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如此。在日本人民并未右倾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右倾程度远超他们的安倍晋三与自民党政府。这个根据似乎听起来很荒谬，却是建立在近二十年以来的民调数据计量分析上的。
我们不妨用三段话来回答这个日本民主的悖论。
①关心日本外交、国防课题（注意，这里包括了扩军与参拜靖国神社）的选民，会明确意识到自民党与安倍晋三的严重右倾。然而，越是关注这些课题的选民，往往越是右倾，因此越认同安倍自民党。
②并不关心日本外交、国防课题的选民，没那么认识到安倍政府的右倾。他们一般更关注经济发展的绩效，或者执政水平如何。近二十年的日本政治，恰恰让他们觉得自民党在这两点上完胜在野党。
③前面的选民是安倍自民党的核心支持者，后面则是支撑安倍自民党的大多数选民。
一图了然：
下面，我们用更为详细的数据来澄清这个悖论。
本文得到了知乎用户@深山聳峮 的润色及修改，在此处谨表感谢。
一、空中楼阁的右倾化
问：自民党右倾了吗？
答：近20年来，自民党确实右倾了。而且，安倍内阁的右翼政府不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自民党这台强有力的政治机器之上的。
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用数据的视角来昭示自民党的右转。
图①：
以上是根据英国学者Amy Catalinac多年收集的自民党候选人选举公报，所整理出的右倾数据表。其判断标准是，数值越大，自民党候选人就在外交、安保领域越是右倾。由上图可知，1990年以来，自民党显然经历了一个逐步右转的历程。
图②：
上图是以「是否赞成日本强化国防力量」这一重要的判断左右标准，来测算自民党国会议员右倾程度的。我们不难看出，赞成强化国防力量的自民党众议院、参议院议员从2003年的66％与67％，十余年间一路上涨到89％甚至99％。然而与此同时，日本选民（日语为有権者）的态度却并未发生明显的右转，长期维持在45％～57％的阈值之间。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任自民党党魁的河野洋平，曾指出：「自民党本来就是鹰派议员居多，鸽派议员最多也是三成左右」。这句话，正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自民党右转的起因：本来足以制衡鹰派的鸽派议员消失了，自民党的右翼主张定于一尊。
许多中文世界的读者可能听说过一种说法：日本自民党是个对左右翼兼收并蓄的大帐篷政党。既然如此，这样有着浓厚中间派传统的政党，为何在短短二十年内彻底右转，成为右翼政治的代言人呢？
简而言之，答案源于在野阵营的激烈竞争。从传统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在两党制框架下，两大政党通常会分化左翼、右翼阵营，在坚持各自独特立场的基础上展开竞争。
以日本的案例而言，在1955～93年的「五五年体制」时代，是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同在自民党，对抗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但1993年政治改革运动以降，社会党衰亡，反自民党的各方势力则在1998年汇流为「日本民主党」。新生的民主党在此后的历次大选中逐渐崛起，到2000年代中期，已经是足以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大党——而它为自己所选择的立场，则是左翼自由主义。就在几乎同一时间，自民党内的自由主义派阀因「加藤之乱」而崩溃，倾向保守主义的派阀掌握了自民党。
安倍晋三担任自民党干事长时，就在2003年大选中，亲自指挥了对抗民主党的第一线选战。他深深地意识到，自民党也有必要向选民积极强调自己的保守右翼特色，并为此制定了2005年自民党修宪案。2003年12月18日，他如是说道：
「我们不能只靠组织来进行选战了。这次，我们要在参议院选举中，接受在大选中成为大党的民主党的挑战。要想战胜民主党，就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要说那是什么的话，那就是能让多数国民产生共鸣的自民党理念。我们有必要，将自民党所描绘的国家形象、以及想要在这样的国家生活的想法，好好地展示出来。」
也就是说，左翼在野党势力的崛起，促使自民党执行部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生态位转向右侧。这种意识，就是与民主党的对抗意识。
2009年自民党下野，上台的民主党推行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时，这也就进一步刺激了自民党的右转。当时自民党在大选中惨败，不得不借助于极右翼来重建自己的根基。2009～2012年的在野三年，也是自民党右转运动的巅峰时刻。自民党为了对抗民主党政府，将其攻击为「国家社会主义」，还着力将民主党与「左翼」、「卖国」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强调自己才是日本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势力的核心。这一时期自民党右翼政治的集大成作，是2012年的自民党修宪案。这部草案中除了公然出现建立国防军、限制个人权利的内容以外，第一句话就明确表示：「日本国是拥戴天皇的国家」。
此时担任自民党总裁的谷垣祯一，本是一名左翼自由主义者，但他也被这股大流推着走，成为了极右翼的急先锋。不过，谷垣也在修宪案的前文之中，透露了这种自民党转向的根本原因：「去年夏天的大选中，我党遭遇了历史性的大败，结果失去了政权的宝座。……（这件事）让『我们必须尽早展示出，自由民主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的想法强烈起来。对此的回答，就是这次制定的新宪法草案。」
换言之，失去执政权才是自民党加速右转的最重要因素。安倍晋三本人也承认：「可以说，民主党政府的成立，使我们的问题意识更加鲜明了」。除此以外，野田圣子做了如下的证言。
「我们作为在野党的话，就会遭到埋没，媒体的曝光率也会逐渐减少，所以我们必须和执政党有所区别。因此，相对于在政策上重视个人的民主党，自民党就试图突出自己容易理解的一面：重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我认为这是相当地右倾了。这也是因为，拼命支撑作为在野党的自民党的人们也在那边（右翼）。」
1993年选举改革以后，自民党内的派阀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安倍晋三率领的右翼议员派系「创生日本」则高呼「守护日本传统、保卫日本利益」的口号，积极地推动了自民党的右倾。2012年大选过后，自民党大胜，安倍晋三再次拜相。此时的自民党已经从过去的中间派大帐篷政党，褪去了自己自由主义、温和左翼的一面，完全脱胎换骨，变成了西方政治学定义上标准的右翼政党。
无独有偶，在村上诚一郎看来，安倍晋三掌权的自民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钟摆式政党」，有左翼内阁与右翼内阁的不断交替，而是：
自民党的最右派一直掌握主导权，党本身也随之右倾，失去了（回到中间派的）复原力。这是导致自民党政策偏向一边的重要原因。到了现在，中间右派的宏池会、竹下派等，不再构成自民党的中心。像我这样的中间左派就会被视为极左。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谷口将纪的政治分析，在安倍晋三执政的2012～2020年之间，即便是自民党议员之中，安倍晋三也是特别右倾的议员。在东大任职的Kenneth McElwain则发现，在2014年大选之中，越是赞成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自民党议员，就越有可能得到安倍晋三的助选演讲。
这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右倾。在安倍政府之中，越是右倾的自民党议员，越会得到安倍首相的重用；反之，越是左倾的自民党议员，越容易遭到安倍的打压。以国防部会为例，浅野良成通过综合数据，察觉到越是右倾的自民党议员，越容易获得日本国防部会的官职。比起最左翼的议员，党内最右翼的议员获得国防部会职位的可能性要高31.74％，而这一点在小泉纯一郎、谷垣祯一时代均未发现，是第二次安倍政府（2012～2020年）特有的现象。
中北浩尔也在2020年的调查之中，指出2012年大选之中，自民党当选次数越多的议员，意识形态越右倾。以上的各种事实向我们揭示了自民党右转的真相：1990年代的各种改革以来，自民党有向地方分权式政党转变为总裁主导型政党的倾向。另一方面，随着2000年代自由派在野党的崛起，党内自由派失去了自己的生态位，原本就是「半个自民党」的保守派于焉更为强大，成功抢占了自民党执行部的主导权。此后，这个右倾的执行部便主动地选择全党的右倾，主动与社会上崛起的民间几右派分子结合，推行由上而下的右转政策。
与此同时，2012年民主党下台以后，日本的左翼阵营便一蹶不振，再也未能获得超过国会三分之一的议席。两党制的左侧已然崩溃，完全转入右侧的自民党却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此，日本政坛便呈现出集体右倾的态势。
谷口将纪教授在2015、2020年所做的研究表明，自民党在2009年大选中已经显示出右转的迹象，在2012年众议院大选中进一步向右移动。之后，自民党2014年大选、2017年大选中有所中道化，但与2009年以前相比，其立场仍大幅偏右。
尽管如此，日本政坛的集体右倾却无法与日本选民的集体右倾划上等号。谷口指出，2003～2017年之间，选民的政治立场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他们的政治立场与自民党政治立场间的距离，实际上在14年间持续扩大。即便是对于投票给自民党的人，他们也只会在误差范围内变动政治取向，而没有出现右倾。换言之，21世纪自民党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在不断地远离他们的选民。
同样是谷口研究室与『朝日新闻』在2012年、2016年做的民意调查，若以1为最左、10为最右，让受访者来判断自己的左右取向，54～56％的选民都会选择「5」的绝对中立。假如再加上「4」与「6」的相对中立，非左派、非右派的中立派选民达到了日本总体选民的73％之多。如下图：
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多次相关调查发现，由于日本社会「去政治化」现象显著，绝大多数人长期保持政治冷感，大多数选民连左右是什么都无法判定，更不要说「自由主义」、「三权分立」这样的词汇。这与竹中佳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日本选民越来越不会将自身意识形态与投票行动联系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在日本绝大多数选民眼中，他们自己不是右翼。
是否有可能选民实际上是右翼，只是他们不承认呢？然而，在2012年、2014年大选，以及2016年参议院选举中投票给自民党的选民之中，只有0.6％、1.3％、4.6％的选民最重视「宪法」课题，而支持修宪正是日本右翼的最重要分野。
假如是问起「是否支持增加国防力量」这个右翼的重要指标，赞成这一课题的选民确实从2003年的48％，增加到了2014年的54％，反对者也在11年间从25％跌落到16％。然而，当问题是「假如可以预想到其他国家将攻击我国时，是否应该先发制人」，2003～2014年之间，赞成派反而从34％下降到27％，反对派则从38％轻微变化到36％。因而，我们的确无法得出日本选民显著右倾的结论。
那么，选民自认左翼与自认右翼的行为，是否与他们对安倍晋三支持与否相关呢？答案依然是暧昧不清的。根据谷口研究室的综合分析，选民自认左翼/右翼，与选民对安倍内阁的好感度/厌恶度的相关系数，在2012年为0.33，2013年为0.34，2014年为0.27，2016年为0.34。据谷口的说明，在这种统计方式中，一般认为相关系数为0.7以上是强相关，0.4以上是比较相关，0.2以上是有点相关。因而，我们也只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选民对安倍的支持，与他们是否是右翼，不是「强相关」与「比较相关」，而只是「有点相关」。如下图：
持续多年的东大、『朝日新闻』联合民意调查，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自民党的右转、安倍晋三的右翼行为，并非建立在选民的右转之上。
此处的调查，虽然是「右派程度」、「是否支持国防力量强化」为比较对象，但依然以1为最倾向左翼的一端，5为最倾向右翼的一端。与此同时，这份调查也针对「您支持哪个政党」与「您在比例代表投给了哪个政党」都选择了自民党的人，将其规定为「自民党选民」（自民支持層），让其与自民党众议院候选人（自民衆院候補）、一般选民（一般有権者）进行比较。如下图：
不难看出，自民党选民确实比起一般选民，要更为右倾。然而，即便是自民党选民，他们也没有自民党候选人那么右倾。特别是在「强化国防力量」的课题上，也呈现出曾经位于同一水准的自民党选民与自民党议员候选人，其针对此问题的支持程度的平均值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分离的现象。
至于安倍晋三本人，他在2003年、2005年的调查——同样以1为最左翼，10为最右翼——中，分别将自己定位到极端保守的「10」与「8」，此后再也没有回答过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2014年大选之中，37.1％的自民党当选者将自己定位到「5」，但将自己定位到「7～9」的当选者也占了全体的46.1％。而我们已经知道，2010年代的绝大多数日本选民将自己定位为「4～6」；2016年参议院选举之中，自民党选民的意识形态平均值也只是5.63而已。自民党的右倾程度，已经远远将一般选民抛在后面，使它成为事实上的极右政党。
谷口将纪在著作中列出的表格，非常清晰地体现了选民、议员、安倍首相的意识形态分歧：
种种民意调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明白无疑的事实：21世纪的自民党在缺乏选民支撑的情况下，独自完成了自己的右倾化。我们或许可以观测到选民群体确有一定程度的右倾，但这种淡漠的右翼氛围，又远不足以支撑自民党政治的右转幅度。
美国学者David Easton在1965年，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政治：输入、变换、输出、回馈，由此周而往复。我们又知道，日本的中间派选民普遍对和平主义有一定共识。如此一来，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日本选民罢免过度右倾的自民党，为其踩下刹车。然而，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却是安倍自民党负责右倾，日本选民负责欢呼。安倍晋三的自民党政府强行通过一系列右翼法案，独断专行做出各种讨好右翼的举动。与此同时，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却始终居高不下，长期维持在40～60％的高水准。
我们不禁发问：日本的中间派选民去哪了？其实，细节之处见真章，中间派选民支持安倍右翼政府的深层原因，不在于他们是右翼政策的盲目追随者，而是深藏于表象之下的一种复杂情感与欲望。
二：赞同、容忍、旁观——选民视角的安倍晋三政府
毋庸多言，第二次安倍晋三政府对于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安倍政府不顾左翼阵营的强烈反对，横蛮霸道地推行右翼政策。尽管如此，这个专制政府却被报以连年高涨的内阁支持率，使安倍可以稳如磐石地把持着日本的政权。
山口二郎就在2015年强调：
受到纳粹主义……的冲击，文学界出现了以全体主义统治为题材，展开想象力，描绘权力能够支配、管理人类到何种程度的……反乌托邦小说。现在的日本，举国上下都在试验一件事：这种以乔治·奥威尔『1984』为代表的反乌托邦小说，能在现实世界中多大程度地实现。
在此，民意不是安倍政府的裁断者，二者关系发生逆转。民意退居其次，安倍政府则裁断了民意。
我们若要挑战这个论点，就要摒弃单纯悲观的视角，深入分析选民民调，由此揭示现象的本质：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安倍晋三的所作所为，而是选民自身的主观视角。
名为「外交安保」的右翼自留田
1955年以来，日本的外交及安保政策始终是左右翼势力激烈交锋的主战场之一，尤其是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一系列疾风骤雨般袭来的右翼政策均出自这一领域。例如，2013年安倍晋三亲自参拜靖国神社，2014年废除武器三原则，以及2015年强行通过『安保法案』等。实际上，安倍晋三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描述其「外交·安保」政策的篇幅比他一贯强调的「修宪」议题要长得多。
基于一个相当流行的假说，即日本选民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事件，也对政治立场缺乏自己的理解，我们不妨大胆地提出一个论点：假若选民不关心、不在意「外交·安保」课题的话，安倍政府的右翼政策也将难以进入这种选民的视野之中。
那么与此相对地，假如是非常关心「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又会如何看待安倍政府呢？
通过分析历次大选前的民意调查，我们可以发现，的确有一批长期关注「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在15个政策分野之中，若论「历经多次大选，持续得到选民关注的课题」，只有「农林渔业」、「年金·医疗」、「教育·养儿」这三个政治课题，其稳定度是压过「外交·安保」一头的。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这批长期关注「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是足以作为某个政党的票仓的。那么，他们又会趋于怎样的政治立场呢？
乐天insight在2019年参议院选举时，举行了一次尽可能接近现实选民分布的网络民意调查。调查发现，越是对「强化国防力量」、「安倍政府对韩外交」两个课题抱有「赞同态度」或者「明确意见」的人，越会关心「外交·安保」课题。参见下图：
乐天调查发现，越是右派的选民，就越会关心「外交·安保」课题 。与此相对地，受访者有多关心「雇佣·景气」，只由受访者个人处境决定。这份调查还针对受访者，提供了一份问卷，其中各有五个国际关系的问题，五个国内政治的问题。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可以发现，越是重视「外交·安保」的选民，其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回答正确率越高。以上两点足以表明，关注「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不是占日本选民绝大多数的政治冷感选民，而是对政治有一定了解与理解的右翼选民。
此外，其他民意调查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类似的发现。JES V在2016年参议院选举前，通过邮政方式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民调。依其调研情况而言，这份民调得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论：越是右倾的选民，越会关注「外交·安保」的课题。
那么，这些右翼选民会投给谁呢？「明推协」（推进公明选举协会）在2012年大选、2014年大选、2017年大选后举行的民调，为我们揭示了问题的答案。他们凭借调研所得，指出越是关注「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越会在投票时注重政党而不是候选人——而这一点，又在自民党选民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参见下图：
不但如此，在2012年与2017年的众议院大选之中，越是注重「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就越会投给自民党。以点统计方式来估算，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如果一个选民注重「外交·安保」课题，那么他投给自民党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高7％。在2012年，这个数字甚至是17％。如下图：
以上的三份长期民调，让我们最终抵达了一个结论：关注「外交·安保」课题，由此可以充分理解到安倍晋三内阁右翼性质的选民，他们一般本身也就是右翼选民，会因此投票给自民党。
换言之，日本选民中最容易注意到安倍内阁是右翼政府的那一批选民，反而会因为这种右翼性质而支持安倍内阁 。比起大部分无特定支持政党的选民，他们才是自民党的核心支持者。
安倍内阁的中道决战兵器——经济政策与执政能力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在这批注重「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身上，发现他们与其他一般选民的共性：他们虽然比一般选民要右，但依然没有自民党候选人那么右倾。以2014年众议院选举为例，若以「是否支持强化国防力量」为衡量右倾程度，他们仅略高于3.75，而自民党议员的平均值是4.5。
而且，我们也不能说，不注重外交·安保课题的绝大多数选民就一定不会注意到安倍内阁的右倾政策。最重要的是，选民最关注的课题往往是经济，而不是远离自己的「外交·安保」课题。
举例而言，NHK在2012年大选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在投票中最重视的课题是「景气、雇佣政策」（48％），而「执政能力」也以32％的比例居高不下。这两点在自民党选民中更为提出，在比例代表投给自民党的选民之中，56％的人特别重视「执政能力」，71％的人特别重视「景气、雇佣政策」。另一方面，日本经济新闻社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后的民调，表明选民最重视的课题依然是「景气与雇佣」（32％），而「社会保障」则以13％紧随其后，注重「外交与安保」的选民只有5％，排到十个课题的第五名。即便是在安倍内阁明确打出国防议题的2017年大选之中，首要关注经济议题的选民也超过三成，稳居第一。
那么，是否有可能是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与执政能力吸引了这群中间派选民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安倍晋三的立场。
2013年1月28日，安倍晋三第一次进行所信表明演说时，他如是陈词：
「我决心的源泉在于深切的忧国之情。因为我相信，我为了我国纠正深陷危机的的现状，有着必须完成的使命……对我国而言，最大且最紧迫的课题是振兴经济。」
的确，安倍晋三一直呼吁「打倒战后体制」、追求「日本的真正独立」，将这两个目标托付于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国防军，并高呼「只有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才是心灵的归宿，是应该守护的骄傲」（2006年），是一个实打实的激进保守派。然而，2006～2007年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失败，让安倍晋三深刻地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右翼政策，没有其他实际政策，是无法稳坐永田町的。
2012年安倍晋三成为战后宪政史上第一个再度拜相的政治家以后，便马不停蹄地推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政策，将自己的政府标榜为「经济最优先」的内阁。长达八年的安倍政府之中，安倍晋三一直将经济政策作为刺激支持率的最主要手段，乃至为此不失时机地两次推迟消费税增税。
虽然也有着201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好转等的大背景影响，但我们依然不可否认，安倍经济学的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表面上让日本走出了「就业冰河期」时代。尽管安倍经济学也造成日本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速，但对于2010年代的日本选民来说，安倍内阁是「失去的三十年」以来，第一个推出有体系的大型经济政策以后，能够取得初步成功的日本政府。比起经济利益，毋宁说安倍经济学成功地给予了日本选民某种希望。
在日本学者大川千寿看来：
实际上，安倍通过将安倍经济学作为政权的象征，展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政策，并将作为自己的政治舞台。社会保障和消费税增税等重要课题也被安倍吸纳到振兴经济的逻辑之中，安倍政府借此成功地持续了广大选民的期待感。
2017年安倍与百田尚树交谈时，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国民的期待值上升了很多。在野党和经济学家等批评我们经济政策的人里面，也经常有人说：『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就是提高了国民的期待值吗』。要创造这种期待是多么困难啊。」
依照东大、『朝日新闻』2016年的联合民意调查，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对安倍经济学抱有好评的选民之中，支持安倍执政方式的人高达92.7％，在比例代表投票给自民党的人达到了60.5％，将其他政党远远抛在后面。即便是对安倍经济学没有好评的选民，也有48.5％的人支持安倍执政方式，有38.8％的人在比例代表投给了自民党，这个数据同样远远超过了第二名民进党的21.1％。
据『朝日新闻』调研数据显示，「赞同安倍经济学」，与「支持安倍执政方式」之间的相关度，高达74.9％。选民对安倍晋三观感如何，与选民是否支持修宪、是否支持『安保法案』、个人意识形态如何的关联度都很弱。选民支持安倍，是因为他的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不是因为他意识形态上的右倾，也不是因为他们对安保法案通过的高度评价，更不是因为他们对修宪的赞成。如图：
安倍晋三或许正是因为很清楚这一点，才会每逢大选，就刻意对修宪等右翼课题闭口不谈，转而大谈安倍内阁的经济成就。2012年接受『朝日新闻』调查时，安倍就没有将修宪列入自己的「三大重视政策」之中，2014、2017年两次大选前再次受访时，安倍甚至没有回答修宪相关的问题。
2017年5月，安倍曾对『读卖新闻』表示，要在「2020年前」实行新宪法，而2016年参议院选举中的自民党当选者，也100％支持修宪。然而，准确来说，安倍自民党一到选举，就会回避修宪这个课题。2012年、2014年大选，自民党未将修宪列入选举公约之中；来到2017年大选，修宪也只被自民党放在选举公约的最后一项。2012年大选中，表明自己最注重宪法的自民党当选者只有1.5％，这个数字在2014、2016年甚至是0％。
我们应该承认，安倍政府的这种选举战术是成功的。2014年大选中，自民党拿到了修宪派选民的47.3％选票，也得到了43.1％的护宪派选民投票支持。2016年参议院选举之中，自民党的选票也来自于51.6％的修宪派选民、33.2％的护宪派选民。33.2％的数字，意味着2016年的日本护宪派选民（左派选民）比起其他反对修宪的左翼在野党，首要选择反而是支持修宪的自民党政府。
竹中佳彦在2015年的论文『检证选民的右倾化』中断言：「不得不说，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断定选民意识的『右倾化』」，并陈述道：
安倍首相在安全保障、宪法、教育等方面，追求战后日本语境下的保守或右倾政策。然而，日本选民在左——右意识形态对立轴上趋于中立，选民的政策争论点态度虽然也基于以加强防卫力量为中心的安全保障因素，但这一因素并不包含其他的许多争论点态度，也并不是所有的保守意见都在（社会上）增加。安倍首相之所以支持率高，比起说是因为他的安全保障政策、修宪政策、核电政策等，更应该说是因为他的经济政策受到好评。安倍首相很清楚这一点，才在选举临近时不断强调经济政策。不过，这与2016年参议院选举中的自民党得票没有相关性。对安倍内阁经济政策抱有好感的人们，因为找不到可以取代自民党的政党，对目前的政策发展也没有太大不满，所以选择弃权。由于弃权人数众多，在选举中获得相对多票数的自民党获得了多数议席，这就是实际情况。
安倍经济学战术的大获全胜，不仅局限于经济一隅，也如同杂草一般，逐渐蔓延到安倍内阁的其他施政区域。换言之，安倍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点亮了绝大多数选民对于自民党「执政能力」的强力信任。相比于前任2009～2012年民主党政府的混乱、动荡与空转，至少安倍晋三的自民党政府，是一个政局稳定的政府，能让人「假装火车还在前进」。安倍本人也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不断老调重弹「民主党政府的噩梦」，借此恐吓选民：在野党没有执政能力，自民党才有实现政策的能力。目前看来，安倍晋三的这种做法收获了巨大的成功，「执政能力论」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共识。
JES V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后，凭借民意调研所得，指出：若以0～3来衡量选民自己与自民党间的政治距离，不论选民认为自身政治立场与自民党有多远，四个组别都高度评价自民党的执政能力。即便是在最疏远的组别之中，也有59％的人认可自民党的执政能力——这当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2013年参议院选举后，东大与『朝日新闻』也举行了自己的民意调查。参照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日本选民普遍认为自民党是在外交政策中最可靠的政党。主办方用「您是否赞成日本应当强化国防力量」（1为最赞成，5为最反对），来衡量受访选民与自民党之间的距离。自民党候选人的平均值是1.5，也就是在「赞成」与「相对赞成」之间。
然而，即使是在这套评价标准体系下，与自民党政策距离为2.5的选民（即4，相对反对），也有超过六成人相信自民党外交能力的比例。由此可见，即使对于政策偏好几乎完全相反的选民来说，自民党的外交政策还是值得信赖的。见下图：
当我们继续追查下去，甚至还可以发现更惊人的结果。2013年5月，早稻田大学现代社会研究所实施的第20次外交舆论调查，询问受访者在「A：考虑到日本与中韩的关系，应该让步」，与「B：即便与中韩关系恶化，也应当强硬交涉」之间，认为「现在的政府」即安倍政府更接近那边。
令人震惊的是，选民即便意识到安倍政府在这个课题上右倾，依然认为安倍政府比自己稳健。而且不论选民所支持的政党为何，他们普遍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连左倾的民主党选民也概莫能外。如下图：
而2013年参议院选举后的JES V调查，也指出：越是倾向于自民党的选民，越容易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将自民党标记为「温和派」。如图：
我们或许应该说，这是占日本绝大多数的中间派选民，将自己的中道欲望投射到了安倍政府身上。
这种「执政能力论」不仅体现在积极的视角，也以消极视角的方式存在。前田幸男通过分析『共同通信』进行的民意调查，在2018年的研究中指出：直到2013年为止，选民选择支持安倍内阁的最大理由，一直是「对其经济政策有期待感」；此后，理由为「因为没有其他政党可选，（只能支持安倍内阁与自民党）」的受访者不断增加。而且，因外交政策而不支持安倍内阁的选民一向很少。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开始的问题了。日本中间派选民对安倍右翼政府的追随，来自于他们心底里的欲望——他们期盼一个强有力的日本政府能够引领国家恢复往日的常态，在经济及国家安全领域取得取得实绩，安抚恐慌的市民。为此，他们关注度不高的「政府是否过度右倾」是可以忽略的，只要安倍政府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他们就会为之欢呼。
这一切，就是2010年代的日本「中道」政治。
海的对面，是敌人
对于主流选民的这种政治行动，日本学界有众多解释。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假说，就是中国与韩国的民族主义对日本市民造成了刺激。学者米田幸弘观察到：2009年以后，一个选民对中韩的排外意识越强，就越可能支持自民党。小林哲郎与片桐梓则围绕着「聚旗效应」，在2018年的调研中指出：即便是左翼选民，也会因为感觉到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增强他们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
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韩国与日本在领土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历史问题上屡屡发生摩擦，使得剑拔弩张的氛围蔓延开来。2012年8月，早稻田大学现代社会研究所进行的外交舆论调查，表明84.2％的受访者感受到中国对日本的威胁。
然而，这种「感到威胁」的快速上升，依然无法与选民的右倾联系在一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日本社会对中国人、韩国人的排外意识确有增长；然而，2012年的早大调查也同时发现，即便是感到「很高」威胁的受访者，也不一定支持强化自卫队，如支持强化陆上自卫队的，只有52.6％的受访者。同样地，即便是感到「很高」威胁的组别之中，也有过半受访者反对增加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个感到「很高」威胁的组别中，只有39.7％的人支持修宪，也有34％的人要求护宪。值得一提的是，越是感到中国「威胁」的人，越支持日中展开对话，而非支持两国动武。如下图：
那么，中韩威胁论果真与安倍内阁的高支持率，没有关联性吗？
其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大选后，东大与『朝日新闻』举行的民意调查表明，选民越是感到国外威胁，就越倾向于支持安倍内阁、反对国内左派阵营。最感到国外威胁的人群对安倍内阁的好感度，比最不感到国外威胁的人群要高7.12分。与此同时，重视「外交·安保」课题的选民对中、韩、俄印象越差，就对自民党印象越好。如下图：
无独有偶，大川千寿也通过分析「东大·朝日民调」的数据，有了如下的发现：2016年参议院选举之中，即便是不支持安倍内阁执政方式的选民，也有41％的人支持对北朝鲜施压，超过了期待日朝展开外交对话的30.6％。与此相对地，支持对北朝鲜施压的选民之中，也有超过20％的人投给了左翼政党。可见，日本选民是不分左右地支持对北朝鲜施压，而这一点在2014年大选中也有体现。
依照种种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确认以下两点。第一，2010年代的日本选民普遍感受到周边国家对日本的「威胁」。第二，越是感到周边国家对日本的「威胁」，就越容易对自民党政府抱有好感，这一点与选民本人的意识形态无关。
换言之，「中朝韩俄威胁论」虽然没有直接地让日本选民发生显著的右转，却让「聚旗效应」发生，促使左翼选民与右翼选民不约而同地提高了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即，中间派选民因安倍内阁过度右倾而产生的不满，被「中朝韩俄威胁论」抵消了。这是一种「容忍的逻辑」，因此容忍安倍政府。
或许对于安倍晋三来说，他应该对此说一句——海的对面，是朋友。日本右翼的朋友。
乡村自民党人的秘密
在继续讨论中间派选民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容忍的逻辑」，还有一环常常遭到忽略的部分。
若将观察的视角转向更广袤的农村地区，我们会发现农村选民——作为自民党长期以来的坚实票仓，同样秉持一套独特的政治伦理体系，在接受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过程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思维。
2019年2月，『读卖新闻』针对自民党党员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他们凭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只有25％的人是为了「支持修宪」而入党，而「因为所属的团体与公司推荐入党」（42％）、「因为家里人或亲戚是党员，所以入党」（35％）则占据了大部分的回答结果。与一般选民相比，自民党党员更关注的课题是「振兴地方」、「经济政策」、「防震防灾措施」，而「修宪」只停留在40％左右，与一般选民没有区别。更重要的是，认为今后的自民党应当「在保守派与自由派间不偏不倚」的党员达到了45％，远远超过了认为「应当实行自民党独有的保守派政策」的28％党员。
这种乡村党员、职团党员居多的情况，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1970年代末，大平正芳智囊团鼓吹党内多派形成意识形态竞争的「日本型多元主义」，以及大平正芳、田中角荣路线的胜利。换言之，这种自民党基层党员的「非右倾」现象，正是自民党过去大帐篷政党时代的宝贵遗产。
与国会政治家——在中枢政府层面，彼此竞争国家政策路线的国会议员与大臣——不同，无数个支撑自民党这个庞然大物的基层组织成员，更关注自己身边的利益。在这座金字塔的下方，为国会议员默默提供政治基础的市议员、町议员、村议员与基层党员，发挥的是「地区代表」或者「团体代表」的作用。他们眼中的自民党不是保守党，而只是可以为自己排忧解难的「执政党」：长期以来，他们作为某个团体（企业、社会组织等）或者某个地区的代表，需要自民党掌握的政府为他们分配利益，而自民党则需要他们提供选票与政治基础。曾任多届宫城县议员的菊地恵一，精辟地解释了他进入政坛的发端：「我们地区没有市议员，所以就连坏了的玻璃窗，也没人来修。政治就是这样的东西。」
城市地区的社会结构较为松散，市民之间的人情网络并不紧密，不容易形成企业或者地区的利益网络。因而当地的自民党议员更倾向于通过右翼意识形态来吸引选民。然而，在乡下的熟人社会，某个「地方的名士」（如小学校长等）作为自民党地方议员为家乡发声，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
这种历史悠久的政治结构，并未受到自民党右转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安倍内阁逆转了小泉内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向，通过「振兴地方政策」等方式，继续了过去的城乡转移支付政策。2013年的调查表明，相比于其他政党，选民更倾向于将自民党标记为「发地方补助金的政党」：
而且，越是对自民党抱有好感的选民，越会将自民党标记为「积极地发放补助金」的政党。
就在21世纪初，这套自民党体系下的「东京-地方」利益输送网络，曾经一度遭到小泉纯一郎新自由改革的冲击。尽管如此，安倍内阁的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让这个利益网重新焕发生机。
在可预见的将来，「乡村自民党人」也会继续追随自民党执行部的步伐，成为这个右翼政党的支柱。
绝对中道的绝望
在先前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全面探讨过中间派选民对安倍政府右翼倾向的宽容态度，以及这种态度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诱因。现在，最后的疑问浮现在我们眼前：鉴于大多数选民都是对政治不太关心的中间派，那么，即便存在经济政策、执政能力、「外国威胁论」、农村补助金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不也难免会有部分中间派选民，对安倍内阁的右翼倾向感到不满吗？
考虑到日本众所周知的低投票率，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近年来，日本的投票率一路走低（蒲岛郁夫、境家史郎，2020年）。美国学者John D. Griffin与Brian Newman在2005年10月的论文中指出，这种低投票率可能导致一种不健康的民主现状：表面上民主程序依然在公正地运行，实际上只有特定的少数选民在参与政治，而政治家也只代表这些少数派选民的意见与利益。如图：
众多先行研究也指出，政治意见越极端的人，越会积极地参与政治。美国学者Claassen在2007年，运用ANES从1972年到2004年总统大选的数据，证实越是自认极端的人，越会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之中。在日本，秦正树也通过2003年的General Social Survey数据，发现政治意见越极端的人，越容易参与投票以外的政治行动。
此外，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Jon Rogowski在2014年的研究中指出，标榜激进政策的政党与候选人彼此竞争时，温和派选民会放弃投票。而2010年代的日本政治确实发生了左右阵营的分化——原本作为大帐篷政党的自民党与民主党，分别变为右派阵营与左派阵营的代表。考虑到这一点时，我们是否可以假定：正是安倍内阁的过度右倾，导致中间派选民放弃参与政治呢？
大多数日本人民一向不热衷于参与投票外的行动，如抗议集会、罢工、由行，他们对这些行动的忌讳意识很强（西澤 2004）。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进行考察的，有且仅有投票行动一项。
若我们将2009年众议院选举、2013年参议院选举后的JES IV调查进行对比，就可以确认这一点。事实证明，2009～2013年间，日本选民对政治的不信任程度持续提高，而越是中间派的选民，其不信任程度就越高。如下图所示：
JES会在调查时，询问受访者是否赞同这句话：「会有很多人投票，所以自己不投票也无所谓」，以1为赞同，3为中立，5为反对。调查结果显示，选民的中间派倾向越高，就越认同这句话。毫无疑问地，这证明了中间派选民的选举弃权现象。
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了JES的问卷之中：「自己没有左右政府的力量」，同样以1为赞同，3为中立，5为反对。其结果如下：
在2013年，选民的意识形态越趋向中间派，他们就越可能感到「自己没有左右政府的力量」，对民主政治感到幻灭。在民主党转瞬崩溃、自民党快速右转的四年之间，中间派选民开始不再期待政治。
Jou and Endo（2017）提出，直到2010年参议院选举为止，选民的政治立场如何，与他们的投票行动没有直接关系。然而，2012年大选以后，越是极端的选民，就越会在国会选举中投票。考虑到日本以中间派选民为主，而右派选民多于左派选民的情况，这实际上意味着：右派选民的声音，在政治上被放大了。比起左派与中间派，他们成了日本政治的主宰者。2001～2016年的JES调查，也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一点。如下图所见：
与此同时，2003年以来一贯通过邮递方式进行的「东大·朝日民调」，也描绘出了类似的结论。2012年大选开始，在「外交·安保」的课题上，越是极端的选民，越会参加大选的投票；反之，2000年代相比，越是中间派的选民，就容易放弃投票。2003年大选与2017年大选相比，中间派选民的投票可能性从80.62％下落到62.35％；稍微中间偏左（自认为4）的选民，从81.98％下降到68.4％，而稍微中间偏右（自认为6）的选民，则从80.83％来到了66.23％。如下图：
与此相对，在经济政策领域，我们无法观测到这种现象——越极端的选民越会去投票，越中间派的选民越会选择弃权。这意味着，中间派选民因极端化而放弃投票，是「外交·安保」课题的独有现象。
读者如果还记得本章第一小节与第二小节的话，应该知道：第一，安倍内阁的右翼政策大多集中体现在「外交·安保」课题；第二日本社会存在着一批注重「外交·安保」课题的右翼选民，他们足以作为某个政党的长期票仓。而且，很少有选民因为外交政策而明确地不支持安倍内阁。
以上的结论，向我们清楚无疑地揭示了一个事实。的确会有中间派选民感受到安倍内阁的过度右倾，即便是经济政策、执政能力、国外威胁等课题，都无法消除他们与自民党之间的沟壑。但这种时候，他们选择了彻底放弃政治行动。投票自不用说，他们就连发声反对安倍内阁的欲望也消失了，只剩下空荡无味的政治冷感，主宰了中间派的世界。他们的角色是第二次安倍政府的旁观者，仅此而已。
随着中间派意识最强的选民放弃投票，而左翼选民已经明确不可能投给自民党、右翼选民又足以成为自民党一大票仓，那么自民党自然也没有重新中间化的必要。此时，持续右倾成了唯一的可能性。
因利益而支持、因外国而容忍、因失望而旁观——到此，最后一块拼图也被拼上。这就是过去十二年日本政治的运行范式。
尾声：安倍政治的民意结构
安倍晋三曾说，他的右翼政治原点是自己的祖父岸信介。人们在回顾岸信介时，常常会提起他的外号「昭和之妖」。或许，我们也应该将他的孙子安倍晋三，称之为「民意之妖」。积平成三十年民意政治之力，最终诞生的就是这个妖怪。
若论平成年代日本最会玩弄民意的政客，得到这一「殊荣」的人必定不是安倍，而是小泉纯一郎。然而，小泉内阁时期排山倒海式的民粹狂潮，也只有小泉这个天才的民粹主义者才能做到。魅力欠嘉的安倍晋三，并不具备这种爆发式的民意刺激能力。
对于安倍晋三来说，最符合他的词当是「微调」。换言之，安倍的民意战术，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政治行动，精巧地调整不同选民群体的支持率，从而达到均衡的状态，使民调结果可以呈现出高支持率。
在这一点上，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第二次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变化历程。一开始，各个年龄层选民对安倍政府的支持率都很高。随着蜜月期的过去，安倍政府因强行推行各种右翼政策而支持率下降，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直到2015年『安保法案』通过，安倍的国家主义改革告一段落以后，各个年龄层都出现了内阁支持率的逐渐回暖。
然而2017～2018年，安倍晋三深陷加计学园等丑闻之时，这种各年龄层支持率一致浮动的模式分裂了。60多岁的老年人对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而不关心政治新闻的年轻世代对安倍内阁的高支持率持续坚挺，一直支撑着安倍政府的总体支持率。也就在2017年～2019年的时候，年轻世代与老年世代的内阁支持率开始产生巨大的差距。
安倍晋三本人相当明白，是年轻选民在支撑着自己。而他自二次拜相以来，也针对一直最关心财政、经济课题的年轻选民，主打各种经济政策。比如，安倍自民党会在选举公约中明确标记，安倍内阁让年轻人就业情况改善了多少百分点。其反响也十分理想，自民党历史性地扭转了自己「老人政党」的形象，让压倒性的年轻选民投票给自己。
这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做法，成功地让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一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各个年龄层的选民都因为自民党失败的防疫措施而表现出支持率的明显下滑，这种年轻选民的特有现象才归于消失。而安倍晋三也就是在这个民意崩盘的时刻，敏锐地选择了辞职。
日本历史学家境家史郎，曾将安倍时期自民党在选举上的接连胜利，比喻为「没有热情的选举」、「没有热情的连胜」。纵观第二次安倍政府的七年八个月，日本选民其实是在一边寻找可以替代安倍自民党的政党，一边消极地选择支持安倍内阁，投票给自民党。与小泉内阁的「民意沸腾」相比，安倍内阁的民意政治就像是冷冰冰的人造黄油。
安倍内阁的民意政治，就像他在其他经济、外交领域的政策一样，表面上声势浩大，实则并无太多新意，顺应时代和变革的需求而生，依靠巧妙的微调手段保障自民党的高支持率，成功构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强大体制，但也只是构建复杂的体制迷惑选民而已，延缓了日本真正需要的变革，与当代日本政治的沉闷空气不谋而合。这一切更多体现了他在执掌一个暮气沉沉的政权时具备高效的政治手腕，并不意味着他是任何意义上的改革家。
今天，即使安倍晋三早已去世，他所构建的体制依旧在持续运行，然而，丧失了安倍这一核心调控者的引领，日本政治体制已显露出不稳定的迹象。行将崩溃而尚未垮塌，岌岌可危的局面使得日本政治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
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经勾勒过他对理想民主政治家的期待：「他或她在民主制的信念和雄心，与人民的幼稚、缺点与善变之间，用思想冲锋陷阵，进退有据。」然而，纵观安倍晋三时代的政治实践，他所追求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角色吗？这不禁让人深思，或许真正值得审视的并不仅仅是安倍政权。就连滋养了安倍体制的日本民主制度本身，也迫切呼唤着深刻的自我反省。
参考文献：
『賛同·許容·傍観された自民党政治』（浅野良成）
『日本は「右傾化」したのか』（小熊英二・樋口直人編）
『徹底検証 日本の『右傾化』』（塚田穂高編）
『自民党政治の変容』（中北浩爾）
『自民党の魔力 権力と執念のキメラ』（蔵前勝久）
『検証 安倍政権——保守とリアリズムの政治』（アジア・パシフィック・イニシアティブ）
『第2次安倍政権とその政策』（大川千寿）
『安倍政権の政治経済学的検証』（大田英明）
『安倍長期政権の研究——内政を中心に——』（小枝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