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万军队也只是强弩之末，这一点从日本一宣布投降，整个国内军队马上随之垮掉就可以看出了。
一投降以后，鹿儿岛的陆军医院立刻：
卫生兵、军医、护士等争先恐后地逃跑了，最可怜的是重伤者，大约有六十人左右，由于对他们放任不管，他们大多死了或自杀了。……因为（医生）太过慌忙，就这样杀了很多病人，实在让人感到战败国的悲哀。被称为白衣勇士（注：日帝对士兵的美称）的人，一朝战败，要么病重、要么饥饿而死，这实在太悲惨了。
这是「陆军军曹中野」的发言，他说：「幸亏得了轻病，这才总算活了下来了」（大分县警察部长『关于归还军人等的特殊言辞』）。
军队秩序崩溃也不在话下。新泻县知事的『关于休战后驻屯部队的动向以及军官士兵的特异言行』，指出「不服从上官的指挥而自由行动的人不断出现，特别是有晚上擅自外出调戏女孩子的人」。
甚至还有士兵因为复员太晚而发起暴动。1945年9月4日当天，新泻县船舶工兵队晓6175部队在早上七点得知了「到明年七月为止，负责运输朝鮮、满洲、华北方面的军队复员部队」的消息，结果：
「当天（白天）什么事都没有，到了晚上8点30分左右，突然第三中队（中队长松石大尉）内传来一片吵吵嚷嚷的叫骂声，随之所有兵营（一、三、三中队）的下士官及士兵全体人员各自拿着竹枪等武器，逐个从作为军队专用建筑物的兵营，走到走廊的办公室、部队长官室，随手破坏玻璃窗、门、桌子等物品……（士兵们向部队长说：）要么立即给我们武器，让我们在运送复员兵时可以自卫；要么立即让我们全部复员。」
最后，他们的部队长官向军队上级传达了这一要求，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才得以平息下来。
由于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统制经济体制，日军到二战末期，已经在日本国内成为了贪污腐败、特权横行、贿卖物资的一大中心。部队、官员、富人钻统制经济空子，肆无忌惮地享受着被国家统制的丰厚物资，下层贫民却只能过着饿肚子的生活。到日本战败时，这一点更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日本一旦战败，过去军队所掌握的巨大数目物资，快速漏向周边的士兵、官员、居民。尽管海军省次官谈什么「迅速将军需生产体制转变为确保国民生活安定、培养民力的体制」（『伴随战争状态终结的紧急措施申请』）。但实际上，这批军需物资在发放时根本没有得到好好管理，而只是被人们「进水楼台先得月」地顺手牵羊，揣进自己的口袋。比如官员方面，就有宪兵司令部记录说：「相关公务员以所谓『特惠』的方式，大量地攫取（物资），只将极少数（物资）分配给一般民众」。
士兵也不甘人后。九州作家一色次郎在车站亲眼目睹了复员士兵携带物资的情景，记录如下。
两名士兵说：「这些都是随手拿来的，现在才在这里摊开一看，竟然有这么多，真是令人吃惊啊。……有两个背靠背的孩子靠在母亲的膝盖上哭着，但我一粒奶糖也不给他们。不知道糖果味道的孩子，就不会想要糖果。」
时在陆军省军务局的宪兵大尉森一郎，就此指出：
「被公认为世界最强的帝国军队一旦战败以后，就呈现出比弱小国家还差的丑态，成为国民嘲笑的对象。甚至还有特攻队员用满载物资的特攻飞机降落在自己家乡附近的机场，将物资运回自家，然后烧毁飞机的事例。对于这种损毁皇军名誉的事情，我们深感遗憾。」
因此，甚至有人说「国民的配给量被扣得只剩下一成，还要毫无怨言地上供的粮食，现在却被随意地给人分别拿走，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大分县警察部长『关于重大发表后的民心动向』）、「正是因为这样，日本才会不得不输掉战争」（岛根县知事『关于其后的民心动向等』）。
但是，民众只是嫉妒士兵与官员而已。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蜂拥而至。一份官方资料说：「物资处理问题成为了民间话题的中心，（有传闻说）某个飞行场的附近的居民都在过着最好的生活，大米、砂糖都是随便拿。」不仅如此，埼玉県三芳村的官员武田睦太郎在战败第二天，就记录道：「很多村民到衣服厂，偷走了很多毛巾以及其他东西。」三芳村的村长为此辞职，之后在9月5日，大家商量了这件事的对策，「就村民返还非法获取物品，使用了有些强烈的语言」，但「村民将非法获取之物品返还到三芳分库的现象并不活跃。」
物资以外，钱自然也是一大问题。日本投降以后，果不其然发生了民众挤兑银行的现象。「玉音放送」之后，民众要求取回存款成了全国性的现象，神奈川县甚至出现了「资金不足而停止支付」的金融机构（内务省警保局『各种信息及民心动向』）。整体来看，「综合取回存款等的情况来看，城市方面的情况，是在15日至17日期间（取回的存款）达到平时的3倍至10倍，但18日以后逐渐下降」，农村比城市大约迟1天的时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态（内务省警保局经济保安科『最近的经济治安形势）。虽是数目有所「下降」，但「此后的存款比平时减少了两三倍左右，同时，发还存款的状况也达到了平时的一点五倍左右。」
当然，军队也加入到了挤兑的大潮之中——只不过，是有些人急着拿钱出来中饱私囊。内务省的报告指出：「在地方（银行），被取出的军队存款也达到了相当的数目，银行也怀疑其用途是什么。」根据神奈川县的报告，某部队「昨天自1800万日元的预算中，从日本银行提取了1000万日元。」战时已经猖獗的拜金主义，更是在战后大爆发。
或许正因如此，日本民众对军队的态度才会瞬间崩塌吧。海军航空队的复员军人白岩隆说：
「刚一走出兵营、看到风景的时候，最震动我的，是地方人民看我们的眼光发生了变化。在车站买票、向人借烟点火时，他们的神态都爱答不理的，好像在说：你们士兵已经没用了。」
战败前夕，不少日本知识分子心里默默期待着日本战败以后，军队能与工人结合起来发动革命。不过，战后军队体系瞬间崩塌的丑态，就让他们认清了事实。久野收说道：「军队与工人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新情况，但实际的状态是军队抛弃武器，拿了配给品就走了，我看到这种状态，就觉得：啊，（那是）行不通的。」
事实是，1945年8月的日本国家只剩最后一口气在支撑着。日本统治者深知这一点，才会宣布投降。而一经投降以后，这口气立马就泄了，过去坚固的战时体制也就立刻垮塌下来。内务省警保局『各种信息及民心动向』指出，群马县在战败后，「普通民众的民心动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遗憾，但松了一口气』，这种松了一口气的心情在妻子之间最为强烈」。这种感情才是大部分日本人民的真实感受。正如北山みね所说：「这是一种发现，即原来战争也是可以『停止』的。对我来说，战争就像永无止境的冬天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样的东西），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类无法阻止的。」
藤田靖夫在战败前的1945年6月应征入伍。两个多月间，他一直在弘前的步兵部队，接受着背负15公斤炸药炸坦克的自杀攻击特别训练。玉音放送当时，他只感到一阵虚脱：「那是触电般的冲动。全身麻痹，无力，身体好像要崩溃了。与此同时，丧失自我的感觉向我袭来，我仿佛患上了痴呆症。在那之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我完全没有记忆。战争结束后，我回到故乡，回顾军队生活时，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二十四小时。」不过，他又渐渐发觉：
「我只是精神恍惚地眺望着星空。然后，突然地，我察觉到『我现在不是还在这里活着吗？』于是，我发现『自己今后，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不，三十年、四十年也好，能一直活下去真好。』」
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既然还活着，就会争取生的喜悦，争取私生活的满足。高压的战时体制一遇到这种感情，就像阳光下的冰山一样消融了。而日本的战后历史，也正从这种冰水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