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罢工期间，香港高华提议建立法西斯组织镇压工人：
在羅旭龢看來，雖然大罷工激發了本地華人學生最惡劣的一面，但也帶出老一輩保守華人最美好的一面。有些人建議仿效「意大利模式」，成立「法西斯」組織。羅旭龢與周壽臣、華民政務司和助理輔政司討論過這個想法，全部人都反對，因為他們肯定英國政府不會批准……此事令羅旭龢印象很深，他還說：「倡議此事的人，大多屬於舊日中國士人階層，這個有趣事實證明，此階層華人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及其自立自強能力均有所增長，而這些是他們從前付之闕如的。」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港英政府远没有后来那么「和善」。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成千上万侨港华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愤怒谴责日本侵华，进而与日侨冲突，最终演变为激烈的反日运动。由于警力不足以应对群众运动，港督最终选择出动英军镇压抗议民众，打死至少400人，并监禁拘捕超过200人，后任港督的葛量洪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早在1928年济南惨案时，就有少数勇敢者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号召同胞发起行动抗议日本侵华。他们立即被英警拘捕，并被法庭处以罚款、送进监狱服苦役。
尽管当时的高华与英国殖民者已经在王婆卖瓜，称港英政府「政治修明」、为全民带来「太平安定」（周寿臣），有「自由贸易，加上开明和仁慈的地方管治」（欧德理），而且是「显示英国高瞻远瞩、奋发进取和坚毅不屈的纪念碑……是为在这些动荡和不确定的年代蹒跚跌倒的人指路的灯塔」（1941年的报刊），他们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这一时期的香江比起后人想象的英式自由主义之乡，更像是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残暴非洲殖民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1920年代末的一些事例中，看出大英帝国如何在香江塑造英国恩情还不完的氛围。下面，我们就以金文泰（Cecil Clementi）——鲁迅口中的「金制军」——为例，领略一下二战前的香江殖民主义景色，与英国殖民者的牧民之术。
金制军的「恩情」政策
1927年初夏，面对国民革命的余波，港英政府选择严打工会，首当其冲的就是殖民政府的心头大患——香江海员工会。尽管海员工会试图大表忠心、与罢工者划清界限，英国殖民者依然没有放下心来。当年四月，李济深政府开始清党与屠杀左翼以后，殖民政府也迅速跟上：5月27日，港督与全体议员在议政局的会议中宣布海员工会为违法组织。当晚凌晨，港府立即派出二十多名警探到工会会址，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组织。领首的警司向在场人士称「以后该会不得再有招人入会」，并派人把工会的招牌、旗帜、镜匾拆下，更羞辱地将海员工会的「招牌砸烂，即行当街焚毁」，其他家具杂物等等，则都由苦力搬往警署。第二天，华民政务司约见『工商日报』、『大光报』、『华侨日报』等九家报社的编辑，命其在报面刊登抹黑海员工会的政府长篇文告，而这个命令也立即得到执行。
如果说海员工会是因为亲共，政治性不强的一般工会也难逃一劫。早在1927年3月，港英当局就通过立法禁止罢工。不久以后，港英政府突然毫无道理地搜查、查封各种合法工会，如油烛扎作工会、织造工会等等。实际上，殖民当局可以一道命令就解散一个毫无威胁的大型工会，派人强拆工会总部：「1928年11月21日议政局通过议决以后，中环警署立即派出七十余人到位于干诺道西的茶居总工会，向职员宣布取缔的政令后，就将会址内的物件一一强行拆除。会址里栖居的百多名失业工人即刻失去容身之所。正如工会负责人称：『该会成立以来，会规甚严，禁绝烟赌，向安无异。对外又无越轨行动，宣布解散，三千余名工友无所凭依。』」
在英国殖民政府的重重打压下，原本活跃的工会很快一蹶不振，失去与殖民政府谈判的力量，沦落为同乡会一类的组织。正当工党在英国国内崛起时，英殖政府却只能接受黄色工会作为唯一的工人组织。1929年1月，为了收编群龙无首的海员，港督授意高华（华人绅商）纷纷粉墨登场，耗巨资赞助「中华船员总工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新工会主席就宣布劳资应该合作，不应提倡打倒资本家，大谈「我国社会习惯，士可以为商，商可以为工，故社会各界，不应分化」，更有工会干部呼吁「本港商人不以本会为工会」，因为这个机构以「工商互助」为宗旨——这才是港英可以容忍的工会。
在1920年代末的这几年里，港督还颁布条例禁止民众直接行动、管制出版与报刊行业，打击一切不利于英国的言行。在当时流行的中文报章中，仍然经常可见时人因身怀「传单」而被捕的报道。甚至是一些市民因为随身带有「谢教单」——彩票的开彩通知，也会被误认为传单而遭到拘捕。直至1929年，当地仍然派员搜查往来行人，一旦发现身上有「激烈文字」（反对英国殖民的话语），便会立即拘押并送到法庭审讯。比如1929年10月2日的『华侨日报』，便报道了一名叫做林秀娟的少女，因身上的「藤箱」藏有激烈文字而遭到拘捕。
除了言语以外，港英政府还对直接行动严防死守。1927年3月出台的『禁止集会巡行条例』①规定，港督可以只因自己的主观判断，「得禁止各种集会」、「随时制止之」，且「无论何人不得参与」这些被港督下令禁止的集会。根据条例，港督一旦下令，英警就可以「以武力冲进被禁集会之场内，将其解散，及搜查各处或执去各种物件」。此外，港督在发动这项权力时，他不需要按程序咨询定例局（后称立法局），也不需要先将此事正式公布。
1927年鲁迅来港时，他面对的正是这种高压的氛围。当时香江正在实施紧急条例的白色恐怖氛围之下，港英搜查、禁制出版自由的事例并不鲜见。当时香江报刊上的文字都必须接受审阅，一些对港英不利的部分就会被删掉，或以空格替代。如：
华民政务司在宣布解散海员工会之前，曾约见香港九家中文报纸编辑谈话，并向各报社代表表示「港督每日必披阅各报，并询以对于各报之有何感受想」，要求报社「对于著作新闻告白，务须慎重考虑，不可刊登淫词」。华民政务司有时也会召集报馆代表，训示他们不得在报纸上刊载哪些内容。结果，在与港英政府有关的重要新闻中，屡见各种一模一样的报道文字。例如港府解散海员工会的报道，就是由华民政务司供稿。正如学者所说，当时所谓的新闻报道，只是官方发放的新闻稿。1928年济南惨案当时，香江『晨报』因为刊载未经华民政务司审批的反日新闻而遭控告，刘姓审查员接受律师询问时表示所有新闻「均须检查」。港英政府更于1927年12月修订《承印人与出版人条例》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规定任何人如欲出版刊物，必须向殖民政府注册。
正因如此，被殖民政府视作不稳定分子的鲁迅来港时，自然也遭到了殖民当局的骚扰。据鲁迅自述，他的演讲遭「反对者」派人收起入场券，港府审查演讲稿，「削去和改窜」许多才能刊登。鲁迅于1927年2月在港发表的『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9月再次访港后写下的『谈激烈』等几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肃杀的政治气氛中诞生的。有鉴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以满带讥讽的语气，描述时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即他所说的「金制军」——治下的香江「畏途」。金文泰的任期直到1930年1月，故以上的大部分殖民地仁君行为都是他的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20年代末的这一切港英狄克推多景象，也与蒋介石的作为有关。1925年6月爆发省港大罢工以后，香江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很快陷入困顿之中，随着为殖民者工作的员工、工人、店主、电车公司职员、餐馆员工、政府机构职员、报馆的华人员工、巴士司机、人力车夫等等相继离开香江，当地一度粮食价格飞涨、经济濒临瘫痪、银行公司面临破产，全城运作只靠志愿者来维持，宛如一座死城。等到金文泰在当年十一月出任港督时，情况已经好转，但殖民地依然深陷危机。
出于解决大罢工与改善粤港关系的迫切需要，金文泰面向省港大罢工的支持者——广州国民政府，在1925～1926年开展了一系列的谈判行动，先后派出罗文锦等中间人洽谈，但谈判大多鸡同鸭讲，无果而终。拒绝接受广州国民政府交涉条件的金文泰，甚至在1926年1月找来英国广州领事、驻港英军司令、英国海军指挥官商量，考虑对广州国民政府动武。同年四月，港英律政司金培源与广州国民政府谈判代表伍朝枢谈判时，由于广州方面降低赔款要求、有意接受金文泰修建铁路代替赔款的提议，双方一度谈得很顺利。然而此时，历经中山舰事件以后，在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实权的已是蒋介石，他断然拒绝了伍朝枢、孙科与港英政府继续协商的要求，原因是他要反英与准备北伐。
蒋介石于1926年4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梯云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孙科）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反对，彼亦无异词。」事实上，早在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已在日记中哀叹道，华人遭「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他更在日记中写下近百条反英，仇英的标语，举如「英虏皆可杀！」，「英夷可不灭乎！」、「毋忘英番之仇恨！」等语。沙基惨案一周年，蒋介石又发表演讲说：
去年今日，有一百多个同胞为帝国主义所惨杀，于是省港工人坚持罢工，使得香港的经济状况到现在尚未恢复。所以我们对于六二三的纪念日子，是永不可忘的日子。此后我们的工作，要注意数点，使省港罢工得最后胜利，使香港英夷屈服于我们，取消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要收回香港，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蒋介石也支持结束罢工，但他反对以伍朝枢、金文泰妥协的方式解决，结果插手破坏谈判。他还通过张静江劝告伍朝枢离开广东，将另一个谈判代表傅秉常免职，粤港之间的谈判就此画上句号。金文泰本来对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抱有期望，希望他可以压制罢工委员会，这下大失所望，决心与广州国民政府决裂。当年8月17日，他就高调地在演讲中攻击罢工委员会为「土匪与海盗」，广州国民政府不懂维持「政府首要与基本职责」，是土匪与海盗的工具，这番激烈言辞甚至让美国驻港领事屈维德感到吃惊。此后的金文泰开始大肆鼓吹对广州国民政府动武以解决问题，一度推动英国驻华南西江舰队司令费慈出动军舰封锁广州西堤码头，惟英国外交部及时介入并与广州达成协议，金文泰才没有得逞。
尽管1926年10月，英国广州领事白利安已与广州国民政府达成协定解决大罢工问题，但香江形势依然波动不安。这除了金文泰好斗的态度以外，也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在1927年1月夺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震撼英国政坛有关。与广州国民政府关系恶劣的金文泰担忧香江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汉口、九江，也害怕工人可能要发动第二次罢工，认为中国正在重演义和团运动的局势。他更多次抱怨，香江没有得到英国应有的保护。金文泰写信向殖民地部大臣强调：「我爱中国人，对他们的民族抱负深感同情。但在对待他们的时候，必须强硬与慷慨兼施，但目前是完全缺乏强硬手段。……我们必须采取强硬行动维护自己利益，否则形势将继续恶化。」正是在这种恐惧国民革命及其发源地——广东地区的情况下，金文泰选择收紧『紧急状态条例』，派出陆海军士兵巡游各地恐吓华人，并颁布了以上那些限制抗议行动、管制出版与罢工的行为，开始了白色恐怖气氛浓厚的管治。如此看来，蒋介石的一番行动，是殖民当局应激反应的起源。
华洋共谋的殖民主义
与蒋介石的「左翼」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香江高华。省港大罢工期间，香江的华人买办资产阶级与殖民政府密切合作，付出巨大努力帮助港英渡过难关，令他们获得英国殖民者的赞誉。以他们的一贯表现来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与港英政府本来就是利益与共的殖民共同体，这也是香江特色的「勾结共谋的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殖民政府无意大刀阔斧地将香江改革为现代社会，而这些买办资本家、地主就自觉仿照内地的封建社会，扮演起了士绅阶层的作用。他们一边通过文武庙、东华医院、团防局等中心机构，代港英治理广大的华人社会；一边服务于殖民政府的需求，也尝试积极跻身于这个殖民地的上流圈子。大多崇信儒家思想的他们充当乡绅阶层的角色，也将英国殖民政府视作朝廷的父母官。
这种父母官心态，相当鲜明地体现在他们给历任总督的「敬献颂词」上面。即便是极其懒政的港督德辅，也在1890年2月短暂离开时，收到了这样的特别颂词：他上任「未几」，已经「恩泽溥被，善政良多」，「不胜枚举」，而「每立新法或修旧法，无不垂询华民意见」，并对「各阶层一视同仁，无分畛域」；经常咨询华人「陋见」，并从善如流。九年前，与华人买办关系更好的燕臬斯收到的『阖港华人绅商颂词』，其措辞更为夸张：「燕制军之为政也公正而廉明，慈祥而恳挚……其所以理繁任剧，革薄从忠，一切德政，难以枚举。凡在华民无不仰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四年以来，有如一日……慈君之称，遐迩共祝。……我华民之饮和而食德者默受，裁成于罔外隐叨，庇荫于无穷。」
尽管他们对殖民政府相当忠诚，但种族歧视的现象也会降临在他们头上。比如，香港的欧洲人父母就拒绝让自己的子女与高华子女进入同一间学校。保护子女不受所谓的华人恶劣影响。1901年1月，『德臣西报』说：「本殖民地的欧籍儿童上小学时，不得不与不同种族接触，而这种交往和玷污，已使他们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同年，一批包括主要洋行主管的欧洲人，推动政府开办专供欧籍儿童就读的学校，港督卜力也担心「两个种族在学校里混合，会造成败坏道德的恶劣影响」，因此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合宜」。此外，二战以前，没有一名银行主管与华人通婚。1912年，港督梅含理（Francis May）自豪地说，在他管治下，没有欧籍警官或者监狱职员与华人或欧亚混血儿通婚。
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华人买办资产阶级之中，不乏有人与内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互动，支持中国的维新与革命。然而，他们依然忠于这个殖民地的一切。比如支持英式自由主义的何启（1859～1914年），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曾在写给《德臣西报》编辑的一封信中宣称：「我对中国所受的种种屈辱深感同情，并与所有赤诚为国的中国人一样，渴望中国有一天能跻身富强国家之列，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受人欢迎和敬重。」他曾与其他几个华商一起自助兴中会的机关报，协助1895年广州起义，并在谋划1900年惠州起义期间，尝试利用自己与香江英文报界的联系，代表革命党人争取英国人协助，或至少保证港府会善待革命党人。
可是，同样是这位金融投资家、医生、社会领袖何启，也在担任定例局华人议员期间，表示他不反对一项欧洲殖民者提出的种族歧视法案：为了把山顶的高级居住区留给欧洲人，殖民政府必须禁止华人在那里居住，唯有仆役例外。其理由是，香江「未来福祉」及其「以后对于大英帝国的价值」，极大取决于「这个社会内欧洲人的福祉」，故应该把山顶留给欧洲人，让他们的「新一代」在「所能找到的最健康环境」中度过童年。对此，何启认为，虽然草案带有「阶级立法性质的明显意味」，但他「确信」它是「合理和允当」的，因为香江的财富和福祉大大依赖于欧洲人。当时，何启仅仅只是与韦玉一同提议，港督应该有权准许个别华人在山顶居住。事实上，何启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始终以这个殖民地的利益为自己的首要考虑。1893年1月，他居然和其他16名华人及混血儿向华民政务司请愿，认为域多利监狱条件的改善，会导致内地的大量匪徒涌入：「在许多流氓恶棍眼中，这座监狱已是天堂，而且我们与中国领土只有一石之遥，扩建监狱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匪类歹徒大量涌入。」②
就像何启一样，这群港英高华在当时极其罕见地视香江为家。与仅来香江务工的华工阶级、如同栖鸟一样只在香江作停留的欧洲殖民者不同，这群华人买办认为自己才是「少数永久居民和对本殖民地的未来福祉念兹在兹」的人，是与殖民地荣誉与共的人。故而，尽管他们常常自许华人代表，但他们首先致力于维护与发展英国殖民主义。正如燕臬斯所说：「若彼等冀望与子孙后代永远在本殖民地安身立命，就必安分守己，并事吾等以忠。」这种忠诚意识也得到这批高等华人所反复强调，如罗旭龢（Robert Hormus Kotewall）就在1926年说道：「身为华人代表，本人对于须提出这一建议深感遗憾，但本人以本殖民地的最高利益为首要考虑。」
正因如此，当省港大罢工爆发时，华人资产阶级坚决地与港英政府站在一起。这是向港英政府证明他们是「忠心耿耿的香江华人」的好机会，也是出于他们保卫殖民地、保卫阶级利益的现实需要。在他们眼中，「大罢工无疑是由广州的布尔什维克阴谋所引发，明言以摧毁香江的经济生活为目标。」参与罢工的工人不是因为「爱国义愤」，也不是因为「生活环境不堪忍受」，而是受到极少数意识形态分子胁迫，以至于「令他们失魂落魄、忙不迭地丢下工作」。根据他们递交给殖民者的报告，大罢工是一场意识形态与经济战争，主张「广州事实上正与我们开战，只不过所用的武器不是枪炮和毒气。」这些高华认定广州国民政府为「我们的敌人」，强调「必须有以待之」。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镇压罢工的阵营之中。
这些华人资产阶级做出的努力，包括但不限于：
策划坚决的宣传战术，推动成立反宣传机构，向北美、澳洲和东南亚华人社区派发传单及反宣传报章《工商日报》，在联名电报中大肆抹黑大罢工：「查广州此次风潮，以致省港百业凋败，工商受害，实由广州政府厉行其赤俄政策……若不早为挽救，则赤毒愈流愈猛，波及全国，更难收拾。」
组织工业维持会，让军阀海盗梁永燊领导这个秘密组织，去恐吓工人返工。根据英国政府的报告，梁永燊「从其族人和军队旧部」中选出一百名特别警察和五十名侦缉员「由他指挥」，而「他们奉命全力逮捕威吓者和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结果他们「树立榜样」、「工作出色」，让港英很满意。
创立『工商日报』作为殖民地政府喉舌。该报致力于攻击广州一片混乱，赞美香江和平稳定，且该报报导的顺序是先广州新闻，后才是本地新闻，前者以较大的字体使之更醒目，标题字特别大，并用圆圈和其他标志物凸显，香江新闻则放在报纸最后部分。罢工结束后，高华也长期经营这份报纸。
除此以外，他们还受金文泰委任，作为港英代表参与谈判，并提出谈判报告（罗文锦等）。周寿臣、罗旭龢也劝说政府下令军队定期在街上行军和操演，以炫耀兵威。香江殖民地得以度过这场大罢工，这些高华资产阶级功不可没。华民政务司卓文就在1925年呈交伦敦的报告中谈到这场「疯狂暴动」，他说：「此重大危机当前，本殖民地华人知识阶层展现忠诚和团结的不凡精神，在本年将尽之际，若不特别对此记下一笔，实在说不过去。」早在政府求援之前，高华已经伸出援手，使殖民政府招募志愿人员审查邮件、报章和电报，以及协助维持治安，一直十分顺利——即使这些志愿人员受到无数的死亡威胁，在广州「马上被人辱骂」是英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报告赞扬团防局「尽忠建言和协助」，该局继续「对政府有极大帮助」。可以说，全赖殖民地内的忠心华人，击退了「莫斯科─广州的攻击」，这是「这场运动的转捩点」。事后，殖民政府以港督内阁的职位嘉奖他们，如1926年周寿臣被委任为议政局第一个华人议员。
来自港英的「大汉之发天声」
这群高华如此尽心尽力地为殖民者尽犬马之劳，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时任港督金文泰是他们眼中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君。出身于英国殖民地官僚世家的金文泰虽然在考试中成绩极其优异，却很早就以职业前景一般的香江殖民地为其工作地点，这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与金文泰熟识的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院长就对金文泰说：「只有失败者才会在殖民地任职」，而公务员考官听到金文泰选择以香江作为职业起点时，甚至惊讶得从椅子上掉了下来。不过，出于复杂的家庭因素、老同学庄士敦也在香江任职等因素，金文泰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香江。1899年金文泰抵港以后，他便得到宋学鹏帮助，在12个月内学成广东话并高分通过了港英的广东话考试。1906年，他又通过了国语考试。金文泰出色的言语能力，让历代港督都对他另眼相看、赞叹不已，1898～1903年担任港督的卜力就曾表示金文泰语言能力在英国官学生中鹤立鸡群，「各方面的资历都是出类拔萃」。正因如此，他很快就超越一众比他更为资深的官学生，在殖民政府中获得火箭式的提拔。
作为一个经典的大英中国通官僚，金文泰还多次亲身深入中国内地考察，在1900年、1901年、1903年、1904年、1907年五次前往内地，其中三次可谓旅途漫长。如1907年的九个月旅行之中，金文泰就以莫斯科为出发点，经喀什进入中国，接连考察了甘肃、四川、陕西、贵州、湖南、广西、广州。在香江历史上的28个港督之中，他不仅是唯一一个深入游历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的人，在环游中国、熟识旧中国社会这一点上，也没有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能比得上他。即便是在香江本地，金文泰也选择在被殖民者视作脏乱不洁的中环普庆坊中式建筑群居住（而不是山顶的山中避暑地），主动与招雨田、刘铸伯、何甘棠、曹善允等华人领袖结交③。如出身澳门大家族、1918年成为太平绅士的曹善允就与金文泰有十多年交情，并在金文泰升迁为圭亚那副辅政司时，立即致函祝贺金文泰，祝愿他以更高的职位回到香江。正因上述种种原因，金文泰对封建士绅阶层主导的华人传统社会认识深刻，且本身也浸染于这个大染缸之中。
1913年，金文泰被调往圭亚那，他直到1922年才回到亚洲出任锡兰辅政司。1924年9月，英国殖民地部通知金文泰尼日利亚殖民政府出缺，询问他要不要前去接任，金文泰立即拒绝，并借此机会向时任殖民地部常任次长史密斯毛遂自荐，表示自己「对中国有深入的理解」，在「中国正值多事之秋」的时候，「相信下一任港督的人选会是考虑由富中国经验的人出任，请问阁下能否能推举我？」不久以后，金文泰就如愿以偿。1925年能力不佳的司徒拔任期届满，同年6月8日，殖民地部知会外交部，将委任金文泰为新一任港督。1925年11月1日，金文泰在阔别当地十二年以后，以第十七代港督的身份重返香江，处理省港大罢工危机。
他的前任司徒拔执政失败的原因，正是没能成功应对国民革命与省港大罢工。至于临时受命的金文泰对于这两项问题的政策，笔者在前文已有介绍。对外，金文泰主张发动英帝国主义的大炮巨舰，强硬地打击国民革命；对内，金文泰毫无因省港大罢工而反思殖民政策的意识，也绝无改良这个殖民地社会条件的意愿，只是一味地打压反对港英统治的势力。他的这些施政之所以可以如臂指使地落实，离不开高华这群「次殖民者」的积极配合。在语言上，金文泰并无障碍，他就曾公开地对士绅阶层发表过几次粤语演讲；在文化上，金文泰也与这群高华可谓心心相印。香江的华商大多倾心于儒家文化，如周寿臣、冯平山、利希慎、陈步墀等人明确尊孔，致力于推动儒学教育。而金文泰也热衷于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作品，精通粤语与北京官话，对乾嘉时期广东诗人招子庸的『粤讴』爱不释手。华人报刊称他：「对于本埠风土人情，异常留意，亦能锐意研究汉文。暇时辄手中国经书默诵，有时与华绅会晤，且用华语对谈。间或引经据典，闻者常惊其博，于此亦足知其汉文情度之为何如矣。」
在省港大罢工这个高华与殖民政府「几十年来共谋合作的最高潮」，儒家教育更被视为遏制左翼的关键工具。「非常尊崇儒家思想」的欧亚混血儿罗旭龢就在当时，将现代教育视作学生左倾「邪恶的根源」，建议殖民政府应更著重「儒家伦理，在中国它或许是对付布尔什维克学说流毒的最佳解毒剂，并且肯定是最强大的保守力量，也是导人向善的最大影响力。」他呼吁设立更多教导儒家学说的学校，提倡用于这些学校的花费将是「最佳的社会保障……凡有华人学生的学校，都应悉心教授儒家学说。」在大罢工告一段落时，金文泰领导的港英政府就积极顺应这群华人买办资产阶级「儒家治港」的诉求，开始大肆鼓吹中国传统「国粹」文化。从金文泰自己来说，这是他塑造自己亲民、尊重在地风俗与传统文化形象的民意工程；对于华人资产阶级来说，这也是他们数十年羽翼渐丰，终于成为香江殖民主义体制两大支柱之一的最好证明。
金文泰除与赖际熙等一批前清翰林臭味相投、互助互利以外，还致力于推动港大中文学院、官立汉文中学成立。他在大力鼓吹中国传统文化期间，被鲁迅引用的一段话尤其出名：
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呀，中国事物文章，原本有极可宝贵的价值，不过因为文字过于艰深，所以除晓书香家子弟，与天分极高的人以外，能够领略其中奥义的，实在很少，为了这个原故，近年中国学者，对于「整理国故」的声调已经越唱越高，香江地方，同中国大陆相离，仅仅隔一衣带水，如果今日所提倡的中国学科，能够设立完全，将来集合一群大学问的人，将向来所有困难，一一加以整理，为后生学者，开条轻便的路途，岂不是极安慰的事吗？所以为中国发扬国光计，这件事更不能不办。
……
列位先生，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群中国外洋留学生，因为想研精中国学问题也曾出过一份《汉风杂志》。这份杂志书面题辞有四句，集文选句，十分动人的。我愿借来贡献过列位，而且望列位实行那四句题辞的意思，对于「港大文科华文系」赞襄尽力，务底于成。
那四句题词说：「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
这段话，是1927年6月28日，他于港督府召开茶话会的演讲，主旨是希望华人绅商可以慷慨解囊，资助发展金文泰念兹在兹的港大中文专科。
若将中文教育与殖民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有些奇异。不过，在港督府茶话会上同场发表演说的赖际熙，就点明了二者之间的潜在关系：赖际熙戮力批判当下社会人心如何失德，国人为人处事又如何地「忘本」、「厌旧喜新」。赖攻击道，当前的中国就是一个「无教化」、「无学术」、「无道德」、「风俗嚣张」的纷乱世局。他进而大力称颂金文泰「道德学问功业为天下所尊仰」，又称道其如何厚爱中国人，为中国人兴学，谋安全之道理，重燃教化，为香江乃至中国带来学术与道德复兴的希望，体现了中国历代圣贤道德、政教合一的思想。
可以说，以赖际熙为代表的前清翰林，与以金文泰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是存在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在赖际熙的心目中，香江的殖民主义制度，是中国赖以保存传统国粹的关键。赖并不认同推翻清室的民国政府，在他笔下，中国当前景况就是「神州文化行见陆沉，轩辕遗裔尽将沙汰」。相反，香江虽接受英国殖民管治，而且位处神州边陲化外，却因不受「邪说」侵扰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片净土。他曾在作序时，对此慨叹说：「幸香江一岛，屹然卓立，逆焰所不能煽，颓波所不能靡。」也就是说，香江殖民地是传统中国的最后净土。
金文泰则相信，中国传统国粹文化是保存香江殖民地的关键。1925年6月，英国国会通过法案，正式议决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作教育之用。对此，金文泰希望可以从中分一杯羹，用一部分庚子赔款，创建一个颇具规模的港大中文教育部门。在金文泰的笔下，假如港大获得这笔经费，便能发展为著名的中文学习场所。它将可以在二十世纪里，成为全中国学术知识的权威机构，如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于英国人。如此，中国人便会珍惜、重视香江，将之视作保存和研究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神圣事物之地，这样便能够确保香江殖民地的安全，促进社会福利以及加强英国在中国的威望，并让英国以香江为运营中国商贸事业的最前哨。金文泰并十分乐观地认为，他可以将香江作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最前线，使中国理想的伦理与社会透过道德、政治和科学的知识灌输而融合起来，从而结束中国军阀混战和人民饱受骚乱困扰的无政府状态。在金文泰的语境之中，香江殖民地将成为传统中国的救星。
事实上，金文泰在提倡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时，并没有流于口头。为了落实这一点，他甚至主动为华人买办资产阶级撑腰，用尽一切办法顶住伦敦的压力、拖延时间，不让废除奴婢的改革落地。
奴婢政治的拉锯战
在香江被称为「妹仔」的奴婢制度，尽管实际上与奴隶制度无异，却能长期在禁止贩卖人口的香江法律下延续下来；其重要因素，就是高等华人的反对。早在1870年，就有法官曰约翰·斯迈尔主张蓄婢不合人道、有辱国体，但他遭到华人领袖的反对，也没有得到其他英国殖民者的支持，只能作罢。1882年成立的保良局，虽然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保护妇女儿童，但这个机构的目的实则是区分「非法贩卖人口」与「合法贩卖人口」，延续蓄婢制度。时间来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英国海军希士活军官及其夫人活跃地呼吁港英政府废除蓄婢制度，结果引起华人绅商与殖民政府的不满，时任港督司徒拔将其调回国内。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希士活夫妇回到英国以后继续大力宣传这一议题，成功让其进入英国公众视野，引起不少反响。与此同时，一群以基督教教会信众为主、关心婢女权益的人也在香江成立「反对蓄婢会」而进行活动。
不久以后，希士活夫妇的社会运动，成功获得时任殖民地部大臣丘吉尔的支持。1923年，时任港督司徒拔就在丘吉尔施压下，在立法局提交「禁止蓄婢之新例」。尽管华人买办坚决反对，但丘吉尔还是成功促成港英政府订立『1923年家庭女役制度』。条例第三节规定所有婢女在成年后都必须向政府注册，推动她们在成年后逐渐脱离主人家庭，使婢女数量逐渐下降。但此法遭到港英政府与华人资产阶级的无声抵制，实际上效果不彰。
华人资产阶级对婢女问题态度如何，已经鲜明地体现在金文泰好友曹善允1929年的证词之中：
婢女制度或「妹仔」制度是双赢的，对女孩来说利益更大。贫苦家庭的家长愿意送女儿进富有家庭作婢女，将女儿全交由婢主管教及照顾。另一方面，婢女自小在婢主家长大，与家庭关系密切。富有的家庭亦得到值得信赖的婢女，因此「妹仔」制度开始流行。急需金钱的贫苦家庭，在女儿分离后，会获得一些自女儿出生后所花费金钱的补偿，这些补偿并非女童的价值。
华人资本家在1923年反对港英立法规制奴婢时，就搬弄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如婢女「吃好穿好住好」，待遇远胜在乡间「看牛挑担重物极为辛苦」（熊鑒泉）；如果没有他们来买入婢女，贫困无依的家庭只能将年幼女儿卖往妓寨（黄屏荪），甚至溺死、缢死、盗死女婴，「若禁绝婢女即无异将贫苦幼女置之死地」（叶兰泉），如果断然废婢，「贫民儿女」将「无以为生」（周寿臣）。无独有偶地，他们的好朋友金文泰也有类似的观点，在金文泰眼中，蓄婢是合乎人道的，婢女被「购买」后，能在主人的家中得到仁慈对待。在成年后，她们也会得到婢主安排婚事。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金文泰感叹若幼童能成为富裕人家中的婢女，将比饿死更好，在动荡局势之下，蓄婢制度就是「杀婴」（infanticide）的替代方案。金更强调，只要内地不着力规制，港英政府也无能为力。
对于这种奇谈谬论，时人也早有反驳：既然要通过婢女制度来帮助穷人，为何不干脆复活奴隶制来帮助穷人？反对蓄婢会的会长杨少泉即表示：
吾人常闻欲保存婢制者云，倘不准贫民卖女，则贫民X将其女溺死，否则亦必饿死。此何以故，岂贫民皆生女而不生子乎？否则何以不闻卖子以糊口，岂穷人生子则能养，生女则不能养，必须买卖否则必饿死乎？倘若人公认买卖人口为慈善为救济，则不独准人蓄婢，更应提倡蓄奴，使穷人亦可卖子以糊口，否则岂只是生子而不生女之贫民绝望乎？
当然，港英政府与高等华人对此是充耳不闻。不仅如此，他们还抵制英国政坛废除婢女的努力，通过虚与委蛇的态度，让1923年的改革名存实亡。1923年修法过后，婢女问题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到1929年，希士活夫妇发现香江婢女人数不减反增，于是致函『曼彻斯特卫报』提出疑问、重申观点，并致函殖民地部要求正视现状。经希士活夫人大力宣传，这一时期再次唤起英国政坛的注意，而工党也多次在国会向殖民地部大臣就此问责。
1929年2月4日，多名关心奴婢问题的下议院议员如艾伦·威廉金斯、罗伯特·托马斯、塞西尔·威尔逊轮流质询殖民地部大臣艾默里。如工党的约西亚·韦奇伍德就重提丘吉尔在1922年的承诺——一年内必须取缔「妹仔」，质询为何1923年的法律完全失败？议员们要求艾默里给出合理回答。
与金文泰保持良好关系的艾默里，自金文泰出任港督以后一直庇护港英政府，竭尽所能为港英殖民地争取利益。在这次的奴婢问题上，果不其然地，艾默里又为「妹仔」制度辩护，他声言「妹仔」（奴婢）不是奴隶，她们可以按照自由意志离开主人的家庭。与此同时，艾默里还睁眼说瞎话，全然不顾香江本地各种主人殴打、痛打、鞭打婢女，「用火烧红铁钳，将其灼烧」（1926年4月）的新闻，宣布没有证据显示有人虐待婢女。艾默里厚颜无耻地总结道：「经过所有能做的事情，我确认在大部分的个案中，这些年轻女性是彻底自由的。我认为她们会比较愿意在目前的家庭中生活多几年。」
由于婢女问题惊动英国国会，金文泰被迫以港督的名义，通过官式公函向伦敦汇报。即便到了这样的地步，金文泰依然为高华回护，他在信件中转述高华统治机关——团防局2月4日会议的意见，强调婢女数目没有上升，也罕见有人虐待婢女。在信件中，金文泰表示比起中国内地，香江的「蓄婢」制度是「人道」的、「仁慈」的。金文泰在2月22日、23日写给艾默里的私人信件中，更主张他的华人朋友将「妹仔」视作「华人媳妇」与「继室」，强调华人领袖认为婢女不是「女性奴隶」。
尽管如此，自1929年以来，英国政界与民间要求香江禁止婢女的声音还是越来越强，不断有人或团体向执政的保守党内阁施压。如同年4月29日，工党议员弗兰克·布里安再次质问艾默里，香江是否已取缔「蓄婢」风俗，而艾默里只是含糊其辞地回应道，婢女与主人只是雇佣关系。4月30日，希士活夫妇也去信外交部大臣张伯伦，严厉批判港英政府以六种借口拖延婢女注册制度，斥责这六种借口皆站不住脚，而婢女的「身价」与数量都在上升。
从1929年的外交部的档案来看，妹仔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经常谈论的议题。与此同时，身在香江的金文泰也不得不敷衍了事，摆出一些假动作以缓解压力，比如通过报刊刊登谕示，宣布婢女的自由完全得到殖民政府保障，通过公告表示婢女随时可以离开她们主人的家庭。不过，这种空有口头而毫无行动的政治表演很快就被英国公众看穿，就连殖民地部大臣艾默里也一起遭受批评。在一篇报道中，艾默里的照片被放到文章的左上角，嘲讽艾默里没有尽责处理问题，并对伦敦的不作为大作攻击：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艾默里也不得不要求金文泰交出一份答卷，缓解议会的压力。1929年5月16日，金文泰遂交上一份长达16页的官式公函汇报婢女的情况。但直到此时，金文泰还在搬弄各种借口，一会儿说内地若不废「蓄婢」风俗，香江也难以彻底废除奴婢制度；一会儿，金文泰又表示奴婢到了18岁，她的主人就会帮助她组建自立的家庭。最后，他更列举七条行政上的理由，坚持反对为婢女注册，故而他认为无法也不建议废除婢女制度。在一份写给妻子的家书中，他认为婢女程度依然盛行于广东，且当下中国内地不稳定，废除这一制度是「极端的错误政策，将惹怒香江的华人群体」；远在伦敦的「好人」不理解「蓄婢」风俗的「人道」之处，因在富裕人家做婢女总好过「饿死家中」。
1929年6月英国大选，执政的保守党落败，转为工党上台，一直以来庇护金文泰的艾默里也随之失去了自己殖民地部大臣的职位。在退任前，艾默里去信金文泰，预言新内阁会对婢女制度穷追猛打。果然，来自工党与费边社的新殖民地大臣——柏尔菲斯伯爵，一经上台，就要求香江尽快为婢女注册。当年八月，金文泰收到了他措辞强硬的公函，责问婢女数量不跌反升的原因，并要求他必须处理婢女注册制度。公函如是说：
此乃本人职责去告知你，英国市民及下议院都不会接受目前的「平静结果」。本人亦无法于此严重事件上采取放任政策。
再加上英国的反对奴隶及保护原住民协会持续施压、将香江近况一一汇报给殖民地部，以及本地的反对蓄婢会再次活跃起来，金文泰如今不得不采取实际行动。1929年10月31日的立法局会议上，《1923年家庭女役条例》被修订为《1929年家庭女役条例（修订）》，详细写明注册婢女的细则，并要求不能将未注册的婢女带入这个殖民地。这份条例也加强虐待婢女的法则，将最高处罚由罚款250港元变为必须坐牢，不能由罚款代替。11月9日，港英政府的《辕门报》刊载通报，正式公布所有蓄婢者必须为婢女注册，任何婢主假如在限期后拥有未经注册的婢女，一经发现将被检控。这份通报还重申香江不允许贩卖儿童的原则，规定了婢女的工资、主人二次申报的原则，以及主人在婢女「生病时，应如亲生女儿般照顾」婢女。
同年12月1日开始，三条关于婢女的条例开始生效，华民政务司要求所有婢女需于6个月内到殖民政府部门登记。乍一看，这些条例似乎严格了很多。不过，金文泰无意得罪支持婢制的高华，也不想严格执行他本人指定的法律，这些法则只是为了堵住外界的悠悠之口。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金文泰表示，「若真的上门调查（进行注册），恐怕会在华人社会掀起一场『愤怒的风暴』（raise a storm of indignation）。」一旦完成这些法律，金文泰就马不停蹄地组建由高华领袖组成的「保护儿童会」，通过这个机构继续维护婢女制度。
1930年1月21日，「保护儿童会」正式成立，这个机构的最重要成员周寿臣、曹善允都是维护婢女制度的旗手。在盛大的成立典礼上，港英政府的重要官员悉数到场，何东、黄广田、李右泉等华人绅商云集。当场选举产生的副会长六人都由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担任，该会的干会值理也网罗了这个殖民地所有的上流社会领袖。在这个机构的成立仪式上，金文泰发表演说，明确表示他不相信注册制度可以改善婢女的现状，强调婢主都是保护婢女的好人：
因近日港中发现虐待儿童之案，尤其是婢女之案，曾引起香江及英国人士之辩论，并经英国下议院提议讨论而理藩院长亦经论会本港将婢女注册。列位当参阅印出之来往公文，得知本督不信婢女注册便可改善其状况。本督之意，港中习惯主仆关系者，尤以善待其婢。而婢女之在主人家庭中，每胜于在其父母之处。因其父母之在中国内地者，多为贫寒之家。
金文泰成立「儿童保护会」，只是为了向英国政界证明，殖民地的华人与欧人精英都高度重视婢女问题，香江殖民当局已在积极推进保护妇女儿童的行动，以此降低英国政坛进一步施压的可能性。这样，废除奴婢制度问题就彻底变成了单纯的婢女制度改善（如注册）问题，华人念兹在兹的婢女制度得以永远延续下来。而他的这一招也果然管用，殖民地大臣柏尔菲斯大臣在1930年3月对此表示满意，这场蓄婢风暴就在无声无息间落下帷幕。
金文泰的反伦敦斗争
金文泰的这一切努力，始终是为了巩固英国对这个殖民地的殖民体制。如学者所说，金文泰始终是「大英帝国殖民地扩张年代的诤臣，对大英帝国利益极其忠心。」作为一个中国通，金文泰只知晓、也只愿意了解那个传统而落后的封建中国。在面对他熟识的封建华人时，他不吝惜摆出一副和善、亲近华人的面貌，积极融入其中；但只要中国比他环游列省时的晚清要进步一些，他就急不可待地喊打喊杀，要独走而扑灭危害英帝国的进步势力。
金文泰主政香江时，主管英国对华事务的，是英国外交部大臣张伯伦。面对国共合作所促成的国民革命高潮、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帝运动，张伯伦领导的外交部选择采取「耐性与宽容」的战略，力求「守住老店铺」，「只期望在中国守住店面，继续开张营业」，以更巧妙的方式牺牲一定利益，换取英帝国主义在华大局的稳定。如1926年12月，英国外交部即发表四条『圣诞备忘录』，提到「顺应形势发展，尽可能迎合中国人民正当意愿」与「不宜再宰制中国在政经方面的发展。」而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在民众自发夺回汉口租界、九江租界以后，英国政府选择自行提议修约，将两地租界正式退还中国，转而致力于确保最重要的上海租界。同样是帝国主义者，比起温和派的张伯伦，金文泰则是对华强硬派的代表，比如金文泰就曾多次主张英国派兵，以「近乎战争的军事行动」夺回汉口、九江，沉重打击国民政府，重塑英国在华霸权。
在香江的问题上，金文泰也竭力要守住、扩大英国在华殖民地的利权，不作丝毫退让。尽管英国外交部与广州国民政府越顶外交解决了省港大罢工的问题，但双方约定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国民政府得以征收额外的关税，金文泰则视之为「非法税」，大声疾呼英国外交部要坚决反对这件事，用强硬的军事手段震慑国民政府。金文泰在致艾默里的私人信函中，指控英国政府——尤其是主管对华事务的外交部，指责当局未有在1926年9月坚持采取强硬行动，这在他眼中是无法一劳永逸解决危机的最大原因。他也注意到，广州的报纸充满攻击香江及英国的文章，粤港贸易情况不单没有好转，反而是雪上加霜。金文泰因此直斥外交部的决策是全盘出错的，牵连香江无法走出省港大罢工的阴霾。
金文泰还不满外交部处理汉口事件的方式，接连致函批评外交部的对华政策，导致外交部大臣张伯伦通过殖民地部常任次官威尔逊告诫金文泰，晓谕他要谨言慎行、「安守本分」及「表现得圆滑一点」，警告金文泰不要再干涉非他权责所在的对华事务。在金文泰眼中，张伯伦就是一个「外交蠢人」。他深信只有驻地官员才能够清楚所在地区的发展。远在千里之外的伦敦当局，只能根据电报提供的资料判断局势，如同雾里看花，实在是不能够作出切合地方利益的决策；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不必事事汇报，有时更需要独走以免错失时机。
对于金文泰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殖民地部大臣艾默里与他关系不错，多以私人书信互通，二人之间有着高度默契互信。他与金文泰观点相近，确信「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路线。」张伯伦在家书中批评艾默里能力不足，将艾默里与中国事务并称为令他感到「扫兴的事」。艾默里则抱怨张伯伦过于软弱胆怯，而且只关心欧洲事务，漠视亚洲时局发展。由于张伯伦、艾默里相互牵制，尽管艾默里也会在适当时候将金文泰的想法带进内阁会议中、促请外交部接纳在地官员的观察，但他也无法事事让金文泰如愿以偿。艾默里就在回忆录中表示，由于部门之间冲突与不协调，他本人没能给香江殖民地提供太多的帮助：
在整个鲍德温内阁任期内，我们都受到中国的反英民族主义运动困扰。我和一众更关心如何捍卫大英帝国在国际城市（如上海）及繁荣的殖民地（如香江）利益的人，与主张绥靖政策的外交部出现颇大的冲突。在捍卫大英帝国利益的路线，我与邱吉尔是十分相近的。……在最后，我们派出舰队保护上海，但在大罢工中能够帮助香港的事只有很少。
1927年3月，蒋介石入驻的北伐军进驻上海后，没有与英国发生大型冲突，反而对左翼势力举起屠刀，转而大肆杀戮反帝民众运动的骨干，张伯伦的「耐性与宽容」策略到此奏效。不过，金文泰在当年的五月依然不忘强硬地对待国民政府。他在向殖民地部大臣交代香江情况时，认为若不作出强硬的态度，中国将会视英国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为此，英国必须设法拿回汉口、九江租界，必要时撤离所有英国公民，派兵再占领九江、汉口。不过，随着中国落入接受帝国主义在华利权的蒋介石政府掌控，金文泰的强硬路线也没有市场，他只能「关起门来继续打扫」，颁布如上所说的各种白色恐怖政策，以铁腕管控打击反殖民主义的力量。
金文泰的这种强硬帝国主义姿态，有时甚至给殖民地部都带来很大困扰。1927年1月19日，正当中英还在协商汉口、九江租界提前归还中国，而威海卫也因租期届满而协议归还细节时，金文泰向殖民地大臣艾默里打电报表示，英国应该以此为机会，以无条件归还威海卫为条件，换取中国永久割让新界给英国。艾默里当时就没有接受金文泰的提议，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正锐意收复失去的领土，修改新界租约会引起中国国民对新界的关注，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艾默里还担心，这种提议可能会导致中国燃起收复国土的决心，要求一并收回整个香江。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也收到了金文泰的电报，他直指金文泰以香江为出发点的看法「完全脱离现实」。蓝浦生就此向外交部发送电报，指出中国主流民意是「重夺昔日被割占的土地」，英国要再想占领中国任何土地是「不切实际」而且「与中国主流民意背道而驰」，会遭到中国民众反对。他还幽默地表示，「中国民众会指控英国实行帝国主义，但我正尽最大努力澄清这是不实的指控。」
当时，金文泰正准备动用财政在新界举行大规模基建，故而他对是否要大力发展租借地——租期将于69年后届满——产生怀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批出以75年为年限的新界地契1928年金文泰回英休假期间，他直接约见伦敦的外交部与殖民地部高级官员以解决新界问题。金文泰向与会的官员分析永久控制新界的重要性，表示港岛目前的土地已接近完全发展，至于新界方面，如果能确保土地的拥有权，新界将会有急速的发展。但由于新界的土地只是从中国租借而来，必将归还中国，因此，英国政府应该允许港府批出超越1997年的地契。
对此，与会官阶最高的外交部助理次长韦尔斯利认为外交部没有处理上述提案的权力，英国有义务实践条约的承诺，在99年的租约期届满后将租借的土地归还中国。他认为鼓励港英意图将新界永久纳入香江版图是危险的，这会惹来中国全国的反对，也会被用作政治宣传的攻击理由，更会被中国上呈国际联盟申诉。在这情况下，英国提出新租约的要求不可能被接纳。事实上，他感到金文泰的提案有不少风险，在当时的英国根本无法保证地契的年期是否能够横跨1997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期归还新界是外交部的立场，同时也不建议香江所批的地契年期可以超出英国租借新界的年期。英国国务大臣唐纳德·麦尼尔则在回复殖民地部大臣艾默里有关新界议题的函件中，表示除非中英之间签订新的协议，英国必须按照与中国签订的原有条约，将新界如期无条件归还中国。英国不可能以发展新界经济作为借口而动用武力强占新界，这个方案将会违反双方签订的协议，也会上升到国际联盟作出仲裁。他指出，一切有关香江所遭遇的困难及新界的未来，都需要透过谈判与中国协商。在进行谈判前，必须避免任何被视为违反协议的行动。
简而言之，保守党政府拒绝了金文泰的提议。金文泰虽然处处碰壁，却依然不死心，又在1929年2月上书殖民地大臣艾默里，请求对方重新审视他的建议。金文泰的行为，使负责此事的殖民地部中层官员金锡仪感到不快，直言金文泰不愿妥协是「颇令人失望」的。在1928年11月，金文泰与外交部、殖民地部的联合会议上，原已经同意港英要按照余下的新界租借期批出地契年期，港英方面将委派律师去执行此方面的举动。但是，到了1929年4月，金文泰仍未有作出修订地契年期的打算，反而一再重提批出75年年期地契的建议。金锡仪只能再次强调此议不可能取得外交部的同意。事实上，负责处理相关事务的人员，全部都不认同金文泰所提出的方案。最后，他建议殖民地部最高决策者艾默里亲自否决金文泰的要求，并将相关的事宜通报外交部。不出金锡仪所料，保守党籍的外相张伯伦表态不接纳金文泰的提案。在1929年大选后，接替张伯伦的工党外相亨德森同样否决金文泰的提议。
事实上，金文泰直到退休以后，依然对新界念念不忘。1936年当时，金文泰曾在英国皇家帝国学会发表题为『香港之将来』的演讲，坚持英国应把握任何机会占据新界：
香江与九龙今日已成为不能分解之个体。香江食水之供给大部分来自九龙新界（以水管经港底通至香港）。赴港铁路之终点亦在九龙，香港飞行场亦建于新界之启德。整个九龙半岛今日已为一大城，其体积与商务上之重要将必超乎香江。昔日（1898年以前）之中英界址今已位于一广阔之汽车道中，两旁高楼林立矣。若九龙半岛北部属于中国，南部属于英国，则海港及其沿岸之民政必无从着手。如果新界不在英国手中，即香江海军之设施及海军船坞船渠等，亦无从自卫也。故英国若不永远掌握新界一如香江，则英国将来必须以香江交通中国。舍此之外吾未见有其他办法也。故凡具好意者，对此问题，皆应及时谋一解决之道。余不稍信不列颠帝国将默许退还香江与中国，吾人实应尽速提出使中国可以光荣接受之条件，永远割让新界与不列颠帝国。
此后，金文泰继续在1938年撰文『香江最重要的难题』，鼓吹英国将新界据为己有。在这篇发表于政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文章中，金文泰呼吁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完结后，英国应趁中国政权可能因战事而发生改变，趁机向当时的中国寻求永久割让香江：
在我看来，将港岛及新界归还给中国，对中国而言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好处，而是一种损失。香江是英国在远东唯一的前哨基地，透过香江，英国任何方面、程度的影响力都能有效传到中国。如果归还香江，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变得十分疏离。此外包括新界在内的香江，在中国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点。香江的退还，对中国而言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与失去「欧洲邻居」的日常友好合作相比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此，好心人应努力尽早制定条件（愈快愈好），使中国能够体面地同意将新界永久割让给英国，从而解决这个问题（新界的将来）。
言归正传。或许是由于金文泰与伦敦的一系列摩擦，他于1929年11月21日突然被调走，转任新加坡总督兼马来亚联邦高级专员。由于他此时不过担任港督四年，明显不足前任港督5～6年的任期；再加上英国殖民地部没有按照惯例，在做出任命前先行咨询他，金文泰肯定这是伦敦的突然袭击，是明升暗降的安排，他对此深感沮丧与愤怒。在写给弥敦的回信中，金文泰表示：「我宁愿留在这里而不愿意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事已至此，我相信我无法在香江达到怎样的成就。我不会羨慕我的继任人，但我知道这会让我心碎好一段时间。」
长期被视作「精明能干」的金文泰，使新马两地的报刊将他视作救星。当时马来亚殖民地深陷社会一危机之中，而金文泰则被视为对香江殖民地走出困境功不可没。一份新马华人的报章写道：「金文泰之主政香江也，四年有半。于特殊情況之下，能与广州方面重订友交，抑能亲民使处境艰困之香江，平安渡过难关，谓非精明能干者，奚克臻此哉。今之马来亚，亦已陷于困境矣，物产生值，经济失灵，亟需精明能干而又亲民者以为政也。」再加上金文泰亲华的名声，这就让华社对其更为期待。事实上，金文泰离港时，三十五家西贡商号就联名在送别函中吹捧他：「恭惟 督港功厚，迁星秩隆，英才拔萃，华人贯通，动同周召，绩冠夔龙，猗欤盛德，希世难逢」，是「挽既倒之狂澜，登斯民于席衽」，香江华人「民特虽攀辕卧辙而莫留」。
然而，金文泰果然还是让他们失望了。尽管他素有亲善华人、热爱中国文化之称，但金文泰抵达新马以后，就开始执行猛烈打压华人的高压统治。他以强硬手段解散两地的国民党党部，并驱逐当地一些具影响力的国民党人出境，同时还禁止华工入境，关闭华文学校，透过注册制度达成政治审查目的，并取消了华校补助，审查华文教科书，使华文学校办学受到极大禁制。当地学者指出：
金文泰是个典型的对华校怀有偏见及恐惧感之殖民地官员。他走马上任便对华校采取进一步的管制及监管，例如限制华校教师只可由马来亚出生者担任，且委派更多监管华校的官员，包括增加两名副教育提学司及五名华校督学。许多教科书这时也被禁用……除此之外，原先已扩大给华校的津贴金，这时多加限制。已经得到津贴的学校，虽然可继续领取，但新申请者将不受理。政府所推行的这种资助英校和马来学校政策，导致华校对政府产生更大的疏离感。华校与政府之间的问题也因此更形恶化。
为了维护大英殖民体系，金文泰在新马转而采取了扶植马来人、打压华人的政策，给新马华人「亲马反华」的感觉。可以说，1930年代初中期的马来亚华人处处受压于「金文泰排华政策」；而「金文泰政策的目的，旨在创造一个马来人的马来亚，欲将华人势力彻底消灭」。时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主任的陈君葆，在1935年2月3日指出：
据陈耀煌说，金文泰失败是因为他主张大马来亚主义，这也十分确切。金文泰原是一个政客，到那个地方便讲那里的话，比如他在香港便讲甚么提倡中国旧学，到马来西亚便要英文学校习马来文，这都是一种手腕，他心中何尝有中国人或马来人文化这些观念在。挂羊头卖狗肉，这原是政客的气习；不然，中国的旧道德那值得去提倡，中国的新兴势力何以须他推其萌蘖，难道老金总不能了了于胸么？
1934年2月，金文泰因病辞去所有官职而返回英国，提前退休。直到他于1947年4月5日去世为止，金文泰都没有再次踏上香江的土地。
结语
20世纪初的英帝国深陷现代性悖论的泥沼，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帝国主义」在英国政治语境中逐渐褪去昔日光环。
在这股反思帝国主义的浪潮中，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殖民统治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亚非拉民族意识觉醒，维持帝国统治的根基日益动摇。然而在这一转型期，无论是身处殖民地还是执掌殖民政权的英国人，仍难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思维定式。当威斯敏斯特政客们开始对「帝国主义」心存顾虑时，港督府的官员仍在精心擦拭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徽章，这种认知错位折射出帝国黄昏时期的某种独特政治光谱——既认识到帝国的落日，又深陷往昔荣光的记忆无法自拔。
这种关于理想「帝国主义」的想象，意味着一套极为可耻的思路，将英帝国主义视作一股「为善」的伟大力量，正如印度的寇松勋爵所说「大英帝国受命于天，是世界最伟大的行善工具」，正因如此，英帝国的扩张就不应受到什么道德约束。如兰格（William Langer）所说，在英国人眼中，他们是「适于治人」（fitness to rule）的民族，因此「帝国扩张对那些被纳入帝国的民族来说是恩惠，即使他们是被武力强迫加入」。英国殖民者们不仅相信，这种殖民主义相当有利于被统治民族，甚至这种英式殖民还可以将被统治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对于年轻的殖民地见习官员来说，通过与原住民领袖接触，「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甚至在学术上对之加以研究」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换言之，英帝国的统治者相信自己会提供「和平、繁荣、现代基础设施、法治、现代教育，以及公平、公开、公正的统治体系」。为实现这种治理目标，所有与帝国治理体系兼容的原住民文化元素，均被纳入保留、保护与强化的政策框架。时人认为，年轻殖民官员通过实地调研与基层接触，可迅速甄别原住民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并制定针对性保护措施。既然英帝国治理体系具备绝对正当性，那么任何反抗行为要么源于认知偏差，要么属于精神失常，必须以雷霆手段迅速镇压，以防止这些「异常因素」干扰帝国福祉向其他殖民地民众的普惠进程。这种思维范式深刻影响了殖民统治实践，成为金文泰等殖民官员执政理念的原始模板——即便遭遇现实挑战，其内核始终保持着顽固的延续性。
当然，此类政策导向往往催生出一种畸形社会形态——传统封建文化残余与暴力现代镇压机制并存的殖民地结构。其既得利益者是那些在高地避暑的英国殖民官僚，以及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原住民精英」（即各类买办阶层与次级殖民代理人），而殖民地广大民众却深陷苦难深渊。在二战爆发前的漫长岁月里，香江殖民地与尼日尔、印度、锡兰等英属领地并无本质差异，均呈现出这种结构性压迫。香江殖民地之所以未爆发血腥事件，很大程度上源于港英当局熟练运用「流放式镇压」策略，通过将反抗者驱逐出境，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物理性消灭，这种看似温和的治理手段，实则延续了殖民统治的残酷本质。即便如此，「殖民功绩论」仍在殖民者及其拥簇中广泛传播。1891年香江成为英国殖民地五十周年之际，包尔腾主教（John Shaw Burdon）在圣约翰座堂主持金禧礼拜时发表的演说，便集中体现了当时英国殖民者的认知逻辑：
现在来诘问五十年前英国占领这个岛屿是对还是错，已经为时太晚了。那些已成过去的战争，其道德对错该如何评价姑且不论，我们都可以理直气壮说，我们还给中国的东西，会比所取得的要有价值得多，这充分证明我们的行为正当合理。我们拿到的是个荒芜小岛，草木不生，仅有数百或顶多数千名中国渔民居住，他们还随时会放下太平时的生计，当起海盗劫船掠货；我们早将此地变成与中国相安的保证，并吸引了数以万计华人前来，以此为赚钱获利的家园──今天有二十万人，因为这里有公正和稳定的政府，保障他们能以大量不同的方式谋生，甚至发家致富。……就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古老国家的中心激发新希望，同时是为其广大人口带来获取物质利益的方法。
这是一种理直气壮的殖民主义，英殖政府标榜殖民是福，并毫不遮掩自己的殖民体制——如种族歧视、华洋隔离、底层人民生活悲惨——只是随时间流逝而加入更多的「原住民领袖」成分。对此，诗人荒草早在『卖菜童的泪』中，以白描笔触勾勒出殖民地的底层生态：「人家说我年纪少其实我已同成人一样靠双手觅找一天的米粮（……）拉入差馆判个妨碍交通罪（……）为了息止灼肚的饿火抹干泪，咬紧牙，再来犯罪的勾当……」或许相较于战乱的中原来说，这里的环境稍微缓和，但对于普通人民来说，香江从来不是文明开化的天堂。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理直气壮」的殖民霸权，最终被更残暴的侵略者所粉碎。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碎了英帝国的东方幻梦，时任港督杨慕琦率领殖民政府向日军缴械投降，英国在港的殖民统治体系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颗「东方之珠」随即陷入日寇魔掌长达四年。1941年至1945年间，殖民地社会经历系统性崩解：经济命脉被掐断，民生设施遭野蛮破坏，街头充斥着恐惧与绝望，饥馑如同瘟疫般蔓延——六成人口在战火中消亡或流离失所，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殖民统治者们亦未能幸免，港督与高官沦为战俘，被囚禁于战俘营中，命丧异国他乡。香江人口从战前的160万断崖式跌落至60万，这就是殖民统治合法性被另一个殖民国家的战争暴行彻底否定的数字注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虽试图重建殖民秩序，却不得不面对三重困境：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华人社群陷入分裂，海峡两岸形成长期对峙局面，当地因此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如学者张少强所说，为维系其殖民体系的存续，延续大英帝国的影响力，英国当局开始强化对香江民众的思想引导与情感拉拢（winning hearts and minds），以巩固统治合法性。趁着冷战格局下的全球形势，英国一方面借助西方反工阵营的政治联盟，特别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世界集团，为其殖民统治寻求外部背书；另一方面，港英政府通过加速城市经济高度发展进程，将香江包装成接纳流亡者的庇护所、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样板城市，以及社会繁荣稳定的典范区域。以上的这些做法，正是英国为了遮掩自己的殖民主义本质，谋求被殖民者的主动认同。可以说，二战是英国从「明目张胆的殖民主义」转向「若隐若现的殖民主义」的关键转折点。
而以上这一切——这种日益隐形的殖民主义，才是今天我们所熟识的现代香江的起点。金文泰在这个新时代也遭到淡忘，人们对他的历史记忆随之分裂，变成善待华人、深受爱戴的高华本地记忆，与「洋主子」港英殖民者的外在论断。从这个角度来说，金文泰时代就像是港英殖民主义的一个缩影，他既不是推行德政的「远去知己」，也不是只会压榨、欺压被殖民者的暴君。在两个人们的思考常常陷入的极端之间，港英殖民主义二者都是，也二者都不是。对其中任意一面的过分肯定或忽略，都无助于正确地清算这种统治留下的殖民性，反而有可能导致我们对港英殖民主义的庸俗化理解。
正如鲁迅当年以「金制军」揭露传统文化被殖民权力利用的冷酷事实，说出「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的名句，我们今日需以金文泰为钥匙，解开殖民主义在香江乃至全球留下的历史症结。唯有正视这种「隐形统治」的复杂性，方能真正清算殖民遗产，避免在无意识中延续殖民政治的逻辑。这不仅是香江面临的历史课题，更是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所面临的如何去殖民性的历史危机。
①1927年3月，港督出台『禁止集会巡行条例』，禁止一切反对港英政府的政治行动：
1：总督得禁止各种集会。如觉得该种集会，含有谋叛及扰乱治安性质，或有叛逆之言语及文件在场发现，及鼓舞罢工者，得随时制止之。
2：无论何人，不得参与此种被禁之集会。如非有特别准许，不得在场。
3：警察得有权于必要时，以武力冲进被禁集会之场内，将其解散，及搜查各处或执去各种物件。
4：总督如因赶急须应执行时，得不商之定例局及不在政府公报宣布，解散上述各种集会。
5：此条例中所招之集会，包含各种会议、集合、庆祝、追悼各种典礼及各种巡行。条例中所谓之谋叛事项，即1914年所颁布之谋叛文件条例所指之事项。又叛逆言语，即该种言语如将之书出，即视为谋叛之文件云。
②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是何启一生「终其一生都拥护维新，而不赞成革命」（韦玉语），自从1900年惠州起义以后，他已经很少参与革命活动，也很少担当革命党与殖民政府的中间人：何启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革命。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罢搭电车运动，却导致何启失去了英国殖民者的信任。尽管他服从新任港督梅含理安排，为缆车与电车公司辩护，谴责罢搭行动危害粤港经济，却还是因为自己与内地革命党的关系，而遭到梅含理的猜忌。梅含理列举的理由之中，就包括：
何启本人「由始至终」与广东起义和广州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梅含理声称何启为新成立的广州政府草拟了一部「周延的宪法」，以此为何启与广州政府过从甚密的证据。此外，何启「在广州的利害关系深厚，足以令他的一名兄弟（一个素行不良之人）获委任在汕头担当要职」。另外，何启因姻亲关系而与陈少白有所关连，这名报章编辑兼孙中山友人是广州政府首名法律顾问，只是「他完全没有法律知识或资格」。
结果，梅含理通过辅政司施勋，委婉地劝告何启不再担任定例局华人非官守议员，何启则表示，能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殖民地」效力，他深感荣幸。1914年3月，何启结束自己在港政治生涯以后不久，他就在7月去世，享年54岁。
③对于当时的殖民者来说，金文泰的行为确实有些奇特。港督宝灵在1858年慨叹：「本土人和欧人几乎完全隔绝，完全不曾听闻两个种族之间有社交往来。」本地欧籍人对于华人的轻蔑和鄙视，常令访港的欧洲人感到震惊，他们还提到本地欧籍人用拐杖和雨伞打华人苦力。有位1877年访港的英国人抱怨英国军官对待华人态度恶劣，「仿佛他们是极低等的动物」。港督坚尼地（Arthur Kennedy）和他的继任人燕臬斯在总督府接见显赫华人后，欧籍商人和他们的妻子拒绝受邀到总督府参加节目。英国商界认为燕臬斯「偏袒华人」，所以1882年2月他离开香港时，没有英商到码头出席传统的送别仪式；但华人领袖前来为这位港督送行，并致赠礼物和绣帐。
不过，这一点似乎也是符合金文泰官学生身份的。正如夏思义（Patrick H.Hase）指出的一样，这些从名牌大学来到殖民地的英国官学生，相信自己应该得到殖民地原居民「天然领袖」的支持，需要拉拢这些原住民的「天然领袖」，与他们建立亲密和睦的友好关系，务求随时能得知他们的看法和设想，并加以处理，从而可避免因不够敏感而干扰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合作性的思考方式：英国精英和原住民精英合力为广大原住民谋取更大福祉。英国人认为，年轻的官学生不必急于接触他们治下的平民百姓，因为这样做无甚价值。他们应该与原住民的「天然领袖」紧密联系，而有关原住民大众的想法和恐惧这些帝国官员须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靠这些原住民「天然领袖」通过报告传达。
参考文献：
《中英關係與殖民管治：金文泰在香港，1925～1930》（陳學然 吳家豪）
《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高馬可）
《被遺忘的六日戰爭：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夏思義）
《管治新界：地權、父權與主權》（張少強）
《貧而無怨難：香港民生福利發展史》（馮可立）
在文章的最后，请容许我再次深深感谢 @深山聳峮 为本文提供与做出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