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显治在成为日共的领导人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左翼文艺人士。他之所以能从「左翼文青」一跃而成为日共委员长，全靠战前的日共在帝国政府的镇压下垮得太快，老将老干部全都在狱中，以至于就连宫本都可以在这种更新迭代极快的情况进入日共中枢。如果日共哪怕有个不怕帝国政府抓人的农村根据地，那肯定永远轮不到宫本做中○委员。
宫本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也就是1908～1932年；1933～1934年；1934～1945年；1945～1955年；1955～2007年，这里也主要按照五个阶段来描述他的人生，作为「人」的宫本显治。
一、无产阶级文学与灵堂渣男、公然出轨
宫本显治1908年出生在山口县的一个肥料谷物商人之家，家境算不得富裕。山口县就是过去明治维新的长州藩，未来安倍晋三走向全国的出发站——然而，这里也是1966年日共左派的基地，是不少新左翼活动家的出生地。山口县就是这样将保守与激进出人意料地糅合为一体的。值得一提的是，野坂参三也是山口县人。
年轻的宫本确实很有天分，升入了天之骄子的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随后又在20岁的时候参加了『改造』的征文比赛，以『败北的文学 』一文夺得第一名，一举成为了新人文艺评论家。那是1929年8月的事情，当时日共的党组织刚刚全军覆没不久，田中清荣等人正在地下奔走于重建党机关。
两年后宫本大学毕业，旋即在文化人左倾亲共的潮流中，成为了一名日共党员，不久就变成了日共中枢的宣传煽动部成员。当时田中清荣领导的武装共○党也已经覆灭，宫本所属的是风间丈吉与特高特务「M」领导的非常时共○党。
宫本显治自然也所属于当时依然如日中天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当时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政治的优越性」理论 。这个由藏原惟人提出的理论，又进一步被小林多喜二与宫本显治发扬光大。「政治的优越性」简单来说，就是文学艺术没有自己独自的价值，日共党中枢是最高的现实认识者、方针决策者，绝对地领导文艺运动，因此所有的文艺运动都必须在党中枢的领导下进行。文艺运动笼统地忠于无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明确地忠于日共 ，而无产阶级艺术也必须联系到如何服务于服务于日共党组织发展的课题上面来。宫本①如此论述这一理论：
「无产阶级文学成为党的所属物时，只会不断加深自己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党的观点作为阶级的最先导性、能动的部分，只有其理论、实践的中心部分，才能给予无产阶级文学最科学的展望和最大的批判力量。
无产阶级作家只有站在党的政治课题——党派观点上，才能真正全面、具体、生动地把握对象的全部矛盾。只有党派作家才能真正充分地提出具有高尚艺术底蕴的正确观点。」
讽刺的是，1934年2月「作家同盟」解散时，却在声明书中清晰无疑地表现出自己的无言反对：正是「政治的优越性」理论发展到了尽头，以至于彻底压倒了不堪重负的作家组织，日共几乎要把它们直接当成活动家的蓄水池。在日益膨胀的「党」面前，文学都不复存在了——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1932年3月～6月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组织「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纳普）被日本政府一网打尽，被捕者多达400人，包括藏原惟人、壺井繁治、窪川鶴次郎、中野重治、村山知義、秋田雨雀、大宅壮一、林芙美子等等。
这其中也包括了宫本显治的妻子，宫本百合子 ——她当时的名字还是中条百合子。她跟宫本刚刚结婚，当时宫本24岁，她33岁。她17岁就以『贫穷的人们』一书蜚名文坛，但1931年才跟宫本认识。一个日本文坛鼎鼎有名的第一流女作家，居然跟一个两年前才出名的小白脸男青年结婚了，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只看这些，或许会以为这场爱情中的主导者是百合子，但其实是宫本显治自己。两人之间关系的开始，是宫本作为日共党员，来领导并非党员的百合子， 两人在「纳普」中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后来宫本自己也在『周刊朝日』（1966年12月号）上承认了这一点。
1932年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时，宫本夫妻躲在百合子父亲位于国府津的家中。然而百合子不久就被特高逮捕了。宫本显治后来在回忆中如此描述这一段时光：
「时值寒冬，二月酷寒，镇压将至的征兆已经浮现。但是，我们生活在新运动与结婚的交响曲中，似乎每天都能感受到春天的声音。
……
四月七日，我们搭上回东京的火车，途中分别，百合子回家，我则去见约定好的人。结束后，我去了和她约好的地方，但她没有出现。怎么等也不见她的身影。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可能已经被捕了。」
百合子一回家，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特高逮捕了。那天晚上宫本显治没有再回家，就这样转入地下活动之中 。当时「纳普」里和他一起转入地下的，还有不久死于特高之手的小林多喜二、后来的德田球一女婿西泽隆二、被苏联枪毙的杉本良吉等人。
宫本直到1934年初被捕以后，才在年末转移到市之谷刑务所，重新见到了百合子。宫本显治在狱中备受折磨时，也是多亏了宫本百合子的悉心照料 ：
「宫本在巢鸭的拘留所的时候，只他肚子坏了，百合子就会叫人送粥进来，不仅送食物，还送骆驼衬衫和毛毯进来。」
宫本显治之所以可以撑过十年的牢狱生活，而不至于像市川正一、国领五一郎般死在狱中，完全要多亏了宫本百合子的无私奉献。宫本百合子也是一个敏锐的女性大文豪，是一名独立的女性左翼运动领导人，为宫本牺牲到这样，足以证明爱情之深。
战后宫本百合子终于得以继1932年的两个月新婚生活以后，再度和宫本显治生活在一起。不过，这对夫妇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快乐，这一方面是因为宫本百合子作为宫本显治的妻子，也卷入了日共的党内斗争之中。1950年日共陷入所感派与国际派的分裂时，日共的作家组织也分裂成了所感派的『人民文学』与『新日本文学』，双方展开了相当激烈的对抗。根据当时在『新日本文学』编辑部工作的秋山清回忆，『人民文学』会这样做，「将偷盗来的『新日本文学』配送名单用来发放『人民文学』，或者假装订阅杂志，待收到之后又将其烧掉，称其为反动杂志并阻止支部及他人购买。」
1951年1月宫本百合子突然去世时，所感派旗下的『人民文学』便以「披着党员外衣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破坏决定民族命运的党组织的异类分子」 、「寄生于资产阶级文坛，拥有成功维持资产阶级生活才能的骗子」等言语开始对她进行谩骂。1951年5月宫本百合子追悼会召开时，所感派的日共临时中○指导部呼吁「全民抵制」追悼会。
另一方面，宫本显治在她生前就已经和她的秘书大森寿惠子出轨，并在她去世以后，将这位小三娶进家门，和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
「不能原谅的，是战后宫本显治和宫本百合子的秘书发生了关系，当时百合子披头散发地寻找宫本显治，『显治去哪儿了？ 』百合子的版税、她在老家的资产和名声都被宫本就这样笑纳了，我觉得百合子很多时候被宫本利用为垫脚石。」
遗憾的是，宫本显治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百合子去世当天，他还在秘密据点里和小三卿卿我我。
1951年1月21日凌晨，宫本百合子因脑脊髓膜炎而撒手人寰时，宫本显治不在她的身边。根据佐藤俊次医生的记载，百合子在临终前因病情而最为痛苦的一天，宫本也不在百合子家。再往前推，百合子病情不断发展时，宫本似乎也不在她的身边。一对比佐藤俊次的记叙，就会发现宫本在追悼百合子的文章中几乎弄错了百合子去世的所有关键时间点，甚至连百合子到底是几点去世的都搞错了。
根据宫本显治秘书寺尾五郎的回忆，1月21日整天，宫本都不知去向。当天早上细川嘉六、岩田英一来吊唁时，宫本不在百合子家。百合子的遗体被移送到医院，而铃木市藏、内野竹千代来吊唁时，宫本也不在那里。一直到那天深夜很晚，宫本才出现在百合子家中的灵枢前面。
这是因为，宫本当时正忙着与大森寿惠子享受二人世界。藤本功回忆说：
谁都知道百合子死的时候宫本显治不在现场，宫本是死后从大森寿惠子家赶过来的。百合子身边的文学家们，中野重治、佐多稻子等人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吧，这并不是听谁说的，我只是无意中听到的。
……
宫本百合子去世前不久，神山茂夫先生去拜访她时，她头发散乱，自己揪出的头发落在桌子上，生气得心神不安。这似乎是因为她和显治先生意见不合。我并没有问神山太多，但我想他不仅反对宫本在对待女性上的问题，也反对宫本的政治方针。这是百合子死后，我在东京某处见到神山茂夫时，听到他这么说的。
1945～1947年担任宫本秘书的寺尾五郎说：「我从宫直治（1947～1950年担任宫本秘书）那里听说宫本百合子小姐去世，赶到那里时，是1951年1月21日下午。那里除了宫直治以外，好像还有两三个相关人员。我问宫直治：『宫本显治呢？』宫君回答说：『别问这种多余的问题，就在「那里」』。我很早就知道宫显和大森寿惠子的关系，但当时以为『那里』是地下活动的据点，所以装作很清楚的样子，点了点头，商量好通知百合子死亡的地址后，我就出去联络了。」
此外，当天前往百合子家拜祭的岩田英一也说：
「宫本百合子小姐死的那天，我因为一直都是在早上九点到（日共）总部上班，当天也是在同一时间上班，马上就听说了这件事。
细川嘉六在十点左右上班，我和他商量后决定去吊唁。指导部提出抗议，说：『没必要对分派分子做这种事情』，我回答说：『说什么呢，毕竟一直以来都还是同志』，然后离开了代代木，在路上买了花，在中午之前抵达了文京区驹込林町的宫本家。
藏原惟人、神山茂夫、龟山幸三等人在那里。宫本显治不见踪影，三个人都在议论：『又去那个地方了吧？』那个地方指的是和宫本有关系的女人的地方。我没有再问下去的兴趣，过了一会儿，我离开了宫本家，这期间宫本没有回来。
我和细川走后，宫本显治也回家了，这是后来在党部听龟山幸三说的。」
此外，岩田还在晚年指出百合子曾向自己抱怨宫本的问题。他记得当时是「在1950年1月情报局对日共进行批判之后、同年6月麦克阿瑟将全体日共中○委员公职追放之前，所以我记得应该是在同年的四五月左右」，当时他和百合子（时任日共妇女部长）两个人在日共总部站着说话。
当时，宫本百合子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显治先生真让人伤脑筋，他好像和我的秘书有什么关系。在他入狱的十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去探望他，给他送去食物和书，帮他换脏衣服，尽心尽力，没想到他会对我如此冷漠 。』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快要溢出来了。
我很同情她，对她说：『百合子也很辛苦啊。他事到如今才这样对待你，太过分了。不过，你比他大十岁，也难怪。从生理上来说也很难吧』，『还是考虑一下比较好』，隐晦地建议百合子考虑一下离婚。
事实上，寺尾五郎更指出宫本显治与宫本百合子在战后虽然在外人面前装出一副模范夫妻的样子，但实际上两人性格不合，宫本厌烦了这种感觉，追求大森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大森寿惠子作为才女，虽然也被百合子夸赞过，但心里有一种别样的名士观，最后向往宫本这个「天下的名士」，抛弃了自己的未婚夫，转而和宫本在了一起，换言之两人都是婚内出轨 。1950年宫本显治作为日共中○委员而转入地下时，宫本也选择带大森寿惠子（他当时候还说「我喜欢的女人只有你 」），而不是宫本百合子转入地下：这样其实也是宫本假借转入地下据点之名，要在无人知晓的秘密据点与小三更好地卿卿我我。正因一直以来宫本早已习惯了百合子无私的献身，百合子对这种宫本出轨的情况非常痛苦 ，一度想过解雇大森，还闹出过服用安眠药过度的骚动。这段爱情连续剧非常复杂，这里就不加细述了，有时间再找个回答深入挖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宫本与小三开始发生关系是1947年左右，然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宫本还专门撰文提出，贞洁观是人类与野兽的区别：
「这部电影作品（西伯利亚故事）获得了斯大林奖，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其中出现的恋爱道德，并不认为三角关系和通奸是理所当然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可以说是古典的贞节感情。但，这也是苏维埃社会表现在恋爱上的一种形式。虽然不能说所有的苏联人都有这种健全的恋爱，但这种爱情在基调上得到肯定，而作为一个美丽的故事展开。
……
柯伦泰的恋爱观一度在苏联引起争论。就比如说，这里有一对夫妇，丈夫带着任务，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性冲动，就没有必要去抑制它。但事情终究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夫妻双方对自己的爱人保持贞洁的感情。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有必要从自己不是动物、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标准中生存的立场出发，抑制那种冲动的感情。」
——『○产主义与道德』（1947年）
难道宫本是做贼心虚，亦或者是本文足以证明，宫本确实是那种「觉得有必要时，就会公然撒谎」（秘书语）的人呢？这里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宫本似乎一直是一个表面道貌岸然、内里男盗女娼的道学家，他在70年代展现出来的性保守力度远超一般什么市民家长健全底线，足以让他加入自民党劳保俱乐部。
他的长子宫本太郎，就是与小三大森寿惠子生下来的。这位长子面对着他，却感到：「我眼中的父亲，是禁欲的明治时代道德主义者，同时也是相当的民族主义者。」 其实，宫本显治恐怕算不上什么禁欲主义者，甚至可能精神上有些变态倾向，不过这里不多说了。
二、「拷问委员长」——圣诞前夜的过失杀人
1932年10月，非常时共○党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山本正美、野吕荣太郎建立的倒数第二代日共党组织。山本委员长、野吕委员长都十分短命，两人都只做了五六个月，就成了日本政府的阶下囚，两人的人事体制随之崩溃。就在这种变乱频繁的时代里，宫本显治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机会。他作为东京党组织的成员，在大特务三船留吉被揭穿以后，接过了他的位置，在1933年6月成为了日共东京市委员长，同时也被野吕荣太郎任命为中○委员。
1933年6～9月担任东京市委员长的三个月，是宫本显治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触到文艺战线以外的党务。可以说，这也是他成为党官僚的第一步——尽管此时的日共还岌岌可危到随时可能被一举毁灭，不足以生出一个官僚阶级。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宫本认识了自己后来结盟多达四十年的老伙伴，袴田里见 ，他们两人后来总是行动一致，直到1977年宫本为了自保断然将袴田开除出党。
这一时期的宫本，其认识上也根本没有脱离日共此时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 。比如他曾经宣称：「现代日本的客观形势具备了飞跃性发展的条件」。但是，「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落后于（形势）前进的客观可能性」，「所以，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主观因素需要加强——即通过加强我们的工作而取得飞跃性的前进……将作为主观因素而被指出的（这种）『落后』说成是与客观条件相关联的必然结果，完全是无稽之谈。」当时日本的革命形势是如何地低落衰败，完全自不用说，恐怕宫本自己才是无稽之谈。他在自己亲自执笔的『赤旗』文章『通过对间谍挑拨离间者的胜利斗争，以新的热情执行革命的党组织政策！』中也强调：「当今我党最大的弱点在于，尽管有着正确的政治方针，但在实践上也做得极其不充分。」事实上，当时正是日共路线最需要做出调整，回归组建广泛性联盟的时候，但宫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933年11月28日，时任日共委员长的野吕荣太郎被捕。当时的日共中○常任委员一共有六人，分别是大泉兼藏、小畑达夫、逸见重雄、宫本显治（以上四人均为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委员袴田里治、秋笹正之辅。对于大泉兼藏与小畑达夫两个人很有可能是特高特务这件事，袴田早有察觉，不久也让宫本意识到了这件事。两人遂联合警惕心理极强的秋笹正之辅，好说歹说说服了逸见重雄，四人决议将大泉、小畑关起来进行审讯。
四人决议审讯大泉、小畑并商定审讯细节，是在12月3日～16日的四次碰头会议上的，四次都是故意避开大泉与小畑，在餐厅与秘密据点里偷偷召开的会议。然而今天我们之所以一般把这件事当成日共中枢决议审讯两个间谍，而不是日共中枢的一部分人决定审讯另外的一部分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宫本显治对这件事的特殊看法。在他的世界观里，这四次秘密会议应该如此称呼：
「据此，党中○决定采纳白色恐怖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将两名嫌疑人提交给审讯委员会。也就是说，在除却两名委员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了党中○委员及候补委员的扩大中○委员会，正式决定了这一问题。审讯委员会由扩大中○委员会的出席者组成。」
光一看，是很难看出来「两名嫌疑人」与「两名委员」指的都是大泉和小畑。宫本所谓的「扩大中○委员会」和「审讯委员会」指的就是他自己、袴田、逸见、秋笹四人。明明在决议审讯两人这件事上，宫本等人根本没有走党内会议的流程，而是私下开会擅自决定了这件事，这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情，宫本却将其描述的好像全体日共中枢决定处分两个小间谍一样，从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宫本这个人的性格。宫本显治是一个深入骨髓的「正式主义者」、官僚主义者，注重所有事情必须一板一眼地按照党内机关的形式与规定来做，而且认定自己的所有行为也是一板一眼地按照党规党纪来做的，自己因此可以毋庸置疑地代表日共。 宫本死后，日共依然继承了这种宫本的世界观。
四个人再加上一个工人出身的木岛隆明，就构成了拷问大泉、小畑的队伍，他们把大泉、小畑骗到租来的别墅里，开始在二楼对他们进行拷问。那是1933年12月23日，差不多中午的时候。那天也是如今的平成天皇的生日，袴田后来在回忆录『与党同行』中说，「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是现在的皇太子出生的日子。我们去审讯会场的路上，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皇太子诞生』的报社招贴。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就交给笔者之后的文章详述了。具体来说，他们先拷问了大泉。真的是特高间谍的大泉从一开始就惊慌万分，不停求饶，慌乱中说了一句：「可以把我的妻子带过来一起说明」，结果宫本在他妻子带来的文件中，发现了大泉是间谍的铁证。眼看大势已去，23日晚大泉受不了这种被绑着、头上也被蒙着衣服的状态，终于松口坦白自己是间谍，却声明小畑也是间谍——值得注意的是，大泉后来在法庭上亲口承认，自己在指认谁是间谍胡说八道，目的就是为了毁掉日共。
宫本、袴田、木岛等人随之对小畑进行拷问，小畑却坚决不认，任由威逼利诱、拳打脚踢，他还是坚持说：「杀了我吧，共○主义者是不会说谎的。」于是众人开始上刑，手段开始由殴打升级，先是秋笹政之辅将火洒到他的脚上，然后又是木岛往他的肚皮上洒了一点硫酸 。即便如此，小畑还是拒绝承认自己是间谍——尽管宫本他们第一天夜里就在两人都没承认自己是间谍的时候，将他们都承认自己是间谍、将他们开除出党的『赤旗』号外印好了。
时间很快来到24日下午一点，前一晚没睡的宫本、秋笹、木岛三人前去小睡，袴田与逸见看管小畑。过了不久，袴田发现小畑竟然逐渐解开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不断向窗台靠近——或许是早上的用刑已经让他感受到生命危险了。他随即扑到小畑身上，两人扭打在一起，与此同时宫本、木岛也惊醒过来（秋笹下楼上厕所了），宫本、木岛、袴田、逸见四人死死地压住小畑。四人看见小畑不断大叫，害怕会引来日警，完全惊慌失措起来，用尽全力才将小畑制伏。在这个过程中，压住小畑的主力军是宫本，他先是坐在小畑身上，然后又用全身力量，以右膝压在小畑的背上。小畑就是在这个时候断气死了。
袴田后来在『致昨日的同志——宫本显治』中，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
「宫本把右膝放在小畑的背上，用自己相当庞大的的体重压在他身上。接着，宫本又用双手用力拧小畑的右臂，虽说是拧，但也不只是拧那么简单。小畑一直大声喊着，但宫本却没有松手，而且，他越拧小畑的右臂，承载着宫本全部体重的右膝就越压迫着小畑的后背。不久，小畑发出了『哇！』的临终惨叫声。 」
我们可以再用逸见重雄的笔录来观察一下当时的场景：
「宫本扭转小畑的手臂，小畑的身体也随之面向下方，发出外人听起来像是『呜呜』般的声音，于是我把外套挂在他的头上，这时小畑发出了恰似吠叫一般的『呜』声，像是要全身用力挺起胸膛一样，不久就筋疲力竭了。」
宫本的行为是否对小畑猝死起到决定性作用，或许至今依然有着不少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场过失杀人。根据当事者回忆，宫本在小畑死后，跟其他人一样茫然无措，不知所措。 事后宫本和袴田、秋笹试图给小畑做人工呼吸，只可惜已经回天乏术。逸见责备四人不该杀掉小畑时，四人也很生气地说：「我们不是故意要杀掉他的」。小畑死后不久，长达三天两夜的审讯就草草收场，根据木岛回忆，宫本曾经说大家要在24日深夜一起埋小畑的尸体，那天晚上却只有木岛与秋笹在埋尸，可见宫本一直到那时，还在逃避自己亲手杀人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小畑死亡以后，宫本等人却没有把已经承认自己就是间谍的大泉杀掉 ，只是把他软禁起来，导致他后来成功逃亡到警署，私刑事件于是天下大白，各路媒体在日本政府的指示下大肆报道此事，给日共声望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宫本的革命家素质如何。
宫本在小畑死后两天就被捕了，在靖国神社外的牛奶铺，开启了他十一年的牢狱生涯。原因是他相信大泉的指认，怀疑东京市委员荻野增治是间谍（大泉后来亲口说，他明知荻野不是才这么说的），准备对他也进行审讯。结果宫本居然在25日把获野叫到咖啡馆，在他前面耀武扬威，并告诉了他大泉与小畑被审讯的事情。荻野回去想了一晚，越想越怕，害怕自己也被宫本拷打，于是第二天早上就自首了。那天荻野增治原定还要跟宫本接头，所以荻野当然也带着日警去把宫本抓了，一顿打斗之中，宫本被押上了警车。
宫本入狱以后，始终坚持小畑不是自己杀的，一直坚持到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 。直到今天，日共的口径依然是，小畑是心脏病突发而死的。到1970年代时，宫本居然还说他没碰过小畑一根手指头，只是跟他激烈辩论时，小畑就因为自己的「特异体质」、「梅毒体质」死掉了。在回忆录中，宫本则对这件事遮遮掩掩，丝毫不提自己在最后的那场打斗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一直到宫本晚年，这件事依然是他最大的禁忌，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 。袴田里见曾经在『致昨日的同志——宫本显治』中说：
「立花隆的『私刑事件研究』发表以来，社会突然对这件事生起了兴趣。1975年12月9日，宫本显治说：『有些话无论如何都想对你说』，叫我到他家去，我就去了宫本显治的家。家里除了警卫员之外，还有小林荣三在一旁。宫本显治和我草草地闲聊一下，就怒斥起来，开始说我在『与党同行』中记述大泉、小畑问题时，描写的小畑体位是错的。我瞬间愣住了，因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事到如今，他还要重提40多年前的旧事。
『与党同行』出版10年已有之久，也被列入了党推荐性学习参考文献之中，但宫本突然说那是错误的，要更正。不是我写的那样『宫本让小畑伏在地上』，而是『小畑仰面躺着』。他开始试图要让人同意，小畑是无声无息地死去的。
我没有退缩，因为我没有写错任何东西。宫本越说越激动。宫本的妻子似乎被丈夫过于激动的情绪所震慑，把托盘放在桌上后，就退了出去。宫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现在看来，他心里很清楚。他害怕真实，知道自己有亏心事，他害怕立花论文会暴露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战前很崇拜宫本的西泽隆二，1960年代被宫本开除出党以后，记叙道：
「宫本在这种（如果承认私刑杀人就会被判死刑）的断崖上站了十二年。
对自己生命的执着，成为了支撑他立场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支撑着了他的执念。但是，他的执念又扭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所以，当战争结束，他从牢狱中被解放出来的时候，对他来说，目的已经达成。……」
那么，小畑到底该不该杀呢？
或许是因为感觉心虚，『赤旗』特地大张旗鼓地宣称，小畑是超级大特务。1月17日的『赤旗』宣称：「还有一点必须事先声明，我们发现片野（大泉）是临时雇佣的间谍，而古川（小畑）彻头彻尾地是秘密警察的走狗。古川是潜入我党的最高级挑拨离间者，是完全来自于『10·30大逮捕』组织者××手下的秘密○察」。『赤旗』167号也宣称：「小畑承认自己是警○本厅派来的间谍。小畑在1933年2月发生全协白色恐怖事件后，主动加入全协组织，又混入党中○，经常歪曲党的政策，持续进行挑拨离间性质的策动，与荻野、××、△△、〇〇等人组成间谍、挑拨离间者的城池，在秘密○察的指挥下，有系统、有计划地组织挑拨离间活动，妨碍党的活动。」然而，果真如此吗？
大泉是特高特务，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毕竟他自己为了脱罪，也在法庭上极力主张自己就是特高的人；然而，小畑是不是特高间谍，至今没有定论，至少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决定性证据可以证明他就是间谍，反而有不少决定性地反驳日共「论为什么小畑是特务」观点的论据。
小畑是足以被怀疑是间谍的，单单就他跟大泉关系紧密、在「全协」上拒绝执行党的意志，就足以让他被怀疑。然而，说来说去也没有足以断定他就是特高手下的证据。日共的人们列出的小畑十二大嫌疑、三大罪证，事后看来都不怎么可靠。没有阶级热情（第十条）、看不起知识分子（第九条）、参与远山事件（第七条）这些主观色彩很重的论断，就自不用说了。更不用说在同一个据点里呆了一年、随身携带300日元（小畑毕竟是党的财政部长）这些罪名了。最大的一条嫌疑「与万世桥警署的高桥警官发生关系，为其提供情报」②，根据后世查证，当时在万世桥警署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高桥警官」，很可能是小畑受不了他们的拷打而胡编乱造的，这也从袴田说的「如果进一步追究其细节，他的回答就容易变成胡诌」可以看出。
第二条「1933年2月全协干部集体被捕时，小畑逃过一劫」也是胡说八道，小畑当时只是日本通信工会的小干部，都无法得知全协中○部门的开会地点，如何出卖给特高呢？第五条「1933年秋，在小金井召开组织部会议时，小畑中途说想去理发店剃胡子，不愿意去会场，但硬把他带到会场时，却发现发现会场附近有便衣男子徘徊」似乎很关键，然而也不足为据。在预定会面地点附近，袴田看来「有两个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刑事」，但到底是不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且这天的聚会，最初是组织成员聚集在青山，但预定的据点突然不能使用，于是决定当场把会场改在小金井的据点，这足以导致小畑想出卖情报也出卖不出去。三大罪证的最后一条——小畑曾亲口坦白自己就是间谍，其实也极为可疑 。在当事者的回忆中，有人说小畑23日晚说这句话的，也有人说24日早上说这句话的，然而真正负责了12月23日晚～24日早上审讯的木岛隆明，却完全没有提到小畑有说过这句话。
又如第四条：「1933年8月被命令去大阪出差时，连旅费都领了却没有去出差。」当时宫本、袴田等人相当重视这条。袴田笔录中说：
「他说当时自己没有去，而是待在家里，继续追问他，就说去了盐原的温泉，再加追问时，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最后流着眼泪说，其实是去见故乡的母亲了。
被赋予如此重大的使命，却不去履行使命，这不是间谍行为吗？当时他被大家狠狠地揍了一顿。」
宫本也以「被不断追查的日共党员不可能回乡探亲」前提，认定经过这次探亲，「他并不担心被官府逮捕这一事实逐渐清晰起来。」宫本强调：
「我问他明明要去大阪出差，为什么没去，他回答说先回家了。我说被不断追捕的日共党员，不可能回故乡探亲，于是他推翻前言，辩解说自己去泡了温泉，而且温泉的名字，也是他自己想这想那地编出来的。于是，当被问到温泉旅馆的名字时，他又开始说自己回家了。」
小畑是秋田县大馆市人，与小林多喜二是同乡。经过立花、兵本等人查访当地，小畑回乡的经过渐渐水落石出。根据他们的描述，小畑明显在回乡时是遭到日警跟踪，并时刻警惕周围有无日警监视的，③。事实是，小畑是个孝子，他这次前来其实是因为大泉想将他派往莫斯科（大泉为了特高，想重建与第三国际之间的联络线），他因此决定在前行时，与母亲做个最后的告别。畠山忠光就说：「当时，他跟大馆中学的学弟，后来升入弘前高中的那伙人在夜里见面，并告诉我不许告诉任何人，他打算近期去苏联。听说他见到了母亲，我才知道他是为了告别才回乡的。」恐怕小畑流泪，其实是想到了母亲，而不是『赤旗』所说的「流泪忏悔」吧。单从宫本与袴田的回忆，就能想象出小畑当时面对他们诘问的绝望了：他不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说真话又不被宫本信任，说假话又被揭穿。
小畑被他们怀疑的真正原因，恐怕是日共当时执意要在工会战线推行极左路线，导致他们与党工会「全协」发生激烈冲突。 当时被选派进入日共指导部的小畑（时任全协中常委），被全协执行部委托去改变日共的极左路线，结果小畑寻找了同为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大泉作为盟友。正是这件事让间谍问题又跟路线冲突问题结合到一起，促使宫本、秋笹等人怀疑小畑确实是阻扰路线实行的特务吧。
不管如何，小畑毕竟在审讯者的逼问之下，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做的很不够，以至于「客观上」看起来就跟间谍一样。袴田在预审笔录中说：
「经过以上严格追查的结果，小畑承认因为自己的政治水平低和没能力，自己客观上一直以来的言行是反党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客观上自己是一名密探，但狡辩说自己绝不是有意识的间谍。」
宫本显治则说，客观上看起来是间谍＝就是间谍：
「他坦白说，『虽然我不是间谍，但如果被认为是间谍也没有办法，所以当然同意将我开除出党』。党以具体事实为依据，揭露间谍身份的方针取得了初步成功，即他们已经坦白了自己的间谍身份。」
然而，真的如此吗？或许在这一点上，还是战后日共神山派的栗原幸夫概括的更好：
「这种『客观而言』的理论，在针对大泉和小畑的审讯中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第一次公开审判中，宫本断定他们是间谍的理由是：『他们先说在日常活动中被我们掌握了他们是间谍的证据，之后就明确地说，客观上即使被认为是间谍也没有办法。（小畑）只招供说：『我当时的政治水平很低，所以才做了那样的事，虽然我不是间谍，但被认为是间谍也没办法，当然接受开除出党的结果』。『间谍』和『客观上被认为是间谍也没有办法』之间相隔有一百里的距离，如果混淆了这一点，整个组织就会瓦解。事实上，在『私刑』事件以后，党迅速崩溃。」
正是因为宫本显治这种主观唯心的间谍断定法，日共才会在私刑事件后，快速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明明组织内已经时隔三年没有出现过大型特高特务，日共却人人相疑，相互指控对方才是间谍，并将「可能」是间谍的人关起来拷打。在这种情况下，日共的组织很快土崩瓦解了。
宫本显治入狱后一年三个月，日共解体。
三、「不转向」的神话——宫本的名器
宫本显治入狱以后，不管从哪种方面来看，都是少数派。在狱中羁押的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之中，他是极少数没有转向的人之一；在战前日共曾有过的几十个中○委员之中，他是极少数没有转向的人之一；面对日警的拷问，审判机关的威逼利诱，日共党员由始到终坚持一言不发的，似乎只有宫本显治一人而已 ，其他几乎所有入狱者都坦白了，不管是德田球一、市川正一还是袴田里见。
宫本在自己的入狱手记以及『私の50年史』中，记录了他被日警拷问的经过。
「特高课长毛利和特高警部山县、中川等人来了，他们说着：『你不知道世界第一的警视厅拷问吗？要不要让你知道一下？』『上次有根很好的橡木棒，我拿了一根』，他们反复进行拷问，把我的双手绑在椅背上，在我的大腿上一顿乱打。当我快要昏厥过去时，又用冷水浇我。然后，他们一边狂叫说：『你希望自己像岩田（义道）和小林（多喜二）那样被劳农葬吗？』，一边继续拷打，但我一句话也没说。看守抱着没法走路的我，将我扔进了拘留室。12月26日，雪不停地从牢房高处的窗里吹进来，我没有任何被褥，拷问的疼痛和寒冷使我无法入眠。
此后，拷问仍在继续，但他们以『打持久战』为由，实行了持久拷问，不给被褥，晚上不让我睡觉。因为皇太子诞生，外面的队伍还在提着灯笼行进。当时来探监的母亲看到我的脸，小声地说『你变了』。那是因为我的脸因为拷问而肿胀，和以前母亲所认识的儿子样子所大相径庭。」
而且「大概过了一年以后，我戴着脚镣、手铐，被府中的○察关押了两个月。」「在警局的那段时间里，我几乎不洗澡，他们也不让我看书，整整一年都是呆坐在那里。」因为拷打与狱中的折磨，宫本显治一度瘦了40斤。
宫本的审判很晚才到来，他在十一年间辗转于东京的市之谷刑务所与巢鸭拘留所，一直到1944年12月，法院的判决结果才下达给宫本：宫本违反治安维持法，不法监禁他人，对他人伤害致死，死后遗弃尸体，数罪并罚，判处终身徒刑。1945年5月大审院最终确定以后，宫本被押往天寒地冷、位于北海道最东北端的网走刑务所，在那里呆了几个月。值得一提的是，转去网走刑务所时，东京拘留所的戒护课课长对他说：「看来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如果本土快要被占领了，那就只好逃到中立国苏联去了，到时候就拜托你们了。 」
宫本一度因肠结核，倒在狱中不起。这时，法官劝说他道，起码把笔录写了，就当遗书。但宫本心里想：「即使就这样死去，未来革命运动的历史也会理解我的态度——贯彻原则性态度才是最大的斗争。」所以，他始终拒绝做出任何笔录。
宫本显治这种「铁的意志」，不得不说是一种奇妙的态度：他在种种行为上所流露出的官僚主义、机会主义，以及世界观上的彻底自我中心主义，是否其实构成了这种「铁的意志」的本流呢 ？宫本显治长期有着一种「我」的理论绝对正确（尽管先后有过转变）、「我」的行为绝对符合党的正统性要求的态度，或许正是这种绝对的自信，让宫本不像其他转向者一样，在狱中对自己的方针产生了怀疑，而坚持不转向，咬牙渡过了十多年的牢狱生涯。然而在这种坚硬的钢铁外壳底下，流淌的却是机会主义的水流；之所以钢铁可以不生锈，恐怕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宫本心中顽强不移的自我中心主义吧。在这方面，吉本隆明有过意味深长的概括：
「对于小林（多喜二）、宫本、藏原等人所谓的『非转向』，我想指出的是，比起思想守节的问题，更有必要着重理解日本模式的典型。这种『非转向』，与其说是本质上的非转向，不如说是与佐野、锅山意义相反的一种转向形式，显然是进入了转向论的范畴之中。因为他们的非转向，只不过是在没有接触现实动向和大众动向的情况下，进行了意识形态的逻辑循环而已。」
尽管如此，「不转向」依然是宫本最大的名器，尤其是他做到了连德田球一等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完全沉默。在战前党员90％转向的情况下，单单就这个「不转向、不招供、不屈服」的金字招牌，似乎已经足够宫本显治做一辈子的日共领导人了。
曾经转向、战后回到日共的人，心里对这件事是有一道愧疚的伤疤的④。诗人壶井繁治如此传达这种心情：
「有一个人站在枪口前说：『与其跪下来活着，不如站着死去』，虽然那个人已经死了，但他说的话还活在我的心中。而你，在权力的面前跪下了。所以被叫做叛徒也没办法。因为我背叛了，要与权力做斗争的党。
有人说过，背叛过一次的人，会再次背叛。我会再次背叛党吗？我是黔驴呢，还是英雄呢——不知答案让我心生不安。在暗夜再次来到前，我必须做好自己的身体检查。」
龟山幸三更如此传神地表达出「转向」在战后日共党组织中的意味：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和宫本两个人偶然喝酒的时候，问他：『我们对宫本先生的不转向表示极大的敬意，还但有谁是真正意义上坚持不转向的人呢？」当时宫本的回答是：『大概只有我和春日（庄次郎）吧。』
一般来说，非转向者有德田、志贺府中组、伪装转向的神山等十多人。不过，按照宫本的说法，伪装转向也是转向。确实有人接到党领导层的命令，说你已经转向了，就到外面去活动。但神山的情况是，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这至今仍是个问题，所以宫本认为伪装转向也算是一种转向。因此，1954年被开除党籍的神山在六全协以后，提出想回到党内时，其他的中央委员都感觉可以，只有宫本一个人出于『伪装转向』、『在党外批判党，违反纪律』两个理由，一直到最后都在坚决反对神山回党。
还有一种例子是，因为转向而暂时外出，过了两三年又重返战线参加运动，结果被捕，这次没有转向而被关在牢里。比如说竹中恒三郎和松本一三等人就是这样。这在党内通常被视为没有转向，但在宫本看来，这也是一种转向。在六全协结束后的一次聚会上，宫本就说了这样的话，结果大家都发怒了，有人甚至说：如果要连这种事都要责备的话，那没有转向的人简直屈指可数，我们不就必须解散党了吗？
党内是很少有像那时那样，非转向者当场指责转向者的情况的。因为那样的话，转向者会突然大发雷霆。在六全协之后的本部总会上，几十个人在讨论的时候，春日正一以相当强烈的语气批判了旧国际派。当时，没有转向的山边健太郎说：『你不是转向者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这时，春日脸色铁青地对他说：『我确实是一个转向者，所以才会为此感到羞耻，所以现在才拼命工作。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四五个人一下子站了起来，把山边堵了起来，嘴里说着：『正是，正是，你这是什么态度』，就像山边要挨揍一样。
一说出来就是这样，所以非转向者很少会公开指责转向者。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转向的人已经从转向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即使是现在，假如他们被非转向者提起一丁点转向的事情，也会受到巨大而可怕的精神打击。……就像是被打垮了。对党员来说，转向的经验就是如此庞大的事情。所以，当有非转向者出现在我面前时，即使他们什么都不说，我也会因此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正因为彼此都不把这件事说出来，所以这种隐秘的形式反而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作用。
特别是宫本，我知道他对转变的看法特别严厉。所以我发自内心地对宫本战战兢兢的。所以，转向者都非常认真地工作。比如春日正一啦、绀野与次郎啦。这和自以为是非转向者，什么都不做的袴田君大不相同。另外，像藏原惟人这样虽然（当时）已经转向，但由于宫本保持缄默，直到最近还在党内被认为是非转向者的人，在宫本面前更抬不起头。
刚才宫本在谈到『自己以外还有一个人』时举出的春日庄次郎君，在经历上还有着一个污点。『四一六』之后，水野成夫等人成立『劳动者派』这一解党派时，春日庄次郎曾经参与其中。有一次，袴田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这件事，指责春日君，因此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那时宫本支持袴田，所以他内心大概认为真正的非转向者只有自己一个而已。
至于其他的非转向者为什么不被认为是真正的非转向者呢？当时我没问理由，但大概是因为宫本认为，他们在接受当局审讯时所说的话是向权力投降，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转向者同罪吧。这么一想，真的毫发无伤的只有宫本一个人了。」
宫本显治这么清高、如此固守理论原则，为什么却在六全协以后带领日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呢？宫本在六全协以后带领日共走上的道路，仿佛就像是昔日佐野、锅山在狱中提出的转向道路一样。
锅山真亲在战后接受访谈时，意味深长地说：
「就我而言，这（通过转向而提出的新方针）是一种新的运动或斗争，因为没有实现它的力量，最终以自我崩溃、自我否定而告终。那样的话，对于这种最终还是不行的事情，该做的都做了，但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是之后的问题了。它最终也没生发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最近的日共多少达到了什么，宫本共○党……（笑）。虽然构思、原委、情况都不同，但我认为他们在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是想活用它的。」
宫本显治，你还是锅山贞亲的好学生啊（意味深）。宫本在战后就以日共理论家、教条主义者身份的而闻名天下。然而，是不是正因如此，1955年他成为日共最高领导人时，他这种别无他例的战后「转向」，才来的更加剧烈呢？
四、「澡盆横渡日本海」：战后十年
1945年10月9日，宫本显治从网走刑务所获释。袴田里见在自传中说：
估计宫本能够出狱，也是网走典狱长想法找到理由，同有关当局多次交涉的结果。宫本是取得“因病难于服刑”的诊断书而获得释放的。事后，他曾对富士真奈美说过：“我吃了不少土豆，恢复了健康，体重达到六十公斤。”可见他的身体不错。
当然，这也是多亏了宫本百合子的努力。根据袴田回忆，他刚出狱时已经骨瘦如柴，宫本却比较结实，整个人很精神。根据宫本的秘书回忆，战后初期，宫本一家子全靠百合子养活，袴田也说，他当时去宫本家吃饭，百合子还拿出葡萄酒来招待他。在战后初期那个大部分日本人民饿肚子的时代，宫本可真得好好感谢宫本百合子是个著名作家。
宫本一出狱，就与德田球一发生了矛盾。道理很简单——虽然德田的府中组已经先一步获释出狱，而且风头满满地在主导重建日共了，但宫本心想，我和袴田才是战前最后的中○○员会，要重建的话，直接恢复我和袴田的指导部就可以了 。宫本在自己的自传中也说，他是战后才第一次见到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人的。在他的心中，「战前的党○央委员，只有你（袴田）、我两人了。……市川正一死于狱中是一大损失，至少在这次出狱的人中，有几个没有『转向』的中委呢？后来知道，实际上还不到三个人。」总之，德田在他眼里不算东西。
德田球一刚听到这件事就勃然大怒，结果他们两人很早就结下了梁子 。德田可能知道私刑拷打事件是宫本最忌讳的污点，还故意拿这件事来敲打他跟袴田。 袴田说，在日共五大（1946年2月）与日共干部会上，德田都拿这件事来严厉批评他跟宫本，并大吵大嚷地说：
「因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就不该进行那种查问。那两人是否真的是特务，也搞不清；即便是，只要和他们切断联系也就行了。那种查问岂有此理，实在岂有此理。」
袴田反驳他，结果两人差点直接动武。
战后日共机关里，德田球一是热情如火的杰出演说家、煽动家，对理论所知不多，平生最爱煽动起轰轰烈烈的演说场面或者工人运动的爆发；宫本显治却是冷血的党纪主义者、「渊博高深」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很受学生的欢迎 。两人的风格南辕北辙，再加上领导权上的纷争，很快水火不容。在日共五大、六大建立起的德田体制中，没有宫本显治的一席之地，党中枢都被德田的亲信占领，宫本则被发配到偏远的位置。进入1949年以后，德田球一和他的亲信甚至组织了对宫本和百合子的批判大会 。
当时的宫本显治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是一个理论家、一个原则主义者，不懂群众运动 （西泽隆二语）。宮島義勇当时刚刚进入日共本部工作，他回忆说：
当时，统制委员会的议长是宫本显治，国际关系小组里也有他。宫本完全不懂群众运动，基本上只会说一些原则论的东西，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相处了一年左右。
1950年情报局（国际○○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批判飞来、激发日共「50年分裂」时，与发表『所感』、拐弯抹角地加以抵抗的德田·野坂指导部不同，宫本显治丝毫没有任何抵抗的意思，直接举双手赞美这份批判书。尽管宫本并不像中西功一样，反对野坂理论的根本——以和平手段实行民主主义革命，他还是加入到反对德田·野坂指导部的阵营之中，要求指导部全身全心接受情报局批判。其原因不用说，当然是因为他对德田体制的反对。春日庄次郎、袴田里见等不满德田体制的战前老干部也迅速加入到反对派之中，随着所有不满德田体制、德田路线的人都加入到借情报局批判打击德田指导部的队伍中来，反德田派五派的阵营甫一初步形成，「国际派」就诞生了。「国际派」与控制了日共指导部的「所感派」之间激烈对抗起来，而1950年6月GHQ反贡攻势狂吹、日共中○委员纷纷转入地下，以及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后，所感派更决定撇开信不过的国际派，自己组织地下非法武装抵抗运动。就这样，日共完全分裂了。
这一时期（1950年）的宫本完全是一副高呼苏联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后来批判中苏，要求自主独立路线的样子：
「我们有必要铭记，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完全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武装的苏共，是共○党情报局的成员。国际共产主义者对苏联的态度，在ネコ同志以下的这句话中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苏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必须受到这种教导。』共○党情报局不仅是一个我们的友党，还是以苏共为先锋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新结合体，化约了世界革命运动的最高级理论与丰富的实践。」
据说宫本百合子的好友高杉一郎在战后被带去西伯利亚劳改，幸存回来以后写了一本名为『在极光的阴影下』的书。1950年12月末的一天，他带着新书去宫本家找宫本百合子，两人正说话时，宫本显治却突然从二楼下来，说了这样的话：
「然后，站在门口的人突然说：『那本书是污蔑伟大政治家斯大林的书。』隔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这次我就饶了你。』 我哑然无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关上门走开了，墙壁对面的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我转向宫本百合子，但已经看不到她听到那句话时的表情了。」
而且，就在上面的同一篇文章中（1950年5月1日，『前卫』，『共○党、工人党情报局「评论」的积极意义』），宫本显治还旗帜鲜明地反对议会路线：
「提出日本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通过议会取得政权的理论，也是同样错误的。」
遥想宫本几十年以后的态度，真是令人感慨万分：
「日共一贯的原则态度，是在谋求社会变革时，尊重人民的多数意见，并希望、追求人民牺牲最小的形式。我党已经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通过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势力占据国会多数，建立一个和平、合法的人民政府。」（『赤旗』，1970年7月7日）
时间来到1951年时，形势一变。由于所感派的日共指导部已经完全接受了中苏的教诲，热衷于将各地国际派组织联合起来的宫本显治等人反而成了阻碍日共统一的「分派」恶人，莫斯科与○○先后发文不点名批判国际派。另一方面，所感派留在国内的中○临时指导部也率先做出自我批判，并仗着中苏的支持而摆出一副高压的态度，要求国际派各派头头与成员必须对自己做出自我批判，然后回归所感派下的党组织。由于大势已去，国际派组织随即如雪崩般回到所感派的阵营之中，志贺义雄、神山茂夫、春日庄次郎……国际派的领袖一个个做了自我批判，只剩下宫本显治。
宫本显治是一个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的人，想要他做出自我批判是难如登天的事情 。直到最后一刻，宫本显治还在死鸭子嘴硬，念叨道：「（然而，所感派）企图用新手段掩盖他们策动分派、解散中委的阶级性犯罪、不正当的除名与解散（支部）等行为。」而且，宫本认为仅仅责备椎野悦朗个人还不够，他还认为「德田同志才是使党陷入今天恶劣理论水平的最大责任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宫本坚持声称：「所感派的分裂主义进入了新阶段……分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经过反复的不加反省，已经变得极其恶劣……全国协议会（四全协）是完全无视党章而进行的，是完全无效的。」而且：「我们一直努力忠实于共○党情报局评论以来的国际批评，今后也要努力为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党分裂、混乱的情况下，放弃自主的努力，袖手旁观地等待海外的评价。……我们必须认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基本目标和章程，以及迄今为止国际无产阶级批判的基本精神，将其良心地对照日本的现状，并积极开拓正确的方向。」
当时在国际派中广泛流传着宫本的一句话：我一定要到莫斯科去问清分晓，没有船也要坐澡盆横渡日本海。 尽管如此，宫本显治最终还是屈服了，屈辱地向志田重男（所感派在国内的领导人）递交了自我批判书。虽然根据志田重男所说，这份自我批判书很短很短，但这或许就是宫本显治一生之中最难堪、最屈辱的时刻 ，甚至可能直接奠定了宫本反所感派→反暴力革命路线的思想基础。本来递交自我批判书以后，国际派各领导人都要回到国内指导部继续工作，志田也委任宫本担任宣传煽动部成员，但由于宫本持续性消极怠工，志田很快决定将他赶回家。就这样，宫本开始了赋闲的生活。
日本国内的局势还在风云突变。所感派主导的武装抵抗运动路线很快全盘失败，日共的党组织宛如陷入心脏麻痹、全身瘫痪的状态。随着1953年7月德田球一去世，日共完全失去了继续武斗下去的动力。志田重男想了一年，最终还是在中苏支持下，与俨然成为旧国际派小代表的宫本显治主动谈和，向他承诺①给他当大官；②放弃武装抵抗路线，以此换取日共的重新统一。志田派代表所感派，以特务的名义开除了最忠心于德田的伊藤派；宫本派代表国际派，以反党的名义，驱逐了神山派，与志田派一起，将春日派、龟山派等派系冷藏起来。就这样，时间进入1955年后，日共先是发布自我批判，宣告放弃武装斗争路线，随后又召开了「六全协」，正式开启了宫本体制的第一步。
在正式谈及宫本体制前，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小事实。在战后十年里，左翼学生始终与宫本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战后初期，由于德田指导部轻视学生运动的态度，学生运动发展的很慢，日共东大支部也因此出现了渡边恒雄等人的「新人会」活动，试图反对党的路线。在渡边恒雄等人遭到镇压以后，与左翼学生、左翼知识分子更具亲和力的宫本显治逐渐在学生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结合点，1950年问题前夕，日共东大支部的大部分人都是宫本派⑤。1948年「全学联」成立以后，带领「全学联」展开英勇斗争的武井昭夫等人（武井执行部）更主动地将自己俨然作为宫本显治的下属，与宫本显治热烈的打成一片。对于学生运动来说，比起温吞的德田路线，他们更喜欢「宫本路线」。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1950年问题」的旋风中，宫本显治的路线很快右倾，国际派的学生成了温和派，所感派的学生反而成了激进派 ，武井执行部很快因为不够激进而遭到推翻。「六全协」以后，日共指导部反而改组了原本的所感派武斗组织「日本民主青年团」，将其变成自己的温和路线御用组织「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民青），而国际派的「反战学生联盟」反而变成了新左翼的组织，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宫本开的恶劣玩笑。
或许正因如此，战后十年结束后的宫本显治，从一开始就无法得到学生的信任。带领左翼学生离开日共的关键人物森田实曾经回忆说：
全学联的主流派认为「宫本显治是个狡猾的男人」，对他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感情主要来自曾经属于国际派的人们。
其实宫本显治的狡猾领域，才刚刚展开呢。
五、理论家的豹变——宫本体制、宫本路线、机器人宫本
宫本显治一直最为自豪的，疑似就是自己的理论家身份。他的接班人不破哲三一直以精通日共「理论」而闻名。晚年的宫本在提拔35岁的志位和夫成为书记局长时，最考虑的依然是理论 ：「他在学术、理论方面很出色，而且具有长远的展望能力，而且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很出色。」
日共党内吹嘘说，宫本理论「自主、创造地发展了马列主义」。1974年8月决定的党员初级课程「学习指定文献」中，居然没有一本马克思的书 ，全是宫本的理论机关生产的「文献」，比如宫本显治的演讲『经历了半个世纪考验的日共和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级第一课程」里面，「党文献」（党的决议等）五本，宫本显治三本，不破哲三一本，野坂参三一本，再加上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从空想到科学』、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与三个组成部分』，就没了。在初级课程与中级课程中，完全没有『宣言』，也没有『国家与革命』。也没有『哥德纲领批判 』。
日共过去的这些党员课程中，列宁的文章一度高达39份，后来却不断急剧减少。宫本、不破、野坂从零变成6份、3份、1份，但当时的不破哲三还只是四十多岁的党内太子而已。1970年代的学习指定文献中，宫本文献比马列都多，不破文献则跟马恩差不多一样多。
50年分裂当时，宫本最自豪的始终是自己有理论知识，所感派没有。六全协以后，参与日共武装斗争的人被跟武装斗争一起批倒时，他们最大的罪名就是「不懂理论」 。一名曾经参与了关西山村工作队的老大爷也被这样批判了。他出生于贫农家庭，很早就在和歌山参与佃农斗争而被捕，而他在山村工作队里被指派的任务，就是在地主的庭院里洒满大便。兵本达吉后来采访他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做这种事还需要理论吗？ 」
1955年的「六全协」以后，日共仿照苏联设立了党内集体领导制，野坂出任第一书记，宫本排名第三。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叛自己跟志田重男的约定，曝光了他的丑闻，顺势将他开除出党。 这之后不久，过去的志田派成员陆续被排挤出党，所感派到此完全没落。而他要做第二件事，就是要通过确立自己在理论、路线上的唯一至高地位，杀出国际派山头的重围，确立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六全协」以后，日共党内过去以德田球一为顶点的集权体制解体了，党内民主有再度活化的倾向。下级党组织对上层机关的不满、不信纷纷爆发出来，日共地方会议陷入剧烈混乱之中。1956年匈牙利事件当时，日共内部也有「赞成」、「不得不支持」、「反对」三种意见，最后却是时任常任干部会会员的宫本显治一锤定音，宣布事件的原因是匈牙利工人党缺乏党内团结，党内问题党外化，导致被反阁铭势力所利用。因此，必须坚持党纪党规——这句话仿佛是宫本的宣言。从此开始，他就不断地利用党纪党规，扫除一切党内反对派。
1957年开始，日共着手废除过去的武装起义纲领——『1951年纲领』，准备新的纲领。在这个过程中，主导编写纲领草案的人始终是宫本。当年9月24日的扩大中委会公布的「党章草案」继承了『1951年纲领』以来的民族民主革命论 ，宣布日本「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半被美帝国主义占领的事实上的附属国……基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其附属同盟关系的日本垄断资本。」宫本在1957年12月21日的全国书记局会议上说：「为了民族解放与民主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其能量最终会最为有效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与胜利联系在一起。」但是与『1951年纲领』不同，这份纲领草案并不主张民主主义革命会与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连续地发生。
在如何革命的问题上，这份纲领草案已经受到赫鲁晓夫宣言与欧共主义的影响，并不排斥和平革命的可能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势力积极地占据国会议席，并同国会外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战斗，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如能在国会里拥有稳定的过半数，就有可能把国会由翻动统治的工具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使革命获得更有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宫本提出了自己理论中的精髓——「敌人态度论」 ，这份党纲说：『希望革命以非流血的方式进行。』不过，党纲同时也指出，和平革命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不采取和平必然论，「以何种手段实现革命，最终要由敌人的表现来决定，不应该单方面地束缚自己的双手。」
这不得不说是宫本显治发挥了自己理论家的本领，苦心造诣地开辟出了一条通向修正主义的隐秘小径。他宣称自己主张的「民族解放民主主义革命」，是日共与亚洲人民反殖民斗争联系起来的必要，其实却利用「民族民主革命」来遮掩他的险恶用心⑥：哪怕欧洲的共○党，也是一边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反对美国压迫，但到了宫本这里，他也要故意割裂二者，其原因就在于他要将「社会主义革命」驱逐到遥远、不可知不可想的未来。当下的任务，就是民族民主革命，一种不需要任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步伐的革命，以修改日美安保协定、废除自卫队、限制垄断资本为主题的「革命」。不难看出，即使这种「民主主义革命」真的完全实现，由于日本在革命前已经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民主革命」也只是会改良一下日本资本主义体系而已——或许应该称它为「改良主义革命」，要来得及更加合适。这个宫本显治当初隐藏起来的意图，随着日共后来不断地向「民族解放民主主义革命」中增加改良主义目标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到2004年纲领再次改订时，日共对「民主主义革命」的描述几乎已经可以改名叫「日本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纲领」了。
而且，宫本显治主张，由于敌人强大，我们弱小，所以为了达到这种「革命」，需要建立广泛的、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不走过去武装斗争老路的情况下，通过上台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是要「选举上台完成革命」这一点，宫本显治还特意抛出「敌人态度论」的烟雾弹，将「确实存在和平上台革命的可能」隐藏在论点的先决条件之中：只要敌人不镇压，那就走和平路线。假如在日共选举上台时，敌人要武力推翻日共政府呢？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就是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爆发，阿连德总统遇害时，日共不得不直面这种情况。面对这种可能的情况——哪怕只是设想一下时，当时的日共居然都不敢说「那就暴力革命」，而只是说，因此现在的议会制度有阶级问题，所以日共国会议员团要服从日共的民主集中制领导，仅此而已。可见「敌人态度论」，其实就是和平革命论变种而已。
由于当时的日共领导人经历过1950～1955年间武装斗争的失败，普遍已经接受了和平议会上台的路线，然而，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宫本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论，而要提出民族民主革命论。面对宫本指导部的攻势——要求日共大会采纳纲领草案的攻势，他们只能正当反击。他们反击时拿出的盾牌，就是欧洲共○主义的「构造改革论」。
日共最大的都道府县支部——东京都委员会，批判纲领草案高估了「美国权力的亡灵」，主张日本国家权力已经被垄断资本控制，当前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构造改良进行斗争，民族解放也是其中的一环。时任中委的春日庄次郎则成为了日共指导部中反对党章草案的核心人物，与袴田里见等宫本派产生对立。他也主张「以彻底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春日还想通过建立日本的统一战线政府、革新联合政府，打破旧金山体制。根据袴田里见回忆，1958年他与宫本显治出席东京都党部会议时，武井昭夫、片山悟、芝宽、山本正美等人都反对宫本理论，「他们大声起哄，乱蹬地板，杀气腾腾地敌视」日共指导部。
就在党内持续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原定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七大宣布延期。5月22日的众议院选举中，日共继续惨败。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宫本路线的另一个敌手——日共的左翼学生（全学联主流派）也决心与「六全协」持续性右倾的日共决裂，重建革命先锋队 。他们以敢打敢冲的风格成功夺取了砂川斗争的胜利，将学生运动从六全协的废墟中重建起来以后，便以「党改革」的口号向指导部发出了挑战。意识到这一点的日共指导部试图以露骨的手段耍各种阴谋诡计，击垮全学联主流派的霸权，终于导致双方的矛盾快速升级。1958年6月1日的全学联大会发展为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全面内斗，不满于日共领导人推推脱脱、态度暧昧回答的全学联学生们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玉碎决议」，要求日共中○委员全体辞职，还将绀野与次郎打了一顿。这之后全学联主流派正式与日共决裂，随着7月17日日共将香山健一等人开除党籍，他们独自扬帆起航，开启了日本的新左翼道路。
1958年7月21日，日共七大召开。会上一片混乱：
「在中野公会堂集中的全国各地代表的态度就很不好，争吵不休，互相喝倒彩。更有甚者，当前排席位上无人时，就把双腿往上一搁，肆无忌惮地乱喊乱叫。」
这是由于日共指导部的宫本理论「民族民主革命论」，与春日庄次郎、内藤知周、龟山幸三等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构造改革论）」发生了激烈冲突。 宫本与春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一边是「民族民主革命论」的「两阶段革命论」，主张先通过民族民主统一政府从美国的支配下争取独立，再考虑社会主义革命；一边则主张日本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前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宫本等人发现，大会上反对的声音比自己所设想的多的多，「35％～40％的代表反对纲领草案」，于是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这部草案。但在人事体制上，宫本派却大获全胜，宫本显治成为了党的书记长，作为宫本盟友的野坂参三、袴田里见都身居高位，而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春日庄次郎只得到了统制委员会议长的位置，旧志田派的椎野悦朗等人更是直接被扫地出门。七大正是宫本体制成立的大会，这之后的大会都成了宫本手中的玩具。从这一点来看，1958年日共七大是一次日共的历史转折。
大会结束后不久，宫本的集权体制随之展开。 他首先猛烈攻击东京都委员会是「自由主义」、「分散主义」，逼东京都委员会做出「自我批判」。这之后，以武井昭夫为首的反宫本派干部全体辞职，亲近宫本的旧所感派大员春日正一则被任命为东京都委员长，宫本就这样兵不血刃地瓦解了反对派的大本营。大阪府委员会眼见如此，也向宫本显治效忠，地方组织中的反对派阵营快速崩溃。「六全协」一度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热潮，也被宫本以上级命令来了个急刹车，最重要理论阵地『现代的理论』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自由主义」，被迫休刊。作为理论界新星的不破哲三、上田耕一郎兄弟一度亲近构造改革论⑦，他们也在这一时期举手投降，反过来加入到宫本批判构造改革论的队列中来。宫本指导部开始全方位地动用除名、处分的党纪大棒，以「党内问题不许党外化」的名义，限制党员的自由发言权。不到两三年，过去曾有的万物复苏景象就变为一片废墟。
1960年安保斗争当时，宫本指导部完全暴露出了自己反人民的面目。当全学联与共○同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冲锋在前，而他们攻入国会的身影激发了日本人民更大的斗争热情时，日共却还不如一般主妇与老年人激进，只知道将游行队伍引向美国大使馆、拒绝冲击国会，将不遵从自己指示的势力批判为「托派分子」、「美帝走狗」等，遭到了人民的冷笑。宫本显治却还恬不知耻地说道：
「一部分知识分子说，现在的形势是革命前夜，既然是革命，那么不让革命胜利的日共就是机会主义。革命如果这么容易搞的话，我们可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所谓革命，就是人民的势力掌权。也就是说，不管敌人要如何地加以镇压，起义的势力都可以用力量反击他们，保持人民的政权，这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目前看不到这样的可能，只是占领国会、占领首相官邸几个小时，显然不是革命。」
宫本虽然说来说去，但也只是打着「现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旗号，回避一切革命性行动，拒绝参与到日本人民轰轰烈烈的斗争潮流罢了。这次安保斗争完美地暴露出宫本显治的态度，他虽然口头上说我们要重视群众运动，不能单靠议会斗争，却对一切群众运动爆发、冲击统治阶级的革命列车不屑一顾，只虔信着自己造的小船能通向革命的彼方。正如袴田所说的一样，日共之所以要这样，本质上是因为觉得「一旦采取过激的行动，日共准会首先挨整」 ，害怕再过一次以往「六全协」前的苦日子罢了。苏联真理报记者不停报道全学联学生的举动、ネコ赞扬桦美智子，也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1961年7月25日，日共八大召开，这次宫本指导部吸取了七大的经验，不用批判的武器，要用武器的批判。大会前的3月1日，日共中委会表决党章草案时，以16人反对·弃权（包括波多然、春日庄次郎、亀山幸三、神山茂夫、中野重治等人）比15人赞同，宣告这部纲领还是要在大会上通过。在这种顽固抵抗宫本路线的反对派依然在党机关内存在的情况下，宫本决定在大会上封杀他们。
大会前夕，宫本指导部不仅严控党内对纲领草案的讨论，还开始操纵大会代表的选举。结果，春日、龟山等反对纲领草案的中委都未能当选为大会代表，成功当选的只有神山、中野、波多三人。根据神山的说法，八大的代表跟七大的不同，必须要「代表」选举母体的意见，而他们的选举母体——日共下层机关又必须要服从指导部的方针，因此代表不能发表反对意见。当年6月9日开始的中委总会决议不在党报上发表反对、弃权意见，先是6月25日东京都委员会宣布拥护纲领草案，接着各都道府县委员会纷纷召开会议，表明支持纲领草案的立场。6月28日的『赤旗』批判社会主义革命论是机会主义，呼吁支持宫本的纲领草案。
已经无计可施的春日庄次郎狼狈地放弃了统制委员会议长的职务，于7月7日递交了离党申请书，第二天发表了相关声明：
「异常地执着于错误路线的干部，为了压下党内外的批评和反对而破坏了党内民主。在今八大召开之际，他们亲自践踏章程，有组织地排除持反对意见的代表进入大会，既不让持有少数意见的中央委员发表意见书，也不让抱有少数意见的人成为大会代表，自顾自地召开了大会。在这种状态下，几乎没有余地来依靠党内民主主义，通过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改善事态了。」
支持春日的人高呼「日本共○党万岁！」，开始离开日共。不久龟山、波多等人相继离党，日共也将他们一一开除党籍。就这样，在7月25日八大召开前，反对宫本路线的人全部被驱逐出党。大会上没有人反对宫本，大会全体一致通过了纲领草案 ，这就是后来的『1961年纲领』。日共八大进一步巩固了宫本体制，这次大会上当选的干部之中，只有宫本显治、袴田里见、松岛治重三人兼任干部会员与书记局员，而原本的最高机关中委会则被宫本掺沙子增加到60人，使权力进一步向宫本和他的亲信接近。
如果说『1961年纲领』标志了宫本理论的确立，日共八大就代表了宫本体制的完成。宫本显治巧妙地发挥自己的两面性，一面是理论家——煞费苦心地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论移植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日本，开辟出修正主义的新路；一面是权谋家——用尽各种帝王权术，排除自己的反对者，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宫本的这两张脸，是日共这个「理论家的党」的基本特色。
第一张脸的「宫本路线」，基本可以概括为「抛掉暴力革命，将暴力革命作为以后再说、那时再说的遥远课题，当下集中一切力量于发展党组织、通过选举上台」。或者用中北浩尔的话来说，就是：
一，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1961年纲领』为核心；二是在国际共运内部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三是建立群众性党组织，并以此为基础，谋求扩大日共在国会等机构的席位的政治路线。
三条道理相缠相绕，最根本的还是选举万岁，选举第一，第一条是为了假装马克思主义与选举万岁路线不矛盾，第二条是防止中苏的问题影响日共在日本小市民中的观感，第三条是如何实现选举票数跃升的操作方法论。就算宫本在党内至高无上，他也要为了选票而频频在电视节目上登场，通过参与座谈会、发布书籍等一切方面增加自己的温和感。
1967年新左翼运动爆发以后，宫本显治刻意出来「澄清」，日共与暴力斗争路线从来没有任何关系 ，「50年问题」是所感派分派的问题，自己更与暴力斗争路线没有半毛钱关系。在大学的校园里，日共组织「晓之行动队」，冲锋在亲手殴打新左翼的第一线，还采取各种阴谋诡计破坏新左翼运动，比如「控诉战术」， 即先派人到新左翼那里踢馆，新左翼打回来时，就找人拍照，随即派日共的专属律师，上诉到法院。
日共民青领导人川上彻回忆说，就在东大安田讲堂决战前夜，宫本对他说了一番话：
「那是在安田讲堂陷落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机动队会闯进去的时候。宫本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问我：『民青系的』全学联武装部队能否在一夜之内撤走？无论是木棒、安全帽还是投石用的石头，任何东西都不能留在现场。应该彻底从教育学院撤走。这是叮嘱民青的指示。……宫本在想什么呢？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选举。……大选于12月举行，日共从五席跃升至十四席。社会党失去50席，议席大幅减少至90席。与和『激进派』、『反战青年委员会』有所关系的社会党相比，日共成功地给国民带来了安心感。」
在理论上，宫本显治也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突破，比如在1970年让不破哲三宣布「人民的议会主义」，将自己此前半遮半掩的议会革命论确立为日共的官方革命路线 ；又比如，通过十二大（1973年）、十三大（1976年）两次大会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此外，宫本又打着交流借鉴的名义，抄袭了一大堆欧共主义的理论，本地化以后七缝八缝，总算将资产阶级民主完整地塞进了日共的理论体系之中，宣布日共上台前后都完全接纳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绝不侵犯市民的私有制。
宫本可以这么做，始终是因为他研发出来的、弹性极好的「民族民主革命论」。有了这套理论，他才有底气到了1990年也宣称，日共没有必要像意共一样转向社会民主主义：
「我们在日本虽然名为共○党，但实际上并不想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而是想控制巨大的垄断企业，让美国撤军，这是民主（主义）的要求。在此范围内的事情绝不是社会主义。」
或许正因如此，日共才要今天也一直坚持这套理论吧。
由于日共趁着日本社会党忙于党内斗争时，积极开辟都市新兴市民的沃土，将中小工商业者、地域市民、医生等中产市民阶层组织起来，宫本路线在选举上大获成功。随着日共支持的革新自治体运动以破竹之势冲向日本全国，革新首长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诞生，日共的得票率也稳步上升，终于让1953年参议院选举中直接挂零蛋的日共，在1972年众议院选举中一举夺得38席，成为第三大党。
然而，宫本显治还有「权谋家」的第二张脸。从1961年他开始完全掌权，到1998年引退的三十七年间，日共党机关内部时不时就会传出反对宫本的小小声音，宫本对此一向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不管其程度有多大，一律坚决扑杀，有时除了直接开除反对者（伊里一智事件）以外，还要拷打反对者（新日和见主义事件）。
1964年日共与苏联决裂时，面对志贺义雄公然反对指导部的决定而在众议院投票投下赞成票，人在东大国的宫本立刻赶回日本，于是倾向苏联的志贺义雄、中野重治、神山茂夫、铃木市藏相继被开除出党；1966年日共与东大国决裂时，支持ネコ革命路线的西泽隆二等人也被开除出党。到1966年10月日共十大为止，在新一届的中○委员中，原来六全协时的老中○委员仅剩下宫本、野坂、袴田、绀野几人。日共的除名行动让宫本显治大张旗鼓宣传的自主独立路线更像是一个排除异己的附赠品，毋宁说是宫本显治在不断巩固自己唯一绝对威信时，从这棵修正之树上掉下的果子。
在宫本显治建立自己的宫本王朝时，就连一直对宫本忠心耿耿的袴田里见也难逃一劫。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反映了1970年代宫本显治陆续提拔忠于自己的新人，将老干部边缘化的一景：
过去一有事就来商量的宫本，也从那时起不理睬我了。正象有人背后骂我是『刽子手浅右卫门』那样，过去只要一闹事，就由我出面，同反对派和派别活动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党的十大前夕清除ネコ盲从分子后，也就基本结束了。与此同时，宫本就不需要我了。
不错，不破等人确实对宫本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写出又长又难的论文，但这些秀才并没有经历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缺乏群众运动和日常工作的基本功。
1976年立花隆的『日共の研究』三册出版后，小畑达夫之死再次成为风口浪尖。为了推卸责任，宫本显治毫不犹豫地献祭掉自己的这位的老朋友，在1977年将袴田里见开除出党，导致两人决裂。
与德田球一这种强于行动、弱于理论，满怀人情味与热情、但也爹味满满的人相比，宫本显治几乎是他的对立面。宫本显治是一个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一切事情都要按照党的规章与手续来做。想要排除反对者时，宫本不会像德田那样一道命令就开除出党（如1950年的中西功），而会等到反对者主动违反日共的「党纪」，这时宫本显治就会化身为党纪的执行者，将他们开除出党。
新左翼运动的早期领导人森田实曾经说：
另一方面，（大家）也反感宫本的官僚主义态度和傲慢。他被看作只会说「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机器人，毫无人情味 。双方除了这种情感上的对立，在理论上的对立也很大。
宫本显治本人就彷如代代木修正主义的化身：狡诈的机会主义，为了选举与党势扩大，如何变通都可以；不近人情的党规党纪，一切党员必须服从宫本指导部；强欲的自我中心主义，一切运动必须以我为中心，为了坚持这种领导不惜分裂运动。
1960年诞生的名篇小说『政党』（倉橋由美子）中，主人公曾以自己的口吻对日共有过一种如此的奇妙描述：
「『党』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以奇妙复杂的机制运转着，不断地收缩着吞吐着像我这样的个人。但它的存在是非常抽象的。它是由各种各样的『成规』和『秘仪』组成的，在我看来简直就像某种宗教团体。其目的是『救赎』，救赎就是相信。但我什么都不相信。我不相信「革命的必然性」，也不相信我的活动有什么客观意义。我只是单纯地决定选择『党』，我认为这是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完成的。」
或许这样的『党』，正是宫本显治时代的日共，以及宫本显治本人的结构。
终章 密室中的宫本之死
在宫本显治最晚年的岁月里，他几乎就是日共的现人神。当时担任干部会成员的筆坂秀世说：
「（宫本显治）对我们日共党员来说是神，云上人。他是克里斯马，是绝对的权威。是眼光锐利，有威压的政治家。虽然，他晚年已经形同蜡像。他在引退的前几年开会时，也只是在大会上而已。没有笑容，表情也几乎没有变化。」
某位党员说道：
「宫本因为老是被人有人怀疑那件事（小畑·大泉私刑审问事件），自己疑神疑鬼起来。所以，他如果不确定某个人是否发自内心地对自己宣誓忠诚，就不会相信某个人，陷入了一种政治上的自闭症。他在周围设置只会唯命是从的亲信，形成一道防护墙，不通过这道防护墙，宫本是不会见人、说话的。」
根据袴田里见回忆，他被开除出党时，日共实质上是四重权力架构。原本的党内最高权力机关由于相继人满为患，由中委会转移到干部会，不久又变成常任干部会。但其实，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宫本（委员长）、不破（书记局长）、上田耕一郎（副委员长）等人每周一次的小会议，常任干部会也只是走个流程以后。袴田里见是1977年离开日共的，在那以后二十年，也许到宫本晚年，四重权力结构已经变成五重、六重的权力结构了吧。
上述的那位老党员在担任日共国会议员秘书时，因为在国会走廊里对宫本说：「早安」，被宫本的左右训斥了一顿。他感叹说：
「因为跟宫本太过亲昵了。把宫本议长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的话，会让他非常生气。他简直是偶像。神一样的存在。人们必须向宫本显治五体投地。 不跪下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赶出了党，一直跟在宫本身后的袴田也被撵了出去，野坂最后也被开除出党。」
在这种情况下，日共的历史观也奇妙起来。自我中心主义的宫本显治不允许赞扬背叛自己的人、欺负自己的人，因而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人都遭到了全面的批判。「日共认为自己的历史是伟大的，碰得像天一样高，但是德田球一、野坂参三、志贺义雄、中野重治等响当当的日共干部现在都被完全否定，批判为一无是处。战后获得好评的领导人只有宫本显治。（日共看起来）优秀的只有宫本先生，其他都是垃圾一样的人物组成的政党 。」
晚年的宫本显治也在代代木的深宫里，享尽了奢靡生活。
「（宫本）无论什么都喜欢名牌，西装是英国的，领带是法国的，皮鞋是意大利的，最喜欢鳗鱼饭，而且一定是银座有名的料亭的。报纸看朝日新闻，电视看NHK。党的领袖总是东大毕业的，不破先生和志位先生也是。」
日共有一次开党大会时，请了一位曾在帝国饭店工作的厨师来烹饪党大会上提供的食物。大会结束后，那位厨师感慨地说：「只有日共才会因为组织内身份等级的不同，而改变菜单的内容 」。
1992年野坂参三因为出卖山本悬藏的问题，遭到日共开除。筆坂秀世回忆说，当时野坂坐着轮椅出席，在宣读开除党籍的理由后，野坂被问有没有话要说。
「野坂先生因为是长州出身，所以说了句『不成（存）在』，就这样退席了。开除党籍的决定被大会一致通过，之后，宫本先生除了说开除的理由以外，开始说野坂的坏话。」
那是遥远的四十二年前。1950年的那个初夏，日共中○委员纷纷遭到GHQ公职追放，但野坂是所感派的大员，宫本是国际派的大员。因而，野坂很快跟着德田就潜入了地下，国际派的巨头们则不得不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宫本先生问野坂『今后怎么办』，野坂说：『这个夏天，去卖冰棍儿不就好了』。他恶毒地说野坂是个多么过分无情的人。我（筆坂）强烈地认为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你还让这样的男人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议长，退休后还让他当了名誉议长呢？做这件事的不是你吗？」
其实，宫本显治一直是这么小心眼的。野坂参三在1958年的日共七大仅仅只是在大会报告上，说一句「五全协」依然是党内团结的大会，宫本显治不忘在三十多年以后的日共党大会上，特意删除了这一节，以宣示整个所感派都不是日共组织。宫本对于让他不爽的人，一向记得很牢，也一向报仇。
随着宫本显治晚年年老力衰，他遇到了每一个专制政治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尽管可以把所有反对者都赶出去，但新的反对者还是会从自己忠于自己的人中诞生。1994年日共党大会上，宫本显治因病未能出席，只由立木洋代读了宫本显治的讲话。但即便如此，在这次大会上，宫本显治还是组织了日共党组织对丸山真男的大批判，这或许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日共在冷战结束后因越发孤立而产生的痉挛般不安。然而，这次批判却加速了日共系知识分子远离日共的步伐。大会结束前，宫本显治会不会就此退位的消息满天飞，不破哲三却宣布，宫本显治是「别人难以代替的人。」
晚年的宫本显治多次入院，已经衰老至极。1997年日共二十一大上，宫本显治依然没能出席大会，就这样宣布「引退」。据说，这是不破哲三在大会开幕前亲自来到宫本家，对他进行「劝说」。不少人也认为，这是不破哲三联合志位和夫、市田忠义等人，一齐向宫本逼宫，是一场宫廷政变。
当时宫本显治面对不破哲三的逼问，回答了一句：
你说，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
筆坂秀世说，他听到这句话时，反而可怜起了宫本显治。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宫本先生很像一个普通人。他到最后都恋恋不舍地想要抓住自己的权位不放。什么嘛，宫本先生不也是普通人吗？从他不再是议长的那一刻起，谁也不理他，他的影响力就变成零了。」
宫本退位以后，最忠于他的那群秘书团——宫本秘书出身的日共干部，纷纷被不破哲三劝退。晚年的宫本显治一直隐居在自己家中，接受家政妇人和日共职员的服务，也曾多次进入日共开设的医院。当时的他似乎已经完全老年痴呆，但他病房所在的那层依然完全封闭，只有日共干部才能进入。
2007年7月18日，宫本显治去世。享年98岁。日共的机关报『赤旗』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报道他的去世，记载他去世的消息只跟冲绳发生小地震的篇幅一样大。退位以后的宫本显治，已经彻底地被日共抛弃了。一生将自己神像化的宫本显治，死后变成了真正的神像，日共只将他作为大院庭前的雕像。
宫本显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1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日本不需要一个战前社会主义活动家，哪怕已经修得看不出本来面目。宫本死前三年，在2004年的日共二十三大上，不破哲三一手主导了日共纲领的修改，从『1961年纲领』变成了『2004年纲领』。「民族」与「革命」的色彩多少淡去，日共已经不需要宫本显治的理论——在革命派面前辩解自己为什么走改良主义道路的理论了。相反，日共需要向冷战后日益保守的日本市民社会解释，自己绝对没有一分一秒想过要革命。
宫本显治的修正主义大作『敌人态度论』，也因为留了一个「不排除武装起义可能性」的口子，被自民党和保守派反复揪斗。2020年安倍晋三在国会旧事重提，宣布「敌人态度论」就是暴力革命论，因此要继续按照破防法监视日共时，志位和夫不得不在2021年的日共中全会上宣布，日共自从2004年纲领以后就已经逐步减少使用「敌人态度论」，今后将永远不再使用。换句话说，日共宣布自己今后无论如何遇到任何情况，都不会采取武装性的行动。
宫本显治是日本修正主义的化身。然而当日本社会连修正主义都无法忍耐的时候，宫本显治也就只能退入历史的阴影之中了。日本的广袤大地上，革命之鸟、新左翼之鸟相继飞过，都在划出一道火色的痕迹后很快坠落。如今，修正主义的不死鸟也随着宫本显治的去世，融化在了这片青空之中。不知道2007年的那个盛夏，会多少人会为这只不死鸟的消失，而为这位丑陋的对手生出惜别之感呢？
①值得一提的是，宫本显治到战后依然坚持战前的这套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拒绝反思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近代文学派发生了论战：
值得一提的是，宫本显治认为，《近代文学》的观点只不过是单纯逃避政治的自我主义。他在座谈会上断定“《近代文学》的编者们尤其推崇白鸟的自我主义”。他还认为，“战时，艺术隶属于政治，是指隶属于军国主义，这当然是犯罪行为，但艺术如果隶属于进步政治的话，艺术将不再是奴隶，而会迎来发展的春天”。[539]
宫本如此批判《近代文学》，虽说与《近代文学》使用“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负面“惯用词”有关，但还有其他原因。宫本自己就是文学家，曾是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当时，小田切秀雄拜访宫本夫妇宅邸，宫本夫人百合子对《近代文学》表示出一定的理解，但宫本显治“因自己曾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瓦解时期的地下政治领导者，完全不承认批判自己责任的文学批判运动”。
②即，袴田所说的：「他坦白说，昭和八年四月，自己在神田万世桥警署的辖区内散步时，见到了之前逮捕并审讯他的该署特高主任高桥，告诉了他当时的自己住处，并和高桥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后来又和高桥见了好几次面……」，以及「从日警那里释放后，特高偶尔会来询问他的动静，他对此不得不提供一些情报——我们对他的审讯之长，乃至于查到了这样的消息。」还有所谓的：
「小畑在昭和六年秋入党，同年年底被万世桥警署逮捕，高桥特高警部外一名警官对他进行审讯，但小畑发誓转向，仅在拘押四十天后就被释放了……」
然而，战后出任日共财政部长、曾与宫本一起为国际派而奋斗的龟山幸三，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
「在路上碰见○察，被请客吃乌冬面或荞麦面，被请客看电影，就能成为间谍吗？被逮捕、被殴打、被威胁，然后被人收买，如果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才成为间谍的话，还说得过去，但如果是在路上遇到，就被人请去当间谍了的话，动机就太薄弱了。那个时候小畑正在努力重建全协，所以首先他的动机和根据都很奇怪。他毕竟是在路上遇到了曾经逮捕过一次的熟人特高刑○——如果他过着非法生活被人知道了，或者被通缉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并非这样的，否则他是不可能突然逃走的。昭和八年四月当时，应该是小畑由全协中○常任委员转调党中央委员前夕，如果这些事情被○察知道了，就不可能见到特高刑○而一起吃饭。很明显，这样的话他马上就会被逮捕。正因为○察不知道这些事，所以很明显就只是他们吃了饭或说了几句话而已。
我自己也有一些经验。昭和十年秋前后，我因京都九·三事件而被判缓刑，但另一方面，我与人民战线运动有着秘密的关系。我走在高松市时，有时也会遇到相熟的特高刑○。没办法，只好简单地打个招呼，也说些闲话。敌人正从这些话中窥视着我们。如果看到特高的脸就逃走的话，第二天肯定会被抓住。
我的这种体验也许是很小的经验，但无论在哪里，即使是全协的工会成员，只要遇到认识的特高，至少可以喝杯茶。我想，小畑应该见过一两次万世桥警署的高桥警部。但他不可能在那里成为间谍。」
③证言如下。在电影研究会认识小畑的人说：
「昭和几年的秋天，我在从秋田回大馆的车上遇到了小畑君。我叫了一声『喂』，小畑君摇了摇头，用眼神示意我不要跟他说话。在大馆站下车后，小畑君拉开我走远了。等我回过神来，能代警署的刑○拿出一本类似○察手册的东西给大馆警署的刑○看，指着小畑君，好像在说『就是那个，那个』。看到这一幕，我才明白小畑君在车里的态度，他说刑○在跟踪他，让我不要靠近他。」
小畑家的家庭教师井上隼太郎说：
「那是一个又黑又冷的晚上。我在朋友的服装店打麻将回来的路上，大概过了十二点。我走到长仓町和马喰町交界处的小巷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走近一看，是达夫和他母亲。我对他说：『什么嘛，既然回来了，也可以顺便到我家来一下嘛。』达夫制止我说：『别跟我说话，跟我说话不会有什么好事。』因为之前小林多喜二（也生于秋田县大馆市）的事也发生过，所以我很惊讶，慌忙四下看了看，看起来不像是有刑○。」
小畑达夫1907年生于北秋田郡二井田村，村里大部分人都姓小畑。他的父亲是小畑家的本流，做过小学老师，是个小地主，在小畑五岁时去世了。将小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辛苦拉扯大的，是他的继母小畑郁。小畑达夫的叔父是大杉荣的弟子，导致他在上大馆中学时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开始公然批判天皇制，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学四年级时，由于他和朋友打杀了路上的野狗，在神社煮狗肉锅吃，他被大馆中学开除。随后小畑在1929年来到东京，成为邮局工人，辗转在本所浅草等地做过，就在这时接触了全协，通过组织邮局工人，成为了「日本通信」工会的干部。他在大馆中学的前辈黒沢敏雄又带他入了党，就此小畑逐渐在全协中越做越高，直到1933年被调入日共指导部。
他的弟弟大川俊男（过继给了大川家）也曾因人民战线事件被捕。小畑遇害消息天下大白以后，他写给村里朋友的一封信，被刊登在在『秋田魁新报』上面：
「我想您已经从报纸上详细了解了此事，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我哥哥并不是叛徒。我哥哥是才是真正的党员。我可以确信，我哥哥是日本共○党的正统继承人。
刚才我在哥哥面前给他唱了〇〇的歌。这对哥哥来说实在是少之又少。应该把党的旗帜拿过来，将他的遗体包起来。母亲在悲伤中也很健康。只是报纸上把哥哥描写成叛徒，这让我感到很遗憾。」
④如守屋典郎：
「我是一名日共党员，却在无意间屈服于敌人，为自己的人性留下了耻辱。我为此感到羞愧，并把自己的努力限定和集中到如何重新出发、重新锤炼自己上来。所以出狱后，我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理论活动上。
战后的（昭和）二十年12月2日，我再次加入了日共，至今仍把锤炼自己的人格、使自己成长起来为第一要务。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不想成为领导者，只想作为最基层的党员而生活下去。
对我来说，转向依然是一个伤疤。我想虽然这个伤疤是致命的，但如果我在那之后有所成长的话，那也是因为我一直在反省这个可怕的伤疤。然而，这种努力对于我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我也依然在这里感到自己的极限所在。」
⑤值得一提的是，不破哲三、堤清二、氏家齐三郎当时都在这个日共东大支部里面。
⑥宫本显治在日共七大上如此宣称：
「如果日本党在这次大会上承认社会主义革命论，我党的国际连带性就会消失。在世界上的兄弟党都在对抗美帝国主义侵略，将其视为共同课题的时候，假如只有我们党回避这个现实，把打倒垄断资本作为主要目标，那只能是修正主义。」
春日庄次郎则反驳道：
「正如我们一直以来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进行斗争一样，我们并不否定这一斗争。问题在于，这种斗争到底是否属于基本战略的问题。宫本说我们就像是屈从于美帝国主义一样，实在是太令人迷惑了。 」
⑦宫本显治有多小心眼呢？不破兄弟曾在1956～195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战后革命论战史』的书，详细地介绍了战后日共党内对方针路线的议论，以及他们两人的看法。
这本书遭到宫本的激烈批判，1964年被迫绝版。原因无非是，这本书居然不经指导部批准就把50年问题拿出来讲，犯了分派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错误。1983年——也就是不破哲三要从宫本显治那里接班前后，宫本可能是怕他们翻案，居然要求兄弟两人都写了一封自我批判书，发表在当年八月的『前卫』上。此时不破已经要接任日共委员长，上田后来也做到日共副委员长，不过宫本依然有权命令他们这么做，以示忠诚。
参考文献：
『日本共○党の研究』（一、二、三）（立花隆）
『日本共○党──「革命」を夢見た100年』（中北浩爾）
『私の戦後史』（袴田里見）
『日本○○党の100年』（佐藤優）
『パルタイ』（倉橋由美子）
『真説 日本左翼史 戦後左派の源流 1945─1960』（池上彰／佐藤優）
『激動 日本左翼史 学生運動と過激派 1960─1972』（池上 彰／佐藤 優）
『強制と自主独立の間－日本共○党 「軍事方針」をめぐる国際環境 （1949 〜 55）－ （1）、（3）、（5）』（松村史紀）
『宮本顕治論——日本共○党の指導者——』（中村勝范）
『新左翼の遺産——ニューレフトからポストモダンへ』（大嶽秀夫）
『共○党のカリスマ「宮本顕治」の偶像 リンチ査問事件のアキレス腱』（デイリー新潮）
『宮本顕治 鰻とカップ酒のこだわり』（筆坂秀世）
『プロレタリア・ヒューマニズムとは何か－宮本顕治氏の所説について－』（労働者文学会議 志保田行）
『不実の文学－宮本顕治氏の文学について』（1995年度労働者文学賞の評論部門・入選作品）（志保田行）
『戦後日本共○党の二重帳簿』(亀山幸三)
『「天皇」と呼ばれた男―撮影監督宮島義勇の昭和回想録』（愛育社、2002年）（宮島義勇著・山口猛編）
『私の50年史』（宮本顕治）
『50年分裂から六全協まで 吉田四郎氏に聞く』（聞き手 丸山茂樹 勝部元 原全五 伊藤晃 小森春雄）
『私の山村工作隊体験』（脇田憲一）
『戦後期左翼人士群像』（増山太助）
『日本共○党の戦後秘史』（兵本達吉）
『「宮本百合子」の生成——中條/宮本百合子「小祝の一家」論』（池田啓悟）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小熊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