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兹在简短地介绍一下香江的住房政策，以检证一下香江的房地产神话与八万五建屋问题的神话。
「假如政府真的为公众提供居所，公众可以基于什么标准而入住？租金应交多少？……最后，政府要兴建多少楼宇？一千层？如果一层的成本是十万元，那便等于一亿元了！」
——1949年3月，立法局议员罗文锦，立法局会议
香江的房屋政策很早就已经开始。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江居民恶劣的生活环境（遍地木屋），即便是殖民的港英政府也不得不逐步改善住房情况。1953年石硖尾大火后，为了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港英政府终于在同年拨款1600万元，加班加点制造了一大堆（比较粗制滥造的、生活条件差的）徙置大厦（屋邨），这可以说是「原始」的公屋。但是这些屋邨不如说是「难民营」，是港英政府试图以最少的资金为最多的灾民、难民制造居所的产物，其中也没有什么室内起居设施。比如厕所、浴室、自来水等必须必须来到大厦内的公用场所使用。
到在1961年、1962年、1964年，这种公屋的生活设备与宜居程度才不断提升起来：虽然1960年代的公屋依然没有卧室与客厅，但已经开始有厨房与厕所。到了1970年代初，居住在公屋中的香江住民已经超过三分之一。随着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江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也成了势在必成的事情。在麦理浩港督时期，出于争取民心、抗衡内外政治压力、巩固港英殖民统治的管治思路考虑，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不但1972年将三个各自为政的机构合而为一，建立房屋委员会，还在同年宣布一个庞大的十年建屋计划，要在十年内为180万人提供公共房屋。到1976年，港英政府又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为部分中产阶层服务。通过这样，公屋政策逐渐由提供救急扶贫的住所，转为为现代市民提供比较家庭宜居的住所。
与新公屋政策配套的，是新市镇计划。在香江居住在僭建木屋、天台屋的大量市民急于上楼的情况下，港英政府顺利地将公屋政策、新市镇计划与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得以使得人口与工业向市中心外流动扩散，快速推进香江人口与环境的城市化。这样，港英政府得以较为成功地为一代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居住在屋邨中的、较为稳定的童年。他们也通过这种生活形成了新的认同、自豪感与价值观：自己是生活在一座模范城市中的市民。然而，19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推行小政府、收缩政府开支与社会角色的新公共政策浪潮，也冲击了港英一度建立的民生福利制度，使得其在房屋政策上有所收缩，并推向私有化。即便如此，到彭定康时期，港英政府依然推出了五年内每天平均兴建100个新公屋单位的承诺。
然而，在1985年到1994年间，香江住宅的价格上升了4.3倍，楼宇炒卖之风盛行，让工薪阶层承担了极大的租金与供楼开支。随着十大房地产公司相继上市，以及各国资金的涌入，1984年到1997年间，香江房价年平均增长20％，在激增的房价背后，房地产投机事业越来越发达。到了1997年前，随着炒卖盛行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压力更趋加大，使得市民叫苦连天。
至于1997年以后的房屋政策，以下兹全文摘录『贫而无怨难：香江民生福利发展史』98页到100页部分：
「董建华对民生福利是有一套鸿图大计，希望在以往政策基础上订立一个整体发展纲领，尤其是在房屋方面。他在1997年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宣布，从1997年开始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包括50000个公管单位及35000个私营单位，在十年内总共兴建250000个公屋单位，并将轮候公屋的时间缩短到三年。不过，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①，这个建设大计不单被截停，后来更是不了了之。再进一步，因地产业陷入萎缩，按揭坏账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政府开始承担起托市责任，于1998年5月公布七项紧急措施，一方面放宽炒楼的限制，另一方面推行出售公屋计划，鼓励公屋租户购买租住单位。不过，因这些措施反应冷淡，政府再公布九项措施，增加「首次置业贷款计划」两倍拨款，增加「自置居所贷款计划」的名额等，并在1999年推出勾地表，试探地皮底线价，但是这些措施仍未能刺激楼市。于是，政府从2002年减建公屋和停止出售公屋，代之以提供置业贷款，然而这些帮助依然缺乏力度，直至2005年经济恢复元气，楼市才恢复正常。不过，因为这八年以来政府对楼市放松了束缚，地产商购买及囤积了不少土地，到后来经济恢复期中，政府在控制楼宇炒卖活动时已大不如前，减弱了操控的能力，尤其是新界土地的发展用途。另一方面，房委会重新检讨公共房屋政策的运作架构，开始将180个屋邨市场及8万个停车场单位的管理彻底私有化，在2004年将这些服务卖给一间上市的领汇公司（后来改名为领展），获利320亿元。这个做法惹起相当强烈的反响，一个居民抗议出售公共资产而和政府对簿公堂，不过在2005年败诉。这种种变化，显示了政府不单减少对房屋市场的干预，还主动地退到最低防线，坐大了私营市场的势力，尤其是垄断性产业。一般市民在房屋政策上失去了政府的屏障，以往港督麦理浩的「安居乐业」政策目标，已成为地产业赚钱的囊中之物，亦引致后来劏房、物业价格及房租暴升种种问题的出现。
本书所划定的回顾期限只是到2012年为止，所以在此不评论第三任特首梁振英「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但前两任特首在面对经济危机下采取了一个很明确的商品化政策，维持有限的较低廉出租公屋供应量给低收入阶层、但在扶贫目标之外，却放手让市场接管，尤其是取消了兴建房屋，使「三文治阶层」（中中及中下层）失却政策保护的保障，在缺乏选择下被推入私营市场，在需求与供应失衡下任由市场宰割。董建华及曾荫权的房屋政策主导思想是把社会分为两个明确的阶层，一个是缺乏购买物业能力的低下阶层，政府通过出租公屋使人们有安居之所，而另一个阶层是可以把房屋转化为私人物业的中产人士，不单可以安居，而且还可以作为投资致富之用，要自行承担一切选择的后果。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来看，房屋政策只是退居至扶贫责任，政府订下公共屋邨的编配及租金政策，对并非穷人的一般市民，再没有什么值得它的担忧及挂虑。
董建华的房屋政策从起初的8万5千个单位往后退，着重救市安排，到经济恢复正常后，却迎来一个楼宇炒卖局面。在曾荫权初任特首时，豪宅的价格被炒起，他还很高兴这只是局部现象，但后来才察觉普通市民的楼宇也面对炒风，私营房屋的供款和入息比例上升到41％，劏房的问题成为了舆论焦点，于是在2011/12年的施政报告中一反常态，用了三十段落来解释要推行新政，宣布增加土地供应、研究是否通过资助置业贷款、推出置安心计划、活化居屋第二市场、监察销售，以及市区重建、楼宇安全等政策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已经来得太迟，在房屋供应及需求严重失衡下，房屋政策可以说已经成为最严重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至于土地政策，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江经济泡沫崩坏，失业率上升，经济总体下行。
参考文献：
『香江模式：从现在式到过去式』（吕大乐）
『贫而无怨难：香江民生福利发展史』（冯可立）
『房屋空間與生命政治: 以香江公營房屋為例』（谢晓阳）