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假如穿越回昭和头十年，对当时的日本人谈起「昭和青年」的话，他会想起的关键词定是「左倾青年」、「赤化」、「反国体分子」等等。
大正末年、昭和初年，一股青年学生赤化的风潮来势汹汹地席卷了日本的高等教育学院。这股「左倾」的潮流——「左倾」这个词就是在大正发明的——发源于一战后，又在二战来到前遽然消失。
铁的斗士、同志、据点、党内伴侣、募款、三·一五、我们、饥饿同盟、阶级恋爱、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暗示着新生活的惯用语以其甜蜜般的香气，立刻让五十岚兴奋起来了。
——石坂洋次郎，『麦子不死』
20世纪之初、明治时代之末时，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日本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风潮在学生的眼中，并没有那么熠熠生辉。
早在1905年，河上肇就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评论』的文章，收获了大学生的一片热烈叫好。然而，正如吉野作造评论的一样，学生只是赞赏河上批判东大教授的态度，「几乎没有人会对议论的本质——社会主义产生共鸣」。
这里以及下文的「学生」，指的是进入高等教育机关的年轻学子。事实上，能升学到帝国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这些「高等教育部门」的人，在1920年为日本全体人口的2.2％，十年后也不足5％。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机关，除了家境优渥这个必须条件以外，还要学力格外优越。对于这批学历精英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更像是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壮士的代名词，可以说根本不值一哂；这班青年的潮流，是研读托尔斯泰、尼采、叔本华、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
然而，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一连串事件的连环爆发，却将社会主义四个字推向了青年知识阶层的视野最尖端。十月革命爆发，大正民主运动开始，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暴风雨袭击了全日本的尖端学府，东大出现「新人会」，鼓吹「解放人类」与「改造社会」；1920年，时为帝大教授的森户辰男在『经济学研究』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克鲁泡特金社会思想的研究』，被当局鉴定为「紊乱朝宪」、「反国体」，受囚三个月。讽刺的是，当属得到媒体极大关注的「森户事件」反而提升了社会主义的威信：既然帝国大学教授都在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不是什么在野不得志知识分子的旁门左道，而是日本儒林的最新正统潮流。
一时间，赤化运动取代大正初年的德谟克拉西，成了最能为学历贵族增光的时髦运动。各种左翼团体，在日本的最高学府中竞相喷薄而出。东京帝国大学有新人会，京都帝国大学有劳学会，早稻田大学有民人同盟会、建设者同盟，法政大学有扶信会，第一高等学校有「社会思想研究会」，而大学、高校、专门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也产生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学联」……这些学生组织纷纷化作日共与其他合法左翼政党之干部的培育基地。
与此同时，赤化思想也成为了一种他们的流行文化。大庭柯公在『支配读书界的力量』（1919年）中饶有趣味地指出，「新绿之衣以马克思为名，民主主义已是陈规旧套……以至于不管如何，马克思的名字成为了我国读书界的中心题目……」举例来说，河上肇的『社会思想研究』、高畠素之翻译的『资本论解说』被哄抢而光，就连『社会主义伦理学』之类早已绝版的书籍也再次出版。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关的书籍纷纷得到发行。
在1919年创立的新型杂志『改造』，本来可谓无人问津，创刊号到第三号印刷出来以后，都只能卖出30％左右。然而『改造』自从1919年8月的第四号——『劳动问题社会主义』特辑以后，其人气与销量就快速上升。这以后，『改造』这本杂志的定位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的社会科学类杂志，不久就成为了仅次于『中央公论』的综合杂志。随着『中央公论』、『改造』等知识类杂志纷纷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刊登无产文学的作品，知识分子中的赤化分子也不断增加；反过来，刊登赤色思想文章与赤色文学作品的杂志销量也越来越好。
让马克思主义如此轻而易举地流行开来的，正是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大正教养主义氛围，一种追求自我教养提升、追求高尚人格的氛围。在向往德国思想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眼中，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综合到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格外地有魅力。从数据上来说，文部省教学局对1930年2月～1932年10月间，因触犯治安维持法而被捕的255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整理成了『关于教育的学生思想调查』（1934年）。在『学生的左倾路径类型』中，文部省官员将日本学生的左倾原因分为四类：
①「希求确定之世界观、人生观的人」；
②「纯粹从求知欲出发的人」；
③「从政治动机出发的人」；
④「没有充分考虑的人」（英雄主义、虚荣心等等）。
其中其中①「希求确定之世界观、人生观」为17％，②「纯粹从求知欲出发」为40％，③「从政治动机出发」为26％，④「没有充分考虑」为17％——②几乎占到了全体学生的一半。事实上，对于大正、昭和的年轻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教养主义色彩浓厚的读书会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更能体现出左翼风潮的教养主义底色的，是与教养主义相辅相成的人格主义。文部省思想局的『思想调查资料集成』第三卷就表示，左倾学生最讨厌的学生是享乐型的学生，即「什么都只顾着喝酒作乐的人」，与服从体制的学生，即「只像录音机一样记录学校给予的东西」的人，以及功利主义的学生。
不过，社会主义的真正功效，是帮助年轻知识分子走出「教养主义」内在的困境，他们终于得以轻而易举地蔑视教养主义的先辈。正如松田道雄所说：
「（教养主义的青年）像邮政储蓄一样，一点点攒下自己的学养，但也同时一直受自卑感所折磨……（但）去读接连出版的斯大林或者布哈林著作的话，就可以比教养主义的大师们走得更前。不仅如此，福本主义还为学生准备了革命知识分子的特等座。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还没有过这么量身定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图书会对于我们很有魅力。那是干净而又纯粹的。」
阿部次郎（1883～1959年）式的教养主义被掷之于地，马克思主义则升上了知识分子的神坛。桑原武夫描述说，他是1917年进入京都府立第一中学、22年进入第三高等学校（三高）的。随着大正民主主义的风潮动摇四方，他对阅读『三太郎的日记』（1914年）、『爱与认识的出发』（1921年）的教养主义风潮产生了怀疑，开始接触改革社会的思想。社会主义者荒畑寒村来三高演讲时，大喊要「想把胡诌什么人道主义傻瓜话的阿部次郎，将他的画皮给揭下来」，说出了左倾学生的心声。
到昭和初年时，甚至有人夸张地宣称：媒体行业几乎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杂志越左倾卖的越好。「左倾」、「赤化」、「红手」、「极左分子」、「赤色分子」、「赤色女性」之类的字词，竞相在报纸头条上登场。『东京朝日新闻』在1926年9月戏谑地说，头脑最好的学生在研究社会科学，次之是哲学宗教，然后到文学，最蠢的是反动学生。
当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激流，也刺激学生们纷纷投身于左翼运动之中。学校骚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在反对学费升价、反对学友会解散的口号下，全体罢课的行为不时爆发。菊川忠雄在1931年的『学生社会运动史』中，指出日本在1922～1931年，已经步入了一个「学生骚动慢性时代」。
从数据上来看，学生左倾事件数目、被捕者数目、被起诉者数目、被处分者数目，都从1928年开始迎来高潮，又以1931～1933年为顶峰，直到1935年才陷入衰退之中。如图所示：
在1930～1934年间，因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的人中，学生达到了9.4％，其余是社会人。不过，在1928～1935年之间，被捕左翼学生的数量出现了一波大爆发，而左倾的社会人则没有这样的倾向。1928年，有3426名社会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107名学生因违反此法被捕。若以这两个数字为「1」的基数，则左倾社会人的每年被捕人数在1928～1936年间，逐渐达到1928年的四倍，随后下滑；然而，同样是逐步增大，这个增长倍率在学生面前就不够看了。1935年被捕的学生，其数目达到了1928年被捕左翼学生的十倍以上。
连续多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主事的大室贞一郎，曾接触了很多左倾学生。1941年1月，他在『新的岩场——学生的过去』中，描述道：
「衣衫不整之学生的激昂演说、像烟花一样抛向空中的五彩缤纷的传单、像暴风一样的学生大会的喊声、像狂渊一样的示威游行的喧闹声。一开始只是喜欢读『社会问题研究』杂志的人们，之后在昏暗的宿舍二楼举办读书会，半夜里剪切印刷版的报纸、印刷传单，不久又被封为『组织者』或什么班的队长，负责煽动校内骚乱，进一步参加五一节游行、联络工厂——这就是一般人的左倾路线图……。他们从只关乎学生、以校内问题为中心的运动，逐渐加深自己与外部的联系，发展到成为共○青年同盟，甚至党的一份子。」
为了遏制这种风潮，日本政府不断逼迫左倾教授「依願退官」（辞职），强行解散各大左翼学生组织。从1928年10月开始，文部省在专门学务局内设立了专门对付思想问题的「学生课」，此后这一机构又多次更名为「学生部」（1929年）、「思想局」（1934年）、「教学局」（1937年）。这个机构不但在文部省直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设置「学生主事」一职，还专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派出思想政治教师、出版思想政治书籍。当然，它还对被处分、被逮捕的左倾学生进行调查。
事实上，对左翼学生进行调查、归类，是当时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毕竟他们才是最想彻底摧毁这股潮流的人。在各种问题之中，他们尤其关心的是「什么导致学生变成这样子的」。1930年时，有一本题为『学生思想问题总结』、作者为藤村一雄（传为东大前学生总监化名）的书在市面上登场。可以说，这本书实际上代表了一部分日本统治阶级对左翼学生的研究性杂谈作品。
这本书认为，左翼学生大多有三个特征。第一特征是「家庭的缺陷」：左翼学生很多人父母不存，或只存一方，或家庭气氛不和。由于他们从年少时就情感忧郁，自然在得到知识以后，这种闷闷不乐的感情就会导向对社会与人生的批判。第二个特征是「不健康」，左翼学生看上去总是病恹恹的，很多人都在呼吸系统上有病。因为他们生病了，因此产生绝望感，所以他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会受这种破坏性理论所吸引，成为狂热的共主义者。至于最后一个特征，则是「穷」。他们看到其他有钱人学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自然就会痛感社会的不公平，因此更容易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不过，日本社会上也有完全相反的意见。1933年，「日本工业俱乐部」出版了一本『就左翼思想运动，提醒有子女的家庭』，要告诫有产阶级的家长，他们的子女有可能成为左翼分子。这本书指出，赤化学生的特征是「年龄21岁到26岁」，「头脑明晰、学力优秀，又是很努力的人」，「家庭富裕，双亲健在，而且父亲从事正业」，因此「对他们进行识别就更加困难了」。第一高等学校也针对1927～1931年间被处罚学生84人，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只是指出，左翼学生普遍「头脑聪明」，成绩较好，但是「不因健康状态、家庭关系、贫富、职业等而发生」左转。
对此，日本学者通过文部省的『左倾学生个人及悔改情况调查』（1924～1932年）、1938年文部省的『学生生活调查』，以及1929年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生计调查』，还原了左倾学生的一般面貌。左倾学生在左转前一般成绩尚可（53.5％的人是「优」或者「良」），但在参与左翼运动以后成绩严重恶化。显然，这是因为他们投身左翼运动以后，分散了自己投入学业的精力所致。从健康状态来说，「强壮」与「中等」达到了84％，「虚弱」只有9％，显然左倾学生也算不上身体不好。此外，62.3％的左倾学生都双亲俱在，双亲都已过世着也低于全体学生的比例，这一证据也推翻了「家庭不幸福」的假说。最后，大部分左翼学生都是家境「普通」（58.5％）甚至「富裕」（16.5％），「贫穷」只有14.1％。这三个组别已经是较学生全体而言，而在当时的日本，能上高等教育机关的人怎么也是要中产及以上的家庭出身，因此左倾学生也算不上是当时日本的贫穷阶层。换言之，学生是否左倾，只由个人思想与社会决定。
尽管左翼学生的面貌并无特殊之处，但他们内部还是有着不少微妙的区别值得一提。从日本政府的数据来看，1925～1933年之间，高等教育机关共有4115名学生被捕，其中大学占到了56.5％，高等学校为29％，专门学校最少，仅仅为14.5％。不过从全体人数来说，由于大学生、专门学校人数多，高等学校人数少，实际上一高、二高、三高等高等学校才是左翼运动的最大温床。以下这张图，很好地展示了三大高等教育机关的左翼学生被捕率：
1930年当时，每53个高等学校学生之中，就有一人因左倾被捕。与此相比，专门学校学生的「左倾被捕率」只有大学生与高等学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左右。除了被捕以外，左倾学生当然还会受到处分——在1930年，每38个官立高等学校学生之中，就有一人因左翼活动而遭到学校处分。1928～1930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的人中，以在高等教育机关毕业、退学的282人为对象的调查报告，显示43.3％都是在「高等学校或者大学预科」时「开始信奉共主义」，其次是21.6％在专门学校，18.4％在大学，16％是脱离学籍（毕业或者退学）以后，「中等学校时」为0.7％。显然，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成为了左翼学生的培养皿。
事实上，大学生与专门学校学生的被捕率在1932、1933年达到顶峰，高等学校学生的被捕率则在一两年前达到最高值。显然，这里推后的一两年，是因为有部分人在高等学校时期左转，随后在大学因左翼活动被捕。至于入学年龄与高等学校相仿的专门学校也晚于高等学校过峰，这或许是因为高等学校比起大学、专门学校，更容易因左翼风潮激荡起来，也比后两者更容易沉寂下来。
「被推后的一两年」所潜藏的年龄关系，是真实存在于高等学校学生与大学生之间的。大学左翼学生的被起诉率达到了11％，而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学生的起诉率只有4％。根据文部省统计，比较多的「帝国大学」与「高等师范」学生，是「左倾意识有了相当进展」或者「左倾意识深入」的，「左倾意识呈初步状态」的少，高等学校与专门学校则呈现与之刚好相反的状态。加入日共与日本共青团的多是帝国大学学生（14.5％）与普通大学生（8.8％），高等学校（2.7％）与实业专门学校（4.7％）少。专门学校、实业专门学校与高等学校的学生，很多人都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左翼团体。从上面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大学生比起高等学校学生，其参与左翼运动的程度更为深入。
不过，与此恰好相反地，是比起高等学校、专门学校的校方，大学对左翼学生要更为宽厚。事实上，本身就学生来说，日本的司法当局已经会尽量给予他们「保留处分」的待遇，即暂时释放他们，观察他们一年，假如他们转向，即不予起诉。与此相比，左翼的劳动者是没有这种待遇的①。
若以左翼被捕者数目除以被处分者数目得出的「处分率」，来衡量该学校方对左翼学生的态度是否严格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的「处分率」居然只有0.59。与此相对，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都分别达到了1.34、1.13。也就是说，大学校方的态度要来的更加宽容、更加温柔。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起私立高校、私立专门学校的学生，是公立高校、官立高校的学生更容易遭到校方处分：
若以被处分者人数除以被起诉者人数得到的「起诉-处分率」来衡量，依然是大学最温柔：大学的「起诉-处分率」为5.3，高等学校则是29.7，专门学校也有26。大学之中，又以帝国大学来的宽厚，只有3.3。官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的这一数据依次为9.9、11、8。与此相比，官立高等学校为27.8，公立高等学校更是达到了125之多。专门学校中的官立学校、私立学校的39.2与13.6紧随其后。不过，高校校方批出的处分虽多，也是以停课为主，大部分没有开除学籍那么夸张。
此外，日本校方会优待左翼男学生，苛待左翼女学生：男性的「处分率」（被处分者3516人除以被逮捕者3992人）为0.9，女性的「处分率」（被处分者140人除以被捕者123人）则为1.1。有10％的男学生即便被逮捕，也没有受到校方处分，女性则是百分百。而且，校方对女学生的处置也比男学生来的严厉，往往会批出自发退学、转校等处分。
当然，这种优待的背后有着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日本政府制作的『左倾学生手记』（第一辑，1934～1935年）中，记录了他们对第一批113个学生性格的评价「善良」、「中间」、「不良」，其中「善良」42.1％，「中间」39.9％，「不良」18％。在同样的情况下，男生、帝国大学学生更容易被政府人员评价为「善良」，女生、专门学校学生更容易被评价为「中间」或者「不良」。左翼男学生一般会被评价为性格「聪明温顺」，女学生则是「就身为日本女性而言，有很多缺乏德行的人」。因家庭贫困或不得志而左倾的女学生「反抗心强，基本上都是倔强、固执，拥有所谓乖僻性格的人」；家庭富裕的左翼女学生则被认为是「随心所欲地奔放……轻薄、傲慢、虚荣」的人。
这种学生的左翼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在日本历史上持续太久。1934年（也是日共覆灭的那一年）以后，日本的左翼学生活动与学校骚乱次数都陷入停滞之中。曾经被挥洒得到处都是的左翼传单、满街红旗的学生游行景象，不再于各大校园中出现。『特高月报』中记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页数越来越多，对共主义运动的笔墨则越来越少。
当然，这一切的背后也来自于左翼学生运动本身的劣根性——对教养主义与同龄人压力的依赖。正如每日新闻社的『昭和思想史证言』所评论的一样，学生左翼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运动」。而且，也有很多学生左转，是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的身边朋友也在左倾而已。一名1931年被捕的学生，如此描述自己在高等学校倒向左翼的经历：
「我开始研究社会科学，是因为想起了社会制度的矛盾，又或者是因为想起了对自己境遇的反击，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是因为不想自己被不将何为社会科学宣之于口的朋友们抛下。所以，就像前面所说一样，对所谓的革命理论囫囵吞枣，又气势高昂而随心所欲地将其倾吐出来。」
杉森久英记录道，「无产者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没落——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不知道这在一般社会上是怎么回事，但在我们高中的一个只有四十人的班级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是常识，只要有一点疑问或提出异议，就会被恶毒的嘲笑与轻蔑所击败……『你脑子真笨』。」
还有一个左翼学生在转向以后，表达了自己的反省：「（1）a 我将社会想的太简单。……b 我将全体社会视作机械，忽视了人情关系……（2）……我几乎不怎么想家里的事。……（3）……我古怪地对反对别人的说法、瞒着人秘密做事，抱有侦探小说般的兴趣。……（5）我不了解现实社会，属于教条主义……」也许很多学生还没来得及成为左翼战士，就被捕、转向了。
难怪，这种并不扎实的左转风潮很快就随着左翼运动的衰落而消退，被新的法西斯主义与功利主义浪潮击败了。大宅壮一就在1937年3月哀叹说，现在的学生不关心政治经济，功利主义的「伪知识分子」泛滥成灾；无独有偶，三木清也在1937年5月评价道，现在的学生除却学习专业知识以外，只读通俗杂志『国王』，因此被他取了一个外号「国王学生」。1938年9月的『日本评论』上，刊登了这么一段日本知识分子对后辈学生的喟叹：
「尽管昭和六、七年，所谓社会运动兴盛的时候，大学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但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个那个时候的学生还是比现在的家伙更有本事。现在的家伙都循规蹈矩，不知为何让人感觉像是官员们的儿子一样。」
这种功利主义、犬儒主义的背后，是对当时的法西斯主义政治的迎合。如此看来，真正通向法西斯主义的，不是当今市民想象中威胁到他们犬儒主义、实用理性主义日常的狂热国家主义，反倒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处处存在的犬儒主义与功利主义本身。
①或许是考虑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日本的中上阶级乃至统治阶级出身，日帝司法机关从1930年开始就实行这种方针，以宽大解决来诱导学生放弃左翼思想。讽刺的是，即便如此，左翼学生的被起诉率还是长期高于左倾的社会人。
参考文献：
『革新幻想の戦後史』（竹内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