朝鲜政府可以放弃「绑架问题已经解决」的立场，但前提是要日本明确界定在何种情况下，他们会认定绑架问题已经得到「最终解决」。
最后一条看似让步，但也意味着在朝鲜眼中，日方才是那个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的人。许多人在回顾朝鲜政府在绑架问题上的作为时，常常会因它的各种迷惑行为而摸不着头脑，遂断言朝鲜行事毫无逻辑、理智可言。然而，实际上朝鲜正是一直死抱着自己的逻辑不放，才会做出那一系列惹人费解的行为。二将军在绑架问题上的逻辑确实完全异于常人，但这并不代表二将军是一个毫无逻辑的人。
不久以后，这次会谈就因远程弹道导弹而中断。在2012年12月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民主党政府兵败如山倒，安倍晋三成功再次上台。2013年5月时，安倍政府的重要人物饭岛勋曾访问朝鲜，与三将军会面；而2014年5月末时，日朝双方也在斯德哥尔摩签订协议，朝鲜答应重启「调查」国内的日本人，日本则表示要部分地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然而，正如之前的每一次日朝协议一样，协议最终以双方指责对方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而告终。随着朝鲜越发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在2016年以后，日朝双方再也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签订过任何协议、出现过任何访问，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也随之永远消失。日朝之间的接触，只剩下朝鲜隔三差五向日本海发射而来的导弹。
笔者写到这里，并不是要为朝鲜大肆绑架日本人的行为而辩白，朝鲜在此事上的残虐性、非人道性是应当被谴责的。在20世纪结束前，朝鲜政府如同编列了经济指标一样，每隔几年就要派遣特务，从日本海边上把数个日本人秘密绑回国内的行为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或许至今依然有垂垂老矣的日本人被绑架者，在朝鲜的不知何处正苦苦等待回家。
不过，绑架问题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国内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议题，显然并非是机缘巧合的作用。日本记者船桥洋一对此指出：
绑架问题成为了「恢复日本原有状态」的政治象征，意在夺回被朝鲜夺走的同胞。这其中浸透着一种「我们也是受害者」的受害者意识。对于二战后一贯被斥为加害者的国民而言，这或许也伴随着某种宣泄效应。
直到1980年代初爆发教科书问题以后，日本人才不得不直面自己二战时在亚洲到处作恶的问题，面对自己的真相：在二战中，日本人并非自己一直以为的「受害者」，而其实也有着加害者的一面。然而，在绑架问题上，日本人终于可以说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这足以带来一种解放般的快感。
为此，就像安倍晋三利用绑架问题来推进自己的议程，宣称日本要解决绑架问题就必须修宪建军一样（就算真的建军，日本就能对朝开战吗？），大部分日本人也在这一点上残酷地利用了绑架受害者。1978年被绑架的蓮池薫，就是最好的例子。
2002年10月，在朝鲜经历24年岁月的蓮池薰终于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来。为了照顾这些长久离开祖国、如今缺乏谋生手段的被绑架者，时任自民党政府在11月制定了『绑架受害者支援法』，决定由国家每月向绑架受害者提供13万日元的补助款。
然而，这部法案却导致日本社会形成「绑架受害者及其家属都在享用巨额国家税金」的普遍印象，莲池薰家中收到写有「我纳税可不是为了养你们」的匿名信，甚至在旅行时也会听到各种讽刺言论，如：「用税金旅行，真是惬意啊」。莲池薰在领取了一段时间的补助金以后，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新潟县柏崎市临时公务员的工作，但舆论依然对莲池薰一家猛加指责，认为他们是浪费社会税金的吃低保者。这一点致使莲池薰和他的家人收到大量骚扰信件、电话、传真和邮件，遭受严重困扰。
结果，即便是在看似大顺风的绑架问题上，大部分的日本人依然未能彻底证实自己作为平壤被害者的身份，反而暴露出了自己加害者的本色。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自己可以始终掌握绑架问题的炒作权，自民党一方面散布「左翼爱朝鲜不救本国人，自民党却踊跃为之」的谣言，一方面在每年高喊「我一定会让被绑架受害者回国」口号的同时，放任解决绑架问题的进展继续停滞不前。毕竟只有剩下的被绑架者处于一种身在朝鲜不知死活的状态，绑架问题才最适合成为自民党的政治提款机。
在今时今日的朝鲜一百五百里江山上，到底是否还有日本人绑架被害者得以幸存呢？不过，唯有一点是足够明确的：就像现代日本的其他社会问题一样，绑架问题的解决之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①绑架事件集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但直到1996、1997年此事逐渐被一些朝鲜特务与日本政府所公开承认，绑架问题才获得一定的知名度。1997年春天，日本国内志在解决绑架问题的两大组织「被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联络会」（家属会）与「营救被朝鲜绑架嫌疑日本人议员联盟」（拉致議連）相继成立，前者由被绑架者的家属所组成，后者则是关心绑架问题的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
然而，「拉致議連」的会长中山正晖（自民党右派议员）虽然一开始展现出激进的姿态，后来却在1997年11月访问平壤后态度陡然一转，多次公开声称绑架问题并不存在。次年1998年，他在继续担任「拉致議連」会长的同时担任「日朝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开始发表与政府政策相矛盾的言论。受中山行为的影响，「拉致議連」的部分成员也开始同时加入「日朝友好议联」，导致「拉致議連」的活动陷入停滞。中山的这一行动导致「拉致議連」陷入混乱之中，2002年4月该组织彻底改组、重建，而其新任会长正是如今的日本首相石破茂。
参考文献：
『永続敗戦論』（白井 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